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2-19）
美国认钱不认人 中国失财又丢人
中美俄三角关係 俄罗斯左右逢源
中美人民币汇率大战一触即发
拓人民币离岸市场为升值挡驾
美国准备对人民币施压
华尔街日报：促人民币升值 美国态度趋强硬
分析：中美关系面临新考验
支持者日稀 扁办「没钱就关门」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
中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外资在华“望楼兴叹”
教改「问计于民」 春节后最后谘询
无用的“中产阶级”概念
龙吟虎啸：「伟大领袖」这样过生日
龙吟大地：北京还是不提民主反腐
何必害怕红色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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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认钱不认人 中国失财又丢人
太阳报
新春期间，史上最庞大的中国赴美旅行团一行逾千人浩浩荡荡杀入纽约，受到贵宾式的接待。而中国豪客也在这个大都会豪掷六百万美元，让美国人大开眼界。美国人高抬中国人，完全是看在钞票份上。中国人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以为成为座上宾。
据媒体报道，全美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为讨好这批来自中国的财神爷，不但史无前例地举行了舞狮表演，更在商场为他们闢出专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部分收银员甚至还临时学了几句蹩脚的中文「你好」、「谢谢」。更令人侧目的是，纽约着名地标性建筑帝国大厦竟为中国客人开放两小时专场参观，期间谢绝其他游客。为了让中国豪客掏空荷包，美国人可谓花尽心思。
事实上，这一幕犹如中美关係的折射。去年奥巴马上台后为刺激经济大发国债，为了让中国购买，美国政要们鱼贯访华。从国务卿、财政部长到众议院议长、美国总统，重量级人物一年之内都到北京转了一圈，这在中美关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美方对华甜言蜜语，从同舟共济到战略保证，胡萝卜一根接一根。奥巴马甚至放低身段，引用中国人熟悉的孔子名言来比喻中美关係的重要性，并承诺会尽最大努力推进双边关係。
笑脸相迎 甜蜜陷阱
美国政要的这套行销术，与美国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行销术是何其相似。不过，美国政要目的是诱骗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金融海啸埋单；而美国旅游业则希望中国游客掏空荷包，钱留美国。
美国政府诱骗中国购买大量美国国债之后，不到一年便迅速变脸，先后在对台军售、网络自由、西藏问题、人民币汇率方面对中国重拳出击，招招指向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这种过河拆桥的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但中国对美国如此轻信，掉入美国的甜蜜陷阱，又能怪谁呢？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赴美旅游团，虽然现在各处都是笑脸相迎，专场服务，但这种场面又能维持多久呢？即将上映的荷里活大片《赤色黎明》，大肆渲染中国解放军以「修补美国经济」及「我们是来帮忙」的名义入侵美国，并在美国广设「配给证发放中心」，实施日常用品配给制度。电影中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及中国装甲车在美国街头四处巡逻，到处贴有政治宣传海报。象徵解放军的「八一」军徽，亦被印在类似纳粹的长条旗上。
更为耸人听闻的是，电影还充斥「杀死中国人」等煽动性对白。在这种仇华排华的宣传下，或许过不了多久，美国纽约目前欢迎中国人的口号，很快就变成「杀死中国人」；敲锣打鼓的美国人，也变成持刀端枪的美国人。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被美国屡屡欺骗的中国人，为何不能从美国人布下的迷魂阵中醒过来呢？
中美俄三角关係 俄罗斯左右逢源
东方日报
本文重点
* 前有强敌 后有恶邻
围绕着中美关係的转变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发展，中美俄三角关係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来美俄为主要矛盾方，中国两头渔利，现在变成中美成为主要矛盾方，俄罗斯左右逢源。这种战略格局的演变，对中国相当不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俄关係一直不和，美国指摘普京以民主为名，行独裁为实。为了抑制俄罗斯的重新崛起，美国一边开展颜色革命，与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先后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得手；另一方面频频策动北约东扩，并将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到俄罗斯的家门口。而俄罗斯也频频反击，北京奥运会期间曾建议中国，双方一起抛售美国两房债券，并对美国支持的格鲁吉亚大打出手。
此时中国一方面韬光养晦，通过购买美国国债，配合美国反恐战略，与对方保持相对亲密的关係；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係，引进俄罗斯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说，中国在美俄对峙中两边讨好，获得相当的战略迴旋空间。
但今年以来，中美双方成为主要的矛盾方，尤其是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放弃与中国共进退的立场，站到美国一边，表态支持美国制裁伊朗。而且俄罗斯还以技术原因为由，推迟向伊朗出售先进防空导弹，极力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俄罗斯抽身一退，使中国面临直接与美国对峙的尴尬局面，而且中美双方亦围绕对台军售、西藏、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进行激烈交锋。
前有强敌 后有恶邻
中美俄大三角关係之所以发生微妙变化，主要是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调整，以及中俄实力的此消彼长。金融海啸之后，美国与俄罗斯都受到重创，而且俄罗斯至今尚未从当年苏联解体、寡头作乱之中恢复过来，但中国在金融海啸之后迅速恢复，无论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都有长足的进步。
在美国眼中，俄罗斯有如熊入陷阱，虽有杀伤力，但难以在短期内挑战美国霸权。而中国宛如飞龙在天，已成为美国霸权最大和最直接的挑战者，联俄遏华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轴。因此，从去年以来，美国便与俄罗斯眉来眼去，放弃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俄罗斯也投桃报李，在伊核问题上极其配合。
在新的三角关係中，中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面对美国直接挤压，背后俄罗斯又三心两意，不时放冷枪暗箭。另外，美国利用美印华小三角，俄罗斯也用俄印华小三角关係，共同扶植印度，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在前有强敌、后有恶邻、旁无盟友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将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
在这种外交困局中，中国再靠过去的韬光养晦已无出路，惟有利用太极推手，四両拨千斤，将美国的重压卸于无形，而目前伊核问题便是很关键的着力点。
太阳报：中美人民币汇率大战一触即发
美国推出七千亿美元刺激经济方桉刚满一周年，总统奥巴马努力为救市措施辩护，认为已成功阻止经济萧条。不过，美国民众未必感同身受，目前失业率接近百分之十，前景不乐观，根据联储局的最新预测，失业率在明年也不会显着回落。奥巴马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失业问题，矛头则明显指向中国。他早前提出未来要增加出口以创造职位，又批评人民币被低估，抢走美国人的饭碗。
在这个背景下，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愈见强烈，最新的预测是下月会一次过升值百分之五，相比去年底，分析员估计全年渐进升值百分之三至五，又向前走了一大步。其中较为瞩目的是来自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的一席话，这位「发明」金砖四国的专家，言之凿凿指升值随时发生，而摩根士丹利全球汇市研究的前主管，昨天亦加入「催升」行列，大有煽风点火的味道。
目前的情况与二○○五年七月人民币汇制改革前出奇地相似。当时很多意见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防止经济过热、纾缓通胀压力，以及改善贸易不平衡等，结果事与愿违。汇制改革让人民币一次过升值，之后则维持渐进升值，但经济照样过热，通胀快速升温，外贸出口依然强劲，热钱继续涌入，外汇储备屡创新高。姑勿论是专家出错，抑或内地情况太特殊，中国都不会再接受这一套，不会贸然让人民币升值。
说来讽刺，在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措施，目的是为了保增长、保就业，因为一旦无法保持百分之八的增长，便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后果将非常严重。现在，美国也面对相同情况，同样迫切需要创造大量职位，而且亦想走出口带动增长的道路。换言之，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过去的关係更多是互补，将来则更多是互相竞争、各不相让。
中国在金融海啸后再度把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就是要稳住出口，不会那麽快便以升值来为经济降温，万一拖累出口，保增长、保就业岂不是前功尽废？再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事先张扬要大力施压，又表明要严肃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以「礼尚往来」的习惯，中国更加不可能屈服在外国压力底下。美国愈是打升值牌，中国便愈是企硬。
事实上，奥巴马应该很清楚，就算人民币升值，不见得就能令美国对华出口大幅增加，但为了挽救民望，只好孤注一掷，而且对选民来说，打人民币主意亦容易深入民心。美国财政部稍后便向国会提交报告，会否打破多年来的惯例，直接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藉此施加更大压力呢？可能性不能抹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的争拗肯定愈演愈烈，针对人民币汇率的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东方日报：拓人民币离岸市场为升值挡驾
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愈来愈强烈，最新的预测是极有可能在下月便一次过升值百分之五，相比去年底，分析员估计全年才渐进升值百分之三至五，明显向前走了一大步。其实，无论是内地或海外，皆有意见认为人民币应该一次过升值，但论瞩目程度，必定是来自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的一席话，这位「发明」金砖四国的专家，上星期言之凿凿指升值随时会发生，顿时成为一股潮流，摩根士丹利全球汇市研究的前主管，昨天亦加入这个「催升」行列。
他们够胆说人民币即将一次过升值，背后不可能没有理据，顺手拿来也有一大堆。例如，内地经济在上季增长超过百分之十，通胀抬头只是时间问题，为了应对经济过热，让人民币升值是快捷和直接的调控手段。其实，渴望人民币尽快升值的并非中国，而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的刺激经济措施刚满一周年，失业情况依然严峻，他早已打出「出口牌」，期望出口倍增，以此创造就业，故今年将会严肃处理中国的汇率问题。所以分析员只是跟着市场趋势走，难听一点就是趋炎附势，押注美国对中国施压。
理论上，货币升值的确是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但现实似乎作用有限。远的不用说，中国在二○○五年七月进行汇制改革，让人民币一次过升值，之后一段长时间则维持渐进升值，但经济照样过热，通胀快速升温，外贸出口保持强劲，热钱继续大举涌入，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结果与预期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姑勿论是否货币理论有缺陷，抑或内地情况过于特殊，相信中国都不会再接受这一套，贸然让人民币升值。
事实上，无论是一次过或渐进升值，均是利害参半。如果是渐进升值，市场的升值预期挥之不去，必定吸引更多热钱涌入；如果是一次过升值，必须升得够狠，像一些研究指人民币被低估百分之二十五，恐怕升多多也未够。很明显，以升值来为经济降温并非内地的首选，再加上美国事先张扬要大力施压，中国更加不可能屈服在压力底下。
不过，就算人民币真的能够顶住，汇率分毫未动，还是要想办法化解来自境内外的压力，拓展香港这个人民币离岸市场，是一箭双鵰的方法，既可构建一套维持人民币汇率合理稳定的机制，又可为热钱找个缓冲区。道理很简单，要保持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便要先保持货币供求平衡，由于内地并未全面开放资本帐，恐怕暂时很难做得到。相反，香港是个自由市场，人民币业务已具一定规模，跨境贸易结算已经启动，而人民币企业融资亦准备就绪，只要中央肯放水及放权，相信不难发展离岸交易，为人民币汇率试水温。
此外，热钱对人民币资产趋之若鹜，不外乎是对升值有无限憧憬，只要能够提供同样的好处，在甚麽地方交易分别并不大。换言之，如果香港能提供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投资工具，例如债券、股票及商品，便毋须千方百计把资金运入内地，变相纾缓了内地堵截违规资金的压力。归根究柢，人民币是否升值，考虑因素非常多，而纾缓升值压力的方法则肯定是有备无患，而且特区政府必定义不容辞，甘愿做抗衡升值的挡箭牌。
美国准备对人民币施压
华尔街日报
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政治紧张关系势将添加一项更为明显的经济成分。由于美国官员认为人民币估值偏低，预计未来几个月，华盛顿将就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
最近几周，这两个全球性大国因多个问题而成对峙之势：华盛顿宣布向北京宣称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出售64亿美元的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于周四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谷歌公司(Google Inc.)遭受到被广泛认为源自于中国的网络袭击。两国在是否因伊朗核计划而对其进行制裁一事上也意见不一。
然而中国的汇率逐渐成为美国官员关心的头号问题。奥巴马和其他政府官员称中国人民币的估值偏低，人为压低了中国出口产品以外币计算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对华贸易出现大额逆差，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也是在经济层面上，美国官员已经注意到，美国的跨国企业日益担心，中国的保护主义趋势正在增强。多年来，这些公司一直是中美双边关系的稳定器。
一名白宫官员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采取措施以帮助平衡全球贸易。他说，如果北京未能采取措施，将给美国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其做出回应。
前克林顿政府官员、现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负责人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美国的失业率达10%，而中国却凭借低估的货币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其政治解决之道非常棘手。
美中两国官员和分析师均表示，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两国在朝鲜及核不扩散等问题上的共同战略利益，有可能确保两国在总体上保持合作关系。
但最近这种合作却在经受考验。就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政界与商界之时，美国失业率继续居高不下，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却迈上了新台阶，美国方面的抱怨之声也随之越来越强。
奥巴马本月与参议院民主党人会面时曾誓言，在汇率等涉及贸易规则的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以确保美国商品不会处于竞争劣势。美国称其2009 年对华贸易逆差共计2,268.3亿美元，与2006至2008年的年度贸易逆差相比有所减少，但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去年九月，美国贸易代表科克(Ron Kirk)宣布对某些中国生产的输美轮胎加征关税，以应对中国对美轮胎出口量的大幅增长。下一个重大的考验将发生在今年四月，届时美国将根据1988年通过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决定是否将中国确定为货币操纵国。
就其本身而言，此举不会导致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但这是一种很少采用的措施，自1994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因而如果采取这一措施，可能会激怒北京，并使美国国会有新的理由敦促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称，尚未就此事做出任何决定。
美国部分议员也在研究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措施。代表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的发言人科泽尼(Jill Kozeny)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格拉斯利将评估国会可以采取的行动。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迪(Nicholas Lardy)认为，当前人民币兑各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大约被低估了25%，可能高达30%。
经过多年在事实上将人民币盯住美元后，中国于2005年7月开始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渐进升值。从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 21%；2008年7月，全球经济危机削弱中国出口需求，引发了中国也将出现经济放缓的担忧，北京因此停止了人民币的升值步伐。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因担心靠刺激政策推动的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燃起对通胀的担忧，所以北京可能愿意再次部分地放开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如果走强，将降低中国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增强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力，从而对物价施加下行压力。人民币走强还有可能影响出口，使经济增长放缓。
北京方面将需要权衡预防经济过热的好处与经济过度降温的风险。考虑到人民币走强对中国出口与就业的潜在影响，如果调整汇率，基本上可以肯定将是渐进的。其他国家对中国施加过大压力，可能使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更加固执己见，因为北京认为，汇率问题属于内政。
北京工商大学(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季铸说：我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在4月份以前调整人民币汇率，不管美国是否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季铸表示，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持稳定。他说：中国需要保持贸易顺差和出口的持续增长，以此来推动创造就业。
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一直在向奥巴马政府抱怨去年年底北京出台的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将为数十亿美元的政府采购市场列出一个优先供应商的名单，并给那些被认为产品包含了足够自主创新成份的企业施以优惠待遇。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担心，这套规则可能使它们在中国企业面前处于劣势，并迫使它们把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
包括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和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在内的19家美国贸易团体在1月下旬联名致信奥巴马内阁成员，称中国的上述计划可能会让很多美国公司无法进入一个对它们未来成长及能否在国内创造就业至关重要的市场。信件敦促美国官员将这一议题列为一个“战略重点”。
华尔街日报：促人民币升值 美国态度趋强硬
（中央社台北18日电）「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Journal）今天报导，在中国与美国日益升高的政治紧张情势中，经济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华府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就币值过低的人民币进一步向中国施压。
美国总统欧巴马预定今天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会面。鉴于北京当局视达赖为西藏独立的推手，欧巴马此举势必引起中国与美国对抗。美国国务院昨天表示，国务卿希拉蕊．克林顿（HillaryClinton）今天也将会晤达赖。
美国上月宣布出售64亿美元武器给台湾，让中国极度不快。谷歌（Google Inc.）遭遇可能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也使中美两国为此争执不休。双方对是否就伊朗推动核子计画祭出制裁手段，意见也相左。
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USS Nimitz）昨天顺利停靠香港，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凸显美中两国的合作关系，但是双方在若干方面的关系却日趋紧张。
对美国官员来说，人民币汇率是当前最受关切的问题。欧巴马与美国官员认为，人民币受到低估，使中国出口品价格相对低廉，造成美国对中国贸易的庞大逆差，而这意味美国人的工作机会遭到剥夺。
美国官员也注意到，以往在双边关系扮演安定角色的美国跨国企业，也开始在口头上对中国日益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表示关切。
一名白宫官员说：「我们期待看见中国有所作为」，协助重新平衡全球贸易流动，如果中国毫无动静，「美国采取行动的压力会不断增加」。
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研究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李侃如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中国却利用遭低估的人民币积聚钜额贸易顺差，这笔政治帐要算清楚，可难了。」（译者：中央社郑竹雅）990218
分析：中美关系面临新考验
BBC 中文网:
达赖喇嘛
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无疑会使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
尽管受到中国的警告和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星期四（18日）在白宫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但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中国，奥巴马决定低调处理与达赖喇嘛的会面。
因此，他把与达赖喇嘛的会面安排在白宫的地图室，而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白宫椭圆办公室内举行。
奥巴马这样做是希望向北京表明，他此次与达赖喇嘛的会面是把达赖喇嘛作为一名宗教领袖，而非政治领袖。
然而，奥巴马与达赖喇嘛的会面都将会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方面警告说，奥巴马与达赖喇嘛的会面将会损害中美关系。
但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吉布斯表示，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足以抵御双方之间分歧。
达赖喇嘛的特使甲日洛迪说，达赖喇嘛能够与奥巴马会面本身是很重要的。
他还说，达赖喇嘛将请求奥巴马“帮助找到一个对藏人和汉人都有利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
争执不断
最近，中美两国就贸易争执、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台军售以及谷歌事件等一系列问题变得关系持续紧张。
而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无疑会使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但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不至于上升为直接的冲突。白宫预期两国关系受到影响有限。
然而，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有可能给奥巴马在处理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争取中国的支持带来影响，比如在制裁伊朗、朝鲜核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方面等。
国内压力
与此同时，奥巴马决心会见达赖喇嘛也是想试图向美国公众表明，对待日益强硬的北京他不会退让。
因为，此前美国国内有批评声音认为，他对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太软弱。
为了取得一些平衡，同时也为了不太孤立北京，奥巴马去年已经推迟了一次与达赖喇嘛的会面。
这当然招致了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以及人权团体的不满和批评。
他们指责奥巴马以放弃促进中国民主改革为代价而把精力集中到全球议题上。
不满人民币汇率低 美拟再向中国施压
【明报专讯】中美风波不绝，有消息称美方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国将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两国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在外部压力下调整汇率的可能性低，4月份以前调整更不可能。
专家：4月前不会调整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指出，除两岸及西藏问题外，人民币汇率亦逐渐成为美国官员近期关心的头号问题。有白宫官员更表示，今年4月，美国将可能根据《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决定是否将中国确定为货币操纵国，使国会有新理由在人民币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然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季铸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因此在4月前调整人民币汇率，因为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持经济稳定，推动就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魏尚进也表示，中国因外部压力进行汇率改革的可能性不大，反而更可能从自身需求去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幅。
支持者日稀 扁办「没钱就关门」
据中通社18日消息：春节期间，在台北看守所度过第二个农曆新年的陈水扁，饱尝人情冷暖，看守所外的死忠扁迷越来越少，陈水扁办公室也斗志消沉。扁办主任刘导坦言，一旦陈水扁被终止发放卸任礼遇金，「没钱就关门」；扁办要角、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王时思也打定主意，在「国务机要费」桉二审宣判后，将请辞离开扁办。
员工精简 扁办仅剩4人
据台湾传媒18日报道，扁办已做好准备，立法院若修法取消陈水扁的礼遇金，将吹起「熄灯号」，成为第一个宣告关门的卸任「总统」办公室。扁办专职人员目前已精简成4位，凯达格兰基金会专职人员只剩2位，王时思去年11月也自愿从全职改为兼职，减轻扁办的财务负担。
针对陈水扁的贪污渎职，立法院已初审通过「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修正草桉，规定卸任元首一审判决有罪即停止礼遇，若无罪定谳则可回复礼遇；国民党立院党团前书记长吕学樟表示，将力促本桉成为春节后新会期的优先审议法桉。
扁办秘书称已无扁系
陈水扁因贪污洗钱被判无期徒刑，在台北看守所羁押一年多，除了家人和扁办人员不时探视之外，早已「门前冷落车马稀」。扁办秘书江志铭直言，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扁系」了。
王时思感慨表示，扁桉让她看到「政治黑暗面」，大家对扁桉的态度让她很震撼，除了少数人，其他几乎都是以政治前途、利害关係决定对扁态度。
她坦言，二审是事实审，三审是法律审，当扁桉进入三审后，她能帮的忙也有限；二审预计3、4月宣判，也是她要正式离开扁办的时候，这是她最后能帮阿扁做的事。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组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应对国内经济的大幅下滑。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确使得国内经济出现了迅速的反弹，但在同时也滋生出诸多的隐患，如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的风险，以及经济复苏“重量轻质”的担忧。
公共财政应成为二次改革
先行目标
其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公务员群体等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部分官员的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特权财政，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1990年代好得多。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去。为什么？很明显，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本来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与中国一个机会来克服既得利益，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得到一个新机会。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危机的机会来巩固他们本身的利益。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改革则失去了一次机会。
国内的非税收入在持续高涨，企业税负也有所恶化，目前财政“增支”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也会被“增收”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丧失其政策本意。“增收增支”无非是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经政府部门之手变成了消费、投资。政府部门征收、分配和转移更多的财政收入，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的风险和财政资源的浪费，更会成为在经济低迷期中政府“扩权”的工具。
政府依靠财政增收持续扩权的现象已成为近年的一个趋势。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以 1995年为起点，截至200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了6倍左右！这就无怪乎目前国内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要远低于美国，甚至俄罗斯、巴西等国了。在此过程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得以明显加强。
由此可见，虽然会在短期内，“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复苏，但却会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出现倒退。
一般来讲，税收体制（尤其是累进制的所得税体系）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繁荣和衰退萧条做出自动反应，从而达到自动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其中的原理在于，经济过度繁荣、通货膨胀时，由于税基扩大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扩大，税收收入的增加将超过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抑制需求的效果。反之，当经济萧条时，税基减少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减少，就会使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超过国民经济下降的幅度，则会抵消一部分因居民收入导致的需求减少的消极效果。
观察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财政状况，正是遵从以上的逻辑。在“被动”的财政收入萎缩之外，“主动”的大规模减税也是成熟经济体在面对经济下行时，挽救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2008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便公布了总额高达400亿港元、惠及全港市民的减税和补助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美国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约1000亿和275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普惠美国民众。可以想见，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经济体的民众和企业都要受益于税负的减轻，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胀周期，还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期，都未见政府出台普惠的、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显然，中国的税负较重，与民间消费低迷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因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应体现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大规模减税。对中国政府来说， “减收”比“增支”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能够减轻企业和民众本已沉重的税收负担，由此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还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型，以及国内的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向“公共财政”转变。
抽水式的财政分肥走到尽头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30多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着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纵向上看，中国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几乎都在这三根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随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深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国有企业。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政府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 “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2009年年底以来房地产调控的本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2009年地方性群体事件频出正是县乡经济颓败土壤上恶之花。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
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体系内对要素资源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财富再分配考验财政变革
地方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引擎。中国2009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热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在其背后，浮现出的是困扰中国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政府体系。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30多年的脆弱平衡。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土地是各级政府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政府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政府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很明显，中央高层是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在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要把调结构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然而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3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
留心观察不难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收效甚微，中国经济深深地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无法乐观。 (本文来源：南风窗：袁剑)胡彦
中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十多年前既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试图向养老社会化转变，但是遇到种种挑战。
在北京和平街老年活动中心，老人们健身、打球、跳舞、唱歌，还练习京剧和评剧。
60岁的周樱在这里练京剧有两年多了。她说：“京剧呀，这不咱们的国粹吗？我们老年生活，第一件事儿就是京剧。京剧比什么事儿都大。”
周樱几乎天天和老年伙伴们聚在一起唱戏，而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建立为她们提供了场所。
这样的活动中心在中国日益增多，显示政府对养老社会化越来越重视了。与此同时，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开始改变。
*每年增加八九百万老年人口*
中国是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当时60岁以上的老人开始占到全国人口的10%。2009年，老年人口上升到1.67亿，占总人口的12.5%。
张楠
“众益华龄”主任王宵燕
非政府组织“众益华龄”的负责人王宵燕说，今后老年人的比例还会迅速攀升。
她说，中国老龄人口将以每年8到9百万的速度增长。估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的17%。到2050年，差不多每四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位60岁以上老人。
*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面对迅速增长的老龄人口，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显得难以为继。分析人士说，主要原因是，中国在经济尚未发达起来的时候就提前进入老龄社会了。“未富先老”意味着社会能够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准备不足。
其次，实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所谓“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可能要赡养父母二人以及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四人。这种倒金字塔结构给独生子女带来难以承受之重。
再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如农民外出打工和大学毕业生去外地发展，造成了大量的无子女照顾的“空巢老人”。
王宵燕说，“空巢老人”有大约八千万人，占老龄人口的50%。尽管总体来说中国人是尊重老人的，但是孝道意识下降、家庭养老减少也是事实。
*养老渐趋社会化*
新形势下，中国一方面继续鼓励家庭养老，一方面着手发展社会养老事业，出现了新兴的“养老产业”。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民政部官员王振耀表示，未来养老的发展应该是，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逐渐走向社会化，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由政府承担是大趋势。
*外商与私营投资受到鼓励*
但是，养老机构严重滞后。截至2008年底，中国有各种老年福利机构37800多个，养老床位245万张，仅占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1.5%。光明日报说，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到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2%到3%的水平。
非政府组织“众益华龄”的主任王宵燕说，从供需关系看，中国养老床位的缺口达550万之多，政府现在鼓励私营部门和外国人在这方面投资。
她说，比如在养老院，每一个床位政府每个月补助100到200元钱。对于外国人投资养老产业，政府也持鼓励态度。她说，过去，政府都是自己直接提供服务，现在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鼓励私营部门去做。
*北京发放‘养老券’*
在北京，老年服务发展迅速。现在，对65岁以上老人坐公交车、逛公园实行免费制度。从去年开始，还实行了“养老券”制度，给8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价值100元到200多元不等的“养老券”。
张楠
周樱(前)唱京剧
用“养老券”，他们不仅可以购买饭菜，还可以支付理发、修脚、打扫卫生等服务。
北京市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90%的老年人家庭养老，6%的老年人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机构养老。
*社会养老观念尚未普及*
对于养老院，人们看法不一。过去，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是件很丢人的事儿，子女会背上“不孝顺”的骂名。现在，很多家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北京和平街老人活动中心，周樱告诉我们：“我挺愿意的， 不给女儿找麻烦。 我就一个宝贝女儿，她工作特别忙。我身体还好的，不给她找麻烦。如果到我真地不能自理了，我非常愿意上养老院。”
张楠
肖家华(左)打台球
三代同堂的74岁老人肖家华却说：“现在不是提倡家庭养老吗？互相照顾呗，儿子上班，我们给做做饭，对不对呀？ 现在咱们国家还是家庭养老为主、外边养老为辅。也可以住养老院，从我们本身来说，不愿意去。”
*专家呼吁调整人口战略*
最新调查显示，“子女无力照料”是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最主要原因。
鉴于“少子化”和“老龄化”日益加剧，一些专家提议调整人口战略。着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呼吁，把计划生育政策改为“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外资在华“望楼兴叹”
华尔街一些房地产投资巨头经历惨痛后，正在掂量它们在中国的下一步行动。而就在此时，中国国内投资者已经在填补他们让出的空间，筹集资金抢购各种豪宅。
最新的证据是，上海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周同意向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旗下主投房地产的投资公司支付3.28亿美元，以换取豪华住宅区上海花园广场(Shanghai Garden Plaza)的100%权益。
据房地产经纪商世邦魏理仕(CB Richard Ellis)的数据，在中国去年除土地转让交易外金额超过1亿元（合1,460万美元）的房地产交易中，83%的买方为国内投资者，其中既有上市开发商、私募基金，也有富裕的个人投资者。而在2005年，这类交易80%的买方为外资。
出手阔绰的国内房地产投资者正在从本国银行举借债务，从中国越来越多的本地投资者处吸引投资，并通过他们的人脉网络迅速参与到土地交易中。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往往较低，参与交易需要获得审批，资金的挪进挪出也需要通过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关口。
普衡律师事务所(Paul Hastings, Janofsky & Walker LLP)驻北京的合伙人罗斯坦(Joel Rothstein)说，房地产是一个被高度限制和监管的行业，而且中国政府近年来正日益加大外国投资者在华从事房地产交易的难度。他说，如果你想进入一线城市，你就得和可以获得银行融资、并且不需要走外商投资审批手续的国内投资者竞争，祝你好运吧。
与其他因素一起，新一轮竞争已经让中国房地产市场一派火热，一些专家警告说，这是一种新的泡沫。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上海的中国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称，过去一年，全国地价上涨了106%。
过去一年，外资很大程度上是在场外观望，部分原因是它们在国内经受挫折后需要弥合伤口。它们还遭遇了市场的剧烈波动。几年前，地价大幅下跌，而现在由于受到政府刺激的支撑，地价又在强劲反弹。
重要高管的离职，给一些外资房地产巨头带来了沉重打击。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旗下地产投资公司Citi Property Investors和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都在公司重组过程中失去了它们的高级管理人员。去年美林公司将其26.5亿美元亚洲房地产机会基金的管理权招标出售，花旗集团现在正在出售旗下的全球房地产投资子公司。
其他手持现金、希望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抄底的投资者却从来没有等到机会，因为北京大规模的银行贷款在金融危机期间给楼市价格托了底，充沛的资金供应也使得国内买家得以迅速出手收购这些资产。
一个颇有影响的资产出售行动是，曾引领中国地产私募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去年8月份以3.6亿美元的价格将其位于上海的52层写字楼出售给了北京商业地产开发商SOHO中国(SOHO China Ltd.)。摩根士丹利说它从这桩交易中赚了钱，但SOHO的获利或许更为丰厚。它将这幢楼约三分之一的楼面作为商住两用房转手卖给了国内公司和投资者，利用它自己的本土化销售网络进行销售，目标是来自台湾和上海邻省的商人。
竞争也将越来越多地来自汉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arvest Capital Partners Ltd.)这样的投资者。汉威资本是一家由国有企业华润集团(China Resources Group.)控股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它正打算从外国人手中为其两只中国零售地产基金筹资8亿美元。它还标榜与中国的顶级交易撮合者有良好关系。
汉威资本副董事长兼华润集团副总裁蒋伟说：过去一年的情况说明，拥有本土专长和支持是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国内投资者也在筹集国内资金去参与竞争。和高盛做前述交易的复地集团，去年从大陆富裕个人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5.5亿元，组成一只基金和复地旗下的开发项目一起投资。这只基金在二线城市成都和南京最近两个住宅项目中已经投下所筹集资金的40%以上。高盛一位发言人拒绝就前述上海的交易置评。
另一个竞争来源是中国的保险行业。2008年中国在立法上做了调整，为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松了绑。中国最大保险公司之一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一家信托公司，和两家大型开发商在新项目上展开合作。未来三年中，它将向中国房地产市场投入250亿元。作为该公司首批进行的一桩交易，平安的信托公司去年与国内上市企业金地集团合作，向上海的一个开发项目投资了16亿元。
随着国内投资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海外地产基金正在另僻蹊径，以图在中国这一世界最具长远前景的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那些谋求在华再获增长的外资或许可以采用的一种业务模式正被总部位于上海的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普凯投资基金(Prax Capital Management Co.)所尝试。去年，普凯投资成为第一批获准组建人民币基金的外资公司之一。普凯投资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教改「问计于民」 春节后最后谘询
【明报专讯】事关中国未来十年教育发展与改革方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农曆年后将再次面向社会广泛谘询。据悉这将是《纲要》最后一次向社会公开徵求意见。
上一次向社会徵询意见是2009年1月初到2月底，是在《纲要》文本起草之前，被称为「问需于民」。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工作小组办公室共收到电子邮件、信件 14,000多封，网民透过教育部门户网站留言11,000多条；各界人士在社会网站、大学校园网上留言210多万条。
延至3月公开透明
农曆年过后，将启动第二轮向社会公开谘询，据悉整个过程将延续到3月下旬。相对于上一波「问需于民」，今次的谘询被定义为「问计于民」。 教育部长袁贵仁日前表示，会将公众意见吸收进文本后，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讨论。
此份《纲要》从起草之初即坚持公开透明，受到舆论普遍好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关于中国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讨论也为进一步改善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试验平台。」浙江《钱江晚报》刊文指出：「公开讨论或利益博弈，本身就是一次有效的公民教育」。
自2008年8月底《纲要》开始起草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总理温家宝亲任领导小组组长，据透露，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曾亲自过问并作出批示。仅今年1月11日至2月6日，温总就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了5次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迄今为止，有关方面已就《纲要》内容徵询了数百名中外专家的意见，包括港澳台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举行了上千次座谈会。文本已修改了十馀稿。
打造人力资源强国
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如此重视《纲要》，一是由于教育本身的重要性，温总在谈到《纲要》时就说过，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二是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是内地备受关注也饱受诟病的领域。以去年全国「两会」为例，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共立桉5035件，其中涉及教育的657件，居首位。而第三点，也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正在努力使教育的发展适应国家的崛起，使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一个人力资源大国转变，并最终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
锺鸣九
网友票选央视春晚“最烂”，赵本山当最烂王
近日，某网站发起央视春晚“最烂节目”评选活动，截止昨日13时，在短短的20多小时里，投票人数超过13万，网友跟帖600多条。投票结果显示，赵本山小品《捐助》，获得6万多票，占总票数的47%，成“春晚最烂节目”第一名。
赵本山小品《捐助》成“春晚（更多相关内容）最烂节目”。
汉网-长江日报2月18日报道 师傅，您这“小品王”咋变“最烂王”了？
徒弟啊，咱们去三亚晒晒太阳、找找灵感吧。
近日，某网站发起央视春晚“最烂节目”评选活动，截止昨日13时，在短短的20多小时里，投票人数超过13万，网友跟帖600多条。投票结果显示，赵本山小品《捐助》，获得6万多票，占总票数的47%，成“春晚最烂节目”第一名。
从调查中可以看到，今年春晚“最烂节目”前三甲都被语言类节目占据，赵本山小品捐助获得6万多票名列第一，而郭达蔡明演绎的小品《家有毕业生》获得1万多票名列第二，冯巩的小品《不能让他走》获7千多票，列第三。
赵本山“最烂”，因广告植入过多？
在 13万的网友投票中，6万多位网友把票投给了赵本山的小品《捐助》，占总票数的47%，毋庸置疑拔得头筹。赵本山小品之所以不获好评，植入广告过多应该是其主因。在赵本山小品中，共植入了两个品牌，其中一个互联网品牌被提及12次之多，而另一个白酒品牌也被生硬地强加其中。
来自东莞的网友“醉眼看人生”在跟帖中写道：“看《捐助》就像在吃一碗杂碎面，味道本来还算不错，可是吃着吃着，却发现里面多了两个绿头苍蝇——植入广告。”这种观点大概极具代表性。
但也有网友认为赵本山小品并不算“最烂”。内蒙古网友“nmwlx”在跟帖中称：“本山大叔最差？那黄、蔡谁最恶心，大家心里最有数！”
网友调侃：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该调查推出后不久，就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些网友调侃评选“过分”，山东泰安网友“juan1970”说：“真是太过分了，有没有搞错，为什么是单选呀！能不能全选啊！！”北京朝阳网友“shenliang”则表示：“今年真的有点烂，我想投一个，看清楚了原来是选最烂的，这个我就为难了。因为没有标准，我选了一个，但是总能看到比他还烂的。所以没有投票。建议题目换一下，换成今年最烂的节目是什么。这个就简单了，春晚！”
而获得众人力挺的是泰安网友“juan1970”另一条跟帖：“本想投《捐助》最烂，可想一下，和它一样烂的还有好多，只投它一个，不太公平。怎一个烂字了得！没有最烂，只有更烂！春晚后烂推前烂，烂无止境！”
无用的“中产阶级”概念
早报 张 谦
中国聚焦
若把这所谓的“中产阶级”拉近点看个仔细时，却发现这个“中产阶级”的面孔越来越模煳。
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日前发布其研究成果称，中国的中产阶层近年来在总人口中，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迅速增长，目前已达到总人口的23%（中国的研究者之所以以“阶层”取代惯用之“阶级”一词，是因为1949年后阶级斗争的历史使“阶级”一词在政治上敏感。此文仍依惯例，以 “阶级”称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又一次被提到大众关注的视野中。
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比例不大，一向来也未听闻有何值得一提的表现，却早已承载了各种期冀。海外之商家，每言及中国市场潜力，必称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将具备何其庞大的购买力，一旦释放，能将各类商品悉数鲸吞。因为 “中产阶级”居有屋、事有业、上有老、下有小；一些关注中国社会者，亦多有人寄望于此群体成为社会稳定之中坚。而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前景翘首以盼者，则指望着“中产阶级”能成为推进民主化之主力。我若是这中国“中产阶级”的一员，知道自己身上除了压着住房、医疗、养老、升学这些座大山之外，还背负着外界如此之多的期盼，只怕会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要为接下来的心志之苦、筋骨之劳，紧张得夜不能寐了。
各路方家均言之凿凿，似乎“中产阶级”就如同“80后”或“农民工”一样，是个活生生的群体，成员都认同且知道自己的身份，而且想法雷同、行为类似。可问题是，若把这所谓的“中产阶级”拉近点看个仔细时，却发现这个“中产阶级”的面孔越来越模煳。
谁是“中产阶级”？
到底谁是这“中产阶级”呢？望文生义，最明显的界定似乎是以经济收入为标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收入者便是中产阶级。但这一来，问题大了。“中等”是个相对概念，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统计分布上的中间群体，若中等收入就是中产阶级，那中国何需等到今日，即便是万恶的旧社会里，中产阶级也早就满街跑了。
既然光是中等收入这一条不行，那就再加一条：中等富裕——不光是收入分布居中，而且还要社会富裕到一定程度，这些中等收入者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才算中产阶级。可这一点摆在中国这么个地方差异巨大的国家也行不通。“小康”或者“富裕”这条线到底划在哪儿呢？就拿有人提出的年收入6万块来说，摆在上海，也就是说，一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够买3平米的房。这能小康吗？可要是摆在二三线城市甚至小城镇，那风光便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来钱的路子各不相同，同样是一年6万块，一个初中毕业的包工头（这一定还是个不大有出息的包工头），和一个在大学做教授的新出炉博士，能是一个阶级吗？能指望他们一同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而携手努力吗？
当然不能。所以有学者说，“中产阶级首先是个职业的概念”（社科院课题组的组长陆学艺先生语）。可拿着职业这根标尺就真能量出谁是“中产阶级”了吗？什么职业算中产阶级呢？一般说来，标准似乎就是不从事体力劳动，靠技术吃饭。这看似简单，可一用起来又有问题：什么是技术？能挣钱就是技术？多少技术算是技术？这又变成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做的是技术活、而且对体力要求还挺高，那拿剪刀的美发师做的算不是技术活呢？拿修脚刀的修脚师呢？莫非外科医生和修脚师都算“中产阶级”？而前头说到的包工头呢？还有更多靠着手里的房产收租赚钱、成天就在麻将桌上练“技术”的呢？这些人可能啥技术都没有，他们就不算“中产阶级”了？不同的技术，所需的教育程度不同，所得之经济回报、所获之社会尊重亦不同，岂可同日而语。所以，光看一个职业的“技术”含量肯定不行。于是乎，文化水平和职业声望又被加了进来。光是从事“技术型”职业还不够，此职业需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从业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挤得进这个越来越窄的“中产阶级”的门（这下子，修脚师肯定是给关在门外了）。可即便这样一来，还是有两个问题。
首先，操作上仍然是一笔算不清的煳涂账。以文化水平而言，高校扩招之后，同一个大学校门出来，各自从事的职业和生活际遇可以千差万别，同样一个“大学本科文凭”能说明什么？“社会声望”问题更多。按老话说，“社会声望”几块钱一斤？在商业化的中国社会里，社会声望越来越为经济收入所决定，而与教育水平的背离则可能越来越大。那些有社会声望却无教育水平的娱乐明星，和受了高等教育却只能做个小房产经纪、因而也没有社会声望的年轻人，算不算“中产阶级” 呢？况且，社会声望本身就是个虚无飘淼、一人一套说法的东西，用它做标尺来衡量中产阶级，只能越量越走形。
其次，就算学者百转千回，总算是找到个办法，综合收入、生活水平、职业、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种种指标、横敲竖砸地做出了个筐子，把能套进里头的人都称作“中产阶级”，又怎么样呢？就像有人说，我算出来了中国社会，左耳朵比右耳朵大的人有若干若干，人们会如何反应？大概只不过问一句“那又怎么样”，便置之不理。那莫非“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就比“左耳朵大”这个群体更有意义？
“中产阶级”有何作为？
说“中产阶级”有意义者，无非有以下几个根据。一是中产阶级有一致的自我认同，二是中产阶级有类似的经济行为，三是中产阶级有相同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方式；且因为此，中产阶级可以被看作一个群体角色（而不是千千万万个相异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能发挥可以预见的、有显着影响的作用。但其实，这三点在各国的研究中都已基本上被否定，在中国更站不住脚。
先说自我认同。研究者早就发现，民众对所谓“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与学者的设计大相径庭。在美国的调查中，一般都会有70%左右的受访者自认为是 “中产阶级”，而以他们的职业、收入等指标来看，其中很多其实都是工人阶级。只不过大家都觉得“中产阶级”听起来更像那么回事，谁耐烦当“工人阶级”呀！而在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一个调查，却有7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尽管其中很多人按职业、收入算都应是中产阶级。在中国，“阶级” “阶层”这些概念对很多人而言都纠缠着复杂的政治含意、情感经历，“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与实际职业、收入与教育水平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至今根本没人清楚研究过。总之，若以“自我认同”论，根本就找不出个有内在同质性的叫“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
再说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取向、行为。以经济行为而言，收入相近的人群倒往往是有些类似的消费行为，这容易理解。但问题是，首先，中产阶级，如上所言，不是个纯粹的收入概念；其次，消费及其他方面的经济行为，除受收入影响外，还取决于教育程度、家庭背景、族裔等一大堆其他因素。因此同属于“中产阶级”者，在消费行为上也千差万别，就像同样买得起车的人，买夏利者有之，买宝马者亦有之。
在政治理念与诉求上，中产阶级就更不靠谱了。有个广为流传的误解，认为中产阶级是推进民主的动力。其实这是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破产的理论，而且基本上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过验证。这个理论首先面临的问题同样是，中产阶级难以界定。而即便勉强界定之后，人们也发现，中产阶级要么摇摆、要么保守，但从来都不是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以韩国为例，韩国民主化的主力是工人阶级与学生，中产阶级反倒是最后转向的。而在台湾呢，民主化的推进也主要得力于公民社会及以族群为基础的群体。回到中国社会，也不难看出，被同划到一个“中产阶级”的筐子里的，私营业主有之、外企白领有之、党政干部有之，这些人所共有的政治诉求，除了天下太平、大家安心发财之外，不会有太多其他什么。
何必舍近求远？
在今日之中国社会里，能建立身份认同、发挥社会作用、影响社会趋势的群体性角色有的是，但生搬硬造出来的所谓“中产阶级”不在此列。如果“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还想有一点点实际用途，还不如干脆仅凭“可支配收入”这一条来简化成“中等富裕的收入群体”，起码这群人在大的消费趋势上还有些共同点，且因为其数目的迅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走势会有影响。至于要理解中国社会的分野、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预测中国政治的走向，盯着这个现实世界中子虚乌有的“中产阶级”来看，是缘木求鱼。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其成员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和类似的行为理念的社会群体，比如说：城市人与农村人、干部与平民这些身份群体，产业工人、农民、农民工、私营业主、与高级白领这些职业群体，以及文革一代、70后（改革一代）、与80后90后这些代际群体。
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任教
龙吟虎啸：「伟大领袖」这样过生日
虎年初三「赤口日」，是北韩金正日六十八岁生日，举国大事庆祝，烟花汇演、载歌载舞；「全国的小朋友都收到了装有糖果和饼乾的礼包」，党和政府召开庆祝大会，一致称讚金正日是「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当代举世无双的伟大领导人」。
为国家领导人这样举行「生日」庆祝，北韩恐怕真是「举世无双」。在这个「赤口日」，北韩向美国和南韩「发出了和解讯号」，北韩二号人物在为「伟大的金正日」发「贺寿词」时还向美国、南韩喊话，说是有必要通过对话和谈判「结束与美国的敌对关係」；并希望改善「紧张的南北韩关係」。看来，金正日六十八岁生日过得端的很有意义。那天还有消息说，他的儿子、接班人金正银的生日被政府定为「公共假期」。这一天真是「家事、国事、国际外交事」一起办了。
这让人想起，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比「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福如东海得多，祝寿一项更是天差地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很少过生日的，他说「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为数不多的几次过生日，毛泽东也完全是家庭式，或多请几个老朋友，比平时做多几样家常小菜，弄碗清汤麵，喝上两口酒，如此而已。
比较有意义的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过六十九岁生日，正值国内外形势极为严峻。毛泽东挥毫赋诗：「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首诗必是青史名篇，比曹孟德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能豪迈千古，激励人心！
毛泽东最后一个生日——八十二岁生日过得有些「邪」，厨师擀出的长寿麵条下锅时全部碎掉，一节一节，无一根完整。那一天毛还收到了金正日老爸送来的一篮苹果。
龙吟大地：北京还是不提民主反腐
本文重点
* 衞星上天红旗落地
* 灰色收入成潜规则
虎年伊始，中共权威的《求是》杂志在最新一期刊文反腐，称在和平建设时期，危险主要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不能有效反腐，将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这个讯号显示，加大反腐的力度，是中共第四代今年的主要任务，也是他们在二○一二年交班前的主要任务，但还是不敢提民主反腐的口号。
中共第四代实际上已进入交班期，到底第四代交出一个怎样的「江山」，已摆在中共高层的日程上，不但现任中共领导班子有自我压力，更要面对中共元老和百姓的压力。过去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唯生产力论」，曾喊出一个口号，就是「衞星上天，红旗落地」，说的是邓小平将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意识形态则变修变资了。由于那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边缘，老百姓极度要求提高生活水准，四人帮的口号没有一点市场。
衞星上天红旗落地
目前，中共也面临类似「衞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境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实现「保八」，差点没有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衞星上天」的同时，腐败无可遏制地蔓延，就此，老百姓十个有九个认为「红旗落地」了。去年的「献礼」电影《建国大业》，借老蒋的口说「不打老虎，国亡；打老虎，党亡」，实际上就是暗讽中共目前面临的困局。
据笔者观察，中共第四代近期打「警黑」，抓文强；打「足黑」，将中国足球的领导班子一锅端；新春伊始再发出反腐动员令，都须放在这个困局下察看。《求是》文章说，以往人们曾认为腐败是剥削阶级不可治愈的癌症，执政的工人政党是不会被腐败打倒的。后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具体原因各异，但在因腐败而丧失应有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文章还警告说，执政者腐败程度较轻时，人民尚可忍耐；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时，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
灰色收入成潜规则
《求是》文章的「起义」是明确的，就是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中共高层这样去论述反腐，已经到了极致了，已经和中共失政权丢江山挂鈎了。不过，反腐有甚麽新良策吗？很遗憾，似乎没有。笔者尤觉得不解的是，为甚麽还不敢提出「民主反腐」的口号？
「警黑」的头号人物文强，涉及受贿的收入近二千万元人民币，但他辩护称，这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只能算违反中共的纪律，不应被认定为受贿罪。事实上，送礼等「灰色收入」，已是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本来，体现民主反腐，「阳光法桉」是一利器，遗憾的是，去年的中共四中全会竟没有通过。中共不走出民主反腐这一步，必定还出不了腐败困局。
古吕
济世狂言：何必害怕红色歌曲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我到重庆和「棚友」、长篇小说杨益言重逢，一见面我就要求他带我参观渣滓洞，他立即答应。时间安排在傍晚六时，夜幕降临，抵达目的地时已一片黑暗，有些阴森恐怖的气氛。
渣滓洞已关门，不让游人参观。杨益言站在坡上向里面大声说：「我是杨益言，请开门，我陪香港来的友人参观。」管理人员都与他稔熟，不仅开了门，还开了灯，让我和内子仔细参观。我们在牢房内合影留念，一张又一张。背景是：江竹筠烈士照片、蔡梦慰烈士《黑牢诗篇》、对联「两个天窗出气，一个风门伸头」……「怎麽可以在牢房内照相？不等于坐牢吗？」内子有些忌讳。「不怕，是坐革命的牢。」杨益言说。
回饭店途中，太太在车上唱一曲《红梅讚》：「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高歌欢庆新春来……」深入牢房参观，是我到重庆享受的特权，值得回味，还想再去。最近，听说重庆打算将《红梅讚》定为市歌，确为高明之举。
薄熙来在重庆大展拳脚，威震神州，百姓拥戴，贪官及其海内外同伙俱发抖。最近有人造舆论，说甚麽薄熙来提倡唱红色歌曲如《东方红》是为了「复辟文化大革命」，胆小如鼠，一至于此，当然是害怕「薄旋风」吹遍全国，杜绝「贿赂买官做」等恶劣作风。其实，像薄熙来这样的官多一些，中国就有希望，他只用了两成毛泽东思想，已使重庆贪官无所遁形，若用上五成，可保共产党长久纯洁。
刘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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