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全民所有制——最后一场战役
最近一阶段，主流精英发动了一次重大战役：将国有经济从最后的战略行业中清除出去，完成对全民所有制的最后清剿。
从年初开始，吴敬琏在议论经济危机的言论中，就将他过去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重新解释为“国有企业在战略行业中的垄断”。并且将目前存在贫富差距的原因解释为“国有垄断企业工资福利过高”。这个说法得到众多精英的赞同，大量文章和发言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厉以宁列出“他关心的四大问题”中第一位是“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
张维迎声称“推动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国有垄断行业不断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
胡星斗说“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
任志强声称“国企垄断土地份额已占60%”。
茅于轼也认为“重点应加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力度、改革垄断部门和行业”。
一时间，几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将“深化改革”的指标定在让国有企业从最后的阵地上退出上。
同时，各个媒体都充分报道了主流们的意见，一些右翼媒体也参加了战斗。
11月27日 的中国青年报以《看几大垄断国企如何自我辩护》为题说国有大公司对它们垄断的辩护“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对于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高于私企和外企打工者，中青报指责说：“奖金或福利过高，比如过高的住房公积金等，这难道也是‘国家规定’吗？”
《新京报》12月则抓住一则传闻发表社论，题目是《现气荒 垄断性国企不能忘记公共责任》。呼吁“政府相关部门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打破天然气行业及其他能源行业的垄断格局”。
《南方周末》8月15日登载笑蜀文章说“垄断国企的利益并不自然和自动等同为国家利益，垄断国企都有追逐其特殊利益”。接着在10月1日以《重思国企改革》为题目提出“公与私只是财产归属的差别。所有制功能不同,必须超越公优私劣、褒公贬私的狭隘思维框架,进入公私并存、功能互补新境界。”批评国资委在9大行业中保持国有经济比重“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结构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直接参加了论证国企从经济中退出的逻辑。
他们完成这场战役的另一个手段是煞有介事地声称现在是“国进民退”。围绕山西省取消小煤炭工作，几乎所有主流精英都发表了意见，并由此惊呼有“国退民进”现象并进行批判。
天则研究所的张曙光声称现在中国在搞“国进民退”，还煞有介事地列出国进民退的“五大风险”。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和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国进民退“不是好现象”。
张维迎还比较有信心，说这“只是暂时现象”， 建议大家将目光放长远，“未来20—3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在GDP当中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精英们的意见，一些媒体和机构还提供了舞台。
11月12日 《中关村》杂志与新浪网共同主办“民营经济生存现状与前瞻”论坛，会上大批主流精英控诉国进民退。第八届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国进民退正在演变成主旋律”，说“要警惕‘国进民退’演变成一场改革危机”。
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也成为变成这场戏的舞台，全联主席胡德平在上说：“国进民退的案例、倾向、趋势都是不言而喻，十分明显的。”批判国进民退是“封建继承制”思想作怪。
在最近几个月中，由于全部主流精英一起上阵，一些右翼媒体和机构积极配合，一时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6月30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还为国企垄断做辩解，遭到主流和媒体一片责骂。于是到年底就软了，12月11日解释说“不存在国进民退”，一副可怜相地说“想不通为什么国企好不好我都要挨骂”。
最终，12月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有了这样的结论：“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该内容采纳了主流精英和右翼媒体的基本判断：存在垄断性行业中国企垄断问题，要进行战略调整，要让非公有制经济参加进来。
12月24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强向主流们汇报了中国有经济占经济比重实际在倒退的“伟大成绩”，告诉他们仅仅3年国有企业数量就减少了一半多，职工总数比重下降32%，占工业产值比重下降15%，利润比重下降32%，资本比重下降9%，成绩赫然。照这个速度，根本不用张维迎说的20-30年，10年内任务就完成了。最后表示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的警醒意义”，保证政府今后 “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的调整和重组，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非公有企业的改革发展”。
国有经济将在今后一个阶段无论在数量、人数、资产、产值、利润等各方面大幅度下降，显然是个无法逆转的走势了，按现在的速度，10年内达到张维迎提出的指标是没问题的，真到20年后还真找不着呢。看来，非主流学者们在网站上嘀嘀咕咕地反对没起什么作用，主流精英们可以觥筹交错，欢庆围剿国有经济的事业毕其功于一役了。
很多左派网友会觉得很悲哀。贫道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首先，现在的所谓“国有经济”，究竟是否真的像宪法说的那样，属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倒是可以商榷的。国有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西方也有国有经济，英国在撒切尔执政前占经济30%以上，大多北欧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至今还在25-30%。同时，金融危机后，整个西方银行业政府已经成为最大股东了，甚至一些制造业，比如通用政府也控股60%。%甚至30%。如果按“看得见的手”操控经济的比重，那么英国政府开支已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一半，北爱尔兰政府开支甚至达到国民总产值的77.6%。我们能说西方国家这些经济成分属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吗？北爱尔兰就是社会主义吗？恐怕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整个经济结构还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依然是配置资源的核心，政府依然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
抗战前，全部工业资本中蒋介石政府所占比例为20%左右，也不算低，起码远高于张维迎希望的那样。抗战期间，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等经济发展较好地区全部由日本人占领，民族经济基本不存在了。抗战结束后，仅工矿企业国民政府就接收了2000多家，还接收了全部矿山、铁路和车辆船舶等。国有经济在工业的比重一下子提高到70%，并且垄断了铁路交通、金融和对外贸易等产业。国有经济比重不比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初期少，与现在相比更不要谈了（有人还说什么“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是指国有经济比重，回解放前恐怕首先反对的是精英和他们的后台）。但是，解放前的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吗？国民政府的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制资产吗？显然不是。这些资产通常被称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资产，也就是官僚群体的资产。虽然他们也不能把自己说成这些资产的老板，但这些资产一点不为全民服务，而是为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
因此，在不同制度中，国有经济并不见得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成分。也许，在北欧一些国家里，国有经济的盈余与全民福利关系很大，还有点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在蒋介石的国有经济里，国企的效益完全是少数当权者和掌握这些企业的官僚享用。一点社会主义性质都谈不上。
今天的国企社会主义成分究竟多大，也是有探讨余地的。一个省级金融机构头头年薪近百万，很多大型国企负责人的工资奖金数以百万计，是底层职工年薪的上百倍。国企每年数千亿利润，很少用在全民福利上，基本用在企业自身。这对目前国企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都是很大的挑战。
那么，是否因为“国有化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不一定要国有化”呢？这个问题在今年年初高尚全就提出过，作为否定国有经济的一个命题。贫道年初就嘲笑高先生说他犯了“鸡子有两条腿，因此两条腿的都是鸡子”的逻辑错误。国有化与社会主义之间是必要条件关系而不是充分条件关系，也就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没有国有化一定不是社会主义，有了国有化不一定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为什么就必须国有化呢？道理在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定存在剥削，为此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私人不拥有，就只能采取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
如果否定上面的道理，就必须把以下两个条件中任一条件作为真理：或者“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产生剥削”，或者“社会主义不以消灭剥削为目的”。而这两个命题都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承认，是假命题，包括西方学者也不承认为真。
国有经济可以成为满足四大家族私欲的经济成分，也可以改造成为全民谋福利的经济成分。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一阵风似地在一两年中完成了国有化，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没收国民党政府的国有资产后，国家已经控制了70%的工业资本和全部铁路、通讯，绝大部分金融，要改造的工商资本只有一点点。假如共产党是在1937年就取得了全国政权，面对的对象是80%工业经济是私营和外资，根本不可能在取得政权几年后就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目标。如果强力实现，那就只能用苏维埃成立时的暴力推进。
因此，对中国来说，国有经济比重越低，社会主义复活的难度越大。如果真的实现了张维迎的目标，国有经济只占10%，那么再尝试以温和方式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改造，比1937年都能，比1949年更难。甚至可能性都没有。
鉴于以上原因，贫道对出现的国有经济已经衰弱到比解放前还弱，比西方国家还少感到悲哀，对精英们有可能成功全歼国有经济感到痛苦。
最使贫道痛苦的是，精英们最近成功推动国退私进的理由是那么苍白，事实是那么虚假，逻辑是那么混乱，连小孩子都能指出其中的谬误。而就这样的胡说八道还能成功地被当政者采信。贫道年初说“中国最后怎么死的？笨死的”时候，还只是在说能力问题，不忍推测里面有什么阴谋或勾结。而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能让贫道再找到别的解释了。
今天是毛泽东的诞辰，真想问他老人家这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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