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危机与国有企业
——2009年11月在南京的讲演提纲
左大培（2009年10月28日）
一、在2007年开始的西方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的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公司倒闭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崩溃。这场危机表明英美式的以金融资产投机买卖为特征的金融市场是高度无效率的，特别是以现代的金融衍生产品为支柱的金融交易是无效率而且有害的。
二、为拯救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英美等国政府都推出了“救市政策”，投入巨额国有资金拯救企业，刺激内需。英国将濒于倒闭的“北岩”银行收归国有，并向许多银行注入巨额国有资金，实际上将大批银行国有化了。美国政府向整个金融业注入了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并对通用、克莱斯勒等汽车公司注入巨资获得股权，实际上将许多支柱性的大企业国有化了。而美国和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排斥国有企业的国家。事实证明，就是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中央银行仍然是“最后的贷款来源”，而且政府的财政仍然是“最后的承保人”；西方金融市场需要国有资金的运营作稳定市场的支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没有国有企业是不能生存的。
三、但是英美这样原则上排斥国有企业的国家是在发生危机的“事后”动用国有资金“救市”，这是典型的“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亏损国有化，盈利私有化”。事实证明，像德国、法国、新加坡这样的一直有强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的国家，能够更有效率地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法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战略投资基金”，使用国有资金向本国企业注资，以防外国控制本国的战略性产业。
四、原则上说，当企业的规模足够大，以致企业所使用的资金超过单个的个人所能够提供的资金时，这种企业作为国有企业来经营，其效率完全可以不低于私营企业。这样大的私营企业的典型是美国的所谓“公众公司”。这样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问题，与美国大公司、小股东的那种纯粹的“公众公司”完全一样。这种公司不可能靠经理人员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样的动力来有效率地经营。这种企业的经营者经营的是别人的财产，要使其经营有效率，负责任命和撤换经营人员的外部所有者必须有恰当的措施。企业私有本身并不能保证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日本的大企业都有自己特殊的“治理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西方各国政府也对企业有大量的干预和管制。由此看来，中国国有企业经营上的无效率，实际上是政府的管理有问题。政府如果对国有企业有恰当的管理体制和管制措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完全可以不低于私营的大企业。
五、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有企业亏损严重，有一系列困难，1990年和1991年亏损国有企业的亏损额接近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而1996年和1997年亏损国有企业的亏损额竟达到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两倍左右。有消息说，国有企业1996年和1997年的这种财务状况，是促使中国政府高层下决心默认私有化“改制”的直接原因。
造成20世际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劣的主要原因有：
——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环境，在技术开发、销售、融资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缺陷；
——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一直没有系统地推行要国有企业追求国有财产保值增值的政策。在近20年的时间中，对公有企业经营中的绩效标准本身就一直没有一种明确的定位；在公有企业的设立、关闭和重组上，在企业领导人的考核和报酬、任命和免职上，都没有体现最大化利润、使资本金保值增值的要求；即使有时对企业作了一些增加利润的要求，也只是在现有企业及其人员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要求，没有按最大化利润来重组企业。
——一直没有采取足够有利的措施来严厉惩治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腐败行为，甚至在“改革”的旗号下掩盖管理层的经营腐败；这种贪污受贿行为主要表现为：公然开设私营的企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自己私人所有的企业转移财富；在采购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收受回扣。这种贪污受贿行为的顶峰就是现在的“经营层收购”，许多经营者先有意使国有企业亏损，再以惊人之低的价格“购买”（实际是白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到那时为止国有企业的员工在法律上不能解雇，而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又根本不顾及员工的福利。
除了产生“冰棍效应”的这些个原因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也使当时存在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这些原因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市场经济中企业通常会发生亏损，这个因素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环境千变万化，突然的宏观经济冲击、行业特有的问题以及经营者的一时失误都在所难免。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常常会由于这些偶然的冲击而陷入严重的亏损以致倒闭。2005年发表的一份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非国有的所谓“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在10年内消亡。这些“民营企业”的倒闭当然是因为它们不再能盈利。美国中小企业5年的生存率是40％，10年的生存率不过13％；连进入道—琼斯股票指数的超巨型企业在几十年中也会倒闭三分之一。而长期不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就会造成很高的企业亏损百分比。
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其实很正常，因为到那时为止，十多年中几乎没有再兴办任何新的国有企业，几十年中也没有关闭过多少国有企业，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20年前开办的国有企业也几乎百分之百存在到了那个时候。按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存在的那些国有企业中应当有90％已经因为无法扭亏为盈而倒闭，它们当时还存在只是因为在那之前基本不关闭国有企业。那时国有企业只有60％多亏损这一点，只能说是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造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亏损比例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20多年来的经济政策系统性地虐待大多数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的另一类原因就是虐待国有企业的政策。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表现于在20多年中一贯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而这种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的政策，又集中体现在超比例地向国有企业收税上。
1978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约1132亿元，其中来自国有部门的收入约985亿元，大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87％。直到1994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约为5218亿元，其中来自国有部门的收入约3727亿元，仍然大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1％。那一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6759亿元人民币，其中来自工业的只有约19360亿元，占约41％，这一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又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7％，而这一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上缴的税金为2047亿元，占国家财政全部收入5218亿元的39％。
诸如此类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的困境，它对国有企业的困境也要承担重要责任。
左大培在《不许再卖》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上述因素。
六、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员工的地位一般都比私营企业中的普通员工高得多，按实际努力计算的“有效工资”也高得多。这本身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就纯粹的市场竞争力来说是国有企业的“劣势”。但是如果从员工的福利角度看，这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给职工的好处。因此，本来就不应当追求彻底消除国有企业员工待遇好于私营企业的情况，只是应当把这种略为好一些的国有企业员工待遇限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使它在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尽可能平等，使这种稍好一些的待遇限制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允许、社会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而私营企业成本低、利润高甚至产品价格低的“优势”，多半来自以牺牲职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
2009年10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有关山西煤炭产业“重组”的报道：中国（山西？）小煤矿平均回采率为10－15％，国内平均回采率为30％，世界先进水平为60％。中国（山西？）地方国有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国有重点煤矿的3.8倍，而乡镇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国有重点煤矿的11.3倍。（在全部死难者中，国有重点煤矿占6.2%，地方国有煤矿占23.6%，乡镇小煤矿占70.2%）偷税漏税：近两年山西煤炭实际产量8亿吨，而每年的报表产量为6.5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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