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劳资关系的现状及对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思考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严格说来，本文并不是一篇合乎规范的学术论文。笔者撰述此篇，亦无意于纯学术研究，而只是试图对大量公开见诸于报章的资料辑录对当前我国劳资关系的现状作一客观描述，并在此基础上略对如何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略作思考。

 

一、劳资关系的存在是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事实

从目前所见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人们多将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工人与资本的关系称为“劳动关系”，但我以为这并不很确切，因为“劳动关系”指的是在生产劳动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或为生产劳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并非特指工人与资本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本文思考的重点来看，用“劳资关系”概念来界定工人与资本的关系无疑更为准确。

资本的存在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阶层已经形成，这已是当前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些年来，在公有经济日益弱化的同时，不断加大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力度，致使私有经济迅猛发展了起来。下录各表所示即反映了私有经济不断发展方面的基本情况：

1978—2001年中国个体工商户基本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9—2001）》、《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2）》]

 

1978—1999年中国个体工商户经济比重

[某学者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1）》测算]

 

1989—2000年中国私营企业基本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室编《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1989—2000）；《中国税务年鉴（1993—2000）》。]

 

2000—2001年中国私营企业基本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0—2001）》]

 

此外，20多年来又大力引进外资，据孙学文同志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底，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8056.45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29年借用设备贷款13.9亿美元高出56.8倍，比当初设想引资500---800亿美元要多出9.0---15.1倍。截至2005年底，累计批准“三资企业”552946个，合同外资额10966.1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6224.9亿美元。2005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据统计在注册登计的20多万户“三资”企业中，外商占全部注册资本的比重已由1994年的62.9%上升到2004年的76.6%，即整个“三资”企业都是外商控股控权的私人企业。在外贸领域，到2005年，外企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8.5%、出口占58.3%、进口占58.7%，外商已控制了中国外贸主导权。据权威人士指出，早在1995年外商已对中国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碳酸饮料、医药、电梯、机床、彩管、录像机、光纤光缆、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微电机、电子元件、轿车等20多个行业或煮产品形成了“控制”局面。如电子工业五大行业中，有四大行业外企占绝对优势：通信设备占62.5%、电子元件占56.7%、日用电器占68.6%、计算机占72.7%。绝大多数二级行业，外企几乎一统天下，如集成电路占91.3%、计算机外部设备占85.7%、通信终端设备占75.7%、收音机和录音机占77.5%。可以说，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电子工业。2004年第5期《工商行政管理》刊发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说，跨国公司已垄断了中国感光材料（胶卷）行业、手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照相机、无菌软包装和轮胎等行业。2005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文则说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商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外企还分别占1991----2005年中国新增贸易额、出口新增额和进口新增额的61.7%、62.3%和60.9%。中国实有沦为“经济殖民地”之忧。据记者黄雯在2004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文说：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国内企业只占10%，90%都被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可见，中国不过是“国际加工场”而已。外商在华投资享受减免税收等优待，加上高报进口价低报出口价、转移利润、虚增成本、虚亏实盈等等，千方百计偷逃低率的税收，已经赚取了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且将按投资年限无限期赚下去。2004年，仅韩国三星集团在华销售额就达240亿美元，LG在华销售额也达100亿美元。据2005年7月19日《工商时报》所载文形容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三来一补”），外商更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可见中国只是“国际民工”而已。在工业领域，仅以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比较，2004年有外商工业企业42753个，占企业总数的19.5%；雇工人数1444.5万人，占工业企业就业总人数的23.7%；拥有总资产47951.1亿元，占工业企业总资产的24.6%。平均每户资产11216万元，都是亿元户。外企创造的工业总值从1985年的27.1亿元增到1999年的18954亿元，按现价计算在14年内增长了698.4倍，年增长率59.5%，超过同期别的经济成份，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28%上升到15%。2005年仅规模以上的外企工业增加值就达18977亿元，占大中型工业企业28.6%，占全国工业增加值24.9%，即对中国工业增加值贡献率在1/5，若加上规模以下外企，估计贡献率在1/3。长期以来对外企税收优惠，如据2004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说，设在天津的LG自1996年10月正式投产以来，累计产值超过320亿元，而历年累计上交税金仅为4.5亿元，综合税率仅为1.4%。另，据摩根士丹利2004年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廉价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巨额的消费补贴。事实充分表明，单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无太大助益。

在党和国家不断加大鼓励、扶持政策力度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确呈迅猛势态。私营企业户数从1989年的9.56万户上升到2004年的365.1万户，分别比对私改造前的1949年12.31万户、1952年14.59万户增长28.7倍和24倍；雇主或老板（亦称投资者）从1989年的21.4万个增到2004年的948.6万个，分别比1949年的16万个、1952年的81万个增长58.3倍和10.7倍；雇工人数从1989年的164万人增到2004年的5017.3万人，分别比1949年的296万人、1952年的367万人增长15.95倍和12.67倍；注册资本从1989年的84.5亿元增到2004年11月底的50700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14.4亿元、1952年的21.9亿元增长3519.8倍和2314.1倍；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2004年的30898.6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68.3亿元、1952年的105.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451.4倍和292.1倍。私营企业近10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400个“富豪”，其平均财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私营企业纳税仅占财政收入的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的11.9%。此外，当今中国还存在大量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后形成的由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责任公司。2005年，仅工业股份公司就有130491个，拥有总资产114660.3亿元，平均每户资产达0.8787亿元。

改革献策们素来认为：“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普遍性、竞争性领域应当是民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天下”，故“国有企业经营不好，需要‘国退民进’；经营好，也需要‘国退民进’。”（王珏语，见2004年10月30日《理论动态》）“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高尚全语，据《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现在来看，他们的这种思想主张已基本成为现实。从有统计数据的产值结构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0.5%下降到1998年的20.7%，降低了69.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16.5%，提高了9.1个百分点：公有经济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7.9%下降到1998年的37.2%，降低了60.7个百分点。按规模以上零售额推算，到2004年，国有、集、股份合作、联营等公有制商业零售销售收入合计807.5亿元，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7%，而非公有制商零售销售收入却占全国销售总额的98.5%；规模以下主要是个体商贩或自由市场，其销售额高达48003.3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89%。可见，非公有制商业从1998年起已占中国商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私营商业已起主导作用。再从工业总产值来看，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00%下降到1999年的37.5%，下降了62.5个百分点；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经济只占29.7%，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由77.6%下降到27.6%，下降了50.0个百分点，若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则只占19.8%，下降57.8百分点；集体工业由22.4%下降到9.9%，下降了12.5个百多点。2000年以来对国有工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集体工业则实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或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遂使2004年国有工业包括控股部分工业总产值为65971.1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9.6%，不包括控股部分33058.2亿元、下降到只占14.8%；2004年集体工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10586.4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4.7%。这样，到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34.3%。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从不占比重，发展到200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65.7%。其中，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0.8亿元猛增到1999年的22928亿元和2004年的4762.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0.04%上升到1999年的12.1%和2004年的21%；私营工业所创产值由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1999年的7688亿元和2004年的30898.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0.5%上升到1999年的6.1%和2004年的13.9%；由私人控股操纵的股份制企业所创产值由1999年的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的80785.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0.9%上升到2004年的36.2%。据2005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文章，称国有、个体、外资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国务院在2005年2月24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说，私营、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2006年3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全国工商联《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9.7%（外资经济占15---16%，两者之和为65%）。由此看来，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已总体私有化了。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私有经济已处于主体性、基础性地位，起主导作用，而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并居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则只起补充作用了。

那么，非公经济究竟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在怎样运动、发展？存在着什么问题？党和国家又是怎样对待它的？今日的私有资本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原来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私有化过来的。下面所收录的材料，都是当时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只是沧海之一粟，并且大多有头无尾，更没能充分揭露其中许多深刻的内情。即使如此，也还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一个概括性印象。

    1997年的报刊资料：

辽宁大胆尝试经营新思路

           选择一批大企业由外商承包或租赁 

    据《上海证券报》9月24日报道，辽宁省日前宣布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措施，这将使海外投资者能够在辽宁省享受到更好的投资条件和具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发表讲话说，辽宁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货经营。而这种承包租货方式在以前只是适用于国内的企业经营者。此外，辽宁省还欢迎海外投资者利用辽宁现有的4000多亿元存量资产优势搞合资合作，欢迎外国政府及香港特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直接参与老工业基地改造调整，欢迎海外投资者参资购买辽宁企业将要上市的B股和H股。郭廷标说：“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广州将拍卖大型国企

     日前，广州市有关部门公告社会，决定对破产的广州异型钢材厂公开拍卖，这将是广州市首次公开拍卖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有包括国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有意参加竞标。

                            （1997年9月29日《报刊文摘》，摘自《中国工商时报》）

                选准“抓大放小”突破口

         -----重庆推广合川放活小企业经验

        李维平   陈明德   颜雨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还要求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今天我们发表重庆搞活小企业这篇文章的时候，重庆市正在合川市召开进一步放活中小企业的现场会。我们高兴地看到，重庆市“抓大放小”的突破口是选社放活小企业上面，作为老工业基地，率先走出这一步棋，有利于整体突破。同时我们也高兴地发现，重庆市结合十五大精神加大力度推广“合川经验”，是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并举。这对当前各地的“放小”工作，是有启发的。

今年，放活小企业成为重庆市全盘搞活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市委、市政府认为，只有将点多、面广的中小企业首先放开放活，才有可能进一步将大企业抓好抓活。

于是，该转的转，该卖的卖，该股份化的加快步伐，已成趋势。经过大半年的理顺产权，整顿重组，调整结构，重庆市各区市县的一批小企业以崭新面貌开始进入市场角逐，呈现出盎然生机。

合川改革的启示

重庆各区县大面积搞活小企业源于山水秀丽的合川市。重庆市市长蒲海清曾感慨，一个既不靠高速公路，又不靠机场、铁路的地区，在软硬环境都弱于其它地区的情况下，竟有一批中小企业搞活了，搞好了，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记者深入合川采访时发现，这里的变化十分巨大。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环抱的合川，市属企业有1208户，由于种种原因，到1994年一季度，工交企业46家就有36家亏损，轻工和供销企业亏损面超过80%，财贸企业亏损5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亏10倍。当时全市10亿元国有企业总资产中，负债就达8.6亿元，净资产只有1.4亿元，照每年亏1500万元计，十年不到，这点国有资产就会亏光，职工无不心痛。

合川市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关键是没有对症下药。症结就在产权不清，机制不活。只有把产权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帮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梢忘使企业真正进入市场。1994年3月，合川市组织几路人马，实地了解了山东、江浙和四川宜宾等地小企业改革经验之后，召集市各大班子、各委办局和企业领导人，用了3天时间关起门来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研讨。不久，合川市委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搞活合川小企业的决定。

合川确定搞股份合作制为产权改造的主要途径。他们认为，股份合作制从形式层次上低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高于合作社，是结合中国国情出现的一种新的产权制度改革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明晰了产权，而且劳资关系紧密，风险利益直接，企业更具有凝聚力。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改变了职工身份，由原来单一的劳动者、经营者身份变成了既是企业的劳动者、经营者，又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其收入也由原来单一按劳分配变成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形式，明显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主人翁地位也由虚变实。

合川人清楚，在软硬环境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要依靠大量外来投资者帮助发展是不现实的，只有把市内职工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才能在竞争中发展自己。

合川对涉及的具体问题，制定了几条基本原则：

要通过改制打破企业单一所有制结构，改变职工身份；要整体转让国有资产，原则上不设立国有股份；动员职工付现购买，尽量不搞付账经营；国有资产转让收入限期上交政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定企业改制后仍归原来的主管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等等。

在这样一个总原则之下，合川市围绕十大方面进行了探索：规定资产评估增值幅度的下限不得低于20%。设立企业的法人资产。规定投资主体不清的资产的50%以及公益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所形成的资产等为企业的积累，将企业的积累按一定的比例划归企业所有。同时对量化资产、企业亏损和损失的处理，非生产性资产的处理，土地向题，离退休职工生活保障等过去难以处理的问题进行了规范。

经过三年多大胆尝试，迄今为止，合川全市国有改制企业，除四家设置国有股外，其余企业都把国有净资产全部转让给了职工个人，一次性授让国有资本555万元，政府将其收入投入到新项目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合川商业系统还公开出售一些零星分散的门店及闲置资产，先后收回资金近800万元，为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合川市长杨廷寿说：“多方并举，整体推进，不搞单一的改制形式，使企业构筑了新型机制，合川经济才能突飞猛进。”

“放小”，已没有退路

重庆曾以改革先行看身份站立潮头，引人瞩目。近些年来，尽管以商业“四放开”和工业“五自主”的改革方式推动企业向市场挺进，然而，在旧有体制的束缚下，那毕竟是在承包制前提下的特定运作方式，企业真正进入市场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重庆工业出现了数十亿元的亏损，有近40万职工下岗。

直辖市的设立，十五大的召开，合川大面积放活小企业的成功尝试，都使重庆决策层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他们认为，合川的经验告诉人们，振兴西部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于靠自己干。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出路，主要在于“抓大放小”，“放小”已是必然趋势，而且也已没百回头路。

重庆的决策者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唯独丧失机遇的错误不能犯！十五大以后，政策更加明确，“放小”已成为本世纪末历史为我们搞活国有经济提供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重庆曾经辉煌，重庆也面临落伍。然而新的直辖市应该率先在西部崛起，重庆在中央及全国的支持下，应该有能力后来居上！重庆市委市府在年初1号文件《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下放权力，加快区市具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基础上，最近又专门成立了以副书记刘志忠挂帅的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同时，又确定了刘志忠为放活小企业的市委分线负责的责任人。还专门调进在四川宜宾从事搞活小企业改革出了名的县长肖健康任体改委副主任。

根据市委1号文件精神，市里正加大力度向各区市县下放1982年上收的260多宣广中小企业。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领导在欢迎下放企业的交接会上纷纷表示，要把下放的企业当做自己的子弟兵来扶植。渝中区委书记余远牧说得更明白：今天，我们欢迎你们回娘家，是为了明天把你们送上市场！

市委书记张德邻反复告诚大家，在下放中小企业的同时，不要忘记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加快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他要求综合部门加速转变观念，消除“中梗阻”，不能让已改制到位的企业孤军奋战。

重庆的实践告诉人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企业只有加快改革步伐才能渐入佳境，改比不改好，大改比小改见效快，这已是不争的真理。

（1997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私营企业出资一点五亿

买断本溪重汽九成产权

   近日，经辽宁省本溪市政府批准，私营企业家崔玉晶出资1.5亿元人民币，买断国家大型企业本溪重型汽车厂90%产权。该厂去年8月实施破产。

从此，这家拥有4500多名职工的国有大型企业就由私营企业家崔玉晶控股经营，更名为辽宁本溪重型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并按合同规定，全部安置在籍职工，负责偿还原厂所有债务。

崔玉晶今年35岁，1980年以来，一直在自己创办的流通、工贸企业任董事长，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经营经验。她对重型汽车制造厂多次进行考察，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论证，认为自己有能力把企业搞好，于是大胆地向政府提出买断该厂90%产权申请。

经本溪国资委考察，确认崔玉晶有很好的商业信誉、超群的管理才能，多年来的经营实践使其具备了经营扩张的能力，具备了商流转向实业的条件。

（1997年10月16日《报刊文摘》，彭摘自10月8日《工人日报》）

“西交会”上热点突出

     产权交易进入市场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2日电（记者熊小立、杨力）正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的第九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上，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主线的产权交易市场、人才市场和科技市场成为热点。

国有企业产权作为商品在大型交易会上登台亮相进行交易是件新鲜事儿。作为改革试点城市的四川省绵阳市和陕西省宝鸡市是市权交易市场的主角。绵阳市推出玻璃制造、食品、机械、机电、制药、纺织等13个行业的33家国有、集体企业欲转让产权，还有1家国有企业、3家民营企业和1家外资企业欲被收购。宝鸡市展出已宣布破产的宝鸡印染厂、宝鸡无线电厂、宝鸡针织厂和宝鸡塑料厂的多种信息，公布15家欲被兼并企业和38个招商引资坎目的详细资料。

产权交易市场上人头攒动，有不少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代表。……

（199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1998年的报刊资料：

辽宁省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宣布-------

                     面向中外“卖”国企

据《中华工商时报》3月17日报道，为盘活4000亿国有存量资产，辽宁准备出售大批国企的产权和经营权，欢迎“老外”来辽宁承包、租赁、托管国有企业。这是辽宁省领导3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外记者发布的。

据介绍，辽宁公有制经济占80%，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人认为此比例太高，要下大力气调整。

辽宁省省长张国光谈到“卖”时说，辽宁这些年发展不快、与外省的差距拉大，主要原因是非公经济发展缓慢。迄今为止，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只占20%。

在已经慢了晚了的情况下，辽宁如何迅速壮大非公经济？

张国光自有招法。他说，山东靠乡镇企业，广东靠三资企业，辽宁可以是另一条路子，即打出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和经营权同时出售这张牌，可以将原有设备、技术、人才密集但机制僵化的大部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据测算，辽宁有大中型国有企业900多家，只有100多家准备继续保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其余800多家均可让中外其它经济成分参股或控股。

（1998年3月23日《报刊文摘》）

国家有关部门告诫----

乡镇企业改革的目的不是取消集体经济

    据《组织人事报》6月25日报道，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近日强调，乡镇企业改革，并不意昧着把集体企业财产全部量化给个人。

这位领导同志指出，乡镇企业量大面广，存在的问题也千差万别，深化改革应从实际出发，对某一种形式、某一种做法，不要采取行政手段推而广之。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其自身的优势和内在的矛盾与问题的显露总有一个过程。因此，应当通过实践来检验、比较和选择，要坚持试点，总结经验，逐步发展，不能贸然推开，短时间来一个什么“化”。

他说，现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好像把集体企业财产企部量化给个人，或者全部卖掉，才是最彻底的改革。乡镇企业中的集体财产是所在乡村全体农民的共同财富，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十分珍惜。乡镇企业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为了取消集体经济。乡村集体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无论采用什么具体形式，绝不能化公为私，绝不能使集体资产流失，务必要做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1998年6月29日《报刊文摘》）

“企业拍卖”岂能人为“形成高潮”

     河南新乡市一工厂陷入全面瘫痪

    据《中国机电日报》6月25日报道，今年4月，河南省新乡市政府号召“全市上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一个拍卖高潮”，并于4月3日发布公告，决定对该市所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拍卖）国有产权。4月17日，在未事先征求企业职代会意见的情况下，市体改委主任即率队到河南第一工具厂宣布，市政府决定对该厂实行公开拍卖。

这份公告在河南第一工具厂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该厂职工在震惊之余，于4月19日下午紧急召开了职代会，到会的75名代表中，除1人弃权外，其余74名代表一致反对市政府的拍案决定，并且要求按全厂职工意愿对企业进行改制。

当职工代表将职代会决议送到市政府有关部门时，该市一位负责人称：你们企业好比我手中的杯子，产权是我的，不是你们的，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想把它摔了就把它摔了，你们职代会无权干预。

新乡市政府在发出拍卖公告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对拍卖这一新生事物尚在“摸索过程中”，于是在4月底和5月初，又组绽人马分别到陕西和广东去考察和学习。而就在他们外出“学习”之际，正经被推向拍卖削台的河南第一工具厂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在公告发布不到3天内，河南第一工具厂的4个原材料供应厂便停止发货，同时，绝大部分客户已不再回款，已签合同也转给他人，销售陷入停滞，全厂70%以上停产，市场大批丢失，企业声誉极度受损，全厂陷入瘫疾状态。

（1998年7月2日《报刊文摘》）

济南出台若干新政策

鼓励私企大胆收购国企

本报济南专讯  记者从24日召开的’98济南产权交易洽谈会上获悉：个体私营企业可大胆购买国企。由济南市体改委、工商局、国资局等8家单位联合起草的《济南市鼓励、支持个体私营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交易试行意见正式出台》。

该试行意见规定：国有、集体企业与其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权转让，买方为个体、私营企业并次性交齐现款的，可给予八折优惠，也可在3年内分散付款，但首期付款不能低于购买价款的30%；个体私营企业买断有净资产的国有企业产权，并与职工签订不少于5年劳动合同的，每签订1人可按本市上年社会平均工资3倍的标准折低收购价格，最低到零；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国有企业后将其改为股份制企业的，经有关部门批准，享受股份制企业的优惠政策；个体私营企业接收连续亏损3年以上的企业，并安置原企业60%以上职工，经主管部门确认，劳动部门认定为劳服企业性质；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国有企业后，对离退休职工、原企业优恤对象、工伤和职业病职工的安置，按《劳动法》和济南市现行社会保障有关规定执行；个体私营企业接收原特困企业、劳服企业、福利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原有的扶持政策。    （房加兴）

（1998年11月27日《北京晚报》）

资产近2亿    只卖三百万

工人拍案而起制止“卖娘财”

据《燕赵都市报》12月14日报道，全部资财将近2亿的河南省洛阳水泥制品厂竟被厂长以359.34万元的低价，背着广大职工半卖半送地“有偿兼并”给了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

河南省洛阳水泥制品厂是1954年从上海迁至洛阳的一家老牌国有中型企业，现有职工852人，真中离退休职工218人。主要产品为水泥电杆和下水管道，效益在洛阳市建委十大企业中一直名列前茅。今年2月27日，民营企业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与该厂签订了有偿兼并的协议，却表现为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一次性出资获得了洛阳水泥制品厂厂区使用权以及地面资产合法权的购买。7月21日，这起所谓的“有偿兼并”协议得到洛阳市有关部门的批准。

当工厂被如此低的价格卖给私人老板的消息传出后，全厂职工十分愤慨。他们除了向上级机关如实反映外，全厂联工还召开厂职工大会，通过了罢免厂长李秀峰职务的决定，并成立了厂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起工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1998年12月24日《报刊文摘》）

1999年的报刊资料：

一个国企被“卖”之后

   本报记者  崔佳

河南洛阳豫西印刷厂原本是一家保持盈利的国有企业，但在1997年10月改制之后，该厂却在一年之内亏损了150万元；更为严重的是，该厂1/3的土地被出让，2500平方米厂房破拆毁，价值数十万元的机器设备被低价变卖，目前该厂生产已基本瘫痪，不少职工下岗，企业正经受着30年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洛阳豫西印刷厂建厂于1969年，最初是洛阳地区印刷厂，1986年划归三门陕市，成为三门峡日报印刷厂。1990年报社迁至现今的三门峡市，豫西印刷厂仍留在洛阳，但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与三门峡日报的隶属关系直没变。该厂近几年面向社会承揽各类印刷业务，始终没有亏损过。企业地处洛阳市黄金地段，1997年4月经国资部门核定，该厂包抬土地在内的净资产为1300万元。

1996年年底，豫西印刷厂被三门峡市政府为该市中小企业改制的第一批试点企业之一。1997年3月，三门峡市经贸委、体改委、市国资局和三门峡日报社4家单位组成了工作组，共同负责豫西印刷厂的改制工作。工作组与洛阳市几家较有实力的单位联系，寻求它们对豫西印刷厂的兼并和收购意向，但都没有谈成。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最终把选择的目光扳向了一家外地集体企业----兆京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

考虑到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工作组决定先组建股份制公司，等时机成熟了再允许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整体收购豫西印刷厂。1997年9月24日，豫西印刷厂的上级主管部门----三门峡日报社与北京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签订了关于组建“洛阳豫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书。协议确认豫西印刷厂改制的国有股本为110万元，北斗星公司出资70万元购买70%的股份。协议第九条规定：“在适当时候，甲方（三门峡日报社）40万元股本转让给乙方（北斗星公司）。”1998年6月29日，三门峡市经贸委向市政府递交了《关于北京北广星广告艺术中心整体收购络阳豫西印刷厂的请示》，市政府在第二天即以三政文［1998］49号文批准。至此，这家具有30年历史的国有企业被三门峡市政府正式卖掉了。

据企业干部职工介绍，短短一年时间，这个厂从一个盈利企业变成亏损150万元的“烂摊子”，一部分职工以“内退”名义被迫下岗，仅剩的几十名职工也被轮岗、待岗，职工收入愈来愈少。最令全厂职工难以容忍的是，1998年6月19日，北斗星广告艺术中心法人代表周振平与洛阳市地税局签订了一份《关于联合开发豫西印刷厂厂区闲置土地的协议》，所谓“联合开发”实质上就是一方卖地，一方买地；而所谓“闲置土地”恰恰是该厂几个重零的生产车间所在位置。这一纸协议将厂区内7.1亩土地以每亩87万元的高价卖给了洛阳地税局。为了卖地，周振平以极快的速度拆除了2500平方米的厂房、低价变卖了价值数十万元的机器设备，其中有些设备竟是被砸成废铁卖掉的。记者在该厂采访时，干部职工拿着厂区阁向让者描述原来车间的位置和模样，历数着被变卖设备的名称和价值，惋惜、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据企业财务人员介绍，洛阳地税局支付的买地款及拆迁补偿费共计642.7万元已全部到帐，迄今为止周振平已划走145万元。

三门市经贸委有关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周振平的所作所为表示“失望”和“不满”，他们说：“政府坚决反对周振平卖地，这一点我们与职工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豫西印刷厂的“改制”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条线。一条线是周振平以110万元的价格两步整体收购了豫西印刷厂，还有一条线是1998年4月28日三门峡日报社以三报字（1998）第4号文“任命周振平同志为厂长”，周振平凭此文于5月22日到洛阳市工商局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执照的“经济性质”栏赫然写着“全民所有制”。这样一来周振平就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两种身份：集体企业法人代辰或国企厂长，前者三门峡市政府承认，后者洛阳市工商部门认可。周振平正是充分利用这两种角色提供的方便，或卖地，或经营。

（1999年1月5日《人民日报》）

2000年的报刊资料：

无名小城嵊州，近年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中外闻名的领带城，发展速度令人惊奇。其原因何在？让我们探究一下------

嵊州如何搞活中小企业

   本报记者  彭嘉陵

人们注意到，近年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中外闻多的领带城、服饰城。中国领带的80%、世界领带的1/3产自这里。嵊州领带业为什么获得如此快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给嵊州领带业以及全市经济带来了生机。

如今在国产领带中较为知名的巴贝领带的成长壮大，就是一典型例子。巴贝老总金耀是原佳友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归属市外贸局。90年代初，金耀看到领带市场前景很好，但在佳友受到一些限制，但与法国合资创办巴贝。因此，巴贝名义上是国有的佳友公司与法方合资的，而实际上，国家没有一分钱投资，全是金耀个人贷款建起来的。这类似于许多“戴红帽子”的假集体真私营企业。到1997年改制前，巴贝已是一家拥有上亿元资产和较高知名度的领带企业。但是，对其产权和归属，却没有明确定论。金耀心里也没底，不敢放开干。对此，市里很开明，认为巴贝从创办到经营，都是金耀一手搞起来的，贷款也是以个人名义贷的。因此，市里认定其为私人企业。

这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嵊州市体改委主任孙海荣认为，市里本来就没投资，巴贝不能算是国有企业，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巴贝每年上交的税收才是实实在在的。据记者了解，在巴贝工作的员工，没有人不认为巴贝是私营企业。

也许有人会认为嵊州市把一个效益不错的企业认定为私企是一大损失。然而市长谭志桂认为，对市里来说，有没有损失，关键在于企业有没有效益。亏损的国企，市里要往里贴钱，这才是损失；效益好的私企，每年上交数额可观的税收，吸纳劳动力就业，不仅对市里，对国家也是有贡献的。近些年本市新上的领带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私企，效益大多不错。究其原因，在于企业产权明确，经营者有积极性。

历史上，嵊州是浙江省较为落后的一个城市，县改市没几年。进入90年代以来，周边县市经济迅速崛起，而嵊州则相对缓慢。市里寻找原因，发现企业机制不活是主要原因。嵊州是个小城市，没有大企业，最大的企业是绵纺厂，仅两千来人。嵊州确定在这些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

在改制的具体操作上，政府只足引导，要不要改、具体如何改，由企业经营者和全体员工研究决定。用市长谭志桂的话说，政府当好“娘舅”，做好资产评估，保证国有集体资产不流失。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的政策上把握好分寸。

1997年，嵊州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和《若干政策规定》，要求全市所有企业都要积极实施改革。每个企业必须选择一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形成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多种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共存的体制格局。改革的基本形式有三种：一是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二是推行股份合作制，三是采取租赁、承包经营、出售、兼并和破产等形式。

改制过程中，政府向每家企业派出指导组，主要是政策指导、协调，不干预企业改制。首先选了9家较大较好的国有企业作试点。为什么首批选9家？这是一种策略。如梁只搞一两家，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会很大。搞得太多了，又难以推开。《意见》规定，企业一般可设国家股、法人股、集体股和个人股。鼓励经营者多持股，核心层股份可超过总股本的50%，经营者股份可超过总股本的20%。目的是让经营者和核心层在拥有更多权利的同时也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股权改革前，对国企厂长的奖励一般是发奖金，但厂长多不敢要，或者分一半给副职。股权改革后，经营者占大股名正言顺了。

然而，股份设置仍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这从新光药厂的股权改革可见一斑。全厂核定800万股，净资产202万元。厂长提出要200万股，占25%，但职工提出了一些意见，最后作出让步，核定为120万股，厂长以现金方式入资。

嵊州中小企业为什么选择股份合作制？市体改委的解释是，让职工持股，义人有权入股，可避免很多矛盾。职工个人首次入股一般不少于5000元。

9家企业试点进展较为顺利，两个月后推广到20家，推广也很顺利。第二年，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她进行了股权改革。

改制以来这两三年，嵊州经济活力明显增强。改制前，不少国有集体企业从银行贷款较难，因为亏损严重，还不起多年的贷款；改制后，银行愿意贷款了。他们认为现在拥有较多股份的厂长比以前有责任心了，对贷款的使用更慎重了。以前一些效益不佳的国企还不出贷款，改制后的企业大多能还。改制后，嵊州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增加了1亿多元投资，而且是实实在在投入了企业。改制后，经济马上有了好转。正值金融危机，周边县市陷入低谷，而嵊州经济则逐渐好起来。主要原因一是产权改革比较彻底，工是土地出让变成企业资产，减轻了企业债务，增强了融资能力。

改制给嵊州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去年6月，市里又下文深化股权改革，进行股权结构和持股比例调整，经营者可绝对控股。今年又出台新的《意见》，要求优化股极结构，一是建立企业内部股权流转机制，二是实施增资扩股，三是探索股权奖励和期权激励。目前已有23家大而优的企业调整优化了股权结构，经营看持股比例均超过了国有股。

产权制度改革为嵊州经济起飞起到实实在在的催化作用。……

（2000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国有股减持需公平高效

                          瞿永祥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国有股减持势在必行。但是绝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遵循公平、高效的原则，采取市场化的办法循序渐进。

根据2000年9月底的数据，沪市尚未流通股份占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8.829%，其中国家拥有股份占总发行股份的43.571%，远远高于其他投资主体拥有股份的比例。深圳市场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成功解决转配股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验，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这一套方法来解决国有股问题。因为国有股所占比例远比转配股高（到今年9月底，沪市转配股所占比例不到总发行股份的1%），而且随着新股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有股本身的规摸也在不断扩大，在一定的时间内将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要顺利实现国有股减持，必须循序渐进，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

国有股减持并不意味着国有股要全部退出，国家应该根据各上市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选择、有计划地保留或退出国有股。具体来讲，以下两类上司公司中的国有股应该保留：（1）关系到国家妥全的部门和项目。这些产业包括特种运输机械制造业和武器弹药制造业等国防工业，造币工业和航天工业等。当然，属于此类的上市公司在目前市场中很少。（2）大型基础设施及其他具有较大外部性的建设项目、大型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项目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部门。这些产业具体包括：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大规模的金属矿采选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永利事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及供应业、广播通倍业、金融保险业、机场、电信业务等。属于此类的上市公司在市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国有股减持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既可以采取过去中国嘉陵那样的配售方案，也可以采取近期云天化这样的回购方案，或者实施不少学者赞同的增发、回购的方案，或者向社会法人转让，或者其他方案。无论选择何种减持方案，都必须体现公开和高效。所谓公平，就是充分考虑到国家和现有流通股股东双方的利益，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客观的价格水平实施减持；所谓高效，就是要将国有股转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为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国有股减持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合理的价格水平。因为价格水平是有关当事人利益分配的标准，只有定价合理，才能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同时保证现有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才能将由国有股减持引起的对市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在上述众多方案中，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确定合理价格水平的易难程度不一样。在具体确定方案时，应当综合考虑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股价，因为当资产兑现能力差或者盈利能力差时，所谓的净资产价值是不真实的；当由于流通盘比例较小造成股价偏高时，股价水平不能体现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综合考虑上市止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股价，对合理定价很重要。

（2000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国企改革悄然探“底”

                国有股减持稳步前行

                  本报记者  郭振纲

          国有股减持：12家企业率先试点  减持幅度35%

          国有资产存量变现、充实社保基金和企业资本金、改善国企股结构，减持战略一石三鸟

          专家断言：国有股减持不会冲击股市

    近日，记者从国家经贸委企业司获悉，正在全国试行的国有股减持这一国企改革新战

略一直稳步推进。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提出和付诸实施，标志着国企改革已深入到体制深处。

虽然目前全国只有12家地方国有企业在进行试点，但由于它是我国继并购、重组、债转股

之后另一具有划时代意义、颇具战略性的战略决策，因此备受关注。

国有股减持缘何出台

    国家经贸委有关专家称，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

的要求。其政策背景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贯彻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必

须解决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即如何使国有企业资产中的存量部分活起来，国有股减持是一

个好的选择，它有利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变现；其二，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需要，国有股减持

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可以解决社保基金“个人帐户”的空帐问题，减轻财政压力；其

三，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多元化的要求，国有股减持有利于建立规范、合理的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必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国有资产可不可“卖”

国有股减持包含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转移；二是国有企业股权比

例的重新调整和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充实。这两项政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制度意义。

国有股减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控制，因为减持掉的这些国有股权要进入社会进行消化，这样会使国有股权充分市场化、多元化，这将有利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国有资产变现问题。国务院发展破究中心陈准研究员认为：国有股减持的本质目标，一是要彻底解决国有资产可不可以“卖”的认识问题；二是要彻底实现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可交易、可流通。

据国家经贸委有关专家的介绍，实行股权减持的企业，应该是竞争性行业中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但涉及国计民丛的行业目前不在国有股减持之列。减持的比例视实际情况而定，减持后的国有股权经社会消化，允许投资者持有国有企业的股权，从长远看也允许外资持有。

减持不会影响股市

国有股减持的前提是国有存量资产如何“退出”、怎样兑现。据国家经贸委的有关专家

介绍，该项工作的“关节点”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股市的承受能力，如果推进过快，股市可能引起混乱，因而可以预见国有股减持将以分步推进为其表现形式；二是减持股份比例的确定，目前试点企业的减持幅度暂定为35%；三是减持股的定价，国有股减持不可能以现有股权的市场价进行操作，而须进行资产评估后再行确定，极有可能是一个协商价。

    至于有些股民传言国有股减持有打击股市，著名经济学家樊钢认为，社保基金充实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国有股流通问题，而是产权转移的问题。即使是将一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划拨给了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也可以继续持有这些股份而不将其投入流通，至少是可以不马上将其投入流通，因此股民大可不必过分担心。

谁来承接减持的资产

国有股减持后还需有人来承接这部分资产，目前的主流意见是充实社保基金，做实“个

人帐户”。目前试点企业的做法是将减持变现的资产的50%交社保基金，由中央控制；30%加强企业资本金。

    有关专家指出，国有股减持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因为很多配套的措施还没有跟上。不仅国家的预算体制要进行调整，还需要一套国有股极市场置换的定价机制，更需要相应的法律规则进行梳理。但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是肯定的。

（2000年11月19日《工人日报》）

    2001年的报刊资料：

一个老国企的厂长和数名骨干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厂。数月后，千里之外一个小厂诞生。其自然人股东名单中，赫然列着原厂长和骨干们的名字。小厂生产的同类产品，用低价把老国企冲了个稀里哗啦……

这种“老鼠搬家”的现象，已成了令不少国企深感头疼的问题，但现有法律却对此缺乏约束。今天刊发此文，不是要多添一个例子，而是想让大家都思考一下，如何能从制度和规范上防止此类事件发生，保证国有企业的技术、商业等机密不再流失。

              离职厂长携众骨干异地办私企

               老国企遭遇“老鼠搬家”

                    本报记者  谢念

作为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贵州省遵义市长征电器11厂已经在“特困”线上挣扎了不少年，但全厂职工从来没肖像这次一样感到透心凉。

说起来，近种强烈的感觉与该厂今年3月刚刚离任的前任厂长密切相关-----其离后入股企业生产的产品，居然与其在任时主持工厂开发的拳头产品“很象”，因而直接对后者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长征电器集团公司是国家“三线建设”重点企业，跻身全国五大电器低压生产基地之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相关的产业结构调整，防爆电器市场遇到很大困难。为此，长征电器11厂积极寻觅技术接近、市场前景又较为广阔的替代产品。几经努力，他们终于看中了一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超级智能断电器。为此，曾主动与日本某著名公司联系，希望在中国联合开发，可是，由于这家日本公司不相信中国人有开发生产能力而被搁置。

1994年，在当年8月上任的厂长李钦泓的主持下，长征电器11一广踏上了独立开发之路。经过全体科研人员和职工数年的攻关，并负债投入1000余万元，该厂在国内首家开发研制成功，由国家上海电器科研所批发型号为CB11（DW48）的智能型万能式框架断电器发展到了全系列、10多种规格，成了企业名副其实的主导产品，相继被国家经贸委、贵州省经贸委等部门评为国家级新产品、贵州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贵州省名牌产品。

虽然因各种因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市场开拓不尽如人意，反而为有们后来者领先，但自1999年后，CB11（DW48）的智能型万能式框架断电器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日渐扩大，到2000年，居国内同类产品第三位。今年上半年，平均每月能销150余台左右，销售收入近200万元。

正当全厂上下重新升腾起振兴的期冀之时，孰料却风云突变。

今年3月，当了7年多厂长的李钦泓被集团公司免去厂长职务，由遵义市开元会计师事务所对李作出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认定：李“经营期内亏损严重”、“累计帐面亏损39163714.28元……除1994年持平外，其余连年亏损……致使工厂严重资不抵债，没有实现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李）对长征电器11厂目前现状，应负肖主要责任”。

3月底，以探亲、退休的名义，李回到上海老家后一去不返。集团公司屡次通知其到离任审计现场亦没有回应。

此后，接二连三，很“巧合”，11厂技术开发部副部长朱朝阳、市场销售部部长王瑛及质量检验部副部长周明等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员也柯继以请病假、车间内部下岗等为由，离开了工厂，不久均向厂方提出了中止劳动合同的申请。

就这样，到6月份，长征11厂突然发现，CB11（DW48）的智能型万能式框架断电器销量不可思议地大幅下降，整个7月仅售出五六十台，货款回笼则由6月份前正常的每月一百五六十万元，下降到四五十万元，生产几乎陷于停顿，才忙活起来的工人们，又不得不面临下岗的危险。

很快，各地的反聩表明，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低价销售、同样打着11厂“DW48”产品型号的智能型框架断电器，有的使用“江苏常州市凯隆电器有限公司”的名称和商标，有的干脆直接盗用11厂名称、商标，并假冒生产许可证，对正品形成强烈冲击。8月初，甚至在长征集团公司另一下属厂对外出租的厂房里，遵义市质检部门也查封到5台这样的产品。

为了弄清“病因”，7月，长征11厂专门请律师到常州走了一趟，结果，由常州新区工商局提供的“凯隆电器”企业登记资料令人大吃一惊-----这家5月8日才注册竖记、注洲资金200万元的公司的8个法人与自然人股东中，不但有分别参股26万元、12万元及4万元的李钦泓、王瑛、周明和朱朝阳，而且还有负责产品外协件采购的厂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朗伯润。此外，出资100万元的最大股东江苏武进市一家开关厂，也是11厂智能断路电器的外协厂。

至此，真相大白。

“一个产品按常规没一年做不成，仅开模具就需要几个月。那些出走的人带走了什么，他们心里很清楚。”长征11厂新任厂长聂生我说，“现在回过头看，一切都是有预谋，留有退路的。本来智能断路器的外协作贵州本省及周边地区就基本能够满足，有的甚至本厂、本集团内部可以生产，但他们不顾职工反对，七八家主要的协作厂都被远距离地安排在了江浙一带。比如那家参股开关厂生产的机构和框架就是这样，转过去就近马上能用。”

长征电器11厂发生的事情犹如“地震”，震惊了16个子厂一字排开在遵义市上海路的长征电器集团公司。部分已退休回上海的老职工群情激愤，来信来电请厂里用其退休薪水及自愿集资费稽查此事。

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徐晓念介绍，类似情况在长征集团公司不是首次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1984年，集团龙头企业长征1厂花巨资出国培养的1名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将厂里500多套产品关键技术图纸偷到江苏自己办厂，其全套人马，包括书记、总工、技术骨干、销售骨干等都是从“长征”挖过去的。

徐气愤地说：“这些人手中掌握的技术，是奋斗在祖国‘大三线’的两代‘长征’人用心血、金钱与希望‘堆’起来的，难道他们的流动足正常的人才流动吗？”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仅去年1月8日到今年6月30日，整个长征集团公司就有96名工程技术人员流失，以致温州许多生产低压电器的私营业主都开玩笑地称“长征”为其“人才培养基地”。在这种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商业等机密如何保证不相应流失，成为相当令人头疼的问题。

据悉，目前，长征11厂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规定，已经向工商、质监等部门提出了要求查处不法仿照产品的紧急报告。聂生良表示，将保留就此诉诸法律的权利。

（2001年8月31日《中国青年报》）

国有资本开始撤离商业领域

              南昌最大国有商业集团悄然“演变”

     本报讯（记者李青莹）日前，江西省南昌市商贸委已派工作组静悄悄地“进驻”南昌最大的两家国有商业集团-----洪城大厦集团和百货大楼集团。江西省商业领域最大的国企改革在不动声色中悄然进行。

这项改革意味着，国有资本将率先从百货、洪城两大商业集团中全身而退，也从此拉开了南昌市国有资本从商业领域撤出的序幕。

南昌百货大楼集团是一家拥有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老牌国有商业企业，拥有资产数亿元，职工3000多人。1993年，该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成为国有控股90%的股份制公司，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却仍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冗员、资金、社会负担等方面积淀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1987年创建的洪城大厦集团，与百货大楼同一年进行股份制改造，逐步发展进入金国销售商业百强，但也遇到了与百货大楼同样的困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负责人称，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中国加入WTO后，零售业将全面向外资开放，国有商业的种种弊端，使其缺乏强励的市场竞争力。国有资本从商业领域的撤退，宜早不宜迟，如果真到企业举步维艰时才改革，就晚了！

南昌市商贸委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股本多元化改制，将实现两大置换：一是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股的一次性完全退出；二是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解除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关系，让职工走向市场。

（2001年11月5日《中国青年报》）

2002年的报刊资料：

又撕开两条裂缝

          鲁宁

这些天来，温州民营企业家-----均瑶集团的老板王均瑶有接不完的电话。来电者绝大多数是王均瑶相识与不相识的民企老板。来电的事由大多相同：一是祝贺王均瑶再度“胆大包天”；二是了解“包天”背后的细节和经验。

8月18日，中国氏航重组改革在资本结构上出现突破，由王均瑶掌控的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成为新组建的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三大股东。这是国内民营资本首次被允许进入长期为国有资本垄断经营的航空企业。从时间上看，它与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相隔才18天。

奶业让王均瑶由农民变成老板，“胆大包天”使王均瑶成为新闻人物。1991年7月，25岁的王均瑶承包了长沙到温州的客运航线。自从开了中国民航史的先河，王均瑶先后承包的国内客运民航航线多达50多条。

“十年磨一剑”。王均瑶能率先参股航空公司，再度“胆大包天”，绝非偶然，其之所以能领到民用航空市均准入证，与他跟民航管理部门十几年的不间断合作所积累的“关系”有关。如里换成别人，未必会有如此机遇。不过，尽管王均瑶与民航管理部门的历史渊源使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我仍然认为，其两次“胆大包天”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王均瑶当年承包民航客运航线更多得益于政策松动，今日其直接入股航空公司，更是市场化改革大势使然。市场化一路“化”到今天，再强硬的垄断板块也会出现裂缝。

裂缝一经出现，坚冰必被消融！一直由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证券板块也出现了裂缝。在由黄河证券增资扩股128亿元而成立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另一家园内民营企业-----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出资2.4亿元成为民生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更值得提及的是，民生证券甫一挂牌，民营资本在其中的总股份就超出了50%。除此而外，民生证券的出世及原有的民生银行、民生保险构成了国内金融市场一道民字号的风景线，从而进一步加大金融垄断板块的已有裂缝。

消融自然界的坚冰是一个缓熳的物理过程。消融由计划经济生成------“计划”年代培育的经济垄断坚冰，也不可能没有过程。就现状而言，均瑶与泛海的幸运还只具象征意义。但改革的辩证法已反复证明，国内各领域改革的每一次实际突破，都始于“象征”。

（2002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深圳面向国际招标

                         转让国有企业股权

   本报深训8月28日电（记者李桂茹）深圳市政府今天宣布，该市将通过国际招标转让部分国企的部分股权，首批选择5家作为试点。此项改革的目的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参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做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

    深圳国企国际招标改革于今年1月启动，总体工作方案已经制订。首批5家试点国企，都是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在行业、产业方面对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的企业。确定的5家试点单位和企业转制后的股权比例是：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7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25%；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5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45%；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60%，拟转让给外资持股24%，内资持股16%；深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市属国有持股55%，拟转让给外资持股45%；深圳市食品总公司，市属国有持股30%，拟转让给外资方两家，各持股40%和30%。

此次改革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在国企国际招标中，要把选择对企业长远发展有积极帮助作用的战略伙伴放在首位考虑，而不只是考虑政府要收回多少资金，更不允许进行产权的炒作；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要严肃追究查处；……

据有关人士透露，此次面向国际招标的深洲5家国企，已经通过聘请的国际财务公司与国际知名的大公司进行了接触，很多公司有参加投标的意向，而且都是世界500强中名列前几十多的公司。

5家试点企业国际招标改革在今年年底结束，明年将在首批试点的基础上，确定第二批国际招标企业名单，范围逐步扩大。

（同上）

   2003年的报刊资料：

深圳打响国企股权国际招标第一炮

华能国际现金收购深圳能源25%股权

   本报深圳1月28日电（记者李桂茹）春节将至，深圳市打响了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制、国际招标的第一炮。华能国际今天上午与深圳能源签约，前者以现金23.9亿元人民币购买后者25%的战略股权。

深圳市政府于2002年8月宣布，包括深圳能源在内的5家市属企业，将通过国际招标出让战略股权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首批选择的5家国百企业试点单位，都是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在行业、产业方面对国外战略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的企业。

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今天的签约仪式上说，今年第一季度，其他4个试点企业的国际招标也将陆续签约。

深训能源在深圳市国有企业综合实力排名第一，200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7.3亿元，净利润4.7亿元，到2002年底，总装机容量占深圳市的75%以上。深圳能源改制严格按照国际规范和惯例进行，历时5个月，经过两轮竞标和最终谈判，华能国际从十几家国内外潜在投资者中胜出。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大型火力发电厂，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

（2003年1月29日《中国青年报》）

60家国企80亿资产公开挂牌出让

             “纯国企”两三年内退出西安

                    本报记者  黄博

   西安即将公开挂牌出让60家纯国企总额达80亿元资产。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产权出让在我国西部地区尚属少见，此举表明“纯国企”两三年内将退出西安，引起国内外资本的广泛关注。

连日来，古城西安云集了一批来自著名企业的资本买家，如上海德龙、快捷集团、金花股份等上百家企业已登门联系洽谈。

出让如此庞大的国企资产，源自今年新年伊始西安市提出的“工业振兴计划”。此计划提出在2至3年内要让纯国企全部退出西安一般性竞争领域，为此决定将市属500亿国有工业产权面向国内外公开出让，通过出台多项政策，引导、支持各类社会资本，以兼并、破产和重细的方式参与国企改革。其中，深化国企改革，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建立劣势企业逼退机制，整合优贽资源，是该计划的重中之重。上述资产总量计80亿元的60户企业，正是该计划被首批推向社会。

据了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发展，西安市不仅工业门类齐全，而且形成了较强的装备加工能力，是我国重要的高中压输变电成套设备、飞机及航空发动机、重型货车、彩色显像管、冰箱及空调压缩机、工业缝纫机、大型工业风机等产品的基地。目前，全市有工业企业46423家，从业人员10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28%；2002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047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300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6%，上缴税金约占当年全市财政收入的41%，工业在全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西安工业经济中所有产权结构方面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西安市经委主任张普会告诉记者，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2家，净资产近500亿元，国有资产比重高达70%以上，与沿海一些城市的20%-----30%相比，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泉严重制约着西安工业经济的发展活力。

“工业振兴计划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张普会说。

据介绍，该市此次国有产权的出让渠道主要是，将国有产权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售和通过各类社会媒体、专门推介会对外发布出让信息，达成初步意向，经企业职代会通过后，按程序上报政府国百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据悉，首批推出的60家“纯国企”中，不乏经营状况尚好、有产品、有市场、在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也有一些有优势产品和市场，但机制不活、缺乏资金的国企。

记者走访了几家首批出让国有产权的企业，大部分职工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早改早活。目前，部分企业已拿出了改制方案。尽管还有一部分人对此感到突然，但也都表示“乐观其成”。大家最关心的是改革后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是否会受影响。

有专家学者指出，西安市此举非常及时，否则改革的成本将越来越大。

据了解，在大力推国有工业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同时，西安市同时积极鼓励、扶持非公有制工业发展，将着手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金，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信用担保，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联合重组、合资合作；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以税收、土地等多方面政策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工业振兴计划”，自今年起，西安将连续三年从财政中列支4000万元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准备金，扶持各类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资产重组；同时组建工业资产经营公司，通过董事会管理和促进国企改革。5年后，全市工业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将将占到50%以上，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50亿元，年均增长16%。

“出让纯国企足为了新工业的振兴。”张普会强调说。

（2003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巨额帐外亏损吓住收购者

                    东三省数千亿国资日渐清瘦

据新华社哈尔滨2月20日电（记者高广志  鲍盛华）东北辽吉黑三省数以千亿元国有资产的难以流动，正造成更大的流失，就象一根冰棍儿，最后化得可能只剩下杆了，也无人过问。这种现象已引起各方关注。

虽然一些国有及国有控股特大型企业脱困工作取得了显者成绩，但招据帐面统计，地方国企的亏损面仍在40%左右，而且负债额和负债率继续增加。辽宁省国企资产负债额2002年比2001年增加172亿元，负债率增加1.34个百分点；2002年亏损额比2001年增加5.5亿元，亏损面增加2.3个百分点。2001年末黑龙江省比方国有企业净值358.4化元，比上一年减少116.2亿元。

从帐外看，国有资产的流失远不止这些。黑龙江省一位叫孙首泉的民营企业家收购一家国企清点资产时，意外地发现该国企有像原料采购的高价买进、产品销售未回款等上千万元的暗亏帐。他感叹道，真没想到，有的国企帐外流失还这么多？

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对近几年上报所所有者权益150亿元的164户国企进行的检查表明：100%累计亏损，暗亏、潜亏及不良资产总计158亿元；其中42户国企上报资产负债率100%不实。全省地方国企仅历年经营性亏损挂帐就达383.3亿元，超过了358.4亿元国有资产等值，实际上地方国有资产已经是银行等债权人的资产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监管专员王保权说：“银行对这些国企有的能收回点利息，有的本利全无，债权的损失实际就是国有资产的损失。”

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国企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至3%，与5年期的国债收益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黑龙江省省长助理胡祥鼎说，现在部分国企的好转实际上是由资源垄断、价格及国家给予的贷款等各种政策带来的。

记者调查发现，基层之所以不愿意碰国有资产而宁可让它化掉，是因为弄不好可能造成流失和引发职工上访，行政管理层、厂长和职工利益会受到损害，巨额改革成本无人支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等专家认为，目前国有资产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必须让国有资产从不适合的领域“退”出来，以实现真正的保值增值。

（同上）

一外企以起拍价夺得老牌国企

竞拍者缘何成了摆设

    本报记者  谭新鹏

   一场前后时间不超过5分钟的拍卖会，今天在位于北京平谷区的渔阳饭店举行。记者在拍卖现场看到，整个拍卖过程中，拍卖槌只在空中停留了几秒钟便一锤定音-----除了一家外资企业以起拍价举了一次牌后，其他两家国内竞买企业均未举牌应拍。

   “整个拍卖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一位出席拍卖会的人士评价说，不知国内两家企业是来参加竞买的，还是只来凑个数？

此次拍买的标的为黑龙江省第三大国有企业-----桦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桦林集团）持有的桦林轮胎股份有限公司1.5107亿股国有法人股，起拍价为9700余万元。竞拍者中，除了牡丹江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牡丹江恒羊纸业集团有限贵任公司外，还有一家来自新家坡的独资企业-----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轮胎）。

据一位来自桦林集团所在地牡丹江市的人士介绍，桦林集团是一家具有5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由其控股的桦林轮胎曾在业内颇具知名度。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团在经营上开始出现问题。

据透露，由于经营状况不佳，1999年8月19日，桦林集团与中信实业银行签订了一份货款合同。该会同约定：中信实业银行向桦林集团提供9541万余元贷款，贷款期限至2002年8月19日；桦林集团1999年12月底前偿还1000万元，2000年2月偿还500万元。为获得贷款，桦林集团将其持有的1.5107亿股“桦林轮胎”国有法人股质押给中信实业银行作多贷款质押担保。

但此后，拿到贷款的桦林集团仍在经营中未见起色。到2001年6月，集团欠中信实业银行到期借款本金1500万元、未到期本金8000多万元、借款利息1245万余元，总额达1.2亿元。为此，中信实业银行将桦林集团诉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桦林集团支付其欠款，并承担质押责任和案仲诉讼费。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并判决桦林集团向中倍实业银行尝付9541万余元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尝付中信实业银行20万元的律师费；中倍实业银行对桦材集团的出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利。

然而，判决生效后，桦林集团仍未主动履行还款义务。2001年11月，北京市二中院对其判决进行强制执行未果后，于2002年10月请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法人股进行了评佑，评估值为1.20856亿元。2003年6月，北京市二中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选定，依法委托北京端平拍卖行对该股权进行拍卖。

此间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参加竞拍的外资企业可能对今天的拍卖早有策划。因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国有法人股最多只能被拍卖3次，第一次以评后值为底价拍卖，第二次以评估值的90%为底价拍卖，第三次则按第二次拍卖底价的90%为底价拍卖。而此次拍卖的“桦林轮胎”国有法人股曾先后于今年6月8日和7月1日进行了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

佳通轮胎中国事业部董事长吴庆荣的说法似乎证实了这一分析。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佳通轮胎早在8年前就对样林轮胎产生了兴趣，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前两次之所以没有参加竞拍，是因为价格太高。

据北京市二中院的鲁法官介绍，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第三次拍卖仍然流拍，被拍炎的国有法人股将按第三次拍卖的底价偿给申请人中信实业银行。

与佳通轮胎派出的前呼后拥的竞拍队伍相比，两家国内竞拍企业派出的人员却是形单影只，拍卖会一结束便起身离开了会场。牡丹江石化公司的一位人士对记者的提问一直讳莫如深，只表示“公司的实力不够，这次来只为学习学习”。

“两家国内竞拍企业分别只派了一个人参加竞拍，这么大的标的居然没有智囊参与，真是不可思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土说。

据介绍，将国有法人股作为标的进行拍卖，在国内并不多见，而外资企业参与竞购更是史无前例。业内人士对此次拍卖后企业的资产重组普遍看好，但令他们匪夷所思的是，既然是是一件好事情，又何必要遮递掩掩呢？

（2003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江苏东辰公路工程就被县里改制出售了。其间，企业法人代表在国外，广大职工更是一无所知-------

企业该不该这样“卖”

      本报记者  顾兆农

不久前，在江苏省泗阳县东辰公路工程公司（下简称“东辰公司”）出现了这样一幕：200多名公司的员工，多次将公司大门及所有的办公室堵住，以表示对县里仓促把诺公司卖给中国太平洋集团下属的江苏黄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黄河公司”）的不满。

今年5月5日，黄河公司和江苏省泗阳县正式洽谈关于购并东辰公司一事。5月6日，县委召开了书记办公会，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5月7日晚，泗阳县四套班子全体成员会议对改制方案进行讨论并原则通过。其间，东辰公司的干部职工对此事一无所知，直至5月8日上午签约时，东辰公司的中层干部才被告知于同日上午开会，拟宣布改制决定。后因广大职工高度关注此事，赶到会场的人太多，于是临时改为职工大会。短暂的大会，主要是自上而下地宣布县委、县政府对该企业改制的决定等，并没有、实际上也没有时间让职工对改制方案进行讨论。与此同时，在泗阳宾馆，购并该企业的协议已正式签署。

同样让人吃惊的是，5月8日，即黄河公司购并东辰公司的协议签署当天，东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绍兵正在尼日利亚洽谈业务，县交通局局长陈从连遂以法人代表身份与对方签定了并购协议书。倪绍兵是5月2日前往尼日利亚的。此前，县委、县政府并没有向其通报过由黄河公司购并该企业的事宜，倪在国外接到陈从连通报购并该企业的电话后，感到非常惊讶。

一些职工希望看一看企业购并的协议书，却被告知这是“秘密”，至今不让职工看。

县里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对记者说，早在去年底，县委、县政府就开始酝酿对该企业进行改制，并委托有关方面对该企业进行了审计和资产评估，做好了改制的基础性工作。因此这次改制也并不匆忙。

据了解，该企业资产评估的依据是县审计局今年3月19日出具的“关于江苏省东辰工程总公司1999年3月至2002年3月财务收支审计的情况报告”。而在该报告中，关于企业固定资产情况的描述只是一句话：“固定资产4491万元。”

县里领导告诉记者，此前，泗阳县的国有、集体企业已基本改制完毕，就剩下东辰公司一家没“卖”掉。这位领导认为，东辰公司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有很多问题。他举例说，东辰公司给县里修的人民路等，就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对此，东辰公司的原领导告诉记者，为了政绩，冬天在0摄氏度以下，县里还逼着他们摊铺沥青路面，而按施工要求，10摄氏度以下就不能再进行这样的施工了。公司几次向县里主要领导书面报告这个情况，却始终未得到理睬。

黄河公司是个只有二级工程承包资质的企业，而东辰公司是拥有建设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企业。后者最后却以1754.54万元卖给了前者。东辰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曾找到县交通局，表示愿以3000万元的价格买下该企业，却遭到了拒绝。因为泗阳县提出“靠外、靠大、靠强”的口号，县里有关领导认为，靠本地人是做不大的。

改制前，没有人对东辰公司的性质表示过什么异议，但现在对其性质却产生了很大分歧。县里认为，该企业一直是国有企业。但2001年11月泗阳县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在“经济性质”栏下，明明白白地写着“股份合作制”；同样，在企业更名后，2002年10月17日由宿迁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注明该企业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对此，县里认为，这是在虚假材料基础上的错误定性，是该企业的欺骗行为所致。但是，即使像县里认为的认为，该企业是国有企业，是不是就可以如此匆匆忙忙地改制呢？

《江苏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企业改制要严把清产核资关、财务审计关、资产评估关、方案审核关和民主决策关，要按程序办事，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严禁暗箱操作。

江苏不少市县都明确要求，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财产清查审计结果、资产评估结果以及改制中不良资产的核销情况，应严格实行公示制。……

泗阳县的有关领导一再告诉记者，这个县在经济上和观念上都比较落后，做点事情很难。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应该严格按照程序来规范企业改制。应当相信，只要是真正有利于企业的事情，广大干部职工焉有不解、不服和不从之理？

（2003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2004年的报刊资料：

茂化永业职工维权碰难题  

                 国有股转让协议是不是秘密文件

                            记者   何磊

    企业的国有股卖了，国有职工的身份没了。安置职工的钱该由谁出？怎么出？这个难题困扰着与上市公司茂化永业相关的几方。

9月1日，上市公司茂化永业的会议室，经股东们举手表决，公司正式改各为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一刻，几十位公司员工代表又一次拉着横幅，堵在公司的大门口，他们要讨一个“公道”。

这几十位员工心中的“公道”是：买足他们的社保金；尽快给他们国有身份转换后的安置补偿金。

2003年12月4日，广东省茂名市财政局代表国有资产管理方，正式将持有的茂化永业公司26.3%的股份（相对控股），以8700万元转让给民营企业广东海印公司。从此，广东海印成为茂化永业最大的股东。

然而从转让协议签订至今，原茂化永业的国有身份职工并没有拿到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安置补偿金。与此同时，他们中400余人被“新老板”要求待岗。

谁与谁的“买卖”

有着33年工龄的郑康梅和儿子同在茂化永业上班。去年，他和儿子同时被“新老板”要求待岗。从此，一家5口只能靠父子俩每月共740元的待岗工资作生活费-----郑康梅每月520元，儿子每月220元。

茂化永业的前身为茂名市化化一厂，建厂至今40多年。1992年，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1998年10月28日，改制后的茂化永业成为茂名市所属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从改制到上市，职工没感觉到他们的身份变了，也没人告诉他们身份变了。许多职工还记得当初进厂时领导的话：“有厂在，就有你们的工作在。”

柯先生原来是当地的农民，1980年，公司征用了他家的土地。第二年，他和其他14位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起成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从此，在柯先生心目中，这辈子他就是这家企业的人了。即使到公司上市后，他仍然认为国有控股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不会变。

然而在广东海印入主茂化永业后，一切似乎发生了变化。去年，柯先生接到公司人事部门的通知：待岗。“年轻时给你干什么都可以，如今这把年纪了把我们赶出来，没了土地，也没多少技术，让我们怎么活呀？”柯先生说。

“我也可怜他们，可我这是企业呀，不能养这么多人。”茂化永业现任董事长邵建明说，原本以为只是一次资产的置换，没想到里面还埋着这么多“地雷”。他表示，企业愿意给职工们安置补偿，但政府要出法律、政策依据，否则，作为上市公司，很难向股东交待。

据了解，此前，公司曾出台《关于与“停薪留职”员工及富余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实施方案的通告》。通告说，愿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将根据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液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经济补偿金标准以2003年公司员工月平均工资887元计算。

通告还给员工另外一个选择：不愿意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司将按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为茂名市政府公布的2003年最低工资标准330元/月。

根据这一通告，员工们计算的结果是，他们中工龄最长的也拿不到1万元。此外，他们从社保局获悉，除公司个别领导及领导亲属外，绝大多数员工的养老金都没有足额缴纳。这意味着，到退休后，他们只能拿到一点可怜的退休金。

在职工多次找企业和政府反映后，茂化永业收回了这一通告。据称，新的方案是，所有人员按实际在公司工龄，每年补887元。

“像是在做买卖，先是330元，现在又成了887元。”公司一位待岗人员说，让他越来越糊涂的是。这究竟是谁和谁在做买卖？

这位待岗人员说，和他们同在茂名市的茂名石化，在国有资产转让时，职工按照3700元至4000元/年工龄的标准获得补偿。他不明白，同属一个行业，为什么相差这么大。他说，自己有一种被政府和企业合谋欺骗的感觉。

国资转让协议是不是商业机密

“我们想知道，政府与广东海印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到底有没有规定职工的安置补偿。”公司停薪留职人员郑蕙说，一年来，他们多次找过政府相关部门，但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他们这个疑问。

然而无论是财政局还是市里专门为解决此事成立的工作小组，均愿公开转让协议的内容。

据了解，国资委在《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中明确规定，国有资产转让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要优先考虑，对职工安置等事项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有关专家介绍，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退出不再控股而由社会股东控股时所谓的职工安置，实际上就是国有控股公司全体职工由于国有身份的消失，要依法进行的劳动关系解除及经济补偿。

参与转让过程的茂名市财政局吴卫雄科长回忆：“协议书中有一句规定了这个问题，即海印公司在安置职工问题上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具体办理，不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他承认，协议书中没有关于职工安置问题的具体条款。

市里专门为解决此事成立的工作小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连我都没有看到过协议的内容。”

此次茂名市政府转让了26.3%国有股，共获得8700万元资金，如果按照国资委的有关文件，这部分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应该首先用于职工安置。但是，茂名市在此次国有股转让中，把安置问题推给了广东海印。

直到茂名永业的部分职工因安置问题与资方发生冲突，政府方面才表示，可以承担职工安置费用的26.3%。

职工反映，政府与海印集团在股权转让的操作中缺少透明度，企业的绝大多数职工都不知道协议内容。

公司原监事会的一位成员说，只知道政府与海印公司谈判国有股转让事宜，不知道具体谈些什么。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凡是涉及企业和职工利益的重大事宜，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是，此次国肖股的转让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这份本应公开的转让协议似乎成了“秘密”文件，就连改制后产生的企业工会主席也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客。

谁在与职工争利

公司上届监事、工会委员周建说，在职工争取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一些事情让他越来越糊涂。与资方谈判理所当然，可是还要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市总工会还站出来与他们讲条件，“这算什么？”周建说，企业该不该卖、以什么价钱卖、卖给谁，这些都应该让职工参与，可事实是，连他自己都家在鼓里。

公司原中层管理人员谢小军回忆，早在广东海印收购公司前，美的、深圳中资投等多家企业表示过收购意向，一家公司甚至交了1000万元的订金。当时，美的开出的价码是每股4.2元，如今卖给广东海印却成了每股两元多。更重要的是，美的当时承诺，保证职工一个不下岗，有一个下岗刨给不低于10万元的安置补偿金。

茂名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解释，以前的事情他不清楚，但后来与广东海印谈判时，企业已经开始亏损。这也是政府下决心让国有资产退出这家企业的原因。

公司停薪留职人员林海说，公司从建厂到转让国有股期间，效益一直很好。只是要卖国有股的传闻出来后才出现亏损。他回忆说，广东海印入主前不久，公司突击招了两三百人。

“我们这些停薪留职人员还没岗位呢，再招这么多人，怎么能不亏呢？”林海认为，广东海印公司入主后短期内就能扭亏的原因为“减员+堵漏”。

股权转让已经成为事实，现在职工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能不能公开每个人的社会保险金额？能不能把养老保险补足？”职工问。

茂名市劳动局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许多人当时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按照实际工资标准缴纳保险金的。现在要补很麻烦，电脑上很难处理。

“能不能按照当地同行业企业茂名石化的标准给付安置补偿金？”职工问。

“我们愿意给，但要有法律依据。”茂化永业董事长邵建明说，他听政府的。

据了解，职工们最近仍在不断找政府反映情况，政府的工作组也还在“做好职工的工作”。

（2004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钦州拍卖25亿元国资项目

              码头、铁路、供水等垄断性项目也在拍卖之列

              “市场确认”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10月16日，广西钦州市举行了备受关注的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洽谈会。此次产权转让涉及的国有资产项目多达36个总计25亿元，其间吸引众多客商眼球的是，具有垄断性质的码头、铁路、供水等项目也在拍卖之列。

“钦州是南中国潜力最大的近海”，在洽谈会上钦州市委书记黄道伟这样向与会的190多家企业、260多位客商推荐钦州。作为从沿海他区向中国内陆腹地云南、贵州、四川运输的必经之路，位于北部湾畔的钦州确实具有很强的市场幅射能力

据悉，钦州本次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共涉及交通、城市建设、商贸流通、工业、土地开发、卫生、旅游等项目，其中有不少是新兴、热门产业项目，如钦州港一期、二期工程等。来自包括港澳、广东、浙江等地的客商对这些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业内人士分析，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逐步退出”，而本次洽谈会推出的项目不仅包括“一般性竞争领域”，还包括铁路、水厂、码头等明显具有垄断性的项目，这显示出钦州市在国企政革中的胆识和魄力。钦州市市长汤世保表示，将一些具有垄断性的项目列入交易范围，是让“靓女先嫁”，以吸引更多的各类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实现钦州大工业、大港口、大旅游的三大目标。

在交易洽谈会上，众多客商都对港口、码头、水厂等原来由政府主导的垄断行业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愿望。中海物流深圳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黎畅达说：“我从9月中旬就从相关渠道获悉牺钦州进行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这些原来由政府主导、甚至带有很强垄断性质的水电、铁路、码头行业进入交易范围，表明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

如此大规模地拍卖国有资产，最让人担忧的是如何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汤世保市长用“确保实现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国有资产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得以确认，市场是资产交易的基本原则。”

在洽谈会前，钦州市委市政府已委托5家审计机构、6家资产评估机构、9家土地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例如城市建设项目5个，初步转让价4.89亿元，商贸流通项目4个，初步转让价9343万元。

钦州市的做法蠃得了与会客商的高度认同，香港金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埋叶建说：“垄断企业只要能真正进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则运作，最终获利的不仅是企业，而且是全体消费者，政府也能从资本经营过程中真正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盘活。”

（2004年10月20日《工人日报》）

国企改制限期30天大有隐忧

           冀人

    近日，河北省国资改革猛然提速，为了方便企业尽快办理相关手续，河北省国资委的改革处、产权处等几个重要部门甚至搬到酒店集中办公，拟用30来天的时间，让上千家河北省各级国有企业集体“变脸”，或朝“变脸”迈出关键性的一步。（11月14日《经济观察报》）

据报道，一位河北省国资委的内部人士感慨：“我们现在的压力很大，产权改革既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牵扯各方面的利益太多，但又要求快速推进，完成任务。”这位人士的感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此“大跃进”式的改革，合适吗？

的确，国企进行改革是必然的，但如何改，以怎样的步骤、怎样的速度去改，却是不必然的。而且，每个企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刀切式的“改革大跃进”，能否真正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能否最大限度避免腐败、保证国有资产尽可能不流失，能否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很多问题都不可回避。当前，虽然很多地方国企产权的改革正在进行中，但最近一些情况表明，这项改革无论理论还是政策上的准备似乎都并不成熟。

理论上的软肋是由近一时期“郎顾之争”、“郎张（维迎）之争”暴露出来的。现在，由郎咸平挑起来的这场论战涉及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其中，这场争论至少在目前还无定论。那么，对郎咸平等人指出的当前改革方式的一些弊端，就值得反思。国企改制涉及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积累的庞大遗产，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谁敢说可以破釜成舟、背水一战呢？

具体到河北省，据悉有4000余家各级国有企业，涉及资产4285亿元，而河北省拟在2005年之前，将国有资本比例从目前的71%降至40%以下。如此庞大的一笔资产，并不单单是个经济向题，也不单单是个公平问题，肯定会全方位地影响到社会发展。

从国家相关政策看，河北省此次“提速”似乎也有操之过急之嫌。11月8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刚刚强调：不能刮风出售国有资产，不能一刀切，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位官员则坦言，很多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重组政策的认设是有偏差的，国资委从来没有给过地方明确的期限。国资委如此表态，肯定是出于某种考虑，或者基于某种经验教训，因此河北省让上千家企业“集体变脸”，是大胆的锐意进取，还足失之简单化，有必要毫不含糊的进行判断。

《经济观察报》同时报道了国资委研究中心这位官员的几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到山东考察时，看到一个效益非常好的钢厂，也被要求在2005年前（国有资本）必须退到30%以下，这不是有毛病吗？”从这段话所包含的意思看，当前河北省国企改革的具体操作，也颇有可质疑之处。比如，河北省本次参与改革的同样也有几家目前效益很好的钢铁企业，还有一直效益不错的华北制药厂。而在此前，“港中旅当年投资两亿多元获得唐山国丰51%的股权，一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近年来每年利润在4亿元以上。”-----这让人有些不解：一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然后每年都能收回两倍于投资的利润，这样的企业为何要急着卖？

固然，不能等企业垮了才卖，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但对于有很大增值能力的优质资产，又何苦急于出手？这样的改革，是否陷入了为卖而卖、为改而改的误区？是否已经让国家蒙受了潜在的损失？

在30天时间里让上千家企业“集体变脸”，在很短时间内让4000家国企改制完毕，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这会给经济造成怎样的动荡？会不会造成太多人下岗失业？据悉，华北制药厂一些职工现在就惴惴不安，担心外资进来后会不会马上进行“减员增效”。的确，如果在改革的同时，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样的改革即使有成果，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

数亿国有资产特大连环诈骗案的台前幕后

   《中华工商时报》11月9日刊登记者专稿说，近日在成都闹市的一个出售盒饭的小饭馆里，人们看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正在吃饭桌上客人剩下的盒饭。这位老人退休前是成都纺织品公司（以下简称成纺公司）的行政科长。老人的同事也和他差不多贫困。与此同时，与成都相距万里的深圳同样有一千多职工陷入了贫困中；在遥远的东北鞍山市，还有一千多钢铁工人及上万的家属也陷入了贫困中。这些悲剧，都源于港商林少华三兄弟的一个横跨辽、粤、川三省的连环诈骗局得逞，源于其诈骗所得至今仍被他们及其同伙强行霸占着。

港商林少华及其同伙靠什么骗走了数亿元的国有资产？

1992年，成都市政府在香港召开招商引资会，港商林少华被成都市政府赴港招商团看中，请他到成都来投资。1992年9月，林少华以其威成（香港）有限公司与成纺公司合资成立了成都友谊屋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200万元。林少华投资1600万元，占总资本的50%，林少华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成纺公司与林少华的合资，是按成都市一位分管副市长的指令，不情愿地签订合同的。同样是按这个上级的指令，林少华在成都同时成为友谊商店、娱乐公司、银丰公司、屋业公司四个公司的总经理。大权在握，一系列怪事如此发生了------

从1993年5月到1994年9月，林少华分7次转入664万美元到友谊商店帐上，作为健的股权投资记帐。而实际上，这笔资金到帐最长的时间不到7天，最短的仅当天就转走了。林少华不但没有投资分文，而回还把中方投资的资金拿走了几十万元。

与此同时，林少华以友谊商店总经理的身份，开始大量向银行贷款，从1993年3月至1997年10月，林少华和同伙总共从银行贷款2.6238亿元，其中的6150万元被林少华及其同伙侵吞，至今还有4950万元未能追回。

成都市公安局某副局长在林少华合资的成都娱乐公司任副董事长，数名公安干警在这个公司领钱，而成都市盐口市公安派出所在成都娱乐有限公司分得过利润3.2万元。友谊大厦A座的管里员对记者说：“这些年来，设在该丈厦的成都娱乐公司所属桑拿、夜总会排污管道经常被用过丢弃的避孕套墙塞。”

林少华1993年到成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鞍山和广东诈骗了上亿元国有资产。政府招商引资，政府官员对招来的港商不调查其资质和背景，招来了诈骗犯。政府官员又命令下属的国有企业与其合资，不给企业丝毫自主权。政府官员有权决策企业命运，这究竟是谁之罪？

其实，成纺公司奉命与港商林少华合资后一年的1994年，就发现抹少华的注册资金不到位，当即向主管部门和成都市政府那位分管副市长汇报。该副市长指示：要与外方搞好关系，不能与外方把关系搞僵了，不能向外方要注册资金，要与外方长期合作下去。

1995年初，当成纺公司发现林少华以合资公司各义从成都市的3家银行贷款数千万元，又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并希望通过法律程序终止与林少华的合资合同和追回被其占有的国有资产。

成纺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和职代会传达了那位副市长“不准打官司”的指示，传达市委常委的决定：“不准要、不准告、不准闹”；并再次强调“要与外方长期合作卜去”。

就在成纺公司职工追究国资流失之时，林氏兄弟的诈骗问题，引起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重视，中央领导李长春、罗干亲自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查处。经多方艰苦努力、侦查举证，于1998年2月23日将犯罪嫌疑人林少华抓获。但抹龙等嫌犯至今仍逍遥海外。

由于成都市公安局对这起特大的诈骗案件不立案，数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成纺公司80%职工下岗，每月人均只有不到186元的生活费，千名职工生活陷入悲惨境地。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拍案而起。在人大代表持续监督下，近日，诈骗团伙主犯林少华在成都的犯罪问题，检察机关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

据记者截止发稿时的初步统计，林少华犯罪团伙从1986年开始，先后在鞍山诈骗本金及利息一亿多元人民币，致使鞍出市轧钢厂破产倒闭，上千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林少华及其团伙靠此款作为本钱起投资汕头松山电厂，又以松山电厂为诱饵变本加厉诈骗深圳约4亿元人民币，在成都与同伙诈骗2亿元人民币以上。林氏兄弟及其同伙吹合资为名的诈骗给国家造成查接及间按经济损失数亿元！

（2004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

 

二、以契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劳资关系

近代英国法学家梅茵（Henry   Maine，1822----1888年）基于其所处时代近代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契约关系已经取代了往昔中世纪主仆之间的身份关系而成为英国社会基础这样一种现实的感受，在1861年出版的名著《古代法》中说了一句脍名人口的话：“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之评论道：“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古代法》问世晚于《共产党宣言》十三年。恩格斯这里所谓《宣言》“已说过了”，系指《宣言》第一节所说的下列这些话：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元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么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刹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而梅菌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并没有形成起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竟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象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工人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发财致富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并“把资本变为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财产”，工人们不再“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共产党宣言》）。当然，正如毛泽东同志《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还存在着“不断地改进和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怎样“不断变革”或“改变”“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到：“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故其指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在改革过程中也还在做“人与人的关系”这篇文章，只不过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背道而驰了。如从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演变来看，1983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是法人，厂长是法人代表；企业对国家规定由它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依法行使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承担国家规定的责任。”在此后的实际经济生活中，有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逐渐蜕化变质，把自己摆到雇主的地位，而将工人视为雇佣劳动者，剥夺他们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利，侵占他们的劳动成果，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1994年颁布实施的《劳动法》在法律上作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法》被认定为劳动法令的“主体法”，在此基础上，又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令，包括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工时与休假、劳动安全、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的处理、劳动监察、劳动信访和劳动行政复议等方面的法律、法令。当年制订《劳动法》，就经历过一场“劳动法是管理劳动的法律，还是保护劳动的法律”的争论。结果，《劳动法》的“第一条[立法宗旨]”作了如下表述：“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法》这些规定说明：我国的现行劳动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用人单位”同“劳动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之间，必须订立劳动合同，才能建立劳动关系。法律上确立“用人单位”这个概念，说明“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单一的“用”与“被用”的关系。劳动者同“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及其主权没有任何关系。“用人单位”是以给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取得对劳动者的使用权的。因此，“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的这种劳动关系实质上已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由《劳动法》所规定的这种劳动关系同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关系本质上是相同的。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后来的许许多多劳动法律、法令都贯彻了这个精神，它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具体之处会有不同，基本精神是没有区别的。这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职工在单位中代表国家担负主人责任，享有主人权利的主人地位没有了，即使在国有企业中也是如此，工人阶级从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情况既然如此，《劳动法》以及种种劳动法令，在强调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时候，所保护的已经只是雇佣劳动者的利益，而不再是解放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劳动者的利益，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这明确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只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法度化了。此一规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工人阶级既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又是公有制经济主人规定的否定，而以所谓“契约化”的方式重构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使工人处于只能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地位，故其本质上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法律。从此，当代中国的劳动者就只能是被资本拥有者用资金雇去从事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了，他们重新沦落到“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的境地。为了从理论上大肆鼓吹并予以论证这一制度层面上的重大“创新”，“著名”经济学家大力鼓吹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论，要使中国工人阶级成为自由劳动力大军，又力呼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少一点主人意识，多一些打工观念”。更有人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传统之外，打造所谓具有现代意义的第四纲-------“资为劳纲”：“封建专制时代的驭人术，被包装成了源自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制度，被中国那些号称最先进的高新技术企业老板们当成‘最完美、最优秀的企业员工培训读本’对员工进行洗脑。员工上千人、上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企业，人手一册，学习、讨论，装模做样地交流心得。此时此地，是21世纪中国；这场景，真让人觉得恐怖！”（刘健：《“资为劳纲”的时代来临》，载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确乎是够令人“恐怖”的，在社会主义搞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新生的资本家居然公开发放《没有任何借口》一书给员工，对他们进行“洗脑”式培训，要求被其雇佣的员工必须像木偶一样，“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发给你的钱少了，你也不能有什么说的”；“希望所有的员工都乖乖的，没有借口地绝对服从”。好在我们今日的工人毕竟已有了相当的觉悟，并不畏惧于这种恐怖统治，而是指责这种做法实际是“奴隶主给奴隶戴上的精神枷锁”！（引见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总是站在中外资本主立场上考虑问题，很少关注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如2005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引见2005年11月9日《北京晨报》）这位李老爷要把中国工人的工资压得比越南工人还要低，从而大大提高中国商品的“竞争力”，把越南商品压倒，使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8%！让中国纺织品出口，中国得利10%、外商得利90%，中国用八亿件衬衫去换人家一架飞机！让拿着如此低微工资的中国工人自己买不起衣服穿，使中国的消费内需总也起不来！但他就是不懂得“适度、渐进地涨工资，对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永远在卖衬衫、卖鞋子等微利行业缠绵，在卖煤炭、卖木材、卖圣诞树等资源消耗型行业盘恒，而应该有志于在利润更高、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更小、生产方式更安全的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可是，‘廉价劳动力优势’让投资者不愿更新技术、不愿投入研发，没有人工成本压力自然也就没有发展前进动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舒圣祥：《“涨工资”只会使工人失业吗？》，载2005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并且，这位李老爷也不想想：越南工人的工资为什么那么低？那是外国资本家拿着中国商品的低价格去压越南压成的。我们自己喝别人的残羹，逼着越南也去喝别人的残羹！我们在世界上创造出来的这种恶性循环不仅给中国工人带来苦痛、给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而且同时严重阻碍了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发展，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帮凶！

在这种“主流”舆论的强力纵容下，《劳动法》实际施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问题，其中有两个现象最值得注意：其一，一方面法律强令劳动者必须同其所在（受雇）单位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另一方面，其所在单位又普遍存在着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工人若要求签订合同，单位则不雇佣；即使订了劳动合同，在合同不到期的情况下，单位也常常以“减员增效”等各种借口令大批职工下岗，随意解雇职工，这使得合同等于废纸、法律形同虚设。工人劳动群众的被雇佣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也是难以合法的或难以得到法律保障的。其二，形同卖身契的“霸王合同”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于非公有制企业。被雇者工资多少？何时支付？如此等等，全由用人单位说了算，工人毫无发言权。更有甚者，有所谓“生死由之，听天由命”的规定，实质要求受雇者将其生存权利无条件地由雇佣者支配。至于规定工人必须缴纳押金、扣身份证、限制人身自由、安全责任自负等违法条款，更在许多私有企业所订劳动合同中普遍存在着。

当然，党、政府和工会也曾想到采取一些举措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如几年前就曾建立起“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而在2005年7月19日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第八次会议上更审议了加强国家三方会议机构建设和筹备全国三方协调机制会议的方案。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宝树在会上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稳定劳动关系，工会肩负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要积极协同劳动保障部门和企业代表组织，以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为切入点，以突玻难点为关健，以三方协调机制为依托，全力推进工会维权机制建设。”“要进一步推动三方机制工作深入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切实可行的原则，不断创新思路、创新机制、创新运作方式，进一步挖掘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拓宽社会对话范围，使国家三方会议进一步适应我国协调劳动关系的客观要求，增强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社会影响，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据2005年7月20日《工人日报》相关报道）其实，有了所谓“三方”，便再没有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可言了！不仅这种社会改良主义的“三方协调机制”遮掩的是从法律意义上实质性取消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的事实，而且其本身也只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的形式主义、花架子而已。

被重新剥夺掉生产资料公有权，又沦为除去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只好出卖劳动力谋生。劳动力已经是商品，但党和国家不公开承认。劳动力要在社会上去出卖，最初说要建立“劳力市场”，后来更正为“劳动力市场”，但也不认真建立。许多用人单位在门口出公告招工，种种条件完全由用人单位说了算，工人毫无发言权。各地普遍出现马路上的自发劳动力市场，雇佣双方直接见面，条件合适，就可成交，比较便当，倒受到雇佣双方的欢迎。但其中黑幕重重，骗子骗人，欺压人地生疏的求职者，使许多人上当吃亏。对这种自发市场，各地政府不予承认，禁止取缔，但屡禁不止。在这种自发市场中，人们可以看见劳动者在自己身上挂着出卖条件的纸牌，有如旧社会头上插着出卖草标的奴隶一般，是今日中国城市中一道令人心酸的、很不光彩的风景线。公家办的职业介绍所、招聘会、劳动力市场，收费高、手续繁、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求职者好不容易进去，成败难卜，常常空忙无果。国家还容许私人开办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所等中介。许多乱收费、耍花招、骗人欺诈，常常把求职者介绍这边、介绍那边，奔来奔去，常不成功。不成功不退回所收费用。

体力劳动难卖，脑力劳动也难卖。大学生毕业后，普遍难找到工作，弄得应届毕业生不能安心完成学业，就急于去找门路，奔走于各地的招聘会之间。招聘会人山人海，各招聘单位条件苛刻，应聘者必须提供完美的应聘资料，梳妆打扮自身，陪着笑脸上门。学生的应聘成本极高，而仍常常无人接受。实在无人要，有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受聘；或是接受试用，有的试用期一满就被辞退，给用人单位白干。有个别女大学生居然贴广告宣布：“如果能帮我找到工作，和你恋爱也无妨”！

（一）   非公企业的雇佣关系

在非公有制的私营企业中，劳动力是商品。被邓小平评价为“一个字都不能动”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私营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会绘私营企业主带来部分的非劳动收入”。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里，企业主是资本家，劳动者则是以被雇佣的身份与私营企业主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是资本家的雇工。台湾、香港、澳门的资本家在大陆兴办的独资企业以及外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兴办的独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劳动力是商品，劳动者也都只是雇工。在所有私有企业，工人们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企业主，故而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服从企业主的命令，创造的剩余价值亦归企业主占取。而企业主为了尽可能多地盘剥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无所不用其极，如报载：

深圳荣荣制衣厂让员工超负荷劳动，为逃避劳动监察部门的检查-----

企业为员工备下“不同用途”计工卡

一些员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早班：8时--12时；中班：13时--18时；晚班：19时---第二天2时

     本报讯（记者高铸成、通讯员钟晶）    记者日前在深圳调查采访时发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的一家港资企业-----荣荣制衣厂，要求工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而为了逃避劳动监察部门的监察，工人竟然为每个工人备有数张工卡。一些工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早班：8时-----12时，中班：13时30分----18时，晚班：19时----第二天2时。

荣荣制衣厂是一家香港企业，企业为每个工人准备了两张以上的工卡。每张工卡作用各异，其中一张卡上只体现一天8个小时的“标准劳动工时”，是用来应付劳动部门检查的。

今年42岁的彭来英是这家香港人开的企业的清洁工，今年3月7日她因拒绝加班被企业辞退了。彭来英说，进厂时，厂里说一天工作8个半小时，工作是打扫车间里的卫生，一个月600元钱工资。然而上班第一天，彭来英就从早上6时半一直干到晚上8时半，而且周末也没有休息日。

20岁的卢斯是今年2月份才进厂的，姓是修剪车间的员工。她告诉记者她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多钟起床，8点至12点是第一班，中午1点半至下午6点是第二班，晚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是第三班。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到5个钟点，一个月的工资最多是500元钱。

42岁的彭来英挺了两个多月后，在2月底的一天早上终于晕倒在车间里。3月5日，她明显感觉体力不支，于是会同两名员工，一起拒绝再到其它车间做第二份工作。但两个星期后，彭来英和那两名员工同时接到了企业的“辞退通知书”。

接到“辞退通知书”后，彭来英要求企业支付加班工资并按平时工资的1.5倍结算，然而企业不予理会。彭来英因此向媒体投诉。在此期间，彭来英利用自己清洁组长的“权力”（辞退之前她负责给组里的人发工卡）复制了一套工厂的“真实”工作卡。

彭来英复制的工卡每人竟有三个版本。彭来英向记者介绍了三种版本工卡各自的作用。一张是电子打卡钟打出来的，上面所体现的工作时间正好是8个半小时。彭束英说这张就是企业用来应付劳动部门检查的。第二种卡是电子卡，上面记录的时间是从早上6时半上班到晚上8时半下半的时间。彭来英说，那是她工作时间的真实记录。第三种卡是记录她在修剪车间加班的情况，由细长手写，上面明晰记录她每天晚上加班的情况。彭来英说：“后面的两张卡才是发工资的依据。”

（2005年4月4日《工人日报》）

这哪里是企业？简直就是绞肉机！而尽管采用方式不同，这类私有企业却遍布神州大地。并且，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并不是仅仅强迫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超负荷劳动，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所谓“白领”也受制于“加班加点”这一“职场潜规则”：

对于不少劳动者特别是“白领”来说，八小时工作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加班加点成了职场潜规则，能够按时上下班成了这些人的奢望-------

八小时工作制遭遇尴尬

   本报记者  姜明

    目前，八小时工作制已经离现实越来越远，能够按时下班已成为一些人的奢望。加班加点成了职场的潜规则。在许多行业，从业者不加班，意味着你不够敬业，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名存实亡。

过去，人们用“八小时以外”比喻业余时间，可现在对很多劳动者来说：“业余生活是10外时以外，甚至12小时以外的事。”

前不久，天津《每日新报》进行了一次“劳动者工作现状全调查”。调查显示，每天工作八小时或不足八小时、工作比较轻松的人仅占24.41%，而工作时间在八小时以上、感觉比较累的人占75.59%。

其中，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人超过30%，这一人群感觉工作非常累，自己是在咬牙坚持。在这当中还有8%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他们的感觉是“累得已经坚持不住了”。

目前，在不少行业，加班还不仅限于工作日，像双休日、五一、十一等法定假日与不少私营、外企从来不“沾边”。而在出租车、餐饮、娱乐等行业，从业者早已无白天黑夜、假日非假日之分。

劳动者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连续工作的时间也长。在调查中，95%以上的劳动者都有长时间连续工作的经历。在被调查者中，有82.13%的劳动者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其中46%的人有过连续工作超过15小时的经历，14%的人连续工作18小时以上。连续工作大多因为赶任务，服务业人员是因节假日客人太多，主要集中在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

在调查中，有87.56%的人认为：现在的职业是自己喜欢或基本喜欢的职业，所以“自愿”延长工作时间。很多人说：“我们这一代人都觉得工作不稳定，所以需要加倍努力。虽说现在产苦点，趁着年轻攒点钱吧。”

近30%的劳动者提出：“虽然拚命工作并不是自愿的，可没有办法，如果不干，就没有这份工作。工作累点儿，总比没事儿干好。”还有5%左右的劳动者认为：“自己是个工作狂，能从工作中得到很多乐趣，宁可累也不想闲着。”

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专家说，当代生活中，人们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压力呈增长趋势。竞争的压力，让职场上充满了不能停歇的“红舞鞋”。超时工作的状况的确四处存在，问题不是有法律条文就能解决的。

天津市劳动监察部门有关人士称，八小时工作制是根据人的正常体能、精力制定的，是非常科学、人格化的制度。它保证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我们切不可因工作方式的转变，而轻易否定了这一制度。

专家认为，只有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时，社会才会协调发展。合理搭配工作和休闲的时间则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让八小时工作制越走越远。

（2005年7月11日《工人日报》）

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既然成了雇佣劳动者，那末，所谓“白领”也就与“蓝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从事的劳动只是为老板创造资本的一种手段，而老板们积累起来的资本实际就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并且是“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

     在盘剥工人，尽可能多地占取工人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上，资本家招数很多。比如：

一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规正在被另有用心的老板设为“陷阱”

补签合同竟成盘剥外来工的杀手锏

          记者      李斌

    3月24日，外来工唐正（化名）告诉记者，他已经与厂方签了合同。唐正是东莞市樟木头镇一家玩具厂的员工，此前他和工友仍为补签合同已与厂方僵持了数月。

“没有合同，只要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就植当于没有期限的合同，随时被解雇都应得到经济补偿。而如果补签了合同，就可能得不到经济补偿。”唐正说。

类似因补偿合同引发的劳动争议，记者在东莞采访的几天里就碰到了4起。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没有合同的应该补签，旨在更好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补签合同非但没有成为保护劳动者极益的有效手段，反而被一些企业钻了空子，成为其规避经济补偿金的合法手段。

僵持半年多的补偿合同风波

进厂5年了，唐正从未签过劳动合同。2004年5月份，厂里要求大家补签，期限为一年。他拿到了一份不能注明进厂日期的合同。唐正和很多工人因此担心进厂日期会被更改，而要求另外签订一份能够确定进厂日期的法律协议，但遭到公司拒绝。

“进厂日期不能确定，我们担心被解雇后不能得到经济补偿。”唐正说。那段时间，工人们经常三五个凑在一块儿商量对策。上班也没了以往的劲。

厂方把工人们召集起来，请公司法律顾问解释为什么要签合同，“但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说法”。因为在大家看来，“法律顾问只会帮老板说话”。

后来，有40多名工人联名向劳动部门投诉，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但足，劳动仲裁只能照顾到部分工龄超过10年的工人，更多的像唐正一样在此打工只有几年年的工人们依然不能放心。

厂里先后发出了好几个通告，限期补签合同，但联合起来的工人们根本不怕。7个多月的僵持过去了，2005年元月份，大部分员工依然不肯签订合同。

最后，厂方同意单独签订一份具有法律效率的“工作年资确认协议”，工人们才同意补签合同。这份协议以2004年12月31日为止，要求厂方确认至此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在此基础上，双方协商同意，今后甲乙双方如解除劳动关系，甲方岔依据补签合同前工人的工作年限及工资水平，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前提是今后乙方在甲方工作不再增加累积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补签合同可能失去经济补偿金

一名外来工在一家工厂工作了10年，从未签过劳动合同，而在某一天被要求补签一份期限为一年的劳动合同，这意味着这名工人很有可能会在一年后的这一天因合同期满而被厂方终止劳动关系，由此他将无法拿到打工10年的经济补偿金。

东莞市东城区法庭庭长苏卫东告诉记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可以得到补偿：一是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二是企业和劳动者协商同意解除劳动关系。而因合同期满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是得不到经济补偿金的。

劳动者如果未签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可被视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而补签劳动合同恰恰给这种劳动关系限定了一个期限。从获得经济补偿金这一点来看，补偿合同对劳动者的威胁正在于此。

实际上，很多老板确实在利用补签合同来规避经济补偿金。专帮外来工打官司的东莞至诚律师事务所的邓克忠和阙再仑，接到过很多打工者的电话，他们大都在一家工厂待过多年，“我只能告诉他们，因为合同期满被解雇不可结拿到经济补偿金。”

在东莞市道溪镇法庭副庭长李春看来，老扳们的这种规避手段就是“化整为零，本来可以签五年的，就一年一年的签”。在审理一宗这样的劳动争议时，李春支持了一位打工12年的劳动者，他认为老板是在矿回避给劳动者经济补偿金，“但是我的判法有争议”。产生这种争议的原因正在于：相关了劳动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劳动者在补签合同前的工作年限是否应作为支付经济补尝金的标准，这给了其些老板可乘之机。

“补偿合同，从表面上看是在保护员工利益，实际上也是一个陷阱。”阙再仑说，“很多人18岁就出来打工，12年过去了还在打工，这已经是职业型工人。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他们被解雇能得到经济补偿金，一旦签了合同反而得不到，这时，倒门的利益如何能得到保护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外来工何时能得到失业救助

补偿劳动合同可能会使劳动者失去一笔被解雇后的经济补偿，这是不是对劳动者不利？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的尹志权不这样认为，“应该是使劳动关系和谐的一种协调。”他反问：“劳动合同到期了为什么还要经济补偿呢？”

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董事刘开明博士看来，劳动者不签合同也不合适，从法律上说不过去，因为劳动关系应该通过合同来确立。他认为，对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损失应该通过交保险来补。

“企业在雇用你时就应该为你购买失业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你工作了10多年，没有了工作，可以得到失业保险和救助，然后找新的工作。”但问题在于，“我们大多数工人都没有保险，失去工作后也得不到救助。”刘开明说，在深圳，交失业徐险的主要是外来人口，但没有一个外来工得到过失业救济。他所在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里，没有农民工，都是外来的大学生，都交了失业保险，但没有一个在离开时能拿到失业救助。

因补签合同而得不到经济补偿金，在刘开明博士看来，不是老板和劳动者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珠三角的外来工和农民工就是新代的产业工人，但我们的体制和公共管理体制不承认这一点。因此，他们的孩子不能在此上学，他们不能享用公共资源，不能得到社会保险，他们失业了也得不到失业救济。”

刘开明有一个设想：建立一个平等的、可以流动的社会保险基金，所有的失业人口只要交了失业保险都能得到决业救助。

几天前，刘开明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获得“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案例大赛的优秀奖，是10个获奖机构中惟一一个劳工组织。他说：“政府和资本太强势，而工人太弱，没有一种力量能让双方得到一种基本的平衡。但是，没有劳动者的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5年4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还有新花样：

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的用工形式正悄然兴起，成为目前解决失业和富余人员就业的一种有效途径。但因劳务派遣关系把一般的用人企业由原来的一个，拆分为两个从而使简单的劳动关系复杂化，因此而产生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劳务派遣中劳动者权益为何频遭侵害

本报记者      吴铎思

                         劳务派遣引发争议

劳务派遣制度的设立，初衷本是保护劳动者权益，解决失业、富余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偏离了劳务派遣制度的宗旨，以致屡屡发生损害劳动者利益情况。据了解，由于劳务派遣引发职工与原用人单位、劳务派遣机构之间劳动争议的新型案件有上升的趋势。记者了解到，截至2005年上半年，福建省龙岩市法院共受理此类案件16起，且多为群体性案件。

2003年11月，福建漳平市政府为了促进就业成立了劳务派遣机构，作歹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下属机构。该劳务派遣机构成立后，要求全市范围内的企业与现有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在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后，劳务派遣机构根据企业的用工人数及状况，以该单位原来的职工作为提供劳务的对象，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后，再派往原单位，劳动者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均生原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机构，再由劳务派遣机构支付给劳动者。

漳平烟草公司依规定与原单位职工解除或终止了劳动关系，并要求原来的职工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但该公司职工黄玲等认为，自己在漳平烟草公司工作达十年以上，工作岗位也在该公司，是与漳平烟草公司发生劳动关系，并非与劳务派遣机构发生劳动关系，不同意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要求与漳平烟牵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烟草公司认为，并非公司不愿与黄珍等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其已无签订劳动合同权利。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黄玲等人与漳平市烟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有极要求与之签订劳动合同，但由于原告不具备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俞薇认为，该案是劳务派遣机构强行要求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而要求劳动者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违背了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意愿，使劳资双方在用人和就业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也使原先明确、具体、单纯的劳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

劳务派遣维权难

在全国总工会就劳务派遣问题的一项专项调查中发现：劳务派遣工因劳动关系复杂，普通存在维权难的现象。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劳务派遣到用人单位的职工在与单位或者雇主之间发生劳动争议时，中介机构应承担什么责任；中介机构在为用人单位输送劳动时，是否应对劳动力进行相关的培训；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其与用人单位没有直接劳动关系，中并机构如何为劳动者主张权利等等。劳务派遣引发的问题对现行的法律和执法监督提出了新的挑战。

而日前在福州召开的一次金国部分城市劳动争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也认为目前劳务派遣中存在维权难的问题。

劳务派遣中所涉及的主体有三方，即劳务派遣机构、劳动者、接受被派遣人员的用工单位。由于劳务派遣工不直接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不直接在用人单位拿工资，客现上为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提供了逃避法律责任和社会保障义务的机会。由于受利益驱使，用人单位无视派遣单位与职工签订的违法劳动合同，派遣单位则默认用人单位不采取安全生产措施，剥夺职工法定休息、休假权利，从而导改联工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突出表现在降低职工工资标准、没有法定节假日、没有医疗保障等方面。此外由于劳务派遣工自身维权意识意设不强，即使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也不敢主动站出来为自己讨说法，往往是听之任之，这在客砚上助长了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的违法行为。

专家指出，如果与劳动者签订合同的权利归劳务派遣机构所有，那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就不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问题需要通过另一方即À务派遣机构的介入来确定，这实际上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且一旦要求用人单位与原职工全郭解除劳动关系，或在重新录用时随意调整劳动者的原先工作岗位、降低原先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同时也造成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的计算与社会保险金缴纳的中断，所以劳务派遣机构将原属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全部纳入其职责范围内，违反了劳动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同时也违背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意愿，不能对劳动者真正起到保护作用。

法律缺失是问题源头

有关专家指出，之所以会存在劳务派遣工维权难的问题，与目前的法律缺失有关。劳务派遣在我国的发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然而纵现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目前尚没有法律法规对劳务派遣做出明确规定，只有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法律效力较低的相关办法和指导意见等。

在现行的《劳动法》中，尚没有对劳务关系的特殊规定。而相关地方政府出台的劳务派遣的规章性文件规定比较概括，未能对派遣单位、受派单位及劳动者这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三者之间的责任、杖利和义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旦发生争议，作为被派遣方的劳动者的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容易产生派遣单位与受派单位之间互相推诿的情况。

再者，目前对从事劳务派遣单位的经营地位也没有明确规定，很多地方尚无专门的部门对其经营资质和经营业务进行审批。如国有企业为解决富余、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与其他单位合作，将员工派往其他单位工作，是否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混业经营的情况也比较突出，有的职业介绍所未经审批即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其与受派单位签订的派遣协议以及职介所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相关制度亟待完善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陈学凯告诉记者，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是劳动关系，而与受派的用人单位只是劳务关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派遣单位和受派单位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共同行使着传统用人单位的职能。这两个用人单位都只行使部分用人职能，其中受派单位只行使劳动过程和组织管理、为受派员工提供劳动安全保障以及支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职能，而其他用人职能由派遣单位行使。受派单位作为劳动力的使用者是劳动者的实际用人单位；派遣单位不组织和管埋劳动过程，因而只是名义上的用人单位。

因此，劳务派遣所引发的劳动争议，只限于受派员工与派遣单位或受派单位之间。受派员工与派遣单位及受派单位之间的争议、派遣单位与受派单位之间的争议虽然也涉及到员工的利益，但属于两者之间履行劳务派遣协议而发生的民事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劳务派遣关系把一般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由原来的一个拆分为两个，从而使简单的劳动法律关系复杂化。有效解决劳务派遣纠纷的方法是把拆分的两个用人单位再重新捆绑，视同一个主体来处理。至于派遣单位与受派位之间的纠纷，也将之视同两者的内部纠纷，这样就可以实现复杂问题简单化。

专家建议，要让劳务派遣走向正规化，应当建立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法律需进一步明确规定劳务派遣中的竞业限制、保密义务等问题，进一步明确劳务派遣三方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2005年7月11日《工人日报》）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用工方式也在发生变革。面对新形势，怎样看待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如何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劳务派遣，十字路口的彷徨

      本报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吴木銮

近年来，伴随着闽东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务派遣这种新型的用工方式，开始在福建省被大量使用。

据了解，仅去年福建省就派遣劳务人员6.8万人，其中下岗人员19632人，非农业转移人员23188人，城镇其他人员25180人。在福建，劳务派遣这种用工方式，不仅缓解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而且对解决农民就业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然而，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方式，因劳动关系复杂而引发的劳动纠纷不断，且普遍存在“维权难”等问题。在福建，劳务派遣正处于十字路口。

记者了解发现，由于普遍存在“维权难”，因而劳务派遣中引发的问题，对现行的法律和执法监督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研显示，由于劳务派遣工不直接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不直接在用人单位拿工资，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法规不健全、劳动监察不到位的情况下，一些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便相互勾结，逃避法律责任和社会保障义务。全国总工会的一位人士说，受利益驱使，一些用人单位明知派遣单位与用工者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却视而不见；而一些派遣单位则默认用人单位不采取安全生产措施，刹夺职工法定休息、休假等权利，从而导致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有关部门的调查也显示，目前大量企业在使用劳务派遣工，仅全国建筑系统使用各种形式的劳务派遣工就超过1000万人。据对某矿区的调查，劳务派遣工在原煤一线生产人员中占80%以上，大多已成为熟练工人和中坚力量。但他们的工资实际与全民工、合同工、转换工有明显的差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叶静漪说，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可降低成本，避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可能引发的直接劳动纠纷，因而越来越多地被用人单位采用。但如果对这种用工形式不加限制，劳动合同将被劳务合同所替代，这就势必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劳务派遣职工的劳动妥全卫生监督问题、工伤待遇问题、民主管理问题等等。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郭军说，目前不应提倡将劳务派遣方式作为主流用工形式，更不应以劳务合同替代劳动合同。这样会形成劳务制度二元化，削弱职工的维权能力。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劳动关系，一些用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也利用劳务派遣这种形式逃避责任，甚至出现要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改签劳务合同，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即使在一些特殊行业和特殊岗位，如护工、保安等，确实需要这种用工方式的话，也必须加强管理。

华东政治学院董保华教授则认为，为了适应当前一些弹性就业的需求，对劳务派遣这种新型的用工方式，不应该简单地限制，而是应该进行规范。

专家们共同的看法是，《劳动合同法》应尽快出台，以弥补目前法律上对劳务派遣工权益保护的空白，以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权益。

（2005年7月19日《工人日报》）

社会上孳生出“劳务派遣单位”来了，并且是先自发产生而又由某些地方政府如福建龙岩漳平市政府以政府名义“创新”出来的。他们把工人招在手，由他们去向用人单位推销；或强制性地将工人从原用人单位那里剥离出来搞到自己手中，然后与工人订立合同后再“派遣”回原单位从事雇佣劳动。工人同“劳务派遣单位”订合同，领工资、社保；工人不直接同用人牵位订合同，用人单位对工人只使用而不负任何责任，自然可以尽情盘剥工人了。毫无疑问，“劳务派遣”这种新既意实质是一种中间剥削。而居然由一级人民政府“创新”发明出这种中间剥削，各地又都纷纷仿效，遂允许这种于法无据的劳务中介单位出现，对这种非法的中间剥削不加反对，还讴歌其是“目前解决失业和富余人员就业的一种有效途径”，还要使其“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从而使已经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再多遭受一层中间剥削，真不知这共产党究竟怎么了？《工人日报》所发报道亦持这种态度，意在推导这种中间剥削机构的正规化、制度化，中国工会还是工人的群众组众吗？搞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终造成“政府和资本太强势，而工人太弱”，这究竟说明了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这样来导引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吗？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受到中外资本主的欺压，受到“劳务派遣单位”的中间盘剥，骑在他们头上的还有“包工头”：

“黑心”工头年末“失踪”，来自周口的70多位民工向本报记者求助，希望能讨

回10万元工钱——

莫让民工流汗又流泪

李报记者  李杰  王明浩

目击：留守民工无奈度年末

    接近年末，郑州连续阴天，刺骨的寒风，打得人脸生疼。在金水区柳林镇国基路建

筑工地，来自周口市商水县的70多名民工，仍然“窝”在工棚里忍冻挨饿，苦苦等待

着他们的辛苦钱。

    2002年12月30日下午5时30分，记者来到这里，眼前的工棚十分简陋，屋顶是

一张石棉瓦，十几块砖头横七竖八地压在上面。围墙由单砖垒成，屋子十平米左右，15

瓦的灯泡在闪着昏黄的光，里面灰尘呛鼻，空气糟糕，单薄的门板上铺着破旧的棉絮，

整个屋子子里透着寒风。

    37岁的“老民工”郭合庄，是他们推举出来的5个民工代表之一，他对记者忿忿地

说：“辛辛苦苦干了3个月，到领工资时，黑心工头竟带着俺们的血汗钱跑了！”

    3个月前，郭合庄、袁明德、李国城、杨六、王合庄等70多名周口商水的民工，在

国基路郑州市华盛建筑公司承建的工地做工，干砌墙和内墙粉饰的活。工程包给了一名

叫轩勤强的工头。

    民工最多时达104人，工程进展很快。3个月不到，活干完了，但工头轩勤强并没

发工钱，他说还有话，等干完了一块结。之后，建筑队转到二七区的另一处建筑工地干

活。

    轩勤强一直“鼓励”民工好好干，年终结算工钱。在平时，他每10天给民工发10

元钱，让民工们抽个烟，但工资一直不况现。民工去要，他就说：“这一段手头紧，让

我缓缓，过几天就给你们发。”

    民工代表袁明德一脸愤怒：“国基路工程早已与轩勤强结算了工钱，可他就是不给

发！”他们说啥也没料到：几天前，工头不再在工地上露面。大伙儿四下找，没影儿；

打手机，关了。咋办？民工们选出代表，到轩勤强在邙山区的住处去打探，结果是人已

搬家，去向不明。他们光知道轩勤强是雎县人，其它就不知道了。

    后来，民工们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实在忍不下去了，一些民

工想回家却没路费，就向现在这个工程项目部求助，得到的答复是：必须继续干活，到

春节前发给路费。

    接受年末，民工们每天只靠剩下的几袋面和几十斤面条过活，不敢多吃，一天只吃

两次面条和蒸馍，因没钱买盐和做饭用煤，就拿出一些面去换，有3位民工病在工棚里，

无钱医治。

    就在记者采访时，柳林镇沙门百货批发部老板张自杰跑来说，那工头还欠他100多

元的面条款。他叹了口气说：“那70多名民工怎么办？他们太可怜了。”

追访：“黑心”老板为何敢“黑心”

    穿过岁末喜气洋溢的街道，周口民工在寒风中的样子、无奈而愤怒的面容，在记者

面前挥之不去。

    郑州有40多万外来务工者，90%集中在建筑业，其它的主要在托运装卸、餐饮服务

等行业。辞旧迎新之际，还有多少人在为追讨自己的血汗钱苦斗呢？又有多少家庭的妻

儿老母在苦等亲人呢？

    郑州市劳动保障监察举报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在他们接待外来务工人员的咨询、投

诉中，反映拖欠工资的占很大比重。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为追讨劳动报酬，因为没找到适

当的途径，甚至采取跳楼轻生、集体上访、上街堵路等过激行为。举报中心为了随时帮

助他们，在多家媒体上公开了举报电话，开通了“劳动110”，24小时值班受理，还有4

个劳动保障监察应急小组随时处理各种突发性劳动纠纷案件。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元法说，权益受到侵害的外来民工中，多数是非法中介

机构或用人单位私招乱雇来的。

    采访周口民工时，记者问他们有没有与工头签过用工合同？有什么样的条款？袁明

德说：根本没管什么协议，干活给钱呗，我们心里就没想什么协议。有的人说：合同签

不签也不管用，他要跑了，你有什么办法？一位民工则说：哪敢硬要签合同？现在找活

干的人多，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一个叫王二辈的则说：工地上就没什么签合同时，大

家就是凭良心。

    没有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务工者中相当普遍。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亲友一件

事：有十几位民工在一家家政服务公司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一分钱没拿到就被清理出

公司。投诉到劳动保障部门，由于当初招工时没有任何手续，而这家家政服务公司又拒

不承认这十几人曾在他们那里干过，使事情陷入了僵局。

    据了解，目前在外来劳动力的管理方面，国家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郑州市仅有

个政府规章。劳动保障部门在处理“黑心”老板的时候，缺乏法律依据，搞不好自己就

被推上了被告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处处长杨慧玲记者说：“黑心”老板之

所以敢于“黑心”，是因为他们的“黑心”几乎没有什么风险，他们拖欠和克扣民工工

资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即使被查到了，大不了补上了事，绝不会伤筋动骨。

关注：维护外来民工合法权益

    关注务工者的合法权益，已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2002年12月31日，郑州市政府召开声势浩大的维护外来务工者基本权益专项会议，

对维护外来务工者基本权益工作进行了布置。主抓此项工作的副市长姚待献说：“我们

绝不允许个别业主、老板靠拖欠或克扣民工工资发财，靠盘剥民工致富。一千个理由一

万个理由，拖欠民工工资，侵害民工权益就没理由！”

   《郑州市外来人员就业管理办法》作为地方法规不久将颁布施行。办法明确要求，“用

人单位与外来务工人员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郑州市还以《劳动法》和《务工必读》为基本教材，对外来务工人员开展劳动法制教育

和培训，以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

    郑州市各部门联手干预，力度大，效果明显。

    建筑行业用工多，欠薪相对集中。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市建委等单位联合，

一次集中行动就为民工讨回工钱400多万元；对多次检查督促，拒不支付民工工资的建

筑企业，取消其承接工程资格，逐出郑州建筑市场。司法机关集中力量，提高诉讼效率。

金水区人民法院在受理120名民工诉一建筑公司拖欠劳务费案件中，集中人力，在短时

间内将执行来的100多万元现金现场发到民工手里，强有力地震慑了黑心老板。

    元旦下午5时20分，记者再次来到建筑工地，发现工棚里已没人了。小卖部35岁

的老板张自杰看到记者，跑了过来，说是商州县有个广夏公司，来人帮了他们，给了民

工们一人30元钱的路费，他们现在都回家了。只有郭合庄一人还留在郑州，住在那个

透风的工棚里，继续为70多个兄弟追讨10万元的血汗钱。记者等了一会儿，没有再见

到那个质朴的周口汉子。

                                            （2003年1月3日《人民日报》）

广西一包工头卷款而逃  百余名民工悲愤质问

谁帮我们追回这笔血汗钱

    据新华社南宁（2003年）1月2日电（记者程义峰）100多位来自广西各地的农民

工在辛苦忙碌几个月之后，满以为能拿钱回家过年，没想到包工头侵吞20多万元的材

料费及劳务费，踪迹难寻。农民工质问：“快要过年了，谁能帮我们追回这笔血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