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4-9)
官员非常死亡 民意冷嘲热讽
禁用英文缩写 纯属因噎废食
“短命”中国建筑如何能支撑民生
楼市需要营造理性预期
山西矿难救援奇迹 救的是省长不是矿工
中国最需要一个“零矿难”奇迹
龙吟大地:北京或遭美俄夹击
虎视寰球:美国核战略剑指中国
香港陷暴动边缘
港调查显深层矛盾 153万人赞成激烈抗争
中国的“非均衡发展”困境
毛主张西医学中医
........................................
官员非常死亡 民意冷嘲热讽
太阳报
内地官员非正常死亡逐渐增多,昨日上午福建莆田市长张国胜在办公室堕楼身亡,事件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不过,网民冷嘲热讽佔了多数,这其实折射出民众的仇官心态。
据报道,张国胜昨日上午八点半从莆田市政府三号楼办公室五楼衞生间跳楼,发现后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张国胜此前正常工作,没有任何异常。他的自杀引发众多猜测,有人称张国胜是被中纪委调查,不得不自绝于人民,有人称张国胜是包二奶丑闻败露,不堪政敌倾轧而自杀。
在一片猜测声中,更多的是冷嘲热讽,讥笑者有之,怒骂者有之,埋怨者有之,却无半点同情惋惜之声,好像死的是一名罪大恶极的罪犯,罪有应得。这种现象并非针对张国胜一人,但凡传出官员非正常死亡,网民大多幸灾乐祸,摆出一副看客的姿态。
相比之下,如果有弱势群体非正常死亡,网民大多持同情态度。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自杀,舆论一片哗然,叹惜者有之,追问者有之,探寻者有之,反思者有之;弱势群体成员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媒体及民众往往高度关注,质疑之声不断,甚至组织民众前往当地声援抗议。
以死护主 轻于鸿毛
民意之所以厚此薄彼,主要是出于对贪腐的痛恨,以及对官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共识。在老百姓看来,目前内地官场几乎找不到一个清官,有人笑称,将现有官员全部枪毙,肯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正是这种「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的普遍认识,使民众对官员非正常死亡并不抱任何同情,反而兴高采烈。
在老百姓眼中,官员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强势群体,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包二奶养情妇,花天酒地,比一般人强多了,根本没有理由自杀。如果官员自杀,必定有不可告人的黑幕。
事实上,很多官员自杀,并不是因为疾病缠身苦不堪言,以死解脱,而是为了保护更高级的官员。比如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在接受中纪委调查期间,以塑料袋蒙头自杀,捨身保护靠山。又比如温州平阳国土资源局一科长跳楼自杀,留下遗言祝副局长平安。
这些自杀的官员以死效忠,死得固然壮烈,但对老百姓而言,完全是轻于鸿毛。这些人选择自杀后,会保护了一大批腐败同盟军,那些被保护下来的官员一定会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好好照顾自杀官员的家属。
还有一些官员以死护财,为了使贪污腐败所得不被查抄,一死了之,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对这些自杀的官员,民众又怎么会同情与惋惜呢?「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已经死了」,民意是最好的裁判者。
禁用英文缩写 纯属因噎废食
东方日报
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发出禁令,要求内地电视禁用NBA、GDP等英文缩写,一律以中文替代。事件引发强烈反弹,舆论认为国家广电总局纯属因噎废食,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人类文明的融合势所必然,不同语言的相互借用更成为趋势,但国家广电总局却逆势而动,偏偏要将本已得到公认、老百姓早已熟悉的英文缩写改成中文,这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
比如,CD今后只能叫识读记忆压缩光盘,VCD则改成影音压缩光盘,而DVD则必须叫作数码多功能光盘,3D电影只能叫三维图形电影;以后,老百姓唱KTV要说成去唱自娱自乐音乐电视,去医院做B超,也要说成去医院做第二型超声波检查。这一系列的专业名词,更让老百姓一头雾水,这到底是让老百姓生活更加美好呢,还是更加麻烦呢?
核心价值 失去支柱
一禁了之历来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工作思路,这当然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也是最愚蠢、最粗暴的做法,完全从本位主义出发,根本不计社会效果和老百姓的反应。当局口口声声与时俱进,但国家广电总局却是刻舟求剑,思想还停留在破四旧的文革时代。
国家广电总局操持舆论大权,弘扬甚么、反对甚么、提倡甚么、批评甚么,关係到社会的核心价值。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社会核心价值却失去支柱,以丑为美,以非为是,爱国有罪,卖国有奖。核心价值之所以难以确立,其实是当局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包括国家广电总局在内的多个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前一部反映房奴生活的电视剧《蜗居》红遍大江南北,引起弱势群体的广泛共鸣。这部电视剧以陈良宇桉为背景,反映居住在上海的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整合了房奴、情妇、官员腐败、强制拆迁、地产暴富等当下最具争议的话题,老百姓看后感同身受。但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却表示:《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和负面,极力打压。
相反,一些为汉奸招魂、为皇军鸣冤的电影,却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支持下大行其道。去年中国各地放映的《南京!南京!》,从所谓人性的角度反思战争,实际上是为日本皇军歌功颂德。这部用心险恶的影片居然成为「十?一」献礼片,真是奇谈怪事。
该支持的却反对,该反对的却支持,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正是因为国家广电总局颠倒是非,所以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广电总局已成为时代进步的阻碍者,撤销这个单位已成当务之急。
“短命”中国建筑如何能支撑民生
来源:侨报
70 年后,你的房子属于谁?这是中国《物权法》颁布后公众关注的问题。而现在,这种有关房屋所有权时限的担忧可能提前。
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至30年。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
等不到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大限来临,房屋就已提前宣告“报销”,这大概是耗尽一生积蓄,以为在二三十年后总算能还清一身债务、乐享私产的 “房奴们”,所面临的最不堪的结局。
如此短命的建筑每年产生数以亿计的建筑垃圾,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这是从环保维度对中国建筑的质量问题进行关注,它当然值得去审视。但建筑质量问题中最核心的民生乃至私产权利问题,却不应该在环保的声场中被忽略。
当一个国家的建筑寿命只能持续25至30年时,这不仅意味着“房奴们”极可能在房屋质量大限到来后,又面临一场声势浩大的拆迁战,甚至被迫辗转异地做起第二轮房奴;因建筑质量问题引致的房屋安全风险,同样也可能将公众生命安全置于危险境地。殷鉴不远,此前的“楼倒倒”、“楼脆脆”似乎正是短命建筑损害公众权利的最佳喻示。
而倘若将对短命建筑的审视延伸到建筑质量之外,就会发现,短命房屋的背后还有其他“故事”。正如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宜明所言,政府的盲目拆迁也是中国建筑业面临的难题。回顾时下不断爆出的轰轰烈烈拆迁故事,从使用不到一年即面临拆迁的“史上最短命”小学拆迁风波,到扬州偷卖地,建成不到8年的小区面临拆迁,有多少短命的建筑又不是和盲目拆迁直接相关?
在这个拆拆建建意味着GDP飘红、腾挪转手意味着土地升值的时代,城市规划几乎无不为地方政府经济效益和官员政绩服务。附着于土地之上的经济利益,被直接换算成了地方财政收益,于是那些身处城市中心的建筑,自然在这种经济算计中短命地倒在了拆迁的榔头之下。而城市规划又往往服膺于权力者的个人喜好和政绩考量,缺乏持续性的城市规划,使得公众只能在不断调整变更的城市规划中随波逐流,建筑也只能在这不断变化的规划中重复“建了拆、拆了建”的游戏。
这种基于经济逐利和权力利益的考量,最终从另一个层面导致了中国建筑的短命。而这种来自权力层面的短视态度,又直接作用于开发商,致使本就以收益预期为目的的开发商,更加忽视建筑质量。
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建筑之所以使用不到几十年就被拆,缘于中国人对建筑设计建造的不自信。其实问题不是不自信,而是太自信。官员们自信能通过对城市建筑的不断推倒重来,获得经济与政绩效应;开发商也自信能通过不停的拆拆建建,获得更多的资本增值。当城市建设只是服务于这些因素,民生自然断裂于不断推倒的房屋中,而附着于其上的公众权利早已湮没在滚滚的城市建设浪潮中了。
楼市需要营造理性预期
2010年04月07日 22:33 来源:侨报 : 钟海之 【大 中 小】
官方的“文火调理”药方不能秘而不宣,或如泥牛入海,迅速被化解。必须营造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良性新预期。惟如此,方能遏制市场的非理性膨胀,挽救民众信心。
【侨报4月8日中国时评】中国楼市的各种疯狂仍然在上演。6日,北京房地产信息监控系统披露,一季度北京最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价格超过8万元(人民币,下同),仅清明节期间的成交均价就超过2.5 万元,同比上涨128%。上海部分楼盘一年内的涨幅甚至超过150%。有媒体惊呼,楼市已经超越疯狂,迈入癫狂。
显然,这还不是顶点,中国楼市创造“神话” 的能力不可低估。去年,房产大鳄任志强曾断言,北京房价五年内将迈入5万元时代。现在看来,这种预期正在加速逼近。中国房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并不是一句玩笑,恐慌性购房已在多个城市上演。
种种非理性的行为表明,目前官方的调控政策更像是一种扬汤止沸做法,难以撼动楼市的多头冲动。有人说,中国政府能抗御那样勐烈的全球金融风暴冲击,却对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显得处处掣肘、毫无办法,这也引来各方的质疑声,连官方自己的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也看不下去,纷纷发表评论予以抨击。
高房价已搅乱了整个社会心理,令民众由埋怨转向恐慌,甚至对市场彻底丧失信心,危及到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据沪深两市已披露的上市企业年报显示,86家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去年的净利润虽累计近350亿元,但账面债务也高达6000多亿元,以此估算,即使这些企业不吃不喝也要18年才能还清。如此高风险,隐患无穷。
从目前情况来看,高房价的推手虽然很多,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楼市中过量的现金流以及全社会的“涨价预期”等是其中的元凶。尤其是民间游资,在暴力驱使下,已充当房价新一轮上涨的主要推手,有消息说,仅温州一地就有数千亿元的民间游资出没于包括楼市在内的中国最赚钱领域。中国房地产十余年来市场化进程也表明,房子不止是用来居住的,更是用来 “炒”(专业术语叫“投资”)的。
高房价问题固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久病不用勐药。但笔者以为,官方的“文火调理”药方不能秘而不宣,或如泥牛入海,迅速被化解。对于游资和热钱,必须“高举高打”,尽早公布有力的财税和金融调控措施的时间表,营造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良性新预期。惟如此,方能遏制市场的非理性膨胀,挽救民众信心。
山西矿难救援奇迹 救的是省长不是矿工
明报 2010-04-08 14:39:46
本周内地最抢眼的新闻,莫过于山西王家岭矿难拯救出11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在中国的矿难史上,这绝对是一次成功的救援。救援过程被以央视为首的中国主流媒体大量报道,但其报道效果似乎并不如救援那样成功,连日来「非主流」舆论对主流媒体的「讚扬」式报道有颇多微词。「天涯论坛」本周二对矿难报道满意度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不满意」超过了75%。
引起民间舆论「不悦」的是主流媒体过度讚扬式报道。说实在的,这次救援使115名被困矿工获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蹟。但作为媒体,应该有更加冷静的思考和更加客观的报道。这毕竟是一场很大的灾难,毕竟还有数十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准确把握报道的重心与度是媒体应该谨记的。
央视在周一对被困9天的矿工获救升井的过程进行直播,观众看到的是激动兴奋的场面,以及地方领导亲临现场指挥的画面。还有受访妇女激动地表示:「我很感动……只有中国才能把受困矿工救出来。」
报道播出后,不少观众生出逆反心态,有网民直言,看到这番表白「感到头皮发麻」。
天涯网特约杨翼飞发文称:「115名被困王家岭煤矿的矿工被救出后,中国创造救援奇蹟的报道便铺天盖地而来,媒体争相引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的讲话,称王家岭煤矿救援创造了中国救援史上的奇蹟。所有人似乎都忘却了,救援的前提是矿难事故的发生,而灾难的发生是因为人祸,监管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没有如此严重的矿难,又何需如此奇蹟般的救援?于是一个制度疏漏、监管不力导致的巨大灾难,由此演变成当地领导和矿难抢险指挥部的救助表演。」
有在王家岭矿难现场的人士向笔者表示,有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也令当地民众感到不满,一些在现场执勤的保安就对央视採访时直言:「要说感谢,应该感谢工人们的坚强,感谢救援队们员的辛苦。」「现在最应该关心的是被困矿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责任的追查与赔偿。」
昨日,一条手机短信悄然在坊间流传,大意是「获救矿工升井后感谢省长相救,省长感谢矿工的获救救了自己。」
中国最需要一个“零矿难”奇迹
来源:侨报 : 李英锋
山西省长王君6日在看望“王家岭矿难”中获救的工人时,鼓励在场的医务人员和获救者。“这8天8夜,是扣人心弦的8天8夜,是惊心动魄的8天8夜,是催人泪下的8天8夜。我们已经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奇迹,8天8夜的坚持;救援史上的奇迹,115名工友安全升井;现在,我们还要创造第三个奇迹:创造抢险救援救治奇迹,让被救工友们早日康复,早日出院!”
王君连说了三个“奇迹”,可以理解为一省主政者彼时的心情。仅就王家岭矿难的救助行动本身而言,被困矿工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长时间坚持堪称奇迹,救援人员不抛弃、不放弃地顽强救援也是奇迹,乃至把医护人员众志成城的抢险救治视为一种奇迹也并无不妥。
但是,如果把这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奇迹放到整个矿山安全监管的大视野来考量,人们曾经兴奋的心情可能立刻就会矛盾沉重起来——矿难救援的奇迹再“奇”、再多,也注定是一种被动的奇迹,是一种无奈的奇迹。假如没有发生矿难,根本就不需要这样拿几百条生命做赌注、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拯救的奇迹。
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能够让人坦然面对、心平气和接受的奇迹,比如“零矿难”、“零死亡”的实现。
“零矿难”、“零死亡”并非遥不可及的奇迹,英国、澳大利亚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煤矿开采“零死亡”,美国、德国等也都实现了“高产量,低伤亡”。其他国家能做到,中国为什么就做不到?
我们羡慕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有一套健全严格的矿山安全法律制度,我们羡慕这些国家奉行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在澳大利亚,煤矿安全法规的头一条就是:“财富再多也抵不上一条命”;在德国,政府出资设立职业学校,培养矿工,在英国,煤矿经理必须通过安全知识考试,每个作业时段井下都必须有一个副经理负责现场管理……正是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才确保了矿山安全法律制度的严格贯彻,才创造或接近创造了“零矿难”、“零死亡”的奇迹。
中国也有矿山安全法律,也有数不清的红头文件,相关官员更是大会讲、小会说,可是中国的矿难依然频发。在矿山生产乃至一些监管环节中,不少人只顾追求生产效益和速度、追求GDP,而没有真正把生命安全放到第一位。王家岭矿难中,企业负责人曾要求矿工“勇夺第一”,加速掘进,很多矿工根本不知如何自救,在事故发生三小时前,当井下矿工发现透水迹象向地面报告时,调度人员不以为然。
神奇教头米卢任中国男足主教练时有一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也适用于矿山生产和监管。当矿山经营者、安全监管人员也能够在内心深处树立“财富再多也抵不上一条命”的理念,“零矿难”、“零死亡”的奇迹就不远了。如此,才是矿工之幸,才是安全生产之幸。
(系大陆时评人)
龙吟大地:北京或遭美俄夹击
本文重点
* 俄近期突然亲西方
* 利用美俄核武矛盾
在中美俄三角关係中,中国一直扮演被借用的力量,故不是前苏联「联中抗美」,就是美国「联华抗苏」,中国似乎总是处于「二打一」的优越地位。但在这次全球核峰会,北京很可能处于其他核大国联合打击,尤其是美俄夹击之中。
俄近期突然亲西方
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完全倒向前苏联阵营。有学者说,那时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有意与中共打交道,但毛泽东不理睬特意留下来的美大使司徒雷登,错过了中美建交的机会。笔者认为,当时全球分为截然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搞共产主义的中共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合逻辑的,而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不可能一下子从亲蒋变为亲毛。总之,那时中国还和美国打了一场韩战。
越战是中美打的第二场仗,毛泽东已和苏联老大哥交恶;文革时,中苏竟打了起来;接着乒乓外交,美国时任总统尼克逊访华,中美竟联手对付莫斯科;之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签订,中美建交,中美蜜月,五角大楼还暗助北京教训越南;直到前苏联变天,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美国失去了争霸对手,也就不再需要北京这个伙伴,不但一下子就像扔擦桌布一样甩掉北京,还实施制裁。这个教训,北京很多人忘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也对西方「一边倒」。不过,那时中国还弱,美国没有把北京作为头号敌人,更不需要「联俄制华」。叶利钦倒向西方的最高成就是成功加入「G7」(后为「G8」),但很快俄罗斯就发现,西方为其开具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于崩溃。叶利钦在交班给普京前已反思,并首先提出中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係,江泽民在奔赴莫斯科途中接到这个讯息,竟一时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中俄联手对美的大格局,从那时起延续至今。
然而,俄罗斯近期突然表现出一种亲西方的态势。从法国购买直升机航母,表示愿意加强同北约的合作;在核问题上靠近西方立场,先是公开表态打算支持对伊朗实施「灵巧制裁」,造成中国非常孤立的困境,近日又突然要对北韩採取制裁措施,又与美国签订核裁协定,并呼吁其他有核国家跟进。
利用美俄核武矛盾
俄罗斯为甚么转变?有分析认为是利益使然。金融海啸导致石油价格下降,俄罗斯损失巨大,经济萎缩十个百分点。此外,中国的多元化能源战略也削弱了俄罗斯在价格上的话语权;而中国以自主发展为主的军事现代化路线减低对俄军备进口;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内部对中国崛起戒备。
中俄大面子还是要过得去,但在核峰会中国必受美俄夹击。北京要走出困局,恐怕要利用美俄在「先发制人」和「反导弹系统」等核政策的矛盾。
古吕
虎视寰球:美国核战略剑指中国
本文重点
* 美中俄核武不成比例
* 美挟核裁军以令诸侯
在全球核安全峰会召开前,美抓紧公布《核态势报告》,并与俄签署新一轮核裁军条约。这些紧锣密鼓的安排,表明奥巴马急于抓住全球核问题主导权,企图从制度上快刀斩乱麻,解决北韩伊朗核问题,也是美在核问题上对华使出新招数的转折点。
报告中,美称中国将更新核武库扩展军力,美需要对此加以关注。报告称,美密切关注东北亚局势,将随时保持迅速部署前沿核武器的能力,以在紧急情况下稳定东北亚局势及保衞盟国;美还将中俄相提并论,称将保持与中俄的战略稳定及对话,促使两国走向核裁军目标。
美中俄核武不成比例
美国有上千枚核弹头对付中国,而中国只不过上百枚,这种极度失衡的状况却被报告歪曲成一种「威胁」;中俄并不处在同一核等级,全球惟有俄罗斯的核武数量能与美抗衡,将中俄相提并论,是对中国核力量的刻意放大;美对东亚提供地区核保护伞的论调更是一箭多凋,表面针对北韩,实际是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式的威慑。
报告表明,美国核战略重心已发生变化,从冷战时的联华抗苏变为现在的联俄压华,将中国当作俄罗斯的替代品,成为美主要对手的意图呼之欲出。美国如此调整,主要是对俄罗斯与中国实力的重新评估,认为中俄实力此消彼长,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发生转变。
在美国看来,俄罗斯这隻北极熊经过苏联解体、寡头作乱、地区分裂和金融海啸等一系列冲击,已元气大伤。俄罗斯手中美国所忌惮的就是其核武库,而今次美俄达成核裁军协议,进一步阉割俄罗斯,对俄罗斯分化与软化进一步到位。相反,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尤其近十年利用美国反恐之机大张国力,已成美国头号竞争对手,也是美国最难以捉摸与控制的对手。
所以,奥巴马希望通过今次核峰会圈住中国,让中国在美指挥棒下,按照美国的方式、速度削减核武器,服从于美道义领导,这也是美国处心积虑要让中国领导人出席核峰会的主因。
美国核战略剑指中国,中国不得不防。其实,中国的防御性核武器与美俄不成比例,且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承诺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点美国至今还没有做到。美国的无核目标过于虚幻,现阶段还不可能做到,反而可能成为美鞭挞他国的一项新标准,中国应戳穿美国核战略的霸道与虚伪。
美挟核裁军以令诸侯
美国作为核大国,应首先完成削减核武库的任务,先正己再正人。在美俄尚未以实际行动为全球作出表率的情况下,美硬拉中国上纲上线,无疑是在核问题上对华出阴招,挟核裁军以令诸侯,目的在于压制中国军力发展,控制中国未来走向,将中国推入美国订製的轨道。中国赴美参加这场核安全鸿门宴之前,须三思而后行。
刘大可
香港陷暴动边缘
香港社会不再和谐,爆暴动的危机逼近。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昨公布每两年一次的「香港和谐社会」民调结果,首次确定本港已非和谐社会,七项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全面恶化;同时更发现支持以激烈手法抗议的并不限于「八十后」,而是跨年龄组别趋势。研究所副所长王卓祺分析指,曾荫权上任后具体政策不多,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只会零碎地「派糖」,加上政策令人觉得向大财团倾斜,犹如容许「大笨象喺后花园跳舞踩死市民。」他警告,若政府再不对症下药,民怨终会「爆煲」。
中大的有关研究每两年进行一次,首次调查于二○○六年进行,最新一次则于今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一日期间进行,访问约一千名市民对香港社会和谐的看法,结果发现「香港是和谐社会」的比率大跌,由○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八年微跌零点三个百分点,及至今年遽跌十一个百分点至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以一至五分量度表作评估,以三分作界线,调查首次确认香港不再是一个和谐社会,均值只得二点九八。
为求数够票 官民矛盾激增
七项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亦较两年前全面恶化,当中以「穷人与有钱人之间的矛盾」居首位,百分之六十四点四认为情况严重;而恶化得最快的是官民矛盾,百分之五十六指情况严重,较两年前飙升二十五个百分点。更甚者,政府在促进和谐表现的九大范畴合格比率全线下跌,当中「促进公平竞争、防止垄断」、「加强家庭凝聚力」、「照顾低下层利益」及「推动民主政治」更被评为不合格。
亚太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前衞生福利局副局长何永谦指矛盾缘于政府管理理念出问题:「过去两、三年政府做嘢根本符合唔到民意!」他指,九七年前政府政策必须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才推出,但现在政府只要在立法会「数够票」通过便「去马」,如早前将旧楼「强拍」门槛由九成下降至八成是一例。再者,本地生产总值自「沙士」后上升达三至四成,但低下阶层以至中产的收入不升反跌,令香港出现仇富情绪。
王卓祺指,激化香港深层次矛盾的主因是曾荫权上任以来,未有推出具体政策解决,若政府再不作出回应,终有一天民怨会「爆煲」。他更指,香港过去曾经因贫富悬殊及青年出路问题出现「六七暴动」和八一年的青年暴动,随后政府才作回应,推出一系列的社福政策。他拒绝评估本港是否会再面临一次暴动,但促政府定期举行高峰会听取民意,并就公平竞争法立法和为低下阶层提供收入补贴,缓和社会深层次矛盾。
形势严峻 只欠一个激发点
社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指,民怨积累多年,政府却採取鸵鸟政策,他认同目前形势严峻,若不小心处理,社会有条件暴动,只欠激发点。中产动力主席冯炜光也指,社会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置业难更添怨气。
对于有关调查结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只是把政府所有有关扶贫的措施「背读」一次作回应。
港调查显深层矛盾 153万人赞成激烈抗争
明报
中文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受访成年人、即全港约153万人认为,「只有用激烈手法,才可使政府回应诉求」,要「激」的比率较2008年上升4.5个百分点,更是无分年龄或教育水平。有学者表示,调查结果反映与政府多年无法解决贫富悬殊、小市民与大财团等深层次矛盾有关,担心民怨终有一天「爆煲」。
不过,负责调查的中大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王卓祺表示,调查反映大部分港人仍不赞成激烈手法或语言,其中62%受访者认为「80后」在立法会外的反高铁行动中,以肢体冲撞属「非常激烈或激烈」,亦有一半受访者认为「全民起义」口号及「5区总辞、变相公投」的宣传语言属「非常激烈或激烈」。
中大的「香港和谐社会」研究,曾于2006年及2008年进行,今年则在2月21日至3月1日以电话访问1005名18岁或以上港人,26.5%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是和谐社会,较08年及06年的约37%下降11个百分点,首次发现受访者平均认为香港不是和谐社会。
同意港是「和谐社会」急降
调查又发现,25.9%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在今时今日的香港,只有用激烈的手法才可以使政府回应你的诉求」,较08年的21.4%增加4.5百分点。若以香港去年底临时人口数字为基础,18岁或以上约有590万人,25.9%受访者即约153万人。
「不要少看这4.5百分点,香港是以比例代表制选举,若到2012年情持续,肯定有多几个较激进的议员被选入立法会」,亚太研究所荣誉研究员何永谦说。
王卓祺形容港人属「温驯」,但仍有四分之一人认同用激烈表达手法,情令人担心。新增的「赞成激烈」受访者来自不同年龄,「我们刻意看过,并非80 后令赞成激烈的人数上升,而是跨年龄、跨界别,亦有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何永谦说(见另稿)。
在各类深层次矛盾中,受访者认为贫富悬殊、市民与大财团间及官民矛盾较严重,而政府在促进社会和谐的9项工作(见表)的评分全线下跌,其中认为政府在「发展经济、创造就业」表现达「合格以上」的受访者,由08年的52.4%大幅下跌至今年的38.7%。
学者倡推政策纾怨气
王卓祺相信,更多人赞成「激」,是与政府多年无法解决深层次矛盾有关。何永谦说︰「过去10年,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但低下阶层的收入不升反跌,中产收入也没升。这些矛盾短期未必看到影响,但长远他们会觉得,得不到政府关心和照顾时,可能会转化成较激烈的手法表达诉求」。
王卓祺建议政府推出实质政策,如引入公平竞争法、增加对低下阶层的收入补贴等,纾缓贫富悬殊。政改方面,与政党「各让一步,求同存异」,「若政府无实质回应,赞成激烈手法的情会持续下去,只看何时会『爆煲』」。
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晚上回应调查时表示,一向关注贫富差距问题,政府有多项措施扶贫,亦会加强培训,而制定最低工资亦是以保障劳工和扶贫为出发点。
中国的“非均衡发展”困境
早报
张录强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贯穿中国改革开放的始终。在改革开放之初,如何使中国从缺乏市场因素和普遍贫困中走出来,确实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财富效应和示范效应,对于启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助推中国经济起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长期实施(未能及时转型),在中国塑造了普遍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导致了一系列有悖初衷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在经济起飞之后逐步退出非均衡发展机制,走上相对均衡发展、共同富裕和公平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道路。
从1979年启动特区建设,到1990年、2006年分别启动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从风起云涌的全国各级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到近年来各种名目的国家级区域开发规划或示范区建设;从针对外商外资的政策优惠,到面向私营企业的刺激措施;从东部开放、西部开发,到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中国基本上都是通过不断深化“局部特殊优惠政策”,间歇式地释放资本的边际收益空间,推动一波又一波的财富聚集和投资热潮,打造出一批又一批光鲜亮丽的开发开放先进地区和先进典型,使之成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门户或窗口,并通过带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不断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毫不夸张地说,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助推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机制。
不平等竞争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但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长期实施(或未能及时转型),事实上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开发开放区与非开发开放区)、不同经济主体、不同所有制主体、不同级别的开发开放区之间,形成了普遍不平等竞争的格局。税收负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状况。以税负为例,北京财税研究院院长曾国祥指出,中国目前的税收负担存在结构性失衡,其中,发达地区的总体负担相对较轻,而落后地区的总体税收负担反而更重;收入越高的人税负相对较轻,收入越低的人税负相对要重;而且同一个税种,不同的企业税负也不同,如高新技术企业、经济特区的企业税负较轻,而普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负就重。除税负的差异外,越早开发开放和级别越高的开发区,其公共基础设施,社会环境、资本、技术、人才、市场、教育等方面就越有优势。
非均衡发展机制在不断拉动中国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总体经济也随之增长)的同时,有悖非均衡发展战略初衷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原因很简单,市场机制本身是中性的。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市场是一种优选机制,它可以把资源效率高的企业留在市场中,而淘汰资源效率低的企业,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在普遍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条件下,市场机制不是有效提高资源和市场效率,而是充分发挥了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结构配置作用,促使大量的经济和发展资源,持续向享受更高水平优惠政策的地区、经济主体、所有制主体,更高级别的开发开放区集中,导致了严重的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扩大、产业布局扭曲、外资控制主要产业以及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
加剧区域失衡,扩大城乡差别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优惠政策”的阳光尚未普照到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和老少边贫地区。持续的政策歧视,导致这些地区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长期畸形偏低,使这些地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一点资金,也持续流到发达地区和非农产业;而工资率过低则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源持续外流。资本和人力资源持续外流,加剧了这些地区的相对落后。
享受政策优惠的区域,则借助政策、成本、税负、基础设置等优势,不断汲取周边和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而快速发展。这种局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财富的聚集效应,而不是完全意义上市场竞争力提升的结果。而且在这种歧视性政策的长期作用下,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区域经济马太效应加剧。在现行开发、开放地区迅速崛起和快速发展的同时,另一些地区可能因为失去了发展机遇、资源被掠夺式开采、环境破坏等原因,很难再有发展起来的机会和条件。
非均衡发展机制长期发挥了劫贫济富的作用,成为加剧区域失衡和扩大城乡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鞍钢用“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来形象地描述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总体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2009年更是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普遍不平等竞争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了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结构配置作用。各种产业和企业大规模向开放程度和政策优惠幅度大的地区或区域集中,产业布局与区域比较优势分离,导致全国范围内产业布局的高度畸形。因此,在中国就可以看到经济学教科书上见不到的奇观:发达地区发展什么产业都有优势,而其他地区发展什么产业都没有优势。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统统向发达地区高度集中;落后省份的人口优势、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很难转换成产业优势,形成了能者通吃的产业“溷局”。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动力不足,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市场优势不明显,发达地区投资过度与落后地区投资不足同时并存,全国产业布局与发展严重畸形。
高度扭曲产业布局,衍生了全国劳动大军每年万里奔袭到东南沿海打工,每逢年关将近又会形成声势浩大的回乡潮冲击交通运输,造成极大的浪费和很高的社会成本。不仅如此,资源和产品的长途运输,同样浪费大量的能源和社会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率;并逐步形成了东部剥削中西部,享受中西部资源和人口红利的格局,更加抑制中西部发展。
外资控制重要产业,威胁经济安全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外资企业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本来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加上外资在中国享受税收、出口退税、土地、市场准入等多方面“超国民待遇”,直接结果是:凡是外资染指的领域,民营资本基本上都处于劣势;外资企业的蓬勃发展,大量挤压了本国公民创业和发展的机会,几乎把内资企业严格压制在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低端,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车间”,中国劳工悉数成为“勤劳而不富有的世界打工仔”。
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当局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商务部2006年6月发布《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显示: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该报告倾向于认为,中国产业已被外资控制,并对中国经济安全充满忧虑。
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政府认识到优惠政策甚至比中央政府的直接财政支持更重要,而且开发开放的级别越高,各种政策优惠的幅度也就越大,对本地区的发展也就越有利。争取更高级别的开发开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仅2009年一年,国务院就批准把12个区域发展规划纳入国家级开发战略。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将给予这些开发区以某种程度的特殊优惠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产能指标。在国家发改委加大力度压缩过剩产能的大背景下,这些国家级区域开发规划区却享有国务院授予的产能扩张特权。而且这些地区规划的项目,主要以可以迅速形成GDP的产业为主,包括动辄上千万吨的大炼油、大石化、大钢铁和数以百万计的汽车项目等。在可预料的时间内,中国政府还跳不出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窠臼,中国产能控制遭遇国家发展战略制约,持续扩张的产能和不断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迟早会诱发一场大规模的生产过剩性危机。
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并不具有天生的谬误。许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也采用过类似的机制。但是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他们逐步退出非均衡发展,走上了相对公平与均衡的发展道路。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没有及时退出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了许多有悖初衷的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
邓小平1985年首次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该理论设计的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包括两个基本步骤:首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按照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两步走战略,中国应该尽快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结束非均衡发展阶段,走上均衡发展、共同富裕和公平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道路。简而言之,就是要消除政策歧视,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平等竞争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让市场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济世狂言:毛主张西医学中医
我真想主编《毛泽东全集》,这事只能在香港做,不能在北京做,为甚么?北京出版的毛氏文集,只有《毛选》四卷货真价实,其他的全是东阉西割,不符合今上观点的,尽被删除;符合「三个代表」的,假的也当真。若要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只有我这种反动文人在香港才可做到。
毛泽东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发出《对中医工作的指示》,今在北京出版的所有毛氏文集中都见不到,也无人提及。实际上,这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纲领性文件,非常重要,请看若干摘要:「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衞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佔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如对中医举行考试,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
毛指示以这段最重要:「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我是这指示的受益人,十年前我到北京找的治癌权威就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高人。
刘济昆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