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是中国一切罪恶之源
张文富
1962年1月30日，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经如此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党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22-82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几十年后的今天，他老人家的话不幸应验。放眼全中国，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面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被全面颠覆；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工人阶级的权力被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成了讳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变成了“全心全意为资本服务”的行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变成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政治工具！我们在佩服毛主席话语的历史穿透力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确实跟“私”字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我国的私有化有多严重
关于私有化的定义，《当代思潮》杂志1996年第2期曾经根据西方经济学家公认的提法做了如下规定：
1. 国家将国有企业的资产出售给私有部门，使资产所有权转移到私有部门，就是私有化。
2. 国家将国有企业的部分资产出售给私有部门，使部分资产所有权转移到私有部门，也是私有化，至少是部分私有化。
3. 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将50﹪以上的股份卖给私人持股者，就是私有化。
4. 国有企业依照租约将资产转让给私有部门。
5. 由市场机制取代公有部门的活动，例如，将国有企业改变为合作生产组织和消费合作，将国营改变成为各种结构的公私合营等。
6. 大型资本投资项目实行BOT方式，即（国家）建造——运行——移交（给私人部门经营）的方式。
7. 不仅资产所有权从公有部门转到私有部门是私有化，而且控制权和收益权的转移（如承包制）也是私有化。
根据以上的私有化的定义来考察当前我国的经济，很多人可能会改变过去那种固定的看法，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国的公有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国有企业还有“影响力”和“控制力”。国有和集体经济目前还是不是我国经济的主体？这一问题在官方好像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他们从2004年开始，在“不问姓公姓私”的教条指导下便不再将我国经济中公私经济成分分别所占的比例作为统计对象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公有制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经济要想保持一定的质，就必须保持一定的量。主流经济学家企图用“影响力”、“控制力”这样的模糊词语偷天换日、蒙混过关、欺骗民众，硬说公有制仍然是我国的主体经济成分，现在看来是徒劳的。不过，很多省份近几年搞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干脆无视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规定了，他们纷纷学习“浙江经验”，将国有经济大规模私有化作为一项政绩来追求。这些省份经过“改革”，国有经济所占GDP的份额不超过10﹪，例如东北地区的吉林就是这样，而“通钢事件”就反映了工人对私有化激烈发展严重不满这样一个问题。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该问题。通常人们认为我国的私有制经济（官方成为民营经济或者非公有经济）已经在GDP中占70﹪左右（参见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关于我国目前公私经济比重的初步测算》）。但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公司制、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又是实行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另外的30﹪的公有制经济还是否是真实存在就很令人怀疑了。目前，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股份制和股权多元化改造，管理上实行“董事会制度”，排除了工人参加管理，同时分配领域“与市场接轨”，实行按要素分配（实为按资分配），所以我们是不能轻易地说这30﹪的经济全部属于公有制经济了。也就是说：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目前我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已经绝对不占主导地位了！
农业方面的私有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分田到户”的时候就全面展开了，在此不再赘述。
服务业领域的私有化一向就有，如零售业、酒店业、物流业等的私人资本明显占领了统治地位，而金融保险业领域里的私人资本正在快速增长。在很多城市里，公共交通、供水已经交给私人运营了。
目前，文化领域的私有化正在进行着最后的“攻坚”——全部出版部门和演出部门被强行转企改制（搞股份制），实行市场化运作。
教育卫生领域，一些地区如江苏宿迁早在几年前就将所有学校、医院卖掉，其它地区似有跟风的趋势。由于我国在这方面实行了市场化运行模式，所以我国文教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地位早已荡然无存！
如果说经济文化领域的私有化是赤膊上阵的话，而政治领域里的私有化——权力资本化则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任人唯亲等严重的腐败现象的存在是政治权力私有化的明证！
二、一切罪恶来之于私有化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变化。目前我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种种社会罪恶现象无不与私有化这种现实分不开。
中国工人正遭受着全世界最严重的剥削：我国GDP多年来高速增长，我国的富人数量“超英赶美”，而普通工人工资水平却不见同步增长，有的甚至是负增长，目前平均仅相当于美国的3﹪。为什么旧社会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会大范围地存在于今天？因为在私有化条件下，工人的利益要服从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资本家只有极端压低工人工资，他的这一私欲才能得到满足。
湖北的渔民面对大学生救人落水，声称“只捞死人，不捞活人”，眼看着几个鲜活的生命被江水吞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因为这些渔民已经形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
一些官员干部丧失官德：他们腐败堕落，他们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他们面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到损害而无动于衷甚至心安理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执政罪恶？原因还是在于一个“私”字在这些人心中膨胀。
然而，私心决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目前我国私心泛滥完全是因为它有了适宜生长的土壤——私有化体制。例如，我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形成的体制都在培养人们的私有心理：经济改革过程中人们都很痛心大量国有资产被私分被流失，全国人民几十年血汗换来的财产一夜之间变成了“成功人士”的囊中之物。没有私有化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帮助，人类历史上少见的这种财富转移方式是不可能出现的；住房私有化改革使各级干部和公务员队伍染上了迷恋产权私有的心理；干部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干部特权化大大提升了政治精英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欲望。毛泽东时代之所以社会风气良好、政治腐败被降到了最低程度、雷锋式的人物层出不穷，同样是因为那时候有着适宜公心生长的土壤—公有化体制。
正是看到了私字的巨大危害，早期社会主义者断言：“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毛泽东提出“破私立公”的口号，这一口号与“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的口号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改良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步骤。
所以，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严重道德危机、信任危机、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等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简单地将那些丑恶的、罪恶的东西笼统地归结于所谓的利益因素或者心理因素，这些论调看似客观中肯，却把最根本的原因给忽略了。其实，我们更应该把它归之于制度原因，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制度原因。经济原因是最深层的原因，精神问题和政治问题毕竟是派生出来的，但是它们又有很大的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人类社会更加美好而奋斗了终生，他们将自己的学说归结于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他们的伟大思想至今并没有过时。我们仍然面临着实现这两个消灭的艰巨历史任务。
2009.12.17
附文：
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
提 要
李 成 瑞 著
全文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708/22181.html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其总量已居世界第4位，但每人平均国民总收入尚居世界第128位。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据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资料），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
经过近十来年的剧烈变化，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与68%；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
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特别重要的部门进军。
第二，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
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上述变化，必然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极少数人短期内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工人、农民大部分相对贫困化（绝对值有增长，但幅度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小部分人人绝对贫困化。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从1985年的0.24，上升为1995年的0.434，2004年的0.469，已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据我国权威部门专家调查结果：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户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穷户的财产仅占1.4%，两者比例约为32：1。国家在二次分配（财政分配）上采取的对穷者的各种补助措施，虽有一定缓解作用，但不可能根本改变贫富悬殊的格局，何况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扩大。
我国公私比重和分配格局的上述变化，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形成的基础上于二十几年的短期内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与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官商勾结、贪污渎职是密不可分的。有关方面总结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五个主要方面”和“职务犯罪十大特征”（见本文收入分配的部分），有助于了解我国新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腐朽现象。
第三，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新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
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一阶级，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
2005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相当那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相当那时24亿元的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如果说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承认现在存在一个新资产阶级呢？
工人阶级（包括劳动知识份子）和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但工人阶级已经出现了“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分散化”的现象。广大农民除了极少数村庄（如南街村、华西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以外，绝大多数农户分散经营小块土地，处于无法规模化经营和采用先进技术的困境。进城务工者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相当恶劣。过去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就业制度瓦解之后，住房难、上学难、医疗难、就业难成为困扰许多居民的突出难题。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 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工人、农民包括失业工人和下岗失地农民，处于最底层。据上海对4000户就业意愿的入户调查，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这一数据结合有关大量资料，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由国家的领导阶级、主人翁地位跌落到社会结构“金字塔”最底层的惊人落差。
第四，国民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尖锐化，过高的环境代价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并影响人民生活的质量。
高速度、高耗能、高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1979-2006年GDP年均增长9.7%，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出经合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资源供应紧张，所需石油约50%依靠进口。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16个。据测算，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GDP的3%到8%，生态破坏（草原、湿地、森林、土壤侵蚀等）约占GDP的6%-7%。大气和水质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损害居民健康。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平均每年因大气污染而早亡75万人。经合组织测算，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损失占GDP的13%。高速增长的GDP，如果扣除过高的环境代价，实际发展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经合组织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标准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环境形势的严峻是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
第五，国民经济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加快了我国GDP的增长。但出现了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过低，对外技术的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的突出问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2005年），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外贸大国18%-20%的对外依存度。我国国内消费只占GDP支出构成的52%（其中居民消费占38%），不仅远低于世界消费支出所占GDP平均比例75.2%（其中居民消费占58.9%），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比例72.2%（其中居民消费占58.9%）。这是同我国贫富悬殊、社会保障太差的情况密切联系的。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以市场换技术”已告失败。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归于外商，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缺乏社保等诸多问题。最近，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的国有企业，已出现了“井喷式”的态势。许多行业的排头兵正在或已经为外商并购。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外商与贪官双赢”现象所在多有。我国10年内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以上五个方面的变化，最根本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阶级关系的大变化，是私有化的直接结果。对外经济的附庸化趋势，是国内私有化的对外延伸，而且损害民族利益，危及独立自主的原则。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的尖锐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层次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私有化泛滥，唯利是图、官商结合、权钱交易等行为对高能耗、高污染起到了庇护作用。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新资产阶级的兴起必然要求进入执政的共产党内。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1995年为17.1%，2000年为19.9%，2001年为29.9%，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尽管当时的党章是不准许资本家入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准许资本家入党后，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到33.9%（2004年），同时，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就业人员（二、三产业）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大大削弱甚至动摇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
对于上述大变化中出现的种种纷纭复杂的现象，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地加以分析。已经载入我国宪法和中共党章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只有按照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应当由国家统计部门定期调查公布各种所有制和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等项全面准确的数字。建议党的十七大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检验和分析近年来各方面的重大变化。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要加以肯定，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要加以纠正。希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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