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不愿意去认清这个问题，不愿意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允许我们的社会在歧途上走下去，我们就会犯历史的错误。有两种思潮，两种强大的思潮，在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书本里，在课堂上，在无数的网络论坛，这两种思潮的争论方兴未艾甚嚣尘上，几乎是要强迫每一个中国人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一种是“民主”思潮，另一种是“红色”思潮。前者向往西式的民主，主张一人一票的国家选举，后者则怀念廉洁丰公公平公正的红色年代，前者指责后者搞专制，后者指责前者是资本集团利益的倾扎，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两种思潮在本质上或在核心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真正主张民主的人，希望的也是一种公平正义的民主，而不是利益集团的倾扎或党派的尔虞我乍，真正热爱红色的人，热爱的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热爱的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而不是什么专制。当腐败横行的时候，当人们的命运受到挑战的时候，当人们想改变这些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人们能做的，就只有在头脑中保留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自己有一张选票，通过自己的选票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一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扫除一切不平等现象，人民的事让人民做主，这就是两种思潮的源头，核心都是人民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人心思变。也不能说这种思变愿望是不现实的，毕竟有许多国家在选举，毕竟有过穷人的队伍让人民翻身做主，但机械的回到过去或照搬西式的民主，却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做的是认清我们社会的本质，建立人民的当家做主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多少次，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不适合民主，云云，还有多少次，有人打着经济效益的旗号，把工厂的选举程序取消了，人民代表的选举程序也成了摆设，在那最“专制”的年代还能坚持的，仅有的朴素的民主权利也被剥夺了。工人选厂长，体现的那个民主，才是工人的当家做主，工人施行的是“董事会”的权利，说明工厂为工人所有，这要比美国选总统实惠得多。试想，如果我们建立的是真正的公有制而不是国有制，是又法律落到实处的公有制，人民不做主行吗？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才是我们旗帜上的民主！
有一个问题，和我们上面讲的两种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今中外的改革或叫变法都是要流血的，因为改革必然要涉及各种集团的利益再分配，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商鞅的命运，即便没有读过书也刚看了电视剧知道秦国的那次改革，惟独当代中国的改革没有流血，而且出奇的顺利，甚至，改革本身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为改革而改革。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改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其中没有厉害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回答过了，以国有化为主抽的改革，在砸碎铁饭碗的口号声中，把公有制赋予的共产阶级的利益一并剥夺了，因此，整个过程就是官产者的一次大分脏，官产阶级内部只有均与不均的矛盾，没有利益的再分配，这也是中国改革区别于任何改革的本质特征，中国的改革是以公有制为前提的，从公有制开始的。
可惜的是，在农民要致富，企业家要创业，政府要发展的三大热潮中，一起热起来的还有人们的头脑，狂热的头脑产生了遍地是金银的虚幻的梦想，一致于，把自己基本人权给忘记了，忘记了公有制中包含着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如果你和我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块土地委托张三去经营，张三把我们的土地使用权卖给了李四得金若干，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你和我，大概都知道，这些钱除了支付张三的劳务外，应该有你和我的，我们按买地时出资的比例把钱分掉，这个道理再浅显明白不过了，但是，当我们共有的土地被政府卖掉之后，卖地的收入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就相当于张三把我们的土地卖掉之后，把钱全部卷走了，我们还假装不知道。这是一笔多大的收入呢，仅零久年是一点四万亿，三十年累积，按可比价格计算，给我们的城镇居民每户一套公寓，不成问题吧。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即便是蹩脚的农民也比我们的觉悟高，生产队现在叫居民小组，卖掉任何一块地，居民都知道是他们集体的收入，嚷嚷着要分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中国农民，意气风发地走向新时代，他们深信通过诚实劳动就可以致富，当人民公社被解散他们已经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变成彻底的小生产者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成千上万的小生产者，能够通过诚实劳动共同致富，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童话，在外在市场不变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的富裕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的贫穷，不要认为大家都劳动了，产量高了，多收了三五斗，就可以富裕起来，这就和麻将桌上的赌徒一样，一些人赢了必然有些人输了，赌资是一定的，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被认为是发财致富的最好手段，但这也只有在开拓市场，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才有意义，在市场经济里，任何形式的科技进步，都在加快贫富分化，这是铁的规律，一个生产线可以代替若干个手工劳动者，这只能说明，在有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失去饭碗了，市场永远是有限的。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农民在创造了让中国人吃饱饭这个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贫穷，终于，他们需要政府的救济和种粮补贴了，即便如此，救济的杯水车薪，也解除不了他们的病痛和子女上学的压力，而那些种粮补贴，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农资的涨价抵消了，农民得到的还是一个负数。大家都知道国家免除了农民交公粮的义务，也知道国家对农民种地实施了现金补贴，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早就开始了，只是补贴的对象不是农民，是中间环节，每年数千亿，在官产阶级的内部就消化掉了。那些仅靠诚实劳动的人，现在可能还被我们可爱的城管撵着东躲西藏呢。
与农民的壮烈相比，中国的市民恐怕更是气壮山河，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人义无返顾地迷恋上了市场经济，深信在市场经济这个汪洋大海里，人们可以创业，可以一洗贫穷甚至惊天动地，于是，他们从工厂里，从研究所，从机关从学校，纷纷走出来，投身到了市场经济这个洪流之中，他们下海了。中国历史上一幕空前壮观的全民经商场面登上了舞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各种企业公司，各种工厂作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遍布中华大地。这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人，把市场经济想得太美好了，资本总是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资本主义的真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终于，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官产阶级的垄断体系初步形成，大多这样的企业和工厂，连举步维艰的惨淡经营也难以为继了，他们只好背起那沉沉的债务，“兵归营权归政”了，有些留职停薪的，只好回去领那个他原来看不起，而今又少涨了几级的薪水了，那些个毅然辞职，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确实证实了置之死地的预言，但没有后生，只好另找自己的归宿了。“补课”理论说中国需要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实践证明这个理论是无比正确的，何止是补课，简直是刻骨铭心。
无庸置疑，在八、九十年代的商海风潮中，确实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或民营企业家，他们能在官产者面前获得生存的权利并逐渐取得独立的人格，尤其难能可贵。市场经济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在垄断来临之前有一段自由竞争，有个优胜劣汰过程，因此，最适合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但对他们的成长，我们千万不要有世外桃源般的错觉，也不能幻想成唐吉柯德式的浪漫，事实上，他们首先是面对现实的模范，不仅能正视这个这个体系而且能溶入这个体系，他们要创业，就需要承揽工程，需要开拓市场，需要行业准入需要大量融资，而掌握这些个权利的政府及相关部门正需要发展，需要建筑需要修路，需要繁荣市场，因为只有发展才能获得自己的政绩和利益，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企业合适的商人。我把工程让你干，你就能活下来就能壮起来，就能实现创业的意愿，不让你干你就去死，政府和企业两者的这种选择，就形成了著名的“权利寻租”。
中国的权利寻租，区别于任何国家的官商勾结，因为官产者掌握了一切资源，并非只有行政资源，本该有市场完成的资源配置全部要在这种权利寻租中完成，给官员更多的利益，已经成了企业生存的法宝，我们也能想见，政府相关部门寻找合作伙伴时有什么样的标准了。有些领导，不甘于在企业中占干股，他们干脆让自己的子女亲属开公司，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兼任董事长。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各个区长，一退下来就被合资企业以五十万年薪聘走，可见他们的关系有多么深刻。企业已经成为官产者的利益工具，而官产者则是企业的生存法则，这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国曾经有一个资产阶级，正统的资产阶级，因为受到官僚和买办的压迫，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软弱性，没有资格成为中国的领导者，不得不卷走大量的黄金白银跑到台湾去了，而今，正被那个选举动物民进到搞得灰头土脸。而现在这个新生的资本家阶层，虽然也有个别的成功例证，也会诉诸法律，在人大政协谋个席位，在社会上谋个一官半职，但是，民族资产阶级距离自己走向独立的道路还很漫长，最大的克星就是它的合，它们只能充当利益工具甚至洗钱工具。资产阶级想通过法律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只能是一相情愿，想通过依法办事的方法来抑制官产者的行为，也是天真的幻想，不仅执法权在他们手里，立法权也在他们手里，他们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护法律：有法律要保护自己，没有法律，创造法律也要保护自己。资产阶级把个别执法者拉下水还有可能，如果真想撼动目前的法律体系，没有任何可能，因为目前的体系对官产者最有利，这个也是我们的国家不能改变旗帜，不能资产阶级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此，最高层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看看我们的领导在美国总统那里展现的决心，保护这个体系在国家核心利益中是第一位的，主权排在第二。这个也在客观上为共产阶级的惊醒赢得了时间。
进入新世纪后，垄断就无微不至了，中国式的社会形态已经形成，两大阶级对立的格局已经形成。我们已经生活在垄断的包围之中了，水电费电话费以及各种证照的办理费，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诉说着垄断的存在，只要是垄断产品，价格听证会总能开成涨价论证会，或许是这种间接的利益获取还不如直接涨工资痛快，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他们给自己涨工资的理由，通货膨胀了，为了不降低生活水平，涨工资；金融危机了，为了刺激市场，涨工资；有人贪污了，需要高薪养廉，涨工资......。当出现警匪勾结的现象时，还有人说出那是因为警察待遇低这样的话，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这些涨价和涨薪，已经
使普通劳动者的口袋大量缩水了，就连那些有点积蓄，生活相对富裕，想利用手中的钱炒点股票或期货的中产阶级，也不堪重负，大多又回到了共产阶级的行列。
有一种乐观的观点如林毅夫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持续几十年，但随着垄断的形成，自由竞争给我们的带来的红利已经消费完毕，随着资源配置的完成，我们继承的公有制遗产也将消耗殆尽，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支柱即将消失，而且，离开了这些国有化了的公有制资源，中央财政的能力将大打折扣，花大钱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会失去支持，因此，高速发展的可能性正在消失。我们将要进一步证明，中国要想继续高速发展，恐怕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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