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4-7）
平均寿命三十年 中国建筑豆腐渣
澳洲快步加息 中国退市添压
推迟汇率报告 美国缓兵之计
卖孩子犯法背后的中国式困境
中国要进行三个领域的土地改革
服务业的革命
处决日毒贩无损中日关係
房奴墓奴一世奴
不说谎 无以活
获救矿工被代表
何堪儿童作线人
奇迹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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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寿命三十年 中国建筑豆腐渣
东方日报
楼市畅旺，全国大兴土木，但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许多是豆腐渣工程。中国住房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称，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数量最大的国家，每年二十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四成的水泥和钢材，但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仅有二十五至三十年，远远低于欧美国家上百年的标准。
仇保兴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老百姓穷其一生购买的房屋，只不过是使用年限不到三十年的危楼。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购房者很可能在三十年贷款尚未还清的情况下，所购的楼房就已经垮了。这样的建筑，与其说是百姓的安乐窝，还不如说是最昂贵的坟墓。
这并非危言耸听，上海闵行区一幢兴建中的大楼竟然成为连根拔起的「楼脆脆」；重庆忠县一楼盘大樑断裂要靠十多根木棒支撑；浙江义乌一个售价每平方米一万三千元的豪宅，竟然用毛竹代替钢筋；浙江桐乡市一小区楼板设计标准为十二厘米，但却成为最薄只有七点九厘米的「楼薄薄」。有建筑专家甚至建议消费者，不要购买中国最近十年建筑的商品房，因为这些楼盘大部分是豆腐渣工程。
如果这些事实还不够血淋淋，大家可以再回顾汶川大地震的悲剧。在这场灾难中，受损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导致五千三百多名学生遇难和失踪。如果不是豆腐渣工程，这些受难的学童何至于早夭？
官商勾结 危楼处处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句中国建筑界自我标榜的标语，如今看起来，更像是无情的嘲讽。建筑质量大幅下降，除了开发商无良之外，监管当局失职是主要原因。目前中国的所谓建设质量监督站，与其说是开发商们的监督者，还不如说是开发商们的保护者。只要开发商钱送到位，优秀工程的招牌就拿到手。
南京「山水云房」住宅小区，交付使用不到一年，就发生了严重倾斜，倾斜程度超过了安全警戒线，业主被迫全部撤离。就这样的一个危楼，这个小区居然在中国房地产协会、住建部等多个部门负责人的注目下，获得江苏优秀住宅的荣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系列房屋质量悲剧之后，住建部于去年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对在建住宅工程质量的检查。结果全国一百八十多个建筑工程接受了检查，九成六的建筑工程居然合格！如果全国建设质量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年，为何建筑工程质量的合格率又如此之高呢？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国人自相残杀的年代。开发商用豆腐渣工程害人，医生用假疫苗坑人，农民用毒菜害人，火锅店老闆用坑渠油害人，奶粉厂用三聚氰胺害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阴招损招，大家比赛慢性杀人。中华民族到底是在复兴，还是在沉沦？de
澳洲快步加息 中国退市添压
东方日报
澳洲央行宣布加息四分之一厘，使基准利率提高至四厘二五。这是澳洲近六次议息以来的第五次加息，澳洲加息明显较其他工业国，更为小步快跑。除澳洲以外，随后还有日本、英国和欧央行举行议息会议，但市场预期这三大央行都维持利率不变，美国联储局此前已表明，维持超低利率一段时间，显见澳洲加息进程日益抛离其他工业国。
澳洲的加息，在其国内存在争议。当地二月份零售销售和住宅建设呈现下跌，已引发相关行业推迟加息的呼声，免致面临数千就业职位流失。当地失业率仍高，但加息被「逼上梁山」，是出于通胀及房价大幅上涨的担忧。在全球愈来愈明显复甦的大势中，澳洲经济确实步上复甦，但其抢先进入加息周期，面临进入高通胀、无就业复甦的风险。
澳洲的经济动力来自製造业，其复甦被认为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甦有莫大关连。换句话可以说，澳洲经济进入高通胀，无就业复甦，成为中国经济的间接反映。有关铁矿石涨价的谈判，正是这一现象的例子，既然如此，作为动力本源的中国，经济失衡肯定不比澳洲低。由製造业带动的经济过热，正在中国浮现，对中国本季度经济增长率预测，高至由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二不等。
澳洲作为中国经济的参照，澳洲加快加息进程，也使市场对中国加息的预期增强。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增长加速以后，更由资产泡沫风险，转而面临着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化双重风险，倒逼央行调升利率。二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已达到百分之二点七，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百分之三的目标仅一步之遥。虽然统计局官员表示，把CPI控制在百分之三有难度，但认为仍能实现。然而滙丰银行预测，三月份内地CPI达到百分之三点一。CPI迅速突破目标，也成为加息的压力。
目前中国利率水平，同美国息差在两厘左右。面对防范热钱流入的形势，内地一直就加息有强烈的决策主张，认为不应先于美国加息。儘管这种主张对抵御热钱有好处，但照现时趋势，一边是美国维持低利率相当一段时间，另一边是内地通胀持续走高，已经致使负利率出现，在现实形势催逼之下，坚守这种主张，不先于美国加息显然愈来愈难。
内地普遍认为，中美利率差扩大到三个百分点，将刺激美元套息投机愈加活跃。对热钱涌入的顾忌，除了加剧资产泡沫化以外，更为顾忌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中国与美进行汇率谈判，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澳洲加息折射了中国加息的必要，显示内地的加息压力很大，下周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可望就加息前瞻，给出更明朗的指引。
内地运用行政力量力拒加息、推延加息，只能是短暂的作为。过度的行政干预，将使经济滑向更深度的扭曲，与「调结构」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毕竟内部经济自身的规律、自生的风险，都应当处于优先考虑，愈来愈多观点主张，不能完全比照美国加息步伐，预期季内加息的专家渐渐增多。中国一旦步入加息，对全球的影响不亚于美国加息退市，因此对季内资本市场不确定波动，市场不可无心理准备。d
推迟汇率报告 美国缓兵之计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对华施压 时紧时鬆
在中国宣布国家主席将赴美出席全球核峰会之后，美国财政部也表态推迟发布有关中国操控汇率的报告。看起来一场中美贸易战已消弭于无形，其实这不过是缓兵之计，美国逼人民币升值的既定战略并无改变。
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推迟汇率操控报告之后，中国内地传媒一片欢呼声，认为美国已对中国作出让步，是中国外交的胜利。其实，这些欢呼若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别有用心。美国推迟出台汇率报告，并不是放弃指摘中国操控汇率，停止逼迫人民币升值，而是忍而不发，请君入瓮，玩后发制人。
美国近期热炒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隔山打牛，逼中国同意制裁伊朗。全球核峰会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苦心孤诣打造的一项政绩工程，也是奥巴马当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峰会上，美国希望形成全球共同制裁伊朗的格局，为此，邀请中国与会并使中国同意制裁伊朗，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美国在达到逼华制裁伊朗的战略目标之后，也没有放鬆对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就表示，「在未来三个月当中，美国将和各方举行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高端会议，这些会议将落实相关的政策，促进一个更加稳健、可持续平衡的世界经济」，言下之意，就是美国再给中国三个月的时间，如果人民币在此期间不自行升值，美国势必捲土重来。
对华施压 时紧时鬆
实际上，未来三个月，美国可以利用多个平台对华施压。本月将召开G20财长、央行的会议，五月将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下来六月的G20峰会，在这些场合，美国都不会放弃对华逼宫。而且美国的战略很可能是从正面的直接施压，转变成侧面的迂迴施压，组织欧盟、日本等国对中国进行围攻。
如果说制裁伊朗是奥巴马外交战略的当务之急，那麽逼人民币升值则是奥巴马经济战略的关键之棋。在很多美国政客看来，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使中国走上当年日本走过的老路，是使美国走出当前经济衰退泥潭的致胜法宝。因此，美国不会轻易放弃逼人民币升值这张王牌，对华施压时紧时鬆，不过是出于当时的形势需要而已。
纵观中美关係史，不难发现美国一直利用经济牌来牵制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最惠国待遇不断勒索中国；九十年代末期，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断敲诈中国；如今又用「汇率操控」来刁难中国。美国挖空心思，别出心裁，总能找到对付中国的武器，而中国在这场博弈中被动捱打，往往是美国出招，中国接招，根本无力反击。结果美国欲壑难填，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其实，中国也并非无牌可打，手持的近万亿美元美国国债，难道会坐视其贬值？
卖孩子犯法背后的中国式困境
早报 王冲
不了解中国的人，一定会把下面这条消息当作愚人节的玩笑。
4月1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文规定父母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在中国，拐卖儿童是引发公愤的恶性犯罪，它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网民们屡屡呼吁对人贩子严加惩处，甚至有人主张动用古代的酷刑。
然而，还有比拐卖儿童更令人不齿的行为，这就是卖自己的孩子。根据四部门发布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定罪：一、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二、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三、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四、其他足以反映其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
法律有了相关规定，说明相关行为已经不是个桉和孤立的事件。笔者在孔孟之乡山东曾接触过买孩子的父母。山东人传宗接代思想浓，若不能生育子女便倾向于买，当前女孩价格1 万5000人民币，男孩价格超2万，于是，有人看到“商机”，专门生孩子当商品“出售”，也有未婚先孕者无奈卖子。
立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中国越来越喜欢靠法制解决问题，这是社会的进步，值得肯定。但是，有些问题不是靠立法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靠一纸规定可以解决的。四部委的《意见》，说明中国从立法、司法角度打击出卖子女的行为，然而，仔细想想总会觉得哪儿不对劲，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如果父母连亲生孩子都可以卖，那他还有什么道德底线可以遵守？从更严格的角度说，父母卖自己的孩子属于出售“私有财产”，法律不应干涉，法律被迫干涉的原因在于道德约束机制的匮乏无力。
法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比如说，《意见》称，要严格区分出卖子女行为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迫于生活困难或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此定罪。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操作时几乎无法执行，规定也就形同虚设。这不是立法的错误，而是把道德问题交给法律解决所遭遇的必然困境。
道德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价值观的传承，是约定俗成的，只有道德约束发生效力时，这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在整体道德滑坡的情况下，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本身也难以公正。人，只有人，才是社会的主体，当人的内心深处没有敬畏、没有底线、不认可那些条文时，他总有办法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人整体道德滑坡
当前，中国人整体道德的滑坡是不争的事实。对此，绝大多数人都不满，都抱怨，但在轮到自己时又不得不同流合污。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山西的官场，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任何坚持道德底线的官员都难以避免被扫地出门的厄运。
山西官场是整体中国官场的缩影，而官场作风侵入教育界，侵入文化界，使得整个社会氛围被升官发财所笼罩。假如把社会比作一个人，道德本应是中流砥柱的地位，是嵴梁骨，可如今，它被放在一个角落无助地呻吟，任权欲、贪欲横行无忌而无可奈何。
其结果是，道德约束无力，法律越俎代庖，对于问题的解决却于事无补。于是，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加强道德建设，然而，道德水平的提高，远比它的堕落速度要慢得多，重建非常不易。
从技术角度看，从小孩子起就强化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让孩子们在公平的环境里成长；从社会角度看，要促进社会竞争的公平正义；从长远看，要重建信仰体系，因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这三点，一个比一个更难。教育，只要中国政府真的重视素质教育和德、智、体全面发展，便可以逐渐进步；在财富数量有史以来达到最高之际，促进社会公平面临着契机，如果像重视计划生育一样重视社会公平，也希望犹存。
最难的在于信仰体系的构建，这需要30年、 50年甚至100年时间。当已故哈佛学者亨廷顿谈到文明冲突时，他应该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儒家文化早已事实上烟消云散，当代中国人不信孔子，不信老子，也不信基督耶稣，未来的信仰也许多元化，也应该多元化，但无论如何，需要有向善之心，有仁慈之念。一般而言，有信仰的人，不仅不会卖自己的孩子，还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充满爱心。
是北京时事观察
中国要进行三个领域的土地改革
早报
● 郑永年
中国发展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和土地有关的中国问题。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同土地有关。早些时候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间（住房）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连各级政府的生存问题也是土地问题。概括地说，土地已经成为众多问题中的 “纲”。如果从土地问题入手，中国必须同时进行三场与土地有关的改革运动。
这三场改革运动的核心是中国社会的三大群体，即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农民靠土地为生，土地问题是农民的关键是不言而喻的。农民工也是土地问题。所谓的农民工就是尽管已经成为工人了，但还在家乡保留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的去留决定了农民工的未来身份。城市居民没有土地，但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和土地有关，即住房。在中国社会，城市居民住房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土地问题。（其它国家也如此。）
三大群体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的改革在农村开始，到现在农村的发展到了顶点。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缺失动力。前些年中央政府免掉了土地税，但这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等各方面的差异还在迅速扩大。没有很大的改革，农村的衰败似乎是不可避免。在很多乡村，现在只剩下老少妇幼。
农民工这一块的问题更大。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农民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实际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农民工。但很显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没有消化和吸收农民工；否则，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这是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离开了土地，但城市又不能吸收他们，所以农民工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即在城、乡二元之上的新的一元。这第三元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可以相信，农民工的问题在今后会越来越严重。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还原为农民或者成为城市居民，但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能还原为农民了，因为他们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在城市接受教育。即使他们在农村有一块土地，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就是说，第二代农民工是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的。现在第三代农民工已经开始成长了。
城市居民这一块也在出现很多问题。传统上，城市居民受国家的各种保护，是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和农民相比较）。在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互动模式是基于不成文的“契约”之上的，即政府为市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市民接受政府管治。但城市的各种特权已经在市场化改革过程消失了。因为社会改革的滞后，城市居民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失业、城市新贫民、社会抗争等从前鲜见的现象，现在已经变成城市常态了。城市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集中地。如果中产阶级不能壮大，中国社会的稳定基础就会很微弱，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同样会出现问题。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人们所说的“善治”，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培养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小得可怜。中产阶级的成长和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不成比例，主要原因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各级政府所推出的各种刺激经济的举措不是在培植中产阶级，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中产阶级的成长。在诸多社会政策中，住房政策是关键。“房奴”社会对中产阶级的成长很不利。而要解救“房奴”，土地问题就是关键。
解决土地问题是关键
所有这三大块问题，发展很快。如何解决？近年来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城乡整合是个有效的方向。城乡统筹和整合就是要把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一同考虑；而统筹城乡改革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
简单地说，新的围绕土地的改革是要保护两个社会群体（农民和城市居民）而从长远看吸纳农民工和取消农民工制度。要保护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就要保护他们的土地权益。这里必须看到两种发展趋势。第一，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得很快，但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大部分农民还是会生活在农村。第二，农村的总人口必然呈现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会转变成为城市居民。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一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二要容许土地的“流转”。
农村的土地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些年来，随着各方面对土地需求量的急剧增加，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也在加剧，并且已经演变成为社会冲突甚至暴力的一个重要根源。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土地的“流转”不可避免，但在“流转”之前必须先提供给农民足够有效的土地保护机制。否则“流转”就会演变成各种变相的剥夺。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一方面来自农村集约经济的客观需要。依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一个重要根源。从少量土地所得到的收益，只能使农民维持在生存经济的水平。同时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或者不再依赖土地而生存。这部分的土地（或者土地使用权）需要“流转”给其他人，以期达成农业的规模经济。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也来自城市化的需要。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土地，要求把很多农村的土地转化成为城市用地。这里要考虑的是两个社会群体，即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如上所说，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从长远来说必须消化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被消化，既不能解决农村问题，也不能解决城市问题。农民工这个群体没有被吸收或者被吸收得很慢，是中国农村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城市化速度过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尽管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市民权”，也不能为城市作出其应有的贡献。解决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主要的障碍在于政治和行政上的（如户口制度）。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只能通过城市化得到解决，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而解决方式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农村土地向城市的“流转”。
城市居民没有土地，但他们的问题也与土地有关，即住房。要从“房奴”或者“蜗居”解放出来，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政府有效的社会政策，二是获得从农村“流转”出来的土地。“房奴”局面的形成一是因为没有土地方面的社会政策，二是因为土地供应量的不足。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城市化必然意味着向农村要土地。而对大多数农民或者农民工来说，只有放弃了土地，才能真正被整合进城市，就是说农民和农民工可以用土地交换市民权。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所说的方方面面已经在发生，至少在实践层面，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但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整合性的综合改革政策。如果能够形成整合的改革政策，必将带来一场大改革。这场大改革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的动力，把国家的工业和城市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这场改革也为彻底改观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服务业的革命
早报
● 埃贾兹•加尼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但增长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中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制成品出口大国，印度则在出口现代服务业上在全球享有盛誉。事实上，印度跨越了制造业的发展阶段，从农业型经济直接进入到服务型经济。
这两个国家增长模式的明显差异，为研究发展模式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重要的课题。服务型经济能够如同制造业经济一样蓬勃发展吗？经济发展起步较迟的国家，可以利用服务业日益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机会吗？服务业能够推动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减少贫穷吗？
一些事实值得仔细研究。以印度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说，她的服务业的相对规模远大于中国。印度和其它南亚国家尽管属于低收入地区，却选择了中等甚至是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模式相比，她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同爱尔兰和以色列更相似。
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同自工业革命以来，近200年几乎放诸四海皆准的发展铁律大相径庭。根据这条“铁律”——现在可说是一般常识——工业化是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唯一途径。
因为全球化，发展的步伐可以是急剧的。但爆炸性的增长一般只出现在制造业领域。然而，情况现在已经不同了。有证据显示，服务业增长快速的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往往也很高，而整体经济增长高的国家，其服务业的增长也高。
当然，两者的因果关系仍然不明确。毕竟，制造业增长与整体经济增长间也存在这样的正向关系，这是发展经济学普遍接受的现象。但一直被人们忽略的，是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的贡献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服务业在经济领域所占的比例会随着时间逐步增加的趋势，说明服务业的实际增长并未被价格下降所抵消，不会出现所谓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即服务价格并不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下滑。
尽管中国更加富裕，在过去的增长速度也较快，但印度的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却较高，增长速度也较快。这表明服务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国内需求（中国的国内需求肯定更高），还有赖于出口机会。
印度经济增长的经验说明，全球性的服务业革命——由服务业主导的快速经济增长和脱贫——已经有实现的可能。在印度，服务业不仅主导整体经济的增长，其劳动生产力也高于工业领域。事实上，印度服务业的生产力增长完全可以同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增长相比，因此可以让工资上涨，从而减少贫困。
由服务业主导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因为占全球产值超过70％的全球服务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此外，对现在可以用低成本提供和出口的一些现代非个人化服务来说，长期以来认为服务业不可携带、不可转让和难于扩展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空间来赶上其他经济体，完全可以维持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增长。
印度的经验为其它发展起步较慢的国家带来了希望。20世纪末的全球化进程导致了已经工业化并融入全球市场的国家，和分布于约60个国家的“底层10亿人口”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在这些贫困地区，收入已经有20年的时间没有增长了。这些“底层10亿人口”看来似乎必须等到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巨人变得富有了，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上不再具有竞争力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
然而，服务业的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制造业外的机会，她们可以在某个服务业领域内做专、做大，然后像工业化国家一样，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当服务的生产和贸易随者全球化的进程在世界各地迅勐发展时，所有国家依据自己的相对优势发展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这种相对优势可以是在制造业和农业上，也可以是在服务业上。
服务业革命的好处是各国不需要花时间等候才能步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她们现在有一条取得增长的新途径。
Ejaz Ghani是世界银行南亚经济顾问。
英文原题：The Service Revolution
虎视寰球：处决日毒贩无损中日关係
本文重点
* 日本官民反应不同
* 不会掀起重大风波
中国昨天处决了日籍毒贩赤野光信，引起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应，但日本官方和民间在议论纷纷中还是有一些差异。处决赤野光信，是中日一九七二年建交以来，中国首次处决日本罪犯。其实，在处决赤野光信前，中国方面就已通知日方，表示最快将在七日对武田辉夫、鹈饲博德以及森胜男等三人执行死刑。这三人都是因为试图由中国走私冰毒至日本而在○七年被判处死刑。
日本官民反应不同
从日本官方的反应来看，迄今还是比较克制。日本外相冈田克也之前为中国即将处决数名日籍毒贩，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会面之后，冈田克也表示，如果中国连续处决四名日本公民，将会对日本国内舆论造成影响。他还说，日本会有人质疑中国在审判到执行之间的过程是否恰当。不过，当记者问及是否打算和中国商讨停止处决，冈田说，各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都不同，不能从正面直接表示希望中方停止处决他们。而程永华则说，打击毒品犯罪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请日本方面理解。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则表示：「虽说两国司法制度不同，但从日方看还是令人遗憾。不过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遗憾但也没法。」
日本民间和舆论的反应则相对比较激烈。据报道，朝日电视台周二早上的时事议论节目中，出席的前日本法官认为，从中国并不是允许所有中国人死刑犯行刑前能与家属会面的情况来看，中国相当顾虑了日本官民的感情，但也说明了中国执法的不明确性和内外有别。其他嘉宾最多质疑的，则是中国确定死刑的司法手续是否透明的问题。此外，嘉宾们还关心在中国带多少重量的毒品会被判死刑的问题，对此有些在日本的中国学者解释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视贩毒是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不是涉及毒品多少的问题。美国《新闻周刊》日本版总编辑竹田圭吾则在富士电视台的同类节目上说，赤野光信持二点五公斤毒品入境中国被判死刑，刑法轻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日两国都有死刑，应讨论要不要死刑、死刑能不能杜绝犯罪的根本问题。
不会掀起重大风波
上述讨论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即赤野光信到底是不是毒贩？他有没有触犯中国的法律？尤其是：中国法律对中国国内的毒贩是否也是採取同样严厉的措施？外国人在中国是否享有豁免权？在这一框架下，人们才应该讨论此次量刑是否照顾了日本国民的感情，以及量刑的司法手续是否透明等。
显然，在上述大框架下，没有一条理由说明赤野光信可以免去死罪。既然这样，这次的日本毒贩被处死事件，恰如几个月前英国毒贩被处死一样，不会在两国关係间掀起重大风波。
邱震海
山寨流水：房奴墓奴一世奴
内地将清明节列入法定假日，今年进入第三年，清明依旧雨纷纷，逝者已矣，生者却有排捱。众人皆知内地楼价近年狂飙，原来墓地价格升得更快。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阴宅每平方米高达六、七万元人民币，比豪华阳宅贵两、三倍。尽孝成本飞涨，许多家庭房奴没做完，又沦为「墓奴」。准业主们更头痛，蜗居问题未解决，亲人撒手尘寰，先买楼还是先买坟，是孝子贤孙的两难选择。
业界掠水一点不含煳，把经营房地产那套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般只卖「毛坯墓」，想「住」得体面，「装修费」至少过万元。要讨价还价？门都没有。一句「尽孝心别打折」，只能乖乖掏钱。拿孝道来讲价，不怕天打雷噼？
还犹豫不决？好办！风水先生可变推销员（更确切说，是推销员变风水先生），贴身专门侍候，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放眼之处必见「龙脉」，青龙白虎随手拈来。
国人嗜炒，既然有炒股炒楼，炒墓又何妨？手头有几个钱的，眼见炒风炽热，担心这方面通胀比衣食住行更甚，为免日后面对「死不起」的窘境，惟有未雨绸缪，预先入货「上车」，以免见完马克思后成了荒野游魂。「活死人墓」大行其道，令供求失衡问题更趋严重。
如此一来，「节地（钱）葬」纷纷出炉，海葬接受不了？那就「花坛葬」吧；更省钱的，也可以「树葬」。最后的「家」面积愈来愈缩水，成本却愈来愈高。看这势头，「火柴盒葬」的出现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申小舟
笑看天下：不说谎 无以活
内地一本杂志探讨中国人为甚麽爱说谎，依老朽的看法，尼采已道出此中玄妙：说谎乃生命之必需。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调查称，为了给自己找藉口，男人一天要说六次谎，女人每天说谎虽然只有三次，但在购物上从不诚实。男人不透露下班后要去哪里，女人不肯说衣服的真实价格。
香港官场，高官的最大谎言就是凡推政策，没有人不是「为民请命」的。内地官场的谎言则是凡事唱好，是以死人塌楼，人心都是「振奋」的；明明是腐败，却说「温和腐败」；明明是失业，却说「下岗」；明明ＧＤＰ下降，却说「负增长」……
中国式谎言有时不堪一敲。好像困扰中日两国两年的毒饺桉「侦破」，日方便列举许多疑点：从投毒作桉时间的不相符，到农药、注射器针孔物证的出入，都说明有虚假的成分。老朽又要引用美国元勳之一的杰弗逊的话：「从未看过报纸的人，反而会比看报的人知道得更多。他甚麽都不知道的结果，反而使他比那些塞满虚假及错误讯息者更接近真理。」看了所谓「侦破」毒饺桉，使人愈看愈煳涂。
官场中的所谓「真情对话」从来没甚麽好结果，像最近消防处处长卢振雄与员工的答问大会，烈火雄心焚不出真诚，反而彼此因流言太多而增裂痕。吾人感激消防员英勇灭火救人，然因人为过失而引起的悲剧，老朽相信只要当局与消防员真诚解困，彼此建立互信，添置、改善装备，必能更有效率及更安全地为市民服务。
高官不要只懂以谎言去贩卖政策，皆因在真话面前，所有关係都是脆弱的。
施友朋
雪地鸿爪：获救矿工被代表
这个清明节没有成为山西王家岭一百多名矿工的忌日，这只能用奇迹来形容。获救者还虚弱得说不上话，但官方传媒已经代表他们说了：感谢党中央国务院、感谢山西省委省政府、感谢安监局、感谢矿区领导。据说还有记者写好了他们接受採访的第一句话：还是××党好。
对于矿工为何能撑那麽久，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以及某专家亦作出代表性解释：当局事先在地面打井，往井下输送营养液以及食物。事实却是，矿工是靠饮生水以及食树皮活了下来，他们的求生意志顽强，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责任没有完成，不能轻易地放弃啊。
先把矿工困在井下，八天后再将他们救出来，创造了中国矿难救援史上的奇迹。但老实说，哪一天中国消灭了矿难，那才是真正的奇迹。事故发生后，人们纳闷当局为甚麽不是第一时间下井救人？为甚麽要拖延八天之久？现在终于想通了，在特殊国情之下，发生灾难的地方通常就是弘扬主旋律的地方，从中央到地方，领导轮流亮相，轮流表态，轮流发指示，然后上电视上报纸，让全国人民知道各级政府在无微不至的关心受难者，这样一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亲民大骚，八天时间的确不算多。
现在，官方口径一致宣传甚麽科学决策、救援措施得力，彷彿这是一场大喜事，而不是一场大灾难，再没有人提到追究责任，失职者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救人的英雄，说不定还会加官晋爵。灾难成就了某些人的亲民形象，染红了某些人的红顶子，这正是中国灾难频仍的重要原因。
香桐仁
笑骂由我：何堪儿童作线人
内地地方政府为加强社会管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近昆明市有关部门下达通知，要求市内所有学校班主任在每个班上吸收二至三名「治安小讯息员」，收集校园暴力、侵财犯罪、手机网络淫秽传播、校园周边交通秩序、不良青少年活动等讯息，以供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掌握校园动态。
也就是说，班主任要负责找两三个少年线人，教他们如何搜集情报，如何整理资料，如何隐藏自己（不隐藏则很难完成任务）等无间道特异功能，然后分派他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执行监察任务。
青少年儿童要应付沉重的功课负担、应付家长老师的压力，已经够他们头痛的了，还要义务为政府做线人，而做线人又得承担一定风险，要有伪装自己、掩饰身份、出卖同伴等基本训练，这种训练与儿童时期天真无邪的本性相背。万一给选中，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身心，去适应做一个半职业的间谍？真是情何以堪！
政府已经有一个无远弗届的国家安全监视网了，平日又有街坊老太太巡查，而潜伏于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党国忠贞分子，更加时时刻刻充当政府的线眼，这样还不够，还要将主意打到青少年、儿童身上，难道中国真的要建成一个无孔不入的警察国家？
政府官员如此心虚，他们不明白，最大的社会破坏力在政府内部、在自己身上，应该有一个机制监视自己才是。
黎民观
烽火台：奇迹国度
中国是一个奇迹的国度，连带这里的救援工作也奇迹起来。山西王家岭煤矿救出百多名被困工人，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大呼奇迹！是啊，王家岭煤矿早有积水隐患，但主事者浑然不当一回事；工人事发前已发现坑内漏水，但管方一概充耳不闻；矿难后，被困者数字频频改动，连副总理也质疑是否准确……谁敢说这不是一项奇迹？
说起来，中国的煤炭产量仅佔全球约三成半，但矿难死亡人数却佔全球约八成，这本身就是一项奇迹。如无意外，这项奇迹仍会延续下去，感人故事陆续有来。
官员们既是人中龙凤，缔造奇迹的比率自也异于常人。前北京市长孟学农因沙士「问责」下台，不久即任山西省长，山西矿难再次下台后，转头又可出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山西副省长张建民下台一年后亦异地复出；更奇迹的是，因铁路出轨事件被免职的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复出后竟然化身铁道部的安全总监……
如果说上述官员下台主要是基于政治责任，那儋州市的黄石奎就是奇迹中的奇迹。此君身任村支书记，胆敢将八十多名村民的救济大米变卖图利，跟谋财害命没有两样，但不足三个月后，儋州市检察院已让黄石奎官复原职，理由是「虽已犯罪，但情节较轻，影响不大」。
如果还嫌不够奇迹的话，不妨让你的宝宝试试三鹿牌奇迹蛋白奶，一旦宝宝喝出个生石疴血，阁下可以由原告变成「寻衅滋事」的被告。出了中国，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此等奇迹了！
林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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