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4-6）
作协不知灾民泪 灾区犹唱和谐歌
只许楼价涨五千 不许米粉涨五毫
补血与拉肉
10省市贷款债务率超100% 地方融资监管意见难产
住建部: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仅30年 年产数亿垃圾
中国应给日本入常划定红线
日本铁路高管忧虑：中国高铁不安全
旱灾早知却不防范
哪来这麽多百年梦
伪中产与真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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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不知灾民泪 灾区犹唱和谐歌
本文重点
* 名为开会 实为旅游
西南大旱，江河断流，百姓无水可喝，但中国作协却在重庆召开奢华年会，不仅住总统套房，而且还摆设豪华宴会，与会者由名车接送。事件曝光后，全国哗然。作协不知灾民泪，灾区犹唱和谐歌，这种中国特色的官僚作风，令天下百姓心寒。
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国作协在旱情严重的重庆灾区召开有二百五十人参与的年会，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两千多元一桌的宴席，官员往来奥迪车接送。作家阎延文怒斥作协「一桌宴席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童话作家郑渊洁也踢爆「国家一年有七个亿花在作协」。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
就在中国作协官员们享受总统套房时，长江、嘉陵江重庆段水位持续下降，河床大面积裸露；当中国作协官员在享受一桌两千多元的豪宴时，贵州赤地千里，孩童泥水解渴；当中国作协官员享受名车接送时，云南灾区的九十岁老翁每日往返几十公里山路运送食水。两相对照之下，中国作协官员花天酒地是多麽触目惊心。
国家有难，百姓危亡，作为文人学者的第一要务便是用手中笔鞭挞社会丑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民众抗旱救灾，而不是不问灾民疾苦，到处游山玩水，甚至到灾区住总统房、吃豪宴、说风凉话。如此铺张浪费，社会公德心何在？难怪有网民愤怒的炮轰「无耻的人见得多，但从没有见过作协这样无耻的」。
名为开会 实为旅游
其实，中国作协到灾区，与其说是开会，还不如说是旅游，这些文化蛀虫，所到之处吃喝玩乐，所造成的道德灾难与社会损失，甚至比旱灾还要严重。如此作协，还奢谈甚麽「一万个存在的理由」!
一直以来，文人都是社会的良心，以中国作协为例，本来任务是宏扬社会公德，传承公平正义，但如今却变成一个只会吃喝、讲究享受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文人比的不是文学贡献和人文关怀，而是比谁更会歌功颂德，更会粉饰太平，更会唱和谐歌。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基层，躲进小楼成一统，根本不知民间疾苦，比排场、比阔气、摆威风，早已没有了文人的正气，只有官僚的官气。
中国很多文人早已斯文丧尽，成为社会败类，他们的堕落，实际上是社会堕落的重要标志。在当今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即使连文人也不能免俗。
族大有乞儿，树大有枯枝，一个民族有败类不可怕，可怕的是连民族的嵴樑也倒下了，变成只会吃喝玩乐的软骨头，这才是一个民族悲剧的开始。
只许楼价涨五千 不许米粉涨五毫
东方日报
西南大旱，民心浮动，为安定人心，国家发改委日前通报，严肃查处违反《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一些涉嫌涨价的商贩被处罚款或刑拘。但与此同时，各地开发商疯狂调升楼价，却不受任何处罚。只许楼价涨五千，不许米粉涨五毫，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只能说明内地司法也有贵贱之分。
据内地报道，广西南宁、柳州两市部分米粉生产厂家，在南宁市鲜一阁食品厂负责人阙之和等人的组织下，先后集体提高米粉出厂价格，每斤提高两毫。受此影响，当地米粉摊点零售价格上涨，平均每碗上涨五毫。为此，当局以影响恶劣为由，对涉事商家罚款十万元，而阙之和等人则以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刑事拘留。
大灾之年，无良商家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当局严厉处罚，也有必要。历朝历代，大灾当中，粮食是人心的稳定器，一旦粮价攀升，人心势必浮动，奸商再藉机捣乱，百姓便会望粮兴叹，进而造成社会动乱。当局果断处置灾区涨价风，也算是见微知着。
但是，如果当局只对米粉涨价下狠手，而对楼价疯狂上涨不闻不问，那就显然是杀鸡用了牛刀。从西南灾区来看，粮价是人心的稳定器，但从全国来看，楼价才是民心的安定剂。
官商勾结 催谷楼市
在上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楼价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焦点议题。内地楼价上涨，不仅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甚至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有网民以自身的买房经历现身说法，揭露楼价节节攀升的惊人内幕，只是一转身的工夫，楼价每平方米便上涨了五千元。北京通州一个楼盘，上月售价还不过一万七千元一平方米，但一个星期不到，售价已涨到二万五千元一平方米。
如果说粮价关係到社会的安危，那麽楼价也同样关係到政权的稳定，尤其在当前楼价疯狂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已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民众对开发商的抱怨，已转移到对政府无能的埋怨，舆论也集中火力炮轰当局调控楼价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楼价是当前中国政治危机的导火索。
应该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楼价问题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但为何却放任开发商肆无忌惮地涨价呢？为何没有政府部门对开发商杀一儆百呢？只监管粮价而放任楼价，如此厚此薄彼，选择性执法，到底又是甚麽原因呢？
其实，如果剥开开发商的外衣，不难发现这些开发商背后都站着一个个官员和太子党，他们拥有的政治能量早已能够决定政府的决策，左右当局的刀锋，他们怎麽会挥刀自宫呢？相比之下，广西处罚的无良商家，都只不过是些没有靠山的小喽囉，处罚他们也不会得罪权贵们。
补血与拉肉
将于4月4日出版的《侨报周末》刊发题为《补血与拉肉》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在啃硬骨头的时候，一般喜欢先易后难。但不论顺序如何，核心问题早晚要碰到。那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巨额财富和这些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将是对中国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验。全文如下：
1945年，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黄炎培跑到延安，跟毛泽东有一番彻夜长谈。在这次着名的谈话之中，黄炎培说，他这辈子看来看去，不管是团体还是国家，一开始因为事事用心，所以“其兴也勃焉”；后来环境好转，于是精神懈怠，所以“其亡也忽焉”。他问毛泽东，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可以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律”。
坦白说，黄炎培对中国历史的观察是不够深刻的。从中国真正出现大一统的皇朝开始，我们可以一一清算，三百年已经是它们寿命的极限了。汉朝虽然号称四百多年，但实则被切成两段，西汉211年，东汉则只有195年。可怜巴巴的宋朝，北宋与南宋加一块，也就三百多年。最为中国人长脸的唐朝，不仅没有捱过三百年，到了后期，基本就属于苟延残喘了。
那究竟是为什么这些皇朝愣是没法突破三百年极限呢？真是如黄炎培所说，因为前期事事用心后期精神懈怠吗？明朝最后一个崇祯皇帝，即便工作中打个瞌睡，也要痛哭流涕，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工作状态堪比最杰出的劳模，明朝最后怎么就亡在了他的手上呢？
当崇祯皇帝还在紫禁城里夙兴夜寐任劳任怨时，天下的老百姓喊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响亮的一句口号：吃他娘，喝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在事关生死的时刻，统治者眼中的刁民、屁民以及卵民选择了用脚投票，他们在正统领导者与反叛起义军之中，选择了后者。
这一现象在整个中国史中反复出现，其根本原因，并不是黄炎培所说的工作态度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结构问题。
在一个皇朝初创的时候，一方面为了兑现造反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为了分赏有功之臣，此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财富，包括金银、土地以及其它生活生产物资被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即便是村口要饭的李四，也得了一亩三分地。这个时候的社会，从财富分配上来说，是大体均衡的。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除了社会财富总体增长之外，分配也开始打破之前所建立的均衡。大量资源与财富向少数统治者集中，底层老百姓又一次迎来了赤贫。赤贫的后果，不止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他们会对有钱人切齿痛恨，一旦时机成熟，星星之火，便能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再次燎原。
这便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未曾改变过的“二元” 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中，人永远只有两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以，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安于统治时期，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盛世”，另一个则不安于统治，也就是“乱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站两边，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不是你我，便是我亡。
要想跳出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二元的社会结构。而要改变二元的社会结构，出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培育并壮大出一个新的人群形态，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中产阶级。
在4月1日温家宝有关“分配改革”的讲话中，明确提到了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虽然“中产阶级”被替换成了“中等收入者”，但“橄榄形”分配格局的说法已经表明，政府明确意识到了二元结构的危害，正开始从根本上着手解决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老大难问题。
西方社会用了几百年时间，形成了异常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中国想要在短期内追赶，不是没有可能，但工作难度之大之莫测，绝对只有大罗神仙才搞得明白。而现阶段的收入分配调整，却必须面临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去年，一名政协委员爆了个勐料，说中国现在 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有人觉得这数据过于离谱，当然可以选择不信。但即便选择不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当今中国少数人掌握巨量财富的现实。
这位委员继续爆料，中国91%的亿元户是高干子女。这一数据，信的人不少，不信的人也有。但不论信与不信，只要简单查看社会现实就能一目了然。近年来高干子女的吸金能力和雄厚身家，早就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他们身居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顶层，凭借家族支持和自身能力，早就在生意场上轻松击败当年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们了。
数据每年都在变化，正如同财富排行榜上过客们的身家。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如果连事实都要回避，那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何从下手？收入分配，不管是调整还是改革，总要面对一个终极的核心问题，那就是要调整和改革的收入从哪里来。弱势群体要扶持，农民兄弟要帮助，工人工资要提高，绝不是几句口号就能喊出效果来的。在社会总体财富一定的时候，要给一部分人补血，就必须从另一部分人身上拉肉。
应该从谁身上拉肉，拉多少肉，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之中，选择早已经确定。
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在啃硬骨头的时候，一般喜欢先易后难。但不论顺序如何，核心问题早晚要碰到。那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巨额财富和这些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将是对中国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验。
10省市贷款债务率超100% 地方融资监管意见难产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北京报道
进入4月，地方融资的债务风险依然是备受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在这背后，是一份由财政部牵头制定的关于“地方融资平台相关监管意见”(下称“意见”)能否尽快出台的悬念。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从一位消息人士处了解到，该意见将延后发布甚至不排除“夭折”的可能。该消息人士称，该意见的部分条款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方面的抵制，“地方政府对于意见当中出现的一些强硬措辞表示出了不满”。
地方政府“不舒服”
据记者了解，意见稿于1月底形成，国务院要求就意见稿的内容征求各省市的意见。财政部于2月25日召集18个省市的相关人员召开了闭门会议，并结合相关意见做进一步修改。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这份《地方投融资平台基本处理意见(初步)》文稿中建议，对于对地方政府举债和融资平台举债分类管理作出时间界限，并以2010年3月1日为界，实行新老划断。对3月1日前形成的存量债务，原则上通过现有还款渠道还款，不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3月1日后，政府可通过发行政府债券进行举债(融资平台只承担有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或承担竞争性业务的融资任务)。
在规范融资平台的融资和担保行为一条中，意见明确了整顿现有融资平台的措施：“对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和融资任务，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完成在建项目后，不再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其相关业务和资产应剥离。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不承担建设任务、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坚决予以取消；对整顿后继续承担有稳定经营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以及主要承担竞争性业务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要规范运作，并严禁平台公司直接或变相以政府信用提供担保。”
修改中的监管意见透露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率、新增债务率等指标体系，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
就在这次闭门会中，地方政府对于意见稿中一些强烈措辞感到“很不舒服”。
“地方政府希望的是，意见就一些如会计核算、统计报告等‘软条件’进行调整，而不希望看到强硬的将某些项目取消。”相关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完全不能离开融资平台，并已开始构建新型融资平台。”
“面子工程”难处理
记者从监管层得到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在有统计数字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山西、河南、贵州、宁夏的平台贷款债务率(平台债务合计/本省GDP)低于60%，有10个省市甚至超过了100%。
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急速膨胀，虽然早已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但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巨额债务的压力下，中央和地方分歧十分明显。
在外界看来，有了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对防范地方投融资平台潜在财政风险的表态下，剩下的事情就应该水到渠成。
但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希望当地的投融资平台受到强力的“干涉”。
闭门会上，分歧的关键就是意见规定“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不承担建设任务、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坚决予以取消。”
“(公益性融资平台)没有别的现金流，只是依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对此条款的争论非常大。因为地方政府存在大量这类为了政绩和‘面子工程’的项目，诸如城市美化亮化工程。但此类工程规模大、融资比例高、短期收益不明显。”对地方融资平台一直关注的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副处长史晨昱分析说。
某东部省份的地方银监局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地方融资平台上马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县、市一级都建立了一个或多个地方融资平台。如果不及时进行约束，这些风险很可能会在未来两三年内大规模爆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许安拓认为，中央在对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件事情上不能“一刀切”，很多中西部地区的落后省市还需要融资平台。
史晨昱认为，在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之后，这个意见如果在未来颁布，那么其内容肯定会缓和许多。
三大行没有新增地方债
意见稿的争论凸显了投融资平台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而监管层对风险的关注也已经引起了商业银行的谨慎。
“相比去年，现在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慢慢从低层次的地方融资平台退出。”史晨昱告诉记者，据他了解，截至2月底，工行、中行、建行今年基本没有对地方政府的新增贷款。
据三大行日前公布的年报获悉，在2009年，工行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为7200亿元，中行为4243亿元，建行为6463亿元。
史晨昱表示，虽然新增贷款基本为零，但并不代表银行不支持地方，而是通过一些信托加理财的方式来进入融资平台。
此前，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曾表示，他们正在配合财政部清理平台融资公司，对于不符合银行贷款程序的要收回它的贷款，中止授信，但符合条件的贷款也在继续增加。
实际上，银监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对地方融资平台信贷风险加以警示，要求商业银行对新项目的贷款不超过新增项目贷款的20%~30%，并需逐笔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行贷后审查，以确保地方政府提供有效的担保或抵押品。
虽然银监会已经未雨绸缪，但史晨昱认为，2009年下半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出现了新变化，“例如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平台将分散在各地国资委等部门的地方性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租赁机构的股权，整合成金融控股公司，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为地方建设提供杠杆融资服务。”
住建部: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仅30年 年产数亿垃圾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4月6日报道：每年中国消耗全球一半的钢铁和水泥用于建筑业，产生了巨大建筑废物，现在政府号召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
仇保兴，住建部副部长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
很显然，如此短寿的建筑将每年产生数以亿计的建筑垃圾，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
“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据对砖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12000吨建筑垃圾而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
陈宜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告诉记者政府的盲目拆迁和国内房屋自身的建筑质量问题一直是中国建筑业面临的一个难题。
2009年中国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等建筑质量问题不断给政府敲响警钟。
2009年10月武汉新洲区邾城街南街社区振兴里，一栋新建6层正在粉刷装修的楼房突然倒塌，未发现人员伤亡情况。居民们分析，可能是地基不牢固引发倒塌。
日后规划部门表示，在建的6层楼房是户主擅自将原来的平房推倒重建的，事先并没有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事故发生时已经完成主体工程，正在进行外墙粉刷装修。
09年6月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一幢13层在建商品楼莲花景苑，因施工程序错误形成地基压力差，楼体整体倒塌，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引起业界巨大震荡。
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房屋倾倒的主要原因是紧贴7号楼北侧在短期内堆土过高，最高处达10米左右。与此同时，紧临大楼南侧的地下车库基坑正在开挖，开挖深度达4.6米。大楼两侧的压力差使土体产生水平位移，过大的水平力超过了桩基的抗侧能力，导致房屋倾倒。
一个月后，南京再现“楼脆脆”。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造成重灾区有3339所学校需要恢复重建，全省(包括非重灾区)受损学校13768所，需要恢复重建11687所，导致5335名学生在地震中遇难和失踪和546名学生残疾。
住建部在一系列房屋质量悲剧之后于2009年7月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对在建住宅工程质量的检查。通知显示，此次检查的范围包括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等各类在建住宅工程。检查内容则包括工程实体质量情况，施工单位、执业人员和责任主体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全国30多个省的90多个城市中的180多个建筑工程接受了检查，结果显示96.1%的建筑工程合格。
相比中国的35年平均建筑寿命，发达国家建筑，像英国的平均寿命达到了132年，而美国的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中国日报记者王茜)
龙吟大地：中国应给日本入常划定红线
本文重点
* 中日历史问题纠结
* 要敢于行使否决权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日前访问美国时，公开力挺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今年是联合国成立六十五周年，有关安理会改革的声音势必再度高涨，中国如何应对日本入常，将是一个棘手问题，须未雨绸缪。
早在五年前，有关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方桉便成为各国外交角力的焦点。德国、日本、印度、巴西四国结成入常同盟，在国际上形成很大声势；而意大利、阿根廷、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也不甘落后，各自活动，最终因难以协调，改革无疾而终。如今，改革呼声又起，势必挑动各国神经。
联合国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现有五大国而言，相当于变相摊薄决定权，并非一个好消息，但五个常任理事国都不愿出头否决改革，毕竟这样一来，将成为众矢之的，被各国围攻。
中日历史问题纠结
对中国而言，并不反对安理会改革，问题是支持谁和反对谁成为常任理事国。在中国名单上，德国、巴西、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没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日本入常。五年前，中国就是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最主要反对者。
中日之间，不仅存在地缘政治之争，还有历史问题纠结。当年小泉纯一郎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使中国民众情绪激动，全国各地曾爆发阻止日本入常的示威游行，四千万人联合签名反对，并递交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而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得寸进尺的态度，也使中日很难绕过这个暗礁。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中国很难同意日本入常。
目前日本政府向中国大献殷勤，尤其是民主党上台后，提出排除美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展现出近华疏美的立场；民主党政要也接二连三访华，并在参拜靖国神社方面谨言慎行。中日关係呈现近十年来最好时期，但现在的双边关係格局仍然难以说服中国政府支持日本入常，毕竟双方争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搁置而已，谁知道自民党重新上台后会不会故态复萌？
要敢于行使否决权
以往中国反对日本入常是只做不说，而且採取外围孤立的办法，比如利用南韩搅局，或者鼓动东南亚各国反对。但如今这套策略恐怕难以奏效，不如对日本入常实话实说，向日方提出几条红线，比如明确要求日本立法，日本在任的内阁官员不许参拜靖国神社，协商完成中日海疆争议，停止插手台海问题。这三个条件日本何时做到了，中国何时对日本入常开绿灯。
日本入常，不仅关係到中国核心利益，也关係到中国人民的情感，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务必要谨慎，切不可被暂时的假象所蒙蔽；必要时候，就是要敢于行使否决权。
冯海闻
日本铁路高管忧虑：中国高铁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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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最悠久、也最为繁忙的子弹列车线路运营商——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Central Japan Railway)社长抨击中国不断发展的高速铁路行业“窃取”外国技术，并且在安全上打折扣。
东海旅客铁道（又称JR东海）运营着已有46年历史的东京至西部城市大坂的新干线高速铁路。该公司正与中国国有铁路公司竞争海外业务。
“中国和日本的差别是，在日本，如果有一名乘客受伤或遇难，代价就会高得难以承受，”松本正之(Yoshiyuki Kasai)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在中国，每年即使有1万名乘客遇难，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
目前铁路公司之间的竞争在美国最为激烈，奥巴马(Obama)政府已拨出80亿美元用于建设高速铁路，作为其经济刺激努力的一部分。
JR东海正瞄准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州的一些项目，以及洛杉矶至拉斯维加斯的一条拟议中的铁路线，后者也还吸引了一份来自中国的投标。
JR东海设计并运行其自己的列车，不过建设工作会转包给工程企业，如川崎重工(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松本正之对中国铁路行业的警惕态度，得到了其他外国高管的呼应。法国的阿尔斯通(Alstom)抱怨称，中国公司正借用外国技术来竞争出口合同。
与此同时，阿尔斯通和其它制造商，如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正大举进入中国国内市场。2009年至2013年，中国平均每年的铁路相关支出预期将达到500亿美元。
外国制造商必须通过当地合资企业开展经营，在某些情况下，这使中方合资伙伴得以吸纳它们的技术。
上月，西门子放弃竞标沙特阿拉伯一个70亿美元的项目，即为麦加至麦地那的高速铁路供应列车及相关设备，转而加入一个由中国企业牵头的财团，以争取获得一部分业务。
松本正之禁止JR东海竞标中国的建设项目，原因是担心泄露该公司的技术，尽管其它日本铁路集团已在中国开展业务。
在中国，在武汉至广州和北京至天津的高速铁路线上运行的不少列车，是基于川崎建造、东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East Japan Railway，简称“JR东日本”）运营的列车车型。
在中国的这两条高速铁路线上，列车运行时速达到350公里，比日本的新干线高出25%以上，迄今未发生严重事故。但松本正之表示，中国的列车运行速度更接近最大安全速度。“我认为他们对安全问题没有倾注与我们同样的关注，”他表示。“提速到如此接近极限的水平，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去做。”
笑看天下：旱灾早知却不防范
西南五省市（云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旱情已持续半年以上，受影响灾民逾六千万人。灾情当前，各级政府、民间组织、个人各尽其能提供援助，像香港亦拨款一亿五千万元赈灾。
全民抗旱、奋力救灾原是全国共识，但有些部门不但不注视问题，反而动辄指媒体夸大灾情，这种不敢正视问题、隐恶不报忧的作风，正正是我们民族苦难的根源。五代十国的后唐明宗时，河南等地曾发生一次大规模蝗旱灾害，许多州县如实报灾，但某州刺史却报告「本邑独无灾异」，结果却是灾情严重，死人无数，唐明宗大怒。
这次大旱，小学生都知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攫取，破坏了生态系统。不过，人为疏忽亦不可原谅。早在二○○四年，美国五角大楼委託全球商业网络谘询公司做的「秘密报告」就预测到，二○一○年中国南部将发生大旱。这份报告曾成为世界各国环保组织的热门话题，更被中国最顶尖的气候专家在当年三月、五月和六月的三次会议上仔细讨论过。
据《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的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勇（现任该中心副主任）曾对这份报告仔细研究，并提醒中国科学家研究可能的气候突变。他告诉媒体，美国报告预测的全球气候剧变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二○一○年前后发生的十年大旱则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罗勇的话也只是「讲者自讲」，从二○○四年至今有五年多的时间，但遗憾的是，西南五省市所发生的千里赤地旱灾，不正显示中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吗？
施友朋
强词有理：哪来这麽多百年梦
上海世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麽，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呢？其中一项伟大措施是不准居民晾晒衣物。上海当局规定，世博期间，在世博会周边一公里范围内不准「乱晾晒」，公共场所不准，连私人居所的阳台、窗外、屋顶也不准，换句话说，当地居民至少半年内都不能随便晾晒衣物。
上海当局不准居民晾晒，与不准居民穿睡衣上街一样，据说都是为了保持市容美观，以免家丑外扬，失礼外国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面子。可见对于当局来说，面子比甚麽都重要。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溷起来了。
要面子是好事，关键是不要自欺欺人，否则与不要脸就没有甚麽分别了。上海当局为了迎接世博，煞费苦心地搞了许多面子工程，不准晾晒、不准穿睡衣上街只是小焉者，大焉者包括为旧建筑物「穿衣」、「戴帽」，那才令人啧啧称奇呢。当局声称这些面子工程「大得民心」，这是不是自欺欺人，上海居民自有公论。
前年北京主办奥运会，有人说圆了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如今上海举办世博会，又有人说圆了中国人的百年世博梦，唉，中国人哪来这麽多百年梦！其实，中国人最大的百年梦想就是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是这也不准，那也不准。
陈竞立
乱世达观：伪中产与真贫民
内地出了个新鲜滚热辣的「雷词」，叫「上海式贫困」。不过，近年来跟这个长三角竞争对手一直有瑜亮情结的香港人，听了先不要太高兴，或许这方面本港的情况更不堪。
「上海式贫困」也叫「支出型贫困」，简单地说，就是物价上涨使衣、食支出总量明显偏低，即节衣缩食也；与此同时，住、行等基本生活开支不断增长；医疗、教育支出增加比例同样愈来愈高。用四字成语概括，就是入不敷出。
上海当局发现，过去制订贫困户定义时，只核收入核支出的做法早已不合时宜，楼价、物价等因素的急剧变化，正在造就愈来愈多大都市「新贫民」。
说实在，「上海式贫困」又岂止于上海，北至哈尔滨，南到海口，各大城市都面临类似情况，这不过是「中国式贫困」的缩影罢了。聚居各地城乡交接地带的「蚁族」，便是这种贫困所製造的「产品」的典型。
叫人遗憾的是，曾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经济起飞比内地早了几十年，如今发展速度比不上人家，「支出型贫困」问题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楼价失控狂飙，物价飞涨，衣食住行样样加，唯独人工原地踏步。无论低下阶层还是中产阶级均怨声载道，但回归近十三年，香港依然是只见小政府，不见大作为。
通胀蚕食了经济发展成果，製造了愈来愈多收入在贫困线以上，因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令生活质素每况愈下，却得不到港府援助的「伪中产」。港式伪中产与沪式真贫民，简直是绝妙的双城配。
谢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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