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士康虐杀孙丹勇回顾刘汉黄杀人案
——对边缘国家“社会矛盾对抗性”的一个初步分析
：老田
台商的“枯寒”表现本身是作为边缘国家的正常现象而存在的，与枯寒相关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升级则是社会矛盾对抗性升级的表现，经济现象本身会自发地转化为主要的政治问题。通过孙丹勇被富士康公司虐杀的案例，对照刘汉黄杀人案，可以从中间看到一些边缘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大体而言，边缘国家的政府处在社会怨恨的中心，而企业的管理层则处在阶级利益冲突的对抗线上，刘汉黄杀人和孙丹勇自杀以及陈国军被他杀，都提示了“矛盾对抗线”的存在。
一、 “枯寒”台商与边缘国家地位的因果关系
在珠三角的“三来一补”企业群体中间，每年断指断手的案例不在少数，所得赔偿非常之低，刘汉黄远非第一例。刘汉黄作为众多断手事故的受害人之一，经过仲裁之后的低额赔偿金，台商仍然只愿意承担大约二分之一的支付，这让刘汉黄怒不可遏，终于以拼命的方式进行反抗，杀死一人重伤一人，由此，他把一个常见的事故低额赔付争议，转化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公众事件。
老田也曾经在珠三角地区打过工，按照当地人的看法，台商的“枯寒”是出了名的。枯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族企业多，管理极端不规范，经常侵害到员工的人身权利和尊严范围，这是政治权力方面的表现，孙丹勇被虐杀案中间就有很集中的表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经济上对员工格外苛刻，举凡工资、加班费、伤病和事故补偿方面，都是尽可能行“克扣”之能事。不管是有形的收入还是无形的权利，在台商企业工作都意味着要受到相对苛刻的剥夺。
其实，不仅仅是台商格外“枯寒”，几乎全部的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以枯寒为主要经营方法的——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员工的工资福利成本来实现最大收益。这在客观上构成一个宏观的潮流，在全国的劳动用工方面，普遍地以“农民工”替代“老工人”是全国性的。作为一个公认的区别，农民工与老工人相比，更少就业、工资和福利方面的保障，同时还搭配了政治上较低水平的反抗，广泛使用农民工意味着在较低的政治反抗水平上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剥削。一方面是农民工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是老工人大量买断下岗丧失就业机会，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此。
老板的枯寒和农民工受欢迎，实际上是改革时代的用工潮流。农民工能够在低工资水平上承担长时间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固然是其受欢迎的一个主要方面，同时农民工并不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奢望作为目标往往也具有较低的反抗水平，这也是农民工受欢迎另一个关键因素，以此而论，刘汉黄的激烈反抗属于小概率的例外事件。所以，台商及其朋友们不觉得这是自身枯寒的报应，而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倒霉，认为自己不够谨慎，没有及早把刘汉黄赶出厂区睡到大街上去，没有起码的反省。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刘汉黄没有很快做出激烈反应，而是苦候了几个月之后才动手，就知道这样的反抗决定对他而言多么难于作出。
台商的枯寒不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具有长期一贯性，我们都知道珠三角的农民工在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名义收入仅有轻微的上涨，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用上涨因素，实际收入下降的幅度非常可观。这说明，枯寒作为一种降低工资劳动者成本的方式，在长时间内是被所有资本家共同应用的。如果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上看，工资劳动者所得份额也是直线下降的，1978年GDP中间消费份额为48.4%，到2008年已经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
农民工的低反抗低收入、实际工资在长时段内呈下降趋势、GDP分配中间消费份额下降，这三者有着重大意义，与中国从毛时代“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转换为今天的“边缘国家”有着逻辑关系，按照社科院学者路爱国的看法：中国已经从第三世界的另类转换为一个正常的边缘化国家而纳入全球分工中间。
对于边缘国家而言，总产出中间可供分配的比例要远远低于中心国家，产业和产品的市场补偿水平不足是一个共性问题。这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就意味着税收要低、工资成本要少、利润也相对低，我们看到对于外资外商的各种减免税政策，对于农民工工资和权利缺乏法律保障，这原本是边缘国家的应有之义——目的就是保障价值链低端的生产者有起码的利润。保证工资劳动者的低成本，不仅有政府法律保障方面的推力，而且更表现为资方及其代理人的“枯寒”经营模式，由此，边缘国家的社会矛盾，一方面会体现为对于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怨恨，另一方面会表现与企业管理层的激烈冲突。
二、 富士康作为边缘国家生产商的代表性所在
很多人往往认为，处在价值链低端是小企业的问题，因为这些企业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没有能力建立自身的品牌和销售渠道，所以处于相对艰难的环境中间。刘汉黄工作的企业，就肯定给人们一个这样的印象。其实，边缘国家的全部产业、产品和企业，都是处于价值链低端的，这很少例外。如果说刘汉黄的工厂很小缺乏代表性的，那么，孙丹勇就职的富士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是一个中国处于边缘地位的经典代表。真正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基本上有着三个特点：要么是垄断新技术从而获得垄断利润（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官方宣传就是所谓“获得高附加值”，这个高附加值本质上是从垄断价格中间获得的，不过是基于技术垄断地位而已），要么就是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而获得垄断利润，还有就是从控制生产过程来获得较高补偿水平（这主要是通过控制资本投资和生产管理过程来实现的）。富士康的代工主，例如惠普、康柏、戴尔、尼康、奥林巴斯等美日大公司，兼有垄断技术设计和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特点，所以，可以在经营活动中间获得较高水平的补偿。而富士康本身则依靠控制投资活动和生产过程来获得相对高的补偿。反过来，为富士康打工的员工就必须工资福利成本最小化，劳动强度最大化；而作为富士康主要代工厂基地的大陆，政府税收必须最小化（有人比较过富士康和华为的税收贡献，富士康在享受了各种税收优惠之后，对财政的贡献微不足道）。
与边缘化地位要求相对应，富士康的各种创业成本也能够实现最小化，在大陆各地的投资活动中间，往往能够拿到零价格甚至是负价格的土地（在考虑了各地政府的配套设施投资之后）。而且，由于富士康较高的出货总价格对于GDP的数字贡献，对于官员的政绩有着很重要的统计意义，所以，能够格外吸引以增长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由此，在富士康对大陆官场的谈判中间，资方能够争取到各种超越政策和法律的优惠待遇——比如对于资方的过度保护和对于劳方的非法压制，这对于最小化劳动成本都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富士康这样一个怪胎企业，因为能够得到超乎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当然就可以完全不考虑对于环境和生态的补偿成本，可以大量污染“零成本”排放；还因为中国在改革前就已经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能力巨大，富士康能够低成本在大陆地配套塑料、钢铁等各种材料，完成代工产品。这样，作为中国产业边缘化的典型表现，富士康在大陆巨大规模的代工厂，体现了在全球分配体系中间中国所得最小化的价值链要求，劳工成本最小化、政府税负最小化、环境补偿最小化，还要加上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低成本利用。而在出口产品统计目录上，那些以政绩数字为荣的高官们，则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多少年来，高科技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间比例提高了多少。大体而言，富士康能够给地方官员提高GDP政绩数字，给最高层官员一个炫示改革后产业升级的标榜数据，但对于底层民众的生存机会和环境需要而言，则完全看不出正面意义。
在富士康的雇员中间，台籍雇员垄断管理和技术的高层职位，在大陆配套的职员，即便是拥有很好的受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也只能处于较低的职业和技术等级，其权利和收益保障，当然也就处于更低等级。富士康这种模式的企业，在大陆越来越多，对于整个社会分层和结构产生了明确的影响，中上阶层的人数过少，使得改革后中国毫无停留地走向一个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的对抗性社会。而作为大量小资白领缺乏本土上升机会的体现，各大网络论坛充斥着仇恨和谩骂言论——这是作为向上流动机会日益稀少的正常反应。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西方世界的不公平很难说在过去四个世纪中间有多少减少，但是却有大量对于民主和公平的欢呼声，这主要是不到15%的充任管理和技术职位的高薪人士发出来的，因为富士康这种代表性企业的存在，使得大陆中间阶层人数远远达不到让人们听到持久欢呼声的最小数量，正是由于大陆永远丧失了那宝贵的10%向上流动机会，结果长期停留在一个两极对立的畸形社会结构上——这个社会里喝彩声太少同时谩骂声又太多。
中国日益兴盛的网络，很好地中和并且发出了这种有代表性的谩骂声，谩骂声远远超过欢呼声，这对社会矛盾性质的对抗性，有着很强的标识性意义，根据中国的经验，边缘国家的政府形象与小资白领对自身地位的悲观看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今天，许多受到大学教育后得到白领工作的小资自嘲说：“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收入比民工还少。”这与1980年代上升到白领岗位群体那种满足和喝彩声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孙丹勇被虐杀的案例中间，富士康管理层至今不认为有必要给予员工最低限度的人身权利保障，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不需要反省，而只是辩解说他们没有直接拿刀子割下孙丹勇的头颅。从这里可以看到，小资白领的生存权与资本积累的需要相比，完全没有任何地位。
三、 边缘国家的税收、政府声望与法律保护范围之间的关系
大体而言，边缘国家对于利润的保护是最主要的国家职能。在中国大陆，这一职能的实现，主要还不是通过政策和法律给予明确保证的，而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给予资本以超越政策和法律的保护来实现的——来自官商之间的利益一致和密切勾结是资本获得过度保护的主要原因，这就对政府形象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
特别是，经过改革三十年之后，整个国家的舆论范围和学术视野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毛时代“阶级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分析框架中间，不同阶层的人士被推定为有着不同的利益实现要求，从而也就有着不同的制度要求，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观察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间，提升底层社会的觉悟和组织能力是首要关注事项，社会上层违背多数人利益需要尤其内在必然性，所以需要把精英阶层时刻放置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应有之义。经过三十年引进西方学术之后，人们今天主要是用一种“制度分析”的框架来观察和理解社会，在这个框架中间内在地隐含西方先行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在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间，资本家主导的私人资本积累占据中心地位，政府和官员被作为私人积累的保姆来看待，这就是所谓的“最小国家”理念——政府管事范围要最小化同时私人资本和市场的范围要最大化，在这种分析框架中间，先在地假定了私人资本及其活动场所市场是最优的，政府及其官员的作用只有在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下才是必要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和缺陷，先在的结论都是要最小化政府和官员的插手范围。在制度分析框架中间，人们被引导去挑剔政府和官员的自私自利倾向和有害于资本积累的倾向，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间，不利于资本积累通常被界定为就是有害于生产力发展。从这个观察框架出发，一切不满都将被导向对于政府和官员的不满，导向对于共产党政权的不满，与这一观察框架紧密相关的必然结论是：政府领域和权力精英都是坏的，而市场领域和资本精英被认为与效率提高紧密相关因而是好的。
在通行的国际法中间，避免双重征税是一个主要的经济法律安排，大体而言，在中国被征收的产品和企业税收在产品进口国将不再征收，反过来在中国被免除征收的税负则有可能在美国被重新征收，中国对于三资企业和出口产品的大量减免税措施，实质上是增加了美国等第一世界国家的潜在税基。也就是说，中国造的低税负，对于美国消费者的实际价格而言，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端视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而定。所以，中国政府的减免税措施，主要是对美国的进口商有一个成本价意义，在全球竞争的实际中间，主要是与进口货物的来源国展开竞争。换句话说，中国的减免税政策有两个国际效果，一是增加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税基，二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严重的压价竞争，后一效果当然有助于拉开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差距，宏观和长期后果就是降低中国同类产品的价值链补偿水平——使边缘国家进一步边缘化。
由于中国普遍的减免税政策的实施，在第一世界国家税收增加的同时减少自己的财政收入，如果考虑到朱镕基任上四次给公务员增加薪水的财政后果，中国财政的受益范围就更进一步狭小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政府在民众中间的公信力。最近，发达国家提出“征收二氧化碳税”的议题，考虑到边缘国家的产品结构低下和价值链补偿水平低下同时消耗更多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实施，这一议题如果成为政策并实施下去的话，将对边缘国家的税收空间是一个实际的挤占，这显然将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的财政能力——在全部产品和企业的税负贡献中间进一步增大发达国家的份额。
由于中国是毛时代的“非正常国家”——自我中心同时完成了初级工业化——走向正常的边缘化国家的，即使在日益降低的价值链补偿水平上，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也难以抵偿进口，结果导致最近三年中国有占GDP7%的净出口。在发展经济学中间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模式”，这个“双缺口”意思是说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资本”和“外汇”的极度短缺现象，从而成为发展的最大瓶颈。但是中国是另类的，恰恰反过来存在着严重的资本过剩和外汇过剩现象，这是因为中国早已经度过了“不能生存投资品”的前工业化阶段，有条件实现自我中心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仍然是另类而非正常的。这并非意味着一个优势，而恰恰是一种劣势——说明中国过度压低自身的价值链地位，从而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难于竞争的地步，最终也导致第一世界国家的相关产业空心化。再结合中国国内的阶层分布——过小的上层和过大的下层，导致中国对第一世界国家的高端产品购买力不足（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奢侈品第二大消费国），这是中国净进口不足的原因；同时劳动者阶层的工资收入过低购买力低下，中国的净出口意味着低端产品的总产出远远超过全国人口的购买力，必须以外汇储备的方式存放在第一世界国家主要是美国，根据最近两年的经验美国政府将有能力选择各种让中国外汇储备实际购买力日益贬值的各种政策和策略。从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美储备的投资损失和购买力贬值，早已被看做是高级官员颟顸无能的确凿证据。
中国近三十年来奢侈品消费的剧增，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资源配置规则，一个小小的超级富裕群体很符合第一世界国家奢侈品实现的要求，按照普雷维什的观点，在“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连续增长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因为它构成再生产资本的主要积累来源。再生产资本能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然而，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已有。”（（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页）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集中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这当然就需要最小化多数人口的购买力了，同时，特权消费社会与第一世界国家的全球分工利益紧密相关，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要求成为第一世界国家再生产链条的必要“浪费”。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的两极化，恰恰是第一世界所需要，这就有了全世界统治者联合起来的坚实基础，任何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下层利益的政策措施，都要遭到国际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共同反对。
十七大报告很准确地指出了边缘国家的常见问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老田按：这可能是暗指奢侈品第二大购买国内部的平均数而言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不在政府政策能够调节的范围之内，而是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拥有更多的行动能力的领域，无论政府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愿望多么真诚，解决问题的方案却是难于找到的，这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声望下降的又一个观察维度。
总而言之，边缘国家政府身上汇集了过多社会矛盾的焦点，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存在着政府形象和能力不足的关键证据，对资本的国度保护，制度分析的隐含结论，财政受益范围的狭小，全球竞争中间的边缘化地位，作为边缘国家的正常现象，都成为对政府支持下降的依据。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局不稳，政府公信力低，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缺陷和社会矛盾对抗性高的结果。而不受质疑的企业经营模式，往往成为边缘地位稳定化的强有力支撑，近年来富士康在大陆的海量投资及其在全球代工业中间的排位节节上升，恰好反应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进一步边缘化的现实。边缘国家中间矛盾对抗性上升往往表现为政府形象的极度恶化，政府形象的恶化往往成为煽动政变或者呼吁“颜色革命”的有力依据，这实际上与制度无关，而主要是与边缘地位有关，而中心国家的学术思想所限定的制度观察维度，恰恰又成为边缘国家寻找出路的思想障碍。
如果说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及其资本积累要求，要求边缘国家提供强有力的过度保护——这种保护力度要求政府强大到足以抵消劳动者的反抗能量，而中国自由派人士所呼吁的选举弱势政府则明确反对这一要求。从政治维度提出的要求，与经济领域的实际需要截然相反，这似乎成为边缘国家政府建设中间的逻辑悖论。从政治和经济统一出发，边缘国家只有走向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唯一选择，在那种选择下，保护劳动者的最低需要——内需扩大——建立内部良性循环的经济，将能够在政治上形成强有力的民众支持。虽然这明显不利于海内外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肯定要遭到他们的反对，但任何在上层那里损失掉的政治支持都能够在中下层得到更多的补偿，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中间，意味着小资白领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即便得不到西方国家那种洪亮的喝彩声，也肯定能够把谩骂声削弱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如果考虑到刘汉黄杀人案、孙丹勇被虐杀案以及通钢工人打死陈国军案，都处在“性命相拼”的危险界线上，进行换位思考就已经是非常迫切的事务了。
二○○九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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