再塑重庆

　　再塑重庆

　　重庆正在起变化。

　　薄熙来，重庆直辖以来的第四任市委书记冀图改变的不止是这座城市的环境、经济，他最想改变的是这座城市的精神。

　　在重庆直辖后的新版图里，百分之七十的新重庆人都是农民，剩余的百分之三十才是市民。重塑山城的工程浩大而艰巨，城市的管理者、居住者、建设者都被纳入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来，开始从精神到行动的变脸行动。

　　重庆的打黑被舆论解读为一次“风暴”，重庆的唱红又被视作是相当规模另类的“文化运动”。当然，还有更大张旗鼓的宣称自己要称为西部物流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的“经济运动”。 薄熙来并不讳言这一系列行动被外界传为“新五四运动”。

　　再塑重庆，在官方与民间都被调动起来后，成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未来的重庆将在喧嚣过后渐次成形。

　　黑金覆灭：重庆的打黑风暴

　　重庆的黑金生态像一颗毒瘤一样，慢慢吸食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并慢慢渗透到政治领域，直至织成一张充满血腥的黑网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强 刘彦昆 重庆报道   

　　10月的重庆，注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天空淅淅沥沥地飘着细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外，前来旁听的重庆市民挤成几条不成形的队伍，在等候开庭的同时，议论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打黑风暴。

　　10月12日，随着杨天庆、刘钟永、李义、谢才萍等涉黑案陆续开庭，重庆打黑进入实质性阶段。“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如是说。

　　黑金网络下的重庆

　　2000年10月25日晚，“白云湖”的枪声揭开了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李虹、原副总队长龙蜀渝等人与以王渝男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互相勾结的黑幕。

　　就在白云湖枪案之前半个月，警方曾查获、扣押白云湖赌场数百万元赌金、80多辆汽车。然而，面对这样的大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的文强居然能一声招呼，将大量涉赌人员释放，涉案资金和汽车悉数退还。

　　“杀人案能摆平，开赌场敛财也能摆平，还有什么不能摆平的？”在谢才萍看来，“二哥什么都可以摆平，他就是天，他就是法，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黑老大们如此嚣张的一面恰恰说明，在黑金政治下的重庆，有些人确实能做到只手遮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认为，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且在局部出现了“黑金政治”。政治权力与犯罪势力的勾结，已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极少数官员实际上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已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权力。

　　“虽然现在这还只是个苗头，但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在下一个十年面临的主要问题。”何秉松说。

　　10月14日晚，谢才萍的直接“保护伞”——重庆市黄泥磅派出所原副所长郭胜和民警甘勇在庭上认罪，并爆出惊人内幕：至少还有另外7名警员接受了谢才萍团伙的贿赂。

　　“我当时觉得查赌，除了我们派出所，分局也有查禁职能，所以光给派出所送钱不行，还必须给分局相关部门送。”郭胜说。最终双方商定的价格是每月6万元。

　　而据甘勇交代，这笔钱送给分局治安支队3名警员7000元，送给巡警支队支队长5000元，黄泥磅派出所两名主要领导各5000元，两名副所长各3000元。剩下的钱，基本是他和郭分了。

　　郭胜交代，拿了好处费后，他从未去查过该茶楼。

　　“一个老板要想挣钱，也不是说一定要打死几个人，杀死几个人，但我总要防止别人来欺负我，我总得有点人吧。”重庆当地一个老板说，“每一个行业都按正规的来，就没得竞争的了，你说政府部门他不贪，你不贪，我们的手续都按照正规的来办，每个人都可以去办了。”

　　这种潜规则一直在暗中左右着重庆的很多行业，以至于形成诸如猪霸、渔霸等多行业的霸主。上述重庆老板介绍，2002年之前，重庆有108家生猪屠宰场，2002年到2003年之间，只剩下8家。

　　该老板说，“从108家到8家，当时拿到一个手续有多难你能想象到，你不乱来肯定不行。”

　　“那个时候，市农业局成立了华牧屠宰有限公司，市里投资2个多亿，后来以每年100万的价格承包给一个叫周云的，现在这个人消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天伦正式走上行业垄断之路。王天伦的老家和合川，在对猪源的垄断过程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我开了十几年屠宰场。我们这卖6块8，王三那边必须是7块5。我们江北这边是随行就市，他那边垄断后价格就是他定喽。”该老板说。

　　而据知情人透露，王天伦和文强关系都很好。

　　一名打黑专案组成员透露，文强专案组缴获的实物在成果展上进行了展示，5件文物古董，包括佛头，象牙雕刻，两个清代瓷瓶，张大千的真迹画《黄山云泉》。这些均为文强的受贿品。该打黑专案组成员说：“当时已经觉得警察内部不可靠，重庆警方被迫借调数百名武警参与抓捕。”

　　“就在陈明亮被抓后，他的老婆左宝书还准备用5000万元买下陈明亮，其中，有600万已经给了某个企业家进行活动，后来也没成功，6月24日，左保书被抓。”这名打黑专案组成员说。

　　“这些黑势力这样猖狂，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打黑对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欢迎。政府要老百姓积极举报，市民很支持，80%的信是实名举报。说明群众非常热爱重庆。”薄熙来说。

　　从袍哥到黑社会

　　重庆人讲义气，俗语叫做“耿直”，这是早年重庆袍哥文化的精髓。

　　如今，在黑道盛行的重庆，这种被异化的江湖气被诟病为重庆黑社会的发源土壤。

　　“上世纪30年代的袍哥是一种民间结构和力量，是民间自治，他们更江湖些。现代黑社会和当初的袍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重庆民间学者王康当即为袍哥正名。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原主任、重庆市社科院原院长俞荣根说：“中国人都讲究哥们儿义气。如果非要把黑社会问题和这个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有些联系，但这绝不是特别值得去追究的一个原因。但是，重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比较霸气、匪气，称兄道弟，把持自己的山头，但是这些情况不是重庆独有。”

　　而在王康看来，当年袍哥的出现，是一种维持地方治安的办法，“在没有完成大一统之前，这是一种自然经济的补充。”

　　那个时候的袍哥们大多生活不算富裕，有些还是很辛苦地赚些活命钱。“黑社会也是和经济发展相当的。”王康说。

　　时至今日，我们早已看不到袍哥们的影子，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一息尚存的“江湖气”。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还是个很贫穷的城市，经济发展滞后，人们的思想也不够开阔。当时重庆市高层的意见是要放开一点，特别是宾馆、娱乐场所等服务业，要放开尺度。

　　这个阶段开始于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运动，让重庆的棒棒军立刻壮大起来。作为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认为，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大量城市贫民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

　　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以“二王”为代表的重庆现代黑社会正是发端于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王平才算真正的黑社会。之前你在解放碑开个馆子，你手续办齐了后，还要到他那里去报个到。”一位重庆当地的老板直言。以王渝男、王平为首的“二王”真正称霸了重庆的黄、赌、毒和高利贷市场。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后来发现，此事与文强有关。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

　　1997年，重庆直辖，这个对重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给重庆带来了太多的机遇。时至今日，重庆正朝着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目标迈进。

　　我们看到了重庆日新月异的发展，而在一种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盲目跃进的背景下，重庆的黑色经济慢慢有了滋生壮大的土壤。

　　2000年10月，重庆“白云湖案”震惊全国，王渝男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平被通缉，重庆黑道的“二王”时代终结。而那时，陈明亮、黎强、王天伦等人已经开始逐步渗入到政治领域，编织自己的黑金网络，谋划自己的黑金帝国。

　　重庆黑金网络链条

　　在重庆的黑金网络中，“放水”即高利贷一直盛行无阻，这成为重庆涉黑团伙存活的重要支柱。

　　一份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显示，重庆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元～120亿元之间。

　　2008年，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同创置业轰然倒塌，这家总资产一度高达20亿元的企业自2007年起，累计发生的民间借贷41笔，金额高达9.17亿元，支付的利息为1.46亿元。截至2008年12月30日，同创置业对外民间借贷的余额仍高达1.88亿元。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现在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融资难，所以“放水”公司才有市场。

　　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几乎所有被抓的涉黑组织都参与了“放水”活动。

　　今年7月31日，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座无虚席，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黑金路线图。“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立军说。

　　“这在重庆很普遍，比如说我要搞一个项目需要1个亿，但我手上只有5000万，那么我必须去借，这个利息大概有7分或者8分。这也很正常。”一位重庆老板说。

　　长期以来，这样的借贷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循环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正是重庆黑帮大佬们赖以生存的方式，而在这种体系内，融入了政治因素后，就更显强大。

　　纵观文强仕途，这个在警界颇具能力的人，在慢慢陷入黑金帝国的漩涡之中。1991年，重庆市委组织部将其推荐给了市公安局，从此，文强开始自己的仕途。

　　而今，早已退休的张文彬对文强已不愿多谈。

　　1997年，市长王鸿举向一些老同志征求常务副局长的人选意见，一个是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陈焕奎，另一个就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文强。文强在此次角逐中落选，随后的2000年，文强深陷“白云湖案”危机，但却平安度过。直到2001年，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的张君案在重庆破获，作为功臣的文强不仅摆脱了“白云湖案”危机，擢升一级警监，更藉此升任常务副局长。

　　搞刑侦的人和黑社会交往的情况有两类，一是从工作出发，回到工作，同流但不合污。另一类是从工作出发，慢慢以无原则对原则，然后将这种交往变为牟利的工具。文强属于后者。

　　“像文强这样的人，比较张扬，出事之前大家对于他的事情也有所耳闻。张扬的人就容易胆大妄为，把社会上的一些规则拿过来当作理所当然。人都是从小问题开始的。”俞荣根说。

　　2009年8月7日早晨，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降落后，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便被一群便衣警察带上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此后，文强被临时关押在武警二队招待所。“文强被抓我不意外，红与黑之间有一个标准。公安办案也需要与犯罪团伙有接触，保持一定联系。文强打掉张军，线索是现在的涉黑组织提供的，但是文强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38岁当了公安局长，在我那里的研究生课程班上过课，称我为老师。他很能干，以前他经常到北大、到公安大学，讲刑事案件相关的报告，刑侦研究很有一套。”一位熟悉文强的老干部说。

　　而坊间传闻的关于文强高调出席王平女儿生日的事情，也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名重庆打黑专案组成员向记者透露，警方绘制了《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总架构图》，其中文强为金字塔塔尖，下面是文强的四大“金刚”——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原公安局长徐强。

　　此4人之下为被保护的6大涉黑团伙：陈明亮团伙、龚刚模团伙、岳宁团伙、王小军团伙、王天伦团伙和谢才萍团伙。

　　警方披露的细节显示：之前重庆市一中院、渝北区政府、渝北区公检法办公楼的物业全部由大正物业包办，大正集团的董事长马当在这次扫黑风暴中落马。

　　一场暴风雨般的打黑运动

　　“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

　　重庆的打黑风暴进行至此，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在数次庭审期间，重庆聚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内外30多家媒体的近百名记者。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透露，为掀起新一轮打黑高潮，重庆警方目前的打黑专案组已由最初的14个发展到了200个，参战干警由3000人增加到了7000人，这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

　　前述打黑组成员透露，他们已经正式开始第三轮行动。

　　打黑斗争还有些问题有待解决。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原主任、重庆市社科院原院长俞荣根认为，从一个政党的政治建设来讲，打黑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黑社会应该有明确的标准。利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首先应该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打黑是很得民心的，但是从法律问题上的界定、具体做法怎么做都是需要注意的。”俞荣根说。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近期西南政法大学正式启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机制及法律对策》课题研究，“这项课题力图深入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规律，对当前的‘打黑除恶’斗争经验进行及时而有深度的总结。”

　　西南政法大学正在把这一课题作为教学、科研中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推动，并将组织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付校长说：“要引导学生培养职业意识，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智力支持。”

　　10月12日和14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相继以大篇幅详细报道杨天庆团伙和谢才萍团伙侦破过程，披露了警员和涉黑团伙勾结的细节。

　　“这是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意思，要让主流权威媒体保持首发，引导舆论。”重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邱振邦说。

　　“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立军说。

　重庆“新文化运动”

　　对于重庆普通市民而言，“打黑”风暴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谈资出现在生活里，而规模更大、波及面更广的“唱红”活动却真实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里

　　文  本刊记者 刘彦昆 朱文强 重庆报道 

　　“主城九区的书记、区长先唱一个！”18位书记、区长齐刷刷上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一边唱一边有力地挥动着拳头。“渝东南”书记县长紧接着上台，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不尽兴，又打起节拍。“库区人民”也不甘示弱，书记县长们的一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获得阵阵掌声……“区县同志唱得很带劲儿，干事创业就要有这个精神头儿！”市委书记薄熙来又点将：“55岁以上的同志，和我一起上台唱一个……”

　　这一幕出现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重庆市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与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的红歌联欢会上，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会后，区县的党政一把手们得到了定制的焦裕禄和王进喜的小铜像，还配了一本介绍二人事迹的小册子。

　　薄熙来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四十二届年会上说：“有人说重庆正在进行‘新五四运动’，实际上我们搞的‘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是为了提升重庆人的精气神……‘五个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是从物质上改变城市面貌，而‘唱读讲传’则是提高重庆人的精神面貌。”

　　全民“唱红”

　　重庆是一座有历史、有故事的城市。重庆人深受码头文化与抗战文化的浸染，耿直、豪爽、城府不深，有时候甚至是粗鲁与火爆的。对于薄熙来这样一位“对红色文化情有独钟”的市委书记，重庆的“下里巴人”式的文化氛围，显然不是他所满意的。

　　薄熙来在一次会议上说：“重庆火锅很有名……有的男同志吃火锅，光着膀子大汗淋漓，很豪爽，可你定睛一看，身上一堆虚肉，不结实！重庆的烟民不少……不仅抽烟，还要喝酒，去年我市喝的酒比2004年多了33万吨！还有不少人‘黑白颠倒’，打扑克、‘斗地主’斗到大半夜……据说‘斗地主’的书还成了畅销书！这些生活习惯都不利于健康，要注意精神健康……要大力提倡红歌和‘坝坝舞’，聚在一块，又唱又跳，多提神啊！只有从体质健康、饮食健康、行为健康、生育健康和精神健康五个方面综合着手，才有健康之风，才算‘健康重庆’。”

　　2008年9月，重庆市大中专诗歌朗诵会，薄熙来去看了，给了很高的肯定。“我是希望唱出来。”薄熙来说。随后，在薄熙来的倡导下，重庆市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全市人民参与“唱红”。

　　牟云义所在的重庆市文广局社会图书处是红歌活动的组织部门，他告诉本刊记者，重庆市级的各机关单位，节庆日都会组织大型红歌合唱，日常还要“会前一支歌”；区县一级的单位，唱红歌都是党政一把手在主抓；社区里的一些群众性文艺组织也把活动的内容都换成了唱红歌。现在他们还组织了千名辅导员深入到各社区、团体，进行面对面的红歌教唱。

　　除了社会机关团体，学校里针对学生也掀起了“红色浪潮”。在渝中区马家堡小学，每一个孩子手里都有一本区教委统一印制的《45首经典革命歌曲》读本，读本里既有《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红色曲目，也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白杨》这样颇有些难度的歌曲。每节音乐课的40分钟里，老师们会专门拿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教孩子们唱红歌。在队会、课间以及其他学校活动中，孩子们也会被统一组织起来唱红歌。马家堡小学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教给孩子们的歌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会组织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活动，而不是强调活动本身的政治色彩。”

　　“如果说唱红歌是只唱毛主席时代的歌那是一种误解，真的是一种误解，红歌里面绝对有2008年创作的歌曲，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歌，健康的歌曲，都叫红歌。毛泽东时代的老歌，它有它的背景，40、50、60这个时代的人听起来亲切，有一种怀旧的感觉。”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说。

　　牟云义说，红歌的歌词旋律都是经典的，小孩子能理解一部分就达到目的了，“我们不会要求小孩子全部都背唱，但是从娃娃抓起的工作要加大力度，孩子们有了红色文化做基础，面对多元的文化才会有鉴别力。”

　　声势浩大的“唱红”运动涉及到各个方面，重庆市的主要新闻媒体，全都按照上级指示开辟专栏专题宣传“唱、读、讲、传”活动。重庆电视台有“红歌社区行”、《每日一歌》等固定栏目，手机报每天两次向手机用户播发“每日经典”。

　　在一份汇报材料中显示，截至今年6月，重庆全市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5.18万场，参与人次达到3298.3万人；有一定规模的故事会超过1万场，讲述故事4.2万个(次)，直接听众1042万人次；移动手机用户累计上传健康有益的短信18.12万条，转发短信562万多条，参与用户达587万人次。

　　每期超过30万册的畅销书

　　解放碑重庆书城的销售排行榜上，一本叫做《读点经典》的小册子一直位于榜首，这是重庆最大的新华书店，9月份，《读点经典》销售了1300余册，远远高于第二名400余册的销量。这整整一个系列的图书在一层和三层的显著位置均有专区。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书卖得不错，大部分是团购的。”

　　薄熙来到重庆担任市委书记后，曾进行了多次调研，“发现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思想文化、知识积累等方面都需要提升。”

　　按照薄熙来的设想，最初《读点经典》是面向厅级以上党政干部的。每月一期，装在口袋里，随时可翻，旨在“鼓劲提神”。薄熙来指定重庆市委宣传部来抓这个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顺理成章成为丛书的主编。

　　到目前为止，这本最开始专为党员干部设计的一本读物，现在已经编著了11期，渐渐办成了一本文化经典读物，不光党员干部在读，普通老百姓也在读。“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一本学术书的影响。”刘明华说。

　　薄熙来对《读点经典》的指导“罕见地细致”。第一册书出版，编委会足足筹备了三个月。从书名、版式到版块调整、文章篇目，甚至字号都是薄熙来亲自定下的。薄熙来在丛书序言里亲笔写下：“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流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

　　为保证丛书的思想性，薄熙来召开了由5个市委常委和5个主要区委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

　　“这也是他的一个梦想。薄书记是一个文化味很浓的干部，他自己也能背很多好诗，《木兰诗》他背得很好的。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他都背得非常熟，基本上我看他没哪一次讲话不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刘明华说。

　　“我编过很多东西，但这个是编得最难的一个东西。”刘明华深有体会。一次过了半夜12点半，他才接到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的电话，“这期过关了”，这样，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了。显然，何事忠刚刚得到了薄熙来的认可，就立即通知了刘明华。

　　2009年1月，薄拿到第一本书。

　　刘明华的博士团队刚刚接受这个任务时，目的是要书注重思想性，要提高干部的素养，要做成至少在大学教材之上的一个读物。那个阶段，内容偏重于古代的多一点，现代的也有，红色的也有。

　　后来在和薄熙来沟通后，薄认为：“我们的干部并不都是学中文的，学过的也可能忘了嘛。”

　　最终，《读点经典》的内容更多的注重了“温故知新”，有常见的，也有新的东西。至少散文、诗歌里有一篇现代、有一篇外国，语录主要是马恩列斯。很多人读后感到很亲切。

　　刘明华说，薄熙来等领导干部对于编者的学术想法还是很尊重的。“大家对于选择古今中外文化精品、红色文化经典这个依据是有共识的。”每一册红色经典类的比例大概达到30%，古典文化经典占到一半。在薄熙来的肯定下，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节选也出现在小册子里。前段时间，有一位领导提出把今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首诗选进来。刘明华不同意，认为有悖于“文化经典”的原则。最后，市里的领导还是尊重了他的意见，没有选这首诗。

　　刘明华还透露，重庆出版社接到出版任务的时候，一度叫苦不迭，认为是“又来了一项政治任务。”《读点经典》第一册出版了一万册，到现在每期发行量达到了30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机关单位集体订购。

　　“我知道有一个干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互相的背啊。我们的政协主席，非常喜欢，基本上是读一次就给我打电话。关于《爱莲说》中，‘胜爱之’与‘甚爱之’的区别，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啊？是排错了还是？我就给他解释，这是版本的不同。”刘明华很欣慰。

　　每期《读点经典》出来后，重庆市政协都定期组织针对《读点经典》的考试。

　　“唱红歌的质量还要更进一步”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逸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重庆文化里有一种“袍哥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这种意识能够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推翻清朝统治，现在，“主政者能够找到拨动重庆人潜意识里的这种情感，利用唱红歌这种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行整合，具有主导主流文化的气势。”

　　组织者牟云义说，从反馈情况看，红歌活动取得的效果“超出想象”的满意。一位退休老干部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则表示异议，“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唱歌我们的社会就很健康了？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在唱歌？运动过后还有多少人会去唱歌？”

　　市民李先生在他的单位主管宣传工作，他介绍说，“我们单位每天都要通过手机发送信息的方式上传15条箴言，绞尽脑汁必须要达标”，“到了区县一级，有些领导还会攀比上传数量、获奖数量”，对此，他的看法是：“本来是挺好一个事情，强制要求就不好了。”

　　在牟云义看来，搞这种大型活动，有一些“杂音”很正常，“拿财政的钱组织唱红歌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我们倡导一件事情，采取一些行政手段，使唱红歌日后成为常态化的、大家自觉自愿的活动，就不需要过多干预了。”

　　这场“唱红”活动是否有需要改进之处？这位组织者稍作思忖，说：“我们没有发现弄虚作假的问题，硬是要找出不足，那就是唱红歌的质量上还要更进一步，群众文艺表演也要上台阶。”

　　每期《读点经典》出来后，重庆市政协都定期组织针对《读点经典》的考试。

　　重庆变脸的“五环路径”

　　重庆先是获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定位，接着成为“新特区”之一，薄熙来的任务与使命，显然是在任期内将这一特区打造成型

　　文  本刊记者 刘彦昆 朱文强 重庆报道   

　　重庆——陪都，直辖市，新特区、未来的西南经济中心。

　　位居长江上游的重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里，都很有重量的。

　　民间学者王康说，重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城市，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和长期抗战的希望被转移到重庆，也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力量和气魄。2009年2月金融危机严冬之际，香港《亚洲周刊》刊载《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该刊社论认为重庆发展理念可媲美抗战精神，将其称作“中国经济的重庆精神”。

　　现实里，重庆正处在“打黑”风暴与“唱红”运动汇流的中心。人们关注它的色彩，却忽略了它的奔跑，“最近四个月当月GDP增长都在15%，全年平均估计会在14%以上”，重庆以急行军的姿态在西部中国崛起。

　　“内陆开放”与“头脑风暴”

　　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说，重庆是一个有些“自卑”的西部城市。

　　在之前的12年里，重庆市的生长路径颇为平静。就算是1997年重庆直辖带给外界的记忆，远不如香港回归来得深刻。

　　2007年12月1日，薄熙来履新重庆。路透社后来的报道直接写为“大人物来到小重庆”。薄在上任表态讲话中说“重庆是西南重镇，而我在东北工作过20年，从东北到西南，正好是一个大掉角，跨度很大。”

　　地理上的跨度和文化上的跨度同样巨大，但这远没有重庆要实现的跨度巨大。

　　在中国崛起的大路上，重庆并非先行者。事实上，重庆的直辖之路酝酿考量长达十年之久，直到“三峡工程”确定上马后，才顺理成章于1997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解决移民问题始终是重庆市的重点工作，直到直辖十年之后，重庆才再次争取到国家大政的照顾，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却需要和“成都”共享这一政策。

　　在媒休开始热议重庆即将成为“新特区”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7年3月8日的全国两会上，给重庆提出三大定位——“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

　　此一政策随后被简称为“314”总体部署。

　　九个月后，升任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受命执掌重庆，媒体因此报道称薄是来解题的。薄自己也坦言：完成“314”部署“是我到重庆来的根本任务”。在宣布薄熙来的任命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评价薄称其“决策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善于处理复杂问题。”

　　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利用自己的海内外影响力，不断地向世界推销“重庆”。他请来的重量级客人包括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以及福特、西门子、拜耳、安利、普利斯通、伊藤忠、三井物产、怡和等跨国企业巨头。

　　但重庆官员的作风与形象显然难以令薄满意，他毫不讳言地说：“领导干部是开放的第一品牌、第一形象。”

　　薄熙来改变官员的第一步，就是将他们赶上电视。2008年，“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电视辩论赛，给重庆官员掀起一股“头脑风暴”。薄熙来亲自出题，均紧扣重庆发展的焦点、热点和难点。近一个月时间里，十五场辩论赛，重庆官员们在台上唇枪舌战，张扬各自施政新主张。

　　在辩论赛上扮演了“总导演”角色的薄熙来掀开了“思想操练”的序幕，接下来就是万名官员“轮训”纳入政府程序，重庆市提出在五年内选送一万名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到当地高等院校接受带薪脱产学历教育。这场自上而下的培训也影响到重庆所辖各区。

　　2008年7月，在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重庆市提出用5年时间将重庆打造成“内地开放高地”。薄熙来在工作报告里分析，“重庆不靠海、不沿边，对外开放确有客观难度，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定位、体制、政策、区位等综合要素的作用下，重庆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开放高地”，“要通过扩大开放，把一切可为我所用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汇聚起来，让一切创新创造创业的种子都能在重庆开花结果”。  

　　“内陆最开放城市”，作为薄熙来的施政理念正式付诸实施。

　　为此重庆精心打造了很多公共平台。李勇介绍说，最大的亮点就是依托内陆保税区、长江黄金水道打造港口产业集群。2012年以前，集装箱规模要达到500万标箱级别。随着“含金量极高”的2009年国务院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意见》)落实，两江新区的建设提上了日程，未来这里将建成“内陆开放的西部地区先导区”。

　　但薄熙来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他希望重庆能够再快一些。在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说：“重庆人必须要有勇气把自己置身于开放的前沿。”

　　“50年不落后，100年后更好”

　　“你们只晓得‘打黑’、‘唱红’，哪里晓得我们要建‘五个重庆’嘛！”一位普通的重庆出租车司机说。 

　　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重庆全市GDP仅占全国1.7%，排在全国第24位，约是上海的三分之一。重庆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2457元，与排在前面的内蒙古和新疆分别差7000多元和2500多元。本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重庆很多岗位的职工每月工资只有1000余元。在刚结束的“2009年重庆秋季房交会”上，重庆商品房成交均价在4878元/平方米。这个均价比起全国许多大中城市房价窜涨的态势，实惠许多，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居民的购买力。

　　事实上，“打黑”、“唱红”只是重庆“野心”的前奏。在“打黑”、“唱红”的热闹景象背后，重庆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

　　重庆市委最终确定了重庆前行的路径，2008年7月，“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被确定为城市的战略决策与发展目标，这个关乎着3200万人城市梦想和生活状况的蓝图，使“每个重庆人都能从中看到希望”。

　　在风暴中的重庆，能感受到这个“五环梦想”的雷厉风行，“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热情高、干劲大。”薄熙来的这一个人风格迅速转化成重庆市的行动风格，一则“建公寓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报道，被薄批示后迅速成为行动，市经委的官员要求每个工业园区都要建5～10万平方米的蓝领公寓。

　　农民工住公寓，这个信号相当明显。事实上重庆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2020年年底前将自身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3:7的比例扭转过来，在这样重大的社会转变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可以在官方的“宜居重庆”中找到更多的例子，旧城改造中的试验意味更浓，土地交易所高调成立，国内媒体甚至冠以“第三次土地改革重庆模式破冰”。土地改革这一敏感议题昭示了重庆大胆改变背后的决心。

　　重庆在一年间吸引了无数的关注目光。

　　“平安重庆”引发了“打黑”风暴，目标是“把重庆建设成为治安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投资者安全放心的城市”；“唱红”“振奋市民精神”，是“健康重庆”的组成部分，也是“激励斗志的催化剂”；“畅通重庆”与改善交通相关；而“森林重庆”的目标则是，“用10年的时间，完成新造林1100万亩”。

　　在“森林重庆”的梦想里，场景让大连人似曾相识。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正是凭借强有力的行政之力，将大连打造成一座花园城市，尽管当时非议甚大，但在他去职后却成为被大连人念念不忘的最好记忆。

　　重庆市正在变成放大的大连，薄熙来明令：“全市上下要行动起来，要组织千军万马上山挖坑种树，既然现在准备的投入是过去的数倍，那我们就要同样拿出数倍于以往的干劲，使重庆8万里山川有个历史性的改变。毛主席有句名言：“敢教日月换新天”，讲的是革命；今天我们沿山种树，则要有“敢教山河换新貌”的气概。”

　　改变相当迅速，在重庆一些街道上，之前的黄桷树已被替换成了银杏树。

　　曾经任职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俞荣根是重庆市直辖历史的见证人。他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的几任市委书记“各有特色、各有专长”，而薄熙来的思路是“大手笔”的。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评价，“五个重庆”是“整合的重庆”，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民生。

　　薄熙来则说，“这‘五个重庆’的建设，就是重庆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答卷。”“五个重庆”还将积聚重庆的发展后劲。它营造发展环境，使“重庆今后50年不落后，100年后更好”。

　　“重庆模式”的未来 

　　“即使是老重庆人离开这座城市三年，回来时恐怕也找不到路了”，“我们每天都在奔跑”，李勇说。但是 “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欠账多、起点低。”

　　在东部，广州与天津的“第三城”之争暗战正酣。2008年，重庆GDP突破5000亿，但成都GDP3901亿，而以其为中心的四川省GDP达1.25万亿。至于上海、深圳等其他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城市，经济总量都在六七千亿甚至上万亿。顶着直辖市头衔的重庆在未来中国的经济版图里又将置身何处呢？ 

　　王崇举说，“未来肯定是要比一比的”，但是“不能单纯比GDP”。要考量到重庆有这么大一片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而未来发展这一大片农村区域既是负担，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三峡库区的建设就代表着中国对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意愿，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统筹城乡”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对中国未来发展更具有典型性意义。

　　俞荣根则认为重庆的现状就是“西部现象与东北现象的叠加”。“东北现象”，指重庆重工业的很多布局与东北相像；而“西部现象”是指重庆成立直辖市，大量农村地区被划拨给重庆管辖，形成了一个“大城市、大农村”的二元格局，具有西部城市的形态。“统筹城乡、以城带乡”是“重庆模式”最大的特色，也是薄熙来治渝的重中之重。

　　重庆要实现“五环梦想”殊非易事。

　　早在2006年，主政者意识到主城九区的“都市经济圈”太小，“小马拉大车，带动力不强”，将区域发展格局调整为“一圈”——“一小时经济圈”(包括23个区县)与“两翼”——渝东北翼、渝东南翼。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介绍说，“一小时经济圈”“生态承载能力好、产业集群条件好，”集中了全市70%的GDP，成为重庆市重点打造的经济发展区域；而“两翼”的发展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同时也注重“一圈”对“两翼”的帮扶，“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

　　但重庆要想成为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动机，其实现之路相当漫长。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称，重庆有两大引擎——未来10年间，重庆主城人口和面积将翻番，成为中国第四个千万人口特大城市，城镇化率从当前的50%提升至70%。

　　重庆城市化的模式，在黄的描述中像一个大齿轮、中齿轮、小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箱，形成一个庞大的城市群。

　　在渝东北的开县，李勇帮助当地做了两个园区的规划，大小老板们积极性很高，纷纷回乡投资，但是“没有进入主城产业链，生意很冷清”。在主城江北区进行对口帮扶以后，在江北区划出了一个开县园，由江北区负责提供土地和园区管理，开县负责招商，招来的老板和打工者都是开县人，生意很快红火起来。“下一步就是利用园区进行农村人口转移了”。与过去三峡库区移民不同，伴随着产业转移，重庆计划在未来十年永久性转移四五百万农村人口。

　　可以称作“重庆模式”的经济发展的办法绝不只有一种。重庆的“八大投资平台”曾经在国有资产处置、城市建设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并引起了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的关注。以高等级公路为例，重庆市政府通过国资委成立了高等级公路公司这个投资平台，把全市公路的修建权和收费权统一起来，整体打包，统一融资，一下子就修建了3000多公里公路，把交通问题解决了。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王崇举评价说：“利用国有资产，期货式的、把未来的预期用现实的方法来安排，加快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今年有媒体曝出“重庆八大投资集团的户均资产负债率接近60%”；对于政府大包大揽，过分扶持国有大型企业、垄断行业资源的做法，“民企也有意见”。学者李勇认为，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政府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整合资源。一旦政府强大起来，应该考虑回归一个“经济社会联系体”的角色，重庆也应该考虑从善于经营的“精明”城市转向从战略上把握城市脉搏的“经略”型城市。“当了裁判又当运动员是不合适的。”

　　重庆模式是否将创造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神话，重新构建后的官员体系及生产力模式将证明其结果。

　　薄熙来曾不止一次在重庆市级官员大会上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说“要通过5到10年的艰苦努力落到实处。”而更为长远的愿景则是“以国际化的都市为目标，力争30年后可以和京津沪比肩而行”。

　　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他再次重申“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一定要说到做到。”

　　重庆模式是否将创造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神话，重新构建后的官员体系及生产力模式将证明其结果。

　　重庆将是中国经济第四极

　　——本刊专访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

　　“西三角经济圈”如果整合运作得好，在2020年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强 刘彦昆   

　　《小康》：有人说重庆是直辖市的牌子、中等省的构架、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您能否谈谈重庆发展的优势与不足？

　　黄奇帆：重庆位居中国版图几何中心，是“西部的东部，东部的西部”。不沿边、不靠海，对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来说，确属劣势，但对以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的开放型经济而言，并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经过直辖12年的努力，重庆的开放环境已发生质的飞跃。

　　一是交通优势。重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人均占有水平高于全国平均。铁路一环八射连接四面八方，机场年吞吐量已突破千万人次。处在长江黄金水道，万吨级船队可直达上海，这都是中西部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二是产业基础优势。重庆已形成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化工、材料、能源等六大支柱产业体系。企业进来后，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产业集群，找到相应的上下游伙伴。目前重庆工业净资本回报率保持在10%左右，企业亏损面仅15%左右。三是要素成本优势。重庆平均地价在东部的40%以下，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成本相当于东部的50%～60%。四是金融配套优势。重庆的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健全，金融不良资产率1.4%，仅稍逊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银行存贷比保持在80%左右。五是政策环境优势。重庆是优惠政策最集中的地方。对鼓励类产业，我们一律执行企业所得税率15%的政策，税率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10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这条政策我们执行得最果断也最彻底。

　　《小康》：重庆要构建“三个中心”——西部物流中心、西部商贸中心、西部金融中心。今年年中又提出重庆是中国未来的特区，“重庆就是中国的芝加哥”。重庆现在是否具备条件？重庆如何才能走出内陆城市独具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之路？

　　黄奇帆：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不可能照搬沿海模式。但正如刚才所说，重庆是中国大陆版图的中心，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而且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这样的区位条件、交通条件，这样的经济地位，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确实犹如美国的芝加哥。我们的想法，争取到2015年基本建成西部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物流中心。重庆立足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开放路径，概括起来是“构建四大开放平台、打造四大贸易通道、优化三大引资板块、力推两大贸易”。四个平台，一是正在争取建立类似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两江新区，规划面积上千平方公里。二是正在建设的8.37平方公里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这是内陆地区唯一的、也是政策最优惠的保税区，一期工程年内将封关运行。三是申报增建10平方公里的西永出口加工区。四是9家市属国有企业共同出资30亿元，组建全国最大规模的地方外经贸集团。四大国际贸易通道，长江黄金水道直达太平洋，兰渝铁路连通亚欧大陆桥直通大西洋，渝昆铁路连接东南亚铁路直通印度洋，航空运输通达世界许多城市。三大引资板块，包括工业、房地产和各类金融机构重组、国有存量资产盘活。今后五六年，重庆还将有1.6万亿的工业投资，重点围绕六大支柱产业，面向世界500强等跨国企业，引进一批龙头性项目。两大贸易在继续搞好一般货物贸易的同时，下大力气发展好加工贸易、服务贸易。

　　《小康》：今年年初您又在两会上提出“西三角”概念。在您的概念里，这三角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三足鼎立还是一个为主其他为依托？你希望重庆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

　　黄奇帆：打造“西三角”经济圈，是在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川渝陕三地还不太发达、市场信号还不是很充分的现实背景下提出的设想。通过川、渝、陕三地的合作，倾力打造“西三角”经济圈。包括重庆经济圈、成都经济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三个子圈，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18亿。目前三地的GDP总额约1.5万亿元，占全国的6.3%、西部的33%。如果三个城市各自唱“独角戏”，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带动、促进作用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加强推动，三地经济互相融合发展，就能发挥更大的合力，成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

　　川、渝、陕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比“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高出1～2个百分点，按此预测，到2012年左右GDP占西部比重会上升到45%左右。

　　《小康》：重庆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非常突出的直辖市，可以说，解决重庆的城乡统筹问题关乎其发展大局，重庆推进城乡统筹有哪些经验？

　　黄奇帆：重庆8.24万平方公里面积，3200万人口，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同在，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并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尤其具有根本意义。这几年，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基本的思路和措施有这样几条：

　　第一，加快城市化步伐。按照大都市连面带的模式，形成千万人口主城——五六个六七十万到百万人口大城市——二十来个中等城市——几百个镇的城镇化格局，梯次传动，层级辐射，带动广大农村发展。第二，加快工业化进程。只有工业发展强大了，才能给农业提供有力的支持，通过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仅从提供就业来说，重庆每年转移40～50万农民进城，成为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就业人群。第三，妥善解决好农民工的问题。第四，解决好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争取到2012年时养老保险覆盖全市农村80%以上的农民。第五，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设施。第六，推动城乡之间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这些措施的一个基本着眼点，是以城带乡、以工哺农。

　　《小康》：今年7月31日，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曾说过“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现在重庆一轮打黑风暴下来，放水公司被封了，虽然净化了民间资本市场，但反过来说，是否会加剧重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黄奇帆：本质上讲，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资本金短缺的问题，资本金短缺了，融资信用就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要帮助他们扩大资本金，增强融资信用。在这个方面，这一年来，我们大力推动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为民营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截止9月末，全市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39.4%，不但高于全市同期贷款增速，也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为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搞了近300亿的信托资金。我们打黑除恶，是净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黑恶势力就如人身体上的肿瘤，不仅影响身体健康，任它生长就会危及人的生命。从前阶段的实际效果检验，打黑除恶净化了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的安宁祥和，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证明，查封关闭放水公司，净化了民间资本市场，我们的民营经济融资环境更好了，融资难自然缓解了。

　　当重庆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就自然成了内陆开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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