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植转基因水稻有害无益
中国农民种植稻米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消费国家
针对中国当局批准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向BBC中文网表达极大的担忧。
该组织北京办公室食品和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对BBC中文网说,转基因水稻不但无法提高产量、增加农民收益,还可能把粮食主权交给了外国的种子公司。
没有好处
方立峰说,依照先前在江苏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经验,农民们需要支付更多的钱购买种子,加上虫害的问题,也增加了农药的使用量。
音频:采访绿色和平食品和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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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这都加重了农民们的成本,可见不能增加农民的收益。
方立峰还指出,由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多项专利都是由外国的种子供应公司掌握,因此很可能中国会把未来粮食生产的主权交到了外国公司的手上。
而且中国是大米消费大国,几乎人人都是以大米为主食,在安全性没得到证明之前,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米也很可能危害国民的健康。
农作丰收
生产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的公司则是对中国当局批准通过安全证书表示欢迎。
孟山都和杜邦等转基因种子技术供应商则强调,转基因农作物不但安全无虞,还能够为农民们创造财富。
他们说,从美国的例子来看,转基因农作物大幅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而且“年年丰收”,稳定了农作物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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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报道。
创造自然界没有的“生物”
:英国《金融时报》 克莱夫·库克森 200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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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正接近制造出科学怪人的时刻——从零开始创造生命。在今后几个月内的某个时刻,科学家很可能宣布,他们已制造出活细胞,而所用的各种化学成分,都能轻易从货架上买到。
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合成的微生物
去年,由分子生物学界最杰出的人物克莱格?凡特(Craig Venter)领导的研究人员,使用实验室化学物质,合成了一套完整的细菌基因组——细胞生存与繁殖所需的全部遗传指令。他们还通过“基因移植”,把一个物种的细菌转变为另一种。下一步是将人造基因组注入一个空的细胞中,并“启动它”,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合成的微生物。
这是“一个比我们所设想的复杂得多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如何去解决,”凡特博士说。
他的科学家们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J?克萊格?凡特研究所(J。 Craig Venter Institute)试图运用第一原理,打造一个现有的有机体时,其他人则在尝试不同于任何自然生物的人造生物学实验。在佛罗里达的应用分子进化基金会(Foundation for Applied Molecular Evolution),研究者们借助合成DNA,创造出一种另类基因代码。合成DNA有6个化学字母而不是自然DNA的4个字母。
“这是首例有能力进行达尔文式进化的人造化学体系,”研究领导者史蒂文?伯纳(Steven Benner)说。目前,研究者必须给它喂食化学物质,让它维持,但他希望,两年内,这个人造化学体系不仅能进化,还能自我维持,成为一种原始的合成生命形态。
凡特博士的微生物和伯纳博士的人造DNA,是合成生物学领域众多快速成长且范围广泛的科研项目中,尤其引人注目的项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家已在物种之间转移基因,一次转移一种基因;他们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转基因农作物和生物技术药物。合成生物学通过操纵整个生命系统,以转变现有的有机体,甚至创造新的有机体,正将简单的遗传工程向更为雄心勃勃的领域延伸。
令人振奋的实际应用
尽管这一领域将为研究生命本质提供基本的洞见,比如,对寻找其它行星有机体的“外太空生物学家”而言,但多数合成生物学家感兴趣的是各种实际应用,尤其是在健康、能源和环境领域。除了大量的医学应用外,人们对于通过合成生物学生产新型生物燃料相当振奋。
最近,美国石油巨擘埃克森(Exxon)与凡特博士的合成基因组公司(Synthetic Genomics)宣布,将建立价值6亿美元的合伙企业,用基因工程改造的藻类制造生物燃料,这是对此项技术的商业潜能的有力认可。凡特博士表示,合成生物学将是该项目长期成功的要素。他说:“这是改变收成率,使之远高于自然界产量,并使藻类能够抵抗病毒侵袭等等的唯一途径。”
合成基因组公司(Synthetic Genomics)(一家独立于凡特研究所的企业,凡特研究所更多从事学术研究,人造微生物即在此打造中)已改造了能从细胞中分泌油的藻类品种。这应当能够让生物反应器源源不断地生产燃料——比从池塘中收获藻类,然后提炼油的传统工艺更有效率。
今后的步骤将涉及对天然藻类进一步筛选,以找到那些在利用太阳能、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油方面效率特别高的品种。随后,研究者将大幅更改这些藻类的DNA,以提高收成率并改变油的构成,使其尽可能接近精炼后的成品燃油。但凡特先生提醒道,该项目的产品很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推向市场。
借助合成生物学制药
生物燃料可能是商用合成生物学最显眼的一角,但大量其它用途也很诱人。其中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将是制造通过传统化学和生物学手段无法获得的药物。
合成生物学在医药领域的领先展示,是由非赢利公司OneWorld Health资助,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进行了5年的项目。OneWorld Health针对被人忽视的传染病开发药物。研究领导人杰伊?凯斯林(Jay Keasling)对酵母菌进行了大量再造——改变了数个基因和生物学通路——以便在微生物发酵筒中生产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该公司与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合作,有望从明年开始批量生产价格可承受的青蒿素。目前,由于青蒿素的唯一来源是一种叫艾蒿的中草药,因此其价格昂贵且供不应求。凯斯林教授的口号是:“有了合成生物学的工具,我们不必仅仅接受大自然的赐予。”
“我们几乎还没有触及生物技术用途的皮毛,”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生物工程师德鲁?恩迪(Drew Endy)表示。“当今询问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就如同在1952年向冯?诺依曼(J。Von Neumann)[计算机先驱]询问计算机的应用一样。”
合成生物学的一个特点,是恩迪教授这样的工程师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他们引入了多数生物科学所欠缺的纪律和严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合成生物学与创新中心(Centre for Synthetic Biology and Innovation)联席主任保罗?弗里蒙特(Paul Freemont)表示,今后20年的目标是赋予合成生物学像电子学那样的精确性。“我们对活细胞工作原理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对电子设备的了解那样透彻,”他说。“我们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拥有全部必要部件,能够制造出我们想要的任何生物机器。”
数百个标准生物学部件,已经可以通过非赢利的生物砖基金会(BioBricks Foundation)获取。该基金会由恩迪教授及其他合成生物学家建立。BioBricks是编码了基本生物学功能的DNA序列。科学家的想法是,最终,每个部件的功能应该像计算机元件那样,用一份规格说明书记载成文。然后,用户可将BioBricks和其它标准遗传单位拼装在一起,实现任何目的。
目前,我们距离这样的精确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通过2005年发起、一年一度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大学生们已在大量使用标准生物部件。他们的成就包括人造血液,一种探测砷的生物传感器,以及能够在培养皿中像“有生命的计算机”那样解开数学难题的细菌。今年,来自全球的120组大学生参加了大赛。
万一出现差错……
任何具有合成生物学威力的技术,必将引起担忧:万一出现差错(无论是意外还是故意滥用),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活动人士呼应了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家首次发现如何在有机体之间转移基因时人们表达的担忧,他们说,合成生物学可能产生超级细菌,给环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们还表示担心:相关技术可能被生物恐怖分子利用,专利保护合成有机体形成不公平垄断,以及对贸易和社会正义造成冲击。
例如,总部设在多伦多的压力团体ETC对其所称的企业利用“极端基因工程”尤其关注。“尽管大多数人还从没听说过合成生物学,但它在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能源和化工企业的推动下,正全速前进,而对于技术将由谁控制,如何(或是否)监管却少有辩论,尽管人为设计的有机体存在严重的安全和保安风险,”ETC压力团体的帕特?穆尼(Pat Mooney)说。
合成生物学是一项典型的“两用”技术——有着广泛而多样的有益用途,但也能被用来从事邪恶与破坏活动。恐怖分子利用BioBricks组装超级病菌的想法令人不安,尽管最近英国议会科技办公室(Parliamentary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报告总结说:“许多英国科学家和防武器扩散专家相信,源自尖端DNA合成技术的恐怖主义风险在美国言过其实。”
向公众解释合成生物学
面对此种担忧——以及有关创造人造生命的准宗教伦理问题——许多合成生物学家正做出巨大努力,向公众解释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与批评者接触。
例如,恩迪教授与ETC集团展开了公开辩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将公众参与列为“合成生物学中心”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凡特博士从一开始就让生物伦理学家参与工作。在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英国皇家工程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该国的各研究理事会(为科学研究提供公共资金)正努力引起公众对这些问题的注意。
与此同时,研究步伐在提速。最近,哈佛大学(Harvard)的生物学家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一种超高速改变细菌基因组的新方法。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科学怪人将不会成为合成生物学家的最好比喻;他们或许更像是打开宝盒的潘多拉——但释放的是希望而非灾难。
藻类提炼生物燃料,酵母菌培养药品
英国皇家工程院近期报告显示,美国在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早期商业化方面引领全球。
合成生物学公司分为两类。一类为研究提供合成基因和试剂。制造合成DNA的公司包括美国的Blue Heron Biotechnology和DNA2.0,以及德国的Geneart。第二类也是更多样的一类,致力于合成生物学的应用——生物燃料是最热门的领域。
由基因组学先驱克莱格?凡特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Synthetic Genomics公司,是该领域的领头羊。该公司正与两家大型石油公司合作:与埃克森合作用藻类生产生物燃料,与英国石油(BP)合作研究有助于从煤层开采天然气的微生物。
其它通过合成生物学开发生物燃料的美国公司,包括LS9、Solazyme、Mascoma和Gevo。Verdezyne和Codexis,致力于化学品生产,同时还对生物燃料有兴趣。Verdezyne在开发新路径,以求生产目前由石化原料制成的产品,Codexis则通过重组微生物的DNA,生产“超级酶”。
Amyris从杰伊?凯斯林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分拆出来,也在研究生物燃料,同时还对药物开发感兴趣。该公司参与再造了酵母菌,以生产抗疟疾药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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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基因水稻“闸门”洞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李虎军 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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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政府已经批准首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投入商业化种植。当中国的转基因水稻“闸门”打开的时候,中国的水稻产量将会获得快速提高。
上月底传出消息:在湖北,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及其同事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已经获得安全证书。这也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市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这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
无论对中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的投资者,还是以水稻为主粮的普通公众而言,这无疑都是一个重磅消息。但农业主管部门并未在第一时间发布此消息,其态度令人玩味。
华中农业大学所获得的是“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转基因抗虫水稻汕优63”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有效期为五年,起始日期均为2009年8月17日。也就是说,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为其颁发安全证书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这个日子。
但两个月多后的10月22日,该办公室才在其主办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中透露了上述信息。这个网站平时极少更新,转基因水稻的信息又与一堆转基因棉花品种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之中,当然很难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直到11月底,媒体才从一些专家那里获知消息。
除了上述两种转基因水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一种转基因植酸酶玉米也同时获得安全证书。该研究所此前已将专利转让给一家名为奥瑞金的中国公司。由于这是一种饲料产品,并非人类食品,争议相对较小,预计将比转基因水稻更先在中国上市。
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价值和风险,各利益相关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
应该说,中国政府是这个世界上最支持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的政府之一。过去这些年,中国政府在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换来了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的一席之地。2008年,中国政府又启动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科技重大专项。这是一个与大飞机研制并列的重大专项,预计到2020年投入将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是中国历史上资金规模最大的农业科技项目。
中国政府启动这一专项的目标非常清晰: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实现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中国数以百亿的投入将打水漂,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梦想也会大打折扣。
那些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也非常渴望将其研究成果产业化,而不是束之高阁。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常常举出早已商业化的转基因抗虫棉为例,说明转基因技术的好处:既可以减少农药使用、又能够收获更多的产量。
首先拿到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张启发教授,甚至与同行提出“绿色超级稻”的设想。其大意是,借助转基因技术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今后可以采用“懒人种植法”,种子撒在地里后,基本不打农药、少施化肥,也不用灌溉。当然,这个目标还比较遥远,目前获得安全证书的这两种转基因水稻,只具备有限的抗虫作用,连基本不打农药都无法做到。
随着反对转基因的浪潮在欧洲兴起,并且由绿色和平这样的国际环保组织带入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在中国公众当中遇到了极大阻力。
很多公众担心转基因水稻等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他们对科学家和政府主管部门也缺乏信任。实际上,绿色和平在2005年曾指控,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汕优63尽管尚未获得安全证书和上市许可,但已经非法流入湖北市场。
一些媒体还质疑转基因科学家是否存在利益关联:转基因作物研究成果一旦实现产业化,科学家可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对心存疑虑的公众来说,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之举太过突然。绿色和平更是在声明中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此次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打通商业化的大门,等于将中国的农业、国民健康与粮食主权三个方面都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
但对张启发和他的很多国内同行来说,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或许来得太晚。笔者曾不止一次听到转基因科学家抱怨,如果不是绿色和平和一些媒体的反对之声,转基因水稻应该早就拿到安全证书了。有的科学家甚至“咬牙切齿”地指斥绿色和平的很多观点缺乏科学依据。
对于转基因技术引起的巨大争议,科学家们也有过一些反思。2009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学术刊物《科学通报》上,张启发及其同事就撰文感叹说,“科学家在进行转基因研究的同时,还要积极加强科普宣传,提高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偏见和疑虑”。
但即使在“科普宣传”方面,科学家们做得也远远不够。更何况,仅仅有“科普宣传”是不够的。
尤其重要的是,主管部门审批和监管转基因作物的过程需要透明,公众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应当得到保证。
不论绿色和平的一些科学数据是否站得住脚,这家国际组织关于农业部应当披露环境和食品安全数据等相关审批信息的主张,实在是合情合理。
如果缺乏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将缺乏市场,商业化之路也只能走向失败。
(注:本文仅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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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吃豆腐
: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 Kimiko Barber 2009-12-22
我教授日式烹饪已经有十年多了,西方人对日本特色食物的反应常常让我感到有趣而困惑。对最平常的一种食材——豆腐,他们的反应最为多样,从强势男性对被阉割的担忧,到豆类爱好者的赞许兼而有之。
煮熟并碾碎的大豆做成的豆浆凝结后便成了豆腐,这种简单的食物理应得到更加公正的宣传报道。据说,最精美的豆腐来自日本古都京都市,因此我前往京都,以更好地了解这种对于日本饮食而言就如同西方的奶酪一样普遍的食物。
豆腐低脂肪、低热量,因而成为肉类的健康替代品。因为其突出的营养价值,豆腐有时被称为“地里长出来的肉”,而且豆腐富含高质量大豆蛋白,氨基酸(使其容易吸收)、亚油酸(有助于胆固醇的新陈代谢)、维生素B1和维生素E的含量也非常均衡。
基本的豆腐制作工艺几百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简单的街边豆腐店是日本的传统风景。然而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习惯于从超市购买工厂批量生产的豆腐,要找到依然使用传统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日本原料——制作豆腐的店铺变得更难了。但在位于京都市中心的旧皇宫——京都御所附近的入山豆腐店(Iriyama Tofu),早起的人们还能看见两大缸北海道产大豆在烧木柴的黏土灶上滋滋冒着热气。入山家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就一直为四邻街坊制作豆腐,现在店铺还在那个老位置,工艺也基本上没有变化。
入山家的第10代豆腐制作传人入山贵之(Takashi Iriyama)一边装豆腐,一边解释保护家族传统有多么重要,要使用直接从地下泵上来的井水,要坚持使用非转基因的日本大豆,用nigari(苦汁,即海盐卤水)作凝结剂,为的是那淡淡的甜味,尽管其效果可能难以预测(特别是在炎热的气候里)。
“用黏土灶煮豆子火力更加微缓,”入山贵之满头银发的老母亲说道。她蹲坐在儿子身边湿石板地上的一张脚凳上,正在称量一堆堆的okara(おから,豆腐渣,或是在豆腐制作过程中豆奶里过滤下来的豆糠)。
她说,入山豆腐店继续沿街叫卖的传统非常重要。就像挨家挨户送奶一样,这几乎成了一种社区服务。入山贵之依旧拉着一架老旧的黑色双轮推车,就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将新鲜的豆腐送给老老少少,不然那些老年人上街买东西可能会很困难。
没有人知道这种大豆做成的食物究竟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尽管“豆腐”这个词最早在1182年的日文史料中有记录,但很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从8世纪到9世纪末之间,日本向中国派出了一系列使团,学习中国丰富的宗教和文化进步。几乎可以肯定,制作豆腐的工艺就是由访日的中国僧人或是回国的日本和尚引入的。
豆腐进入日本前的几个世纪里,在中国一直是穷人的食物。但在日本,首先吃豆腐的却是上层统治阶级和佛教僧人。豆腐一直留在宫殿与寺庙中,为贵族和僧人的佛教素食增加了一种重要的蛋白来源。12世纪晚期,教义严格的禅宗进入日本,随后Shojin Ryori(精進料理,即佛教斋菜)的广泛传播让普通民众也吃上了豆腐。为了推广它们的宗教,许多禅宗寺庙——特别是在京都市和镰仓市——在寺庙院落之内或附近开办了精進料理餐馆。
到了14世纪末,大多数日本人都成了佛教徒,因此自律拒绝吃肉。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人创造出了中国没有的一些豆腐新品种,其中包括koya-dofu(高野豆腐,即脱水冻豆腐)、hiryozu(飛竜頭,关西话)又名ganmodoki(雁擬き,关东话,即油炸豆腐饺子)、abura-age (油揚げ,即油炸豆腐泡)、yaki-dofu (焼き豆腐,即烧豆腐)和kinukoshi-dofu (絹漉し豆腐,绢豆腐,即如同丝绸一般的嫩豆腐)。
现在你依然可以在京都历史悠久的餐馆里吃豆腐。最有名的一家叫Okutan (おく たん,奥丹),1675年开业,最初是一家茶舍,位于京都南禅寺(Nanzenji temple)空旷的院内。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日式料理大多成型于江户时期(Edo period ,1603-1868),当时日本还在闭关锁国。17世纪时,一位中国禅宗僧人隐元隆琦(Ingen Ryuki)创作了一句简短的双关谚语,称赞日本的豆腐,至今仍在流传。这句话同时描述了日本豆腐和好人的优秀品质:
まめで
しかくで
やわらかで
(mame de shikaku de yawaraka de)
每一行都有双重含义。既可以读作:又是豆子做的,又四方,又柔软。也可以读作:又勤勉,又正直,又温柔体贴。(豆子和勤勉同音,四方引申正直,软引申温柔——译者注)这些既是豆腐的特点,也是人值得称赞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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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价差或促中国进口少量玉米 但旱灾影响较小
2009年 2月 12日 星期四 14:41 BJT
*中粮集团预期今年将有少量玉米进口
*中美价差达15美元/吨後,进口或将出现
*中国或提供出口退税,但料难有玉米出口
*旱灾料不会冲击主要玉米产区
记者 牛淑平; 编译 郑及游/李慧君
路透北京2月11日电---中粮集团玉米事业部总经理顾利锋周三表示,如国际玉米价格持续走低,今年中国将进口少量的玉米,但当前旱灾料不致引发大量进口。
顾利锋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影响国内小麦主产区的严重旱灾,料对两个月後的玉米作物播种没有影响,因玉米主要产区在冬雪过後较为潮湿。
中国去年开始对其出口进行限制,因担忧全球价格高涨将危及其自身供应和储备。
但去年创纪录丰收後,中国粮食其实已十分充足,政府趁势收购玉米,以确保农民收入并增加储备。按照计划,中国政府将于4月底前收储3,000万吨玉米,约为去年产量的18%。
顾利锋表示,“今年或将出现少量玉米进口,主要由于目前价格较低。”
但他未对今年进口量进行预测。2008年玉米进口量为49,173吨,主要来自老挝和缅甸的边境贸易。
顾利锋还说,“如果美国玉米价格继续下跌,再加上运费价格低廉,将会出现集装箱装运进口,而用大船的进口很难。”
事实上,政府或许还在考虑对一些粮食实行出口退税,来帮助消化国内库存,但顾利锋表示,鉴于此次大面积旱情,政府还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也不会大规模出口玉米。
中国去年仍是玉米净出口国,尽管政府在去年上半年限制玉米出口,以阻止海外价格相对走高,吸引中国卖家大规模出口,威胁到国内供应。
**中美价差**
中国政府向农民收购玉米的价格为1,500元人民币/吨,保持国内玉米现货价格远高于美国价格。芝加哥期货交易所3月玉米期货报374-?美分/蒲式耳,或约147.54美元/吨。
顾利锋表示,由于从玉米最大出口国--美国进口玉米所产生的运费成本,意味着从美国买进玉米的机会还没成熟,即便国内在去年已初现苗头。
他并称,“当价差超过100元/吨时,我认为企业会考虑进口,一些企业已收到进口配额。”
但顾利锋说,中国玉米供应充裕,买家或许不会冒险大量进口。
另外美国也很难向中国出口玉米,因为中国对转基因生物(GMOs)有所控制。去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玉米仅为4,871吨。
根据中国入世协议,中国每年720万吨进口配额中的40%或288万吨将会发放给民营企业。一些企业已经获得2009年的配额,但尚不清楚民营行业的配额是否已经全部发放。
饲料加工企业官员表示,总配额细分给许多申请企业,这意味着每个企业只能获得几千吨的配额,这对任何想用大船进货的企业来说,都是一道路障。
顾利锋表示,尽管中国已经发放2009年度50万吨的出口配额,但中粮集团目前仅向台湾出口几千吨,用于补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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