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收官文章：“国家道德”的回归与重构是中国2010年第一要务！（缩略版）
中共中央每年年尾都要为下一年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开会定调，对来年的GDP作个大致的安排，如果碰到什么“第N个五年计划”之类的年份，还要搞规划工作，作为一个平民，我也想对中国明年的工作，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提几个建议性意见，我个人认为中国2010年的第一要务是：“国家道德”的回归与重构。江泽民同志强调过“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并重，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过道德先行的重要性，我们不可以舍本逐末。
今天我的文章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谈“国家道德”的构成要素，“国家道德”与“公民道德”的关系（纯属个人研究思想，不具权威性，读者自行解读）。第二部分谈当前中国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第三部分谈如何让传统的“国家道德”回归，并与时代结合进行重构。
第一部分：“国家道德”的构成要素，“国家道德”与“公民道德”的关系。
一般来说，公众只关心“公民道德”，很少关注“国家道德”，因为个体很容易找到与道德直接相联系的结合点，国家是否存在道德一说也还没有达到完全共识，在封建皇权时代，子民的权力依附于皇权，皇帝的道德实际上决定了国家道德的走向和公民道德的走向，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从理论上讲皇权决定人权的时代应当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有权力决定自己的道德走向，但实质并非如此，无论多么民主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操都会被公权力绑架，政府、政党操控的国家机器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人民道德选择的支配权，政府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最高道德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看一个国家的国民道德首先要审视其政府、政党的道德情操，在我看来，只要国家存在，政府存在，政党存在，“国家道德”就永远存在，并且，“国家道德”决定“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只是“国家道德”的组成部分，“国家道德”是一个系统，“公民道德”是系统中的个体分子。“国家道德”是一个总体概念，它的代表和依附体又是什么呢？是政府，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专政机构的总和（包含政府、公检法、军队，如果是党政一体的国家还应包含执政党）。
“国家道德”的主要构成要素有哪些呢？我个人认为应当包含五个方面：国家层面的诚信观，国家的历史观，国家的人权观，国家的荣辱观，国家的发展观。
我们常说：只有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不管你的国家有多大，不管你的国家有多久的历史，但是，真实的历史肯定只有一个，我们无法能强求历史是绝对真实的轨迹，但作为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信息社会，我们完全可以对相对清晰的历史进行还原和再现，并把真实的一面永远保留下去，让子子孙孙的后代能更好的以史为鉴，能更好的从历史中吸取营养，能更多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错误的道路再次重走，所以，我想把一个国家的历史观放在政府建立“国家道德”的首要位置。国家的诚信观是仅次于历史观的第二个要素，尤其是是现代社会，不诚信所带来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封闭时代的破坏力，其传播速度是无法操控的，信息失真也是非常常见的，失真的信息往往可以误导整个社会，对政府形象的损毁威力是核武器级别的，所以说政府对自身的行为尤其要慎重，不可失信于民。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本质上讲也是对中国人民人权的一种尊重，但是，人权的概念十分宽泛，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权力范围，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的权力界限，中国的人权是由中国的《宪法》规定的，而人民能否享受到《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又要看中国政府能否有效尊重宪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能否真正把《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宪法被束之高阁，中国人的人权就不可避免地被侵犯。国家的荣辱观与个人的荣辱观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之处在于国家政府的构成都是人民的个体，只不过他们都是“权力个体”；主要区别在于，“国家道德”更多的体现在外交、军事、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政策道德考量上，外交上奉行丧权辱国的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不知荣耻的缺失“国家道德”的行为，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军事上采取投降的策略也是保政权、辱国民的缺德行为，国内政策如果以侵犯大多数人利益满足极少数人利益为出发点，也属于政策层面的“国家道德”缺失。国家的发展观就是政府对子孙后代所持的态度，如果以对子孙负责的态度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就是德行，如果以搞破坏资源透支后代生存依靠的方式发展经常就是对后代的掠夺，就是无德，或者说是缺德，有什么样的现行发展观，子孙就会给现行政府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评价。
第二部分：现代中国“国家道德”和“公民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
从政治上讲，我们国家对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历史定位和评价还缺乏公众认可，没有取得社会共识，从而导致了很严重的内耗，对各个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定位也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用“人治方式”定位前任领导人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也不符合世界的通用法则，有些前任领导人莫名其妙的从政治清单中划掉，或者只字不提，有些人却占据着本不应有的历史记载，历史不是以个爱好来书写的，是按实事来记录的，即使是一个昏君，也必须有他的历史真实，你不能把他勾掉，即使他有盖世功劳，如果你是宰相就只能是宰相，决不能记载是皇帝，HGF、HYB、ZZY等国家最高领导人“被虚无”了，“第几届”换成了“第几代”，很不科学，也不方便，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再坏再无能，在清史中他也得被记为一朝皇帝，尼克松即使是因“水门事件”下台，也不可能让他从美国的“第N任总统”中划掉，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给分裂了，他仍然是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怎么记载是历史问题，记好记坏是功绩问题，切割历史、混淆历史则是道德问题。政治家和政治参与者的廉洁程度决定了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操守和道德境界，如果官场腐败、吏治混乱就表明“国家道德”的沦丧，如果政风清廉、官民和谐则表明一个国家的“国家道德”处于盛世年华，在很长时间内，陈希同、陈良宇、胡长青、成克杰等等高官腐朽堕落，各层地方官“无官不贪”已经成为百姓共识，决不是所谓的“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腐败的只是个别极少数人”，是不是个别现象，人民群众心中有杆秤。
从经济上讲，我们只有把案例展示一下才知道是多么的可怕！湖北大冶及全国其它地方某些私企业主将智障人员活活埋葬制造矿难以获取保险陪偿金，山西黑砖窑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无法计数的煤矿矿难，稀土精矿以白菜价出口，一家三代的幸福被栓在“一套房子”上，国有资产被少数人用银行的钱步步私分的实事，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现实，一切的一切，无不是在“依法行政”的口号之下达成的交易和制造的人祸，挖光、用光、分光成了某些势力粉饰GDP数据的最灵便的“三光政策”，从现实来看，今天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高GDP盛世下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是，他们都没有从内心反问过自己是否对得起子孙后代，郎咸平说近几十年的中国是处在5000年中道德最败坏的一个时期，可吴敬琏不答应，他说是最好的时期，我不得不承认我只能站在郎咸平一边，因为现实就摆在面前，根本无需咬文嚼字的去深究什么“特色论”和“初级论”，再好的理论，如果它是为道德沦丧作后台支撑的，那么一定要被淘汰的，因为长期下去，它会让整个政府的形象彻底丑化，让政府的公信力彻底丧失，一个没有道德支撑的政治基础一定是最薄弱的，最经不起风雨的。
从社会生活来讲，那就更加可怕了，甚至是触目惊心，有几个数字中国可能让世界汗颜，中国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中国盗贼人员数量也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偷盗人员有大偷和小偷之分，偷私人财物的小偷不贡献GDP，偷国家财产和资源的大偷也是要贡献GDP的），中国二奶、三奶的数量还可能是世界同行的总和，不可小看这三个“总和”，对GDP拉动效应绝对不亚于某些大行业，从产值上讲，早已经超越农业了，妓女和二奶的社会地位正常化到底是道德的进步还是道德的倒退？人民自有公论，无论如何，发展到中国这样如此庞大规模的地步决不是人民可以承担责任的，更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业，出现如此局面的最大责任要归咎于某些时期的错误的上层指导思想，“猫论”和“金钱崇拜论”不是人民的创新，更不是人民的决定，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习惯于把道德败坏归咎于西方腐朽思想，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带来一点腐朽的东西是很正常的，后来，随着老百姓跨入西方腐朽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西方社会也并没有比中国的某些人更腐朽，更没有中国妓女多，远没有中国盗贼多，贪官那更是没办法跟中国叫板，老百姓容忍着有关方面可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反腐倡廉”还中国一个清新的世道，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等来设想中的道德回归和清正廉洁，等来的却是更加腐烂不堪的社会面貌，是更加触目惊心的道德沦丧。
我想再摘录一下网上朋友对当前中国一些不光彩事情的总结，这些总结无不渗透出堕落的道德气味，制造堕落气味的祸首到底是什么原因已经无需推定，早已经有答案了，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回收这些堕落气味，让中国人有一个可以呼吸的清新空气：矿难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强制拆迁导致的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公路乱收费世界第一，国有资产流失世界第一，环境污染世界第一，学术腐败世界第一，师德、医德沦落世界第一，假大空专家数世界第一，假论文世界第一，二奶数量世界第一，妓女数量世界第一，强盗小偷世界第一，骗子流氓世界第一，私生子规模世界第一，拐卖人口世界第一，街头乞丐世界第一，赌博人数世界第一，吹牛拍马世界第一，贪官总数世界第一，公车消费世界第一，公款吃喝世界第一，公费旅游世界第一，吃公共财政人员比例世界第一，明星议员（人大、政协）世界第一，豆腐渣工程世界第一。虽然上述“世界第一”未必完全准确，但是，基本可以概括人民对社会的整体观感，也流露出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程度，现行政府不一定是原因，但现行政府有责任解决问题，可以天天莺歌燕舞，但是，决不能认为我们大中华帝国可以永享太平！
第三部分：“国家道德”的回归与重构已经迫在眉睫！
今天不想阐述“公民道德”的回归问题，我认为“国家道德”更重于“公民道德”，只要“国家道德”回归了，公民不会滞后多少，当今中国的无限怪事均起源于“国家道德”的沦丧，所以，我想从几个方面谈怎么办的问题：
1，还原历史真相。我前面谈到过因为某些原因，让新中国的短短六十多年的历史出现不该出现的人为性混乱，这些混乱的历史记载混淆了大多数人的视听，颠倒了黑与白的关系，模糊了是与非的道德界限，只要是可以解密的历史信息应当真实地还原给人民群众，让人民来写历史，不要让少数几个政治人物和带有派别偏好的“学者”来“编历史”，不管谁是谁非，人民都可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过的一切，是功是过，人民可以用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其历史地位，不要担心某些信息会影响某个人的形象，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其缺陷的一面，古今中外皆是一样，找不出完美的伟人，也不要担心真相会招来蛮骂，秦始皇也好，秦桧也罢，唐太宗也好，魏征也罢，骂骂赞赞不都过来了吗？到底谁该赞谁该骂，也许我们这几代人都难下结论，何必要怕呢？何必急着下结论？
2，规范国家礼仪。不管是在什么朝代，国家礼仪都是很严肃的，不是因哪个人的爱好而随意乱变的，礼仪是普遍性的，也是全民性的，一个国家必须有整套即适用于国家又适用于普通百姓的建制式礼仪，国家知礼则国家有德，公民知礼则公民有德，天下无礼则天下无德，我们如何对待英雄？如何对待先烈？如果对待良民？如何对待罪人？如何对待国民？如何对待外人？都不能不知常礼。
3，尊重《宪法》。法律不能保证道德就不败坏，因为法律也是人制定的，但是，没有法律又是不能立国的，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完善法治，而作为万法当中的最根本大法《宪法》又是最重要的法律，其权威性和普适性是任何其它单项法律法规所不能比拟的，《宪法》在保证国家和人民基本权力的同时，也约束了政府的行为，让国家政权机构在社会共同要求的轨道上行进，自然就不会产生严重的道德败坏，然而，很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在维护《宪法》尊严方面做得相当的不尽于人意，时常发生践踏《宪法》权威的实事，隔三差五的玩弄《宪法》，使其变成某些势力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当人民失去根本大法的保驾护航，各路牛鬼蛇神自然要出来作威作福，道德被蹂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谁对《宪法》的权威最负有责任？当然是执政党和政府。
4，尊重自我。个人有自我，国家和政府也有自我，在与世界各国的外交活动中，政府就是一个个体，它代表的就是该国国民的所有个体，政府能否在外交活动中维护自身权益保护国家尊严直接影响国民的思维方式和感情走向。如果政府崇洋媚外，那么国民一定会有崇洋媚外的倾向，如果政府在国际活动中永远韬光养晦，那么人民也会养成“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麻木状态，如果政府事事委曲求全，那么其国民一定也是难有血性，崇洋媚外、委曲求全、韬光养晦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不自我”的状态，我们不要求事事自我，时时自我，但是，过分的“不自我”就是作践自我，一个自践的民族和国家是得不到尊重的，一个自践的民族也决不会产生出值得自豪的“道德体系”，没有受到广泛尊重的国家岂能谈得上繁荣盛世的时代？
5，尊重传统文化。中国是以儒家为主的国家，但是，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本身也经受着争论和批判，然而，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否定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为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十分丰富，决不只有哪家文化，中国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国民对文化的选择性很多，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相辅相成，即使是在西方文化具有极强侵蚀力的现代，中华文化仍然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和可传播性，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精英利用崇洋媚外的几十年慢慢把传统文化一步步消磨，中华文化已经到了接近退化的地步了，前几天看到国家大剧院的某个负责人在宣扬其贡献时讲了几句话颇令人玩味：自从什么时候以来，国家大剧院演出了N场高雅艺术，比如歌剧、交响乐、芭蕾舞、欧美音乐会，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民对于高雅艺术的需求。我一直在怀疑中国文化界的伪精英，他们一方面强调文化无国界，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国家排斥中国文化的现实视而不见，偶尔看到西方国家的某个地区有洋面孔在展示一点中华文化，便大呼中国文化已经得到了西方人的承认和接受，其实，当你走进西方社会，中国文化除了在中华族群中有广泛传播以外，几乎得不到主流认可，在很多文化精英心中，中国文化都属于低俗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称得上高雅文化，庸俗化自己民族的文化，肯定会庸俗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中国政府有责任在维护传统文化方面做更多事情。
2010年就到了，数据也好，GDP也好，反腐败也好，打黑除恶也好，都只是国家战略中的局部，而决定最终成败的关键还在最核心的上层建筑，而“国家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核心之核心，不解决“国家道德”的回归与重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不谈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并不是中华民族没有文明，而是惨淡的所幸无几，与其迷恋残存的那么一丁点，还不如呼唤进行重构与找寻，如果中国新的“国家道德”能够慢慢形成，就不用担心具体层面的事情得不到解决。
“国家道德”的回归与重构责任在党和政府，希望引起重视！
胡总书记和党中央最近的一系列动作和政策给我看到了一些希望，上层已经看到了“国家道德”的重要性，关键在推进和践行，我相信胡总书记和党中央，2010年将是中国“国家道德”回归和重构的一年，是中国抛弃包袱、轻装上阵的起始点，相信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未来会一片光明！
孙锡良（转载须署名） 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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