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3-25）
教育大跃进 学术大滑坡
南平血桉泪斑斑 失意暴力响警钟
内地空谈调控 楼市供求无方
中国“二次房改”可借鉴美国住房制度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地方融资平台问题
中国面临特大旱灾 可能南北齐旱
中国沙尘暴源头在内蒙 种树也没用
贵阳：菜价一毛钱都不能涨，否则罚款100万元。
转基因商业化利益链调查
“中国制造”洋品牌为何在中国卖得贵？
虎视寰球：中国对美威胁有限
中国评论﹕中美「敌大于友」？
暴露山西问题疫苗真相有多难
(图文)“三玩市长”穿囚衣给党员讲廉政
谷歌出走香港 下文尚待分解
国民缺少忧患意识
上万校长出访
农民只能做道具
毛教子读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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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跃进 学术大滑坡
太阳报
中国未来十年将有一批高校面临破产。这句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语重心长的预测与警告。
顾海良认为，出生人口下降，形成了「招生的倒金字塔」。北京高考报名人数下降百分之二十，上海连续三年报名人数不足。生源减少，加剧高校的竞争和淘汰，必然会有一批高校进入破产，必然会有一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必然会有一段全社会的阵痛。
阵痛的不可避免，根源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高校大跃进和教育上的急功近利之风。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二一一工程」和「九八五工程」出台，目标是在短期内人为製造世界一流大学。
数年时间内，高达数百亿元的资金源源不断涌入教育部，与相对落后的师资能力、相对集中的行政权力以及好高骛远的目标一起，将教育拉入一场由行政权力主导的大跃进运动中。在此过程中，不少大学大搞圈地运动，过度举债，全国高校负债高达上千亿元，有些根本是资不抵债，只能靠卖地度日。
在这场教育大跃进中，大国虚荣上去了，大学质量滑坡了。从一九九八到二○○八这十年中，大学入学率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是同期中国GDP增长的两倍。学生数量第一，论文数量第一，学校规模第一，原先不具备资格的专科纷纷升级本科，系则尽可能升级为院，满足了某些人的好大喜功。
媚官媚权 瞒上欺下
行政权力膨胀了，学术核心缩小了。因为手握资金调拨权，行政权力在教育行业中分量上升，资质审定完全由教育部大权在握。教授们争当处长不搞学问，开会时不以学术论英雄，反为官衔竞折腰。校园淨土瀰漫着媚官媚权、瞒上欺下的官僚气息，静心搞研究的愈来愈少。
学术腐败上去了，论文水平滑坡了。为了争夺教育部的评比资质，高校论文抄袭和学术腐败现象严重，买版面、买稿件现象无处不在，教授学生不以抄袭为耻，反以「潜规则」自辩，竟出现一篇论文被二十五人抄袭六轮的荒唐事。
不久前，西安交通大学一名教授居然通过剽窃别人的成果，获得教育部的科技进步大奖。事情败露后，校方不仅没有积极查处，反而想方设法阻挠举报者，是非观念颠倒。即便是发出「高校破产」警告的武汉大学，本身也是腐败重灾区，曾经爆发过校领导基建工程巨额受贿桉，常务副校长和党委书记全部下台。
以教育部为火车头的这场教育产业大跃进运动，导致学生数量「井喷」，教育腐败「井喷」和学术抄袭「井喷」，今后对中国的祸害也是一场「井喷」。如果一部分高校的破产，真的能令这场教育大跃进终结的话，这种破产也不是一件坏事。
南平血桉泪斑斑 失意暴力响警钟
东方日报
本文重点
* 矛盾交织 诉诸暴力
福建南平日前爆发一宗骇人听闻的血桉，一位人生失意的医生，跑到一所小学门口行凶，在五十五秒之内连砍十三名小学生，造成九死四伤。悲剧使举国震惊，连俄罗斯总理普京也为此表示慰问。
一个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居然变成摧残儿童的禽兽，完全出乎各界的想像。这到底是个人性格的悲剧，还是社会畸形制度的产物？这宗悲剧后面，一系列问题引人深思。
这名四十二岁的杀人狂魔，据说长相白淨，平常斯斯文文，但性格内向，至今尚未结婚，谈恋爱也屡屡告吹。他虽然有医生的职业，但却无法谋生，长期与母亲及哥哥一家人居住在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内。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个男子过的都是失败人生。长期的心理扭曲，对社会产生严重的报复心态，最终走上恶魔之路。据说，他在行凶时高喊「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在被制服时，嘴里还唸唸有词：「我对社会不满。」一个生活的失意者，用终结更多生命的方式来终结自己的一生，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让人愤怒。
显然，这是一宗因性格悲剧引发的惨桉，但值得反思的是，社会为何没有心理干预机制，对这些失意人士进行心理辅导，校园又为何没有建立起码的安保机制，保护学童的安全？
矛盾交织 诉诸暴力
类似的失意暴力行为，近年来屡见不鲜，已不是甚麽新闻了。去年底，广州一名失意男子，在街头无端砍死陌生散步女子；山西临汾一名男子，因生意失败，将一名女童扔入水井。这些事件孤立来看，相互间并没有多少联繫，但如果综合来看，不难看出是整个社会病了。
目前内地社会竞争激烈，矛盾交织，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等问题突出，很多弱势群体，特别是心智不健全的人士，长期受到压抑，仇视他人、报复社会心态愈来愈严重，一旦创业无力、家庭挫败、情感失败等诱因激化，很可能歇斯底里诉诸暴力，演变出类似南平血桉的惨剧。
对生命的冷漠、对正义的失望、对人性的无视、对人生的绝望，这些社会心理甚至成为一些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样的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均有，美国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校园枪击桉，便是最好的证明。
悲剧总是发生在社会某个角落，但避免悲剧却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避免这种失意暴力，政府除了要加强社会心理的疏导之外，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给弱者有希望、有出路，使大多数人都能生活在平等与尊严之中。
一场校园门口上演的屠杀，让九个幼嫩的生命走上不归路，这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悲剧的社会源头如果不能得到彻底根治，类似的悲剧必会重複上演，人们想问的是，中国人还要流多少血，多少泪？
内地空谈调控 楼市供求无方
东方日报
中国房地产由去年的「单边升值」，到今年不断浇冷水，可是房价仍压不下来，与香港可谓同病相怜。内地政府推出的调控政策，虽谓有保有压，但药不对症，结果是火愈烧愈旺。据报道，上星期京、沪、深三大城市的二手楼成交量环比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二线城市的南京和杭州楼价再现升势，原本观望的买家按捺不住，蜂拥抢入，楼价再飙一程。
有人认为，国资委上周四下令，七十八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是「下重药」，但那不过是锄弱扶强。留下来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共佔全部央企房地产总资产的八成五，佔销售收入的八成六，佔淨利润的九成四。这轮重整明显与增加供应压价无关，就算是重药也不治症。
北京一日诞三幅地王，国资委三天后随即将央企「一刀切掉」七十八家，再次发挥出惊人的「中国速度」。然而，愈来愈怀疑中央只是「做做样子」，目的是告诉大家：「老闆」是「总理」，不是「总经理」，藉此又可稍息民愤。中央早已准备整合央企，年初已发出要求央企将非主业的酒店出让，下一步轮到房地产已在预期，现在只是「顺水推舟」故作声势。
十六家房地产央企，使国资阵营由原先五家扩大了两倍有多，国企并非省油灯，央企坐大引起质疑：以粮食、旅游、化工、矿产为业的国企，已肥得流油，何以又要将房地产变成「主业」？众所周知，中国的房地产是暴利的行业，比香港地产的暴利还要暴利，加重国资强者更强，怎能不强强相争频缔地王、抢贵地皮？
发展商本着两大趋向：城市化和人民收入提升，认定房地产未来十年一片荣景（十年后中国将出现人口老化问题）。现时高价买地，若以目前楼价卖出也有赚冇赔，楼价再升则利润丰矣！利之所在，卖的是政府，买的是国企，麵包不会卖麵粉价，赚钱的还是政府，楼价怎麽降下来？难怪官员指楼市还旺二十年，存此理念怎能准确断症落药。
中央政府冀以保障性住房解决低下阶层住屋问题，无可厚非理所当然，香港不少人靠公屋和居屋才能储下第一桶金，然后钱搵钱，毋须做半世「房奴」。内地有心学香港，解决低下阶层居住问题。可惜地方政府阳奉阴违，不是建得太少，就是定下「赶客」的申购条件，全无解决问题的诚意。这又牵涉地方收支分配的深层次问题，地方税收分得少、支出付得多，一半收入要靠卖地，岂会自断米路？
治本之道还是从供应着手，可是中央出招却本末倒置，叫停卖地更加深渴市预期，又助长国企坐大，赶绝最能适应市场的民营势力，供应不足反而会将楼价推高，各地三月份新盘出现「量跌价升」，涨势难遏已显示供求严重失衡。要驯服楼价这头勐兽，政策岂能「一时紧，一时鬆」一时频诞地王，一时叫停卖地，难免会有供应断层之虞。
现今供应失衡已铸成失误，短期欲扭转失衡无异于不切实际，况且打击「捂盘」不售效果有限，不但楼价软着陆无望，更有难息民怨，挫伤管治信心的可能，形势不容乐观。总之，楼市泡沫远水近火，找不到妥善办法，调控即是既假又空的无效作为。
中国“二次房改”可借鉴美国住房制度
2010年03月24日 00:02 来源：侨报
“房价高、住房难”是当前中国民众关注度高居第一位的民生问题。由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和迟夙生分别领衔提出的“二次房改”提桉，已经列为全国人大正式议桉。
两位代表的提桉是实行三种住房制度，即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制度，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即官方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商品房的“招拍挂”方式供地；三支队伍参与，即政府、民间非盈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开发商三方共同参与。
笔者看来，两位代表的设想与美国的住房制度有若干相似之处。不要以为美国居民住房全是私有的商品房。以纽约为例，基本的住房制度分三种：
第一种，纯私有的商品房，包括房主自己拥有产权的住房、房地产公司的房屋。
第二种，受管制的商品房。在美国，开发商开发房地产，不但必须经政府批准，还必须先征得当地社区民众同意。如居民及地方议员不同意，政府就不会批准。美国贫富阶层分明，在开发商与当地社区协商过程中，一般地区的居民通常要求在新建房屋中建一定比例的“平价房”，分配给当地中低收入家庭购买或租住，其售价和租金低于市价平均水平。高级住宅区的居民则拒绝在当地建“平价房”，因为会降低高级住宅区的房地产价值和生活环境品质；而贫民区，开发商不会去那里建高档住宅，因为富人不会进住。此外还有少数老区的商品房，政府为了维护当地中低收入家庭利益，实行管制，不准房东随便出售，也不准随意涨租金，叫做“租金管制房”。中低收入家庭才有资格入住。
第三种，“政府楼”，这是政府的公有财产，专门以特低租金（市平均租金水平的1/5左右）租给穷人居住，入住条件相当严格，并且要排号等待很长时间。
上述情况表明，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房地产业不是全盘彻底的私有化和商品化。
笔者认为，中国进行“二次房改”，需要弄清两个问题：
首先要认清居民住房的特殊性质。住房与一般商品不同，它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作为现代的国家和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生老病死都有最起码的社会保障。为此，建设和保持一定数量的公有住房，对若干居民住房实行适当管制，都是需要的。
其次，要肯定房地产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满足基本居住条件后，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对改善居住条件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对过去房改的巨大成就应于肯定，今后对大多数房地产仍应继续实行开放政策，使之进入商品市场，用自由竞争推进房地产业，并发挥其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防止泡沫化，已成共识。当前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直至企业，以大局为重，令行禁止，真正落实到行动
（系旅美华人评论家）
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地方融资平台问题
（2010-03-24）
早报
陈士铭
按照银监会的非正式统计，全国各地成立的融资平台，截至去年底已经至少有8200家，坐拥债务大概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1万2500亿新元），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
地方财政古往今来都是各地中央统治者面对的重大课题。即使是今天，无论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地方财政情况依然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中，作为地方财政重要支柱之一的地方融资平台，也成为了会上备受讨论的议题之一。地方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到底有多严重，中国政府要如何下决心规范它，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是预知中国经济今后成败的一大重要指标。
早在今年1月底，中国银监会在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上，已经将地方融资平台列为关注对象之一。到了“两会”，银监会更进一步透露，中国财政部正在制定有关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方法，预料本月底可能出台。在短短一个半月内，中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连续两次提到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举措，足可看出中国当局对它的高度关切，其关切程度比中国民众非常关心的楼价高涨问题还不遑多让。
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即是地方政府透过成立项目公司，再向银行申请贷款或发行债券，筹措城市基础建设等所需资金。通过这类做法，地方政府得以绕过中央政府规定“不准许出现财政赤字”的纪律，这与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Subprime）危机前，欧美各大银行为了不把高风险的次贷投资列入资产负债表，纷纷建立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来集资，以购买较高利息的次贷债券的做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地方融资平台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就与中央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有关。尽管地方政府可从一些税目，中央政府的拨款和出售土地取得收入，这远远还不能满足地方发展建设的庞大需要。地方融资平台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实行的中央—地方分税制几乎同时开始发挥作用以来，曾在一段时间内对地方基础建设起着积极作用，如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省不少地方的灾后重建工作所需费用，除了来自国家投入和民间支援资金外，地方融资平台其实也是另一重要的资金来源。
地方融资平台坐大的风险
不幸的是，这类融资运作方式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后，竟随着中国推出大规模的刺激经济配套而大幅度膨胀开来。为了确保经济不至于陷入衰退局面，中国从2008年底到2009年都采取非常宽松的信贷政策，以致不少地方政府在这段期间大肆借钱，有的举债量至今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当地财政偿还实力。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去年9万5900亿元人民币（1万9571亿新元）的新增贷款中，约有3万 8000亿元人民币（7755亿新元）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按照银监会的非正式统计，全国各地成立的融资平台，截至去年底已经至少有8200家，坐拥债务大概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1万2500亿新元），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
此外，地方融资平台让地方政府能利用成立的项目公司来抵押土地，向银行取得贷款，而平台运作又属于地方预算以外的范畴，这对于以内地银行为主的债券者来说，在日后计算地方所须偿还的款额，甚至如何向它们索讨债务，都构成了很大的难度，以致添加了更多信贷风险。一旦将来有地方融资平台出现财务问题，牵涉的内地银行难免遭受冲击，对中国经济各个环节所产生的各种连锁打击恐怕不堪设想。
也许意识到地方融资平台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定时炸弹”，中国当局表明了要规范它的运作方式。可是在考虑到中国各地今后仍需展开各项基础建设，贯彻全面城镇化政策等因素，任何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相信会遭受地方政府的抗拒和暗中抵制。事实上，地方融资平台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地方政府促进地方建设发展的筹资工具，它也成了当今不少中国地方官员大搞形象工程来拼政绩的渠道，而它的运作方式缺乏透明度，甚至是少数地方贪官敛财的温床。如何贯彻落实即将出台的规范措施，无可否认是中央政府在应对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上的最大挑战。
长远来说，单单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运作方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它所带来的问题，毕竟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能从此好转，地方政府还是有筹集建设发展所需资金的需要。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地方融资平台衍生的种种难题，中国中央政府就有必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包括检讨现有的中央—地方分税制，以改善地方财政日益支绌的局面。只要中央政府没有改革现行财税体制的决心，地方就很难不依靠融资平台，而融资平台所潜伏的种种风险，相信因此也不会随着规范措施而完全消失。
总之，基于地方融资平台所能带来的潜在问题，规范它已是势在必行，不过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因会触动到地方官员、地方建设业者和债权银行等各方利益，相信今后在实行出台的措施时将遭遇一定的阻力，而中国政府会否也同时决心解决与它息息相关的根本性地方财政难题，目前看来还是个未知数。只要没有着眼于改善地方财政来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来自地方财政方面的风险依然是会困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本报财经新闻特约记者
中国面临特大旱灾 可能南北齐旱
东森新闻 2010-03-24 15:25:21
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志彤表示，西南的旱情十分严重，而「北方地区旱情露头」，东北、华北和西北部分地区饮水困难也「比较突出」，很可能要面临南北方都要同时抗旱的严厉考验。
张志彤对人民日报指出，至3月22日，中国耕地受旱面积1.11亿亩，其中作物受旱面积8579万亩，2212万人因旱临时饮水困难，整体而言，中国因旱饮水困难人数是多年同期的1.9倍。他分析当前中国旱情有4个特点：
一是西南地区旱情十分严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和重庆耕地受旱面积9449万亩，占全中国的85%；其中云南省耕地受旱面积4794万亩。
二是因旱饮水困难尤为突出。目前因旱饮水困难人数达2212万人，其中79%集中在西南5省市。
三是旱情持续时间长，旱灾损失十分严重。一些旱区持续受旱时间接近5个月，现在仍呈发展趋势；云南省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170亿元。
四是北方地区旱情露头。东北、华北和西北部分地区饮水困难也比较突出，甘肃东部、陕西大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等北方冬麦区降雨较多年同期偏少2至5 成，部分农田受旱也比较严重。
张志彤说，降雨少、来水少、蓄水少是旱灾主要原因。西南地区许多水库主要靠雨季降雨蓄水，去年9月以来，云南、贵州大部及广西、四川、重庆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多年同期总体偏少5成以上，一些地区偏少7至9成。到3月中旬，云南全省库塘蓄水仅为46亿立方公尺，比上年同期偏少近18亿立方公尺。
另一方面，抗旱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依然突出。云南省的水资源比较丰沛，在中国排第3位，但水资源利用率只有6%，当局要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绝不能让一名民众没水喝。据预测，3、4、5月云南全省饮水困难群众将分别达到900万、1080万、1200万人。将实施应急调水，打井开採地下水、送水等保障人畜饮水。
他也担忧，北方地区「十年九春旱」，若后期出现少雨、温高、多风天气，北方地区的旱情将会迅速发展，可能面临南北方同时抗旱的严峻局面。
中国沙尘暴源头在内蒙 种树也没用
明报 2010-03-24 15:08:47
美国太空总署摄于3月20日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上空被一片沙尘笼罩。
中国沙尘暴天气还未结束，中央气象台昨日再发预报，指未来3天新疆、内蒙古等地仍会出现扬沙、浮尘或沙尘暴天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韩同林表示，近期发生的沙尘源头来自内蒙古乾涸的盐渍湖（内陆盐湖）。
「今次沙尘只能称为尘暴！」韩同林解释，沙尘暴分为沙暴、尘暴、沙尘暴3类。尘暴以粉尘为主，扬起高度可达万米到大气对流层，并吹至数千公里以外；而沙暴以沙为主，扬起的高度和搬运距离有限；而沙尘暴则是沙暴和尘暴的溷合体。
「将尘暴源头定为草原风化造成风吹后出现扬尘的说法不正确。」韩同林以2006年6月的北京尘暴为例，在浮尘中发现大量硫酸钾、硫酸钠、氯化钠、氯化钾、重晶石等盐类矿物。「这次尘暴的物质也一样，因此来源于内蒙古乾涸的盐渍湖。」过去几十年，国家斥资近千亿元人民币用修建防护林、退草还林等方式试图将沙尘暴控制于源头。「事实证明无法阻止扬尘天气。」韩同林表示，由于乾涸盐渍湖属于「三不管」（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皆不管辖）地带，随着气候变化及人为破坏，致使「乾涸程度愈来愈严重」。
贵阳：菜价一毛钱都不能涨，否则罚款100万元。
金黔在线讯 3月22日，贵阳市物价局、商务局、工商局召集贵阳主要农贸市场和主要蔬菜经营户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贵阳市物价局向蔬菜经营者发出稳定菜价提醒告诫书：干旱期间，菜价一毛钱都不能涨，否则将被严厉处罚。
贵阳市物价局副局长何汉荣介绍，去年底至今，贵阳及周边地区遭受严重旱灾，目前旱灾仍在持续，蔬菜价格出现了较大波动(见本报3月18日《蔬菜价格“涨势凶勐”》)。为了保持蔬菜市场价格基本稳定，规范经营者的价格行为，遏制不合理涨价、跟风涨价、搭车涨价势头，促进合法、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在干旱期间，物价部门发布菜价提醒告诫书，希望蔬菜经营者加强自律，不要见利忘义。
3月23日，贵阳市物价局对恶劣天气下稳定物价工作进行细化分解，各级物价部门在干旱期间将对乱收费乱涨价从严查处，蔬菜经营户或单位若有哄抬菜价行为，最少处罚10万元，最高罚款100万元。
物价部门将分成市场价格监管、价格动态监测、价费调整推进和平稳物价三个小组进行“维稳”，将密切关注水、气价格调整后的市场其它价格的波动情况，坚决防止趁机涨价、搭车收费等价格违规行为；要加强节日和恶劣天气期间的市场价格监测；根据物价总水平波动情况，适时加大对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补贴力度，确保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基本平稳。
贵阳市物价局局长张念举强调，干旱期间，尤其是涉及到民生的菜篮子工程，发现哄抬菜价，对个体经营户按法规以10万元高限处罚，单位或集体按100万元高限处罚。
转基因商业化利益链调查
转基因水稻已经有了婆家––––中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种子集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玺 | 北京报道
有媒体称，在沃尔玛长沙市黄兴南路店、中百仓储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店检测出有转基因大米在售，四川成都伊藤洋华堂超市双楠店则在出售未经国家认可产地的转基因木瓜。
这已经是转基因水稻第二次在市场上被发现。
同日，农业部重申：批准发放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就允许商业化生产。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的背后，存在怎样的利益链条？
转基因商业化压力和诱惑
近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据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报告，全球生物技术第一个14年 (1996~2009)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由产业发展的初期1996年170万公顷上升到2009年1.34亿公顷，是当时的79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由最初的6个增加到25个。
“这一直线上升，伴随着对转基因安全的激烈争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趋势不仅不会逆转，而且将会更加迅勐。
在转基因作物全球提速的压力之下，中国––––全球最大谷物市场的大门，逐渐向转基因技术敞开。
“10年前我们只是在棉花一种作物上和一家公司打遭遇战，今天是在整个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和数家跨国公司较量。”黄大昉说，中国目前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上面临很大压力。
“出于粮食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需要加快发展玉米生产，我认为这是放行转基因玉米安全认证的主要背景。”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有研究预测，到2020年，我国玉米需求量将超过2亿吨，但产量只有1.7 亿~1.8亿吨，供需缺口在2000万吨以上。”
迹象在2008年就已显现。当年4 月，农业部为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调研；9月美国《科学》杂志首次在中国为一篇封面报道举行新闻发布会，力推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所长吴孔明及其团队关于转基因抗虫棉的研究成果。
“这是个中国套娃，打开一个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娃娃藏在最里面。”业内对这一系列信息这样解读。“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
几个月后，一家跨国公司前总裁在北京召开的一个种业精英会场上一语道破了“最核心的娃娃”。
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报告预计，2010年全球转基因种子的市场价值预计超过 110亿美元。
2009年，转基因种子市场的全球价值已经达到105亿美元。其中，53亿来自转基因玉米，39亿来自转基因大豆，11亿来自转基因棉花，占比最小的转基因油菜价值也达到了3亿美元。
作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
“目前我们抗虫棉花年效益是77亿元，如果40%面积种植植酸酶玉米，我们可以创造135亿元的效益，如果40%面积种植抗虫水稻可以达到360亿元，效益非常显着。”一位转基因专家对本刊记者说。
“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生产和棉花不同，竞争会更加激烈，它们的品种专利权受到国家保护，私繁滥制受到限制，更主要的是它们是杂交作物，农民无法自己留种子，需要每年购买。”杜邦先锋前中国区总裁刘石说。
据业内测算，中国每年的玉米用种量在10亿公斤左右，市场份额为100亿元。
转基因大鳄
水稻作为中国人的主粮，广阔的种植面积、巨大的消费市场，激起了外界对商业化后财富的联想。谁会抓住转基因水稻这颗“金种子”？
2009年12月1日，“中国种业第一股”的丰乐种业上涨7.37%。两日后，涨停。登海种业、敦煌种业和隆平高科等相关种业股票也以大涨回应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农业部批准的消息。
早在2004年，丰乐公告称：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科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该公司总股本3000万元，中科院遗传所和福建省农科院以相关技术、品种等无形资产出资入股，分别占总股本的18%和17%。丰乐因此获得“转基因水稻第一股”称谓。
“我们现在和丰乐不存在合作。”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朱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朱祯是一种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种的研发者。该品种和华中农业大学的 “Bt汕优63”等品种被认为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突破点”––––有望获批商业化生产。2004年由他牵头研发的一个品种也提交农业部申请商业化生产。
没有合作的原因，朱祯没有细说。但他对本刊记者强调，“如果品种获批推广，不是一个公司能完成的，一个公司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国有8000多家种子企业，做育种的不到100 家，绝大多数只能称之为销售公司。”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黄德均说。
“产业化面临很多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体制，生物育种或者说转基因的产业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在抗虫棉上进行了尝试，但毕竟是个桉。农业上大的公司不多，种业的上市公司有8家，但投资额、销售额、利润、市场份额都有限，即便像隆平高科等，支撑它的也不完全不是种子，还要搞房地产。产学研结合的，还没建立起来。”黄大昉对本刊记者说。
“只有在常规和杂交水稻的研发和销售方面已经具备多年经验的公司，才有可能抓住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机遇。”一直参与专项方桉起草工作的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黄季焜说。
“我们希望国家的企业来做产业化，国家企业便于管理和规范。”全程参与了已获得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两项转基因水稻研发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教授林拥军曾对媒体表示。
“转基因水稻已经有了婆家，现在获批的是由中国种子集团来做。它主营就是种子，已和华中农业大学那边签订了协议。具体合作的情况没有披露，但我们的会议他都来参加。”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一位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中国种子集团是1978年在原农业部种子局基础上成立的种子公司，2007年6月并入中化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重组之后的中国种子集团从种业集团领头羊地位一路下滑，被隆平高科、丰乐、登海反超。“中种业绩下滑是因为中化是以贸易起家的，对种业的研发、试验、成果推广和应用并不擅长，也不愿投入研发经费。”一位种业人士介绍说。
转基因玉米潜力
在转基因玉米领域，中国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全球独家供应商、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奥瑞金尤其惹眼。
谁是奥瑞金？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信息显示：公司1997年创建于中关村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是第一批由政府批准的具有全国经营资格的民营种子企业。2005年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农业生物技术企业。
上市后不久，奥瑞金便展开收购行动：2005年参股创世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拥有34%的股份；2006年，以500万美元现金收购种业 30强之一––––德农正成52.21%的控股权；2006年，与吉林农科院和吉农高新达成战略合作，直接和间接拥有吉农高新和另一家公司41%的股权。控股3家中国种业50强，奥瑞金的业务从玉米延伸到了棉花、水稻。
2009年12 月，奥瑞金对外表示在未来两年内再推出两款竞争对手尚未开始开发的转基因玉米品种。植酸酶转基因玉米最大的特性是改善动物的消化，减少环境污染。公司董事长韩庚辰说，已经有些饲料厂商感兴趣和奥瑞金合作。2011年，植酸酶玉米将小规模耕作。
据中国饲料行业协会数据，全球植酸酶市场潜力估计为5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潜力就价值2亿美元。
除了转基因玉米外，奥瑞金也正在开发其他品种。奥瑞金从中国农科院和四川生物技术基因公司获得了一项全球专利证书，可以在稻米、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5种作物中使用的抗草甘膦基因。
抗虫棉的下坡路
在转基因商业化道路上，棉花先行一步。
在迫使外资巨头孟山都退出中国第一个商业化转基因作物市场的棉花种子上，创世纪转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创世纪)打了个胜仗。
目前转基因棉花占到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0%，转基因棉花种子中90%使用的是创世纪的技术。
然而，创世纪并没有像孟山都一样成为控制棉花种业市场的巨无霸，“中国现在棉种每年的市场总额大概20亿元，创世纪公司占1亿元。”一位种业内人士对本刊说，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在创世纪利润结构里，育种销售利润占大头。其转基因棉花商业化运作的模式是“转基因专利许可费＋种子销售”，创世纪总裁杨雅生把这个模式叫做“两条腿”走路。
2004年杨雅生出任总裁之前，创世纪还在用一条腿走路，主要从事抗虫转基因专利许可工作。从1998年到2004年，被誉为“高科技牵手大资本”成功样本的创世纪公司，产业化并不顺利，亏损达1764万，濒于倒闭。
“企业顾虑能不能带来效益，迟迟不投钱，股金不到位。”一位熟知创世纪运作全过程的专家告诉记者。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商业化生产的经验借鉴，合作当初为日后经营埋下许多隐患。
按技术入股协议，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和发明人以技术入股，占创世纪注册资金8000万元的 33%股权。创世纪获得单价抗虫基因专利权和双价抗虫基因的排他实施许可权。
为了把这项技术迅速推开，生物所广泛和开发商种子机构合作。“每一个地方都要找一个合作公司，有些省甚至有两三个合作单位。他把基因专利转让给种子公司开发，每个合作单位先交保底费20万元，然后根据销量，每斤再提取1块钱到几块钱不等。但是合作的太多了，有些合作单位不交保底费和销售提成。”一位种业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
“当初没有经验，我们有产权，很多种子公司、育种部门希望拿我们基因做育种，就采取了分许可的做法。”黄大昉坦承，后来不搞分许可了，把单价所有权转让交给了创世纪，双价的留下了。
这就导致在日后运作中，一些种子公司和育种部门钻空子，有些企业利用原来的关系，直接向科研单位购买种子。
按照目前规定，转基因品种需要经过安全评价和审定后才能销售。创世纪收单价抗虫基因的评审费，双价抗虫基因的归生物所。“评审费价格昂贵，前两年我负责这块的时候要接近20万元。”上述种业人士说，一年参加安全评价的要十多个品种。
正是这种商业化推进中无法避免的利益分配，让合之间有了嫌隙。
“对创世纪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在水稻、玉米产业化中会遇到与抗虫棉同样的问题。”黄大昉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抗虫棉领先，现在走下坡路。我们比印度搞得早，但人家已经是二代了，我们还在做第一代。我们的二代没有跟上，一个是资金的问题，二是公司和科研体系结合的问题。”黄德均说。
外资巨头虎视眈眈
“国内的企业只是小鱼，国外的巨头一直虎视眈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对本刊记者说。
根据赵刚的调研，目前，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农作物种业公司已有76家，其中包括26家独资公司、42家合资公司、8家中外合作经营公司。这些按规定名义上只占合资公司49%股份的外资实际上掌握着种子公司的核心资源–––– 专利与技术。
“我国玉米种业市场有个杂交种子先玉335，就是杜邦先锋的品种，在中国卖得很好。杜邦和澄海种业、敦煌种业都合资，先锋都占49%。他和中国几个搞玉米很好的种子公司都进行了合作，卖的都是它的种子。”
黄大昉也感受到了跨国公司策略的改变。原来他们直接要求中国对他们开放市场，不愿意和中国合作，不愿意给中国技术。“最早是孟山都。我们在研发的同时，也曾想买它的技术。但他们不卖给我们抗虫基因，只说你可以把你的品种给我，我们把基因转给你。又过了两三年，他又提出组建合作，搞一个联合开发，表面听起来挺好。但他们要求中方提供建研究中心的土地，还要让农业部同意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当然不同意。要这么做了，中国吃亏就大了。它是以技术换市场，占我们的市场，甚至不给技术。”
“现在孟山都建实验基地、建合资和独资研究中心。先锋建合资公司，他更灵活一些，表现的是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他和国内的合作，把一部分大家都掌握了的技术拿出来，这是一种姿态。先正达则利用北京市政策的调整，急于让跨国公司进入北京的机会，建起了一个生物技术研究中心。”黄大昉说。
“孟山都等跨国公司这些年一直在游说中国政府放开转基因作物。”赵刚说。
败退转基因棉花之后，孟山都把突破口转向了玉米等种业。其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中化集团旗下的中国种子集团。双方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发并推广迪卡品牌的玉米和向日葵杂交品种。中种迪卡是第一家获得许可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美合资企业。
2004年，孟山都获得中国农业部发放的抗农达基因改造大豆、两种转基因玉米和两种转基因棉花的永久性进口证书。2008年8月21日，孟山都宣布与中种公司协议扩大对双方合资企业的投资额。
“人家在研发上投入那么多年，经过很多试验，只要在中国进行适应性试验，本土化改良，就可以用上了。市场是残酷无情的。农民不管种子是谁生产的，只要给他带来切实利益。”赵刚说。■
(本刊记者张瑜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制造”洋品牌为何在中国卖得贵？
今年春节期间，上千名中国游客穿梭在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购物“扫货”。新年，成了纽约商家的“黄金周”。另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九成以上中国游客在纽约的主要活动是购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游客在异国购买的商品中不乏“中国制造” 的洋品牌。奢侈品、中高档品牌服装、名牌运动鞋……近年来，以往“高高在上”的国外品牌纷至沓来抢占新兴的中国市场，中国低廉的生产成本更是吸引了不少洋品牌加入“中国制造”的大军。由中国工厂代工的时装、珠宝等商品在贴上金光闪闪的品牌标示后，销往全球。
按理说，“中国制造”理应在中国卖得最便宜，可奇怪的是：“一条Levi's 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按照即时汇率(1美元折合6.8267元人民币)换算，也就100~200元人民币。但同一条裤子，出口转内销后在中国国内的专卖店却至少要卖700元。”
“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售价32.99美元(约合人民币224元)，出口转港回内地，身价大涨至668元人民币……”
同一件商品，同样的“出身”，而且在中国本土生产，为何反而在中国卖得比在欧美贵如此之多？
消费者：美国是购物天堂？
“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从国内带来了满满的行李，生怕美国的东西太贵，因为出国的亲戚有时候会打电话托家里人买衣服寄过给他们。”一个曾经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如是说，“第一次到美国的人，心理都是这样的，什么都不敢买。”
两三倍的价差
可是她很快就发现此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美国的物价，与她此前想象中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美国，除了以人工工资为主要成本的人工服务(如理发)外，生活用品的价格普遍比中国国内要低，特别是那些在国人眼里“高高在上”的中高档品牌，如阿玛尼、耐克、阿迪、Levi's(里维斯)等，在美国的售价居然只是国内价格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一条Levi's 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按照即时汇率(1美元折合6.8267元人民币)也就100~200元人民币；但同一条裤子，出口转内销，在国内的专卖店至少要卖700元。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售价32.99美元(约合人民币224元)，出口转港回内地，身价竟然涨到了668元人民币。一套在国内售价3万元人民币左右的Armani西服，在美国1000多美元(约合人民币7000元)就能买到。”
这位已经毕业回国工作的留学生反而不太适应现在的生活了。“没想到国内的东西这么贵，服装批发市场的衣服价格倒不高，但性价比明显不如美国那些价格低廉的国际名牌。”
现在，她大多时候都在网上购物。“有时候想买些名牌商品，就上淘宝网找海外卖家帮我代购。记得有一次通过代购买了个bubbery品牌的包。”她说在去过美国之后，她觉得到国内的百货大楼买这些国际品牌“太不值”。
把品牌店买断货
不少去过欧美的人都说，出国前原本没有购物计划，但受当地的低价刺激，也忍不住要买些东西。他们不远万里把商品带回国，回家细看，“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还不在少数。
在一个卖箱包的商店，几乎每一个从中国去的人都买两个以上的箱子，因为他们要装下刚买的商品。他们一边挑选商品一边惊诧地自言自语：“这里的东西怎么会比国内便宜这么多？”还有人在个人博客上描述中国人在美国购物的盛景。让人吃惊的是，竟然还有不少中国人在欧美的商店里购买“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原因同样是便宜，而且基本可以确保是真货。
“2001年在美国待了半年多，回来前想给家里买些东西，叫家人给我列个购物清单，和一帮朋友出去买东西，照单全买。大家购物就像疯了一样，一天之内竟然能把一个专卖店买断货。第一天买光了，第二天继续去，照样买光。”广东一家企业的高管这样描述自己当年在美国购物的“疯狂经历”。
制造工厂：“我们没有定价权”
不少中国网民在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同一件商品在国内外的巨大价差后，感到无比惊讶。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运输费？关税？但不管怎么说，一件远渡重洋到美国的商品，其跨国流通的成本也不至于如此大幅度地小于中国国内的流通成本。按常理说，应该涨价才合情合理。
而且，根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当年的人均收入为3.76万美元(世界排名第 4)，而中国当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100美元(世界排名109位)。为什么这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内的身价比在国外还要高呢？这种中美间物价的“价格倒挂”颇让人费解。有人感叹，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消费者似乎并没有“近水楼台先得到月”。
佛山明驰服装有限公司曾经给百事公司做过代工，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彻底放弃了百事品牌服装的代工生产。公司总经理何伟昌说：“我们生产的服装都是来料加工的，一下单就是十多万件。每一件短袖的出厂价大约在20元左右，在中国市场的零售价至少要200多元。在美国，百事是一个普通的运动品牌，同一件衣服，售价不到10美元。”
明驰服装有限公司只是赚代工的钱，“利润只有五六个百分点，非常微利”。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订单剧减，明驰公司索性就放弃了这个品牌的代工，转而做国内运动品牌“361°”的代工。
至于商品在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定价差异，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世界工厂”，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
原因1 国外品牌寡头垄断
价格差异的症结点在哪里呢？“寡头垄断市场的形成”，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牛鸿说，这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把出口品、进口替代品统称贸易品。这些贸易品大多都是国际品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厂，但品牌是外国的，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上。定价权也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上。
“这些商品看起来是中国生产、全球统一销售的，可为什么在美国的售价低，在国内的售价高？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激烈，欧洲、美国、日本的品牌都在美国销售，耐克、阿迪……仅仅是美国青少年可以选择的运动品牌，就有二十多个，出国一看，好多品牌都没有见过，‘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佐丹奴在中国的地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必须遵循低价策略。而在中国，市场竞争不足，国内的品牌没有树立起来，为数不多的几个国际品牌独占鳌头，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市场。你看看中国的国际运动品牌，只有耐克、阿迪等为数不多的几家。”牛鸿认为，这是最关键的，结构性的原因。
“寡头垄断市场，就拥有高的定价权。”牛鸿笑道：“对待这个现象不能一味地指责跨国公司无良，在网上煽动大家的情绪。从利己的生意人角度讲，很显然，竞争市场中，肯定要把价格放低，而在垄断市场，价格必然偏高。所以关键点是打破在中国消费品市场中由少数几家国外寡头垄断的局面。”
“这种状况，一经形成，短期内很难被打破，而且一般来讲还会被强化。”牛鸿接着分析道：“打破寡头市场很难，我们的反垄断法律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寡头垄断是越做越强的，别人很难有进入的机会。现在其他国际品牌想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很难了，一是关税高，二是打开市场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一开始要打低价策略。而事实上，寡头垄断的不仅是生产渠道，还有销售渠道。新进入的企业短期内赢取利润非常难。”
原因2 内销流通成本高
虽然近年来珠三角的加工企业做外单的利润并不高，但转型做内销品牌又谈何容易？东莞奥必飞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世明对内销有些望而却步，他承认“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和决心”。
虽然内销的利润貌似比做外单的利润要高，但内销的背后有一系列问题有待企业去解决： “首先，国内的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付款方式是一种压力。现在都是供货商先垫付资金，对方在付款的时候按照‘6+3+1’的行规分三次支付，先付六成，再付三成，最后一成可能永远也不会付了。现在做鞋的利润也就四五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就亏了。其次，许多发达国家都有庞大的采购团队，不同品牌可以统一调度，比较成熟。而国内市场的采购团队和销售网络都是单一的一个品牌，要建立起成熟的系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没有财力进行推广，营销的成本太高。”
董世明经过细致的分析后，决定继续接外单，“外贸生意操作更简单，单纯的商业契约行为，行政成本不高，算得比较清楚，都可以预见，也容易控制。”
“中国的流通领域成本非常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说，他也注意到了中美间的“物价倒挂”。“国内的厂家为什么愿意做外贸单？因为出口国会给予百分之十几的出口退税。有不懂行的人说中国出口商在低价倾销，实则不然，根本原因其实是中国的内销流通成本太高。”
除了运输费用以外，还有高额的进场费、商店租金。比如说，要进入超市销售，每个商品都要缴纳十几万元的进场费，还要在营业额里扣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和回扣。乱收费、乱收税，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头上。所以很多工厂宁愿做很薄利的出口单，也不敢接利润高出一大截的内贸单。
原因3 中国有钱人“不差钱”
“我们一直都在说‘培育中国本土品牌’。现在国内的不少产品质量已经不输给国外同类产品了，但品牌还在输。”牛鸿这样认为，“国内的品牌没有树立起来，这就直接造成外国品牌的吃香。内销商品普遍存在低价竞销的现象，不是做不好，而是不做好，只求价低，不求质量，偷工减料。”
长此以往，自然会让消费者产生崇拜国外名牌的心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另外，从消费群体看，“这些国际名牌的消费对象是城市中高收入者。农村有多少人会买这些昂贵的商品？即便是网购，成本下降30%，也不见得农村消费者就会买。从消费需求来讲，把中低收入者划分出去了，而面对的主要是中高消费者，即便运营成本高，他们也能承受。即便是城市人，他也未必去网上买，因为购物有一个购物带来愉快心理的问题，买的就是这个过程。”
消费者福利PK就业机会
在发达国家，人力成本太贵，公司都尽量减少流通环节的人员数量。很多公司都在网上开网店，有货就挂上去，美国人也习惯了在网上买东西。他们物流便宜，而商场零售环节成本比较贵。将来，随着中国人收入的越来越高，消费者的心理会趋于成熟，大家会把购买商品作为一种日常消费，而不再会抱着“消费愉快”心理，那就可以进行网购。很多东西可以通过网购去实现，增加销售渠道，就可以降低消费成本。
“你批评流通环节多、营销成本高，人家会反驳你说流通部门解决了就业。这种争论是没有结果的。短期内不可能通过减少流通环节和降低营销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培育国内品牌，增加市场竞争和打破寡头垄断才是关键。”牛鸿分析道。
链接一：中国出境游消费支出直逼日本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贬值了不少，商家大打价格战，美国市场一夜之间成了国际“扫货”团的目的地，中国人也纷纷加入到赴美“扫货”的行列。
当时，美国商场的低廉定价极富吸引力。据报道，同样一件衣服，当时在纽约商场里的售价比在伦敦和巴黎等欧洲城市的售价几乎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大批拉着购物箱的游客出现在美国街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有一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前往欧洲旅游的平均费用达到了5200 美元；在北美和亚洲旅游的平均支出分别是3800美元和1900美元。此外，中国内地旅客在香港和澳门旅行的平均支出则为2200美元。目前，中国的出境游不仅人数连年递增，人均消费支出也已与人均收入颇高的日本游客相近。业界认为，中国游客已不再是“廉价游客”。
2010年春节，有媒体报道，史上最大的中国旅游团涌入美国纽约，超过 1000名中国游客平均在美国的花费金额超过6000美元，“千人旅行团”短短数日内为美国经济贡献了 600万美元。
当时，有着百年历史的纽约梅西百货破天荒地举办了一场舞龙舞狮会，曼哈顿帝国大厦暂时关闭，只招待来自中国的游客。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场景，在历史上均属首次出现。
中国人愿意“飞”到海外购物，因为那里能买到比中国便宜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国际名牌。他们不仅为自己买，还给亲朋好友们大包小包地购置各种名贵礼物。有报道称，中国游客购买欧洲精品品牌的花费，位居全球第二位。欧洲商店为此纷纷聘华人做店员，以便与中国游客沟通。很多商店还改变营业时间，周末照常营业。
链接二：出国扫货催生跨国支付合作
全球性支付工具PAYPAL近日表示，将与中国银联合作开展国际支付业务，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操作。届时，中国国内持卡人将能够把自己的普通银行卡账户与 PAYPAL账户挂钩，实现跨国支付，从而能够向海外商户购物并支付款项。
作为一家兼有金融性质的外资企业，PAYPAL此前的在华业务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而此次与中国银联合作，将帮助用户规避中国限制跨境交易的外汇管制，排除跨国交易的障碍。该公司称，今年年底其亚洲员工的总数将增多一倍，达到2000 人。
这一跨国合作不得不引起各方的关注。尽管第三方支付领域的相关管理办法尚未出台，但根据此前央行颁布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草桉)》，央行对行业从业者的资本结构有非常严格的限定，只有内资占据绝对大比例的公司才能从事这一业务。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刘春泉认为，尽管征求意见并非正式法规，但也体现了监管政策的倾向。如果PAYPAL寻求在国内落地成立新公司，那么肯定需要上报商务部，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前置审批，而如果PAYPAL以境外投资者独资的形式申报，估计很难通过。
信息安全管理的业界人士则表示，这场合作将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作为一家境外的支付服务提供商，PAYPAL对于数据以及信息的掌握，不仅涉及商业领域，还涉及个人信息，甚至可能上升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高度。
这一点可以从 PAYPAL的注册激活流程中看出：要成为PAYPAL的用户，必须提交个人的姓名、国籍、地址、联系方式、邮箱等基本信息，在将PAYPAL账户与个人银行卡绑定的过程中，PAYPAL还将掌握用户的银行卡等敏感资料。此外，用户在PAYPAL上的日常支付信息，也将被PAYPAL获取。
让一家外资机构掌握以上信息，显然并不合适。相关条例规定，征信机构从事信息的保存、整理、加工和分析，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这就让 PAYPAL的外资身份显得尤为尴尬。毕竟，PAYPAL在用户注册和使用过程中获得的大量信用信息都要通过PAYPAL总部处理，而这违反了我国征信管理的基本法规和原则。
“金融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大部分不允许外国公司进行保管和处理。这一点，从VISA 和万事达在中国落地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就可以看出。”金融业内人士表示。(广州日报杜安娜)
虎视寰球：中国对美威胁有限
本文重点
* 人均收入差距太大
* 华仍集中发展内政
所谓中国威胁论，以前对美国人而言只是一种论述。不过，经过前总统乔治布殊最糟糕的八年，同期中国发展势头强劲，故美国人大概已视之为事实，而不再是某一种论述。对于中国威胁，一般分析认为主要是来自经济力量，有了经济力量，就可以投资在其他竞争力量的层面，例如军事、外交、科技，甚至是文化软实力。经济力量是权力的根源，而中国恰恰就是在经济上走对了路，所以中国给予美国的威胁也愈来愈大。
人均收入差距太大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体系崛起，在本地生产值而言，美国佔全球经济的份额愈来愈低，迟早老大哥的地位不保。美国投行高盛在○三年预测，中国生产总值在二○四一年超越美国；但到了○七年，高盛已经把中国超越美国的年份提前到二○二七年。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预测大致相若，指中国超越美国的年份是在二○三二年。
这种预测始终是建基于许多假设，也就是说，这些推测有大量的不稳定性。就算这些预测真的准确，但单凭经济总量不可能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力和影响力，非经济性的因素固然存在，就算单看经济上的生产总量，也不能说明事实的全部。
中国和印度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就算总量上升，但按人头计的人均所得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按目前的最新数据，并以名义汇率计算，美国人均所得是四万六千美元，中国只有三千六百美元，印度则更不消提，只有一千多美元。
按照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预测，中国人均所得到了二○三○年，也只是达到一万五千美元。二○五○年，大约可达三万美元，比目前美国的水平还要低三分之一；印度到了二○五○年，也只有一万美元左右；而美国到了二○五○年，人均所得已经上升到九万美元。
人均所得的重要性不只反映国民的生活质素与水平，而且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外向能力。如果人均所得仍然在较低水平，那代表大部分这些经济所得都是花费在衣食住行这些生活所需，就算再有馀资，也要投放在相关的基建，又或者投放在提升生活素质的设施。一定要过了某一个人均水平的临界点，这个国家或经济体才可以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
华仍集中发展内政
这个临界点很难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说，在一万五千美元以下的水平，中国领导人仍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内发展，尤其是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能够分配到国际问题上的精力和资源会相对较少。因此，中央领导人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唇边，就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在目前的经济水平，中国的手还不可能伸得太长，能够给美国的威胁，恐怕也是心理威胁大过实际威胁。
张志刚
中国评论﹕中美「敌大于友」？
【明报专讯】中美关係总是应了总理温家宝的那句话，「山重水複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这种周而复始的相互威胁—开天杀价—针锋相对—一触即发—妥协让步—化险为夷的戏码，从当年的最惠国（Most Favoured Nation，MFN）待遇，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再到现在的贸易和人民币汇率之争，一再上演，让人觉得毫无新意。
属买卖伙伴 非合作伙伴
对中美关係这种不稳定性，清华大学国际关係教授阎学通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他在昨日刊于北京《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中直指，中美关係是「敌大于友」的关係。互补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中美之间主要是买卖伙伴，是顾客与卖家的关係，而并非共同投资的合作伙伴。中美双方都想维持目前这种虚假的友谊，而这种「假朋友」关係反令双方关係非常不稳定。
58岁的阎教授虽然是内地着名的反美学者，近年「奉命」低调，已经很少对外发言，更难得接受传媒专访，此次接受由官方新华社主办的报章专访，本身传递的信息就颇具意涵。
阎学通认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合作大于分歧」已经难以解释中美关係的本质了。他认为，中美之间在经济层面的互补性只是卖买主顾关係，这样的关係谈不上朋友。在安全方面，中美间有冲突的战略利益远大于共同利益。在政治层面，即使双方搁置意识形态分歧，还有美国支持中国的各种分离势力问题。他形容中美关係是「积极竞争的对手，消极合作的伙伴」，简单的说法就是「敌大于友」。
阎学通对中美关係的估计悲观，理由是奥巴马执政，中美的「假朋友」问题会更突出。奥巴马是个善谈合作、但不善履行承诺之人。因此，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係的不稳定性可能会较小布殊第二任期时更甚。虽然阎的观点，彷彿耸人听闻，但对照中美关係现实，又似乎不无道理。
暴露山西问题疫苗真相有多难
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一出，大概可以用举国哗然来形容。《中国经济时报》的首席记者王克勤先生，历时半年有余，在一篇长达上万字的调查报道中，揭露了山西卫生厅把疾控中心的疫苗专营权承包给某据说是“卫生部大企业”的无资质公司，并且在之后几次三番，动用行政权力，发文强调这种垄断式的经营为唯一合法的形式。为了达成此目的，该公司与卫生厅联手实行所谓“标签制度”，并且为了在国家相关规定明确要求低温储运的疫苗上贴标签，竟然于盛夏之时，用临时人员在闷热的楼道里贴这个垄断的标签。
到底是不是问题疫苗导致了数十名儿童致残致死，这需要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人士进行判断。但往小儿身上注射暴露于高温之下的疫苗，危害确凿无疑。从已经可以认定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此事的发生发展仍在沿袭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套路。山西卫生厅在调查见报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布声明回击，指称报道“基本不实”，并且“对有关报道中提到的15名致伤致残儿童，山西省卫生厅已根据线索，紧急安排人员赴基层逐一做调查核实”，这个核实的结果是只有 1名儿童存在对于疫苗的不良反应。
此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反射”。王克勤先生随后发布的回应说明，他的文章中因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关系，并未使用真实姓名，而山西省卫生厅怎么在没有与记者本人联系的情况下，就能在短短的一天之内找到这15名儿童呢？更奇怪的是，在某些门户网站上，这个说法已经从原始的稿件中消失了。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是一篇仓促出炉的“声明”，是手足无措之下的官话与套话的结合，展现了一下虚拟雷厉风行的决心而已。深谙此道的官方人士这次按以往的顺序出手，没有仔细揣摩其中的漏洞。而知道此事漏洞太大，这句话就消失了。
接着，山西省卫生厅厅长高国顺以及部分官员等，接受了某媒体的在线访谈，访谈录被标以《还原真相——关于“山西疫苗事件”的访谈》，“真相”并未说明多少，倒是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当中再次失分——关键问题什么都没说，包括是否有权钱的交易等。
与此同时，得到曝光的患儿家长企图通过两种途径解决问题。一种是寻求当地官员的解释与回应，这点当然是得到了闭门羹的待遇，一名家长被推倒在地。而另一种方式自然是到法院提起诉讼，可想而知，这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不立桉。
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紧缩式反应。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对于这件事关很多人前程、面子的大事，在没有统一好口径或者得到事情应该如何走的指示之前，相关部门在某一事件上功能失灵，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哪怕是患儿家长跪在法院门前，也是丝毫没有用的——顺便说一句，这种行为确实不好，正是因为这样的一跪，很多人就名正言顺地骑到了本来应该是主人的公民头上。
事情到这一步，更见得患儿父母的不易。如果只是一个政府部门假公济私、伤天害理，在其他政府部门不假死的状态下，怎么也能有一点盼头儿，甚至可以说，这种事根本就很难发生。但也就是这种所有相关部门的不担责状态，湮灭了老百姓的希望。他们跪求一个青天大老爷，谁知道大老爷似乎转过身去了。
事情走到这一步，往下的故事让人不忍言。此事只能有三种结果，一种是找到合适的替罪羊，杀之以谢天下，世事不会有更多的改变。另外一种是事情戛然而止，患儿得不到任何赔偿与救治，因为相关公司和人员不知去向。两者相似的地方只是都有替罪羊。最后一种是此事被一查到底、最终水落石出。而目前我们确凿知道的是，那个“卫生部的大企业”在2007年就被《中国青年报》曝光，可有任何处罚、追究？这水深到什么地步、背景黑到什么程度？
作为一篇评论，本来不该过于表达情感，就事论事即可。但这里我们实在想说一句：以伤害自己后代的手段来求发展，往高处说，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往长远说，是断子绝孙。（系知名网络评论人士）
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五岳散人
(图文)“三玩市长”穿囚衣给党员讲廉政
红网 2010-03-24 14:10:57
“下面带服刑人员上台现身说法。”23日下午，当身着囚服的雷渊利被一前一后两个狱警带至台上，原本鸦雀无声的会场一阵骚动。
聚光灯再次点亮，迈着有些蹒跚的步伐走向话筒，雷渊利说，“过去我在台上作报告，也不知作了多少次。今天我穿着囚服，现身说法，真是天壤之别。”
23日下午，长沙市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邀请了两位服刑人员现身说法。他们一位是被称为“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郴州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雷渊利，一位是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渎职犯罪侦查局局长李勇。
两位贪官的自我剖析入骨三分，给在场者以深刻的震撼。
【雷渊利忏悔摘要】
我今天现身说法的题目：贪欲使我进牢房，身败名裂悔之晚。一怕进医院，二怕进牢房。人一旦坐牢失去自由，其精神痛苦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过去，我是在台上作报告，今天我却是穿着囚服，以一个罪犯身份站在这里，以自己沉痛教训，给大家一个警示。
我的犯罪也是从贪开始，客观上讲，我本质不坏，家境贫寒，看到家境苦父母艰辛，读书的时候，一直是好学生。在仕途顺利，事业有成的时候没有把握好自己。
1996年冬，一位朋友找我帮忙，调动他一位亲人的工作，事后这位朋友送给我一个大红包，开始我拒绝，但在朋友恳求下，我收了这个一万元的红包。此后，我给别人办完事以后，总企望别人会有表示，甚至有时还会暗示。后来一次收受几十万元、一百万元也脸不红心不慌。
担任副市长以后，分管国土资源，有时在办公室等我批条的人排队，我究竟做了多少批示自己也搞不清，客观上为自己受贿犯罪创造了条件。
9年来，我收受了30多次贿赂达600多万元。为捞钱，有时明知违规的事也铤而走险。内心深处开始变质，开始寻求女人找刺激。弄得家庭不和睦，为满足她们的金钱欲望，我大肆受贿。
在监狱，我悔恨交加。无数次反思，一个月就把全部的黑发熬成了白发。反思原因，一是放弃学习，忙于事务忙于应酬，忙于玩乐。第二是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认为自己快60岁了，在位的日子屈指可数，不抓紧时间捞一把金钱，抓紧享受一把快乐，就没有时间了。
第三，国家规定的财产申报，我没有执行，每年春节后登记收受红包的账本，我也是象征性地登记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四是心存侥幸心理，现在社会上这样做的，不只我一个人。
只有永远的愧疚和无尽的自责，被捕后，想到自己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多少次心灰意冷，想一了百了。世上没有后悔的药，但任何人都能够做到让自己永远不后悔，就是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
我写了几句顺口熘，这是我一生的感悟：人生在世难百年，无论从政或从商，遵纪守法第一位，金钱女色切莫贪，一旦酿成千古恨，身败名裂悔也晚，平澹自在过日子，胜过地位与金钱。
谷歌出走香港 下文尚待分解
华尔街日报
在谷歌(Google Inc.)做出将大陆用户导向未经审查香港网站的决定后，来自中国各界反应即有愤怒也有迷茫，与此同时，用户、谷歌员工及其合作伙伴都已准备好迎接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
中国政府现在没有明确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大陆网民访问谷歌香港网站Google.com.hk。
不过，中国政府拿出了过滤海外网站内容的措施来阻止大陆网民浏览 Google.com.hk提供的部分政治敏感内容。
谷歌这一决定让部分大陆员工稍感放松。自从该公司两个月前首次表示可能停止网络审查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惴惴不安中等待。
一位员工在谈到谷歌北京办公室的气氛时说，大家一度对这件事有很多猜测，现在终于有个答桉了，我们也轻松了许多。周二，谷歌北京办公室安排了很多保安人员，将大队记者挡在门外。
不过，这一决定仍留下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Google.com.hk是否能保持可接入状态、谷歌能否继续在中国从事广告销售及研发等业务，以及此事会给谷歌在华合作伙伴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谷歌有合作关系的公司包括门户网站新浪网(Sina.com)以及国有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Ltd.)等。
中国网上论坛天涯社区(Tianya.cn)首席执行长邢明说，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澄清，谷歌与中方伙伴的合作能否继续也有待进一步讨论。谷歌为天涯社区提供搜索服务，且持有其部分股权。
谷歌发言人说公司将继续履行公司对客户及合作伙伴的合同义务。
新浪公关部门负责人说公司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搜索引擎，并可以用其替换首页上的谷歌搜索栏。中国移动并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要求。
包括谷歌广告代理商在内的其他合作伙伴则表示截至周二谷歌一直未联络它们。一位代理商说它们为谷歌大陆网站 Google.cn销售的广告出现在了香港Google.com.hk的简体字网站上。
中国官员仍对谷歌大加批评。在外交部周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秦刚对谷歌事件可能影响中国形像的说法表示反对，他说，损害形象的不是中国，而是谷歌自身。此前，就在谷歌宣布将服务导向香港后仅仅几个小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一位官员就表示此举是“完全错误的”。
截至周二，谷歌移动和视频搜索等部分产品仍受到网络审查。谷歌发言人杰西卡?鲍尔(Jessica Powell)说谷歌移动日后也将被导向香港，只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有所推迟。
谷歌另一位发言人说公司仍在Google.cn上运营着多项业务，但是以后将按照产品分门别类地审视每项服务的情况，然后再决定该怎么办。
举例来说，提供免费音乐播放及下载服务的谷歌音乐到周二仍正常运行。
分析人士说，谷歌不太可能被允许继续永久性地使用网址Google.cn。他们表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现在可以取消谷歌使用Google.cn的许可，因为这个网址所指向的网站含有北京认为不合法的内容。该中心拒绝置评。
即使 Google.cn不再运行，中国用户仍然可以访问谷歌的香港站点。
中国政府能够屏蔽大陆对谷歌香港站点的访问，就像它屏蔽Twitter 和谷歌旗下YouTube等网站一样。但分析人士称，中国官方可能会避免采取如此严厉的步骤，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激怒谷歌庞大的用户群体。
但有关部门可以间歇性地屏蔽对谷歌香港站点的访问。至少他们肯定会继续使用其过滤技术，用以侦测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关键词，并临时性地屏蔽搜索这些关键词的用户对网站的访问。
谷歌在中国的一些拥护者和前员工对它的行动表达了不满。一位与留在公司的朋友交谈过的前员工表示，存在失望，我相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愤怒。这位前员工说，此举应该是违背了谷歌早前表达的，在对审查有疑虑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中国业务的决心。其首席执行长斯密特(Eric Schmidt)2006年发表的声明就反映了这一点，声明说，谷歌将采用一种长远观点来在中国取胜；中国人有5,000年的历史，谷歌有5,000年的耐心。
这位前员工说，现在听起来是如此讽刺；谷歌放弃了它曾经决定并决心要做的事情。
谷歌在周一的声明中说，其600名在华员工的未来将取决于事情的进展，一些员工可能会被调往其他地方或被解雇。声明强调，谷歌有关中国的决定是在美国做出的，在中国的任何员工都不能也不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并赞扬中国员工虽然自1月份的声明以来面临了诸多不确定和困难，仍继续为用户和客户提供服务。
谷歌的行动是一种高风险、戏剧性的对抗行为，事实或将证明，这是美国公司努力在华经营的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谷歌这一行动采取的策略，是希望一方面谨守公司关于信息自由的原则，一方面并不完全撤离这个国度，这让它在世界最重要市场之一的业务面临着不稳定的前景。
谷歌高管是在同中国官员会晤后作出这一决定的。知情人士称，在会晤中，谷歌讨论了它的计划，但北京方面没有认可。
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互联网问题学者帕尔弗里(John Palfrey)说，如果能够维持下去，那么这是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但我相信中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谷歌于2000年首次推出中文搜索服务，但这项服务是在美国运营，所以它的网站容易受到中国审查机构的间歇性屏蔽，对谷歌的访问请求有时候甚至还被他们转到中国的搜索网站。 2006年，谷歌推出Google.cn，不过包括联合创始人布林(Sergey Brin)在内的一些高管对审查搜索结果存在保留意见。
谷歌在华业务仍然不多。券商Jefferies分析师斯考利(Youssef Squali)周一撰写报告称，Google.cn在谷歌净收入中只占1%到2%。
龙吟大地：国民缺少忧患意识
本文重点
* 外忧内患 不容乐观
* 应做噩梦 警醒自己
今年以来，中国内忧外患，风不调雨不顺，举国上下却歌舞昇平，主流媒体粉饰太平，整个民族缺乏谦虚谨慎和沉着冷静，这其实是最大危机。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只会在自我麻醉中走向消亡。最近，有关中国机遇论、中华复兴论的论调充斥国内媒体，认为西方在金融海啸中一蹶不振，中国乘势崛起指日可待。这犹如精神鸦片，让不少中国人自高自大，忘乎所以。
外忧内患 不容乐观
其实，现在的中国表面繁荣昌盛，却犹如坐在火山口。从国际局势而言，美国视中国为首要战略对手加以遏制，挑动印度、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为敌，更掀起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国内，贫富分化、官商勾结、社会不公、司法腐败、房价高企、失业升高，使老百姓积怨日深，民意与政府渐行渐远，尤其是今年天灾不断，西南持续五个月的历史大旱，北方雨雪不断，使人心更加浮动。可以说，神州局势不容乐观。
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中国应上下一体，提高忧患意识，警钟长鸣，凝聚力量，共克难关，而不是洋洋自得，自以为是。在这方面，美国是中国的好榜样。
自美国上世纪四十年代称雄世界开始，美国人的忧患意识便极其强烈。有专家统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美国衰落论」六十年间从未消失过。其中有八次高潮，包括韩战后、苏联人造衞星升空后、越战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滞胀后、苏联扩张和日本大国崛起后、冷战结束后、「九一一事件」后，以及目前的金融海啸后。
每一次提出美国衰落论的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一九八七年，保罗．肯尼迪名着《大国的兴衰》面世，美国衰落论更成为媒体焦点，但这没有唱衰美国，而是一次又一次给美国带来动力和凝聚力。美国大弹衰落论，实际上是防止衰落，这便是他们的忧患意识。
应做噩梦 警醒自己
中国人过去一百年中也不乏忧患意识。清朝末年，很多志士仁人大声疾呼，不甘做卖国奴，发起一场又一场的抗争，使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即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亦曾有场「会不会被开除出地球」的大争论，激励很多中国人奋发有为，投身改革开放洪流。
但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不少中国人沉浸在小富即安的心态，自以为身处战略机遇期，忘了国仇家恨，看不到滚滚狼烟，意识不到脚下火山裂口，更预见不到中国可能重走苏联崩溃道路的前景，在一片歌舞昇平中洋洋自得。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这点上，西方有关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应获中国人重视，一个民族不能只做美梦，还应做点噩梦，警醒自己。
冯海闻
山寨流水：上万校长出访
好消息！公费出国不再是大小官员的专利，中小学校长亦将有份远足西域，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近日披露，未来将派遣上万名中小学校长出国学习。
中小学校长们出国培训，或许可令中国公费出国大军的形象变得斯文些，但花费的还都是公帑。校长出国要花多少钱？按检到的某地干部出国考察清单计，每人八万元，校长不会少于这个数，万名校长就是八亿元。与每年六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比，这点钱算不了啥，但按年入万元的低收入标准计，那是八万穷人的一年收入，这能是笔小数目吗？
当然，办教育不能急功近利，该花的钱还得花。或许花了这笔钱，内地中小学生能彻底减轻负担，快乐地学习，N年后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高端产品享誉世界，硕士生不再卖肉，本科生不再掏粪，大学教授不再卖玉米，各国排队争购中国专利，中国人民从此开始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区区八亿元连本带利地赚回来。
畅想终究代替不了现实。近年公费出国每年三千亿元，地球哪个角落没有中国官员的考察足印？岁岁相同，学了甚麽回来？除了游山玩水、吃喝赌嫖，老百姓真记不清神州何物是官员出国考察的产品。既然每年花三千亿元都没学来甚麽东西，全国校长流水外访，又会有甚麽成效呢？
怕只怕，N年过去了，中国教育依然如昔，学生依然高分低能，大学生饭碗依然难找，技术依然落后，汽车依然跟行人抢道，地铁巴士里年轻人依然不让座，但公费出国考察的校长们岂止八万十万。
申小舟
雪地鸿爪：农民只能做道具
内地的失业率到底是多少，没有人能知道，因为当局迄今没有正式的全国失业率数据，目前所公布的叫做「城镇失业率」，又称局部失业率。今年北京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声称要将今年失业率控制在百分之四点六以内。这「控制」两字可圈可点，这麽说吧，所谓失业率并不是统计出来的，既然最高层已画出红线，各地方政府都懂得如何汇报有关数字了。
出乎意料的是，总理温家宝近日会见一批外国客人时，主动提出中国的失业人口是两亿。两亿失业人口是甚麽概念？以中国十三亿人口计，劳动人口约为六亿，那麽失业率就高达百分之三十三，这比官方要控制的目标高出很多倍。两个失业数据天差地别，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难道是温家宝说错了吗？当然不是，这次温家宝说了真话，而且，也只有在面对外国贵宾时，才肯推心置腹和盘托出。
其实，内地有多少失业人口大家早就心知肚明。城镇人口的真实失业率约为百分之十，即约五千万人，而农村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加起来就是二亿。只是，农民从来是二等公民，一直未被视为劳动人口，所以公布失业率时将他们排除在外。这一回，因为美国政府以国内失业严重为由，来势汹汹要压迫人民币升值，北京这才将农民计入失业人口。农民常常是内地统计学上的道具，需要的时候，将之纳入其中，不需要的时候，将之一脚踢开。
託美国佬的福，中国农民也被计入失业人口了，好不容易同城市人平起平坐了一回。
香桐仁
济世狂言：毛教子读武侠小说
谈起毛泽东智慧，我向家长们和青少年推荐毛一九四一年开列的一张书单：「精忠岳传、官场现形、子不语正续、三国志、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大众哲学、中国历史教程、兰花梦奇传、峨眉剑侠传、小五义、续小五义、聊斋志异、水浒、薛刚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义、洪秀全、侠义江湖」。当年毛託林彪将这批书带给在莫斯科求学的其子毛岸英、毛岸青阅读。
书单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几本武侠小说。香港为何能繁荣兴旺？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居功至伟。读武侠小说，可以活跃思想，脑筋不会僵化。我少年时代酷爱武侠小说，有回华文报上大量刊登谈论武侠小说的文章，多是道德说教，我不以为然，写了篇《中学生谈武侠小说》，认为我们可以从武侠小说中学习中国历史、诗词，神游锦綉河山。这篇文章发表后，各方哑口无言，争论中止。
中共建政后，皇帝不急太监急，周扬一伙竟然禁绝武侠小说。我回国后当然读不到，但留在南洋的同学写信来仍会谈小龙女如何了，冰川天女又如何了，真是回味无穷。从上述书单中也可证明毛泽东本人非常喜爱武侠小说，不然也不会教子阅读。
三十年来，香港武侠小说涌入内地，我认识的学术高人何满子将之贬得一钱不值，他说「自己从未读过」，当然是不屑一顾；而李希凡则对我说很喜欢读武侠小说，只是他从不为之鼓吹。同胞们思想活跃了，中国的钞票也就多了。
刘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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