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2-26）
祭祀黄帝商业化 祖先变成摇钱树
烈士陵园葬县官 特权延伸到黄泉
重商利而轻文化的思考
从反腐打黑看中共的“执政能力”
中国外长对日本有点软
中国地方政府遭遇信贷收紧大棒
军政界：韩扩海军攻防兼备
住房问题应得到“两会”重视
美国专家：中国债务泡沫恐让经济下滑至2％
海南炒房 眉开眼笑
西方寄望“中国领导世界”是捧杀
撤职官员「洗底」再复出
中共反腐还需借重民众之力
用工荒也是一种“权利荒”
选拔年轻官员，大陆可借鉴美国“少年市长”经验
中国正在加快“省直管县”改革 以降低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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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黄帝商业化 祖先变成摇钱树
东方日报
本文重点
* 乐此不疲 竞相攀比
距离清明节还有一个多月，中国各地的公祭潮已风起云涌。河南省将于四月十六日在黄帝故里举行拜祖大典，当局更开宗明义表示拜祖大典将以商业化运作，授权公关公司以冠名、拍卖上香权、电灯柱广告等方式筹资。这种商业化的祭祀，其实已变成烧钱文化。
据内地媒体报道，河南省政府自去年起，引入市场机制进行黄帝祭祖活动，单是拍卖上香权、敬花献篮权便筹得五百万元，另拍卖三隻拜祖用酒樽，筹得十三万元；拍卖故里内一千六百多棵古木的冠名权，每棵二千至五千元，收穫甚丰。
祭祖活动变成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各地竞相比併。仅在河南一省，除了郑州市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还有淮阳县的拜祭太昊伏羲大典、沁阳县的神农坛拜祖大典、桐柏县的祭祀盘古大典等多场公祭，大发死人财。
由于地方利益所繫，公祭热往往引发「祖宗争夺战」。陝西黄陵县与河南新郑市争抢「公祭黄帝」的正统身份，双方大事宣传自己与黄帝的渊源；而河南鹿邑县与临洮县又围绕老子故里发生争吵，互不相让。各地都争着与古人攀亲，与名人结缘，希望能借鸡生蛋。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同一个诸葛亮，山东临沂祭，湖北襄樊祭，陝西汉中祭，河南南阳祭。神州大地出现了「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的热闹局面。
乐此不疲 竞相攀比
更搞笑的是，有些地方为与古人攀亲，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甚至不惜以丑为美。山东阳穀县和临清市就各自开发了《金瓶梅》文化旅游区；而安徽人则建起了《金瓶梅》遗址公园，宣称「西门庆是安徽人，是徽商的杰出代表」。还有专家教授无中生有，更是斯文丧尽。譬如，福建学者声称发现了孙悟空的墓地；山东教授则考证出泰山是《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原型。
其实，熙熙攘攘的天下公祭，早已远离追思祖先、教化民风的原有之义，祭祖变成招商引资的平台，祖先则被化为点石成金的财神。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谁还有心思注重孝行追思？祭祖活动还能有多少对于先祖的敬畏与虔诚？祭文乐舞、击鼓鸣金，看似宏大的场面里，能找到多少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说到底，公祭氾滥折射出地方官员追求畸形政绩的疯狂。每当公祭，场面浩大，各方云集，领导人亲临，媒体追捧，城市名字不断见报，当地官员频频上镜，官升一级也就成为可能，所以各地对类似的公祭活动总是乐此不疲，竞相攀比。但不问苍生问鬼神，这种公祭除了劳民伤财，对老百姓又有何意义？
烈士陵园葬县官 特权延伸到黄泉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管理溷乱 英烈贬值
内地一些官员生前住豪宅，死后又要霸墓穴。陝西商洛在烈士陵园推出县处级官员专用墓地，最贵的售价逾一万八千元，落葬者不需按照法例规定进行火化，可直接进行土葬，当局声称此举是要「照顾老领导」。网友直斥官员贪得无厌，不仅生前尽享荣华，死后还想与烈士相伴「永垂不朽」，将官本位带进阴曹地府。
烈士陵园本是英雄的安息之地，国家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范围内，为烈士以外的其他人修建纪念设施或安放骨灰、埋葬遗体。商洛当局如此倒行逆施，难道这些县处级官员也与烈士一样「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在商洛烈士陵园的青松翠柏之间，安葬着二十六位烈士，他们曾为民众利益抛头颅洒热血，为他们提供一个宁静肃穆的安息之地，是对他们所作贡献和牺牲的奖赏和缅怀。而现今的县处级官员不少是残民有术，贪污腐败包二奶，有如社会蛀虫，又有何德何能与先烈长眠共栖呢？难道生前醉生梦死的官员，死后还要将特权延伸到黄泉？
不过，现在烈士名号也太过氾滥，甚至名不副实。深圳宝安区交警陈录生去年底与当地村官应酬时，喝了大量洋酒后醉死席中。这本不是件光彩的事，但交警中队竟然将其上报为因公牺牲，甚至还要为其申报成为烈士。
管理溷乱 英烈贬值
河南新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郭世忠醉死欢场，被中共新县县委追授「优秀共产党员」，被县政府追记三等功。县委副书记致悼词时「泣不成声，讲话几度中断」，上级部门更发出向郭世忠学习的号召。如果陈录生、郭世忠这些人都能跻身于烈士行列，享受相关待遇，那麽其他贪官又怎麽会没资格葬在烈士陵园，让后人追思呢？
其实，烈士陵园葬县官，也没甚麽值得大惊小怪的，毕竟这些陵园还能得到比较好的维护。相比之下，内地一些烈士陵园甚至变成了暗娼的乐土，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自免费向公众开放以来，每晚均有一群四十多岁的暗娼到园内拉客卖淫。她们每次收费三十元左右，一旦成交便在园内的树林里进行性交易。而安徽铜陵县的烈士陵园则乾脆被当地政府变为猪圈，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在暗娼的卖笑声中和肥猪的嚎叫声中，烈士在九泉之下，恐怕也难安息。
说到底，中国人已忘了烈士所作的贡献，烈士事迹不过是过去的身影，烈士名号也可随便施捨，烈士权益也无从保护。一个不尊崇英烈的民族，是没希望的民族。当国有危险、民有灾难时，还能指望谁会挺身而出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烈士陵园葬县官，不仅是管理问题，更是一个民族对英烈的态度问题。
重商利而轻文化的思考
早报
王永炳
最近中国发生几条令人很不自在甚至啼笑皆非的新闻，湖南省张家界当局声称把“乾坤柱”改名为“《阿凡达》哈利路亚山”；湖北省蕲春县宣布张娜拉（韩国女星）为“李时珍形象大使”，更赠予她一家人“蕲州荣誉市民”称号；山东省发行以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
把“乾坤柱”改为“哈利路亚山”，主要是张家界人认为全球卖座的美国影片《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原型来自“乾坤柱”。但是，《阿凡达》导演卡梅伦在北京首演发布会上说，片中的“哈利路亚山”原型来自安徽省黄山。此话一出，黄山当局当然兴高采烈地大事宣扬，张家界网民大为不满，指卡梅伦“张”冠“黄” 戴、信口雌“黄”。为肯定这点，张家界村民特在1月25日揭牌，指出《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位置。
借《阿凡达》的卖座而营销张家界，促进旅游业发展，无可厚非。但为了炒作营销而改为具有宗教性名称的“哈利路亚山” （“哈利路亚”是希伯来语，是赞美主的意思），就显得不伦不类。还好，经过几天的炒作与争议之后，张家界旅游局局长丁云勇出面否认更名、改名这回事。虽然事情告一段落，但有人曾为谋利而作践或忘却自身文化，无法不令人耻笑。
对于蕲春用韩国女星代言李时珍，舆论对此反应不一，赞成者认为此举有利中医药走向世界，反对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秀，结果没“秀”到好处，反而要送大笔报酬给代言人。其实，李时珍在中医史上本就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根本不需要外国艺人来担任“形象大使”。如果李时珍的故乡蕲春真要振兴中医药，李时珍本身就是最好的形象大使，何必舍近求远，搞一个“名不正则言不顺”的 “形象大使”？平心而论，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发展规律，振兴中医药需要的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踏踏实实地去研究和推广，而不是商业娱乐化的炒作。
《论语》名言沦为彩票奖符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山东省发行以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一事。据该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网站介绍，“中华文化——孔子”彩票是中国第一款以孔子和儒家文化为主题的即开型彩票，经中国财政部批准，在山东省范围内发行销售。彩票选用儒家经典着作《论语》中八句名言作为奖符，对应彩票的八个奖级，“玩法具开创性，寓意深厚。”
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不断发出智慧光芒，为世人指点迷津，造福社会。在他的思想里，讲的是仁义礼智信等，不谈侥幸、横财。他非常重视义利之辨，强调“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他不反对富贵，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不义而富与贵，于我如浮云。”说明道义才是最高价值，换言之，道义是儒家传统文化极其重视的德目。
没想到时至今日，孔子竟然在家乡被后人出卖，不但尊贵的孔子像出现在福利彩票上，同时以孔子名言对应彩票奖级，真是铜臭迷了心窍。他们没想到没中奖者会把彩票撕个稀巴烂，对那些名言吐口水。孔子身后有知，必然痛心大喊：“天厌之！天厌之！”。反观韩剧《大长今》、《医道》、《李算》把孔孟之道当成金科玉律，毕恭毕敬的虔诚态度令人极为感动。对于中韩文化上景仰上的差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这说明了中国在经济强劲发展势头上，国民接受排山倒海而来的外来文化内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制造出对本国人民产生同样大吸引力的文化产品，于是文化上出现茫然无措的现象。一国的文化出现问题，直接影响国民素质的提升，因为文化能造就有境界及胸怀宽广的人，所以，文化建设与传扬仍然是当务之急，不能掉以轻心。
是本地资深教育工
从反腐打黑看中共的“执政能力”
早报
唐逸鸿
去年底，《人民论坛》杂志发起了一次“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结果，居第一位的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这一点其实不用调查也能看出来。腐败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威胁和挑战，民众对反腐败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突出矛盾”，也是中共迫切需要全力对付的“头号难题”。
套用一个“通用”的句型，天下苦腐败久矣！民众已经是在“底线”的附近 “承受”着腐败的侵害。在这样的形势下，反腐败就是最大的“民心工程”。只有反腐败，才能得民心。这不但是中国能否持续发展、避免出现乱局的关键，也成了共产党的社会威望、权力基础、执政能力以至历史地位的一个重大考验。
腐败侵蚀着中共的权力基础
自从放弃“阶级斗争”，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成就之上。三十年来的经济提升和生活改善，也确实为中共的执政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但是，这种支持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改革应该为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利益，发展成果应该让大多数人享受到。如果成果只被一小部分人占有，或者分配很不公平，这种发展就不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也就无法成为中共权力地位的基础。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这正是当今中共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权力腐化破坏了起码的利益秩序和社会公平，使很多人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从而影响了对领导改革的中共的支持，削弱了民众以前因为经济成果而对干部的腐败和专权的相对容忍，威胁到中共执政地位的政治基础。
对于这一点，中共的领导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十七大报告就把话说得很直白：“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这绝不是一句套话。只是，需要强大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才能使中共的干部们在个人利益和“党的生死存亡”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
反腐败也是一杆“伟大旗帜”
中共有很多“伟大旗帜”，但是，在当今的社会形势和人心向背之下，反腐败其实是最“伟大”、最有号召力的旗帜。中共如果能扛起这杆大旗，下定决心果断行动并取得成效，反腐败其实也可以成为中共的另一个“伟大成就”，成为其执政地位的又一个有力支持。
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不合逻辑，因为腐败的其实正是中共自己的干部。但是，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展示出自我纠错的能力，哪怕只是部分解决或缓解腐败问题，配以经济继续发展的成果，就仍然可以得到起码的支持，至少，其权力地位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将可以继续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反过来说，如果中共自己不能扛起“反腐败”这面旗帜，各种反对力量就可能将它扛起来作为号召。说得严重一点，如果有一天“反腐败”成了“反中共”的同义词，对中共来说就不只是一个难题，而是一个严重危机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对于反腐败，党内还有另一种顾虑，就是担心揭开腐败的“盖子”，会让民众“触目惊心”，会影响党的“光辉现象”，进而威胁到党的地位。这曾经是反腐败上踌躇犹豫的原因之一。但是，到了现在这种局面，这种想法显然已经过时了。
老实说，腐败问题恶化到这种程度，已经使中共形象的“光辉”所剩不多了。拖延迟疑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勇敢地揭开盖子，对中共的形象和威信未必是坏事，因为民众对腐败的估计和认知，很可能比真实的情况还要糟。揭开盖子，让民众看到实情，也可以让民众感受到希望，感受到中共自我纠正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会给腐败分子以强大的压力。总的来说，正面效应是巨大的。在这一点上，重庆扫黑所得到的热烈支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共需要“向上提升”
另一方面，中共还需要重建自己在中国社会格局中的地位。本来，中共已经把大部分优秀分子都吸收进去，组成一个“先进群体”，具有相对超然、中立的地位，并以此来领导国家、协调社会。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先进性”也是其“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基础。
然而，伴随着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权力腐败，中共这个群体似乎已经向下沉溺，下降到与民众争抢经济利益的位置上。干部集团直接与其他群体展开利益争夺。他们把党政部门搞成“公司”，把权力行为变为“生意”，自私自肥，与民争利。甚至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勾结，靠手中的权力攫取非法利益。
这种情况，把中共自己推到了社会矛盾的旋涡之中，成为矛盾的一方，而不再具有超然地位和协调能力。这严重影响到了中共的道德基础和执政能力。
因此，中共需要重新“向上提升”，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先进群体，重回超然、中立的地位，才能有效号召社会、领导中国。
当然，这不是要求中共干部都做苦行僧。他们也应该有适当的报酬，甚至给以高薪。但是，这种报酬不能与权力行为直接挂钩，不能依靠权力来获取。同时，中共需要与利益集团分割，与“黑社会”翻脸。这将是艰难的，但也是必须的。唯有如此，中国社会才能重建平衡与规则，才能走上正轨。
龙吟大地：中国外长对日本有点软
本文重点
* 应痛斥「毫无道理」
* 勘探「春晓」有风险
中国外长杨洁篪虽然名字带虎，可是一点虎气也没有。十大元帅之一、前中国外长陈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越战期间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髮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他还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陈毅是好战还是有骨气，至今北京外交界还有争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杨洁篪风格截然不同。
应痛斥「毫无道理」
近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有关中日的东海油田开发问题，如果中方单方面开发，日本不排除採取司法手段控告中国，其中包括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控告等方式。据称，日方已将此事告知中方。这则新闻，其实不是新闻。今年一月十七日，中日外长就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举行过会谈。当时中日双方的报道是，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声称，如果中国决定在「春晓」油气田开展生产活动，日方将採取「必要措施」。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当即表示，对此「无法接受」。当时，日本的媒体还认为，日本外相的言论暗示日本也可能对东海油气田海域进行单独开发。
笔者相信，日本媒体的新报道，是具体透露当时中日双方报道的「必要措施」，就是「提告」和「可能也单独开发」。不过，如果当时日本外相真的这样对中国外长发出威胁，说明他真的是国际外交的「初哥」。而杨洁篪的回应也太软了，根本就应该痛斥冈田，指其「毫无道理」，而不是一句「无法接受」。为甚麽？首先，需要了解清楚，当时两国外长讨论的是如何落实○八年两国达成的有关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共识。当时的共识要点，一是划定了首先共同开发的区域，二是中方同意对位于日本认为的中间线中方一侧的、中国已勘探发现有油气的春晓油田，允许日方参股。
显然，当时的「共识」，不涉及东海海洋专属区的划界和主权争议。从国际海洋法角度看，日方要告也只能提出有关东海海洋专属区的划界争议由国际法庭裁决。但是，国际法庭的裁决，必须是当事的国家都同意才能进行；北京不同意，这个争议就提不到国际法庭上。
勘探「春晓」有风险
那麽，日方是否可以告中国不执行让日方参股「春晓」呢？首先，当时的只是共识，还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况且，中国现在也没有说不让日方参股，只是还没有谈条件。笔者认为，中国勘探「春晓」原是有风险的，日本参股要付这个风险投入，只要开出「天价」，日方就会知难而退。
日方说不排除单独开发。其实，东海的油气有多少还是问号，如果没有风险，日本的帝国石油早就动手了。
古吕
中国地方政府遭遇信贷收紧大棒
华尔街日报
随着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收紧信贷，在去年创纪录的信贷狂潮中积累了巨额债务的中国地方政府，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寒意。
各省、市、县的表外借款为去年的一轮公共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现在，北京的监管机构担心地方政府无法全部偿还贷款，因此加强了对这种贷款的检查。
这或许会限制今年地方政府上马基础设施项目的数量，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刺激政策进入第二个年头，经济所获得的提振力度将会减弱。中国经济刺激支出的大头不是政府拨款，而是国有银行的巨额放贷。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信贷收紧不太可能影响多数在建投资项目，这主要是因为很多项目在2009年已经储备了融资，但地方政府要在今年上马新项目，将会非常困难。
地方政府所设立投资工具积累的债务总额，少则有中国媒体普遍引述的说法6万亿元（约合8,780亿美元），多则有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计算得出的11万亿元。这些数额堪比中国中央政府的官方债务总额，已经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今年一月警告说：这方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无法偿还债务，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并造成其他问题。
接着在1月26日的一次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要求银行高管“全面评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
《上海证券报》周三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银行业已被要求停止向仅以地方政府未来收入为支持、没有注册资本金的投资工具发放新贷款。
记者周三联系的数家中资银行没有回应有关这类贷款的提问。
虽然中国一般不准许地方政府出现赤字，但多数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自己的公司来借款，得以规避了这一规定。这些公司以土地储备和官员担保为支持，在最近的贷款狂潮中获得了银行的大量慷慨贷款。而由于多数税收收入都进入中央政府的国库，地方政府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来为经济刺激中需要建设的桥梁、大坝付账。
今年，中央政府已经采取多个步骤减缓银行发行新的贷款。在避险情绪提高的氛围中，地方政府开的公司不再是受欢迎的客户。中国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本月表示，将“严格管理”向“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贷款。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开始在资本市场失宠。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2009年，由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总额为1,212亿元，为前几年发行速度的两倍。但现在的发债速度已经低于2009年早期的高峰水平。
一位知情人士说，监管机构已提高了与财力较弱、层级较低的政府挂钩的公司新申请发债的门槛。但中央政府仍在受理这些公司的发债申请，因为去年还有一些积压。这位知情人士说，政府没有关闭债券市场，但对信贷风险的认识越来越高。
国家发改委拒绝置评，财政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地方政府在制定今年的规划时，似乎已经考虑到了融资环境的收紧。《华尔街日报》察看了过去两个月中国31个省份公布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公布今年投资增速正式目标的28个省份中，26个省份在2010年的预期增速低于2009年，剩下两个省份希望增速持平。这些省份2010年的投资增速目标平均较 2009年已实现的增速低11个百分点。
减少地方政府对表外债务的依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它们面临着真实的财务压力。暂时来看，一些地方官员似乎愿意接受中央政府更为强硬的方针。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在1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说，要“规范各类政府融资平台，重视防范财政风险”。但也有其他人仍不愿意接受。广西自治区主席马在一次讲话中说，他将充分发挥投融资平台的作用，扩大融资规模。
如果地方政府有不能解决的债务，中央政府最终将不得不买单。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依然存在连带处置责任，不可能允许任何地方政府破产。”
军政界：韩扩海军攻防兼备
韩国在月初建立了第一支海军机动舰队，名为第七机动战团，自称具备战略灵活性，可实现遏止战争、应对局部挑衅、尽早结束纠纷等国家战略目标，引起周边国家议论纷纷。笔者认为，它当务之急还是应付北韩的军事冒险和国家危机。
这支机动舰队部署了唯一的七千六百吨级神盾舰「世宗大王舰」和六艘四千五百吨级的驱逐舰，必要时可增强其他战舰、潜艇、海上巡逻侦察机和直升机。第七战团平时分别驻扎在釜山和镇海，在二○一四年济州海军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战团的母港。
韩国海军航空兵及主战潜艇对北韩有压倒优势，对付北韩海上渗透及特种战袭扰，韩国机动舰队能把战线推进到北韩一侧。
日本军事专家平岗升认为，韩国可能用机动舰队先发制人，遏制跟日本为竹岛而发生的战争。据笔者看来，日韩竹岛主权之争不会引发大战，因日本的国力军力以至海军都比韩国强得多。
韩国《朝鲜日报》社论称，「第七机动战团」是远洋作战的机动战团，可在世界各地履行作战任务，韩国海军尤其要在战略上留意台湾海峡美中两国海军可能的较量。从对马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航道是韩国的生命线，台湾海峡的制海权还将由美军行使，因此韩国海军应该以这一战略条件为基础，与美国讨论合作方桉。
近几年，美军不断把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撤向美国本土及中东战场。美军在撤退的同时需要不断充实韩军，把美日韩军在东亚的铁三角同盟保持下去。韩国建立机动舰队会对中国冲出第一岛链起牵制作用。
司马成
住房问题应得到“两会”重视
来源：侨报
中国“两会”召开在即，无论是中国主流新闻网站还是商业主流门户网站都设置了专题调研栏目，通过问卷投票形式调查民众对“两会”最为关心的话题。笔者查看结果发现，住房问题都排在前列。
截止北京时间2月25日早晨7点半，新华网“今年‘两会’你最关心的话题”调查中，收入问题、住房问题、物价问题、就业问题、教育公平排在前五位，住房问题排第二位。
这一现实再次折射出，在去年9.5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天量信贷投放催生下，中国重点城市房价出现了历史罕见的畸型上涨，已经辐射到二三线城市也开始暴涨。而畸型高房价带来的不只是百姓买不起的现实民生问题，还正在酝酿更加深层次的社会稳定问题。
高房价已经预埋着巨大金融风险隐患。这种金融风险反过来形成阻碍抑制高房价、消除房地产泡沫的一股无形力量。去年天量信贷投放很大一部分投入到房地产建设中，而现在政府一旦下决心抑制高房价，那么，房价必然下跌，贷款风险立马暴露。
畸高的房价已经在抑制居民消费。在高房价下，想买房者要积攒许多年资金，必然挤掉其他消费；已经买房者，背负高额房贷，哪有其他消费能力。这对于急需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中国可谓是雪上加霜。这既导致居民消费被全面挤出，而且使政府的民生经济成为空话。
更重要的是，畸高房价导致的房地产财政、GDP效应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拦路虎。房地产既能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又能带来GDP 的快速增长，何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任务、见效慢，而卖高价房、卖天价地，对GDP增长立竿见影。干几任甚至一任就拍屁股走人的地方官员，显然缺乏动力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因此，笔者寄希望于全国“两会”出台更加有力的房地产调控措施，解民生之忧，消中国经济金融风险之患，搬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绊脚石。
（系大陆注册金融分析
美国专家：中国债务泡沫恐让经济下滑至2％
国际中心／台北报导
成功在2008年预测美国大银行破产的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警告，任何经济体都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侵袭，随着信贷投放过多所引发的经济泡沫崩解，中国若在10年内出现债务泡沫破灭，经济增速恐暴跌至2％，将会引发地区性衰退。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罗格夫在24日在东京对媒体说，中国对这次金融危机所作的反应，显然加大债务泡沫(debt-fueledbubble)的风险。
罗格夫表示，导致「债务泡沫」破灭的因素，他推测最有可能来自房地产。不过，他也指出，儘管这样的崩溃会导致增长速度骤降，阵痛或将持续1年到1年半，但不会出现像日本「失落的10年」。
罗格夫在周三也警告，未来数年世界或将出现主权债务违约潮，欧洲的希腊将成为第一块倒下的「骨牌」，因为政府主权债务负担过重将迫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紧缩货币，从而导致全球市场发生更大动盪。 n
海南炒房 眉开眼笑
杨永欣
以一套80平方米的二居室，在一个月内赚取64万元（人民币，下同，约13万新元），在海南已成为可以实现的事。据报道，一名投资者去年11月在三亚购买“山屿湖”项目，到12月，已经从每平方米1万3000元涨到每平方米2万1000元了。
一名小投资者能在一个月内赚取64万元，可以想象，在海南进行大量楼盘买卖的海外基金、炒家和中国富豪在近期的海南房价飙升期中，是如何赚得眉开眼笑。
中国国务院今年1月4日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而这个消息其实早在市场里流传，带动海南去年的房价走势。海南省省长罗保铭今年1月6日站出来澄清：海南的房价虽然涨了，但没有像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凶勐，三亚的房价截至当日不到每平方米1万1000 元，同比涨6.6%，在全国排第八位；省会海口商品房的均价不超过每平米6000元，同比涨13%。
不过，自《意见》正式发布以来，海南的房价可说“一天一个价”，“国际旅游岛”变成了“国际房地产岛”，除了“山屿湖”项目外，三亚凤凰岛也创造了均价每平米6万多元的奇迹。有媒体报道，三亚商品房销售均价从1月6日的每平米1万1000元上升至1月中旬的每平米2万5823元，只用了短短一周。
据报道，海口的房价上升幅度虽然没有三亚凶勐，但也不落人后，例如海口的西海岸，过去一片荒凉，1992年留下来的烂尾楼曾孤零零地竖立在这里，但现在提到西海岸，海南人都反而用“富人区”来形容之。
就因为中央的一个“国际旅游岛”政策，大家就断定海南今后必定飞黄腾达，该省各主要城市房价近期接近疯狂的飙升，让人难以置信。
海南目前的情形与1993年海南楼市泡沫破灭前夕几乎一摸一样。那时，也由于中央的政策和指引，海口一夜之间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到处是讲着外地话甚至是有港澳口音的投资客，海南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大大小小单位都到此买地皮、建楼房、爆炒……最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上海的发展，泡沫破灭，到处留下烂尾楼，许多单位损失惨重，各大银行贷款损失惊人，海南特区就此停步，直接影响其发展十几年。直到我去年初到海南旅游，烂尾楼都还没有完全消化掉。
中国是一个以中央政策为中心的国家，有了《意见》，海南的“胜算”高出很多，但一个地方发展的成败，除了中央政策外，还得视其他因素如本身具备的条件、国际局势和环境的变化等。海南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无止境”的海滩，的确具备成为“国际旅游岛”的先天条件，但它目前的软件如岛民的素质还不行，今后要与周边各国“已成气候”的旅游岛竞争，未必包赢；国际局势和环境也不在海南或中国的掌控中，因此投资者没有理由因为一个《意见》就盲目地往海南房地产市场扔钱，炒家其实是抓住了中国人过于“信从”中央政策的弱点，要在短期内狠赚一笔。
海南即便最终成功成为“国际旅游岛”，看看其他成功的“国际旅游岛”印尼峇厘岛、韩国济州岛就好，整体房价其实只是一般。有人说，海南的房价还落后于北京、上海、香港、深圳等城市，但海南凭什么跟这些中国主要城市相提并论？人家有的是工业、制造业和金融业，海南只有旅游业。此外，一个城市的房地产要维持在高水平，一定要有成功的金融业扶持，只有这个行业的人士才较愿意、较有能力支付高昂的房价和租金；即使海南今后有意发展金融业，恐怕也很难争得过上海、香港。
海南人把火爆的海南房市形容为“白菜洗洗当人参卖”，希望各地投资者保持警惕，中国当局也应该采取一些降温措施，确保海南在成为旅游岛之前，不会先成为一个泡沫岛。
《联合早报》
西方寄望“中国领导世界”是捧杀
来源：侨报
近日，英国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我们想要中国领导》的文章称，欧美需要中国开始参与领导世界。
客观而言，文章在谈及“希望论”时指出的论据不无道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充满信心，但对于面临的挑战又极其务实。事实上，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表现出的澹定从容和正确决策，已为世界各国认同，使中国率先步出金融危机的阴影：2009年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也接近日本，世界权威机构预测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英国高官在分析了时下世界形势的特点后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参与，有效的多边主义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就不会有气候变化解决，也不会建起亚洲或者全球安全体系，全球贸易体或金融可持续性治理也无从谈起。
但是，仅凭上述理由就要求“中国领导世界”，恐怕难以成立。近年来，欧美智库或政要已频频发出要求中国领导世界事务的声音。那个所谓“中美国”概念或“中美共治论”就是证明。笔者看到，面对“G2”这类的声音，中国领导人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说“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与奥巴马会谈时，也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立场。
中国不能领导世界事务，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国情是什么？历经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但人均GDP还很低，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国只是经济大国，不是经济强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另外，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增大了，但经济结构仍然存在着不协调、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中国需要致力于解决这一转型问题。因此，中国领导人强调的“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是没有理由。
中国不能领导世界，也是由中国外交原则决定的。中国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乃在于从建国那一刻开始就确立“不称霸”和“和平外交”的方针。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对世界事务，主张由各国共同协商，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精神处理。由中国领导世界事务与中国外交方针相悖。
实际上，在希祈中国出面领导世界声音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可怕的杀机。
在此前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欧美等国公开逼迫中国不能享受国际法规定应该享受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补助；而在近年，欧美更使用种种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国媒体甚至认为，唯有逼迫人民币升值才能解决美国经济下滑的问题。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高盛作为国际金融巨头拼命呼吁人民币升值绝不是白费口舌，背后也隐藏着巨大利益。此外，欧美等国还发动了一场场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的大战，连英国媒体近日也直言不讳称，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可能会招致更多的贸易壁垒。至于美国不顾中国强烈抵制，坚持对台售武、接见达赖更给了中国人一种横蛮无理的印象。
时下，欧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展现了两手：一手硬（逼迫），一手软（吹捧），交替使用。假若看不到逼迫的一手硬，只看到对中国吹捧唱颂歌的一手软，恐怕会自我麻痹，铸成大错。因此，面对英国高官“希祈中国领导世界事务”的声音，需理性看待，更要警惕捧杀中国的用心。
（系大陆公务员
撤职官员「洗底」再复出
本文重点
* 晋升亦不受影响
* 学者指须公平公正
内地被撤职官员复出现象近年如雨后春笋，引起社会广泛质疑。正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正审议的行政监察法修正桉草桉规定，建议受处分的官员在处分期满后，由监察机关解除其处分，其日后的晋升及晋级均不受处分影响。有学者认为，规定可令官员复出程序透明化，但前提必须公平公正。但网民则炮轰规定是为官员保驾护航，令他们日后可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人大常委会修正桉草桉规定，监察机关对违反行政纪律人员作出给予处分的监察决定，由政府人事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按照人事管理权限执行。受到监察机关作出的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处分期满后，由监察机关解除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及其所在单位，以及处分执行部门或者单位。
晋升亦不受影响
据悉，该规定是为保护受处分人的合法权益，即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后，由监察机关及时解除处分，对本人没有影响，他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昕表示，近期有不少问责官员被撤职后未几又复出，引起社会颇多微辞，这主要是民众对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不清楚。张指出，部分被撤职官员只是承担间接性领导责任，而非事故的责任人：「有些突发事件也不是官员可以控制的，如果这领导仍有能力，不能一次就把他打死。」他认为，新规定可令官员复出的程序透明化，对官员亦较为公平。
学者指须公平公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亦认为，负有领导责任而下台的官员不应一律被打入冷宫，应该有个解除期限，但前提条件是程序也要公平公正。
不过，大部分网友却批评，有关规定是在为官员保驾护航，指内地有些官员早前就肆无忌惮，担心相关法桉一旦通过，那些大胆官员就更是为所欲为。「贪污腐败分子们，你们可以尽情的去坑害老百姓了，出事了，大不了走走形式，过后还能晋升，已经出台为你们保驾护航的规定了，无奈的社会，失望的百姓。」
有网民更质疑当局此举是保护受处分人的合法权益，「谁保护老百姓的权益？」另有网民更揶揄：「原来犯法也是升官的捷径！」
■东方日报综合报道d
中共反腐还需借重民众之力
来源：侨报
摘要：既然能否成功遏制腐败关系到中共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和执政地位，那么，未来的反腐不仅需要继续完善制度措施，更需要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执行力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为此，中共必须在观念和制度上进一步创新，刮骨疗毒，破釜沉舟，给予民众更大的信心。
【侨报2月25日社论】中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再出反腐重拳——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官方的新华社23日公布了准则全文。该准则详细规定了官员从政行为八大方面的“禁止”，并列出52个“不准”，划定了官员不能触碰的“高压线”。
该准则是从中央1997年颁布的试行版本 “转正”而来，其中的“禁止”和“不准”都针对当下中国民众最为关注、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如严禁收取礼金或其它财务性报酬，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等。同时，摘掉“试行帽子”的《廉政准则》还因应近年来的新形势，针对证券市场上屡屡出现的内幕交易、楼市泡沫膨胀导致民众怨声载道等问题，新增不准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禁止多占住房、干预和插手房地产开发等市场经济活动，禁止违规修建楼堂会所，禁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等要求。
该准则的颁布显示出中共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并走向纵深，由“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个桉式、风暴式处理走向从源头预防的制度反腐。
腐败问题直接影响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当下民众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大陆多家网站就网民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调查中，反腐倡廉连续3年位列第一，甚至超过了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房价、拆迁、医改、教育公平等诸多议题。究其原因，房价高、看病贵、上学难等民生问题背后，总是闪动着贪污腐败的影子，并惹得民怨沸腾。
正如《廉政总则》开篇所言，“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腐败问题已损害和动摇了中共执政的根基，中共当局只有铁腕推进防腐反腐，才能稳保执政地位。
2009年以来，中央高层频出重拳，包括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等15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处，成为60年来高级别官员落马破纪录的一年。此外，重庆打黑、足坛反赌、撤销“驻京办”等一场场“风暴”更让民众拍手称快。
可以说，中国的反腐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可谓不多、不细，但仍“前腐后继”，甚至“越反越腐”，揪出的贪官贪腐数额之巨大、生活之荒淫奢靡、手段之花样百出，已激起民愤，而这样的民愤是不可能仅仅靠几个贪官的落马而平息的。
腐败之危害贯穿于中国社会的全部环节中，亦渗透在各个社会关系里，因此不仅要割掉腐败的“毒瘤”，更要从肌体中清除滋生、蔓延腐败的病根。此次出台的《廉政准则》就是在源头上防止腐败滋生，用细化的52个“不准”给官员们划定了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令许多“灰色地带”、“擦边球”无处容身。
不过，《廉政准则》更多停留在道德层面，虽然明确了官员“不能干什么”，但如何能保证官员“不敢干什么”，从根源上遏制腐败，还需明确“干了怎么办”，真正起到震慑作用，用强有力的执行力，及时有效的监督，以及严厉的查处与问责保证这一准则顺利实施。换句话说，中共反腐当前最难的不是制定多少个制度准则，而在于让这些制度不至于成为摆设和“纸老虎”。
这就需要与之配套的制约、监督与惩戒的制度与法规。尤其是，应大力借助民众的力量、草根的力量，而不仅仅靠党政内部的力量来反腐。如，与其禁止官员不能以权谋财，不如出台民众呼声已高的“阳光法桉”，让官员财产及家属从业信息进行申报与公开，接受民众的监督。同时，顺应科技变革，把网络监督纳入反腐体系等。
既然能否成功遏制腐败关系到中共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和执政地位，那么，未来的反腐不仅需要继续完善制度措施，更需要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执行力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为此，中共必须在观念和制度上进一步创新，刮骨疗毒，破釜沉舟，并将之与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作为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给予民众更大的信心。
用工荒也是一种“权利荒”
来源：侨报
2010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将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桉（草桉）》。这一法律将进行第五次修改，流动人口如何参加现工作地的县乡人大的直接选举，一直备受公众关注。但修正桉草桉二审稿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然而，这一重要权利却因为户籍改革不前而缺乏法律保障。《选举法》再次搁置流动人口选举问题让人很遗憾。
与此同时，另一种现象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用工荒。不仅仅是珠三角、长三角的问题，而是全国范围出现该问题。春节后仅珠三角的劳动力需求缺口就超过百万人，某些省市政府机构甚至专门出台文件，限制劳动力外流以满足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
笔者之所以将搁置流动人口选举问题与用工荒一起评论，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纽带，即都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关。把流动人口选举问题搁置起来，这是农民工权利缺乏保障的一个缩影。尽管不同人对“家”有不同解读，但权利真正有保障的地方，才会有“家”；如果农民工在某地权利缺乏保障，就会向权利有保障的地方流动。
因此，用工荒不但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权利荒”。这种“权利荒”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在社会福利方面。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同为平等的国家公民，但却在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不同。
二是表现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少非户籍人口有固定住所，多年履行公民责任如依法纳税，但却没有资格参与居住地的政治活动，如民主选举与被选举。正是因为非户籍人口权利行使受到制约，所以空有一腔政治热情，变成了政治活动的局外人。而且，非户籍人口的居住地由于缺乏应有的选票，所以选举结果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三是表现在经济权利方面。相关法律把经济权利分为所有权、经济管理权、法人财产权、经济职权、经济债权、工业产权。笔者以为，公民的经济收益权也属于经济权利范畴。当农民工为所在城市、所在企业创造大幅利润后，得到的却是十分微薄的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幅无论与所在地GDP的增幅相比，还是与所在企业的利润增幅相比，都显微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但在居住所在地权利缺乏保障，在户籍所在地同样权利缺乏保障。他们的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权利都有可能被搁置。
有人大代表曾建议，修改现行《选举法》，改变按户籍人口确定代表数量的做法，保证非户籍常住人口的代表名额。现在看来这样的建议又要落空了。而制度如果脱离了人力资源流动的现实，显然就不是好的制度。解决办法在于，要么在《选举法》中解决流动人口选举问题；要么让那些有固定住所，已融入所在地社会的流动人口，获得当地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系大陆教师）
选拔年轻官员，大陆可借鉴美国“少年市长”经验
来源：侨报
行政层级多，财政收入被层层扒皮的可能性就大，“省直管县”改革有望改善这一问题，效果值得期待。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各级官员的浪费现象严重，公款消费屡禁不止，这一问题不解决，哪怕中央直接向百姓收税，效果也要打折扣吧。（姜来）
中国正在加快“省直管县”改革 以降低行政成本
中国青年报 2010年02月25日
发改委24日在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中表示，中国正加快“省直管县”改革，以有效减少行政层次、较大幅度地降低行政成本。
发改委称，目前，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已依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2009年，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明确了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总体目标、内容和工作要求。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全面推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理顺省级以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同时，认真总结近年来“省直管县”在经济、财政、干部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的经验，积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体制实施的试点工作。
2010年02月24日 00:28 来源：侨报 ： 冯海宁 【大 中 小】
山东新泰市集体选拔任用“80后副局长”一事在网上披露后，引发公众各种猜疑和讨论。
公众质疑“80后副局长”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质疑选拔程序，二是质疑家庭背景。尽管新泰市有关方面称选拔符合规定，当事人自称没有家庭背景，但这样的回应依然没有消除公众质疑，各大网络论坛依然充斥着质疑之声。
大陆官员选拔存在各种猫腻，媒体、专家学者都披露甚多，甚至有省部级官员也公开承认：官员选拔的确存在“潜规则”。正因官员选拔的公开、公正、透明程度与公众的期待存在差距，所以，与官员选拔有关的新闻总能吸引眼球。
“80后副局长”当事人王然自称“没有男朋友”，但另有媒体曝称，王然原工作单位同事称，王然还没有结婚，她男朋友的父亲在当地组织部工作。公众处于“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自然倾向于认为王然是在说谎。即使当事人没有说谎，在一个关系、人情与利益交织的社会，公众的质疑也无可厚非。
几乎所有的“80后官员”选拔上任都曾激起波澜。“最年轻市长” 周森锋、“最年轻副厅级官员” 张辉、成为副处级官员距大学毕业仅仅两年半时间的孙靓靓以及昆明市公开选拔挂职担任副县级领导职务名单中有30名“80后”（最小的1985年出生），当事人都受到了舆论毫不留情的质疑。
随着社会发展，官员年轻化是一种趋势。面对这种趋势，如果每一个80后官员都要被质疑，不仅对80后官员而言不公平，而且质疑过多浪费社会资源，公众对官员选拔也容易产生疲劳感。因此，为避免今后的80后、90后当官被质疑不休，相关机构需要进行深层次改革，构建一套公开、公正、透明、民主的官员选拔机制。
笔者想起了美国的“少年市长”。美国不少小城市有18岁、19岁的“少年市长”，不但年龄比大陆的“80后副局长”小，而且其身份还是学生。但这些“少年市长”极少被舆论质疑选拔程序、家庭背景，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有两个关键：一是市长选拔要有民众基础。2007年当选俄勒冈州小城尤宁市市长的凯尔•科宾，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他挨家挨户拉票，不断阐明自己的从政理想。无论是中国式选拔官员，还是美国式选拔官员，都需民主决策。“80后副局长”被质疑，与“民众基础测评”这一关做得不够有关。二是美国的“少年市长”既没有实际权力，又没有相应的行政待遇。例如2005年当选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市市长的迈克尔•塞申斯，不但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没有秘书，而且没有实际权力。反观中国的官员群体，不仅权力大而且行政待遇高。
要想80后官员今后不被质疑，不妨从美国 “少年市长”选拔借鉴一些经验。如果官员选拔以民主决策为基础，就可避免“大官选小官”、“少数人选少数人当官”、 “通过领导拔苗助长的个人培养”等不正之风发生，可消除公众质疑。如果官员的权力被有效约束，官员没有机会滥用权力，公众自然少了忧虑。
（系大陆媒体人）
国正在加快“省直管县”改革 以降低行政成本
来源：侨报
行政层级多，财政收入被层层扒皮的可能性就大，“省直管县”改革有望改善这一问题，效果值得期待。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各级官员的浪费现象严重，公款消费屡禁不止，这一问题不解决，哪怕中央直接向百姓收税，效果也要打折扣吧。（姜来）
中国正在加快“省直管县”改革 以降低行政成本
中国青年报 2010年02月25日
发改委24日在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中表示，中国正加快“省直管县”改革，以有效减少行政层次、较大幅度地降低行政成本。
发改委称，目前，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已依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2009年，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明确了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总体目标、内容和工作要求。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全面推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理顺省级以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同时，认真总结近年来“省直管县”在经济、财政、干部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的经验，积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体制实施的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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