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第77个接通国际互联网的国家，起步并不算早。但16年过去后，中国网民数量猛增到3亿8400万人，比美国总人口还多。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网路民意的崛起，还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各级政府的决策理念和执政方式，促发了政治生态的嬗变。
网路民意的中国特色
网路只是一个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当它被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使用时，就会因所在国的国情不同，而赋之不同的运作规则，其所承载的民意也就呈现出不同状态与特色。
总观中国的网路民意，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网民自愿充当“公民记者”，自动自发地上载传统媒体不想、不能或尚未来得及报道的内容。如央视新址大楼着火事件。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其中由网路爆料而引发民众关注的就有23件。这类爆料，让习惯于遮丑的部分官员和传统媒体难堪。另一类是就某一事件使用“大众麦克风”进行评论，通过网路发文或高数量的跟帖等左右舆论，影响事件的后续发展及其处理。如杭州飙车案。不管是哪一类，只要在广大受众中引起共鸣并产生互动，就很容易窜升为炙手可热的网路民意，产生强大的社会冲击波。
网路世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快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正一一暴露出来。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就容易成为引发民众不满情绪的导火索。理论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疏导民意的渠道。但由于机制的不健全或利害关系的影响，现实中的这些民意渠道并不十分畅通，对民众反应的问题或观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黑箱操作，要么打击报复，久而久之，使民众对政府预设的渠道失去信任，才转而诉诸网路。网路的虚拟性，可以让民众放心地说出现实中想说而不敢或不能说的话；网路的扁平性，又能扩大资讯的影响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激发民众表达意见的积极性。再加上家国一体的中华文化传统影响及长期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教育，更容易触动网民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勇于就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发表看法。
当然，网路民意也是复杂的。网路的虚拟性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了机会，这些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负责任地蛊惑视听。更有甚者，还有人将网路民意当成产业，通过招募“水军”和“网路打手”，制造注水民意，实施“网路暴力”，胁迫民众“被民意”。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网路民意的浮世绘。
网路民意与政府态度的博弈
对于网路，中国政府开始并没有足够认识。尽管在接入互联网的初期就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网路管理的法律法规，但实际上，只要不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网上发言还是比较自由。在此时期，政府与网民的注意力尚集中在互联网本身的应用上，还没有产生太多交集与碰撞。
2000年后，网民人数迅速增加，网路民意也开始沸腾起来。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执法水平和诚信问题等，都成为网民爆料和议论的物件，互联网对政治的冲击日益显性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网路民意的爆发也警觉起来，并于2002年左右，引入了网路关键字过滤系统。严格管制的后果，是原本活跃的网站、论坛、博客等开始降温了。但在降温的背后，是网警和网民玩起了“追老鼠”的游戏。一些网民运用技术手段轻易就可突破网路屏障，获取政府有意阻拦的资讯，网路民意在全新的视角下继续积聚。
此时，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既要积极推进互联网的建设，力求以资讯技术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又要避免互联网的发展对政权产生负面影响。就在这两难选择的过程中，中国网民数量继续超速增加，网民范围已延伸到了城市底层、农村和更多的大中学生群体，网路民意更加多元，也更有力道。从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到2008年的周久耕、林嘉祥等数位官员被免职，再到2009年网民从虚拟空间有组织地走进现实社会，一再表明网路民意咄咄逼人的气势与威力。
网路民意已不可小视，中国政府深谙其义。胡锦涛、温家宝相继“触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纷纷建立博客、会见网民，一些地方政府还设立了网路新闻发言人，都是在争取网路民意，并试图加强对网路舆论的影响。针对不同性质的网路民意，中国政府也逐步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类是有益于维护政权核心利益的网路民意，则予以支援和引导。比如奥运火炬传递受阻时网路上爆发出来的激愤情绪，汶川地震后中国网民空前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意愿，都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即使是中国政治体制本身所衍生出的腐败等问题，中央政府也不再遮遮盖盖，而是顺势而为，曝光一个，查处一个。这类社会问题多数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或政府公权与官员私利博弈的结果，借网民之力打击他们，既能整肃吏治，更能顺应民意，为政权加分。一类是与政权核心利益相悖的网路民意，则给予更大力度的围堵和打击。比如新疆7·5事件后，为保持政局稳定，干脆将新疆的网路关掉。近期以扫黄名义开展的网路整治活动，同时也是对网上言论的一次彻底清查。在这方面，政治自信心迅速提升的中国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坚决。还有一类，是无关政权核心利益的，政府一般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给予了很宽松的表达环境。比如一般的建言献策、生活资讯、娱乐八卦等，皆属此类。
网路民意催生政治文明
中国政府对待网路民意态度的变化，主要缘自网民力量的壮大和自身的成熟，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多由上级部门操作，造成一些官员的眼睛长期向上看，对民意并不在意。事实上，有许多官员和上级搞好了关系，即使工作没有做好，甚至出了很多问题，怨声载道，照样能够得到升迁。网路民意的崛起，特别是中央政府对待网路民意的态度发生转变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善。在网路民意的“聚光灯”下，政府官员的眼睛不得不转向下面，接受民众监督。这种无处不在的监督，有利于弥补权力监督不够的体制局限，也有利于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现象，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同时，官员向下看的做法，恰与“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权力观不谋而合，有利于提高政权的合法性，而这正是中共领导层所期盼的。
由于这种改变是被动的，总有一些官员不情愿，不经意间就会显露出固有的傲慢与霸气。某地文化部门一位主管领导就曾对记者扬言：“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2009年初，河南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一篇“灵宝老农抗旱绝招”的帖子，反映当地政府违法徵用土地、损害当地农民利益的问题，结果换来8天拘留和长期失业；相反，也有地方将网民“招安”为政协委员、宣传顾问等，并没想到网民脱离了网路那个特殊语境还能不能说出心里话。
同时，在围堵涉及政权核心利益的网路民意时，也颇遇挫折。在中国，对于网路需要管理恐怕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管理到什么尺度，劫一直难以达成共识。去年，“绿坝——花季护航”软体的安装就因反对声太多，只得作罢。最近，美国谷歌公司以退出中国市场相威胁，抗议中国政府管制网路，并引来奥巴马、希拉莉、佩洛西等政治人物的支援，致使这个中国内部的问题被拉到全球舞台的聚光灯下放大。
谷歌事件并不是单纯的网路事件，而是大国博弈过程中的一次政治较量。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尤让美国不爽的是，引起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离美国倡导的“西方模式”相去甚远，中国在很多方面也越来越不听话。在此背景下，谷歌事件的发生就非常自然了。美国有意将此事闹大，政治意图非常明显。更值得玩味的是，谷歌公司从2003年就进入了中国，可直到今天才非常巧合地与中美贸易摩擦、减排冲突、对台军售、会见达赖等系列问题撞在一起，形成打向中国的一套组合拳。
应该看到，中国政府管制网路，主要目的是维护其政权核心利益。管制的范围与方式，只会随政权核心利益的改变而调整，不可能因国内外的压力而退让。可以想见，中美两国在网路上的较量还会持续下去，而面临繁重发展任务的中国势必促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无法化了时，才会反戈相击，一如过去人权遭到指责时常做的那样。但不可否认，类似事件的冲击很可能会促使中国政府躬身自省，在政权核心利益之外做出最大限度的调整，为政治文明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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