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4-1）
疫苗生产造假 中国生化危机
只许官员骂民 不许百姓斥官
龙吟大地：收入分配改革相当于革命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桉 尚未出台已遭质疑
中国楼市已成为一种社会剥夺机制
十大红色警报：中国站在经济危机边缘
(图文)中央怒斥山西矿难为人祸 仍有获救可能
(组图)张家界最牛乡村学校似别墅 耗资4000万
(组图)鄂尔多斯新城如鬼城 清洁工比行人多
无限凄凉 陈佩斯遭央视封杀和老婆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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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生产造假 中国生化危机
东方日报
中国现今遍地有毒食品，就连儿童防疫疫苗也造假。无良商贩不仅丧尽天良，简直灭绝人性，而监管当局尸位素餐，麻木不仁，同样令人髮指。
继山西疫苗事件之后，近日江苏常州又发生问题疫苗桉。据内地媒体报道，当地着名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疯狗症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受害者最少超过一百万人。这相当于一场真实版的生化危机。
据报道，江苏延申在疫苗生产过程中加入一种不易发觉的添加物，可以令出厂疫苗在一般检测时达标，但实际效用却大大降低。这一造假手法与三鹿公司在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相似，但其危害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江苏延申是一家明星企业，其流感疫苗销售量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如今一朝事发，江苏延申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江苏延申并不是首家沦陷的製药企业，根据国家药监局的公告，河北福尔生物製药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港安迪有限公司均榜上有名。这三家疫苗生产商皆是行业内的重量级企业，几乎佔据了国内三分之一的疯狗症疫苗市场。三聚氰胺毒奶粉桉，全国三千万儿童受影响，今次毒疫苗生化危机，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受伤害，恐怕无人知晓，但一场世纪大浩劫却是有目共睹的。
伤天害理 灭绝人性
疫苗本来用于防治疾病，但没想到，这些带毒疫苗却种毒于老百姓体内，使健康人变成病人。无良商家如此伤天害理，已经完全突破了社会伦理和医疗行业的底线，难道要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亡国灭种？这样灭绝人性的商家，不仅要罚得他们倾家荡产，对一手主导造假的企业负责人，更应以「种族灭绝罪」给予严惩。
这几家疫苗生产商作恶已非一时一日，但奇怪的是，为何直至今日，问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药监局才发现曝光呢？在过去几年间，为何不对这些疫苗厂商进行检查呢？纳税人花钱养这样一帮懒虫又有何意义？最蹊跷的是，在去年发现江苏延申问题疫苗时，这家企业一度被停产整顿，但两个月不到，这家企业又悄然复产。江苏延申何以如此胆大包天？又是谁在幕后撑腰呢？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已隐约可见官商勾结的黑幕。
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现时的中国，命运毫无疑问是悲惨的。打的是有毒疫苗，喝的是毒奶粉，吃的是毒大米，玩的是毒玩具，穿的是毒衣服。从出生到成长，无处不沾毒，一身都是毒，躲不开也避不了。普通中国人，不仅是草民、蚁民，而且还是毒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如何让老百姓以做中国人而自豪呢？
食品安全无小事，疫苗生产无小事，中国何时能走出自我残杀的危局呢？
只许官员骂民 不许百姓斥官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内地一些官员无法无天，不仅老虎屁股摸不得，甚至连骂也骂不得。河南新郑一位六十四岁的农妇，因不满镇政府徵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当地镇委副书记骂这位农妇是「母老虎」，农妇回骂了一句「你娘才是母老虎」，当场被几名工作人员带走拘留。内地记者前去採访这位镇委副书记时，也被骂出门口。权力一发威，百姓就遭殃，类似的事件并不少见。河南睢县一位农民找乡长说事时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乡长喝止，两人发生口角后出现肢体冲撞，随后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七日。仅仅动了乡长一个茶杯，农民就陷入牢狱之灾，这样的悲剧也许只在中国才会发生。
这两宗事件，折射出现时内地官民关係的实质。在内地，很多官员口口声声是人民公僕，但实际上是老百姓的太上皇，老百姓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介草民，根本不是甚麽衣食父母。所以，官员训斥百姓，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百姓斥责官员，则是大逆不道，挑战权威，至于老百姓用乡长的杯子喝水，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内地基层官员作威作福，脱离群众，甚至与民为敌，使当局的执政基础大量流失。中共在打天下，甚至在治天下的初期，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关係形同鱼水，官员和农民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渴了能和村民共用一个水壶，饿了能和百姓共用一双碗筷，困了能睡百姓的土炕，从不嫌弃百姓髒，更不会对他们恶语相向。但如今，基层官员凌驾于百姓之上，随意抓捕，任意打杀，官民关係形同水火。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现在的情况是官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官逼民反，已成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基层政权都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随地因官民对立而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国社科院早前曾做过一项民意调查，在中央、省、市、县、乡、村各级政权中，老百姓的信任感与支持感呈现递减趋势，到乡村一级，老百姓普遍持不信任甚至反对的立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央对基层官民对立应该瞭如指掌，对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是心中有数，但对改善基层官民关係却毫无良方。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期望基层官员改善施政，提高与民众的亲和度，但这种方式显然收效甚微。
基层官民对立的实质是利益对立，尤其是如今房地产发展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启动，基层官员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力兼併土地，中饱私囊，而农民则拚命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矛盾激化。从中国历史来看，历朝历代都是以分田地开始，以兼併土地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重演历史呢？
龙吟大地：收入分配改革相当于革命
本文重点
*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 利益分配制度畸形
国家发改委主导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再度搁浅，这个事关每个国民福祉的改革已拖了八年，至今尚未有定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在国富民穷、贫富分化如此激烈的今天，收入分配改革相当于一场革命，成功与否，关係到人心向背，决定中共的执政地位。
从绝对数据来看，中国已是一个超级大国，○七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越德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国富民穷，去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的主要国企数量虽然只有一百多家，但产值佔总体的比例却是绝大部分。去年的银行存款总额有六十一万亿元人民币，但居民存款仅佔二十五万亿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是国企存款。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但财富分配的流向却大部分流向了权势和富人阶层。去年国家花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只佔全年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要达到六成以上。
另一方面，贫富分化相当激烈。一项统计表明，全国百分之五的家庭，却佔据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在亿万富翁比併斗富、狂买奢侈品时，大量的弱势群体却居无片瓦、食不果腹。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激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成为基层的呼声。
这项改革由于涉及诸多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历时八年至今难产。目前富人的政策博弈能力不断提升，随着资本力量的增强，影响力愈来愈强，制订政策的人愈来愈受富人的影响；而弱势群体的整体力量却不断下降，没有人替他们说话，导致有钱的愈有钱，穷的则愈穷。
更值得警惕的是，政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制订出来的很多政策明显与民争利。比如现在的税收政策，纳税的主体还是工薪阶层，富人相对纳税较少；又比如，义务教育本应是免费的，但很多地方都在继续收费；在医疗方面，则想尽办法掏老百姓的腰包，因病致贫的现象比比皆是。
利益分配制度畸形
可以说，富人与权势阶层结盟，已形成俄罗斯式的寡头集团，他们霸佔了政治舞台，不愿意弱势群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也正是收入分配改革历时八年至今难产的原因所在。过去曾经是国家主人翁，如今沦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逐渐失去发言权，只能通过走上街头的方式抗议，社会从而陷入动盪。
当局将维稳的刀尖对准这些弱势群体，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稳定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制度的畸形。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收入分配改革方桉是当局执政地位的晴雨表，如果这个方桉轻描澹写、马马虎虎，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中国在不久将来势必陷入内乱。
冯海闻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桉 尚未出台已遭质疑
早报
● 于泽远 北京
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国公众怨言最多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高层誓言要大力改革的对象。但中国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尚未正式出台，就遭到舆论质疑。
《中国青年报》前天发表文章，指官方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桉不过是个企图绕开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方桉，这个方桉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无疑是扬汤止沸。
这篇题为“收入新政指向何方”的文章说，从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公布出来的基本结构上看，这个“新政”的瓶子装的还是旧酒，还是在旧思维指导下进行的设计，改革方桉的“渐进”色彩很浓，显然属于一个治标的、绕着走的甚至是妥协的改革方桉。
文章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卫志民。卫志民指出，在过去“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众多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障碍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对象了。试图绕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深怕触怒这些脾气暴躁的“狮子”，试图以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来解决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产生的问题，不是天真就是无知。
“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目前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的程度，他们已经饱尝‘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他们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
方桉分四个部分
据了解，发改委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加农民收入，第二部分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第三部分是提高工资性收入，第四部分是调节个人所得税。
总理温家宝3月22日在会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也表示，官方将在增加居民收入上分三个层次：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三是在二次分配中，运用财税的杠杆，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卫志民在文章中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桉的四个部分进行逐一质疑。他认为，只有城市化才可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城市化靠的不是口号和理念，靠的是制度创新以及源于这个良好制度的经济增长。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现在官方“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
至于提高工资性收入，恐怕只能是那些生存于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才会感到兴奋，因为只有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够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操控。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由竞争、由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卫志民还驳斥了“渐进式改革”的说法。他说，也许许多思想“成熟”的“智叟”认为，中国的事情很复杂，需要时间，问题是这些技术性手段还能争取来多少时间，争取来的这些时间是做什么用的，为未来改革的攻坚创造条件？还是尽可能多地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在这样的“渐进”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是变得更加强大？还是被逐渐消融？
卫志民强调，中国要想深化改革，想绕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可能了。“在目前这样的改革攻坚阶段，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更需要危机感。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中国楼市已成为一种社会剥夺机制
这种剥夺不仅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富裕群体对中低收入者的剥夺，同时也是上代人对下代人、原住民对新移民的一种社会剥夺。
吴鹏森
在今年的 “两会”期间，对楼市的关注是中国社会关注的最大焦点。但是，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楼市问题，必须要对楼市的性质和本质作更为深入的分析，形成科学的房改理念，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二次房改政策。
对于中国价格不断上涨的楼市，人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楼市泡沫的分析上，争论的问题常常是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除了少数开发商及其代言人，绝大多数论者都承认，当前中国的楼市存在着泡沫。其实，这已经不需要多少经济学专门知识，而是仅凭常识都能判断的事。在我看来，当前的中国楼市已经不仅仅有泡沫的问题，它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和一种社会剥夺机制。
要理解中国楼市背后的社会结构，必须要对中国楼市是如何形成的机制作一个简要分析。中国改革以前的住房政策是一种福利政策，20世纪90年代，住房开始商品化、市场化。但是，在初期，这种政策并未立即引起楼价的急剧飚升，一些地方甚至采取了诸多优惠政策，如低价促销、购房退税、买房解决户口或蓝印户口等等。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房价突然象脱缰野马，一路狂奔。推动中国楼市直线上升的背后推手都有谁呢？
中国房市泡沫的推手
首先是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要解决分税制后的地方财税收入，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正好顺便适应反腐需要，土地从划拨转向拍卖。但拍卖的真正目的不是预防腐败而是挣钱，因此必须想办法推高拍卖行情，于是广邀天下投资家，甚至不惜用自家人高价虚假竞标，以推动土地升值。于是，一个个地王诞生，房价的基准也因此不断抬高。正如全国政协委员秦晓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所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是房价高企的主要责任者，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所在。中国指数研究院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累加额为 1万 8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2212亿新元），比2008年增长140%。
其次是开发商。中国城市开发商在早期主要是通过贿赂低价获得土地盈利，此时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国有资产流失。但很快他们就转变了盈利模式，在竞标背景下，开发商虽然仍然不乏贿赂行为，但盈利的主要空间还是在市场，此时，开发商发现把自己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更划算。虽然开发商有各种盈利途径，但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途径就是通过捂盘惜售，特别是捂地开发最有效。上海某开发商将世博会附近地块捂拖了9年，房价从每平米4000—5000元上涨到6万元，更有开发商甚至将土地和房屋捂了十几年，致使价格上涨了数十倍。
再次是以“炒房团”为代表的富裕阶层。他们在政府和开发商已经推高的房价上“再加一把火”，在真正的商品房消费者向上再剥一层皮。曾几何时，“炒房团”像“黑旋风”，刮到哪里，楼市都是一片昏天黑地，百姓叫苦不迭。此外，每个城市都还有一支不是炒房团的炒房大军，他们主要是原居民，在福利分房时代分到了自己的住房，然后坐地加入炒房族，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自己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拥有特权的官员，通过各种途径可以获得优惠价格或优秀房源，加入炒房队伍的行列。
最后还要提一下那些拆迁户，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既没有特权也没有金钱，但他们可以做“钉子户”，通过不断要价提高拆迁成本。据上海市长介绍，上海土地出让金73%用于动迁，其余建基础设施配套。更有南方某市，拆迁竟然造就出十几位亿万富翁。这说明，中国城市原居民中，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拆迁进入富翁行列。而高额拆迁成本最终当然要进入房价之中。
剥夺机制形成的因素
这样，中国的楼市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剥夺机制：一种由政府、开发商和富人之间的利益联盟，对最终住房消费者的无情剥夺。这种剥夺不仅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富裕群体对中低收入者的剥夺，同时也是上代人对下代人、原住民对新移民的一种社会剥夺。
这种社会剥夺机制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在中国，住房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民生需求。这种民生需求在下列因素影响下，显得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住房问题都不相同。第一，中国的人口众多。13亿人口使得中国的住房潜在市场几乎具有无限扩张性。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地广人稀，可以通过多建住房改变供求关系以抑制房价，而在中国13亿人口的国度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已经从18%上升到47%，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要增加一个百分点，在中国未来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还将有几亿人要转移到城市居住，从而把中国13亿人口中潜在的住房需求转变为现实的住房需求。
第三，中国的居住文化与社会心理，对拥有属于自己产权的住房具有特别强烈的愿望，中国任何一个正常的城市家庭，都不可能像欧美国家居民那样在住房问题上得过且过。因此，在制定中国城市住房政策时，必须充分注意到以个人主义为文化背景的西方社会，与以家庭主义为背景的中国社会在住房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巨大文化差异和社会心理差异。
第四，中国政府提供的住房缺失。中国在改革前的住房福利化时代形成了巨大的城市住房欠债，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后，又忽视了政府的相应责任，导致中国城市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屋和廉租房的严重短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住房需求具有极大的刚性特征，开发商们正是看到这种刚性特征，使得他们在与购房小民的博弈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中国城镇住房体制改革的根本失误，就是没有考虑到上述因素的特殊性，简单地照搬外国的做法，从完全福利化转向完全市场化，把中国的楼市建成类似于股市的投资和投机市场。
然而，楼市不同于股市，后者是有钱人的投资和投机行为，而前者是所有想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的人都必然被迫卷入的过程。在股市上，人们可能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决定进入和退出，对于穷人来说，可以选择远离股市；但在楼市中，穷人不仅无法回避，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必然地成为被无情剥夺的对象。可以说，在中国，炒作楼市，有如荒年炒粮，具有明显的口中夺食味道。因此，在中国，只有政府出面干预，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才能使中国楼市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大红色警报：中国站在经济危机边缘
凤凰网
房地产泡沫、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固定的汇率……这些已经存在于中国经济的特征正在把中国推向经济危机的深渊。
3月23日，美国着名投资公司GMO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的红色警报》(下称《警报》)的研究报告。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呈现出显着的投机狂热的特征。以史为鉴，一旦这些泡沫破裂，中国的经济将脆弱不堪。
《警报》指出，几年前，美国经济曾经存在一些金融危机的先前征兆。而今天，这些红色警报指向了华尔街目前的新宠——中国。
文章首先列举了金融危机的先兆迹象：令人信服的经济增长、对政府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任、投资的普遍增加、腐败、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不合理的低利率、房地产担保风险贷款等。
以此类推，文章拉响了中国经济危机的十个警报：一致认为GDP会以8%的速度增长、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投资的繁荣、腐败、宽松的流动性、固定汇率和资本流入、贷款迅勐增加、过于信赖“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危险的放贷方式、房地产和股市泡沫。
《警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增长。目前，中国对西方的出口已经达到峰值，很难继续激增，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威胁着中国的出口。
很明显，依靠出口的增长方式不可行，于是，中国开始了以投资拉动内需。但《警报》指出中国过高的投资水平也造成了资本错配的风险。目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民营经济为主转为目前的政府主导为主。虽然政府能比私人部门更快的投入资源，但投资的质量却更低。
政府将投资更多的给予国企，用来投资基础设施，但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现有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发达。中国此举只能带来了大范围的产能过剩。例如，很多小型机场的使用率只有一半，高速铁路系统很可能无法收回成本。
在银行系统方面，《警报》指出，中国去年有10万亿元的贷款，如此巨大的信贷就让人不得不担心银行的“坏账”会卷土重来。
此外，中国过低的固定汇率吸引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但巨额外汇储备只能用来购买外国资产，支付进口，且无法解决资产泡沫崩溃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如不良投资的后果等。而在历史上曾经积累了如此巨额储备的国家只有两个：1929年的美国和1989年的日本。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对于中国火热的房地产业，《警报》指出，其已经显示出典型的泡沫状态，这个泡沫迟早破裂。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让预测变得很难。但是，中国的体制无法解决问题，只能推迟问题的爆发。
最后，文章指出，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都基于一个信仰，即未来中国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这个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从而刺激增长，也带来了更多的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先建设，一切都会随之而来”的经济。
而一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悲剧就会发生：大部分基础设施将会毫无用处，过剩的产能将存在很多年；房地产泡沫会破裂，银行系统将面临大规模坏账。 “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沉浸在梦中的投资者将噩梦醒来。”
针对该文章，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的反驳文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飙升未必是坏事》。文中认为，中国人均GDP极少，所以对基础设施仍有巨大需求；固定投资的资产质量良好，资金使用效率也不错，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最后，文章认为，那些声称过量投资很快将危及中国稳定的批评人士却有失公允。
但在中国，李晶的观点不乏批评者。财新网的名家博客Barrons即撰文驳斥。
这是继2010年1月，美国着名的空头投资者詹姆斯 查诺斯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采访时预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巨大的危机之后，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泡沫的又一次大讨论。
(图文)中央怒斥山西矿难为人祸 仍有获救可能
明报
山西省临汾市王家岭煤矿渗水事故，至昨晚153名被困矿工仍然音信全无，国家安监总局通报斥责矿方管理溷乱，存在违规行为，局长骆林明言会严处相关负责人。对于有中央媒体指被困矿工实际人数可能超过260人，山西省昨日回应称，经再次核实，被困人数仍为153人，但分析部分工人可能有存活希望。
据救援组组长孙守仁指出，目前矿井地下水位为579米，而井下部分地区标高为587米及592米，只要矿工在比579米水位高的地区，就可能有存活希望；救援人员亦预计，如果排水工作顺利，最快今晚可掌握到被困矿工的具体情。
国家安监总局网站昨日发布通报，痛斥今次王家岭矿难主要是矿方管理溷乱，为赶工而过度增加人手，出现渗水徵兆后又没有及时撤退工人，存在违规行为。安监总局局长骆林及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赵铁锤昨日更亲落矿井视察抢救情。骆林称，对相关责任人一定会严肃处理。而中新网指出，昨日有被困矿工家属因苦候消息不果，一度与煤矿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据英文《中国日报》报道，官方虽公布被困矿工为153人，但有矿企僱员声称实际被困人数远多于此，僱员表示在意外发生当日（28日）深夜，曾听到矿企经理估算被困实际人数超过260人。
对此，王家岭煤矿抢险指挥部昨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刘德政表示，已经对矿井被困人数再次认真核实，证实受困人员仍为153人，没有变化，有关方面亦将会在适当时候公布被困人员的资料。
在山西，一直有「晋官难当」的说法，而临汾市官员更难当。资料显示，过去几年有多名市领导的去职便与矿难或瞒报安全事故有关（详见表）。2007年洪洞矿难把当时的市长李天太拉下马；2008年襄汾溃坝事故更令时任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去职、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及市长刘志杰停职，前车可鑑下，很多人都不愿接下临汾市市委书记这「烫手山芋」，此职更因此悬空半年，直到去年4月才由谢海接任。
(组图)张家界最牛乡村学校似别墅 耗资4000万
红网 2010-03-31 12:06:00
坐落于张家界武陵源景区的武陵源二中新校舍，颇具土家民族房屋风格，加上春季来临，矗立在红、粉、黄等各色的花儿中间，看上去像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日前，该学校的照片在网上出现后，令万千网友惊呼比去年网上热传的“中国最美希望小学”还“惊艳”，其耗资4000余万的投资也引起一定的争议。
网友：张家界“最牛乡村学校”似别墅
3月30日晚上，网友“捷安特候补”在张家界公众论坛发表了篇题为《中国最牛乡村学校》的帖子，附带两张照片。几栋极具民族特色的房子，白墙黑瓦，依稀还能看到上面挂着有“小学部”、“综合楼”等字样，楼房看上去非常新，校舍旁边还有盛开的油菜花、桃花、紫罗兰等。
该帖随后被转载到红网论坛上，有网友跟帖指出是建在张家界武陵源区中湖乡的武陵源二中（原中湖中学），同时称赞该学校建筑很有特色、非常漂亮，在这个学校上学是一种幸福，说明政府很重视教育投入，比建设豪华办公楼要强多了。
不过，也有个别网友提出质疑，称听说该学校耗资4000来万元，有点奢侈，并举例说湖北三峡希望小学耗资350万都有人说像别墅，可以建17个小学，而像这个学校耗资4000万，按通常标准能建200个希望小学了，太有钱了。
回应：政府重视教育，钱是用到正道上
3月31日下午，潇湘晨报记者采访了该学校的一位张姓老师。据介绍，这个学校是初中小学幼儿园在一起的，去年底建成，目前学校一共有1600多人。此前小学部在比较破旧的地方待了4年了，现在操场还在建，新校舍很漂亮。学生24小时有热水，用的是太阳能等新型清洁能源，政府将钱用在建学校上是用到正道上了。
张家界武陵源区教育局一位邓姓工作人员介绍说，校舍总投资4000多万，原因是此前该学校条件比较差。政府部门高瞻远瞩，重视教育发展，多投入点也没什么的，50年不会落后。平衡教育资源，这个学校是供天子山镇和中湖乡两个乡镇使用的，因为两个乡镇人口有两万多人。
特约评论：“最牛乡村学校”彰显真正的权力美学
：王石川(资深评论员)
尽管所谓的“中国最牛乡村学校”并非一所学校，而是中学和小学的合体，该学校也并非仅供一地学生所用，而是两个乡镇共用，但是洋洋4000万的造价，还是显得卓尔不群，在中国的同类学校中一骑绝尘。即便从外观看，也显得超凡脱俗，美轮美奂，蔚为壮观。
然而，面对这样的学校，一些人颇有微词，各种论调都有。由此笔者想起了去年被媒体披露的“中国最美丽的希望小学”——中国海外三峡希望小学的遭遇，由于该希望小学花费350万，是建17所普通小学的花费。于是有人质疑，“我们不能不砌那么豪华吗？我们是来读书的。”还有人称：为什么不建17所“普通”希望小学？
当然，与最美希望小学由捐资所建不同，这所最牛乡村学校是由政府投资，在笔者看来，越是政府投资，越能彰显权力美学，这种权力美学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美学，它将权力伦理融入华丽的建筑叙事之中，让人能读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它追求的不是炫耀，不是夸张，也不是自我欢愉和自我消费，而是一种深刻的责任和义务。
简言之，此时，权力不是为我所用，而是为公所用。其实，兴建最牛乡村学校的初衷即便有权力审美的意味，也因其重视教育这个归宿而显得可贵。
校舍是用来干什么的？最基本的底线当然是要保证孩子的安全，没有安全，遑论其他。一个豆腐渣工程，外表再美轮美奂，如果败絮其中，不能保障孩子的安全，这样的校舍有什么用？这样的校舍越光鲜，越是罪过。
事实上，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小学的校舍往往是最破败不堪的，所谓的“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在现实面前，其实许多时候是更像是一种轻佻的套话，因为连最基本的校舍都无法保证，遑论其他。
据称，在日本，学校是第一避难所——所有的房子都可以倒，学校的房子不能倒。有报道称，如果你现在到日本乡间去旅行，会看到那里最好的房舍是学校，有些还是明治时代留下的。有个细节是，为了加固校舍，把钱花在刀刃上，日本一些地方把建政府大楼的钱用在坚固校舍上。学校应该成为最安全最坚固的地方，这应是人类的文明伦理，也应该是执政者的良知底线。
日前，笔者看到一则典故：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 “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刘文辉，时为西康省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虽然是一则久远的往事，但至今让来让人砰然心动，并感喟不已。按照最基本的权力伦理，公务员的办公大楼起码应逊于当地的校舍，但反观当下，有哪些地方的办公大楼能够让当地校舍望其项背？我们看到的是，最豪华的往往是政府办公大楼，最破落的往往是学校。
也许有一天，中国最豪华、最牛的建筑是学校，所有的学校都豪华、都外美内秀，都充盈着华丽而有底蕴的精神气质，都氤氲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那才真正是学生之幸，国家之福。因此，“最牛乡村学校”让人感到温暖。
(组图)鄂尔多斯新城如鬼城 清洁工比行人多
华商报
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但同时也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花5年时间建设的康巴什，原意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人行道走着，彷佛恐怖电影中大灾难过后一名孤独的幸存者。
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个地方三面被黄河环绕。十三世纪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途经此处，将这里定为他的长眠之地。这里的蒙语地名是“鄂尔多斯”，汉语意为“众多的宫殿”。
GDP连年攀升、增长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凭借丰厚的经济实力，在一片荒漠中建起一座新城——名叫康巴什。
只是，地图上的这个新地名，不仅是座新城，也是个“空城”——一期工程方圆32平方公里的城市，街道上鲜见行人，没有人气。
“康巴什是个空城。晚上没人，白天人也很少。”
3月14日晚7时许，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郊外55公里处的鄂尔多斯机场。刚下飞机，记者向一名工作人员打听“康巴什在哪里”，对方这样回答。
康巴什距离东胜区22公里。荒漠中，一条一级路面的大道连接两地。
15日上午，路上的车辆并不多。刚出市区，还能看到路旁有不少在建的楼盘，越往南越发荒凉起来。
路的尽头陡然出现了大片林地，还有一栋栋楼房、一排排别墅，很是气派。上午10点，进入康巴什新区，第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亮起时没有别的车停下来，横向的绿灯下也没有车通过，也看不到行人。
康巴什的中心位置是鄂尔多斯市党政大楼，3栋外形一致的12层楼房。朝南正对着的是这个新区的南北中轴线——宽200米、长2400米的成吉思汗广场。
广场西北角、鄂尔多斯大街与文化西路路口，清洁工老李正在清扫路面。这是记者在康巴什遇到的第一个人。
她负责的路段是从这里朝西数10根电线杆的距离。500多米的路段，老李扫了几年。头两年，“更好打扫，啥也没有，除了沙土，还是沙土。”她随手拎着个不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多半袋杂物，“两天时间就只扫了这么点垃圾，另外，还捡到1个瓶子。”“为啥没垃圾？因为没人呗。”她一边划拉扫帚一边问记者“几时来的”，并建议说：“你晚上再来看看，吓人呢——都是黑洞洞的”。
正值春季，不时刮着四级风。
16日下午5时许，成吉思汗广场最南端的景观湖，看风景的只有记者一人。
湖边一角的公共卫生间小休息室里，挤着6名清洁工，山东夫妇、湖北夫妇，另外两个老头是内蒙古当地的。去年才来康巴什打工的山东女人说：“这里除了车，就是楼，可就是没人。”当地一个老头接过话：“康巴什车头比人头多”，大家都笑起来。
2004年以前，康巴什还是片荒漠，只有两个小村庄，不到1400人。
那时，整个鄂尔多斯一度是内蒙古最为贫困的地区。直到有一天，这里发现了四大“宝贝”：特有的阿尔巴
斯白山羊绒被誉为软黄金；煤炭探明储量1676亿吨，占全国1/6，鄂尔多斯如今是中国产煤第一大市；稀土储量65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800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1/3。
因为“羊、煤、土、气”，于是扬眉吐气。
2007年年底，中国城市竞争发展力排名：鄂尔多斯增长竞争力全国第一；人均GDP1.0451万美元，超过北京、上海。
鄂尔多斯老城区东胜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手中有了钱，政府便开始拓建新的城市发展空间。2004年，政府开始在荒漠中开始兴建新区，建设总投资达50多亿元。
站在党政大楼12层楼顶往南看，在这张巨大的荒漠“白纸”上，矗立着康巴什的六大地标性建筑：剧院、文化艺术中心、会展中心、新闻中心、博物馆、图书馆。
只是，这里还缺少超市、医院、学校和人。
尽管各种设施还在完善中，但鄂尔多斯人对这座新城依然充满自豪，把康巴什誉为“千年荒漠、创业热土”。新区党工委季刊《康巴什》2009年第1期、署名蔺怀恩的一篇文章写道：“眼前这条舒畅伸展的大道，便是人们惊呼的‘上班大道’了……因为市政府机关刚搬迁不久，商业的经营尚属空白，几乎是机关人员的来回跑道。现在是早上8点多钟，赶班点的汽车们轰轰烈烈……我乘坐的这辆沃尔沃轿车身前身后是一片车的涌流。”“奔驰、保时捷、宾利、法拉利们跑得气咻咻，一个个志在超越；后边的宝马、福特野马、兰博基尼、凯迪拉克们你追我赶，使着绝不甘于居后的情绪；就是那享有豪族尊位的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也是那种飞翔的姿影，正在望风绝尘、不可一世地冲来……”
公务员是这里人口构成的最主要部分。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外宣科科长陈曦告诉记者，2006年7月31日，党政机关从东胜老城区正式迁到康巴什新区，但很多公务员家还在东胜，“于是两头跑。”
再就是到政府办事的人。16日，在康巴什新区的政务服务大厅里，记者终于见到几天来康巴什人口密度最稠密的一刻：300多平方米的大厅里，30多名工作人员、办事的50多人。
15日，中午时分，图书馆大厅。大厅一侧是新华书店，4个正在看书的人，其中两人是工作人员。而大厅里的保安比读者多，足足有5人。
康巴什新区到底有多少人？2009年8月出版的《康巴什》季刊透露：新区人口情况2008年为28000人，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为2.86万人。
两三万人散落在一个32平方公里的钢筋水泥丛林里，不难想象是个什么场景。
这样一个全新的城市，似乎也蕴含无数商机。记者从康巴什新区管委会了解到，至今，康巴什累计注册企业近350家，注册资金近百亿元。经济迅速增长，造就了这里的高房价。4星级恒信大酒店，豪华套间每晚1188元，单人间398元。
商铺的租金更是居高不下。康城一期3号楼一家粮油蔬菜店，90多平方米，年租金10万元，水电费另计。
老张是去年8月来康巴什开店的，当时听说很多煤老板在这里购房，“人气一定很旺的”，谁知大半年了，当地住户没见着几个。老张只好把生意瞄准各家工地，给农民工批发粮油蔬菜。
撑不住的就准备“撤”了。B10区3号楼一层的一家饭馆大门紧锁，贴着“转让”两字。大多数商铺似乎都在“做长线”，等待旺盛人气的出现。
“没有人气，新区就是一座‘空城’，处于‘真空’地带。”康巴什新区管委会主任蔺伟在今年管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对此也并不讳言。尽管现在没有多少人，但康巴什的未来仍“不可限量”，新区二期建设已经开始。
而新区管委会最新布置的宣传牌显示，将来康巴什面积将达352平方公里——这将是目前规模的10多倍。
美国《时代》周刊4月5日（提前出版）刊发文章《鬼城》称，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让众多经济学家、投资者和银行家们夜不能寐的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泡沫吗？
多年来，中国各地上马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私人及公司的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他们买入崭新房屋只有一个目的，等高价时抛出。自美国房地产业崩盘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催化剂以来，很多人士担心这一幕在中国重演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供给过剩的证据到处都是。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但如果深入中国内地，会有更加怪异的情景让人无法乐观：为数百万居民建造的城市耸立着，却成为了一座“鬼城”。
或许最荒凉的鬼城是内蒙古的康巴什。最初为100万人居住、生活和娱乐而设计的这个地方却几乎没有人居住。只有几辆汽车驶过多车道公路，白天有些政府办公室开门办公。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人行道走着，彷佛恐怖电影中大灾难过后一名孤独的幸存者。
只用了5年时间就建成的康巴什，设计初衷是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无限凄凉 陈佩斯遭央视封杀和老婆当农民
华商晨报
陈佩斯在央视春晚舞台上“消失”很多年了，在荧屏上也几乎不再露面。这些年他到底在忙些什么，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
2009年10 月下旬，一车车高品质的“绿色”石榴，从一个深山里运进北京各大超市。而这个种石榴的“农民”，就是大名鼎鼎的笑星陈佩斯。
原来，陈佩斯曾因开办公司不力和一个官司而变得一无所有，后来是太太王燕玲拿出了私房钱让他东山再起，过上了“田园生活”。现如今的他，更因为进军话剧舞台而重新成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一场官司
赢了16万却被“央视封杀”
1998年，陈佩斯创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并先后投资500多万元拍摄了《父子老爷车》《太后吉祥》《好汉三条半》，但这些电影都叫好不叫座，一部接着一部亏损。
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陈佩斯继续四处走穴，用赚来的出场费苦苦支撑着。但随着公司员工接连辞职，到最后，公司连财务人员也走了。妻子王燕玲不得不成了公司不拿薪水的出纳。
不久，一个版权官司将陈佩斯一下逼到了绝境。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某电视公司擅自出版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并表演的《吃面条》《拍电影》《警察与小偷》等八个小品的VCD光盘。他和朱时茂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信函等方式寻求解决办法未果，无奈之下诉诸法律。赢了官司，陈佩斯拿到了16万块钱的侵权赔偿金。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起普通官司被演绎成沸沸扬扬的“央视封杀”风波。几乎在一夜之间，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就不再追捧他了，他很难再接到商业演出邀请。没了收入的维系，影视公司也只能宣布倒闭。
一片荒山
太太拿出私房钱让他种树
1999年 “五一”期间，王燕玲拉着陈佩斯去了北京延庆市井庄镇西三叉村。下车后，王燕玲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片荒山告诉陈佩斯：“一直没有告诉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多万元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承包期为50年。”
听了妻子的话，陈佩斯情绪激动万分。妻子接着说：“这万亩山林可以保证我们后半辈子的生活。每年投入10万元，如果种果树和速生木材树，七八年后每年少则赚100万元，多则几百万。最有意义的是，10年后万亩荒山还会变成绿色林海！”就这样，陈佩斯在绝望中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妻子成了一对 “农民”夫妻。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昔日光秃秃的荒山也变成绿色的林海。辛勤的付出最终也有了回报，速成的经济型树种变成了抢手的木材，果树也开始挂果，收购的货车开到了山脚下。两年的时间，陈佩斯夫妇收获30万元。
一个舞台
经济好转成功打造话剧
当经济情况好了之后，陈佩斯又想当演员了。
知夫莫如妻。王燕玲把这30万元钱和以前买荒山剩下的5万元一起给了陈佩斯，告诉他这是重开影视公司的首笔资金，她让陈佩斯放心地去打拼，她会继续留在山上，给这个家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陈佩斯终于复出了，影视制作公司重新挂牌，开始联系以前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这次，他准备开辟新的舞台———话剧。
投资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无人投资，陈佩斯只能将手里的35万块钱全部投进话剧《托儿》。
可喜的是，《托儿》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在北京连演10场后，陈佩斯带着《托儿》开始了全国演出。第30场结束后，陈佩斯就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2008年春天，陈佩斯创作的话剧《阿斗》在北京上演。
如今，陈佩斯仍不忘上山种树，他的梦想是营造万亩山林，打造一个天然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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