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中国看重庆
:安庆仁 2009-12-12 发表于:博客中国
当一种模式变得僵化和顽固,盲目拒绝哪怕微小的改变,那么这个模式统治下的群落,谁能冒着风险率先突破,谁就能以很小的成本甚至是免费获得潜在的闲置资源,从而为自己创造出发展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从普通走向非凡。
回顾广东的成功,其实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论经济实力,当年的广东,不要说与上海、东北不敢比,即便是四川,广东也望尘莫及。广东是沿海省份,毗连港澳,与台湾隔海相望,今天看这是优势,但在1978年以前,出于战争考虑,广东吃了大亏。在解放后很长的时间里,国家投资的重点在西南,而苏联援建的项目大多数都选在了东北,所以广东就成了没人疼的孩子。
1978年广东GDP总量全国排第6,与排第7的河北基本持平,仅仅相差1.6亿元。当时排第一位的是上海,辽宁排在第4位,实际上这样排序是不科学的,因为东北那时搞的是区域经济,黑、吉、辽经济一体化发展,所以东北三省不该分开计算,而是要加在一起计算才行,辽宁GDP总量229.20亿,黑龙江GDP总量174.78亿,亿吉林GDP总量81.98亿,东北经济总量是485.98亿。
公平的说,1979年广东从中央要来的,仅仅是中央个别领导人口头上并不十分明确的承诺:——可以试。但仅此便已经足够了。所以这么说,并非笔者信口开河,而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埋藏着价值巨大的闲置资源。概括起来讲,有如下五大资源:
一、人心思变。马克思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谁能顺应民心,因势利导,谁就拥有了世间最宝贵同时也是一笔最大的资本。这个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整个80年代,国内各种各样的人才,潮水般的涌向广东,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家伙,像狂飙突进一样,在广东大地上掀动着创业的大潮。这个现象,正是道家所讲的“无中生有”,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一穷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奋转化成财富。
二、有效的利用法律和政策的空白。当年步鑫生说过一句名言,在健全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法律,用“一片空白”形容也不过分,因为那种法律,根本就不是为市场经济设计的,所以一经面对市场经济,当时的法律就漏洞百出了。但非常可笑的是,直到后来出现了赖昌星,法律界人士才如梦方醒,原来自己一直认为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法律,其实是一个坏人也挡不住。正可谓,惊回首,窟窿大过天。
这虽然是个负面问题,但对眼疾手快的广东而言,那可是一笔天大的财富啊。今天那些广东的成功商人,很少有人敢说自己当年没做过水货。
三、城乡之间和地域之间潜在着巨大的商机,不需要多大成本,只要把商品运过来再运过去,就能换来大把大把的钞票。整个80年代,中国人穿的衣服如那种所谓的西服、所谓的毛衣、所谓的电子表、所谓录音机、所谓的丝袜,等等,基本上都来自广东的地摊。
靠倒买倒卖,广东和广东人就这样迅速的完成了原始积累。
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陈小艺主演的《外来妹》,主题歌曲是杨钰莹唱的,又甜又柔:“许多的爱,可以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心中的感觉……”一时风靡全国,但比她的歌更还要风靡的,是南下打工。
以今天的眼光看,外企和私企给的工资并不多,但大家还是争先恐后的去,因为外企和私企给了人们足够多的想象空间,——我的未来不是梦,正如这首歌。还因为,至少比国企的工资要高一大截,所以国企里的技术人员、普通工人以至于机关干部,纷纷辞职进外企和私企淘金。面对这股私而忘公的潮流,中央和国务院屡屡下发文件都制止不了,可见当时的外企和私企有多么大的魅力。
今天的情形正好相反,工人们从私而忘公变成了公而忘私,民营企业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千万别走当年国企的老路,否则,早晚要被工人们抛弃的。不能让工人实现梦想的企业,不是合格的企业;不能让工人有梦想的企业,不叫企业,叫血汗工厂。
五、吸附效应和马太效应。高效的经济模式和盈利模式率先运行起来,就会产生强大的吸附效应,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会向心流动没,从而诱发正向的马太效应,——越富越有,越有越富。
这五大资源一直都存在着,但此前没有人利用,所以这些资源就像暗河里的水,白白的流失了。而当广东冒着风险率先突破以后,这些资源无疑就成了独家套餐,而且还是免费的。不吃白不吃,广东和广东人当然要放开肚皮。
如果问广东为什么成功,理论家和实践者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不错,画圈固然重要,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当这位老人在上海也画了一个圈的时候,结局就完全不同了。为了把这个圈经营好,中央投入了几万亿资金。而广东,则完全是靠自身的财力发展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同样画圈,而结果却完全不同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轮到上海的时候,免费的资源没了,所有的资源,都要花钱到市场上购买,要么,就只能靠血汗工厂赚钱。
目前的广东,正在酝酿第二次改革,能否成功,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关注的焦点是重庆,这从本文的标题就看的很清楚——《未来30年,中国看重庆》。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笔者的慧眼发现,目前这种政治和经济模式,已经变得非常僵化和顽固,这个模式统治下的群落,盲目拒绝哪怕是微小的革命。尽管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模式已经彻底失去了它原初的效应和效能,但大家还是执意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因此,大家用同一种声音,同一个步伐,沿着这个模式给定的程序,机械的运行着。他们都不愿意证实和承认,这个模式其实已经耗尽了这个模式与生俱来的所能利用的所有资源,无论怎么努力,我们也很难挖掘到这个模式潜在的可以利用的价值,换句话说,除非跳出这个模式,到这个模式外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否则继续从这个模式里淘金,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
形象的做个比喻,这个模式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源告罄的金矿,在执迷不悟的继续开采下去,徒浪费人力物力,而收获甚微。正确的选择是,留下少部分人和些许设备清理矿尾,其余绝大部分人和设备退出来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矿脉。而重庆,恰恰就开始了这项规模硕大的工程。
认真地做过分析后发现,目前的中国社会,有五大潜在的资源。一是民心思变。工人经历了私有化的痛苦后,对变身国企员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如果这个时候,适当的扩大国企规模和国有经济的成分,那么因之而能够重新进入国企工作的工人,必将激发出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因为有了前车之鉴的他们已经完全明白,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厂兴我兴,厂衰我亡。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不仅仅是精神财富,更是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
二是国有企业巨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如今的国有企业今非昔比了,虽然内部管理与世界先进企业有很大差距,但盈利模式却不逊色于他们。从某种角度看,企业管理者的经济头脑要超过外企的管理者,正因此我们才看到,仅仅经过十年时间的操练,中国的国有企业就锻炼出了超强的盈利能力,每年的纯利润,让外企看了直眼红。国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国有企业非常重视创新,与昔日的国有企业判若天壤。
这样的国有企业,已经完全具备大规模兼并与重组的能力,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国家应该放手让国有企业长驱直入,比如说房地产业,目前公、私配置很不科学,国有成份过低,民营成份超大,可以说,私营地产企业主导着整个产业和产业链条。对国家来讲,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国房地产业的经济规模,已经高达中国GDP总量的45%,也许比这还要高,那么加上整个产业链上的产值,如果说房地产业决定着中国经济的生与死,一点也不夸张。必须让一部分民营资本退出这个领域,把份额交给国有企业来做,公与私的比例最好是各占50%,把一部分商品房交给民营资本来做,同时把经适房、廉租房等政策性住房建设,全部交给国有房地产企业来做,以薄利多销的模式,实现国家与公民的双赢。
概括地讲,国有企业潜藏着巨大的资源,如何挖掘并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就看领导者的魄力了。
三是化害为利,变废为宝。黑社会是有害的,破坏了经济秩序,恶化了社会环境,但是,如果我们打掉黑社会,把他们的黑工厂交给人民,那就成了一举多得的好事情:优化了经济秩序,净化了社会环境,为人民创造了就业的机会,为国家挽回了损失。
对贪官也该本着这个思路。
笔者估算过,重庆打黑除恶和官员财产公开这两件事情,如果做得很彻底的话,重庆怎么也得有2000亿进帐吧,报上说,那些黑社会老大,每家资产都在几十上百亿。这才仅仅是个开局,而重庆各县才刚刚开始。
这么大一笔财富,虽然不是白捡来的,也跟天上掉下来的差不多,但前提是,——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
黑社会和贪官无疑是有害的,但用辩证的观点看,他们却是潜在的资源,只要像重庆那样做,不用多大投入,这些资源就可以有效的利用起来。这其实就好比抗战时期的土匪,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糟得很,但被八路军一改编,其人力和物力就变成了战场上打击日寇的有生力量,这正是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四是避免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是有利的,但恶性竞争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比方说中国的钢铁企业,各自为战,几千家企业与世界上三大铁矿石企业分别谈判,结果呢,都吃了大亏。如果拧成一股绳,就可以避免被人家各个击破。而这其中损失掉的,其实就是潜在的资源。
看问题必须学会是用辩证法,既然当年我们从“分”里得到了巨大的回报,那么,当“分”无可分,也就是说,当“分”再也没有了利用价值的时候,事物必然要转向反面——“合”将得到巨大的回报。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世间所以总是如此循环往复,不是哪个人决定的,而是规律使然。
哲学的观点认为,当一种社会现象耗尽了其潜在的能量,那么就必须从它的反面寻找新的能量。科学研究的结果就证实了哲学的判断,“分”或“合”之中,都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分”可以释放能量,“合”也可以释放能量,只讲“分”不讲“合”是错误的,当“分”的能量释放殆尽,就必须用“合”的方式来释放能量。
目前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合”,谁先在“合”上做文章,谁就能抢先一步得到免费的资源。整合资源说穿了,就是在获取资源,而在资源整合之前,潜在的资源属于无效资源。
五是吸附效应。当新的模式运行起来以后,对这个模式持认同态度而在原有模式中不能展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各种人才必然纷至沓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这个新的模式添砖加瓦。
目前看,重庆已经显现出这种趋势,很多左翼学者、思想进步的专家、教授、老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喜欢做干净生意的企业家,已经或正准备着赴渝大展宏图。
以上五大资源就存在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内部,谁敢承担风险率先突破,谁就能用极小的成本抑或没有成本获得这些资源。
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始,大家就不断强调,要掀起新一轮改革热潮,然而直到目前,真正下功夫去做的,只有重庆,其余么,大面上做个样子,内容还是原装的好,因为谁都不愿意冒风险,更不愿意失去眼前利益。
就笔者的观点而言,再有两年,如果大家还原地踏步的话,重庆无疑要鲸吞这些资源;若五年内大家还没有这个意识,重庆基本上就可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了,因为它赢得了先机,别人就是想争也很难了。
莱维·巴特拉在《1990年大萧条》一书中用图表的形式演示了美国经济规律,30年一个周期,一个周期一旦结束,就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而改革,为下一个周期的繁荣,提供了稳定的动力。中国经济也属于这个现象,从1949——1979是计划经济,从1979——2009是市场经济,下一个30年是2009——2039,属于什么模式,目前还不好说,小平老人家说:先生孩子后取名,也对,生出来再说。
1949——1979,中国看东北
1979——2009,中国看广东
2009——2039,中国看重庆
是否如笔者预言,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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