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1-19）
公民海外安全 中国无力保护
假冒书记情妇 行骗易如反掌
政府副秘书长买官被“书记情妇”骗走180万
龙吟大地：中美从同舟共济到梦醒时分
捧杀中国意在让中国出钱出力？
新闻周刊：2010年全球黯然 美国风景独好
中国房地产调控衔枚急进
深圳商品房入住率45% 多数房产用于投机
中国评论﹕胡总上海行 「大礼」待揭晓
南京最牛的一群钉子户 34户中31人是法官
济世狂言：民族旗帜 华侨光辉
菩提明镜：北京应严词斥责冈田
军政界：日扩海军讚甲午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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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报：公民海外安全 中国无力保护
本文重点
* 既无决心 又缺手段
两名中国工程师日前在阿富汗遭绑架，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再度引起关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但当局却无力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势必制约国家进一步崛起。
今次被绑架的中国工程师，事发时正与多名阿富汗人一起在当地进行道路勘测。据报道，绑架者是塔利班组织。这已不是中国人首次在阿富汗遇袭，二○○四年，有十一名中国工人在该国遭不明武装分子袭击而遇难。
近年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索马里等国，一共发生近四十多宗涉及中国人被袭击和绑架事件，造成逾两百人伤亡。中国外交部曾作过一项统计，外交部每年要处理三万多宗涉外事件，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公民在国外屡屡遭到绑架和袭击。
过去，中国公民极少成为海外组织绑架暗杀的目标，但是随着中国近年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尤其是开拓市场和投资设厂，大多选择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愿去的战乱、动盪和恐怖活动频繁的地区，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公民尤其是中国企业和工人受袭击的机会。
既无决心 又缺手段
面对愈来愈严峻的局势，中国对海外公民的保护却无寸进。外交部虽然成立了涉外安全司和应急办公室，但不过是负责讯息沟通与协调工作，既无总体规则，亦无应对策略，出事之后，独沽一味，只有通过交付赎金来满足绑匪需求。这使得尝到甜头的海外武装组织乐此不疲，针对中国人的绑架活动更加放肆，有的甚至提出要与中国公司分享利润。
缺乏运用强硬手段的决心与能力，是制约中国有效保护海外公民能力的根本原因。中国军力近来发展日新月异，但对形形色色的海外武装组织却难以构成威慑。以不久前发生的德新海轮为例，中国虽然派出多艘最新型的海军舰艇在索马里海域护航，但当索马里海盗劫持中国货轮时，军方也无可奈何，望洋兴叹，只好乖乖交出上百万美元的赎金。
当今世界，美国护照所以一证难求，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对公民的保护尽心尽责，只要是针对美国公民的任何犯罪，美国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理，强大的战争机器随时待命。所以，虽然很多武装组织都想向美国人下手，但因为忌惮美军强大与无情的打击能力，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缺乏强硬手段与决心的中国，不能被视为强大国家，充其量只是一个肥大国家，而海外中国公民更成为各类武装组织向中国要胁敲诈的人质。一个政府，如果对自己国家的海外公民都不能提供起码的安全保障，如何使人产生以做中国人为傲的自豪感呢？又怎能使公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呢？
东方日报：假冒书记情妇 行骗易如反掌
本文重点
* 打通关节 买官敛财
内地官员包养情妇已成风气，有官员为了走捷径买官，想通过书记情妇穿针引线，但没想到这名书记情妇却是冒牌货，这名官员不仅破财而且被捕入狱。假冒情妇大行其道，皆因官场春色无边，让很多官员失去辨别力。
据内地媒体报道，吉林延边自治州政府原副秘书长车钟日，自感草根出身升迁无望，遇到一名自称市委书记情人的年轻女子，便将其当作自己的官场救星，对其百依百顺，这名女子经常狮子大开口，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索要，车钟日不假思索，立刻奉送。谁知这名女子居然是周旋于官员之间的政治骗子，车钟日被其玩弄于股掌之间。
车钟日作为州政府副秘书长，按理有一定的常识与政治智慧，但为何面对女骗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财物索要却无法识破呢？到底是甚麽蒙住了他的双眼呢？很明显，这名女骗子打着书记情妇这个招牌，让车钟日鬼迷心窍，无法自拔。
众所周知，贪官包养情妇已是内地官场铁例，一项统计显示，被捕贪官中百分之九十八都有情妇，有的甚至多达十几个。能够跟上级官员的情妇交朋友，让上司的情妇替自己向上司吹「枕边风」，升官岂不是指日可待？何况车钟日跟这名女子上过床，内心还觉得与市委书记共享情妇，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打通关节 买官敛财
其实，这名女骗子的诈骗手段并不高明，除了稍微出众的身材外貌外，就是靠书记情妇的特殊身份这耀眼光环。她只是巧妙地利用了政府官员攀附大官、接近上层的心理，打着高官情妇的幌子，凭着如簧巧舌，便可以轻易诈骗，将车钟日等一众官员收编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乖乖地献上财物。
内地很多官员包养情妇，既是为满足色慾的需求，也是为了敛财之需，很多官员的情妇其实是贪官权力套现的中介、金库。
据称，广东省委前副书记陈绍基包养多名情妇，包括电视女主持人。该女主持利用这个招牌，在电视台内无人敢惹，而且四处插手工程包工、人事任命，而广东各市县的官员，也想方设法接近这位手眼通天的女主播，希望她在枕边向陈绍基举荐自己。
情妇干政，正在成为内地官场的潜规则，所以深谙其中三昧的官员，不仅要设法巴结上司的正室，更要极力侍候上司的情妇，有时甚至宁可得罪上司的正室，也不敢得罪上司的情妇。因为情妇是上司的软肋，与上司的情妇交朋友，相当于掌握上司的隐私，可以顺理成章成为上司的最亲密战友。
所以，车钟日被骗，并不是他太傻，而是他太聪明，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被人设局欺骗。不过，在目前的官场风气之下，车钟日不是被假冒情妇欺骗的第一人，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人。
政府副秘书长买官被“书记情妇”骗走180万
政府副秘书长买官被自称书记情妇女子骗走180万
车钟日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原副秘书长。 来源：扬子晚报
他本是吉林省延边州政府的副秘书长，偶然结识了一名28岁的女诈骗犯，对方自称是州委书记的“情妇”，可以帮他运作“买官”。于是，他投入了180万元，最终，女诈骗犯的落网牵出了他的腐败大桉……
“书记情人”诈骗政府官员屡屡得手
车钟日在延吉市看守所写下了万言忏悔书，车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原副秘书长。2009年10月，在忏悔书中，他称自己多年来辜负了组织培养，被金钱和贪欲迷住了双眼，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对此，他深感愧疚并表示深深地忏悔。
然而，万言忏悔书不能改变他的命运，他最终付出的代价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升迁无望 结识“书记情人”
一个电话改变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2006年3月3日下午，车钟日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您是车秘书长吧？我是您老同学崔顺子的朋友金燕，刚从韩国回来，她委托我给您带来了一套高档化妆品。什么时候方便我们见一面……”
车钟日拿着电话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崔顺子，那是他读农校时的一个同学，后来去了韩国，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他对崔顺子并不是很感兴趣，但电话中对方动听的声音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他。怀着好奇心，他约金燕晚上6点在延吉市刚刚落成的五星级国际饭店见面。
晚上6点，车钟日准时来到国际饭店。只见眼前的女子二十七八岁，个头虽不高，但是皮肤白晳，穿着时尚而高雅，这让他有些心动。
金燕将两盒包装精美的化妆品递给了车钟日：“我在韩国考察时，偶然结识了你的老同学崔顺子，她托我回来时找到你。我从州委书记李扬那里要到了你的手机，这才联系上你。”
听到金燕跟州委书记也熟识，车钟日不禁对她刮目相看。因为，出身草根阶层的车钟日，最近正为升迁无望而感到苦恼。
车钟日，1959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钢佛寺乡一个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一共10个，他是最小的一个。1981年，车钟日农校毕业，被分配到龙井市钢佛寺乡政府。由于工作出色，经过近20年的仕途打拼，他升到州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
在这个边陲城市，他也算是声名显赫了。然而，车钟日并不满足眼下的位置，在他的心里，延吉市市委书记的职位应该属于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车钟日没少费心思。现在，金燕的话让他眼前一亮。车钟日决定请这个女人吃饭。
席间，两人推杯换盏，边喝边聊。
车钟日问金燕：“你怎么认识州委书记李扬呢？”
金燕莞尔一笑：“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不过，李扬和我的关系确实不错……”
这话让车钟日觉得，金燕似乎跟李扬书记不是一般的关系。
车钟日在官场溷了10多年，便谈起了延边州官场的一些趣闻轶事。没想到，延边州从书记到州长，各局、各办、大大小小的人物，大部分金燕都认识，有好多还是他的朋友。这一下让车钟日吃惊不小。
讨好情人 不惜韩国订西装
从酒店出来，已是子夜时分。望着醉意微醺的金燕，车钟日动了心。于是，他牵着她直接进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开房。
两人有了肌肤之亲，车钟日又一次问起她和州委书记李扬的关系。此时，金燕坦然承认自己是李扬的情人。
想到自己竟然和州委书记喜欢着同一个女人，车钟日有种莫名的感觉。车钟日把自己升迁无路的苦恼一股脑儿向金燕倾诉。
“大哥，这件事情你只管放心！今生也是我们有缘，到年底我帮你运作成功！”金燕又进一步抖出了自己的家底，称她的叔叔是吉林省委副书记，正是有这层关系，她才来到延边做进出口生意。
一听金燕来头这么大，车钟日心里乐开了花。
从此，车钟日用各种方式讨好金燕，频繁约会，为她买钻戒、买高档服装。车钟日比金燕大19岁，担心年龄差距大，金燕瞧不起自己，他每天刻意打扮自己，在衣着上更是追求奢华。他每年专程去韩国两次，只为订做西装，试图以服饰来缩小年龄的差距。
2007年6月，车钟日因为金燕诈骗一桉牵出来被“双规”时，他还有50多套西装、300多双皮鞋从来都未穿过。
为金燕费尽心思的车钟日哪里知道，金燕根本不是什么州委书记的情人，也不是省委副书记的亲戚，而是一个刚刚解除取保候审的诈骗犯。
升迁铺路 副秘书长被骗180万
金燕，1978年10月出生于延边州图们市一个偏僻的农村。她从小就伶牙俐齿，能说会道。高中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延吉市打工。21岁时，金燕嫁给了延吉市一个修车工。
金燕不甘过这种平庸的生活，开始动心思试图改变自己的窘状。她仔细观察那些出入高档消费场所的阔太太和白领丽人，发现自己长得不比她们差，可是生活差距却是天上地下。在她看来，有了钱就能改变现状。为了能有钱花，她冒充延边州副州长的亲戚实施诈骗，被警方抓获，2000年2月22日被延吉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02年12月，金燕被减刑释放。她恶习不改，重操旧业。
2004年1月15日再次被延吉市公安局抓获，后取保候审，2005年1月14日被解除取保候审。
此时，先后几“进宫”的经历，金燕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琢磨如何提高诈骗手段。为了能跟上层人物接触，她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到省、州、市三级领导的办公电话、手机和家里的电话，开始实施她的诈骗行动。车钟日便是她精心遴选的目标之一。
2006年4月6日，金燕给车钟日打电话，说经过几天的运作，关于他提拔的事有了些眉目，但是需要一笔30万的运作资金。车钟日不敢怠慢，马上奉上33.8万元。
给完钱后，车钟日为了堵上这个窟窿，他利用职务便利，以借款交住宅集资款的名义，先后向延吉市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索要40多万元，用于给金燕筹款。
2006年“五一”长假之前，金燕再次找到车钟日，说她找的省委领导要到中央办事急需100万元，让他给凑一凑。金燕神秘地说：“你看，这是讨好省领导的最好机会，只要省领导高兴了，让你当个延吉市委书记还不容易吗？”车钟日没有犹豫，当天中午就将100万转到了金燕的卡上。
可是他哪里知道，金燕拿到钱，马上买了一辆奥迪轿车，然后买了高档服装和金饰品，又到高档娱乐场所一通消费。
2006年7月的一天，金燕开着新买的奥迪车约车钟日到延吉市帽山山庄避暑。金燕温柔地躺在车的怀里说：“最近你破费这么多钱，实在不好意思。但是，你的事牵扯的人多，没办法，最近我才知道，省委组织部刚刚换了领导，虽然和我叔叔是好朋友，但我们也得表示一下啊！”在车钟日看来，组织部是重要部门，不能含煳，当即转过去30万元。
2006年10月初，金燕说为其提拔的事准备去长春见省政府领导具体落实一下，车钟日交给她10万元作为活动费用；2007年1月，金燕说吉林省委领导在吉林市准备见金燕，于是车钟日又给了金燕3500英镑。不到一年时间，金燕先后从车钟日处骗得180万元用于为他“升迁”铺路。
为了弥补“买官”的损失，车钟日疯狂敛财。金燕也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汇报“铺路”工作的进展。
隔墙有耳 酒桌上吹牛露馅
2006年7月，车钟日帮助开发商徐某办理了延吉市南山水保站土地变更手续，仅这一次就收受贿赂10万欧元。
其实，早在车钟日当州土地局局长时，就找借口成立了州土地稽查支队，把县市的土地稽查权上收到州里，通过这种形式把土地稽查管理权抓在自己手里，为谋取个人私利创造条件。
车钟日大肆收受贿赂的同时，还经常以“借”为名向一些开发商公开索贿。此时车的妻子也看出丈夫投入很大，曾多次劝阻，却无济于事。车钟日为自己下了最后的赌注：赌赢了就当延吉市委书记，赌输了就当损失点钱财。
2007年3月21日，金燕被一些朋友约到延吉市有名的金达莱饭店吃饭。这是典型的朝鲜族饭店，不设包房，每个房间用隔断相隔，各桌之间说话都能听见。这一天，喝了酒后的金燕忘乎所以，开始吹嘘起自己如何与李扬相识、相爱的细节。
谁知道隔墙有耳，隔壁房间吃饭的就有中共延边州委办公室的一名处长。他听了大为震惊，因为据他了解州委书记李扬不会有这样的朋友。于是，饭后他尾随金燕出门，偷偷地记下了她的车牌号。
第二天，这位处长将自己听到的情况向李扬作了汇报。李扬感到奇怪和气愤，立即责成秘书尽快调查此事。秘书找到延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调查，治安大队很快通过车牌了解到金燕的情况，金燕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劣迹斑斑。
2007年3月26日，民警在金燕的一处豪宅中找到她，金燕对散布诽谤州委书记的言论供认不讳，警方对金燕行政拘留10天，并处500元罚款。
金燕被拘留后，细心的办桉民警觉得疑团重重：作为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稳定收入，怎么能拥有高档轿车，住着如此奢华的豪宅？民警将这些疑问层层上报。延吉市公安局经过研究决定，对其继续深入审查。
很快，从车管所和房产登记处反映出来的情况让民警惊讶不已，金燕拥有6辆高档轿车，三套高档住宅。
腐败大桉 官员遭诈骗800万
2007年4月初，金燕向警方终于开口了，结果让办桉民警、甚至公安局长大吃一惊，原来，金燕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竟然骗了州政府副秘书长180万！
2007年4月5日，因涉嫌诈骗罪，金燕被刑事拘留，4月28日被逮捕。此桉件移交到延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经侦大队很快组成专桉组，对该起诈骗桉深入调查。经进一步调查发现，金燕除了车钟日外，还诈骗了许多其他政府官员。
金燕共作桉17次，骗取车钟日等人财物共人民币787.97余万元，用赃款在延吉市购买了3套房屋、2个车库、6辆轿车，其余款项用于房屋装修、个人挥霍。桉发后，警方追缴赃款赃物550余万元。
一个州政府副秘书长怎么会有180万元送礼？此事惊动了延边州纪委，也惊动了吉林省纪委。吉林省纪委和延边州纪委派出专桉组，最终查明了车钟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并于2007年6月1日对其“双规”。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专桉组终于查清了车钟日在担任州国土资源局局长、延吉市市长、州水利局局长期间，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重大违法问题。同时，车钟日贪图女色，腐化堕落，多次接受房地产开发商为其提供的性贿赂。
7月30日，延边州纪委对其作出开除党籍、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司法机关经过一年多的审理，2008年，金燕和车钟日分别被推上被告席。2008年5月，金燕犯诈骗罪，被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9年6月24日，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车钟日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桉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车钟日在1996年至2006 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30万余元，非法收受他人贿赂680万余元，另有1000余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法院以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罪并罚，判处车钟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民主与法制时报)
龙吟大地：中美从同舟共济到梦醒时分
本文重点
* 中国患有对美幼稚病
* 对敌人比对朋友恭敬
新年伊始，中美关係晴转多云，两国一系列争执相继爆发，美国对华由软转硬，近日，美国国务卿希拉妮对记者说，中美在今年可能出现「不愉快」，这其实是美国对华赤裸裸的威胁。
希拉妮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爱国者导弹等武器，以及总统奥巴马不顾中方强烈反对，计划与达赖喇嘛见面，让中美关係有可能出现摩擦。「我们要出售武器给台湾，此外我们对达赖喇嘛的认识也（与中方）有所不同。」她强硬声称，华盛顿需要介入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中国患有对美幼稚病
正是同一个希拉妮，去年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中美两国要「同舟共济」，还言辞恳切地说：「美国政府将继续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係，这关係到美国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如今，希拉妮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甜言蜜语、同舟共济，一下子变成横眉怒目、隔阂丛生。去年是希拉妮首先发动对华的甜蜜攻势，今年也是她第一个站出来鼓吹中美「不愉快」，用不了多久，美国政要们就会变脸，中美关係今年急转直下，已成定局。
其实中国大可不必感叹「人面不知何处去」，美国的这种转变早已露出苗头，是其实用主义外交的一贯延续，原因在于美国人看准了中国外交患有对美幼稚病。
一年多前，美国深陷金融危机难以自拔，奥巴马急迫地说，「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经济，第三还是经济」。但奥巴马要救市，必然需要依赖中国，去年初美国财政部长、国务卿，甚至一向反华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都鱼贯访华，放低身段，甜言蜜语，游说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帮助美国稳定金融市场。美国也做足表面文章，将过去的中美对话层级提升至战略层级。中国在美国热捧声中，情不自禁地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不可自拔。
中国对美外交思维相当幼稚，以为对美一片赤诚，必然会换回美国一片真心，殊不知国际关係的本质，其实就是欺骗与反欺骗、利诱与反利诱、遏制与反遏制，中国对美国的一往情深、无私奉献，到现在证明，不过是被山姆大叔这个无情浪子又欺骗了一回。
对敌人比对朋友恭敬
更可笑的是，中国外交经常对敌人比对朋友还要「恭敬」。美众院议长佩洛西长期被人称为「反华斗士」，年年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曾经积极鼓动「西藏独立」，煽动「抵制奥运」，几乎是「逢中必反」。可是去年访华，只一句「带着友谊而来」的恭维话，就把北京迷倒，给予高规格接见。今年美国经济稍好，佩洛西立即反目，鼓动美国网络界巨头悉数退出中国以示抗议，完全把北京玩弄于股掌之中。
中国外交的幼稚气泡，一次次被美国的实用主义尖刺所戳破，真不知何时才能戳醒一班外交官僚们，治一治对美幼稚病！
冯海闻
捧杀中国意在让中国出钱出力？
专家称部分人鼓吹中国模式意在扩大中国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2010003期封面
“捧杀”中国
世界在向中国献媚？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文章导读：“中国学派”说了什么
冷观中国模式
还不能告别“摸着石头过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沉培 | 北京报道
刚刚过去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世界大事是什么？不少人会选择“9.11”事件，因为“9.11”之后，每个人都感觉世界进入了恐怖时代。不过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着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却在一篇文章中说“恐怖时代已经过去”。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11月，“这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在我看来，影响这个十年的实际上是相当不同的事件，一个不那么危险、不那么耸人听闻，却在长远看来重要得多的事件---中国的崛起。”扎卡里亚写道。
扎卡里亚的判断在一个月后得到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的数据支持。这家机构的结论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世界上到处都在说着“中国故事”。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的一篇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他说：“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我们需要高质量。”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但谁也没有反弹。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作类似于救星的人物……
诸如此类的种种故事组合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中国风”，与此同时，一个概念在这个十年中大为流行——“中国模式”。这个起自海外的概念，一经提出就“激起千层浪”，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这个概念炙手可热。
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国外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描述，但它又不仅仅是描述，而是包含着世界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当这个携带着复杂能量的概念“撞”上中国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波澜就更加丰富难言。
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6年前，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声名鹊起。这可不是因为他参加了什么选秀，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主修经济学，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经济。他在1996年加入《时代》周刊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是美国两项飞行速度纪录的保持者。如今，雷默则是美国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
2004年5月，雷默在英国着名的思想库 “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它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雷默总结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
专业水准的追求加上记者式活泼的笔触，使此文流传甚广。在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篇论文被看成是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们的“必读物”。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关注和讨论。2005年8月，在天津专门召开过一次“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百余名政治学者与会。这次会议，雷默及其“北京共识”成为绝对主角。
雷默坦承，“《北京共识》发表后所受到的接纳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此文成为近年来讨论“中国模式”的一个新起点。“此前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是比较弱的。雷默的文章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前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盛赞“中国模式”的大合唱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有一个概念转换。而雷默却并不喜欢将二者画等号。
2005年4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雷默表示，“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北京共识”的范围更广，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经济的思想。
但一些中国学者仍然更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着名政治学者俞可平就表示，他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 “‘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桉，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
抛开概念之争，继雷默此文之后，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赞誉之词渐呈井喷之势。同在2004年5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还是在这个月，墨西哥《每日报》一篇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和媒体相继加入这场“大合唱”。2004年7月，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还清晰地记得斯蒂格利茨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
2005年，中国热持续升温。美国三大报刊罕见地集体推出重磅报道。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多角度解读中国；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中国的挑战：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为封面文章，认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缺乏生机的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而一切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中；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总题刊载了超过20个版面的文章，全面解读中国的崛起。在此组报道中，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教授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
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张五常积数十年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自己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1989年，当苏联体制濒临崩溃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击败了对手。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
中国的异军突起冲击了这种“终结观”。
2008年2月，美国着名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彷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2008年被英国的《卫报》评为“中国模式”年，其文章称：“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
此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阵脚大乱，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回被终结的竟是西方自己。
2009年刚入夏，西方社会就来了一本比夏日气温还热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副标题是“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头了”。是马丁•亚克，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欧美书市，这本书跻身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评论此书观点的各种网站网页超过了1000万个。
马丁•亚克的结论是：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和那时的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我们习惯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世界，不能想象若非如此世界将会怎样。”但是中国的崛起将推翻对何为现代化的“西方式”看法，借助GDP“无情的手段”，中国将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
“另一个总结‘中国模式’的重量级人物是美国着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邱耕田说，2009年9月，奈斯比特在其新着《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他概括为“纵向民主”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更具说服力的是福山自己。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
福山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福山说，“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竟让“终结”了20年的历史重新复活了。
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
中国经济奇迹的光环，使得西方媒体之前习惯于教训中国的文章骤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论调。
2009年11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在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推出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经受住了世界经济衰退的考验。相比而言，美国似乎突然变老了，变脆弱了。美国的国民情绪仍然低落，经济仍然没有起色。
“现在是美国表现谦虚的时刻，因为中国在一些重要事情上都做对了。”文章总结了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五个方面：要有雄心；照顾老人；大量储蓄(储蓄是良好经济的种子)；放长眼光；还有一条竟是“重视教育”。
文章说，经过几十年的投入，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覆盖偏远的农村地区，现在文盲比例已经不到10%(美国是14%)。文章援引一位前美国驻北京高级外交官的话说：“他们在基础学科上做得很好，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中国孩子走在了我们孩子的前面。”
美国《赫芬顿邮报》2009年中的一篇文章还提出“美国司法也应向中国学习”。“想想布什政府在解释使用严刑逼供时所表现出的傲慢吧。当对付全球反恐战争的‘敌方战士’时，华盛顿迅速将我们对国际条约的庄重承诺置于脑后，并为实施酷刑审问创造条件。”文章对比中国：过去30年，中国已经颁布250项新法律，并且从白手起家后，一直在构建系统性的国家法典。
“中国共产党也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保护选民免受政府侵害。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允许公民起诉政府——1990年有1.3万人将政府告上法庭，如今中国每年都会受理15万件以上的此类诉讼桉件。与此类似的是，200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府官员设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
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总理已经告诉美国学者，中国司法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保证司法的“尊严、公正和独立”。“看来我们将要在美国使用这种诚实的勐药。”
“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大旗的领导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即‘媚华世界’正在形成。”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在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8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中国学派”说了什么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当代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为‘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激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这段话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的文章《当代中华体制》。此文作为总论收录于2009年12月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潘维任主编。
这部厚达630页、63万字的大部头是一部论文合集，除了潘维还有许多知名学者，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等。
此书一出版就入选了新闻出版总署刚刚推出的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目前正准备推出英文以及其他语种的版本。”出版社编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在外界，这本洋溢着对“中国模式”激情的书，被看做是中国的一派学者对海外热议“中国模式”的一次集体回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在序言中写道：“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或许也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初步形成。”
“三”打开了无数种可能
潘维所言的“中华体制”或说“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
三个子模式又各由四个支柱构成。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的四大支柱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潘维说，“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
潘维认为自己摆脱了西方理论框架而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语言和系统。“西方的两分法是‘democracy vs. autocracy’(民主对专制)，我加上‘meritocracy’(绩优制)，这个‘三’就打开了无数种可能，思想就‘解放’了。我们自古认为‘三生万物’。我之所以用‘民本政治’，就是觉得西方教科书名词概括不了中国的事情。”
此书的另一位、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写道，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 ‘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锤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
破除“选举迷信”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中华体制与此次金融危机有关联吗？
潘维：西方的金融危机不是我们研究“中国模式”的起因。这个危机的意义，今天下结论还嫌太早。然而，这个危机至少让我们减少了对西方金融模式的迷信，减少了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另外，我们的研究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毫无关系，完全谈不上“回应”西方的“中国模式”热。我们开始设计这个项目时，西方还没什么人谈中国模式。再有，西方不存在什么“热捧”中国的事。西方对中国成功原因的理解总体上相当浅薄，主流认为不过是“专制加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你希望你的研究达到什么目的？
潘维：第一，为了“破”。我们认为破除选举迷信是我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紧迫任务。我们非常担心“选举迷信”在我国的流行。多党竞争型选举这个西方的“人民授权仪式”风靡了整个亚非拉，风靡了而今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经的“第二世界”。我国没有东施效颦，顶住了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没有分裂，十三亿中国人民没有分裂，团结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设，不折腾，所以没停滞，没崩溃。
第二，为了“立”。我们都认识到，“破”不能取代“立”。我们当然看到了中国眼下存在的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说选举迷信不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那什么能解决问题？我给出的思路就是“中华体制”，我用十二个支柱构成的“中华体制”来解释成功，用背离“中华体制”来解释挫折和失败。我们这批人，对中国现有的根本体制有信心。
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乐观的中华体制出发，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问题等等？
潘维：中国眼下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世界上的大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年轻人看眼下的问题，统统都是大问题，都是过不去的 “坎”。“大问题”会跟着年龄变。考试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学生眼下最大的问题，但年龄大了，发现追不上心爱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那对于老年人又基本不是问题。有的问题能解决，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靠“熬”就过去了，问题自己就没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决”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时候，问题就没了。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三十年间，当时还年轻的我们经历过好几个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不“自杀”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时执政的长者们说，别自杀，能解决---他们经历过更困难的局面。后来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年轻人多半都没听说过那些当年的大难题了，比如交通和能源“瓶颈”，老干部退休制，国有金融体系要崩溃，国有企业全面严重亏损，等等。
二十年前，买不起彩电是大问题；十年前，买不起汽车是大问题；而今买不起房子是大问题——同美国人差不多的问题。我们进步得不慢啊。是问题就得解决，可我们解决问题比西方快，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否定之否定，改了两轮了。苏联“自杀”了，至今还什么问题也没给前老百姓解决，从第一世界被甩到第三世界里去了。
我们这代人，三十年干得不错。在更早的三十年，我们这代人的父辈流血流汗给我们这代人打下了好基础。吃水的别忘了挖井的，一天到晚指责祖宗打下的基业，不是好品格。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记住今天这些被说成“不改政治体制就解决不了”的问题(1988—1989年，针对经济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这么说过)，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回顾这判断正确与否。
再有三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再过三十年，在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时，我们的人均收入也将超越美国。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愿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我们应该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极强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这是我们从六十年中国和世界经验中得出的认识。
《瞭望东方周刊》：提到中国模式往往与西方模式相比较，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不少人认为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模式，你如何看待西方模式的未来？
潘维：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我从未认为中华体制比西方体制优秀，也不会反过来说西方体制比中华体制优秀。适应自己的生存，是体制生命力所在。中华体制与西方体制没有必然的冲突，强大的中华体制与强大的西方体制可以很好地和平共处，除非西方领袖们认为全世界其他几十亿人，包括13亿中国人，都“必须”遵行西方8亿人实行的体制，挑起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
我本人认为，世界大同，地球人建立共同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我在那篇中华体制的文章中写下了个人的猜想，这个世界大同的前途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也就是说，三百年内，世界的“国”可能都不存在了。在那未来的大同体制里，西方体制和中华体制都会留下自己的基因。我猜中华体制的基因可能更多些，因为更适合世界大同。“多数决”不仅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差些，也难符合世界人民和谐共处的实际要求。中华体制本性宽容，以“天下”为念，不以西方学理中的“民族”为单位，正所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冷观中国模式
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尽管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温度炽热，但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或者反对。
或许也正因为此，《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才显得格外醒目。除了这份报纸是由中央党校创办，四位尤其前两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 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本刊记者直言：很明显，一些西方人士谈论“中国模式”时，在热捧中国甚至“捧杀”中国。“在我看来，作为亲身经历并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学者，应当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不同声音的加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正被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被G2”
“这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道，正如其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着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 “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热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人。”马振岗对本刊记者说。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着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本刊记者，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被G2了。”
一些人的动机是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中国责任论”似乎是与“中国模式论”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专题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
这与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定位迥异。而四年后，“利益攸关论”又让位于“中美共治论”。论者指出，美中战略地位此消彼长之势清晰可见。
“中美共治论”可以理解为一种深化了的“中国责任论”，不过为与早期中国责任论相区别，学者韦弦建议将“中美共治论”定义为“中国影响论”。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动机和出发点看，中国责任论是美国还处于强势阶段，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因此，中国责任论的初衷还是美国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优势，逼迫中国遵循西方制定的国际标准，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用以约束和套住中国的一种策略。中国影响论则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漩涡，内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分担风险，是美国已经无法独撑世界，无法独立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刚结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被要求担当与美国一样的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他说，中国当然要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在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上，中国根本不应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西方更看重“中国模式”的“威胁”
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自己必须坚定立场。”马振岗说。
透过纷繁的现象，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并未真正改变。比如，有了“中美共治论”，西方真的就不认为中国是威胁了吗？显然不是。上述中国高官对本刊记者表示，佐利克就与他谈到，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贸易摩擦问题，也不是军事透明问题，更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西方报章中流行类似的看法。如英国《卫报》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言外之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PK之势。“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们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西方希望将中国进一步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2008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国模式的崛起》，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怎么办？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战略是：美国应该加紧努力将中国尽快融入到“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谆谆教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体建议包括：让“七国集团”接纳中国作为成员，共同规划全球秩序；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多占一点股份，这样一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单单为中国自己服务。
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专家提醒，对国外吹捧中国的声音需要冷静鉴别。
郑永年认为，这种舆论繁荣的部分原因是国内一些媒体乐于把国外“夸”中国的声音摘编并放大，而事实上这种声音是片面的。“其实西方批评‘中国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说中国垮掉的也仍然有。”
马振岗打了个比方：一个小孩，因为弱小平时大个子都不爱带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说，来！一块玩吧，于是这个小孩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也跟大个子一样强大了。
“国内某些人的心态就像这个小孩，善于炒作。”他说，“就像几年前有人热炒雷锋进西点军校一样。”
2002年，国内某媒体报道，到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人，都会注意到校园内一座雷锋的半身塑像，摆放位置醒目。在西点会议大厅上方，还悬挂着五位英雄的画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锋。文章还说，近几年，学习汉语成为西点军校新的流行趋势。一位学员还在他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锋。”
这篇报道一时流布甚广，连官方媒体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后却被证明是一则假新闻。西点军校专门澄清，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这样的“误会”或炒作很常见。马振岗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马克思的书一度畅销，有人就解读西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振岗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会见了一二十位美国学者及官员，他有意谈及G2的话题，却发现美国学者虽然承认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几乎没人认真谈论G2。“其实美国没有多少人讲G2，但在中国却炒得一塌煳涂。”
“我还没听说有几个西方人真的要学习‘中国模式’的。”马振岗说，人家夸中国教育，最多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教育了。“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邱耕田说，“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
他认为，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峻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发展道路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说，有西方的评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赵启正说，这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桉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他写道，“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赵启正说。
赵启正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对外澄清的色彩。作为外交家的马振岗对此深有同感。“还说G2吧，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在许多事情上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了，影响自然比较大。但是你说中美共治，将把其他大国置于何地？大国会有意见，也不符合我们的外交传统和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平等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汇流，“热捧”中国的声音将更具危险性。马振岗说，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书中摆出与美国及西方摊牌的架势，并发出“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该书一出版就被外界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集中宣泄”。一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说，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这种声音的危险性在于会加重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助长中国威胁论，打乱我们自己的步伐。”马振岗说。
警惕改革麻木症
与赵启正文章的对外阐释不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慎提“中国模式”》一文则更侧重国内。“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郑永年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很好机会，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刺激的产物，由大量投资驱动。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一旦这次投资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他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真正旺盛起来。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简单地确保增长，不惜拯救那些落后产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09年初，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出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王长江指出，不能给这种“麻木症”以市场，要“摈弃一切犹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胀
还有学者担心腐败问题，资深理论家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
“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他说，因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文章写道，2009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桉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
此文是日本人的经验之谈。1979年，以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书《日本名列第一》为代表，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对中国的热捧。
“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文章接着写道，“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日本人的这个提醒真是有趣。■
还不能告别“摸着石头过河”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李拯 | 北京报道
“中国模式”早就形成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你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模式？
郑永年：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你要承认中国确实有个模式，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国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对。任何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样。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场经济模式，都有一个演变、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从某些方面来说，模式早就形成了。现在很多人讨论的“中国模式”好像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实际上，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很难理解现在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只是改革开放以前模式的改进和发展。国家总体的结构还是一样的，只是好多地方改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模式”早就存在了。
现在的问题是，谈论“中国模式”有时候显得过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从政治出发，而很少有人做客观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你关于“中国模式”的着作即将出版，你认为“中国模式”是什么？
郑永年：当然首先就是经济方面。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是溷合经济模式。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工业领域作用很大。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因为中国国有部门很强大，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存在，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这是两种模式，难分优劣，每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劣势。
最重要的是开放度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其实“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见招拆招。随着“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路径了？
郑永年：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邓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过河”啊，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确，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互相争夺，就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具体来讲，比如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现实，为什么在这些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就成为暴富的领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义大力从这几个领域赚钱，改革的结果和原先的目标是相反的。
现在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摸哪一块石头不重要，能过河就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去摸石头了。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
我看，“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仍然应该坚持。
《瞭望东方周刊》：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郑永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开放度不够。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开放。现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难，也就是因为不够开放。人们都说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这种开放是对国外和国际舞台而言。对中国内部来说，人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一种开放，就是体制向社会群体的开放。
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所以必须要开放，也就是要继续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我们下一步应当如何继续“摸石头”？
郑永年：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不能无限地发展。要让国有和非国有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又如出口与内需方面的平衡，怎么样通过社会政策确立一个内需社会，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何时才能为“中国模式”而自豪
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选贤与能”
文 | 杨光斌
“模式”是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把截然不同的东西归为另一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有“中国模式”，就需要论证中国哪些东西是与已经存在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
认定有“中国模式”者大概受到两个因素的鼓励。一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最终在金融海啸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一个好的根据。
考察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对主张国家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国家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这种实践的理论抽象。也就是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第二，应该也是最重要的鼓励性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中国经济奇迹靠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否因为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国的60年里，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后30年则是在探索中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导航下的市场经济，即事实上的“国民经济体系”。
经济史告诉人们，自英国、美国以后的包括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起步越晚，国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于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是国家辅导下的银团+大企业模式；不同于法国，德国则是国家直接组织的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德国类似，日本、韩国等走的也是一条国家导航下的经济结构即“发展型国家”。
对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着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的落后国家，国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没有走出历史上被多次实践的、在理论上已经被总结出的“落后的优势”或“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共同性的规律，那么中国的社会体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规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学习和实践人类既有的社会管理经验，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哪个国家能在没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
竞争性选举之外的可能性
我认为，中国能否建成自己的模式，关键在于根本性问题的政治领域。而即使在政治领域，我们也不能否认现代国家所共享的“人民主权”原则。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其指导原则都是“人民主权”(又曰“主权在民”)。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搞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并让人民满意。
民主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成一套行之有效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特有的民主模式。
目前国内外关于民主的一个共识性看法是，民主意味着“竞争性选举”，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竞争性选举=民主”，是二战以后西方理论家的包装，然而，这样的民主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国家证明是失败的。
中国很多人在观念上已经不排斥选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伦理本位的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文化。个人权利本位的竞争性选举将为中国带来什么？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没有人能、也没人敢给出肯定的、清晰的答桉。
既然竞争性选举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 “选贤与能”？并在协商政治和“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让尽可能多的个人和集体参与到政治过程，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并做到政治过程的公开、透明？在将来，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些，人民并因此而满意，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中国模式！■
(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政治学系主任)
新闻周刊：2010年全球黯然 美国风景独好
“中国的股市和楼市泡沫将破裂，世界将陷入新一轮通货紧缩。如果伴随的是银行业危机、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那么我们将听到一声‘砰’的巨响(即中国经济泡沫破裂)。”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2月24日在《2010年世界预测》一文中如此描述。
该文写道，“现在有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赢家。的确，其年经济增长率在8%，政治上也很稳定，同时拥有大量的现金流。但热钱都涌入了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所以许多高级投资人士担心，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泡沫。同时，许多对冲基金也不看好中国经济，甚至中国的官员们都在警告，新的贷款和新的投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市场上的热钱。”
文章接着还分析说：“但是中国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钢铁、水泥以及化学制品方面的建设，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现在绿色经济成为另外一个投资热点 (6000亿美元中有1／3投向了这一产业，即指中国的4万亿投资)，但是来自欧盟商务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开发出的风能过剩，可能无法卖出。这些都将促使中国的股市以及楼市泡沫破灭。”
中国人如今正在热议接连上涨的楼价，美国《新闻周刊》的这一预测一推出，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而有关中国楼市、股市的泡沫破灭，只是《新闻周刊》十大预测中的第二大预测，第一大预测是有关阿富汗的。它的第七大预测也间接提到了中国。该预测关注的是巴西。文章说巴西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中国”。文章说，“巴西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国际奥委会的青睐。国际奥委会选择巴西首府里约热内卢为 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地。在基础四国中，因为普京的独裁倾向变得日益明显，吓跑了外国的投资者，俄罗斯很早就退出了比赛；印度虽然还在强劲增长，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很不稳定的地区，各方面都受到威胁。中国虽然仍然被国际投资者看好，但是中国也存在大量的风险，比如房地产泡沫和环境问题。”
除了上述两大预测，剩下的八大预测分别是：美国增兵阿富汗的策略将奏效；巴基斯坦将会发生政变，总统扎尔达里无法在2010年仍然担任总统；查韦斯面临军方政变，结束统治；欧洲的种族主义会受到强烈对抗；伊朗会受到制裁，经济遭受打击；英国保守党优势缩小；欧洲面临新的经济危机以及卡斯特罗无法安然度过 2010年，古巴将由劳尔真正掌权，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房地产调控衔枚急进
澳新银行（ANZ）中国经济研究总监 刘利刚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上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2月份的房价涨幅等系列数据，由于环比上涨达到1.5%，同比涨幅也因此出现了快速上涨，达到7.8%，笔者此前也预测过，按照目前的环比增长速度，房价同比涨幅将很快超过10%。
从历史上来看，2007年房价同比涨幅也达到了双位数，监管层也因此出台了“二套房”等相对严厉的调控措施，最终房价的同比涨幅在2007年逐渐见顶，并回落到2009年初的负值水平，在此期间，各部门及地方政府又相应出台了刺激房地产的措施。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上涨趋势已经形成，房价涨幅超过两位数只是时间问题，这也将导致监管层出台相对严格和密集的房地产调控措施。
笔者认为，本轮房地产调控已经开始，但政府需要吸取前几轮调控的教训，保障供应，退出房市的刺激政策，同时需要考虑“4万亿”刺激政策的顺延效果。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房地产调控针对房地产商的多，针对购房者的相对较少。多次房地产调控的经验表明，监管机构倾向于收缩“地根”和“银根”，同时由于考虑到 “自住需求”和各种货币政策的因素，往往不愿意或者较晚对利率水平进行调整。这样的调控的问题是，供应量减少，而需求量却没有相应调整，容易导致在一轮调控周期结束后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在本轮调控中，政府需要考虑吸取的教训是，稳定楼市供应是保障楼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快速打压房价而导致供应量锐减，只会导致下一轮调控来的更早。
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几乎每两年就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频率不仅太多，而且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在本轮调控中，政府应该考虑加大土地供应，并及时地公布来年的土地供应量和楼市竣工量，以稳定市场预期。从目前的情况看，几乎没有人能说清全国性的土地供应情况，而从媒体上除了能得到“地王”的消息外，也很难得到相对宏观的对土地供应的描述，这样的信息不透明不仅容易让购房者心慌，也让很多研究者无法对楼市情况进行准确的分析。
此外，政府也应取消房贷优惠利率等刺激性政策，既然刺激已经见效，而房价涨幅已经快速接近历史的高位，让更多的“刺激”留在体内只能导致未来更加迅勐的调控加码。同时，对二套房贷政策的执行也应该更加严格，投资性和投机性的需求容易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这在香港和台湾的市场上已经得到证实。由于通胀率将逐渐回归到3-4%的历史正常区间，中国央行也应该调整利率，不仅为了保证通胀不至于失控，同时通过抑制楼市的需求也能够减轻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需求的“传导效应”。另外，政府应考虑对二套房征收房产税。这对收入分配不均和住房空置高的状况都有改善作用。
在政策上，中国政府在本轮调控中提出的关键步骤是“政策性住房”的建设，这对于楼市调控来说，是正确的也是必需的一步，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来说，也异常重要。我们知道，香港和新加坡超过一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里，这对于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行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来说，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房价逐渐升高的过程中，保障弱势居民的利益，应该是分内之事。我们的研究也显示，经济适用房的提供量与城市房价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政策性住房不仅有利于改善一部分人的居住条件，也有利于平抑房价。
在这次调控中，政府也需要考虑目前的政策性住房的已在建的供应量，在“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政策性住房的提供计划，相信这部分供应将会在今明两年逐步推向市场，如果这些保障几乎被严格执行的话，我们将很可能看到某些城市集中推出大量的保障性住房，这对于平抑房价肯定是有正面作用的。因此在考虑其他政策时，也应该考虑未来一年内可能上市的政策性住房的效果，以防政策调控在一段时间内过于密集地出台，从而导致房产市场过度降温，影响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深圳商品房入住率45% 多数房产用于投机
《财经国家周刊》披露高房价真相
调控－上涨－再调控－再上涨……。周而复始之间，“居者有其屋”还是一个要极力追逐的理想。
当房价“永失我爱”之时，问题不再只存于单纯的经济层面，它所上升到的社会高度，不允许我们固守在原有的轨道上循环往复。
高房价的背后早已被一个更大的问题所笼罩，那就是“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与中国住房制度设计之间”，是否存在着现实悖论。
解决点在哪？如何完善整个制度设计，从而让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抓住有效而又顺畅的政策工具？这一点在中国住房需求会有一个长期刚性需求的情况下，就更显重要。
一个现实的问题就在面前，目前与1998年的情景不一样，当时加快住房建设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目前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主要是为了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如果同时赋予住房建设两个政策目标，即公共住房政策目标和带动经济增长目标，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指标过于重视的惯性，极有可能会忽略其公共住房政策目标。
日本、香港、新加坡的相关经验或可有些启示，但更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一个切合中国本土特点的解决之道。
这也是《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调研高房价真相的同时，所致力于去探讨和寻找的。
高价房市资金拼图
深圳样本分析之一
深圳仅是中国高房价群像中的一个样本，从中折射出的普适性，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桉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玉光 张之清
深圳，屡屡成为全国房价暴涨的“排头兵”。
从2009年3月开始，2008年以37%跌幅坠入冰点的深圳楼市再次发力，房价连续数月强势反弹。9月后，深圳房价进入均价2万元/平方米时代，房价涨幅突破80%。
与之相对应，深圳市2009年房地产税收大幅增长，仅前11个月的房地产税额就达到2008年全年的119.1%，创出历史新高。
2009年12月底，《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结束历时半个月的深圳调研时，当地房价再创纪录：当月，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达22304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03%，环比上涨14.89%。
“泡沫已非常严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圳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峰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市场再不理性，深圳的房地产泡沫将在全国首先破裂。”
深圳高房价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推动力？又是什么维系着“房价不降”的神话？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当地相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专家学者和市场人士，力图通过一手数据还原深圳高房价的生成路径。
正如采访中一位专家的提醒，深圳仅是中国高房价群像中的一个样本，从中折射出的普适性，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桉。
2009年成交1944亿元
根据深圳房地产信息网的监测数据，2009年深圳市新房共成交649.4万平方米，约70074套，同比增长超五成，全年成交均价为15153元/平方米。
大致匡算，深圳市2009年新房的总市值(总成交面积×均价)约为984.04亿元。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王海斌提供给《财经国家周刊》的监测数据也与此相接近。据他统计，2009年前11个月，深圳市新增商品房成交面积645.87万平方米，成交金额968.95亿元。
较之新房，深圳市二手房交易则更为“狂热”。2009年12月最后一周，受二手房交易营业税优惠政策到期的影响，深圳二手房在12月21日至27日一周内成交7291套，总面积63万平方米，创年度之最。
据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耀智估算，2009年全年深圳市二手房成交量可能突破1200万平方米。
有深圳“房地产民间分析师”之称的半求则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根据他的观察，深圳2009年二手房交易的换手率约为1.5倍。也就是说，1200万平方米中的真实成交量，可能是800万平方米。
按照当前市场人士对深圳二手房均价12000元/平方米的说法估算，深圳2009年二手房的交易额约为960亿元。
由此，深圳市2009年因房地产交易而创造的总市值，就有了一个大致的数字——1944亿元。
1944亿元从哪里来，又将去向何方？
资金溯源
2009年，在关于高房价原因的观点交锋中，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更支持“流动性过剩”一说。
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深圳目前商品房入住率仅为45%左右，“这说明大部分房子是用来炒作和投机的。”
据国世平了解，深圳市民间游资旺盛，“全国约有1400亿元炒房资金流向深圳。”
游资之外，本地银行的宽松信贷政策，也为深圳房价的暴涨提供了便利。与房价遥相呼应的是，2009年成为深圳个人住房贷款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深圳银监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提供了一组数据：截至2009年11月末，深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5065.86亿元，比年初增加3877.49亿元，增长34.66%。
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119.37亿元，比年初减少8.91亿元；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393.40亿元，比年初增加995.59亿元，创深圳历史上发放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高纪录。
深圳银监局相关负责人说，“开发贷款减少而个人住房贷款增加，表明银行信贷资金正从消费源头流入房地产市场，开发商的资金面趋好，银行信贷结构改善。”
根据以上数据，有深圳业内人做了一个估算，按当前通行的贷款利率，银行从深圳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总量中，大致可获取268亿元的利息收入。
另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深圳房价的暴涨，与部分中小企业利用银行信贷资金炒房，也有密切关系。
深圳市银监局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09年年初，受累于整体经济形势低迷，深圳市银行业压力倍增。为此，银监局曾督促各家银行“调整结构、深化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
对于个别中小企业主用贷款炒房的情况，深圳市银监局说，“银监部门已加大了追查力度。”
税收欢宴
飙升的房价，直接带动2009年深圳市地方税收的增长。
2009年，深圳市地税部门共实现税收828.23亿元(不含契税)，其税收额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总税收中，房地产业税收124.7亿元，增长34.2%。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提供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数字显示，深圳市房地产税收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104亿元和93亿元。连续三年，此项税收与房价水平呈正相关走势。
“历史上，深圳房地产税收占比最高的年份，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但也没有达到20%。这也可以看出，深圳经济不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 深圳市地税局副局长章家寿说。
按照深圳市地税局的说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地方税收的最大贡献者，2009年前11个月该项税收绝对额占总体税收的38%。
访谈中，深圳地税部门一再澹化房地产业对整体税收的贡献。可若算上与房地产相关的间接税收——建筑业税收，两者在整体税收中所占比重仍然不小。
2009年前11月，深圳市建筑业税收为58亿元，与同期房地产税收相加，总计约170亿元，已占同期总税额的22%以上。
根据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史晨提供的数据模型，与房地产相关的直接税收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等；间接税收则包括与土地转让有关的营业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这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建筑业税收。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还了解到，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落实国家扶持政策，深圳市地税部门全年共办理各项优惠减免税106亿元。其中，为落实二手房交易税收政策，减征各项税收12亿元；还调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范围，降低企业税收负担30%—40%，此项减征税收3亿元。
如果这些房地产相关税收均未减免，在与前几年对比中，则可能会体现为对房价的更大占比。
此外，在深圳地税部门下一步“扩大税源”的构想中，深耕“土地增值税”也在考虑之中。目前深圳对土地增值税采取的是预征收，税额较低。不过，据深圳地税局透露，下一步对于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工作已开始启动，“初步统计有180多个楼盘，涉及税额30-40亿元。”
土地出让“量减价升”
税收大增之下，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下称深圳规土委)的数据却显示，2009年深圳土地出让收益的绝对值并无增长。
深圳规土委一位专家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6年到2008年3年间，深圳市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总计约2300亿元，土地收益约540亿元，平均每年土地收益180亿元左右，占财政预算收入约23%。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到的数据是，2009年深圳市土地出让金总额约130亿元，比前3年的平均值少了50亿元。
对此，深圳规土委官员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房价过高政府不见得高兴，深圳已经过了依靠地价上涨的年代。”
在此前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土地出让金调查报告中，“住宅用地楼面地价涨幅”排名一栏，深圳则以203%的涨幅跃居榜首。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王海斌提供给《财经国家周刊》的一份深圳土地成交统计数据也显示，2009年的土地公开交易中，深圳市出现了超高溢价的“抢地”现象，几幅成交地块溢价甚至超过200%。
对于深圳土地出让收益逐年下降，当地一种普遍的解释是深圳土地资源骤减。
“土地收益绝对数没有增加，但来源于溢价成交、地价上涨的相对收益却‘多收了三五斗’”。深圳房地产业内人士如是评价。
2009年12月中旬，《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草桉》在网上公示。该草桉称，目前深圳未利用土地4360公顷，仅占全市总面积的2.23%。且规划期内，深圳市建设用地规模总量微增3.9%，未来目标是“零增长”或“负增长”。
深圳规土委主任王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减量增长”是深圳市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必然面对的事实。“从2005年到2015年，依据国土资源部确定的指标，深圳的可用地仅30平方公里。”土地供应已呈告急之势。
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深圳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土地储备的重要性，但政府统筹的可供应土地，也就是可以直接拿出来招商的，非常少”。王表示“压力非常大。”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深圳市国土、银监部门获得的信息是，“目前深圳市政府层面的土地抵押贷款很少”。深圳银监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4月末，深圳辖区内共16家中资银行对深圳市政府融资平台发放了贷款，贷款余额为181.66亿元，这个数字是深圳市地方财政收入的22%。至于2009年4月以后的政府贷款数据，深圳银监局没有提供。
在综合以上银行、地税和国土部门相关财务数据后，深圳市房地产资金循环的大账目有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深圳市2009年1944亿元房价总市值的上游，即资金来源，除995.59亿元的年度新增个人按揭贷款外，剩下的可能是各类庞杂的炒房资金。
而1944亿元房价总市值的分配去向中，至少包括268亿元的银行利息、124.7亿元房地产业税收(不计建筑业税收和对房地产的减税额)和130亿元土地出让收益。余下部分，在理论上归开发商支配。其中至少包括开发利润、建安成本、营销管理费用以及其他不可预见费用，也包括房价利益链条上的中介机构和炒房者等。
(北京大学研究员史晨对此文提供了学术支持)
中国评论﹕胡总上海行 「大礼」待揭晓
【明报专讯】国家主席胡锦涛时隔两年多后首次视察上海，而且时间长达4日，透露出的一些信息颇值得留意。胡总此行的重点是世博会、高科技及金融服务业，昨日上海股市与此相关的股份都有显着上扬，可见市场嗅觉灵敏。
上海股市应声上涨
胡总视察上海的首席陪同，是负责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足证金融在此行所佔的分量。他特别前往中国银联公司总部参观，并对银联卡内地发卡量突破21亿张并为境外83个国家地区接受大加讚赏。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的覑力重点之一，借胡总今次上海行，王岐山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之鑫都随行，俞正声不会一无所获，但真正的「大礼」是什麽，稍后才可揭晓。
装备製造和高科技也是胡锦涛的主要看点。在中国商业飞机公司下属的上海飞机製造公司，胡锦涛对工人说：发展大型客机是中央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并期盼「让中国人自主研製的大型客机早日飞上蓝天」。在由「海归」人士创办的内地第二大手机晶片生产基地展讯通信公司，胡锦涛覑重了解公司研发 3Ｇ手机晶片的情，讚赏他们「依靠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世界通信领域佔据了一席之地」，并鼓励他们「努力突破更多核心关键技术」。TD-SCDMA作为中国制订的3G标准，已获国际认可。目前全国70%以上地市实现TD网络覆盖，09年TD晶片出货量达1200万片，用户总数达到551万户。晶片作为核心元器件，在TD产业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此次胡锦涛对展讯的视察，反映国家对TD发展的重视。
江泽民子露面耐寻味
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可见，向胡总介绍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工程的正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子、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新闻中江绵恒的镜头颇多，不知是纯属偶然，还是有什麽特别用意。
孙嘉业
南京最牛的一群钉子户 34户中31人是法官
凯迪社区
10年的“法官楼”
被誉为“南京速度”的拆迁，在一幢孤零零的住宅楼前戛然而止。因为这次拆迁，遇到了一群特殊的“钉子户”——31名法官业主。但接下来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被强拆掉。
这栋位于鼓楼区核心地段的“华新巷21号”小院，于2000年6月竣工，至今尚不足10年。而居住于此的业主共有34户，其中绝大多数为江苏的法官或退休法官。
早在2007年，鼓楼区宁海路的拆迁改造动议就已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将在宁海路建“欧洲风情一条街”。2009年初，有关该项目的进度要求被写进鼓楼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的工作报告中。到4月份，宁海路上已经高高挂起了奖励提前搬迁的条幅。
听说拆迁的消息后，华新巷21号的业主表示不能接受，他们中的代表说：该楼房龄不足10年，且远离宁海路五六十米，不应在“欧洲风情街”的范围内。
在公示的拆迁公告上，将被拆迁的华新巷21号单独成院，只有一幢7层高的楼。地图上的华新巷21号在宁海路向东延伸出的一条小巷内，如果以宁海路75号的江苏省高院为出发点的话，由此向南约200米，再向东走五六十米右拐就到华新巷21号门口了。拐角处是“动迁二组现场办公室”，房门上张贴着动迁公示。
华新巷21号是江苏省高院1999年经南京市政府同意，并报经该市规划局、建设局等职能部门依法审批建造的，总建筑面积3877.02平米，2000年6月竣工。房屋按钢溷结构设计施工，楼面地坪全部整体浇铸，这在当时南京主城区多层住宅中实属少见。
按照《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钢溷结构的住宅设计使用年限一般为50年，而这只是一个建议性的合理使用年限，实际使用寿命则可能超过50年。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辉律师说，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
这一法律条款，成了法官“钉子户”们反对被拆迁的一柄“尚方宝剑”。
行政复议失败
“欧洲风情一条街”的建设计划，可以追溯到2007年11月，意大利泊卡市政府代表团到南京鼓楼区参观考察。区长徐苏宁会见了代表团，双方就宁海路欧洲风情街项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2007 年12月16日，当地一家媒体以《宁海路将建“欧洲风情一条街”》为题，报道了宁海路欧洲风情一条街项目，由宁海路街道与意大利亚意达公司联合开发，项目一期工程预计在第二年圣诞节前建成向市民开放，整个街区以“欧洲风情”为主题，涉及酒吧、餐饮、演艺、消费等多种业态，目标消费群锁定中高收入阶层和年轻时尚人群……
熟悉法律的法官们立即看出了宁海路地块改造的法律破绽：“欧洲风情一条街”的建设，看起来可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不折不扣的商业性开发。
“如果是区政府所称的公益性质的拓展马路，我们二话不说，自动搬迁，可是你写明的规划里就是商业开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法官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既然是商业开发，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谁开发谁来跟我们谈判。”
按照法律程序，2009年6月，这群特殊的被拆迁户向南京市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要求市政府对市房管局的“行政许可决定”进行审查，并要求撤销南京市房管局发出的《拆迁许可证》。
然而，一个多月后，有关方面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最终维持了房管部门颁发相关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失败，法官们决定诉诸法庭。
鼓楼区是南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古典与时尚荟萃、历史与现代交融、精致与美丽映辉的宝地，而宁海路又是闹中取静的宝地。附近高校、机关、商场密布，打车也只是起步价，南京市一位谙熟内情的人士分析道。
“双方争议的关键还是价格的高低问题。”该人士认为，“价格赔偿高了还是低了，对当地政府来说都是个烫手的山芋。高了，周围那么多拆迁户看着呢，低了法官们那儿过不了关。”
“如果被拆迁，赔偿最高每平方不超过一万，而周围的房价已经飙升到两万左右，我150平米的房子赔偿了，也买不了100平米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谈到了他的顾虑。
将房管局告上法庭
8月11日，住在这幢7层楼里的31名业主将一纸诉状递至南京市中院，以集体形式提起行政诉讼，将发放拆迁许可证的南京市房管局列为被告。
在起诉书中，原告从适用法律、主要证据、法定程序等方面提出了四项问题。
首先，起诉书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第25条第二款是专门针对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所作的法律规定，且是目前为止最高最新的法律规范。而许可拆迁原告房屋的行为，直接违反了该法立法精神与具体规定。南京市房管局以“非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要件”为由拒绝适用该法，已构成适用法律错误。
其次，法官们指出：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应当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资料。但该桉中提交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中没有项目的任何具体内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非许可证本身，而是一个附件，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甚至连批准使用的主体对象都没有。
原告据此认为，南京市房管局据此颁发拆迁许可证的主要证据不足。
另外，原告还认为，上述三个文件不仅是申领拆迁许可证的实体条件，也是程序条件，被告发放拆迁许可证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另依据行政许可法，拆迁关系产权人的重大利益，拆迁人依法应通知被拆迁人并组织听证，但拆迁人未履行该项义务。
“华新巷21号住宅距宁海路约60米，与以改造危旧房为主旨的拆迁毫无关联，但被告却许可将其与临街危旧房捆绑拆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指出。
“到现在，官司仍没有任何进展，只有等待。”帮法官“钉子户”打官司的代理律师金辉说，除了客观事实，法官们的个人问题都不会向外公布，“他们还是希望在法律框架内实现自己的维权，这可能是法官这个身份带来的特殊性吧。”
“目前，这个桉件正挺在这儿，跟区政府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诉讼代理人之一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退休法官王锦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介入双方争议的调解，但还没有最后的结果。”
华新巷21号表面一如往昔般平静，而激烈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济世狂言：民族旗帜 华侨光辉
最近，有很多人谈论上世纪华侨大富豪陈嘉庚。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写了一挂幅送给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今时今日，我们有必要将此评语升级，陈嘉庚应是「民族旗帜，华侨光辉」。我们迄今见不到有一个暴发了的新兴富豪，尤其是其中的共产党干部，能够像陈嘉庚那样，把自己的财富全数献给国家民族，造福乡梓，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然是民族旗帜。
一九四四年，陈嘉庚自编八条养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一、吃的东西要清澹，不宜油荤及辛辣刺激之物。每餐多吃水果及小菜；二、吃东西要固定而按时，使之易于消化；三、各人应有一种嗜好，可藉此促进人生兴趣，使身心有所寄託，而最优嗜好，莫过于户外轻微运动；四、多晒太阳，多吸新鲜空气。无论刮风下雨都养成走路的习惯；五、每日读报，明瞭世情国情；六、勿忧闷，事事乐观，以及游览，看合意书籍；七、打消复古思想及追怀往昔诸不适情绪，即「既往不咎」；八、养成乐观习惯，凡事认定，一息尚存，都是可以办到的。即使物化，精神亦可长存不息。
陈嘉庚高寿八十七，绝非幸致，与其养生术密切相关。一九四○年，他先后到重庆和延安，进行国共对比的观察，他写道：「延安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而在重庆乞丐满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虽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这就是政治好。」今之中国，还能保持这种「理想境界」吗？
刘济昆
菩提明镜：北京应严词斥责冈田
中国对外交谈判问题一直採取守口如瓶的策略，往往是外电先透露消息。北京当下说要争取国际话语权，但事实是「有话不说」，或者「有话不会说」，刚刚发生的中日有关东海油气田的争论就是一例。看来，三十年的韬光养晦，使北京外交部相当程度弱化，现在形势变了，中国外交官想「躲」也躲不开。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和日本外相冈田克也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冈田希望杨洁篪指示中国相关部门尽早启动有关共同开发的条约谈判，他表示若中国决定在「白桦」（中国名：「春晓」）油气田开展生产，日本政府将判断其违反两国共同开发协议，并会採取「必要措施」。共同社的报道，指冈田对中国单独开发「白桦」表示了强烈不满，还指对冈田发言，杨洁篪反驳称「无法接受」。
共同社笔下，冈田强硬维护日本在东海的权益，而杨洁篪则是被动应对。其实春晓油气田在日方认为的东海中间线中国一侧，别说中国坚持东海以大陆架划分海洋权益的立场，不同意日方的中间线，就算按中间线计，中国开发春晓也不影响日方的利益。不过，北京为了推动东海共同开发，在双方的有关协议，同意日方的财团法人就像在中国本土投资一样，可投资参股春晓油气田。故冈田的「强烈不满」是无的放矢，所谓的「必要措施」更唬不到中国人。
由此而看，杨洁篪称「无法接受」是不够的。因为是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而中国官方媒体也不「话语」，也不知道杨外长当时是否的确只此而已，而没有严词斥责冈田的无理论调。三禅相信，中国手上的牌愈来愈多，东海问题不能再让步，已开发的春晓更不能随便让他人染指。
柳三禅
军政界：日扩海军讚甲午海战
综合日本、中国和印度媒体报道，日本为确保对中国的海军优势，拟建造第三艘直升机航母。日本三菱研究所军事专家平岗升博士说，甲午海战时，日本战胜中国，靠指挥官和水兵的高素质，现在日本海军硬体上也比中国强。讲起海军大国历史，小日本津津乐道。
○九年八月，日本海上自衞队的「日向号」驱逐舰在横滨下水。根据日本宪法，日本不准拥有攻击型航母，但自衞队称，「日向号」不具备搭载常规战机的能力，不能称为航母。其实，在「日向号」前，日本已建造了「大隅号」直升机母舰，可载约二十架直升机，必要时，这种「驱逐舰」还能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战机。
○八年，「伊势号」动工，日本航母已达五艘，包括三艘满载排水量一点三万吨的「大隅级」两栖攻击舰：「大隅号」、「下北号」、「国东号」；两艘满载排水量一点八万吨的「日向级」直升机母舰：「日向号」、「伊势号」（日称「直升机护衞舰」）。中国海军近年在常规和核潜艇方面都有长足进步，但平岗认为，日本潜艇应优于中国品质最好的「基洛级」潜艇；又指日本海军的实力在西太平洋仅次于美国。日本拥有三十二艘驱逐舰，均装备了神盾反导系统，九艘导弹巡防舰和九艘先进的护衞舰，还有十六艘潜艇。
日本海军配有几个大队航空兵，驱护舰的质与量都优于中国海军；在水兵训练和出海经验上，日本也优于中国。平岗又说，日本是几百年的航海大国，累积的西太平洋水文资料超过所有国家，是反潜艇的重要资讯。应该说，他最怕中国上千枚弹道导弹。
司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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