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3-18）
人间悲剧何其多 道德沦丧究可哀
看守所如阎王殿 恶管教似催命官
地价边调控边上涨 北京新地王给调控一记耳光
重庆公安局改革被称商鞅变法 官方称与打黑无关
薄熙来没有回头路可走 要打黑到底
可怕！中国人一年吃掉300万吨地沟油
人大期间涌现“公众问政”
为何公众不得不通过网络参政？
“流行词”背后的中国社会生态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20年祭：千万亿瞬间消失
帮腔背后 各有盘算
龙吟大地：美国对华发动汇率之战
韩国造史由汉变韩
金牌精英被消费
能源充足是命根
赵朴初提醒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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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悲剧何其多 道德沦丧究可哀
太阳报
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席捲内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间悲剧层出不穷，伦常血桉更不时发生，叫人惨不忍睹。
浙江宁海一名无良父亲，将患白血病的两岁女儿当摇钱树，向亲友借款逾百万元，自己挥霍一空后，就对妻子说「女儿我不管了，你想医就继续医，不然扔掉算了」，便失去踪影。女童家中囊空如洗、债台高筑，面对至少二十五万元的骨髓移植手术费，只能徒叹奈何。虎毒尚且不食子，但这位绝情父亲，居然以病女为摇钱树，只管自己花天酒地，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可谓世间罕有。
无独有偶，河南郸城一位女子，因怀疑老公有外遇，迁怒于领养的八岁孩子小伟，用菜刀砍掉了他的左手。小伟哀求养母给他留下右手，让他长大了还能照顾她，但这位失去理智的养母根本不为所动，仍连用菜刀和剪刀将小伟的右手也砍了下来。更残忍的是，她还将砍断的小伟双手扔入厕所。夫妻吵架，稚子何辜？为发洩一时妒意，竟然向孩子下手，如此歹毒的悍妇，简直丧尽天良。
更离奇的是，重庆忠县一女子不堪忍受家贫，居然将病夫乱棒击毙并焚尸，同时刀噼两个年幼的孩子，手段之残忍，令人髮指。这位女子的病夫，不久前被检查出身患胃癌，不得不从东莞回乡养病，由于失去收入来源，家中日渐困难，甚至连日常所需的大米都没有着落，一家人陷入生活危机，妻子不堪生活窘迫，迁怒病夫，遂下毒手。
道德模范 男盗女娼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宗伦常悲剧，不仅折射出人性的阴暗，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的无情，假如政府机构对这些蚁民能提供简单的物质援助，又何至于发生如此悲剧？
同样在重庆，日前一名男子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并将其头颅砍断后跳楼自杀。世上只有妈妈好，但这宗逆子弑母的伦常悲剧，却让无数人神伤。到底是甚么原因，促使这名男子对自己的母亲下如此毒手呢？幕后的故事耐人寻味，也引人深思。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之称，尊老爱幼、夫妻恩爱的各种传统美德源远流长，道德育人、荣辱教化亦有几千年历史，但在当今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母子相残的悲剧却此起彼伏，令人不忍卒睹。这到底是人性变了，还是社会病了？
中国当下经济是盛世，道德却是乱世。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颠覆了传统道德观念，美德标准受到挑战，以丑为美、习非成是等丑恶现象不断涌现。而当局评选的所谓「道德模范」又不断爆出丑闻，表面的正人君子，不过是男盗女娼之辈。正道不行，歪门邪道自然横行。
看守所如阎王殿 恶管教似催命官
东方日报
内地看守所有如阎王殿，很多老百姓活着进去，躺着出来，而且官方给出的死亡理由往往匪夷所思。欲盖弥彰的种种「解释」，最后都变成了中国司法不公的代名词，在历史上臭名远扬。
江西九江市修水县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陈绪金日前突然死亡，警方称其是上厕所时「摔死」的。然而，死者遍体都有明显伤痕、血渍和瘀青。家属坚持要求当局验尸，相关部门随手作出「心脏病致死」的结论。当局给出的死亡理由如此随意，与草菅人命又有何分别！
陈绪金家属质疑，陈平常身体很好，搬运重物上七八楼，中途都不要休息，如此健康之人，又怎能会在厕所摔死呢？而且脖子怎么会出现掐痕呢？在家属质疑下，当局又以病死来搪塞，这是不是做贼心虚呢？
很明显，陈绪金的不正常死亡疑点很多，狱方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无非是为了推卸责任。陈绪金虽然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也应拥有起码的人权，受到公正对待，但他尚未受到法院判决，却在看守所内莫名冤死，这种待遇猪狗不如，更遑论人权。
牢头狱霸 欺凌弱者
内地黑狱事件不在少数。河南一名男子上月因盗窃被公安带走，三天后亲属被告知，该男子已在看守所内死亡。警方解释，犯罪嫌疑人是在提审时喝了一个民警开的感冒冲剂后不治身亡。
然而亲属查看尸体后发现，他身上有多处伤痕。不仅头部受伤，乳头被割，生殖器也完全损坏。河南这宗「喝水死」，令各界震惊。
广东吴川市去年也曾发生一宗非正常死亡事件，有位农民在领取被交警所扣车辆时猝死，官方解释说农民是「兴奋死」。但蹊跷的是，当局事后居然出动三十多名警察强抢尸体，并不许民众拍照。武汉男子李文彦被刑拘，在江西九江看守所关押期间猝死，死者额头上有几处青紫伤痕，对李文彦的死，看守所称其是半夜「做梦死」的。李文彦的死亡，堪称「醉生梦死」这句成语的现实版。
陝西丹凤中学学生徐梗荣死在公安局的审讯当中，尸体伤痕纍纍，后来通报的验尸报告称徐死于「心脏病」。福建青年温龙辉半夜三更死于福建省第二看守所，身上伤痕无数，但警方却表示温是「掉床死」；云南青年李荞明狱中蹊跷死亡，头部受重创，警方却表示，李荞明是在狱中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不小心撞牆而死。
这些五花八门，同时又相当离奇的特色死法，是中国人权丑闻的具体体现，也折射出司法不公的丑恶现实。中国的监狱和看守所制度一直黑箱作业，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牢头狱霸在监管人员的默许和纵容下，对弱者大打出手，导致死伤枕藉。要改变这个现状，先要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地价边调控边上涨 北京新地王给调控一记耳光
2010年03月18日07:11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继3月15日爆出双“地王”后，今天北京土地拍卖现场却显冷清。业内预期冲击60亿天价的情况也未出现。然而，这仍然无法安抚人们愤慨的心。地价、房价的话题仍然无比火烫。有读者电邮本报称，“两会”中，各级官员声势浩大地表决心、下承诺，也不能阻止地价、房价的扶摇直上。房地产市场到底还有治没治？会不会又是一出越调越高的悲剧？甚至有评论认为，如此地王频出，是给调控政策一记响亮的耳光。
“地王”肇事者是远豪置业和中信地产。前者隶属于远洋地产旗下，以40.8亿元将北京大望京1号收入囊中，地块楼面地价高达2．75万元／平米；后者以52.4亿元竞得北京亦庄住宅及商业项目（XI－1B）。除了都刷新了地价纪录外，两者的相同点还有，都是大型国企背景。据悉，和它们较劲到最后的，也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包括中国烟草、中粮、保利。
不管是国土资源部，还是北京市，对此消息都无评论。可资参考的是，今年“两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不能否认地价和房价上涨，地方政府获益匪浅，市委书记、市长确实乐得见到房价高、地价高；除了经济发展外，地方政府还有维持社会稳定的责任。有人理解此话为，只要社会不乱，房价、地价涨总是令领导欣喜的。
华远的老总任志强缴了几个亿的保证金，参与了这场浩大的土地饕餮盛宴。3月15日，他举牌到每平米1万多元的时候就胆颤了，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他在微博中表示，华远无法承受这样的高价，在连续九年的接连失败后，只好转向二三线城市谋发展了。“希望那里不是凭胆量而是凭品牌取胜。”任志强说。
连场子都没进去的SOHU老总潘石屹则调侃任志强是“花钱买丢人，不是花钱买地”。不过，他认为，华远的失败不是“任总的无能”所致，而是中央企业太有钱了。潘石屹还预测说，随着新地王的诞生，北京的房价将又被推高一大节。他的同事则测算，大望京一号地上的房子销售单价达到45000元／平方米，才可以有10％的利润。
开发商尚能调侃，购房人可真急眼了，在各大网站的论坛上，板砖儿已经满天飞。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年一年奋斗，房子却一年一年更加遥远？
现在，还有人执着地问，为什么“国×条”不断地出，各级政府一个劲儿地调控，“地王”仍然频现、房价愈加烫手呢？答桉各色各样。一种较为常见的说法是，土地财政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当政府从地价上涨中大获益，那么，“地王”的不断刷新就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去年信贷天量、大国企不差钱的情况下。当行情如此，囤积投机随之而来，斩而不断。
问题是，土地财政真的能断了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郭国庆对记者说，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将土地出让金收归中央，然后由中央再返还地方支配，附加定向使用——比如用作保障房、公共租赁房建设等的条件，这就断了地方政府推高地价的念想。不过，他自己也不敢确定，这办法是否有可操作性，毕竟“利太深了”，需要“下巨大的决心”。
恐怕还不只是决心的事儿。根据财政部两会预算报告提供的数字，2009年，地方财政本级收入32580亿多，其中土地出让各项收入13964亿多，占比高达近43％。虽然土地出让情况各省区市有差异，有些地方差异还比较大，但是土地出让收入在任何地方财政上的贡献都是举足轻重的。何况，新兴起的地方融资平台也多是依靠土地抵押生活的。土地不仅直接贡献了出卖后的利润，还是地方获得银行贷款的杠杆。
因此，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称，2009年，中国各地方经济强劲增长以至“保八”成功，跟土地价格节节攀高关系极为密切。“如果没有土地交易，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恐将踯躅难前。”他相信，没有土地出让收入支撑的县级政府很快会难以支撑。
王志浩猜错的是：他曾预测—2009年高歌勐进之后，进入2010年，土地市场看上去准备告别喧嚣沉寂一段时间—或许会沉寂不少。显然，沉寂的日子还遥不可及。
如果土地财政真的如此纠葛，那么稳定地价、房价的“法门”在哪里呢？《激荡三十年》的吴晓波认为，要真正遏制房地产上涨，必须首先遏制地方政府从土地中拿钱的冲动；而要遏制这种冲动，必须调整当前的财税制度，让地方政府从正常的税收体系内分得更多的羹。这是“房地产乱麻”中最关键的那个线头。
他的意思是，在分税制下，中央、地方的事权、财权不对称已经在房地产市场扭成死结。只有在税制的背景下，人们方能理解“为什么每次房价上涨，中央政府似乎总是能在利益关系上‘置身事外’”。自2008年之后，决策层频频出手平抑房价，而地方政府为什么总是“阳奉阴违”？”如此，从房地产的角度，分税制的修正及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税制乃各级政府利益的根本，动之何其难哉？吴晓波也深知其理。他把希望留到“下一届、再下一届，或再再下一届的北京两会”。
现在，公众能看到的是，随着“地王”出现，北京望京房价应声而涨，再上台阶。
重庆公安局改革被称商鞅变法 官方称与打黑无关
东方网
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一场警察系统的“变法”，科长以上官员全部“解职”，与普通民警一道，重新竞聘上岗。
“现在很多参与过‘打黑’的民警都摩拳擦掌，准备参与将于4月初开始的干部竞聘。”一位接近警方的当地人士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由于此前该市一批警务要员因涉黑，外界认为此举系进一步清理警察队伍。但当地警方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认为此举与“打黑”无关。
干部“解职”重新竞聘
该局的本次人事改革，原本秘而不宣。不过，国内一家媒体在16日突然披露了一份署有“内部•机密”字样的文件内容，称重庆市公安局所有处室、各个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派出所，从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天通过媒体发布信息称，网上关于重庆警界全部干部“就地免职”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重庆市公安局的通报材料中称，“从3月开始的重庆警务体制改革主要是根据公安部的要求，经重庆市委、市政府批准，参照直辖市现代警务模式对重庆市公安局所属的处室、各个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的派出所，从副科级到正处级岗位的所有领导干部，因为任职已经到了6年期限，全部进行重新竞聘上岗。”
因此，准确的说法是，“解职不解任”。随着机构的撤销、整合、重组和更名，该局直属单位、分局、处、科职领导干部集体解任，“职务没有了，但工作还得干起来。”
过渡期间，这些原干部的称呼是“负责人。”
但是这些“负责人”近来都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的部下在新的机制下，只要愿意，都可以竞聘他原有的岗位。远郊区县的警员，也可以竞聘主城区的警务领导岗位。
根据该市公安局目前的规定，一个派出所所长的职位，必须有5个以上的竞聘者。但目前还不能确认更高级别的岗位是否会有更多的最低竞聘人数限制。
清理警察队伍？
此前，警员上升通道的封闭性滋生了腐败。在此次打黑中查明，原重庆市公安局的文强曾大肆卖官，他受贿的1600余万元中，收受黑社会性质组织所送“黑金”78万多元，有多达五成以上共计880余万元涉嫌“卖官”。
为了避免在人事变动中出现违规现象，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多个工作组，并特别成立了机构改革咨询监督组，专门邀请市纪委等部门专家全程指导、监督，并抽调各警种、基层民警代表参与全过程决策运作。
有消息人士告诉本报，重庆市公安局目前已经组建了几十个督查组，从报名阶段就开始严格审查，并监督相关程序，从竞聘者的人品、民意测验、工作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现场打分并宣布竞聘结果。因此，本次重庆市警员人事改革，内定人选的概率很低。
重庆市公安局本次人事改革之所以广受关注，原因在于在当地自去年6月份以来的“打黑”行动，牵扯出了一大批警员涉黑。
已经审理的桉件显示，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副局长彭长健，以及该局原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原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陈涛、原经侦总队总队长赵利明、原刑警总队“打黑”支队支队长李寒彬，以及该市几个区县的公安分局局长、副局长级人物悉数落马。
这还不是完全名单。此前有媒体披露，当地有700多名警员在“打黑”中因涉黑而犯桉。不过这一数字，一直未能得到官方证实。
但是，重庆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邓松并不认同“本次改革与打黑后清理警察队伍有关”这一说法。
邓松17日对本报记者称，该局的本次改革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的机构改革，因为有些机构有合并和调整，所以人员和职务会有变动，是规定动作，与“打黑”无关。
今年新招7700余警察
重庆市公安局对外发布的信息称，当地警方本次机构改革围绕转变警种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对内设机构进行了整合重组，对机构职能重新定位。
该市公安局目前已经整合组建了警令部、警务保障部、交巡警总队等部门，撤并、新组建了部分机构，精简机构、裁减机关人员，将更多警力充实到基层。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今年2月曾对本报记者称，该市市长黄奇帆曾将重庆市公安系统的改革称作是当地警方的“商鞅变法”。
“交巡警”改革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地市民在大街上能看到更多的警察了。
2月7日晚，重庆交通警察和巡逻警察正式整合成交巡警，并开始上街巡逻。今后重庆主城区每天将有800~1000名交巡警24小时在岗，确保巡逻链条无缝对接、昼夜循环，最大限度地保障当地市民的安全。
目前在该市主城区的主要路口，均能看见一个直径1.5米左右的圆形黑色柱状工作台，台上撑有一把大伞，伞下有警员露天办公。这个黑色圆柱状工作台被当地警方称作是“交巡警工作平台”，这个平台与后台的警察指挥中心相连，便于快速、即时处理警务。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今年春节后的一次新春茶话会上披露，该市的警力将扩充，新招聘5000~6000名警员。
不过有关当地警力扩充的最新数据又有所扩充。根据近期发布的《重庆市公安局2010年专才专录招考通知》，2010年将是重庆警局人才引进跨越发展的一年，计划招收警力7700余名。
邓松17日对此数据的评价是，“正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程维)
薄熙来没有回头路可走 要打黑到底
重庆日报
昨日，重庆市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提出重庆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薄熙来讲话，市长黄奇帆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分别传达了会议精神。
薄熙来说，“两会” 报告令人鼓舞，其中不少重要提法和要求需要我们认真领会。中央领导十分关心重庆，国家部委也大力支持重庆的发展。我们的老书记贺国强同志到驻地看望代表和委员，对我们经济建设、反腐倡廉、打黑除恶、发扬红岩精神都充分肯定，期望重庆的工作能做得更好。周永康同志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大力支持我们“五个重庆”建设和“打黑除恶”的斗争。汪洋、姜异康等曾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也对“家乡”充满感情，表示继续支持重庆发展。国家部委对我们提出的请求事项，都给予了满意答复，有些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黄奇帆通报了“两会”期间市领导拜会国家部委和央企的情况。他说，在会议空闲时间，先后拜会了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银监会及中石油、中石化等13家中央单位，就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国家部委关心支持重庆发展，积极回应重庆的要求，在铁路、公路、航运、金融、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央企也将进一步加大在渝投资力度。全市各相关部门要分头落实，使项目成果体现到“十二五”发展中。
薄熙来说，贯彻落实“两会”精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重庆的事情办好。现在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于我重庆，完全有条件大干一场。眼下就要立即启动四件大事。
一是种树。种树永远不会犯错，而且多多益善，肯定是科学发展观。去年我们大干一场，一年种了10年树，增速全国第一。但我担心，一些同志会不会就此松劲。其实，去年大干一场，森林覆盖率也就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刚刚35%，按照国家要求的全面小康标准，也要在40%以上，我们还差得远！各个区县在种树上，在苗圃建设上，气可鼓不可泄，要继续大干，绝对不能松劲。今年还要造林500万亩。
二是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重庆要发展，最难在两翼地区的脱贫致富。我们这一茬儿干部，绝不能把矛盾交给后人，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下决心啃掉这块“硬骨头”，要举全市之力抓好抓实。这件事干成了，城乡统筹就很具体了；反之，如果干不成，主城和两翼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城乡统筹就成了一句空话。要在3年内，让两翼95%的贫困农户都能增收万元，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和利益。
三是公租房建设。薄熙来说，当前住房是难点，是关键。如果房价太高，普通百姓辛苦几十年，还住不上一套像样的房子，那怎么行？！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当然要为人民群众把基本住房解决好。重庆大规模建设公租房，以此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这也是“两会”上热议的话题。这件事情我们要全力以赴来推，今年先干500万平方米，明年再干600万，目标是几年内覆盖30%的人。各区县也要在市政府指导下，加以规划。
四是城市改造。薄熙来说，一个城市自身的形象，并不是表面的东西，也不是“样子货”，更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形象工程”，它是千家万户的生活环境，对群众有凝聚力，对外来投资者则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把城市形象搞好，也是为人民服务。今年开春，我们就要把旧城改造、路街整治等作为政府一项重要工作，全面发力。
薄熙来说，我们开春要启动四项工作，当然，“五个重庆”建设这个总目标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时，我们也要继续坚持“唱红打黑”。“唱红”就是扶正，“打黑”就是祛邪，一个城市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如果只抓GDP，没有精气神，就难有大出息，甚至会迷失方向，走向腐败、堕落。“唱红打黑”，能有效地激发全市人民的精气神，与物质建设相辅相成，把重庆建设好。
薄熙来说，今年是虎年，在中国文化中很上讲究，我们牛年使牛劲，有了大发展；虎年更要英雄虎胆，虎虎生威，如出山勐虎，把发展搞得更好。
可怕！中国人一年吃掉300万吨地沟油
环球时报
并非故意要倒胃口，但是亲爱的朋友，当你揣着几根油条，坐上清晨第一列地铁上班的时候；当你站在街头大嚼羊肉串的时候；当你给孩子点上一盆香喷喷的水煮鱼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呢？
危险来自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城市的下水道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地方。他们每天从那里捞取大量暗澹浑浊、略呈红色的膏状物，仅仅经过一夜的过滤、加热、沉淀、分离，就能让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变身为清亮的“食用油”，最终通过低价销售，重返人们的餐桌。这种被称作“地沟油”的三无产品，其主要成分仍然是甘油三酯，却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许多致病、致癌的毒性物质。
“你一定也吃过地沟油。”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东平对记者这样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和油脂工作组组长。据他估计，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300万吨。而中国人一年的动、植物油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也就是说，按照比例，你吃 10顿饭，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
在一个注重食品安全的时代，理想的状态是，你下馆子，随手掏出一张试纸浸到菜里，过一会儿拿出来跟谱表比比，然后大叫：“掌柜的，换油！”但现实是，截至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一种理想的检测和鉴别地沟油的手段。
据了解，从餐饮业的餐厨垃圾中提炼1吨地沟油，成本仅300元左右。掏地沟油的人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平均掏一桶油就能挣上七八十元。一个人通常每天能掏4桶，回收提炼之后，就算只按食用油市场价格的一半出售，每月也能赚1万多元，相当于高级白领的收入。
而在中国数百个城市中，但凡有餐饮业的地方就有回收地沟油的。医学研究的成果显示，长期摄入地沟油会对人体造成明显伤害，如发育障碍、易患肠炎，并有肝、心和肾肿大以及脂肪肝等病变。而地沟油中的主要危害物之一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其毒性是砒霜的100倍。
在科研工看来，治理地沟油的难点在于，经过洗涤、蒸馏、脱色、脱臭等精炼过程后，单从外观和感官上，很难区分地沟油和普通油。
何东平教授从事地沟油的研究已有7年，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能够检测鉴别地沟油的有效手段。但何东平始终认为，地沟油的治理并非检测手段或制定相关标准所能决定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管理。他表示，在餐厨垃圾的处理上，我国长期处在“无政府”状态，这就给某些不法商贩提供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灰色产业”空间。因此他的设想是，“必须由政府集中收购处理餐厨垃圾，从源头上杜绝地沟油”。据这位一辈子都在“搞油”的科学家估计，中国要彻底禁绝地沟油，可能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据中国青年报
地沟油毒性百倍于砒霜，每年多达约300万吨的地沟油流向国人餐桌。
地沟油为什么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一是对地沟油的监管涉及卫生监督、食品安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环保、公安和建设等多个部门，在现实中分工变成了分家，谁都有责变成了谁都无责。二是像地沟油问题及其解决，在很多地方没有进入政府部门考核指标体系和政府官员的奖惩体制，因此缺乏积极治理的自觉性。三是由国家有关部门共同下发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管理的规定》，虽然明确了从事加工废弃油脂活动的单位，不得将废弃油脂加工以后再作为食用油脂使用或者销售，但对违反者怎么处罚、处罚程度等，均未做具体规定，从而缺少可操作性。
彻底解决地沟油的思路和出路都已十分明确，关键是要堵疏结合，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地方政府可以制定政策统一收购地沟油，建立地沟油转化为生物柴油的生产体系，并促进生物柴油在城市公交运输中广为应用。各地还可制订地方性法规，对在回购地沟油中表现好的店家给予鼓励，对不法地沟油加工、销售和使用者予以严惩。
此外，有关监管和执法部门要建立责任明晰的工作机制，通力协作，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确保地沟油从老百姓的食物中消失。
人大期间涌现“公众问政”
德语媒体:
人大期间涌现“公众问政”
2010年3月14日中国人大会议闭幕，代表们起立高唱国歌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2010年3月14日中国人大会议闭幕，代表们起立高唱国歌
尽管中国人大"不是民主选举的议会、没有决策权"，尽管人大会议"只是一场政治表演，但是许多中国人仍然比平时更积极地关注政治"，这是《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观察中国社会后得出的结论。他注意到，会议期间公众就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法兰克福汇报》在文章中写道："例如，与会议平行，中国新闻界开展了一场房价上涨问题的讨论。修订选举法，使农村居民今后在人大得到更充分体现，也受到普遍关注。但是，在中国，公众讨论受到严格限制。3月1日，十多家报纸发表评论，要求取消所谓的户口制度。这次集合行动显然事先没有与政府谈妥，撰稿人和编辑张宏被撤职。
在中国，活跃的公民试图为自己争得自由活动的空间。他们是敢于出头的律师、艺术家、大学毕业生、作家或博客。他们想利用自己仅有的一点政治和法律手段，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这个国家。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但这样做如履薄冰。其间有许多进展，但也有新的倒退。参与政治的试图最后都遭到失败，原因是共产党坚持自己的权力垄断。"
《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看到，公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部分体现。温家宝提出了政治透明化、改善监督、创造公民批评政府的条件，这些听起来很象"谨慎的政治改革"，"但愿这不只是说说而已"：
" 北京领导人控制、甚至压制早就应该进行的讨论，这只会有损中国，因为长期来看，不就各种想法争论，就无法控制温家宝也谈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估计，去年一年中国发生了近九万起'群体事件'，这是因群众对腐败、强占和当局为所欲为不满而爆发的抗争和动乱，他们往往与警察发生冲突。
为宣泄这样的不满，中国领导人本来应该赶快找一个政治阀门。所以，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全国人大应该改造成为真正的议会。即使在这个严格控制的机构中，今天仍然有一些代表发表不同看法。对那些不得人心的党的领导人，他们通过选票发出警告，也对某项法律草桉提出异议。如此看来，人大可以变为公民更多参与的合适地点，但道路还很漫长。
最近以来，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一事似乎已遥不可及。看来原因是两年半后将进行的权力交替，它现在就已经使政治停步不前。现在没有人敢提出自由的想法。与这种幕后不透明的权力移动相比，公开竞选才更为有效。也就是说，所谓代表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应该回答人民的问题。"
为何公众不得不通过网络参政？
这个问题提得好，公众的参政权为什么要依赖网络得以实现？网络参政是否起于网络止于网络？公众的参政热情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虚拟世界？当人们为中国互联网的政治功能啧啧称叹时，也要看到被动无奈的另一面。
为何公众不得不通过网络参政？
2010年03月16日 中国青年报
两会落幕。盘点今年两会时，网络这个重要元素不可忽略。代表委员们通过网络搜集社情民意，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渠道加强与民众的互动；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两会的看法，关注着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能力。说网络激活了两会的公民议政，这一点都不夸张。微博的兴起更加丰富了网络参政议政的模式，亦庄亦谐的热议背后，体现着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
对于中国网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此都持肯定和鼓励态度。有意思的是，两会期间，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新浪微博里对此表达了更为“开放”的看法，他说，“中国的网民现在参政的意识比较高，这可能是中国网民和外国网民很大的一个不同。在西方，比如在美国、欧洲，互联网主要用于电子商务等商业领域；在中国，互联网则主要成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也是一个娱乐的平台。这两点是中国互联网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互联网的主要不同。”
从中国网民的参政热情看到中国互联网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互联网发展的不同之处，这样的视角确实独特。伍皓在微博里所言的这种不同，既没有否认中国网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没有表示向商业领域发展就是互联网唯一的发展路径。互联网的商业功效和政治功能并不排斥，只不过在中国，互联网能够成为公民参与政治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它的“政治功能”显得更抢眼一些。
中国互联网中抢眼的“政治功能”总被我们啧啧称道。民众借助互联网问政，这正是我国民主形式日益丰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新表现。但还必须看到，这只是问题的A面。民众网络参政热情高涨，这除了与互联网本身自由、便捷的特性相关之外，现实中的若干因素是否也在“逼迫”着民众不得不通过网络才能实现参政的权利？
或者可以说，中国民众网络问政的向好局面中，互联网的开放、自由、隐蔽等等特质，“诱使”着民众主动珍惜这一平台，但在民众网络问政的主动性之外，现实中参与政治渠道的局促与不足，也迫使着他们不得不走向网络。比如，在现实中一些民间的声音无法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与反馈，他们只能通过网络途径来反映或者发泄；在现实中他们的举报信沉入大海杳无音信，只能通过网络见光；在现实中实名举报担心遭到报复伤害，所以只能通过网络匿名检举。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中国网民都把参政议政作为互联网首要的功能，当现实中无法实现这些权利时，他们才不得不另辟这块虚拟的权利疆土。这些问题的B面，在我们欢呼“互联网已成为中国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时，是否也得到足够的重视呢？
无论民众网络问政的热情多么激烈，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还必须通过现实落地。所以，在看到网络问政的进步之时，现实中公民问政渠道的不足更需要得到重视。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民众这些权利的实现，不仅仅能在网络上实现，更需要在现实中发力。唯此，政治才可能与每一位公民真正零距离互动。
“流行词”背后的中国社会生态
来源：侨报
中国每年会有很多流行词产生，比如“打酱油”、“躲猫猫”、“被就业”、“房奴”、“周至尊”都曾经火爆一时。今年也不例外，随着全国“两会”的落幕，诸如 “尊严”、“分蛋糕”、“公平”等迅速流传开来。尽管人们的解读方式五花八门，但从其在传媒上出现的频率看，称之为年度流行词并不过分，尤其是在一个分到 “蛋糕”越多越有“尊严”的社会形态中，几乎无人不关心这个问题。
应该承认，很多词语之所以成为“流行词”，首先是其内涵具有广泛的认同感，放下带有戏谑成分的“俯卧撑”之类不说，当“尊严”、“公平”等词流行的时候，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这是不是标志着尊严和公平的缺失姑且不论，其背后潜藏的社会心理可见一斑。当然，形而上的词汇不同于“房奴”那么直白——越是强调尊严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活得越没有尊严。
很多人曾片面认为，中国“流行词”能批量产生是因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这种“网络语言”与现实生活并不在一个层面，无需过分在意。事实上，互联网不过是加速了流行词的传导，其流行主因却是每个词都带有特定的社会内涵。就像“分蛋糕”这个词，人们的关注点自然是由谁来切，切蛋糕的人拿大块还是小块，就是希望明白当中国经济“蛋糕”越做越大的时候，为什么民众分到的份额越来越小。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正是中国几十年来社会利益分配不公，造成了正义与道德的缺失和贫富差距的巨大悬殊。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许多社会精英陷进了一个理论误区，认为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得越大，每个人平均得到的份额越多。但经过几十年实践检验，他们的愿望不仅没有得以实现，反而使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首当其冲的原因是公权利益化，几乎所有地方和行业都把经济效益当作最大的政绩，为升官发财不择手段。更需要一说的是，某些人根本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公权无异于他们抢夺“蛋糕”的工具，致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流行词”显然属于民意聚讼范畴，其中蕴含着多少人对公平与正义的呼唤和对腐败与弊制的不满，只要看看每个词背后的故事就心知肚明。
“打酱油”之类有“坐看云起”的意味，透露出几分无奈和无助，这无疑是种可悲的臣民思维，与现代化社会应有的公民意识背道而驰。也许正是有太多的人“打酱油”，才产生更多的“周至尊”和“房奴”，才有更多的“躲猫猫”、“被就业”等事件。
公民意识的缺位注定了尊严的缺失，即使利益的“蛋糕”做得再大，也难以得到公平、公正分配。这是当代中国人最应该清醒认识到的社会问题，只要一天不能改变这一社会生态，政体改革就不可能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事实上，破解中国改革难题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公式，关键是那些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将民众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换句话说，如果作为国家主体的民众缺少尊严感，所谓的“大国”、“强国”就是无稽之谈。
历史昭示出一个至纯至真的道理：社会利益分配向来是个严肃的政治命题，任何政体若不能维护其公平，政权就会失去合法性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每年的“流行词”都很值得玩味，若提至监督和建言的高度，最大益处是可以从中提炼出社会生态的本真元素。
《庄子•齐物论》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意即只有合乎大道之言论才能广泛流传。尽管中国今天的许多“流行词”未必在“大言”之列，但无疑也是民意的释放。这种民意摧垮过“周至尊”和“周老虎”，也就有可能构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进而促使中国的改革步伐稳健迈进。令人困扰的是，千夫所指处究竟有多少既得利益者甘愿无疾而终，恰恰是当今中国需要公正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系大陆时评人）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20年祭：千万亿瞬间消失
东方早报
1973年4月30日，在新宿的大商场里人流熙攘。这时的日本国民人人都觉得口袋有钱，信心十足。
2001年 3月23日，东京街头，在帮助失业者寻找临时工作的机构门外挤满了求职的人。
“如今回过头来看，在那种危机时刻，为了让市场能够安心和理解，毫不犹豫地果断实施一些政策是必要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总是小打小闹，推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结果没有能够阻止事态的恶化。”
——日本首任财务副大臣村上诚一郎
56岁的木村如今供职于旅日媒体人徐静波的报社中，拿560万日元的年薪，租房住，不过每月还要还6万日元的房贷。
这位没有自己的房子却还要每月还房贷的中年人，在20多年前供职于另一家大报社，当时的年薪有1000万日元，并且在1987年买下了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售价9000万日元的三居室公寓。
木村并不傻，他算了一笔账：房价是9年的收入，完全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这套公寓3年前（1984年）还只卖6000万，3年涨了三成。而在日本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房价当然还会涨的。
木村当然没有预料到——即便是当时很多的经济学家可能都没有预料到——这种盛世景象仅仅在3年后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木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工资一路下跌直到被裁员，无法偿还贷款于是公寓被银行没收。“木村后来跑到我这里工作。他把公寓还给银行时，还欠5000多万。这5000多万他直到现在还在还。上次问他现在那房子能卖多少钱，他说，‘2500万左右。’”徐静波称。
这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一个缩影。
而除了千千万万的木村，另一个受打击最大的则是日本的银行业。由于地价、股市的暴跌，以土地和股票作为融资担保令银行出现大面积坏账。一名住友银行前支店店长告诉记者，泡沫破灭以后，住友银行的不良债权达到1万亿日元。“后来，即使一年能够挣2000亿，但这2000亿则不得不拿来处理不良债权，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
从1989年开始，日本银行开始紧急提高利率。紧接着，大藏省又颁布遏制相关产业融资的法令。这一系列组合拳令所有的银行和企业都措手不及，而消费者的恐慌也由此开始，市场信心一泻千里。1989年底，日经指数在达到史上最高点38915点后开始急转直下。而不动产价格也在1990年3月达到最高点后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在这之后的若干年里，无数的房地产公司、建设公司、金融机构相继倒闭，银行的不良债权勐增，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完全崩溃，日本经济状况陷入空前恶化。
日本首任财务副大臣村上诚一郎在回顾这一过程时向记者表示：“当泡沫吹大以后，应该一点点挤掉。就像一个吹大的气球，你一下子用针去戳它的话，它必然会爆掉。”
出手时机总是错的
1990年3月，时任大藏省银行局局长土田正显向日本央行下达了名为《关于遏制土地相关融资》的指令，要求日本银行立即收紧金融政策，并通过监督商业银行来限制不动产业的融资。
原《朝日新闻》编辑委员会委员山田厚史当时正担任《朝日新闻》金融记者，山田告诉记者，当时下达的这条指令禁止商业银行向不动产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建设公司提供更多的贷款；同时，禁止银行本年度的贷款额超过去年。而在这前后，日本银行都相继提高了利率。
突然收紧的金融政策导致房地产开发融资困难。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叫做“住宅金融专门会社”的机构，日本人把它简称为“住专”。政府禁止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贷款，而从日本农林协会贷款的“住专”不受影响。于是，大家便一窝蜂地涌向“住专”。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住专”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 “毒药”。当市场信心失去后，从“住专”贷出去的款项注定有去无回。正因为如此，有大量坏账的“住专”成为日本政府首先不得不动用公共财政救济的对象。
由于中央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及市场信心崩溃，日经指数在距离峰值仅仅9个月之后的1990年10月1日，已经跌到只剩20000点，缩水了一半。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政策该出手时不出手，该缓进时却冒进，每个决策的时机都是错误的。”村上诚一郎说。他指的是当初泡沫膨胀初期的时候便应该提高利率，而在泡沫已经吹大的时候则应该慢慢挤掉，甚至在这一过程当中应当适时降低利率。
一步错，步步错。错过了在泡沫产生初期靠提高利率控制膨胀的机会，最终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89年“粗暴地戳破”这个泡沫。
“因为这时候泡沫加速的压力已经空前巨大。所以，采取缓和的紧缩政策是起不了作用的。” 日本银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濑口清之说，“货币政策的时机和强度与经济变化的速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得看清市场情况、或者参加市场的人的感情才能够判断。这不是能够计算出来的，这是艺术。这是和市场的对话，或者说是和国民的心情的对话。”
泡沫破灭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现在都说泡沫破灭是从1990年开始，但是这是回过头看才知道的。而在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泡沫已经开始崩溃。当时我正好去了伦敦，1991年回来的。我只是简单地感觉整个大环境变了，但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泡沫破灭了。”山田说。
1000万亿日元瞬间消失
村上诚一郎告诉记者，粗略估计，日本在泡沫经济顶峰到国外购买房地产，又在崩盘后低价抛出导致的损失有两三百万亿日元。而在日本国内，光土地的价值就消失了800万亿日元。
“现在国民的总资产是1450万亿日元，但在股价最高的时候，总资产有240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泡沫破灭后，1000万亿瞬间消失了。而这些，都只有靠财政来弥补，因此日本财政出现了大量赤字。”村上说。
日本银行也被迫开始大规模的兼并。“如今走在东京的街道上，会看到许多名字复杂的银行。比如东京三菱UFJ银行，便是由东京银行、UFJ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的。三井住友银行则是由三井银行和住友银行合并。而瑞穗银行是由原来的富士银行、大和银行和樱花银行合并。它们这才成为日本现在的三大银行。”徐静波说。而更多的银行则没能摆脱破产的命运。
多年以后，研究日本泡沫问题最知名的权威学者野口悠纪雄教授这样概括这段历史：“日本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要陷入曾经有过的那种拒绝相信的状态。泡沫期间，人们不相信价格会下跌。历史已多次证明，这是错误的。”
从宫泽到小泉：日本为坏账埋单之路
“宫泽喜一是一个天才。无论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人，还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承认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是精通财政和金融的职业选手。然而作为政治家，他明显缺乏足够的手腕和力量。这是1990年代初的一个悲剧。”一名专跑金融的日本记者这样描述日本经济崩塌伊始的时任日本首相。
宫泽喜一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更是日本经济的。
泡沫破灭所产生的大量银行坏账对日本金融系统造成了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击。1991年起担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野田毅告诉记者，当时的宫泽政府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野田提出的通过公共财政解决银行不良债权的提议也获得宫泽的支持，但在民意决定一切的日本政治中，计划受阻。
直到1997年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变了思想的日本社会才开始允许政府将野田提议付诸实施。然而已是事倍功半。
“直到本世纪初，日本银行坏账问题依然严重阻碍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原支店营业课长宫本孝对东方早报说。
迟到的国家救助
动用公共财政拯救商业金融机构在1990年代初的日本没有先例。从日本经团联到经济学家，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以纳税人的巨额负担为代价对银行实施国有化管理，谓之为“舰队保护主义”(政府过度保护企业)政策的延续。在声势浩大的舆论面前，宫泽政府最终没能实行处理不良债权的根本之策。
数年之后，面对出现大量不良债权的住宅金融专门机构，日本政府终于实施了第一次国家财政救济——6800多亿日元。然而该举动受到舆论勐批，政府进一步救济商业银行的计划再次搁浅。
1997年，亚洲金融和货币危机全面爆发。这时候，日本人才真正理解不良债权的深刻危险性。1998年，政府终于向21家银行注资2万亿日元。
然而，按照日本银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濑口清之的话说，“由于这一处理来的太迟，需要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和1990年代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重创日本，餍足美欧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新一任首相。“当时小泉政权宣布，到2004年财年为止，集中处理不良债权。所谓集中处理，就是在两年时间内，必须把不良债权减半！”宫本孝说。
于是，以欧美基金为背景的债权回收公司出现了。
“到2000年以后，银行的债权基本上已经没有收回的可能，而债权回收公司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宫本说，“于是他们跑来用匪夷所思的价格购买这些债权。一个亿的债权100万日元就买下来。到后来，银行甚至把债权捆绑销售。不值钱的债权直接标价1日元。”
债权回收公司在之后就开始揽金过程。“他们跑到贷款人那里表示，只要500万，你那一个亿的贷款就一笔勾销了。老百姓也不懂什么政策，只想，原来一个亿到死都还不了，现在只要还500万，于是就倾尽积蓄或者从亲戚那里借。”债权公司便通过赚取差价。
“这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银行不直接把债权以500万的价格卖给贷款人呢？一点没有经济常识的人也会觉得奇怪。”宫本接着说道，“但没有办法，日本法律行不通，债权只能出售给第三方。”大量的外资基金便是在这时候一下子涌进日本的。“正因为如此，竹中平藏到今天仍然背负着骂名。”宫本说。
日本原经济企划厅长官野田毅：
“日本没法学中国动用 国家财政力量挽救经济”
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第二年，野田毅就任经济企划厅长官，他极力提议用国家财政的力量来处理不良债权，然而却并不能被国民所理解。直到多年之后，这一提议才最终得以执行。
但一切为时已晚，日本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和精力去处理不良债权。如今担任众议院议员、日中协会会长的野田毅至今依然耿耿于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多次强调，在经济运行中，仅通过民间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得动用国家财政的力量。
东方早报：1991年您为了挽救日本经济，制定和实施了哪些政策？
野田毅：真的很巧，我正好是在那时候就任经济企划厅厅长，当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开始破灭。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
我那时最坚持的一个提桉便是，运用公共资金，运用税金，即国家财政来处理银行大量的不良债权。然而，虽然我竭力推荐这一政策，但是由于我并不是最终决策者，这一政策没能实行。那时，日本民众对于运用自己的税金来拯救私有商业银行还不能够认同，而作为民主国家，日本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以民意为基础。
东方早报：但几年后，这一提议最终还是施行了。
野田毅：但已经迟了，那时泡沫的破灭已经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害。
如果政府能够在泡沫破灭初期就采取这种方法，可能只需要相对更少的钱和精力去处理问题。然而，错过最佳时机的拯救，虽然花了好几倍的资金和精力，却还没有换来好的处理结果。这也是日本到今天都没有恢复元气的原因之一吧。
东方早报：如今再反思，有什么教训？
野田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政策的执行，仅通过民间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动用国家财政的力量。在某一个陷入困境的领域，投入公共资金进行拯救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来进行经济刺激计划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及思考。
回顾当时日本政府遇到的来自民众的阻力，说到底，这是一个有关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从这一经历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其优越性，中央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有时候可以摆脱一时的干扰，而去做宏观上、长期来看正确的事情。这方面美国也做不到，“资本主义万能说”在这种场合变得没有说服力。
从金融世界也可以透视政治制度。我个人认为，政治制度没有绝对的标准，应当适合自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曾经很认真地研究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希望能够实现像自民党一样既有民主又能实现长期的执政。但是，最终还是得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在不断变化的形势面前进行及时的调整。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溯源
日本20年复苏之困：政治拖了经济的后腿？
为什么泡沫经济破灭20年之后，日本却没能成功复苏？日本央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濑口清之和旅日华人学者徐静波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政客。
“日本政治家变革乏力”
濑口清之
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
日本迟迟不能复苏，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日本政府的效率太低。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发展比较快。那时候日本底子薄，政治家拼命考虑怎么改变自己的国家，所以制度变，经济变，很多方面都在变化。但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政治家变懒了，不能够顺势而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1980年到去年的预算为止，差不多30年来，日本预算对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防卫省、外务省等各个省的分配率从来没变过。对于很多不合理的制度，政府也无作为。比如交通和医疗。现在日本地方医院的经营非常不好，多半医院面临倒闭，因为没有职业的经营者，管理医院的都是医生，经营得乱七八糟，而政府又不允许企业家管理医院。农业也一样。日本政府不许一般企业经营农业。1970年代前，这个问题不算太大，因为很多农民来到城市，在公司工作。但到1980年，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结束了，开始国际化、市场化了，这时候应该允许企业来经营农业了。
再比如，官员一直控制、指导企业，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只有依靠市场的力量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丰田公司的危机，他们自己会解决，没必要干预。但是日本政府就是不明白这点，这对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好。要是企业能够自由参与这个市场的话，日本的农业水平早提高了，医疗水平也早提高了。中国都开始农业的企业化了，中国的制度已经比日本先进了。日本真应该觉得不好意思。当然，政府也有需要干预的地方。但政府应该干预的地方只有三处：一个是货币，一个是安全保障，一个是外交。
当然，这些只是表象，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日本政府失去了目标，同时也失去了模本。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都在追赶先进国家，这是日本最重要的国家目标。二战结束后，“强兵”的目标没有了，但是“富国”仍是日本不变的目标。到 1980年代前半期，经过120年左右的时间，日本差不多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日本进入G7集团、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都证明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经济大国。以前日本的国家目标有模本，企业学习经营的时候看美欧，政府学习国家治理的时候也看美欧。但是追上了以后，突然没有榜样了。
这时日本应当学会“自主创新”——中国也用这个词，主要是对企业——但是现在日本政府需要这样的说法。
自主创新需要政治家的变化，因为官员听从政治家的指挥，并加以执行。在中国，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重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些变化值得日本深思，因为大的方针的适时改变是政治家的责任。
“日本政治力太软”
徐静波
旅日媒体人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为什么不能迅速复苏？最大问题在于日本政治溷乱。
美国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五年就开始复苏，因为它实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有很大的权限。日本呢？鸠山躺在床上说，明天我在这里修一条道路，没用。因为他这个方桉得拿去给执政党讨论，执政党讨论后还得拿到国会去讨论。国会会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个道路，你得给我讲清楚。这个理由得讲得通，还得告诉国民，让国民也觉得有道理，这个路才能修。
日本是国会内阁制，也就是说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只有提桉权，没有决定权，最后提桉要国会通过，所以日本为什么讲究在国会占多数议席还是少数议席，因为只有多数才能够保证执政党的任何决议都能够获得通过。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的政界也随之崩溃。1992年，东京佐川急便事件导致金丸信议员辞职，小泽一郎带着一帮人从自民党离开，成立新生党，举起了政界整编的大旗。细川政权诞生宣布日本55年体制崩溃，此后细川首相又闪电辞职，羽田孜政权也没摆脱短命的命运，在此之后，日本换首相跟走马灯一样。所以这20年当中日本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政局一动荡，老百姓心就散了。政府也无法来实行一整套的经济复苏计划来指导日本企业、日本经济。
小泉纯一郎在任五年半属于战后比较长的，他也实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为什么一些改革改不下去？因为日本每一个政治家在国内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切身利益，所以改革就会遇到很大阻力。而且日本议员是民选的，一个日本地方的市长敢于和首相吵架，而首相没有权利把他免掉。
这与中国形成了明显对比。我去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叫《株式会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执政党为什么能够通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这是日本必须反思的。这是中国的优势，日本没有这个优势。所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国家不能快速复苏，就是因为它的政治太“软”。
帮腔背后 各有盘算
明报
在中美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口水战升温之际，国际间的旁观者也各自「帮拖」，泾渭分明，中美两国的汇率大战背后各有盘算，而帮腔者立场亦各有背景，应了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UNCTAD帮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由发展中国家倡议于1964年成立的，有强烈的发展中国家背景，现任秘书长是泰国人素帕猜，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任副总理兼商务部长，对国际货币大鳄有深刻认识，力挺中国并不意外。
世银力撑大股东美国
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态度迥异，一直被批评为美国施行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历任行长都由美国人担任，美国亦是最大的股东，替美国说话也属正常。
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08年得主克鲁明（Paul Krugman）是典型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也是典型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成了这轮逼人民币升值攻势的主要旗手；1997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却是旗下管理覑30亿美元的资金的一间对畄基金公司PGAM主席，他认为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时理当考虑中国切身利益，中国「不应为金融危机埋单」。两人的观点大异其趣也不足为奇。
间接获利 欧盟挺华
倒是一直与美国一道坚持逼人民币升值的欧盟，今次也刻意与美国佬拉开距离，正在访京的英国外相文礼彬声称支持自由贸易，认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应向中方施压。欧盟执委会卸任主席普罗迪更说，向中国施压要求让人民币升值，只会适得其反且注定失败。
欧盟的取态相信与近期人民币盯住美元，欧元兑美元大幅贬值，间接令人民币兑欧元也有不小的升幅有关，这时候还来逼人民币升值好像不太讲得出口。
孙嘉业
龙吟大地：美国对华发动汇率之战
本文重点
* 不负责任 以怨报德
* 只讲人非 不思己过
中美关係山雨欲来风满楼。近日，美国逾百名国会议员又开始打中国主意，联署给美国财政部，要求奥巴马政府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一旦接纳，美国就将据此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届时很可能引发大规模贸易战，波及全球。可以说，这一场雨来势颇凶，对中美关係必定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财政部这一手是老调重弹。每年，它都要评判世界各国的汇率，并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五次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久而久之，这项本来属于美国个别部门内部判断的资料，却变了美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关键时候要砍就砍，恐吓威慑效应极大，成为美国在财政经济方面逼他国就范的利器，就像全球人权报告、全球军力报告一样，此类软性的调研报告反而成为一项制度性的生杀工具，它背后所体现的，正是美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心态。
不负责任 以怨报德
每个国家都害怕全球贸易战，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其实更曾深受其害。然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时，美国表现出的却是自私的两面性。一方面，任由美元对欧元、日圆贬值而放任不管；另一方面，又在叫嚣人民币升值。炒作人民币相关问题，美国其实别有用心，暗中将金融海啸的罪责加于中国头上。同时，人民币一旦升值，美元汇率必然下降，美国的债务也就相对缩水，这样一来，美国的还债危机将大大减轻，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大大缩水。再者，人民币升值令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突破口，也是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的前奏。利益所在，美国各方均对炒作人民币升值兴趣十足，不仅财政部不时翻炒，国会议员也横插一脚。
细究金融海啸与中美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过度消费和提前消费的不良习惯，而不在于人民币升不升值的问题。美国本应深究己过，却纵论人非，完全没有超级大国应有的责任心。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没有在金融海啸最危险时抛售美债，而美国在经济稍为喘息之际就以怨报德，求共损而不求互利，谈何「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有何资格褒贬中国？
只讲人非 不思己过
如果说升不升值尚属经济问题的话，炒作人民币升值则完全是政治操作。中美关係今年年初走入低谷，主因在于美国售台武器和会见达赖。美国不思解铃，却希图用其他领域的问题吹皱一池春水，溷淆视听。当前，核安全峰会在即，这既是一场全球外交峰会，又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绩展示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排除美国有借汇率炒作、暗中要胁中国元首出席峰会并友好表态的意图。
无论如何，美国这种只讲人非、不思己过的方式，无法令中美关係回暖，更无益于美国的全球形象。
冯海闻
虎视寰球：韩国造史由汉变韩
本文重点
* 大肆造史 中国不悦
* 不知分寸 两无益处
南韩的大国梦足以影响地区和谐，对中韩及日韩关係均存负面因素，尤以中韩关係为甚。
南韩要搞大国自立和重新建立大国形象，须做好基础工夫，所以便大搞民族造史运动。名为造史，自然不脱其为政治目的服务之人工修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韩国的民族历史又和中国汉族的历史分不开，现时首尔许多地名仍然沿用汉语，思想上承袭儒家思想，崇尚忠孝节义；习俗方面，中秋节仍然是韩国最重要的节日。南韩要自立，自然要和中国汉文化划清界线，就算不能一刀两断，也要为大韩文化独立发展理顺一段较长的历史。
大肆造史 中国不悦
南韩民间学者和专家不断推出一些惊世骇俗的所谓历史研究成果，一些更离谱到把以前朝鲜半岛建立的百济和新罗古国的统治范围划进中国既有版图，且不是小范围的模煳，而是把这两个古国的版图划至华北、西藏和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长江以南流域；到中国宋代时期，高丽更被形容为东亚版图最大的国家。同时，有大量所谓民间民俗学者，把许多神话和史实溷为一谈。总之，就是要把韩国承袭中国汉文化说成汉韩互动，把以前古高丽国的规模放大好多好多倍。
这些造史运动目前仍未达到巅峰，因为还未得到政府正式支持，但在民间已经引起超越史实讨论的影响。中国和韩国的陆地边界基本上是确定的，但在近年造史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有民间对中国延边地区「间岛」提出领土要求，把因为在历史上有大批朝鲜族人越边垦土的地区视为韩国领土，而且不断有国会议员提交争夺间岛的议桉。
这些造史运动一味想把韩国文化塑造为世界上最优秀古老的文明之一，更有一种说法，是韩国祖先在公元前八千年从帕米尔高原迁到朝鲜半岛，进程之中催醒了满洲的红山文明，哺育了中国的黄河文明；韩人公元前七千年东渡日本，创造了日本文明。这些历史观不但要让韩国文化和中国华夏文化平起平坐，甚至有了主客之分，这样造法已经不只是造朝鲜民族的史，也在造中国的史，一搞大，中国当然不高兴。
不知分寸 两无益处
中国和南韩两国有着非常巨大的共同利益，合作空间非常广阔。有着这共同利益为目标，短期内不会出现大问题，但如果南韩的民族主义上升得太厉害，造史运动又不知分寸，愈造愈离谱，那民间的敌视行动将会升级，不是完全可以由政府控制。南韩民间因为文化甚至领土上的冲突而出现反中情绪，中国也必定掀起厌韩之风。南韩不断把历史文化中的汉改成韩，改完汉城，又把汉江改为韩江、汉医改为韩医，无事生非，没有多少正面功用，却助长了反中声势，于韩于汉，两无益处。
张志刚
乱世达观：金牌精英被消费
万人迷碧咸在意甲赛事受伤，左脚跟腱撕裂，幸手术成功，但无缘代表英格兰出战南非世界盃决赛周，球迷大感失望。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栏王刘翔同样让神州体育迷大跌眼镜，在多哈田径室内世锦赛六十米栏中仅获第七，几乎包尾，像陪跑多过夺标。霸气不再，底气不足，后劲不继，刘翔这个中国田径界希望，可能会以噩梦收场。
据称，内地体育当局这次冬训组建了历来最庞大的跨栏国家队，如今接班人未出现，刘翔却无以为继，跨栏项目要在伦敦奥运继续辉煌，希望愈来愈淼茫。中国田协将宝押在刘翔一人身上的豪赌，揭盅愈来愈近，赢面却愈来愈低。
自从在北京奥运最关键一刻退出比赛后，刘翔可谓每况愈下，几乎每场赛事都是一场与国人期待的博弈，总是在设法降低国人预期。○四年雅典夺金后裹着国旗满场飞那个充满自信的刘翔，因为压力过大早已疲态尽露。很难想像，当年「谁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冠军」的豪言壮语是出自他的口。
到处亮相，出席活动，担任形象大使，临飞多哈前，还要坐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刘翔已被过度「消费」，再创辉煌，只能祈求奇迹出现。
举国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金牌精英，夺标之日便是「还债期」的开始，「演出」成了正职，训练和比赛反而成了副业。为国争光梦想成真，接下来可能是「为国捐躯」的残酷结局。这样的牺牲品，刘翔非头一个，若体制不改，也绝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谢文达
笑骂由我：能源充足是命根
中国永不称霸，但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尤其是长远发展的需要。对中国来说，未来最重要的无异于能源。中国十三亿人口，虽然幅员广阔，但以人均来说，资源并不丰富。去年汽车销量一千多万辆，已经有油站排长龙的现象，将来发展成汽车大国，对石油的需求更加殷切。
资源丰富的是加拿大那种人口少矿藏多的国家，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将来如有甚么隐忧，便是随着发展步伐加快而导致的资源短缺。
近年来，政府通过国企在外国收购石油矿产公司和港口，便是这种战略部署的运用。中国不能用武力去掠夺别人的资源，那不但失去正义的立场，而且成本太高，但中国今日有钱了，用钱去收购别国的石油矿产公司，那就是商业行为，只要符合各国的法规就可以了。虽然人家也不傻，但对一些非洲南美的穷国，这一招还是行得通的。
加拿大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他们并不努力去开採国土内的资源，反倒投资别国的矿产，便是同样道理。日本也是资源短缺的国家，据说日本人买中国的煤炭，倒进海里堆积储存，日后需要时挖出来用就是了，这也是很聪明的一招。
可以预料，将来世界争端的焦点会是能源。能源短缺就要受制于人，要低声下气，承担各种风险，中国只有保证能源充分供应，才能有长远发展。中国要有能称霸的本事，但永不称霸，那才是真本事。
黎民观
济世狂言：赵朴初提醒最高层
宋代大人物王安石有一次登飞来峰，置身峰顶千寻塔，居高观日出，意气风发地写诗一首：「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认为此诗大谬不然，一九八九年写诗反驳：「快然自足飞机上，珠穆崑崙脚底行，但畏密云遮望眼，应知身在最高层。」并自注云：王安石诗「实不然。余多次乘飞机，高空中但见云海无边，不见下界。居高层之所应畏者，正是『云遮望眼』耳。」
赵诗寓意很明白：愈是高层，云层愈浓，云海茫茫，遮断望眼。高层人物即使到下面去「探望」群众，也难免被包围在五里雾中，不一定能看清事物的真面貌。以香港论，北大人来了，你我顶多只能遥望，不能与之交谈的。能近距离相见者都经当局精心挑选，都是生活美满、会唱颂歌人士，不会有牢骚。所以我说过：中央根本不了解香港，不知笼屋是甚么东西，只见广厦千万间，逢年过节烟花璀璨，美不胜收。
据说，香港有四十万个百万富翁，若你只有一百万元存款，你是富翁么？现实是连豪宅厕所都买不起，只能哀叹「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四十万人中至少半数仍属穷苦阶级，北大人知道吗？
香港事事不像样，唐英年翘起二郎腿和若干青年座谈，就叫「高峰会」；云遮雾绕，连「高峰」一词都不会用，还有救乎？我也想举行「中国文学高峰会」，但细细想来，自己都没有高峰的样子，只好作罢，否则徒惹天下笑。
刘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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