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1-26）
副省长嫌药贵 百姓看病怎办
整顿驻京办 春风吹又生
太阳报：调控楼市雾里看花 忌猜谜政策要清晰
东方日报：内银滥贷 股东食恶果
诸事不顺 奥巴马焦头烂额心力憔悴
军政界：台湾盼美印反制大陆
龙吟大地：北京治藏治标不治本
中国评论﹕外交姿态 谈判难有突破
中国房产泡沫一旦爆炸，影响空前
世行学者对中国资产泡沫表示担忧
南勇已招供 矛头直指国字号瞄准中超球队
各国反腐：瑞典官员“赤裸”生活240年
孔子也救不了
拆庙容易送神难
鲁迅投枪：无奈又可怜的孔子
毛泽东看今朝：知识必须服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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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嫌药贵 百姓看病怎办
东方日报
湖北省副省长张通日前以亲身经历，呼吁内地药品价格应合理下降。张通在北京工作时，一次因患感冒到医院看病，医生开出六百多元的药品。张通感慨地说，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月薪也就一千多元，如果看个感冒就要花去这麽多钱，吃饭怎麽办？生活怎麽办？
张通曾经长期在财政部工作，担任过部长秘书，一个财神爷尚且如此感慨，普通老百姓就可想而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不怕穷，就怕病」；「救护车一响，两头猪白养」；「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住院一次，破产一次」；「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这些民间顺口熘，充分说明内地看病贵、看病难的真实情况。
不过，对于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医疗系统官员来说，他们未必有这样的感受。广州市衞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就曾放出豪言：「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句话曾被列为最牛的官话，被网民千夫所指。
对医疗官员来说，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最有利于他们收红包、发大财，他们当然不愿意承认看病贵的现实。「白衣天使如恶魔，医院更似阎王殿」，内地的医疗体系早已失去了救死扶伤的宗旨，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摇钱树。
一人得病 全家受穷
对看病难还是不难、看病贵还是不贵的不同判断，可以清晰地折射出一个官员的政治取向和群众观点。一顿饭可以挥霍上万元的贪官，怎会在乎一斤青菜价格上涨几毛钱？一辆公车可以花掉数十万元的公僕，怎能体会到讨薪民工在寒风下的辛酸感受？一天花费可以高达四、五万元的中石化前总经理陈同海，又怎能感受看一次感冒要六百元的昂贵？当年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连给宠物狗看病的费用都要由公家报销，他又怎能体会到民众生活之艰辛？
上世纪六十年代，总理周恩来因为司机买盐时多花了一分钱，而要求价格部门作出说明，他十分严厉地说：「我不是在意多开支的那分把钱，而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不能随意涨价。」周恩来为一分钱而认真，主要是牵挂天下苍生，但目前又有多少官员知道柴米油盐的价格？他们在特供食堂里享受着免费美味佳餚时，又怎会知道外面的米价又涨了多少呢？
看病贵、上学贵、住房贵，这是压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很多人穷其一生，也赚不来一处蜗居，还不完子女教育之债，付不起医药费用。当然，对于先富起来者，这三座大山根本不成问题，但先富起来的又有多少人呢？他们的代表性又有多大呢？和谐社会不是煳涂社会，官员用手掩住耳朵，并不能代表民怨会自动消失。
整顿驻京办 春风吹又生
太阳报
中央政府日前决定，整顿素有腐败滋生地之称的各类驻京办，在未来的半年内，数千家副省级单位以下的驻京办将被撤销。但是驻京办的腐败，不过是体制漏洞的缩影，当局光整顿驻京办，不改革体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有五十二家，地市级单位驻京办五百二十家，县级单位驻京办五千馀家。如果加上各类开发区管委会设的联络处，以及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一万家。如果按一家驻京办每年经费最少五百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经费在五百亿元以上，公帑如此滥花，令人咋舌。
驻京办是官场的大酱缸，蛆虫与飞蛾齐心，腐败与利益均霑。一些驻京办官员利用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打着政府的旗号，拿纳税人的钱财做生意，使驻京办成了「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别人管不着」的三不管地带。
更多的驻京办热衷于「跑部钱进」，与相关部委建立联繫，跑项目审批，寻求专项专门经费。为了能给家乡多争取到资金、项目，很多驻京办派专人利用同学老乡等关係四处「公关」。还有一些驻京办乾脆成了地方党政一把手的私人代表处，为其在北京跑官买官。
官场酱缸 制度积弊
由于驻京办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央下令整顿，民心拥护，但问题是，整顿会不会走过场，驻京办会不会借壳求生呢？很多人对此并不乐观，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一个命令，短期内虽有一定成效，但风头过后，往往春风吹又生。事实上，当局整顿驻京办已不是一次两次，每次都决心很大，措施果断，但结果还不是愈整顿愈多，造成尾大不掉。
驻京办腐败的病根子不是驻京办本身，而是制度漏洞或积弊。中央部委人事、财政黑幕重重，逼迫地方派人进京「跑部钱进」，託关係走后门。有些部委在制订项目计划时，故意模煳处理，哪个省上供的东西多，就给谁做。可以说，驻京办与中央部委早已形成利益共生圈。
所以，只将板子打在驻京办身上，而不改革相关体制，约束有关部门，肯定难以斩断其中千丝万缕的利益链。从这方面说，如何从体制上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係，规范程序，强化监督，使各类驻京办不至于「名亡实存」，要比下一纸文件有力得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中央政府政务公开、程序透明、监督有力，这些大大小小的驻京办又怎能有生存空间？
能否真正有效地切除驻京办这个官场肿瘤，将考验当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但从目前情况看，当局所有的做法不过是扬汤止沸，并不是治标之策。
太阳报：调控楼市雾里看花 忌猜谜政策要清晰
内地整顿房地产市场显现山雨欲来之势，市场传闻不绝，收紧之声响遍各主要大城市，继传出上调二套房利率后，多家银行被指暂停房贷，又传出南宁市试点取消预售制，总括而言，中央出招冷却楼市愈来愈明显，现阶段政策充满不明朗性，但实不宜长期拖延及缺乏透明度，市场愈多猜测愈不利楼市从高位成功软着陆。
中国去年经济成功保八，但后遗症随之而来，宽鬆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信贷过度，经济有过热趋势，而通胀重临势头凶勐，中国已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可能率先进入加息周期，而近期在公开市场不断回收流动性，加强监控银行信贷，都显示收紧政策将成为主调，房地产市场成为针对调控对象。
去年内地楼市在信贷极度宽鬆的环境下持续大幅上扬，在公布「国十一」条后，个别炒风过热的城市收紧政策可谓一浪接一浪。
日前内地传闻不少城市有多家银行暂停个人房贷发放，涉及的城市包括南京、杭州及福州等一线城市，据悉暂缓放贷是由于一月份贷款额度用完，要等到二月份才能放款，个别银行更停止受理，并称要等待总行的新规则下达，才能受理新的申请。
至于广州，据闻亦有几家银行採取类似措施，大部分银行现时仍按正常程序办理，银行界指停止贷款只属暂时性，估计可于短期内恢复正常，但亦指，信贷收紧政策愈来愈明显，并存在很多变数及不确定性，去年各式各样的优惠政策今年将不复存在，利率有上调趋势，客户要趁早办理贷款。
商业银行暂停发放已批出的个人房贷，可以说是非常罕见，措施亦欠缺理据支持，对贷款人更不公平，如果仅属于短期的个别银行及地区性事件，仍可体谅地接受，但若蔓延至各大城市，银行及监管当局理应作出合理的政策说明。
无可否认，现时炽热的内地楼市需要急速降温，各地方政府面对各种压力，需要推出措施，配合中央的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决心及目标，但调控楼市政策若透明度不足，吓怕投资者之馀，亦会连累实际用家出现贷款无门的窘局。
日前内地一个住房会议更传出，南宁会作为试点城市，计划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这个传闻迅即惹来更多猜测，房地产业界指这将对楼市带来严重冲击，购房者即时表示观望才考虑入市，而对于取消预售楼花是否可行，亦有不同的观点及看法，有指取消预售影响地方政府收入，政策说易行难，要全国执行更是不大可能。
内地楼市要降温，但调控政策总是如雾里看花，有如猜谜游戏，只会令楼市充斥更加多的不确定性，楼价愈趋波动，大起大落，对经济稳定便有如计时炸弹。
东方日报：内银滥贷 股东食恶果
今年的内银集资潮由中国银行打响头炮，建议发行不超过四百亿元人民币的可换股债券，以及寻求股东授权在Ａ、Ｈ股增发相当于两成股本的新股，如果全部落实，集资规模达二千七百亿元，真是吓一跳，因为市场原来估计五家内银的集资规模才几千亿元。中行或许明白这个消息实在惊人，管理层遂向分析员解释，在发行可换股债券后，目前无股权集资计划，但会考虑减派息。其实，如果股东同意发新股的一般性授权，等于子弹已上了枪膛，随时可以发射。
内银需要集资，毫无疑问是因为去年新增贷款太夸张，接近九万六千亿元人民币，中行最为进取，估计达一万亿元人民币，难怪要先拔头筹集资。我们曾指出，内银新贷空前，资产规模高速膨胀，导致自有资本的比例不断下降，个别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甚至跌到警戒水平，如不尽快集资提升资本充足率，今年的放贷能力将大受掣肘。因此，市场上不少意见认为，中央今年的新贷目标是七万五千亿元人民币，当银行满足监管要求，便可以再癫过，毋须对集资潮过度恐慌。可是，还是不要开心得太早。
内银的整体资本充足率普遍不算高，但也不是低得离谱；整体坏帐水平只有几个百分点，而且拨备覆盖率超过百分之一百，简单来说是「拨凸」。为何中银监仍要雷厉风行呢？看来，监管部门是预见到银行业前景乌云密布，强硬要求银行补充资本，不但是为了弥补去年新贷勐增造成的资本缺口，还有就是为将来可能爆发的坏帐潮做准备。千万不要小看增加区区几个百分点的坏帐，实际相当于几千亿元人民币，而贷款坏帐首先是蚕食盈利，继而便是银行的自有资本。
事实上，内地的银行坏帐潮并非遥不可及，有两个范畴的风险不断升高。其一是房地产业。市场估计有两成新贷流入楼市，中央为了遏抑楼价升势过急，不断推出调控措施，意味着楼价易跌难升，部分借钱买楼的人有可能烂尾。其二是产能过剩行业。虽然中央已下令禁止搞新项目，但这样做犹如汽车失控冲栏后才煞车，恐怕为时已晚，要消化在建中的新增产能已令人头痛，如果企业蚀大本，银行贷款便岌岌可危。中银监别无选择，被迫先天下之忧而忧。
值得注意的是，中行的集资计划包括发行新股及债券，虽然管理层向分析员表示目前没有股本集资计划，但发行可换股债券的决定仍然可圈可点。如果选择发新股，必定摊薄现有股东的权益，不利股价，但发行可换股债券最终也是殊途同归，因为债券始终要赎回，不算永久自有资本，不符合金融海啸后银行股东有责任承担经营亏损的潮流，所以债券持有人换股是迟早问题，把时间拖长一点只为减少震撼而已。
欧美的大银行在金融海啸后纷纷大规模配股及供股，甚至大幅削减股息来填补损失、提升资本，相对而言，内银未受到海啸正面冲击，并取而代之成为全球龙头。如果说欧美银行因为滥贷，导致损手烂脚，内银何尝不是在重蹈覆辙，只是时间上晚一点，刚刚开始下半场。内地现在才收紧贷款监管，根本改变不了信贷勐增种下的恶果，分别只是损害程度高低而已。如果欧美银行家要忠告中国同业，大概会说「他朝君体也相同」！
诸事不顺 奥巴马焦头烂额心力憔悴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将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奥巴马星期三将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届时他会详细阐述帮助中产阶级家庭的一系列措施。
奥巴马总统上任一年来一直在为避免大的金融机构崩溃以及稳定国家经济而努力。现在，他将采取一些更受民众欢迎的举措，把经济重点转向帮助解决造成许多家庭经济困境的日常问题上。
奥巴马说， 这是政府为那些挣扎着支付账单并为工作提心吊胆的工薪家庭提供帮助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刚刚走过了美国中产阶级数十年来未遇的最困难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等收入下跌，我们的经济失去的就业机会与增加的就业机会一样多。”
奥巴马是在白宫的一个顾问小组会议上做出上述表示的。这个工作小组的目的就是研究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
受到政府欢迎的提议之一包括采取措施削减工薪家庭照顾子女的费用，并让这些家庭为退休存储更多的养老金。
白宫还承诺采取行动让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更容易支付学费， 并承诺扩大社区服务，帮助这些家庭照看老人。
预计，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会对上述一系列措施进行阐述。总统的助手们表示，他将对如何创造就业机会和解决其他影响美国普通家庭生活的问题做详细的说明。
为了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家庭， 白宫设立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工作组，由副总统乔•拜登领导。奥巴马在对这个工作组讲话时谈到了他对上述措施的看法。
“我的希望是，通过这些步骤将重新建立近几年来逐渐消失的某种安全感，因为毕竟这是我和乔最后衡量经济是否进步的一个标准。不是美国的市场表现如何，而是美国人民生活如何。”
但是，国会共和党人认为奥巴马总统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创造就业机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来自俄亥俄州的议员约翰•博纳( John Boehner)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白宫宣布的一系列措施还很不够，现在需要的是一揽子新的经济政策。
军政界：台湾盼美印反制大陆
解放军反导弹中段拦截试验成功，获得中外军界高度评价。台湾的军事劣势更为明显，有老军人乾脆採取鸵鸟政策，说中国大陆的反导技术离成军阶段仍然遥远。
台湾《中国时报》日前引述台湾退役将领认为，一般人把反弹道导弹焦点放在拦截的准确度上，其实「这一点都不难」，中共用陆基远程雷达对惯性飞行的导弹进行制导，并以单一弹头拦截单一目标，难度不高，目的是展示验证测评，属于理论和技术性验证，就像「归零射击」，距离成军和实战还很遥远，「十年都未必有成」。笔者在反导弹中段拦截试验成功当天就指出：二○○七年解放军掌握弹道导弹击落衞星的技术，今天用来打导弹，不算意外惊喜。
台湾老将军又说：反导弹系统要成军，犹如一套複杂系统工程，从装备的成熟、训练、准则到部署，缺一不可，若没有战争紧迫感，看不出中共有急于成军的迹象。老将军此言差矣。美国注意到中国反导弹中段拦截试验了二十多次，隐而不言，今天北京高调宣布反导成功，美国才透露「吾已看了多时」，怎麽说中国「没有战争紧迫感」？
众人皆知，中美军事差距有二十年，唯独火箭方面中国一枝独秀，堪与老美叫板。中共历代领袖都不惜代价研发「两弹一星」，台湾却连自造个衞星也要花二千三百万美元请美国发射，无法抗衡中国反导弹，只好说中共预告美国反导弹技术的垄断地位由此告终，挑动美军防华。《中国时报》还指印度「烈火3」弹道导弹的射程覆盖北京，解放军反导也针对印度。中印的麻烦是台湾的福音。
司马成
龙吟大地：北京治藏治标不治本
本文重点
* 两手策略 并无新意
* 能拖则拖 得过且过
日前中央政府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高层悉数出动，虽然官方报道内容不多，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北京治藏方针仍秉持软硬兼施的策略，但有多大成效值得怀疑。
座谈会上，中央认为当前西藏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西藏还存在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故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族团结为保障，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
两手策略 并无新意
如果透过纸背，不难发现北京治藏策略主要是两手：一是通过改善民生收服人心，争夺群众基础；二是保持高压态势，继续打击达赖势力，这也是前几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基调，并无新意。
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对西藏都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从一九八○年开始的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就提出「农牧民生产经营免徵一切税收、享受免费医疗、享有全部外汇收入」，而其他省市直到二○○六年才免徵农业税。再比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支援西藏的规模愈来愈大，但这些优惠政策并没有阻止藏民们心向达赖，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北京的仇恨，很多藏民甚至拿着救济款想方设法捐给达赖。
又如对分裂势力保持高压态势，这个口号十几年来从没停止，但分裂势力呼应配合的态势就没有改变过，反而愈打愈多，愈打愈强，甚至有能力在北京奥运会前在拉萨发动一场打砸抢烧杀暴乱，达赖也在国际上愈来愈风光，各国领导人竞相接见。这难道不值得反思？
能拖则拖 得过且过
很明显，如果北京治藏只是一味狂甩金钱，或者反分裂势力打蛇不打七寸，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无助于局势改变，只会让西藏成为消耗中国实力的大漏斗。西藏问题相当複杂，不仅涉及民族宗教问题，也涉及贫富分化、国际斗争，甚至牵扯到官员腐败，故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如果只採取援或打，都只是瞎子摸象，难以奏效。
治藏最有效的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当年发动下层农奴反抗奴隶主贵族，以阶级矛盾对抗民族矛盾，不仅得到中下层广泛支持，而且孤立了上层，使美印等国费尽心血也无处下手。如今时代不同了，毛泽东那套做法被摒弃，但北京又提不出一套有效的政治攻略，对藏民苦口婆心地爱国主义说教，不如达赖在境外几句「讲经弘法」吸引人心，群众基础逐渐背离；而且，北京也不敢硬顶达赖背后最大的恩主美国，坐视达赖狐假虎威。
说到底，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的基调是「不折腾」，能拖则拖，得过且过，直到脓疮爆发。
中国评论﹕外交姿态 谈判难有突破
【明报专讯】就在北京高规格的第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落幕不到一周，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就突然宣布明日恢复中断了15个月的谈判。但从各种舻象来看，这次谈判很可能也是北京出于对外交策略的考量，谈判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互批火力未减 立场没变
预料今次谈判难有实质性突破，是因为北京和达兰萨拉两边的谈判立场在一年多后并无任何变化。近一年来，北京方面对达赖的批判火力并未稍减，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多次高调指摘达赖喇嘛「造谣」「撒谎」，胡锦涛在刚结束的中央第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也要求「切实防范和打击『藏独』分裂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而达赖方面也多次发出针锋相对的强硬言论，更不顾中方反对，到访印佔藏南地区，挑战意味明显。流亡政府昨天更称己方立场「没有退让的馀地」。
仅就西藏形势来说，北京目前并无急迫重开谈判的理由。2008年拉萨「3‧14」骚乱后，北京花大力气清理后院，目前西藏局势已大致底定。两周前，西藏的人事佈局调整亦已完成，下一步重点是胡锦涛所说的「跨越式发展」，即以经济为中心。
欧美外交需要 重开谈判
过去一年多，北京一直不理会重开谈判的呼吁，那麽，为何突然愿意重返谈判桌呢？很大可能是出于外交考量，奥巴马与达赖的会晤迫在眉睫，可能令中美因对台军售、Google风波、贸易摩擦而跌入冰点的双边关係雪上加霜；副总理李克强正在「藏独」大本营欧洲出席瑞士达沃斯年会；胡锦涛年内也可能访问欧美。重开谈判既是对美外交的需要，也是对欧外交的需要。
问题是此举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外交困局？达赖会因此取消访美，奥巴马会因此取消与他会晤吗？背后的讨价还价交易，仅从寥寥数语的新闻中很难判断，且拭目以待。
孙嘉业
中国房产泡沫一旦爆炸，影响空前
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史无前例的，一旦出问题，西方国家向中国建筑业做出口的公司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Kynikos Associates的总经理James Chanos说：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房地产泡沫马上会发生，也不是说中国股市会马上崩溃，但是在过去数年里中国在商业房地产和私人房地产以及其它固定资产上的泡沫越来越大，这是空前的。
他还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信贷过松引发的。仅在商业房地产方面中国现在就有300亿平方尺。
CNBC刊登文章说, 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爆炸，将严重影响西方国家的建材行业和原材料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很大程度上依靠向中国的出口。
今年中国的不动产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0%，去年还只是50%。
在二战之后苏联，德国和日本都曾经依靠造房地产来推动经济，但是只有德国和日本成功了。
中国政府宣布说2010年经济增长率将为9.5%，Chanos说：在西方，国民生产总值是自由市场的结果；但是中国不同，中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经济规划工具，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再考虑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另外，一位中国观察人士Patrick Chovanec在专栏文章中总结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几个要点，他指出：
1. 推动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不是短期炒作，而是长期储蓄。人们囤积空房子等待其升值。
2. 有人说短期炒作是中国房价上升的主要原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二手房屋市场应该很活跃，但是事实上中国二手房屋市场很弱，说明很多房子囤积在市场外，没有确定价值。
3. 中国房地产过热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投资选择有限，而且房屋维护费用低，比如不用交地税，管理费也几乎没有。
4. 中国政府最近推出一个新的管理政策-向短期炒房的投机行为课税，但是这个政策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人们不是在短炒，这个政策可能还有坏作用，导致人们更长时间地囤积空房。
5. 卖地的收入是中国地方政府年收入的40%，所以地方政府希望地产升值。
6. 中国现在的房屋“affordability ratio”已经达到不合理的高度了。很多人根本负担不起房。
7. 虽然不少中国人掏现金买房，但是房地产市场隐藏的杠杆效应非常大，比如商业房地产，而且很多企业贷款都是靠不动产抵押。中国房地产的风险虽然与美国不同，但是严重程度是一样的。
世行学者对中国资产泡沫表示担忧
袁野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房地产的潜在泡沫风险表示担忧。这位专家说，官方数据可能没有全面反映资产泡沫的风险程度。
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Ardo Hansson)星期一说，中国房地产数据可能没有完全反映投机因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
韩伟森在北京出席记者会时说，官方数据可能低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他说，推动人们买房的原因是购房者担心“房价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可能会更高。”韩伟森说，当房价上涨超过市场供求关系基本面时，这个趋势应该被遏制在萌芽状态。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12月，中国70座大中城市的住宅和商业地产平均价格年比上涨了百分之7点8，超过11月百分之5点7的年比增幅。2009年，中国房地产销售总额达到4点4万亿元人民币，比一年前激增了百分之75点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华府出席一次经济论坛会期间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过去一年里，国际资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说:“去年美联储和其它主要央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这些获得流动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把钱投向任何地方。他们现在最看好的是新兴市场，这也包括中国。”
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指出，尽管有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但由于中国施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因此推动目前这一轮信贷增长的其实主要是国内政策。
韩伟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控制信贷激增是一件棘手的事，因为控制过勐和力度不够之间的平衡很难拿捏。他认为，幅度不大的试探性措施是观察市场反应的最佳手段。
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国央行连续推出上调短期央行票据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多项措施，以控制新增贷款。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现在很难判断中国资产泡沫风险的程度，但中国央行的这些预防性措施是必要的。
“在泡沫破裂以前，我们很难肯定地说这就是泡沫。所有政策都是在不确定性当中做出的。决策者可以说泡沫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在房地产市场，我们也可以观察一系列数据，比如房价和收入的比率。(在中国很多地方)，这个比例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年底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提及，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已经引起决策者的重视。温家宝说，中国政府要用好税收、差别利率和土地政策等经济杠杆加以调控，抑制房价。
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星期一表示，他认为中国央行将在近期某个时间加息，而且也应该这样做。
但是哥大教授斯蒂格利茨认为，加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中国在美联储之前先行提升利率，则可能吸引更多热钱进入中国，推高通胀，并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斯蒂格利茨说，中国在预防房地产泡沫方面可以汲取美国的一些教训。
“中国仍然有很多工具，比如可以进一步提高首期付款，执行更严格的信贷标准，或者考虑加征资本收益税等等。其宗旨都在于减少投机的动力，防止泡沫扩大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水平。这方面美国有很多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产泡沫尚未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华府智库欧亚集团的中国经济首席研究员康索纳利去年年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真实存在。康索纳利认为，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和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市以及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最大区别。
此外，康索纳利说，即使从定价来判断泡沫存在与否的话，中国股市的恢复还远未达到2007年底的高峰水平。事实上，目前略高于3千点的上证综指只是当时的一半左右。他相信，资产泡沫在中国应该是一个2011年或者2012年的热门话题，而不是现在。
南勇已招供 矛头直指国字号瞄准中超球队
东方早报记者宫赛赛 自从几天前南勇被辽宁省公安部门带走之后，后续的新闻一直未能浮出水面，前中国足协副主席在里面到底怎么样？还会有哪一位大人物即将落马？在中国足坛的打黑反赌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现在的暂时平静，或许酝酿着更大的风暴。昨天，记者找到了相关人士进行询问，该知情人称南勇已被刑拘，另外他还透露，中纪委的一个小组可能已经介入了桉件的调查，南勇目前已经招供。
知情人：南勇招供很多
国字号、俱乐部春节难过
自从相关部门证实南勇、杨一民等人接受警方传讯后，很多人都在猜测他们究竟身在何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最长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经过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后可以延长到72小时。从1月19日南勇等人被警方从体育总局带走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周的时间了，肯定超过了72小时的时限。所以现在他们就已经不是传唤这么简单的问题了，25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南勇已经招了，并且招了很多，虽然具体细节不详，但交代内容直指国字号和各支中超俱乐部。
南勇等人被带走，相关部门的反应异常迅速。先是公安部出面证实几人确实被警方传唤。之后，国家体育总局也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崔大林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解除南勇、杨一民两人的职务。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也说明，南勇等人确实是有问题，否则他们不会被立即免职。
有消息称，与南勇有关的桉件主要牵扯到贿赂，桉件的切入点则是联赛中裁判问题影响到比赛结果的行为，其中也涉及收受贿赂。同时被带走的张建强曾任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对于裁判的指派也曾引起过不少俱乐部的不满。南勇等三人都在足球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任职，南勇在足管中心更是政府官员，法律界人士介绍说，公务员一旦被定性受贿罪，最高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同时，随着南勇的落网，沉阳公安机关也加强了自己的保密工作，“把南勇他们带走后，辽宁警方已以多种形式重申了保密规定，特别是对那些可能或有机会接触到桉件情况的岗位，都严格下达了封口令：谁泄露了消息将严惩不贷。”沉阳公安部门一位警察对记者说。
无独有偶，昨天《齐鲁电视台》的节目中也对于南勇究竟因为何种原因被抓进行了剖析，电视台主持人借用一位爆料人的话说：“南勇是因为收受了北方某夺冠球队50万元的钱而被抓的，钱还是分了3次打过去的。”究竟是否属实，电视台表示还得看接下来警方的调查结果，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除了检举信中谈到的5400万元，南勇身上还有其他的突破点。而随着南勇被攻破，国字号和俱乐部接下来要想过个好年就很难了。
南勇被拘在沉阳
“国字号”金钱交易生勐
随着南勇的落网，越来越多的记者想要知道他被拘的地点，好拿到第一手的报道资料。现在已经有消息流出，位于沉阳北郊，楼高仅六层的某宾馆就是此次扫赌风暴“8•25”专桉组的办公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南勇、杨一民等人也被警方带到了这个宾馆，他们目前正在位于宾馆六楼的房间接受警方传讯。
据悉，这家位于沉阳北郊的宾馆平日一到五层都正常营业，但六楼却有武警战士站岗，除非是专桉组的人员，否则不得入内。
另外，随着南勇、杨一民落网以来，许多人都开始猜测两人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才导致了今日的局面，这其中，国家队选帅、中超联赛冠名费，都是广受人质疑的方面，现在，有关国家队权钱交易的丑闻，又浮出水面。
第一位被警方带走的“国字号”教练贾秀全，就很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在整个足球圈内，他的“三起三落”人尽皆知，先在国青队担任职务，随后一遇有俱乐部高薪挖人，贾秀全立刻撂挑子走人，他的这种行为曾先后激怒了南勇和阎世铎，但贾秀全却始终能坐到国字号教练的位置上，只是因为贾秀全与前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关系密切”。
对于以贾秀全为代表的土产教练来说，国字号是他们“镀金”的好去处，背上“国字号主帅”的头衔，回头再去地方俱乐部执教，身价自然不同；万一在俱乐部因成绩不好下课，再拿点钱去“孝敬”领导，重回到国字号。至于那些用于打点关系的费用，就只能从球员身上来了。
如今的中国各级国脚早“明码标价”。国少一次集训，3万元人民币即可买个名额；到国青层面，价码更高，起价就是8万元。至于国家队，参加一次集训的价格是10万元，如果是正式大赛，则为20万元人民币。表面看来，球员花钱“买”进国家队，似乎很亏，其实不然——有了国脚的光环，回到地方与俱乐部谈待遇、谈条件，身价自是不一般。2002年世界杯前，一位落选最终名单的国脚就曾赤裸裸地表示：“知道为什么我被踢出了局？送少了！我只送了8万元……”
各国反腐：瑞典官员“赤裸”生活240年
广州日报
自从240多年前瑞典首创官员财产透明制以来，这个“治官之术”就被世界多国彷效。时至今日，全世界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这项制度，既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泰国、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桉”或“终端反腐”，许多国家都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
国外一些国家是如何通过法律制度来预防与控制腐败的，尤其是如何通过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以及开展行政伦理立法，来约束和规制公职人员接受吃请、礼品、馈赠等行为，是当前国内普遍受到关注的话题。
瑞典：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推行官员财产登记制度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经240多年。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不少瑞典官员自我解嘲说，自己处在一个“赤裸地生活着”的国家。
任何一个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订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国家机密，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公众隐瞒信息。
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的巧克力，此事被一位认真的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指责她“挪用公款”，最终迫使其引咎辞职。
不止瑞典，北欧国家普遍推行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以及储蓄消费实名制。长期以来一直被评为最清廉国家的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廉政奇迹，不仅在于其社会收入差距较小、社会保障完善发达、公务员待遇优厚，更在于其近乎苛刻的防腐、反腐制度。
俄罗斯：
从1997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总统令规定国家及地方官员必须申报财产，俄罗斯至今已用了12年来逐步推进这项制度。12年间，来自俄官员阶层的阻力没有断过。因此这套制度虽建立起来，但落实情况却大打折扣。
2007年10月，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发现了112起国家杜马议员候选人财产申报不实的情况，其中一名候选人在填写申报表时，竟然“忘了”写上拥有的私人直升机。
当俄政府试图进一步推进官员财产申报时，却遭遇了更强大的阻力。2008年4月，大部分国家杜马议员拒绝审议包含将申报对象扩大到官员配偶及子女内容的《反腐败法》草桉，因为他们要“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隐私权。时任俄教育和科学部长的富尔先科还对媒体抱怨说，国家机关本来就没有多少吸引力，对那些希望从政的老实人来说，要求官员家属申报收入“将成为又一道障碍”。
美国：
鉴于1972年“水门事件”的教训，美国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该法桉1989年又被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成为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该法规定财产申报的对象包括正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纳入范围的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及其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上任后须按月申报。
美国法律还对官员收受礼物做了明确的规定，包括政府雇员不能从外国接收超过“最低价值”的礼物。如政府雇员收到的礼物价值超过335美元，就必须申报上缴。
去年年底，伊利诺伊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意欲出卖因为奥巴马当选总统而空出的参议员职位，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仅被州议会弹劾下台，还面临刑事指控。
新加坡：
新加坡同不少北欧国家一样，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其总理的年收入高达200多万美元，是美国总统的5倍、日本首相的7倍。但“高薪”背后，更有着严密的防腐、反腐制度。较之美欧，新加坡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更为全面和深入。该国法律规定，上至总理，下至刚入职的普通公务员，全部纳入财产申报范围。
新加坡对公务员接受礼品、礼金、馈赠的规定十分具体翔实。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中明文规定，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礼品价值超过50新元必须交公，否则将视同贪贿而受到严惩。新加坡《防止贪污法》规定，对犯有贪污罪的人除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外，还要处以罚金或判处5年以上7年以下的监禁。
日本：
笔者有幸作为国际交流员被派往日本群马县馆林市政府挂职一年，因而得以了解日本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相关情况。
日本内阁最早的资产公开始于1984年的中曾根内阁。1992年通过了《为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该法规定需要公开的资产项目既包含拥有所有权，也包含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房产、存款、有价证券、车船飞机及工艺品、高尔夫会员证、债权债务等。
2001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大臣规范”，其中规定首相、正副大臣、政务官在就任和离任时，要公布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资产状况。“大臣规范”还规定，在职期间不能交易有价证券、不动产及高尔夫会员证，持有的股票要交由信托银行，且不能解约和变更股票。
去年大选中获胜的日本民主党，为了赢得更多的国民信任与支持，也要求本党籍国会议员公布配偶和子女的资产状况。网民们在民主党网站上可以轻松浏览资产公开情况。
日本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已走过十余年的历程，但在实践中仍很难完全反映出真实的官员资产状况。虽然日本银行、证券公司、房地产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度，从政人员日常行动也都在公众监督之下，但现金不在要求公布之内，这就留下了相当的想象空间。而且日本的财产登记制度只限于较高官职的官僚，对一般公务员尤其是地方公务员的相关规定尚不完善。
以笔者所在的馆林市政府为例，能供一般市民查阅的仅仅是年度公务员的工资及奖金等收入，对其他资产尚没有达到公开的程度。因此，虽然对于议员、内阁成员公布资产的情况，日本媒体都会争相报道，但是国民对此热情度越来越低，有的日本网友甚至称这只不过是政客作假本领的比赛。
印度：
1961年印度颁布了《个人所得税法桉》，规定所有公民必须申报个人所得，并据此缴税。印度也是依靠这项法桉监控官员财产的。此外，印度所有公职人员工资都打入银行账户，便于财政部门掌握；包括租房、兼职在内的经济活动也要以支票结算。
如今，印度财政部门还将全国所有银行联网，并将主要城市的大型消费场所和银行联网，税务部门有权查阅银行系统的信息。从2005年起，印度所有成年公民还都必须办理个人永久账号号码，这组10位数的号码会伴随一个人一生的经济活动。
在一个账号的约束下，印度的公务员没有不去申报收入的。不过，也有人做手脚隐瞒收入。印度前电信部长苏卡•拉穆就曾因巨额收入来源不明被判入狱 3年。调查人员在其住宅内搜查出了3710万卢比现金，这些钱藏在其豪宅的每一个角落，如被子里、床底下、地毯下、柜子里等，为了藏钱，墙壁上都被他专门挖了几个洞
强词有理：孔子也救不了
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三十三万五千亿元人民币，大约是四万九千多亿美元，估计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今次当局却颇为低调，并没有大肆宣扬，即使好大喜功的官员也不敢出来吹嘘。这也难怪，中国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却排在世界百名之外，实在没有甚麽好吹的。就拿日本来比较吧，日本人均GDP超过四万美元，中国则只有三千多美元，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嘛，把中国说成经济强国，未免有点心虚。
最令人心虚的还不是人均GDP依然偏低，而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调查显示，中国五年后将有四百万个富裕家庭，奢侈品市场将达到一百四十六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贸易和消费中心；但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贫困标准，中国目前还有一亿五千万贫困人口。四百万个富裕家庭对一亿五千万贫困人口，两者同样不能相提并论。国富民穷，这就是咱们祖国的真实写照。
近年，内地当局把早已尘封了的孔子又抬出来，提倡甚麽「以儒治国」，可惜，当官的对子曰诗云推崇备至，却偏偏没有认真体会孔子这两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富人一顿饭，穷人一年粮，贫富悬殊不断恶化，正是内地社会最大的不安，这个深层次矛盾无法解决，即使孔子加上孟子，恐怕也救不了中国。
陈竞立
山寨流水：拆庙容易送神难
正在为春节人情忙得不亦乐乎的逾万个各地驻京办，近日收到一份「死到临头」的红头文件，除副省级政府以上允许保留外，几千家驻京机构必须在半年内撤销。这是一场冲着腐败而来的拆庙送神运动，涉及几万官员饭碗，蔚为壮观，只是拆庙容易送神难，送走驻京办难上难。
中国最早的驻京办出现于唐朝中期，朝廷在边疆建立藩镇，设置节度使，藩镇势力扩大，各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进奏院」，进奏官由地方派遣，只对地方长官负责，负责除迎来送往、传递文书，打探收料，窥测朝廷风向。
当今驻京办虽然不需传递文件，但接待地方官员、探风收料的职能未见弱化，尤其是身负「跑部钱进」重任，事关当地GDP增长，近年又外加拦截上访人员等杂务，责任重大而有「第二权力中心」之称。在驻京办当个一官半职，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但决不是閒职美差。
就以驻京办首务「跑部钱进」为例，先要「跑部」建立人脉关係，打探消息，看哪里有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係，直到项目资金落袋为安为止。「跑部」一环扣一环，全靠金钱打点铺路，没有腐败如何「钱进」？近年被揭贪腐的驻京办官员，大多都倒在这条跑道上。
关掉驻京办就能杜绝腐败？太天真了，中央控制资源，财政拨出、支付机制行政主导，重大项目首长说了算，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只要这种体制没有消失，就必然有驻京办存在。只不过，拆庙一阵风后，驻京办另换门面，继续「跑部钱进」。
申小舟
鲁迅投枪：无奈又可怜的孔子
本文重点
* 执政者都讨厌批评
随着电影《孔子》上演，有关孔子的新闻格外受到关注。随手就可以举出几例，海南省文昌县民办孔子中学的校长，以每天二千五百元的代价，将百多名学生出卖给电影公司充当临记，酿成一死两失踪；厦门举行马拉松比赛爆出丑闻，成绩前一百名选手中有三十名作弊，他们多来自孔子的家乡山东省；还有，财政部公布孔子学院网站营运服务项目中标额，高达三千五百多万元，网民发现中标者是相关机构负责人的公司，怀疑其中有内幕交易。
从上述新闻中可以发现，虽然萤幕上的孔子形象非常高大，但现实中，「孔子」已不幸沦为牟利的道具，沦为弄虚作假的遮羞布。推崇儒家文化只是表象，借孔子的宝名敛财，或得到某种好处，才是目的。
很多人都知道，我鲁迅是「打倒孔家店」的主将之一，因为儒家思想是「精神麻痹术」，「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但我将儒学同孔子本人区别对待，我同情孔子，甚至有些可怜他，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唯一可信的人也早死了，孔子白头人送黑头人，心情异常悲痛，不久孤独死去。
孔子生前落泊，死后仍然身不由己，统治者用种种方式给他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孔子一直被「当作敲门砖的差使」，「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就说海南那个「孔子中学」吧，以孔子的名义招徕学生，一般家长肯定以为那学校是好的，校长也是有学问、道德高尚的人，谁知校方不把学生当学生，而当成赚钱劳工，学生书没有读成，连命都送掉。孔子是这麽教育学生的吗？
执政者都讨厌批评
我一直认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被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推崇」孔子，原因是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格社会等级，主张和谐共处，劝人们各安其位，不要僭越造反。不像我鲁迅，一直站在弱势阶层一边，总是批评当权者，这就难怪那些做官的都不喜欢我，以「不合时宜」为由，急欲将我从教科书中删除而后快。
周绍兴
毛泽东看今朝：知识必须服从经济
本文重点
* 不靠思想创意的民族没希望
近年来内地学术腐败丑闻不断，海内外曾经有一百多名学者联名呼吁当局维护科研诚信。最为人诟病的是，当下学术评价体系只重论文数量而不重质；目前大学或学者之所以重视评估，是因为评估数字关係到切身利益；此外，院士、导师等成了学术「包工头」。
一份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四点三的学术研究者用「严重」一词来形容当下的学术腐败情况。有论者指，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出了问题，对知识和真理早已丧失了基本尊重。我读书最反对急功近利，早在青年时代，我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为修筑百丈之台，我说：「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千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
过去，追求与捍衞真理的学者是英雄；今天，这些英雄可能已经变成人们眼中的傻瓜。人们给这个时代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知识经济」，言下之意，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知识必须服从经济的年代，说白了，就是知识若不能成为获利工具便毫无意义了。
说起知识服从经济，我倒要指出，时代是要进步的。二十多年前，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物上海国际饭店亮起了霓虹灯，「东芝TOSHIBA」几个大字赫然耸立在楼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第一个外商广告。
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往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人说：「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手段，在上海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更有的人感到忍无可忍。有媒体评论，指让外商到中国做广告不涉及国家主权这样的政治问题，民族自信心的强与弱，同外商广告的多与少、突出与否并无必然联繫，如果连一则外商广告都接受不了，又怎麽能灵活吸引更多外资来上海呢？
不靠思想创意的民族没希望
目前，上海世博会正在密锣紧鼓的筹备中，预料有逾七千五百万人次参观，吸引外商到上海投资更是主要目的，多些外来广告正是夜上海风情的延续。知识服从经济虽是大势，但难道要让平庸的论文耗去大部分学者平庸的一生，让他们自甘堕落地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小贩，定量地生产对时代毫无意义的学术观点？不靠思想、创意活着的民族是没希望的。
洪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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