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有人打着“幸福、尊严、公正、和谐”的旗号浑水摸鱼
李定凯（2010.3.8）
一、实事求是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了一句很有抒情散文韵味，很能让人动情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从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这句话当时在会场里就激起了热烈的掌声，发表后更是博得了中外各色人等的如潮好评。
实际上，当前中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并不那么幸福，活得并不太有尊严，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公正，不和谐的现象时常发生。对此，重要的是如何使不幸福变得比较幸福，使缺少尊严变得比较体面，使不公正得到纠正，使不和谐得到遏制。如果基本的“幸福、尊严、公正、和谐”还没有做到，却侈谈什么“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向公众描绘着水中月镜中花？比如：
关于“幸福” ——
几千万被下岗、买断、失业的原“4050”国企职工和他们的家庭生活还很拮据。
上亿的农民工离乡别土外出打工，他们年长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留守故土，亿万人民难团圆使各个年龄段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就学、医疗、住房仍是许多城乡居民家庭经济支出的沉重负担。
亿万中小学生被考试、分数压得直不起腰来，睡眠不足，缺少快乐，成百上千万大学生难过就业关。
……
关于“尊严” ——
我们的大中小城市里都有为数不少的老中青少流浪乞讨者。
纯粹和变相的卖淫（新潮精英们称之为“性工”的职业）、赌博、吸毒和贩毒这些社会的毒瘤还在扩散。
童工、黑砖窑现象并没有绝迹。
在许多私营企业里，“8小时工作制”依然是雇佣劳动者的神话。
在高房价的重压下，许多向往“小资生活”的“白领”们被无情地抛入了“蜗居”、“房奴”、“蚁族”的行列。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耗费着有限的本土资源，破坏着脆弱的本土环境，劳动者集体充当着发达国家的“打工仔”角色，而经济利润、资源和环境红利却被跨国公司拿走了。
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的主权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却屡屡受到美国当局向台湾售武、支持达赖藏独势力一类的欺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
关于“公正” ——
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我国高低收入两个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长期不振的同时，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年均增长22%，升至世界第二。
农村经济继续相对滑坡，2009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差距达到了新中国历史的最大值3.33倍。
男女同工不同酬，甚至女大学生的就业都比男大学生困难。
司法公正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像重庆那样打击黑恶势力，特别是黑恶势力在司法界的保护伞，在全国仿佛是一个孤例。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件政治上不公正的事，就是长期推销新自由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方报系、某某春秋、某某卫视在中国大陆畅行无阻，而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中流》、《真理的追求》却被粗暴、蛮横地查封，这个天大的错误和冤案，至今尚未纠正。这能算“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吗？照此下去，怎么“让人民批评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
关于“和谐” ——
至今，官员、企业高管中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痼疾还没有治愈的良方，严重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维稳”仍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国企改制、农村占地、城市拆迁、诉讼不公、突发事件等引起的罢工、维权、上访时有发生，引起社会的不安。
假冒骗诈成为社会公害，甚至知识界、学术界也造假成风，导致斯文扫地，社会道德水准大面积滑坡。
……
以上只是我随便想到的在“幸福、尊严、公正、和谐”方面一些突出的矛盾现象，这些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了！人民迫切要求尽快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他们急需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二、防止有人利用“幸福、尊严、公正、和谐”的说辞浑水摸鱼
从这几天关于人大会议的舆论报道看，有人企图利用温家宝总理有关社会公平和“分蛋糕”的提法把人们（尤其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视线和注意力，甚至是党和政府的决策引上错误的方向。这些人打出了两张牌，一张是抨击国企的“垄断”，另一张是声讨现行的城乡户籍政策。而他们的这些招数，不过是他们历来推进的攻克国企最后“堡垒”，扩大私有化和乘隙埋下社会不稳定的种子，使政府丧失执政能力的故伎重演。
关于第一张牌。
新闻舆论在报道两会代表和委员讨论平抑社会分配不公时，只强调银行、电信、能源等垄断性国企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和工资总额及水平的偏高，而对大量的私有制企业对本属全民所有的资源的占有和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超额剥削却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的蔡继明教授说，更必要的是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不该由政府垄断的行业，通过行业之间的竞争，工资水平自然会逐渐趋于平衡合理。众所周知，通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大部分国民经济领域，第一产业如农、林、牧、副、渔和食品，第二产业如机械制造、钢铁冶金、煤炭、电子电器、新能源、家用电器、日用化工、造纸、服装纺织、房地产，第三产业如商业贸易、公路交通、餐饮、酒店、旅游、文化演出早已走向了市场化，不存在国家垄断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国家垄断性质的少数几个领域仅有金融、电信、电力、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铁路、民航、国防工业、教育、医疗和体育等。在这些具有国家垄断性质的领域，只有金融、电信、电力（电网部分）、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几个部门有显著的盈利；而电力（电源部分）、铁路、民航则盈亏不定，随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起伏；至于国防工业、教育、医疗和体育则需要国家大量的财政投入。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的企业数量、GDP产出、劳动力就业人数，甚至实收资本方面，私有制成分都超过了公有制成分。诚然，在国有制企业中，确实存在官僚资本化的倾向，如全民财产的部门化，企业管理层脱离广大职工的高薪化，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亟待扭转。但这不是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私有化。
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我国的GDP越增越多，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与其并行的是国有经济的“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实际上是公退私进），同时造成了国民收入的相对萎缩和劳动者的相对贫困。据报载，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的GDP增长了15.4倍，而城乡居民人均（高、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仅分别增长了8.1倍和6.3倍；从1992年到2007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8.6%下降到52.3%；从1995年到2007年，我国劳动者占有的报酬比例从51.4%下降到39.7%。这说明，在国民经济私有化的背景下，“蛋糕”虽然大了 —— 这不是私有化的功劳，而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财富累积增长的效应 —— 普通劳动者和居民分得的那份却相对小了，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在资本统治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正确性。
那些反对国有企业对公共资源“垄断”的人们，一方面否认这种“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人民大多数对集体资源的合理占有，另一方面就是在肯定少数私有的资本家群体对集体资源的不合理占有。被媒体颂扬的“‘猛开’的鄂尔多斯”（见2010年2月23日《文摘报》转引的《新周刊》2010年第一期文章），从1993年到2000年，全市180家国企一个不留地“完成改制”，全部蜕化为“民营企业”，政府完全、彻底地“退出市场”（没有国有资产可以管理了）。这些“民营企业”实际上占有了8.7万平方公里鄂尔多斯土地上巨大的“羊（绒）、煤、（稀）土”资源，这些资源本应属于国家（全民）所有，结果却成了各路商人（包括过万温州商人）和资本口中的肥肉，从而造就了全球顶尖建筑师要云集鄂尔多斯为富人设计并建造100栋别墅，成就鄂尔多斯“迪拜梦”的奇观，也造就了一批当日飞行往返于鄂尔多斯和北京之间购物的亿万富翁。作为反衬，在不足150万人口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人均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不过大约1600元，只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00元，农村居民的收入恐怕就更少了；2009年，鄂尔多斯市政府令人害羞地扶持了6500个贫困户，约20000人口，还有多少贫困人口等待扶助则不得而知。在由资本决定的规则下，巨大的“蛋糕”怎么切，可不是由穷人说了算的！还有一个说明资本力量的例子。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台兴房产公司董事长王超斌“自拆别墅建‘民间限价房’”被传为佳话。这位亿万富翁，为了响应温总理的号召，决心“身上流着道德的血液”，拆掉了离郑州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都不远的占地30亩的私家别墅，在原地建起了3栋31层、共1596套、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的“限价楼”，以低于该地段商品房的市价出售，因此博得一片喝彩声。可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想，这位王委员当初占有的供自己和家人享用的可是1596户的住房土地资源啊！凭什么呢？不就是握有资本的力量吗？现在他不花土地费，在“自己的”30亩地上盖上“限价房”，售楼收入高达6亿多人民币，钱生钱，利滚利，这个生意做得合算啊！道德的血液也流了，存在银行里的资本更多了，社会地位和名声更高了，可以把更有利于房地产开发商的提案“亲手递交”给温总理了，多么好的皆大欢喜呀！
至于说竞争可以使工资水平自然地逐渐趋于平衡合理，出自社会学者之口，不可能是无知，只可能是有意欺骗。现实告诉人们，竞争只能导致劳动者工资的低平均化。珠江三角洲十几年来经济大发展，竞争白热化，可是农民工的工资实际上所增无几。在我国，有些大学本科生面对竞争就业岗位的残酷现实，不得不靠“零工资”来积累就业必须的“工作经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调节社会收入差距，保障社会福利，要靠征收高所得税、累进税和遗产税，而不是仅仅靠竞争机制。
总之，精英们的反对“垄断”云云，不过是要求深化国企私有化的借口而已。
关于第二张牌。
长期以来，自由派人士为了否定计划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的政策，完全不顾新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和农村生产力低下的现实，以人权和平等为幌子，攻击 50、60年代实行的所谓“二元户口政策”，挑拨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农业国家要顺利实现大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非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不可。这个过程是和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发展老城市、建立新城市提供了物质和文化基础，从而为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也受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制约。试想，在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如果大量的农村人口无序、无节制地流向数量少的城市，怎么能保障他们有充分和有质量的就业、居住、生活、交通、接受教育、接受医疗的条件？如果那样，产生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我国目前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让大部分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从事生产和生活。不应忘记，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家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才能达到总体的小康水平，现实的国力水平不允许不切实际的快速城市化。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必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说什么“确保所有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待遇”之类的昏话，是想讨好舆论吗？是想笼络人心吗？多了不说，即使要“确保”全国现有的在城市劳动谋生的全体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都享有和所在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和待遇”，我以为许多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很快就会在不堪重负下垮台！理性的户籍政策还是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引导和帮助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离土不远离乡，认真总结和推广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和刘庄、山西大寨村、四川宝山村、河北周家庄等自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先进典型，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以至最终解决“二元户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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