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冬天，17岁的武警新战士罗星离家千里，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值勤。在他的广元老家，退伍军人罗兵期望这个独子能通过部队里的摸爬滚打，锻炼出一身游走社会的本领。可两年后，罗星死了。
2008年5月7日 ，罗星本将调至地处成都的武警四川总队。但那年3月14日，突发于西藏自治区的一场惊世暴乱改变了他的命运。武警阿坝支队在接受了维护四川藏区稳定的新任务后，奉命驻守汶川县映秀镇。五天后，罗星与六名战友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遇难。映秀是巨震的震中。
在家人面前，罗兵强忍悲痛，把儿子已死的消息当作秘密，保持了一年半之久。他深知儿子的死会对这个家庭造成多大的打击。罗兵85岁的老父在去年底通过邻居得知这一噩耗一个月后，就撒手西去了。
“我们家里头是三代单传。”在映秀渔子溪村遇难者公墓，43岁的罗兵默默瞅着儿子的衣冠冢，一字一句地说着。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在各级政府部门用一系列具体而量化的指标日夜监督灾区重建进度的同时，专家指出，受灾地区群众心理层面的康复是一个远为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都江堰市老年人心理危机免费救助热线创办人 徐坤 教授称，四川地震后，表现出慢性心理创伤的人数多达1500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递交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十一届三次会议的《关于建立地震灾区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长效机制的提案》则推算称，震后单是出现长期心理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就“有百万之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去年12月表示，地震发生后，全国共为各受灾地区培训各类心理服务人员五万余人。其中，卫生部累计为灾区培训了基层心理卫生服务工400多人。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央政府巨额投资 – 三年内的累计投资竟为此前三十年对川投资的总和 – 帮助四川创造重生奇迹的同时，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救助的努力仍相当有限。
在各个灾区，像罗兵这样老宅虽在地震中挺立不倒，但情感创伤依旧深重的人，都无资格领取为受灾群众预留的补助款。心理援助者们也不会在一声召唤之下，立刻赶到他们或那些居于山间、古道、茅屋里的烈士家属的身边。对此，罗兵说自己并不在意。“娃儿都去了，我要这些干什么？”他轻轻地说。
震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国内外无数试图向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援助的社会团体毕至极重灾区。而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里，数以万计有组织的心理学学生、私营业主和国企员工更是纷涌而至，几乎每人都宣称能在短暂的停留期间帮助愈合幸存者们的心理创伤。
“整个四川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但其中只有大约四五百人是有组织的专业人士。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说。
他透露，一些人甚至把灾民当研究对象，采集完数据就走。“这是不道德的。”他说。
震后火速赶往其妻户籍所在地映秀的河南人王长兵，现在渔子溪村开起了餐馆。他说：“可以说没有几个真正是志愿者的。就有些是没毕业的学生，思想比较纯正，没有做生意的头脑，他们是来支援的。年龄大的‘志愿者’主要是来做生意的，来看灾区的情况。”
多数重建项目从去年五月地震周年后才陆续动工。自那时起，各个心理援建机构都逐渐从灾区撤出了。与此同时，灾区，尤其是最重灾区北川羌族自治县的自杀和暴力事件接踵而来。
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去年四月自缢身亡。而此前五个月，他才被安排到井冈山参加了“灾区重建干部主题培训”，并在那里“接受了心理抚慰”。
自杀前，在地震中痛失爱子的冯翔给妻子留下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他留下了这样的语句：“抑郁，是我这三十年来，最亲近的朋友，抑郁带走了我，也就带走了所有的悲伤。”
冯翔曾与2008年10月自杀的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熟识。40岁的董玉飞在其遗书中也写道：“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去年经调查发现，接近40%的北川干部有严重创伤反应，另有11%则处于较重的抑郁状态。省内媒体报道说，地震后，四川省已对2543名有直系亲属伤亡的灾区干部或进行了岗位轮替，或将他们交流到了条件较好的地区工作。
心理所张侃所长呼吁政府成立一个部门来专门引导、管理、协调服务于心理重建的社会力量，和为之提供经费与规划等政策保障。民进中央在其今年的政协提案中支持了这种观点，并不无警示地回顾道：“在唐山地震20年后，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的创伤后精神障碍问题。唐山市民存在精神障碍的比例，比普通城市的市民高出近10倍”。
由于建筑质量低下，灾区的许多学校在巨震来袭时应声而垮，数千名学生丧生。对那些年轻的幸存者来说，心理康复的过程则更为坎坷。很多孩子对学校的情绪交织着时隐时现的敌意、焦虑和恐慌，另一些人则干脆放弃了读书。
震后不久，董娅和映秀漩口中学的同学们一道迁至山西省长治市读书。去年底毕业后，她在第一时间内就赶回老家学考驾照，试图开始新的生活。
“我不想读了。我那些同学现在读书的读书，上班的上班。读书的都跑得很远。他们不知道怎么想的。”董娅撇着嘴说。这个19岁的姑娘在地震中失去了三名亲人和更多的朋友。
而在北川中学这所计有1500余人遇难的教育机构，师生们还在致力于从另一场前不久才发生的悲剧的阴影中走出来。
官方宣称， 一月四日凌晨 时分，高一五班学生母志鹏潜入一班学生李浩龙的宿舍里，毫无缘由地用刀将其割喉杀死。二人今年均只有16岁。虽然地方官员坚称犯罪嫌疑人与受害者并不相识，但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绵阳市公安系统内部人员和北川中学援助人员分别告诉本报，二人一早相识，悲剧另有起因。
事件发生后，对心理援助作用的负面评价一时间充斥了各大媒体。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驻北川中学“安心屋”援助站负责人 龙迪 教授对中国日报说，竞争过剧的现行教育制度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她在与本报的独家专访中表示，由于“学校系统的继发性创伤”，人与人之间的不友善已困扰了北川中学一段时间。龙迪说，创伤最重要的成因正是时间的缺乏。
她表示，我国教育体系不仅鼓励，也造成了持续的，大规模的激烈竞争。其既定安排总是通过大量牺牲师生的时间和空间，来为学生换取更高的考分，并为教师赢得更好的鉴定。“只有这样的时间才是合法和合理的。除此之外，就叫浪费时间……日常教育安排缺乏滋养心灵、连接生命的时间和空间。它根本没有留出来这个时间。”龙迪表示。
在仍寄居绵阳市郊的北川中学，同学们服从于准军事化的管理。他们的每一天都从早晨六点半开始，十点半结束。这期间的八个小时，则是强制熄灯的休息时间。安心屋负责援助的高三年级同学每天要上13节课 – 而13节课，龙迪喃喃地说，“即使没有地震也是一个创伤啊。”她认为，没有宁静的自由和独处的时间，投入于心理援助的资金再多也是浪费，因为压力过重的师生们是不可能自行痊愈的。
即将于六月参加高考的北川中学高三年级，在2008年的地震中死伤最重，“十个班死了七个班”。
“在这里压力太大了，人没有办法仁慈……我们的学校是一个竞争的地方，不是提供支持的地方。而竞争是要给人压力的。在压力下，如果你的能力和心理足够强，你就是胜者。虽然我相信那样得到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是很虚的……大多数人（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没有那么多的教育资源……再经历了这样的创伤，他们肯定就不自信。不自信，成绩就会下降。成绩一下降，他们的学习过程就变成了对个人价值的全面否定。”龙迪说。
而由于教师也被要求以分数去衡量每个学生，师生关系很难和谐。“这样导致了老师对学生的伤害，和学生对老师的攻击。教室成为互相竞争，互相打击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心理是很嫉妒的。‘你这次比我考得多五分，我想掐死你。’这都是学生自己跟我们说的。”她表示。
一月末，惨剧中受害者的所在班婉拒了安心屋提供的户外心灵康复活动课，原因是“快期末考试了，老师说全中国、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北川中学，盯着他们，他们不能再出事了。”安心屋工作人员李关党说。不知是否处于自觉，老师们将考试失利与杀人惨案都总结成了性质相似的两个字：“出事”。
受害者所在的班是该年级成绩的领头羊，在校内被称为“珍珠班”。在要求被拒绝后，安心屋为犯罪嫌疑人母志鹏所在班的同学们在 1月20日下午 争取到了一堂两个多小时的户外心灵康复课。
“（教育者们说学生）现在的时间是给未来的 – 现在如果好好复习，分数考得好，以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可创伤治疗需要从现在和过去的视角出发，需要对孩子们每一个当前的要求做出回应，然后才能让他看到未来的意义。”龙迪说。“治疗就是重新建构意义。灾难的创伤就是把人的意义给打碎了。所以他连不起来，人就乱了。”
震后不久，曾任当地小学校长的申继斌让女儿申婷婷离开了她就读的北川中学。“因为她们那个班遇难的比较多，她的心理压力比较大，所以我就让她远离那个地方。北川中学，你不管怎么说，遇难 那么多 老师和学生，对（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很大。主要是心理阴影。”42岁的申继斌说。他共有六名亲人在地震中遇难，其中包括与他相伴16年的妻子。
“情绪是传染病。一旦情绪不好，学校领导要传染给老师，老师要传染给学生。”他说。
在申继斌现单位北川县教育体育局的十几米外，是一座教师心理康复中心的旧址。这座由香港方面筹资建立于原安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中心，现已遭遗弃，各办公室内都堆满了被人遗忘的手册、课具和未开封的箱子。“（心理康复）就是种形式。我不要哪个康复我。那些康复都是专家搞些花架子。要是真实实在在地搞，北中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现任教体局计财股副股长的申继斌说。
虽然他并未谈及其个人生活，但从县政府取得的人事档案显示，申继斌已再婚。而他已成为QQ农场资深用户的事实，或许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名北川汉子在通过自己水滴石穿的努力，坚定地走出那些苦痛的记忆。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靠自己。自己要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在一天就活好一天，把自己工作干好，看开一点。过去的始终是过去了。”申继斌说。
龙迪说，归根结底，最有资格评价心理康复进程的，只有受灾群众他们自己。
“我们这些外人是不是对那么多我们不熟悉的生命和环境去进行评价，我越来越觉得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没有用的。但那并不是说不能评价。”她说。
“我把这件事做好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够了。”
胡永启和于宸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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