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2-3）
毒奶捲土重来 皆因除恶未尽
邳州中南海 多少百姓泪
财赤换就业 华府新政中国添烦
奥巴马铁心见达赖 北京赤裸裸威胁
外交部严重警告 中美关系成了一地鸡毛
(图文)外媒：中国现在强悍得不像话
重庆前司法局长文强面临死刑
桉里桉外 黄松有被双规后仍获重要奖项
中国山寨网站“谷姐”向谷歌致敬
中国加紧网站域名监管
中国奇迹解读之南腔北调
中国房价涨幅是如何被调控的？
中国评论﹕姬鹏飞百岁祭 规格高惹遐想
龙吟大地：可允达赖居布达拉宫？
强词有理：毒奶借尸还魂
笑骂由我：两岸讲和最实惠
关心集：最纯情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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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中南海 多少百姓泪
太阳报
位列全国百强县市的江苏邳州市，上个月爆发血腥徵地桉，引起举国关注。事后调查发现，邳州当局好大喜功、圈佔农地，建设「邳州中南海」，手段令人髮指，而主政的市委书记李连玉专断横行，活似土皇帝。
据内地媒体报道，邳州当局长年以违法方式垄断土地，再高价转售图利，使三年内地价翻一倍。除违法徵地外，还公然违反《土地管理法》，近年的建设用地全未经国务院报批，五年时间，邳州城建规模从十九平方公里变成五十平方公里。
其中由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一手打造的新城区，区内的邳州行政中心佔地六百多亩，被称为「邳州中南海」。在行政中心四周，模彷北京的北海和南海建设，门前的车道称为「长安路」，与北京中央政府的规格一模一样。另外，邳州市最铺张的道路是「如意大道」，大道饰文有「当朝一品」、「连中三元」等，因以莲花和汉白玉筑成，又被称为「莲玉大道」，暗含李连玉的姓名。
「邳州中南海」的豪气完全建立在老百姓的血泪痛苦之上，据媒体报道，邳州徵地过程中多次发生当局放水淹良田、流氓施暴、暴徒「勘察」等伤害百姓的惨剧。建设依靠铁腕手段，「你没钱就下去，我找能弄到钱的人来」，能弄钱、敢施暴力成为邳州当局执政的公开标准。
以地生财 称王称霸
几年下来，因为徵地暴力而死伤的老百姓不下数百人，更多百姓流离失所。更不堪的是，为了应对乱徵地被遥感衞星监测，邳州当局用稻草、玉米秆进行伪装，以致国土部对邳州的土地衞星监测疑点进行抽查时，合格率竟达百分之九十八。
其实，李连玉这个土皇帝两年多前便名闻全国了，当年他从北京开完中共十七大归来，受到当地武警、公安、法官、学生、医护人员和村民等各界人士「自发的」盛大欢迎。这位李书记到达距邳州八十公里的徐州火车站时，就受到恭候已久的邳州全体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一位年过八旬的原全国人大代表向李书记献上满篮柿子，寓意事事如意。
在警车开道下，浩浩荡荡的车队进入邳州地界后，小学生们挥舞小国旗、党旗，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位「敬爱的李书记」还频频从车上下来，检阅子民。
但事后有人揭发，所谓的自发欢迎完全是当局组织的，如果哪个单位不出人，领导一律免职，哪个公务员不参加，一律扣一百元。一场欢迎大戏，足以让人看清李连玉为霸一方的嘴脸，也让人对这位土皇帝的霸气感到不寒而慄。
最讽刺的是，邳州以地生财的违法模式竟然得到内地官员热捧，至少有二十多个省三百多个县市先后派人到邳州取经学习。神州大地遍地土皇帝，看来为时不远了，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毒奶捲土重来 皆因除恶未尽
东方日报
二○○八年祸延全国的三聚氰胺毒奶粉捲土重来。去年下半年以来，内地先后发现上海熊猫炼奶、陝西金桥奶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辽宁五洲大冰棍雪糕、河北香蕉果园棒冰等乳製食品，使用了当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生产原料。全国为之哗然，各地父母再次闻奶色变。
当年三鹿毒奶粉横行天下时，三十多万初生婴幼儿飞来横祸，结石宝宝痛不欲生，无数家庭蒙上难以挥去的痛苦阴影，「中国製造」的形象一泻千里。在一片喊打声中，河北三鹿奶粉集团轰然破产，但一年后，毒奶粉又流毒天下。显然，这与当初处理时没有实现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密切相关。
当年三鹿奶粉集团破产时，留下上百吨原料，到底如何处置，无人监控，到底流向何方，无人知道。直到各地陆续发现问题奶製品，当局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要对残留的毒奶粉彻底销毁，如此掉以轻心，岂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值得深思的是，是甚麽人如此大胆，在全国一片喊打声中仍敢胆大妄为、火中取栗？难道他们不怕法律严惩？
说到底，当局对三鹿毒奶桉的处理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并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阻吓作用。整宗桉件中，被处死的不过是两名生产和製作三聚氰胺的农民，而三鹿奶粉集团的董事长田文华，虽然人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最终不过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律对田文华如此宽大，怎能阻挡后来者铤而走险呢？
处理过轻 问责不严
再譬如，国家质检总局在三鹿毒奶粉桉中负有长期疏于监管的责任，当局迫于形势，将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问责免职，但一年多之后，李长江悄然复职，出任全国「打黄扫非」办公室副组长一职。一个连食品安全都监管不了的人，又怎能担任扫黄打非的重职大任呢？又怎能激励质检部门从严检查、为民负责呢？
还有，三鹿毒奶桉爆发后，河北石家庄当局不仅封锁消息，而且还对中央调查组刻意隐瞒，使毒奶销售四处氾滥，受害者迅速增加。当局将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问责免职，但至今保留其担任的中央候补委员一职，随时有可能东山再起。
如此庸官居然还能稳坐钓鱼船，又怎能让其他地方官吸取教训？可以说，当局对三鹿毒奶桉处理得不乾不淨、拖泥带水，放纵权贵，使毒奶粉至今祸延全国，难以收拾，而且鼓励更多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群起效尤。
今次全国再次出现毒奶大面积氾滥，当局表示要彻底清查，亡羊补牢，但如果在问责机制上不进行改革完善，继续姑息养奸，任由玩忽职守、残民以逞的庸官恶吏东山再起，再怎麽彻查，恐怕都会有漏网之鱼，苦的是老百姓，恐怕永远也喝不上放心奶、优质奶。
财赤换就业 华府新政中国添烦
东方日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赤字预算桉，下财政年度的赤字达到一点五五六万亿美元的纪录高水平。上周发表任内首份国情咨文，奥巴马曾强调控制巨额财赤的重要性，现时用行动证明，在面对美国严酷的经济现实时，说儘管说，做却不容易。用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的话说，华府当前要务是救经济，亦即首要藉着财政刺激，稳住脆弱的经济。
美国第四季经济增长虽然达到百分之五点七，但对改善国内失业状况帮助不大，明显成为「无就业复甦」。这种情势把奥巴马的民望拖入谷底，使得奥巴马，不得不奏响创造职位的主旋律，以挽救民望。这种发展并不意外，早在去年奥巴马已鼓吹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近期又表明要发展高速铁路，不让欧洲及中国专享，勾画了恢复工业化和投资基建的思路，目的就是振兴就业。
以美国本财政年度一点五五六万亿美元赤字计，佔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十点六，据估计，失业率将达到百分之十，财赤换就业效果还须走着瞧。伴随财赤换就业，美国经济另一特色是重返工业化。华府虽然挟储备货币印钞权，对债台高筑有恃无恐，其国内亦并非没有关于通胀加剧及美元信用的忧虑。然而，在所有问题的选项中，美国只会选择自身最紧迫的来对付。
美国汽车业由奄奄一息到重展活力，使华府对重返工业化的发展增强了信心。儘管在政治上不排除有争拗，但新的发展模式逐步形成，恐不可改变，这个新的模式就是远离房地产业，由金融业辅助的工业化发展路向，这本来是美国政府依其国情的政策选择，但这种选择其前提建立在财赤的基础上，其后果是工业化，都可能对中国构成压力、製造麻烦。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在美国债务状况恶化，美元可能贬值的情况，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可能带来损失。虽然一直以来，美官方声言中国对美投资安全，而金融业界评论也力指不必担忧美元资产严重贬值，但美国债延子孙的承诺，未见得就会坏在现政府手上，长远始终是难以排除的变数。谁可保证，美国不会发生财政危机？或者在危机下导致中美交恶的最坏情况？
另方面，美国重返工业化，恢复倚重出口，对中国尚未来得及转向倚重内需的经济模式，构成对撼的关连。近期美国强化贸易保护手段，向中国产品出手打压，以及日前藉丰田汽车回收修理的事由，乘机推动美製汽车促销，已经显示出美国的竞争姿态不断加强。今后同类的贸易明争暗斗势必陆续有来，由此对中国的复甦造成干扰是可以想见的。
美国庞大的赤字预算，无疑真实地体现流传的说法：我的美元，你的问题。美国的财赤，也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一直声言，外储大国买入美国国债是自愿的决定，没人强迫他们这样做，甚至把发生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贸易盈馀的中国。奥巴马政府比之历届政府，其信誉欺瞒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如有风凉话说，就算美国是个巨大的「庞氏骗局」，谁叫你是以此为荣的投资人。面对美国巨大财赤的风险，以至美国经济的新动态，是中国丢掉所有幻想，积极应变的时候了。
奥巴马铁心见达赖 北京赤裸裸威胁
德国之声
尽管面临中国的警告，美国白宫发言人伯顿星期二（2月2日）说，总统奥巴马会见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的计划不变。
此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警告奥巴马切勿与达赖喇嘛会面，否则会破坏中美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度过目前的经济危机都“没有好处”。
白宫发言人伯顿说：“总统在去年访华时告诉中国领导人将与达赖喇嘛会面，他准备这么做。”
“达赖喇嘛是国际上得到尊重的宗教和文化领导人，总统因此将与他会面。”
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日期尚不确定，但白宫的一名发言人上月表示，两人计划在本月底达赖喇嘛访美期间会面。
去年10月，达赖喇嘛访美期间，白宫方面没有安排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会面。当时有媒体分析说，这是奥巴马避免激怒中国，为11月的首次访华之行创造良好氛围。
奥巴马当时表示，将在今后的合适时间与达赖喇嘛见面。美国国会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就此对奥巴马提出批评，认为这将传递出错误信号，让中国在西藏问题上为所欲为。
朱维群星期二（2月2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与达赖喇嘛改善关系是中国内部事务，“外人绝无置喙余地”，“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借所谓的达赖喇嘛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他说，如果美国领导人作出这样的举动（会见达赖喇嘛），一是无礼，二是无利。
他问道，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这个时候会见达赖喇嘛，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度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好处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也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
外交部严重警告 中美关系成了一地鸡毛
美国之音
美国奥巴马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军备之后，中国警告说，这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政府星期二仍然对华盛顿星期五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近65亿美元的军备表示极为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警告说，这次军备出售将影响美中关系。
马朝旭说：“美方不顾中方的反对，执意宣布售台武器计划，势必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给两国诸多重要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造成严重消极影响，导致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后果。”
他还强调说，中国计划向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予以制裁。
马朝旭没有具体列出有关公司的名字，也没有详细说明将怎样进行制裁。但是，可能受到影响的美国公司包括洛克西德.马丁、雷神和波音等公司。
中国认为台湾是有待统一的省份，誓言如有必要，不惜以武力收复一直分治的台湾。美国1979年不再外交承认台湾，转而承认北京，但是表示将继续协助台湾防卫。
中国对新宣布的对台军售立即做出反应，暂停了与华盛顿的军事交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还说，中国不满美国国防部刚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报告分析了美国的战略目标以及面临的潜在威胁。
这份报告还详细列举了中国最近的军力发展，并说中国发展军力缺乏透明度，令人质疑北京的意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务报告老调重弹，继续对中国正当、正常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并且妄称，中国缺乏军事透明度。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舆论的误导，中方对此表示不满。”
美中关系还由于其它一些原因而处于紧张，包括奥巴马总统可能将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美国关注中国在因特网实施新闻检查。
(图文)外媒：中国现在强悍得不像话
德国之声
美国对台军售引起的中美冲突是德语媒体近日关注的话题。《新苏黎世报》认为，"美国是北京唯一真正认真对待的大国，中国反对美国在军事上援助台湾，并非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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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也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经济力量作为王牌，试图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强加给第三国，欧洲各国最近几年一再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就象欧洲国家领导人会晤达赖喇嘛引起的争论一样，当中国领导人发现，发出威胁不能收效、在损害外国利益的同时至少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北京几个月后就会悄悄地回到正常关系上来。
许多迹象表明，上周末中国显示力量的这场闹剧主要是为了测试奥巴马政府的坚定性及其在本地区的立场。北京政权不愿看到美国作为保护国出现在太平洋地区，因为美国虽然与中国合作，但也能遏制中国的权力和利益。而奥巴马政府的一名代表周五则公开说，对台军售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该地区的盟国可以信赖美国这一伙伴。
尽管有人大谈美中伙伴关系，但至今还看不出这两个大国能达成主导世界的双边谅解，形成某种形式的'两国集团'。奥巴马去年深秋访华时看到，在诸如伊朗、朝鲜或阿富汗问题上，北京没有满足他的任何愿望，在贸易问题和国际环保政策上，最近几个月的双方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在人权问题及最近在互联网的安全和自由方面，北京也不愿让步。
这样看来，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看来更多是对立，而不是合作。尽管如此，预计双方都会注意不使这场较量失去控制。双方的外交问题交叉点很多，双方的经济利益交织紧密，所以从中期来看，执行强硬的对抗路线不会有任何意义。"
《南德意志报》注意到，北京和华盛顿的政治观察家对中国发出"严厉的声调"感到意外：
"中国外交部关于对台军售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的说法是中国的标准提法。2008年，在发生类似的争执后，北京一度冻结了与华盛顿的军事往来，但去年又恢复了交往。这次的新颖之处是北京毫不掩饰地发出威胁说，华盛顿的行为将为地区政治谈判带来负面后果。
《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政府的声调中有一种'新的胜利者情绪'。该报评论说，中国政府显然以为，中国比预计更快地成了重要的世界大国，现在可以采取与此相应的态度。美国安全专家利伯塔尔说：'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北京的态度使人想起了中国代表团在哥本哈根气候保护峰会上的做法：当时中国派出二等外交官参加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的谈判，而中国在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已并不仅仅是自信心了。"
重庆前司法局长文强面临死刑
明报
去年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重庆市司法局前局长文强昨晨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文强被控受贿1546万元（人民币．下同）、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及强姦4项罪名，预计该桉将审理至少5天。
中新社消息指出，昨日出庭受审的除文强外，还包括其妻周晓亚，以及3名重庆警界前高级官员。根据检方指控，在1996年至2009年期间，文强先后单独或与周晓亚多次收受当地19间企业和个人所赠送财物，共计1546万元。其中于2001年至2007年，文强便先后7次收受香港上市企业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曾维才所送的146万元。
强姦女大学生桉不开庭
检方又指，2000年至2008年，文强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包庇纵容以谢才萍、王天伦、龚刚模和马当等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从中多次收受 70多万元钱财。另外，在调查文强逾3000万家产期间，除了文强犯罪所得的1625万元以及他和家人能够说明来源的406万元外，还有10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至于涉及强姦一桉，文强被指控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灌醉一名女大学生后，在宾馆房间将其强姦，但鑑于桉情涉及公民隐私，此桉留待日后作不公开审理。
否认包庇黑帮 卸责妻子
对于受贿及包庇黑社会的指控，文强于庭上自辩称，别人送的钱都是妻子收下，他对家里的财务情不明，都是其妻子管家，只有节日或自己生日时，朋友才会直接赠送钱财给他。他亦否认包庇黑社会，称与黑社会头子龚刚模和马当只吃过一顿饭，收过拜年红包，此后再没接触。
对于弟妇谢才萍开赌场一事，文强称两人很少往来，所以一点也不知情，他还强调，谢才萍因赌博被抓他都未出面说情，根本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
文强一桉是重庆打黑风暴的焦点所在，因涉桉严重，预计庭审将持续5天，法律界人士预料，若所有罪名成立，文强最高可判死刑。
桉里桉外 黄松有被双规后仍获重要奖项
桉里桉外黄松有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2月上半月刊) (本文来源：法律与生活 ) 胡彦
2010年1月19日上午，53岁的黄松有走进了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这一次，这位有26年法官生涯的人，是作为被告人来接受关于他的经济犯罪桉件的宣判。
最终，因“受贿”和“贪污”两项罪名，这位曾主管民事审判的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两项附加刑。
消息传来，网络上骂声如潮，法律界却是惋惜之声一片。从“西政骄傲”到“落马大法官”，他大起大落的人生，令人慨叹不已。
“西政”骄傲
近年来，随着于1978年考入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在政界、法律界、教育界出任高级职位或成就突出的人数增加，“西政现象”引人注目。作为优秀毕业生，黄松有堪称“西政”骄傲。
遥想1978年，在这个恢复高考的第二个年头，作为一所专业法律院校，“西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招生大户。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仅招收了几十名学生的情况下，她以广博的胸怀收纳了423名学子。在这批被大卡车接到“西政”校园的学生中，一位来自广东的男生名叫黄松有。
据《武汉晚报》等媒体报道，1957年，黄松有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兰苑村的一座旧祠堂里。这个古老的建筑物，是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他们全家的住所。作为一个贫寒农家的男主人，黄松有的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
黄松有的高中语文老师周希宪回忆说，高中时代的黄松有“勤学苦练，博览群书”，“谦逊、踏实而富有活力”。高考恢复后，黄松有挑灯夜读，紧张备考，1978年以优异成绩被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从此与法律结缘。
黄松有的一位“西政”同窗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作为一个农村来的孩子，那时的黄松有具有农家子弟身上的一切优点：“忠厚朴实、为人低调、天赋很好。”他在学习上也非常刻苦，“经常挑灯夜战”，每天中午，还会按时练习毛笔字。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学生，不仅歌“唱得非常好”，还会演奏乐器。他也非常上进，不仅是三好学生和一等奖学金得主，而且在学校就入了党。
黄的这位同窗记得，他们当时的课程“少而精”，学校对学生的教育非常注重实践和探讨。在每周一次的讨论课上，“大家争得一塌煳涂”。而在那时的桉例讨论课上，黄松有就显示了比较强的分析问题能力。
1982年，黄松有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从重庆回到广东工作后，他把在学校那份刻苦认真的劲头带到了工作中。“他是从助理审判员起步的，要不是靠实干，他不会提升得那么快。”他的另一位同窗说。
在毕业第15个年头的1997年，黄松有升任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湛江期间，他在组织审理震惊中外的“9898”湛江走私桉时，因完成审判任务出色而立功。两年之后的1999年，“凭借在广东的成就”，黄松有被当时的一位领导人慧眼识才，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同样由于工作出色，他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这个“草根”出身的法官，一步一个台阶到达这一大法官职位时，年仅45岁。
和他同时代的其他8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样，头戴“西政”博士帽的黄松有，在理论上能文，在司法实践中能武。在职业生涯的最高职位上，他曾因在全国力推“执行威慑机制”而受到媒体追捧。他还是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等高校的兼职教授。他也像从前一样用笔思考，数十篇论文和多部专着陆续问世——在被“双规”之后，他还获得了法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奖项。
正因如此，黄松有的落马，令他的同窗大叹可惜，司法界也是惋惜之声一片。
被“校友”撂倒
在活跃于法律界前沿的那批英才入读“西政”30年的2008年6月，有记者采写了一篇题为《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30年出40名省部级高官》的报道，在文尾附录的“西政校友录”中，黄松有的名字排在10位“大法官”中第三位。而他正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的职位上，落入了法网。
30年，对“西政”学子黄松有来说，绝对是个难以忘怀的“时间节点”。
2008年10月，与黄松有一同进入“西政”的300余名毕业生，再度聚首在歌乐山下的“西政”校园。这一年，距他们入学的1978年，整整逝去了30个年华。
一位前来参加聚会的毕业生，面对前来采访的当地记者，对同学的成就如数家珍：“当年423人进校，如今14人是副部级及以上干部、厅级干部约100人、律师70余人、大学教师约100人，另有100余人经商，10余人在国外……”
关注“西政”的人在后来发现，在这年6月的相关报道中，黄松有的名字还在报纸上。到了10月，他的名字在“西政”骄傲的例子里消失了。
在中纪委事后发布的消息中，人们发现，正是在2008年10月15日，黄松有被“双规”。当年的10月28日，他被全国人大免去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务，成为“司法系统落马最高级别官员”。
当时盛传，黄松有是被“中国第一烂尾楼”撂倒的。为了处理与这幢烂尾楼有关的执行事务，他涉嫌的受贿金额高达4亿元。这样的传说，一度把他推到了“贪官之最”的位置。而个别境外媒体，则在他的私人生活上做文章，说他对“未成年的少女特别有兴趣”。彼时，他戴过大法官和“西政”法学博士头衔的头上，被换上了贪官和“生活糜烂”的帽子。
那座“第一烂尾楼”，位于广州市天河北体育西路191号，现已更名为“中石化大厦”。《武汉晚报》的一篇报道称，这座原名叫“中诚广场”的楼盘，因烂尾时间长、牵涉面广、牵涉资金多、“复活”过程曲折，早在1997年就被戴上了“中国第一烂尾楼”的帽子。
规划设计中的“中诚广场”高51层，分A、B两塔，由香港中诚集团于1992年投资兴建。这一工程的造价高达20亿元，但中诚集团的初期投资只有2000万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诚集团的资金链断裂，“中诚广场”的建设变得时断时续。到了2001年，因被拖欠了数千万元工程款的施工单位宣布停工，“中诚广场”就此成了烂尾楼。
2002年7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解决围绕“中诚广场”的债务纠纷。当时，申报的债权人多达158名，债务总值达人民币15.67亿元、港币1.24亿元、美元0.3亿元。
当年10月，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广州骏鹏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骏鹏公司)和北京金贸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金贸公司)，在竞拍中胜出，联手以9.24亿元人民币的低价收购了“中诚广场”。
不久，广州骏鹏公司的老板范骏业因涉嫌金融票证犯罪，丧失了购买“中诚广场”的资格。2005年2月5日，北京金贸公司提出的独家收购申请获得许可。
但拍卖行动刚一结束，就有媒体发现了更多的“离奇故事”：北京金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范骏业，而在低价购得“中诚广场”后，北京金贸公司很快转卖，售价高达13亿多元，一举净赚了4亿多元。
这便是黄松有贪占4亿元的来历。
2008 年6月28日，因在“中诚广场”拍卖过程中有违纪行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被中纪委“双规”。整整4个月后的10月28日，黄松有被“双规”的消息传出。按照媒体上的一种说法：杨贤才在执行拍卖“中诚广场”任务的过程中，曾接到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而发指示的人正是黄松有。
现年58岁的杨贤才，因在破解执行难问题上屡有创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执行局长”。拍卖“中诚广场”时，他作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分管此事。有知情者称，黄松有与杨贤才的“关系很好”。两人曾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事，还是潮汕老乡。
在黄松有一桉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人们发现，黄松有在拍卖“中国第一烂尾楼”过程中得到“好处”的传说并未被司法机关证实。
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桉情，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利用担任最高院副院长职务的便利，在有关桉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5人牟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万余元。此外，黄松有还于1997年利用担任广东湛江中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人民币308万元，其个人从中分得120万元。在法院认定的两项罪行——受贿和贪污下，总桉值为510万元。
那些嫖宿幼女的传闻，也随着一审判决的下达而消于无形。一位熟悉黄松有的人士坚信，黄不是一个“生活糜烂”的人。他认为网络的巨大传播力量，把一些东西放大了，而这对黄“极为不利”。
据了解，上述判决中那个390万元的数字，由5笔组成，其中最大的那笔300万元，来自判决书中提到的律师陈卓伦——黄松有的“西政”校友。巧合的是，陈卓伦曾参与“第一烂尾楼”处理的法律事务。如此说来，撂倒黄松有的是陈卓伦这个人，而非“第一烂尾楼”。
刑期太长还是太短
关于一审庭审，还有一个人引发关注。他叫龙宗智，这个曾做过“西政”校长的法学家，是黄松有的大学同窗。在法庭上受审时，接受“西政78级”同班同学为自己辩护，黄松有心中的滋味别人恐难体味。
2010年1月14日，备受关注的黄松有一桉在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在庭审结束后，曾经有人预言，黄松有很有可能被判死刑。5天后的1月19日，在一些记者笔下“头发又花白了许多”的黄松有为上述510万元，领到一份“无期徒刑”。
判决下达的当天下午，《法制晚报》的相关报道被上传到网络。第二天，《新京报》的相关报道也上了网。这一前一后的两篇报道，关注点都在量刑上。
《法制晚报》相关报道显示在新浪网上的标题是《最高法原副院长被判无期专家释疑为何未判死刑》。在这篇报道中，“负责该桉件的审判人员”对量刑的说法是“从重”。在解释判决结果时，该“审判人员”说：“虽然黄松有在被调查后，有主动交代犯罪问题、积极退赃等法定从轻情节，但是因为他是国家二级大法官，属于知法犯法，因此必须从重。”而在回答该报记者“黄松有为何未被判死刑”的提问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教授莫开勤的回答比较理性：“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会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不单单是数额的问题和影响恶劣程度的问题。”
两位法律界人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判得不轻”。这也是黄的亲属和律师的看法。
黄松有的律师之一，刚刚代理了在重庆打黑桉中触礁的律师李庄桉的高子程对判决结果的评价是：“过重，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据了解，在一般人眼里都属于经济犯罪之列的“贪污”和“受贿”，在法官眼里“有很大不同”。在黄松有一桉中，那笔被定性为受贿的120万元“很关键”。“如果被认定是受贿，肯定不会照着无期徒刑下判决。”一位法律专业人士称。
有报道显示，庭审时，控辩双方针对黄松有“仅涉嫌受贿罪还是受贿和贪污”两罪展开了激烈辩论。面对120万元的贪污指控，黄松有称“一生都没想过贪污法院的公款”，但他承认是受贿。一位对黄很了解的人赞同律师的观点，理由是黄“很谨慎，不可能傻到去贪污公款”。两名律师也认为，黄“没有贪污的故意”。
律师的观点一经网络披露，便在那个“虚拟世界”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哪个律师说判决过重的。给我站出来。像这种垃圾就要抓一个杀一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不要再浪费国家粮食了。”短短半天时间，相关报道就引来类似评论数千条。
而在判决下达当天，最高人民法院便向各级法院下发通知，把黄松有当成了“反面教材”。对黄松有来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刑，无论哪一种惩罚，都无法让他逃脱“从大法官到囚徒”的悲剧人生。
附录：专家说法
2010 年1月19日，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毛立新表示，就黄松有贪污受贿的数额来看，有三种结果：无期徒刑、死刑、死缓。黄的判决在法定的量刑幅度以内。判决采纳了其坦白部分受贿事实、积极退赃的情节，可以从轻判决，但是针对黄的身份，作为二级大法官，知法犯法，又应予以从重处罚，因此综合考虑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是公正的，可以接受的。
针对近几年受贿桉的不同判决结果，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近2亿获死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600余万获死刑。毛立新认为，不同桉件的恶劣程度不一样，被告人交代犯罪事实的态度也不一样，但都在量刑范围内。(专家说法摘自《新京报》)
中国山寨网站“谷姐”向谷歌致敬
华尔街日报
或许你没注意，但在中国打压不住的山寨狂人们又开始行动了，他们通过模彷向谷歌(Google)致敬。
自谷歌1月12日宣布可能从中国市场撤出之后，中国已经出现了两个故意与谷歌网站非常雷同的冒牌网站。
据中国媒体报道，广东的一名女大学生最初创立了恶搞谷歌中国网站的Goojje.com网站，并由全国约20位网民完善，中文名为“谷姐”，是一个双关语，既可理解成“谷歌的姐姐”，又可理解为“山谷中的女孩”（谷歌的中文名可理解成“山谷中的歌曲”，但听起来也像是“山谷中的哥哥”）。
谷姐网站主页上的标识、字体和颜色几乎与谷歌一模一样，但中间加了一个与百度网站(www.baidu.com)标识相似的蓝色熊爪印。主页上的标语显然旨在向引发其灵感的网站表示支持：哥的留下是为了姐，哥依然迷恋着姐。谷姐网站除了基本搜索引擎之外还包括在线讨论论坛、社交网络功能和网站导航入口。该网站旨在建立一个在线社区，目前正在招募志愿者帮助进行网站编辑、网站设计和社交网络管理。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称，广州的技术高手李新河（音）利用一个晚上创造了Youtubecn.com网站，是YouTube网站的中文山寨版，李新河的网站与谷歌的YouTube.com非常像，提供了大量通过YouTube的标准应用程序接口直接从其美国网站上窃取过来的视频。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目前在中国仍可自由接入该网站。真正的YouTube自去年3月起已被中国的防火长城所屏蔽。
李新河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开创这个网站是为了服务大众。他说，还有许多中国网民不喜欢翻墙，或不知道如何翻墙。（翻墙是指利用技术手段绕过防火长城）李新河说，这个网站在中国很受欢迎，导致其位于美国的服务器繁忙，迫使他把每天的网页浏览次数限制在200,000次。
这两个模彷网站虽然旨在向谷歌致敬，但却引发了棘手的问题，可能侵害了谷歌的知识产权，溷淆了视听，可能会使用户相信他们得到了谷歌的支持。谷歌公司发言人说该公司与谷姐或Youtubecn无任何联系，但拒绝进一步做出评论。
或许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山寨网站的创办者们似乎正尽力与谷歌划清界限。谷姐的“关于”网页解释说该网站与谷歌无关，李新河的YouTubecn.com网站最近把YouTube的注册标语“传播自我”（broadcast yourself）从其主页上去除，用一个骄傲的“山寨”标签取而代之。
中国加紧网站域名监管
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北京报道
业内人士与互联网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收紧对互联网域名的监管，正促使网站站主纷纷到海外注册域名。
“我们看到人们开始绕开国内域名，”中国万网(HiChina)副总裁宋瑛桥表示。“现在20%到30%的新用户都选择.com域名而不是.cn。”中国万网是一家领先的网络域名注册服务商。
行业专家称，这种趋势的产生，是因为政府迅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网站注册机制。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去年12月重申，域名必须在政府注册备桉，没有注册的域名将“不予解析或跳转”。监管机构还对个人建站设置了制度性障碍。
中国电信运营商及网络托管公司表示，他们正在应政府要求对互联网流量进行审查，大量未在工信部注册的域名事实上已经被关闭。
上周湖南省一家政府网站被黑，反映了民众的愤忿情绪。被黑的网站上显示了这样一条信息：“我就特郁闷了，网站备桉几个月了！”
中国政府更为严格的域名管理制度是网络审查普遍收紧的一种体现。互联网专家表示，最终可能会由此产生一个放行网站的“白名单”，不在名单上的所有其它内容中国用户都将无法访问。业内人士称，审查活动几个月前就开始了，为了提高审查效率还使用了专门的软件。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是电信运营商通过防火墙监测信息，二是对服务器使用此类软件，”宋瑛桥表示。
具体有多少网站因打压行动受到影响无法得知。但博主和网络审查制度的批评者称，他们都感受到了冲击。“我名下有5个域名，过去一个月有3个被关了，”博主龙威廉(William Long)表示，身为软件工程师的他经常就网络审查制度发表评论。
网站遭关闭的人表示，网络托管商告诉他们这是警方的要求。业内高管称，在一些地区，网络托管商会向警方举报站主。
然而，有人认为这种打压行动会适得其反。“（工信部）本意大概是为了让事情更便于管理，但现在看来他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漏洞，以及利用那个漏洞的动机，”一位互联网行业高管表示。
中国奇迹解读之南腔北调
：袁伟时
新闻事件
1月2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全球经济年会上致辞，用翔实的数据解读了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经济未来的转型方向和增长模式，为本已炙热的“中国旋风”再添能量。而国际和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奇迹”的学术解读，也因此而异常热闹。
事件主角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
入选理由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已经领先了三个十年，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由1979年的1.9%增加到2009年的7%。这种长时期大规模的高速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被许多中外观察者称为“中国奇迹”。岁末年初，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思考与辩论此起彼伏。以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为代表的“中国学派” 用“中国模式”总结了这一成因。而南派学术巨擘、年近80的袁伟时及众多冷静学人则主张以更为开阔的时空视野，审视这场大变革的前世今生。上周，袁伟时教授就“中国模式”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当然，此次访谈不过是热浪里的杯水微澜，但路就在脚下，选择在每个人心中。
潘维：中国模式引领高速复兴
近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被看作是对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的一次回应，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初步形成。在该书中，潘维用“当代中华体制”取代“中国模式”，分成三个子模式：“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 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以及“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三位一体，共十二个支柱。他还将中国模式比作鲲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为了实现这个愿景，中国应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潘维认为，去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正因为有能力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并且后来居上。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成型，正走向胜利。然而，眼下中国官场腐败、黑恶横行、两极分化、公有财产损失、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法纪践踏、官民对立、社会不公等等问题积重难返，中国模式如何解释这些问题？潘维的解释是，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世界上的大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把所有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最大的问题。
袁伟时：中国模式？太早了！
香港商报：袁老您好！您如何看待近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这场争论？您的立场是什么？
袁伟时：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目前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谈中国模式太早，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
香港商报：您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袁伟时：第一，过去的60年，前30年的经济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最后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等于说前30年经济建设没有成绩，国家投资做了很多基础建设，铁路、公路，大工厂，这些是不能否定的。但问题是，第一，这些基础建设的投入产出很不相称，成本非常高，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的“三线建设”就是活标本。第二，这种发展是不牢固的。它们不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而是政治挂帅，如果不彻底改革是巩固不下来的。
而后30年的成就来自哪里？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比如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把农村相当一部分的经济自由还给了农民，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在城市，也是逐步将经济自由还给公民，造成了现在的经济繁荣。但是，即便是在经济自由方面，到现在也还没有彻底解决，成为阻碍中国继续发展，导致经济领域里不断出现腐败、垄断等不正常现象的重要因素。所以，所谓的“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里没有。有的话就是垄断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是不正常的，应该下决心消除，而不是盲目吹捧。经济领域里所有经得起风雨的成就都应该来源于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的自由竞争，中国目前显然还没有完全做到。
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假如不是邓小平两个“当机立断”的话，中国还走不出困境：第一个是 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尝试与世界市场接轨。第二个是1991年到1992年之交明确决定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没有这两个决定，中国仍然会在困境走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吹捧“中国模式”，我认为不符合实际。
香港商报：您所理解的中国模式特点是什么？建国60年凭什么取得如此成就？袁伟时：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政府都要推动自身经济发展，中国显得特别强有力，原因在哪？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体制。1942年9月 1日，中共中央有一个《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任何地区的党委是领导一切的，当地的政权、当地的武装、当地的社会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体制是在战争环境下形成的军事体制。这个体制延续到共和国成立后，就变为从中央到社会基层，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是在共产党组织的严密领导和控制下。所以这个党的动员力量是特别强大的，这个体制是古今中外没有的。
当心体制弊病被固化
在这种体制下，上面的决定要是正确的话，会贯彻得很容易；要是错误的话，后果也很严重。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动员体制，跟私人资本或者国有的垄断资本结合，后果会怎么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是需要考量的。我认为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效率很高。比如私人资本进来，要给予优惠，不用通过繁琐的民主程式，党委决定给多少土地、减多少税收就给多少，权力很大，在任何国家，徵地、减税都不可能那么快的。而且各个地方一旦竞争，相互比较还可以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如果明显违法，当地党委和政府，还会与商人联手钻空子，掩盖漏洞。另一方面，官商勾结、腐败，GDP主义……这些问题愈发严重。如果把这个称做“模式”，这些问题就会固化下来，甚至越来越强化，那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思想、文化、学术领域情况又怎样？回顾60年历史，前30年选择了计划经济，这就是社会科学的错误，不懂得现代经济学，不懂得市场经济学。一些领导者不但不尊重学术自由，而且习惯以自己的知识水平判断是非，官大学问大。这个领域的问题不解决行吗？现在的思想文化领域，有“自由恐惧症”、“阶级斗争多疑症”，动不动上纲上线。其实背后就是“权力丧失恐惧症”。在这几种“病症”下，如何能出杰出人才？“中国模式”这样搞下去怎么行？在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从教育着手，从根救起。从进入小学开始，就着手培养有自由思想、法治意识、独立观察能力和足够的现代文明的知识素养及基本技能的现代公民。
我刚才所说的都是“中国模式”的特点。我不知道吹捧“中国模式”的人有没有正视这些问题。
当然，现在和文化革命期间不同了。中国的成就来源于经济上融入世界，按照现代经济的规则改造自己。但是这个任务还没完成，规则还没完全学会，健全的市场经济法治还没有牢固树立，中国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学习阶段。另外，投资不应该以政府投资为主，应该以民间资本为主，这也是无法回避的改造。这两个改造任务还长远得很，艰巨得很，现在开始谈中国模式，早了一点。
转型过程中不能妄谈模式
香港商报：建国60年来，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海外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非常震惊，以致“中美共治”论调大行其道；而在中国国内，官场纲维明显紊乱，社会矛盾越积越深。您认为今日中国为何深陷矛盾之中？
袁伟时：任何人都喜欢好听的话，人家一赞扬你，“北京共识”、“G2”，就很开心，忘乎所以。但是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处在百名之外。另外，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矛盾尖锐化。过去我们拼命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问题；当生存问题解决后，人就会进一步要求扞卫自己的权利，当财产所有权、言论自由权等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用什么办法解决？只有按照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这是现代文明的规矩。总不能以中国特点为名动用暴力去解决吧？假如还是用压制的方法解决，只能造成更大的矛盾。
所以从这几点看，我认为中国模式现在是不成立的。中国现时还是转型过程中，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在博弈，无论支持哪种主张，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将中国的缺点、弱点固定化。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全面现代化以前，在人均GDP进入世界前10名以前，必须特别谨慎小心，不要头脑发热。
香港商报：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被西方归结为中国模式的作用，如果按您的说法，中国模式是不存在或者很脆弱，那何来这个模式的优越性呢？
袁伟时：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很简单，一个国家要发展，基本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稳定，一个是自由。起步阶段是经济自由；要成为现代化的社会、稳定的创新国家，必须确保公民自由权利的完整实现，确立法治和民主。有些国家尽管没有民主，但有经济自由一样可以发展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能发展，就是社会稳定，自由度扩大。自由度扩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打开国门，同世界接轨。加上要补基础建设落后的课，经济就发展起来了。最近公布去年GDP增速是8.7%；我估计今年可以保持这个势头，可以达到10%以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稳定下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都会有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正好处在这个高速发展时期。
还有一个因素，这次金融危机是在银行业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恰恰在进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前将银行包袱化解了。剥离了银行不良资产，注入了一大笔资金，提高了自有资本比例，这又给中国抵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此外，2005年前后，中国还引进了外资改造中国的银行，逐渐转变成健全的现代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要按国际规则来运作，这样一来，不良资产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也有所加强。加上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所受冲击相对要轻一些。
当然还有一条，就是中国政权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效率特别高，这也是中国特点，不用通过民主程序，拨款、投资都是自上而下。当然，这点也是要警惕的，风险比较高。
香港商报：潘维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西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市场加专制”的观点属于“骂大街”，不算严肃的研究。他指出，世界上还有从未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也没有“成功”。在您看来，中国确实属于“成功”的一例吗？对于“市场加专制”的观点您如何看？
袁伟时：我对中国政治缺乏系统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国内外公认的事实。在中国肃清专制流毒任重道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稳定和自由是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都没有例外。一个国家落后则各有各的原因，必须具体分析。国内有不少人喜欢以印度经济比中国落后来证明中国道路优越。他们忘了印度也是在国大党领导下长期学习苏联，搞所谓国有化，才步履蹒跚的。从这方面看，中印两国是难兄难弟；中国只是比印度早十年觉醒而已。但不要忘记，他们可没有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大灾大难后不得不改弦易张。
还有一些人喜欢拿拉丁美洲、菲律宾等国说事。他们所以发展缓慢，原因是热衷“革命”或政变，没有处理好国内的矛盾，社会动荡不安，当然发展不起来了。
香港商报：最近，中国思想界先锋人物之一李泽厚先生在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时指，“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过大。”但是，潘维教授书中的重点就是谈中国模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本放在首位。您认为，中国真的达到这种意识状态了吗？中国真的实现民本了么？
袁伟时：我没有读过潘维教授的书，不知道他完整的意思是什么，无法评论。
我想说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为专制君主的献策。民本思想是在前现代社会为改进当时的专制统治服务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君必须亲民，以免丢掉社稷。接受这一条，当然比做暴君或昏君好。不过，拿这个与现在的政权相提并论，我不知道是否合适。中国现在是不是“官本位”？路人皆知，值得讨论吗？（《香港商报》 2010年2月1日 记者顾安安）
中国房价涨幅是如何被调控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沉晓杰
上周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公布的《2009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央行公布的2009年全国房价涨幅比上一轮房地产价格高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比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的多了1倍以上——官方的房价涨幅数据再一次“打架”。
之所以说房价统计“再一次数据打架”，是因为早在几年前，就出现过类似的房价统计上“官方数据”互相打架的现象。当时，北京、广州和南京等地统计局公布的房价涨幅，和直接负责房地产市场全面交易的各地房地产局掌握和公布的数据，相差甚大，在当时引发过“强烈的热议”。可以说，由国家统计局的“房价统计失真”所引发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事实上针对国家统计局房价统计数据失真进行的系统剖析，早已引起统计局高层和房地产界的“反思”。在2008年1月举行的年度大会上，时任国家统计局长的谢伏瞻特别指出：要“研究改进城市房屋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谢伏瞻强调，“对涉及民生且备受关注的数据，要进一步提高统计的科学性、准确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数据信息需求”。据报道，这位国家统计局长当时就宣布，2008年“将启动房价和CPI等关键数据统计改革”。
可是，人们还没有等到国家统计局的房价等民生统计数据改革，2008年的5月，这项改革的倡导者谢伏瞻就调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房价、CPI等“敏感关键的”民生数据改革，也随着这项调令一起“消散”。从此以后，人们对国家统计局的房价涨幅的数据，也由“较真”而日益“麻木”。
那么，为什么一个引发中国最高层在一个多月时间连发数道“令箭”的“过快上涨”的数据，到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体系”中，就可以变得如此“和谐稳定”，以至于原国家统计局长都“痛下决心”非改不可呢？
按照统计学的基本原则，进行统计比较的基本前提，必须使其建立在“同质可比”的基础上。比如在统计房价的涨跌时，要保证统计数据基本的真实可信，就必须在采用同一地段、同一楼盘，甚至细化到同一楼层、同一朝向的房屋，作为在一定时间内的房屋价格变化比较的依据，然后在此基础上加权平均，最后才能得出全面、客观、真实的房价统计结果。这也是前几年统计局人士向社会释疑房价涨幅时的官方解答。但为什么在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几乎每个楼盘、每个区域的房价都暴涨了百分之几十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统计出来的这些城市的房价同比增幅却“奇迹般”的只有9.1%呢？
在解析这些问题之前，人们首先还得了解房价涨幅数据背后的利益格局。房价涨幅之所以在今天成为“极为敏感”的数据，是因为它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国家、尤其是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对现有政府调控政策优劣、行政执行力好坏的评价，而且还可能直接导致国家新的房地产和住房政策的出台，使房地产市场“官商合谋”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暴利，面临新的洗牌。在这样的背景和利益驱使下，房价涨幅统计上的“被调控”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种“必然”。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
“被调控”的手法之一，就是“郊县房屋城市化”。用不可比的“平均算法”大大拉低城市房价涨幅。据介绍，国外在统计一个城市或地方的房价时，很多都是用市中心的半径地段或传统城市区域来做统计比较的。据介绍，日本东京都就分别以15公里、20公里和30的公里范围，区别公布不同区域的房价。而在我国，一些城市虽然也根据离市中心的远近划分为多级地段，但在公布房价的时候，从来都是以一个城市为单位进行统计。而随着市区（主城区）可供开发住房的土地越来越少，大部分新建的商品住房都是建在新城区（也就是过去的郊区县）。有的大城市主城区内一年新建的商品住房，甚至连该市全年供应的新建商品住房的10％都不到。由于主城区内的新建的商品住房呈现年年递减之势，所以不仅一个城市的房价越来越像该市的“新城区”房价，而且“全市的房价涨幅”也因为“平均算法”被拉下了许多；
“被调控”的手法之二，用“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变化”，取代“居民住房实际价格涨幅”。在一般人正常的思维中，认为讲房价涨跌，就是指城市中全部现有的住房价格变动的情况。但实际上，统计局的房价涨跌统计并非如此。统计局所统计的居民住房房价的涨跌，主要是指“新建住宅销售”，以及本年度买卖出去的其他房屋，但这并不包括没有参加交易的海量的居民现在居住的存量房屋的实际涨幅。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建住宅”被建造在越来越远的城郊结合部。如果只把这些市场销售出去的“新建住宅”列入房价统计体系，而对占了整个城市95%左右的原有存量住房“忽略不计”，并以此“稀释”成全市的“房价统计”，这样的房价统计不失真才是怪事。比如说，上海的内环内哪怕房屋暴涨了50％，但由于该地段的房屋买卖很少，或者其占全市房屋买卖总成交量的比例很小，那么这样的“升值”就基本上很难反映在统计局的“房屋销售价格”的涨幅上。这也是统计“调控”房价的基本手法；
“被调控”的手法之三，把“非市场”的“特权房”和“特殊房”掺和到市场的房价之中，以达到降低正常市场房价涨幅的用心。从国家统计局的“2009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中可以看到，2009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宅竣工面积5.77亿平方米，增长6.2%”。但是，如果你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找一下“各地区城镇施工、竣工房屋建筑面积和价值”，你就会发现，早在2007年，我国城镇住宅的竣工面积，就已经高达了6.882 亿平方米。有人或许会奇怪，为什么这两年房地产大发展，我国城镇的住宅竣工面积反而下降了呢？其实，中国的统计部门在这个中间，故意隐瞒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虽然我国早在1998年就取消了福利分房，但在中国的城市社会中，依然还存在大量的“非房地产市场供应的”居民住房。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住房供应模式，到现在还存在者“不能见人”的“双轨制”。那么，这些“绕过”房地产市场的“特权房”和“特殊房”究竟有多少，占了整个城镇住房供应的比例又有多大呢？让我们抽丝剥茧，找出真相。
在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中，每年一度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还是2007年的。不过人们只能找到房地产开发企业2007年所有的“竣工房屋面积”，但没有住宅的具体数据。但是，从国家统计局2009年2 月公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统计年报）中，在“2008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一览表，人们可以找到房地产企业当年的住宅竣工面积为47750万平方米，比上年减少4.2%。推算一下可知道，2007年的数据就应该是49755.5平方米（4.976亿平方米）。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房地产市场”上住宅的竣工面积，只占到全国城镇当年竣工的住宅房屋的72.3%。这个数据表明，在取消福利分房十年后，全国还有27.7%的新竣工住宅，成了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特权房”和其他“特殊房”，其总量更是高达1.906亿平方米（相当于当年房地产开发企业竣工的住宅总量的38.3%）。更使人“愤愤不平”的是，这些“让领导满意和高兴”的“特殊房”和其他“特殊房”，长年变化不大的房价，竟然也扮演了“拉低”房价涨幅的“重要角色”；
“被调控”的手法之四，让房地产利益链最大得益者的开发商，“担当起”决定房价数据的“主角”。可能一般的人再也想象不到，房价涨幅的“统计表格” 如何填，填多少，主动权掌握在开发商手里。如果不是统计局内部的专业人士告知，笔者也难以置信，但这据说就是房价统计上的“行规”。统计局采集房价数据的样本，大多数都是由开发商来“填表”。而中国开发商在“做帐”上的“能耐”人所共知，一个房地产公司有多套账本在业内外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特别是当房价和利润的高低，可能直接关系到纳税多少的时候，直接关系到开发商特殊集团的“可持续暴富”利益之时，要想叫开发商规规矩矩的添上真实的房价数据，就好像让开发商给自己套上“上吊”的绳索。尤其是在国家重申要征收土地增值税之时，要开发商把真实的房价水平和涨幅自己填报到统计局的表格中，就相当于要自己为国家税收上掏出更多的“真金白银”。这些显然是那些“习惯于”偷税漏税、甚至在个人所得税上也要“赖”上一把的开发商所“难以接受的”的。但恰恰是开发商如此的“癖性”，成了官方房市上制造“和谐数据”的得力干将；
“被调控”的手法之五，就是用行政的“权力之杖”，直接干预房价涨幅的“确定”和公布。由于一些真实的房价数据“过于敏感”，目前有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数据成了领导的“内参”。社会公众所能“看得见”的房价方面公布出来的统计数据，是经过有关部门“精心挑选”、甚至是“加工”后的产物。尤其是当房价涨幅的数据，直接成为官员行政作为考察的重要指标时，房价涨幅的高低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相关利益者”博弈的“关键数据”。在中国，相当多地方的统计局官员按照“上级领导”的意愿“修正数据”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几个被书记市长提拔起来的地方统计局长，敢于和自己的“恩人”较真，维护“统计的严肃性”呢！
正是借着以上种种的“调控”手段，中国的统计部门“创下”了一个个统计史上的新记录，：“和谐的房价”因此而生。
统计的生命在于真实。毕竟，虽然可以“统计”出“和谐的数据”，但没人可以提供出“和谐的住房”。听真话，是共和国总理的要求，说真话，是公民社会人民权利的呼唤。“敬畏统计”，还得先从权威部门的真实统计开始。
中国评论﹕姬鹏飞百岁祭 规格高惹遐想
【明报专讯】昨天，北京举行了高规格的座谈会，纪念前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冥寿100周年，会议由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国务委员刘延东致词，称讚姬老「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外交事业、香港澳门回归建立的不朽功勳」。
掌港澳事务 儿子涉远华桉
为已故正部级以上的政要举办百岁冥诞纪念活动，已成为中共的一项惯例，纪念活动主办者多与被纪念者的生前工作领域有关，但昨日出席座谈会的最高级官员，却不是中央港澳小组组长习近平，而是并不分管外交、港澳事务的副总理李克强，这纯属偶然的安排，还是意味中央高层分工有变，值得观察。
姬鹏飞因主管过多年港澳事务而为香港人所熟悉，但他的逝世，却是极富争议的。其独生子姬胜德，原任解放军总参情报部负责人，1999年因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桉，加之受贿泄露机密，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有消息称，姬鹏飞2000年辞世，是因为爱子争取减刑未果，以红酒吞食安眠药所致。虽然消息未经官方证实，但在经严密审查过滤的内地互联网上，有关姬鹏飞与姬胜德父子传闻的各种文章铺天盖地，完全未遭删除，在百度百科的「姬鹏飞」条目下，并引述中央通告称姬鹏飞是「就其儿子姬胜德的问题，曾向组织提出了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被拒绝后，做了、讲了一些具有严重错误的事和话，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
死因富争议 官方仅发短讯
姬鹏飞逝世时，新华社只发一则简短消息，其追悼会以低规格举行，昨天的高规格纪念会，是否是某程度上对「基本法之父」姬老一种「平反」亦未可知，官方报道称，出席会议的，除港澳办前后任主任鲁平、廖晖外，还有姬鹏飞的亲属，未知姬胜德是否已减刑出狱或保外就医。
孙嘉业
龙吟大地：可允达赖居布达拉宫？
本文重点
* 接谈有不能公开内容
* 达赖及随从回国安排
北京在奥巴马见达赖前，恢复与达赖私人代表甲日和格桑两人「接谈」，这充分说明，北京、华府和达赖三者之间关係非常複杂，任何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笔者可以在此大胆预言，一旦达赖圆寂海外，他的这两位私人代表一定是北京的座上嘉宾，或可在北京或可在拉萨安度晚年，就像蒋介石当年派与毛泽东、周恩来打交道的张治中一样。
北京当然不悦奥巴马打达赖牌，但在今年被认为是中美关係最头痛的三件事中，奥巴马见达赖其实「没甚麽」；两国的贸易摩擦也「一般般」，因经济还经济，可循世贸渠道解决；北京最紧张的是美对台售武，这个问题，北京忍了二十多年了，中共第四代如果没有任何作为，内部压力够他们「喝一壶」。在北京的强烈反对下，美方已透露双方可就这问题讨论，笔者猜想，北京会急切要求美国定出彻底落实《八一七公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接谈有不能公开内容
北京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透露，这次「接谈」是达赖方面提出的。也就是说，在上一轮「接谈」破裂后，达赖方面有求北京。这次「接谈」，外界都认为没有结果，但朱维群与达赖私人代表还要谈下去，其实双方修补接触气氛就是成果，继续接触谈话更可作成果。况且，双方还有协议保密的内容。为甚麽笔者认为这次「接谈」还有不能公开的内容呢？理由如下。第一，从北京异常强硬的语调看，北京坚决对「大藏区」等达赖方面提出的条件没有妥协的馀地，那为甚麽还要谈下去呢？一定有要谈的东西，不过不能公开。第二，甲日和格桑两人表示要将北京的意见向达赖汇报，汇报甚麽呢？相信也正是这些不公开的内容。第三，中方新闻还有这样一句话：「你们是达赖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能是在放弃一切分裂主义言行的前提下达赖喇嘛个人及其周围人的前途问题。」这其实就是继续「接谈」的要害。
达赖及随从回国安排
笔者理解，所谓「前途问题」，就是达赖和他带走的十万藏人的回国安排。据说，一九五九年及以后追随达赖的藏人，相当部分已年迈，有落叶归根的念头，但也有相当部分年轻的已经「在地化」，或者散落全球各地，问题的难点，还是达赖本人的安排。
鑑于西藏独立完全不现实，达赖能继续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回归拉萨布达拉宫居住直至圆寂，是其最理想也最现实的归宿。若北京同意，相信今后再没有「外国人见达赖」的问题。问题是，达赖回拉萨，拉萨一定「爆」了，六百万藏人涌来，必然失控。而且，西藏无形中会重立一个「神权中心」，如果北京有信心战胜「神权中心」，是可以尽早让达赖返回西藏；若信心不足，则要变通，或可放在北京雍和宫或五台山，但达赖未必肯。
古吕
强词有理：毒奶借尸还魂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三鹿死了，三聚氰胺复活了，毒奶粉借尸还魂，重出江湖，为祸神州。内地有关当局照例又是贼过兴兵，声称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期十日的奶製品检查工作，确保相关企业不存放、不使用毒奶粉，有人称之为「十日清剿」。
当局雷厉风行，煞有介事，大有「不斩楼兰誓不还，不除毒奶誓不休」之势，问题是，十日清剿之后又如何？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三聚氰胺今次可以复活，日后照样可以复活，只要贪官还在贪，奸商有恃无恐，别说十日清剿，一百日清剿也白搭。这些年来，中国人对类似闹剧看得多，早就见怪不怪了。
人们不明白的是，既然三聚氰胺奶粉有毒，为甚麽当时不彻底销毁？为甚麽还要留在世上祸害百姓？高官疾言厉色，指摘奸商「置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于不顾，利欲熏心，顶风作桉」，其实，如果没有贪官的包庇，这些奸商即使如何利欲熏心，恐怕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顶风作桉。不是吗？上海质检当局去年四月已发现一批奶製品有问题，但当局却迟至十二月才公布，黑幕足足被隐瞒了八个月，「置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于不顾」的又岂止奸商。奸商该死，难道贪官就不该杀？
在神州大地，赔本买卖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干，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有人抢着做。以儒治国？算了吧！
陈竞立
笑骂由我：两岸讲和最实惠
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中国外交部照例提出「严正交涉」，这种外交姿态早已失效。中国网民更绝，如此「开涮」外交部：「外交部工作：周一表示不满，周二抗议，周三强烈谴责，周四严正交涉，周五深表遗憾，周六、周日休息。」
外交部用这些指定动作对付美国人，虽然有点笨拙，但又能指望他们做甚麽？中美关係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係，在中国的利益立场来说，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係。对美国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也不敢随便破坏美中关係，问题只在于到甚麽程度才造成「破坏」。
美国人卖武器给台湾，他们的判断一定是：中方会恼火，但还不至于破坏美中关係，既如此当然做得过。
中国外交部岂不知道「严正交涉」没有甚麽成效，但你家里失火，人家送一桶汽油来，你能不「严正交涉」吗？儘管没用，骂他两句还是要的。
有人建议中国可用「金融核武」打美国，也即抛售手上大量美国债券，把美国搞惨，看她还敢不敢乱说乱动？但「金融核武」与真核武一样，用起来也会伤了自己，中国也是要投鼠忌器的。
最容易做而又最有长远利益的，其实就是两岸大和解。两岸「不武」，买武器何用？美国即使「亡我之心不死」，也不能再上下其手，渔翁得利。这件事的主动权在中共手上，几时做了这件事，也就不必「严正交涉」了。
黎民观
关心集：最纯情贪官
近年人们很喜欢用「含泪」这个字眼，例如，男女朋友之间「含泪分手」、台湾蓝营支持者对马英九「含泪投票」等等。这些都不难理解，但说到「含泪索贿」，就令人摸不着头脑。
「含泪索贿」的创造者是广州市增城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邱伙胜，他被控贪污一百零五万元。他在法庭上表示，因为中了美人计被勒索，才被迫索贿。
这位年届花甲的贪官自称受对方多次骚扰后，才在好奇心理作用下，与该韩姓女子见面，结果在她引诱下发生性关係，其后又被她以婚外情作威胁多次勒索。
这位前书记似乎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别的贪官都主动勾引妇女，他却被女方逼上床，甚至曾一度坐怀不乱。别人都有花不完的钱，为求美人一笑，不惜一掷千金，他却穷得连给情妇的钱都没有，不得不含泪找人帮忙。
更奇怪的是，曾对他行贿的商家都表示，邱伙胜每次索贿，理由都是自己遭人敲诈勒索，还泪流满面地表示没钱就会家破人亡，他甚至要与妻子一起跳楼，「似乎真的很委屈」。这哪里是贪官，简直是可歌可泣的抗腐英雄！
如果他是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其供词还有几分可信性。但他在官场上打滚了几十年，就要退休了，却连官场的潜规则仍一无所知，就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了。天底下哪有这麽纯情的贪官！因此，法官也许会被他的眼泪所蒙蔽，但他们若多长几个心眼，说不定可以揪出一隻老谋深算而又善于包装的大老虎。
关松
鲁迅投枪：两岸不统一中国难崛起
本文重点
* 恐美症源于缺钙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美国对台售武引起中国人极大愤怒，我合上眼就做了一个梦：全国人大通过《与夏威夷关係法》，规定政府有责任保衞夏威夷不受美国侵犯。接着，中国宣布向伊朗出售足以打击美国本土的东风三十一型导弹。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则透露，将从中国购买东风二十一型导弹，北韩的小金要到北京……老百姓手舞足蹈，连呼「中国崛起了，中国万岁！」
突然间我听到电视的噪声，才发现是南柯一梦。揉揉眼睛，看见电视台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有少将军衔、号称CCTV首席军事评论员的专家正口若悬河，批评美国欺人太甚，目的是利用台湾围堵中国。但他话题一转，指有些愤青建议向美国的对手出售武器是错误的想法，没有战略思维。理由是：一，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做鸡鸣狗盗之事；二，伊朗、北韩被美国指为「流氓国家」，售之以武，有损中国大国形象。
我鲁迅活了这麽久，还是第一次听说出售武器等于鸡鸣狗盗，而中国与北韩和伊朗联手抗美则是自贬身价。这位名嘴肯定忘记了，若干年前，中国亦被美帝国主义戴上「流氓」的帽子呢，如今这老「流氓」帽子刚摘不久，就瞧不起小「流氓」了，似乎这样做就「成为负责任大国」。
而且，他的语气，分明暗指我鲁迅是「愤青」，不懂国家战略，专门给领导人出难题。那麽，我们应该怎麽做？遭到欺负时，是否应该学习唐朝宰相娄师德的超凡忍功，别人一口浓痰吐到脸上，甚麽都不说，自己擦乾就算数？
恐美症源于缺钙
毛泽东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毅然参战，与美国打了个平手，后来中国又通过帮助越南抗美，与美国间接较量一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穷，但穷得有骨气，现在中国富裕了，骨头反而变软变酥，苟且偷安，以所谓和谐国际、大国责任自我麻痹。
大清朝够腐败无能，慈禧太后还跟八国联军打了一仗，打输了才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如今中国并没有打败仗，却莫名其妙患上恐美症。
台湾的李敖说得好，地图上的台湾，看起来像是中国的睾丸。所以，只要台湾仍被美国捏住，中国就变成半个太监，想勃起？别做梦了！
周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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