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国运的“中国式廉政风暴”--重庆“打黑”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其前景

决定国运的“中国式廉政风暴”　　

——重庆“打黑”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其前景　　

宋 晓 丽    姚 齐 源　　

2009年6月起开始的重庆“打黑除恶”，掀起了一场对“腐败合法化”的苦争恶斗。各方褒贬不一，或力挺，或痛贬，然而笔者则以为，这场恶斗背后潜藏着的重大历史意义，至今并未得到足够认识。　　

一、反腐，已退到了最后防线　　

1、腐败从“无理无法”到逐渐“合理合法”　　

中国正进入一种困窘：反腐有心，打贪无力。这是因为：中国的腐败已然经历了一个从“无理无法”逐渐走向“合理合法”的过程。　　

1）最初是既不合理更不合法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制度变动的不确定性，某些行为有“合理不合法”现象，例如“投机倒把”和“打擦边球”，后来分别被说成是“搞活流通”和“敢吃螃蟹”。但是，至少在1993年以前，腐败这种公权交易行为，不仅是非法的，也是不合理的，多数官员也是厌恶的。当时的腐败，也确然发生于少数人之中，其“档次”，也主要是“享受级”（追求直接的物质享受），数量有限，那时贪污到百万元以上就一定会被处死。当时的腐败也因此而缺乏“自保”能力，一旦被查处就得“玩完”。　　

2）接下来是“合理不合法”　　

从1993年到2002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在大步推进“泛市场化”中，明里暗里发起了“公权化私权”运动：不仅将公共财产大量转移为私人财产，还形成了一个众多官员与商人都卷入其中的“公权交易黑市”，这就使腐败逐渐有了群体化和集团化特点。进而也就意味着其“合理化”的开端。腐败亦从“享受级”升级至“事业级”，即从追求个人享受转向追求资本敛聚。官员们意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权力只决定自己的暂时地位，而资本则决定着其永恒的地位，“官员资本家化”因此也就成为了腐败的一个划时代特征。贪腐数量亦急上台阶：从“百万级”上升到“千万级”甚至“亿万级”——因为资本总是多多益善的。但此阶段腐败还是不合法的，这不仅是因为公众的普遍恶感，更因为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引起未获利的争夺者反对，腐败还往往被当做整治竞争对手的工具。此时腐败的“自保”能力主要是“法不治众”，而腐败者本人也还有一定的恐惧感。　　

3）开始逐渐寻求合法性　　

2002年至今，腐败开始了一场自身的“保卫战”。虽然名义上腐败仍属非法，但已在不断地寻求各种法律保护。例如：赫然要求限制对腐败行为的“追溯期”，以赦免“原罪”；增加了官员“接受赠送”，以“稀释”受贿；对贪污受贿罪的判刑标准下降（特别是大大提高了死刑门坎），并将惩处与“立功”挂钩，使犯罪金额高达上千万乃至亿元亦有生存希望；而对于官员是否可以当资本家，则一直被有意作为一个“模糊问题”处理；……如此等等，都使人们多多少少地瞧科到腐败正在寻求到某种“合法性”。这场“腐败保卫战”，说到底，是在全面私有化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权力分配制衡”：不仅要使“权力含金量”高者可以大行交易，还要让掌握“低价权力”者也有分润机会；不仅要使掌有“权力现货”者得利，还要让“权力期货”所有者不吃亏；不仅在生产领域可以交易，公共福利等其他领域也要能“入市”。惟有腐败在各个领域全面合法化，方可使所有官员共享欢宴。　　

2、官黑勾结：反腐败面对的最后防线　　

而“腐败保卫战”中的最极端者，便是某些官员的“西西里化”，即人所共知的“官黑勾结”：既要在白道上“法律保腐”，又要在黑道上“武力保腐”。这可以说是腐败能达到的颠峰形态。其出现是因为：首先，当公共资源终归有限时，权钱交易这种带有残酷的压制性的利益争夺，使获利者与失利者之间总有深仇大恨，有限的“合法性”难以解决这种矛盾，这就使腐败所获之利还需要“特殊保护”；次之，腐败官员都有一个“下台后怎么办”的问题，失去权力后的贪官，最害怕的就是受到竞争对手的清算；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些靠“原罪”起家的“官员资本家”，也往往是需要特殊保护以消除其恐惧感。如此等等，都导致了腐败对更强有力的“权外之权”、也就是对黑社会的依赖。这些年来，“黑吃黑”越来越多地从商场走向官场，难道不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吗？　　

当腐败在明处暗处都能够得到保护的条件下，腐败者当然也就无任何无恐惧可言，人们见惯不惊的“前腐后继”，其中许多，往往就是“黑白两道”保护的结果。就此而言，中国的反腐败，已因为“官员西西里化”，而退到最后一道防线上。　　

而正因为腐败走向登峰造极，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危害，也达到了空前绝后。　　

二、恶果：经济“周期滞留”与政治“改革走险”　　

1、腐败已经使中国经济发展从“超前型”渐转向“滞留型”　　

1）中国经济进入艰难的“第三次转轨”　　

笔者曾论证过（见《转轨：两种力的博弈》一书），自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建国以来的“第三次转轨”：从工业周期的“创新-成长期”向“稳定期”转变。在产业上，逐步稳定工业基础，准备向下一个周期——“服务业周期”转变；在制度上，要从一个活力相对很强、但是各方利益矛盾很多、混乱度大且很不稳定的运行状态，转向活力虽然不甚强、但各方利益比较协调、秩序比较良好的运行状态。综观中国自1996年以来经济的种种弊漏：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农业、资源与环境等危机，劳资冲突叠起，等等，都切实表明了这次转轨的必要性。　　

应该说，国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作出了努力：提出“科学发展观”，实行统筹兼顾，缓和劳资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使一些社会矛盾也有所疏缓。特别是“08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领增长先于各国，保持了高速增长。于是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状态基本良好，至少无大虞可言。然而令人们感到矛盾的是：中国经济的“蛋糕年年变大，潜患日日增多”的趋势却基本未变，在看似“向好”的同时，“向坏”因素丝毫未减，特别是近年来，恶性劳资冲突叠起，资源环境破坏日重一日，更是让人不敢言“好”。而在这其中，有一个真正的“深层次”问题，至今尚未引起高度注意：这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周期滞留”。　　

所谓“周期滞留”，就是从表面上看，经济继续（甚至高速）增长，工业化也还在继续推进，但经济结构却很难向下一个周期——服务业周期演化（这可以用产业“压缩系数”变化表达，笔者对此将另文介绍）。近三十年来“周期滞留”最典型的是法国，其在1980—2000二十年中，经济也不能说没有发展，但结构却基本上停滞，法国1980年就达到了“服务业周期”的后期，1990年进入从服务业向“大文化业周期”的转轨期，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处于“发展周期滞留”状态，结果到了2000年时，居然又退到了二十年前就达到过的服务业周期的后期。　　

中国自进入第三次转轨以后就开始出现类似问题。根据“压缩系数”计算：在经过了1991到1994年持续四年的“超前型”或“接近超前型”发展后，自1996年开始转向“滞后型”发展状态，1999年以后，受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有所改观，但进入转轨前期的2004年开始，再度进入至少持续五年以上的“滞后型”发展，到了2007年，甚至出现“产业实心化”，也就是产业结构明显“倒退”到工业周期的情况。近年来被推崇倍至的“中国制造”，在出口导向时代尚有其合理性，而眼下无非是为了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工业品而被强制滞留在工业周期的产物而已。至于靠无休止的投资维持而维持的经济增长，更是把中国经济“绑架”在工业周期之中，使之难以升级。　　

“周期滞留”无疑会导致诸多的问题，这里最值得一提、也是最严重的，就是它中国乃至给世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以生铁和粗钢为例，1990—200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对其产量的弹性，分别为0.7和0.63，按此趋势，到2007年中国只需要2.08亿吨生铁和1.94亿吨粗钢即可，然而此时它们却分别达到了4.76和4.89亿吨，分别是应有产量的2.39和2.52倍！这种超常消耗已是一种普遍现象。按照1990—2000年的弹性，中国所需要生产的钢材、标准煤能源、煤、发电量，分别只应该是目前实际产量的42%、63%、58%和67%。资源环境的快速消耗，再加上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环境恶化速度急剧加快。其中最严重的是水最资源：自1995—2007年，中国地表水、地下水资源均减少了13.1%。按照目前的减少速度，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1万美元GDP水平时，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将降至903立米/人到731立米/人，是2007年的38 —47%。这种状况应该说是相当可怕的。近些年来各种灾害迭起，特别是 2010年中国南方出现历史罕见的旱情，谁敢说与此无关？！到了某一时候，可能要提出“地球能承载中国超常消耗吗”的问题了。 　　

2）“滞留”的根子在“官员资本化”　　

超前到“发展滞留”的原因很多，但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腐败：　　

——其一，腐败的要害在于“官员资本家化”，在“原始积累”的旗号下，大量官员“强制性”、也就是靠“腐败敛利”加入到资本家队伍中，无疑大大加剧了本已严重的“资本家过剩”，进而使产能特别是工业产能过剩变本加厉，抑制了产业升级。　　

——其二，腐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官商勾结掠夺公共资本，这大大削弱了公共政策的支撑力度，使摆脱“滞留”、促进升级的政策缺乏财力支撑。这些年总在喊“蛋糕不够大”，其实是“切”到公共政策上的“蛋糕”被庞大的“硕鼠群”偷窃所致。　　

——其三，众多腐败官员的资本家背景，使其必然要代表资本利益而破坏公共利益，颁布与行使扭曲的公共政策。在“08金融危机”初期就有人提出，财政资金应首先用于加强社会保障，这将有利于劳动结构调整以促进产业升级，而实际的政策，却是弄出了一个“四万亿投资”，结果其大部分再度转变为了资本，导致劳动力结构继续失衡，产业结构自然也就调整无力。　　

2、腐败使中国在政治改革上可能选择“最危险途径”　　

1）中国政治改革未来的四种可能走势及优劣比较　　

根据笔者研究分析（详细内容将另文介绍），未来的中国未来政体有四种可能走向：　　

——“中产阶级国家”。即：在经济上，实行欧美发达国家一度畅行的福利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使中产阶级成为国家权力的主导。这也就是一些人乐此不疲倡导的“民主-宪政”国家。一些不乏善意的知识分子，亟盼着中国能走上这样一条“理想道路”，但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状况：中国一直处于“反中产化”进程之中，不仅现实中远无一个在职业、收入和人数上都符合中产阶级特征的阶层，而且这一趋势也很慢。事实上，连秦晖等曾经渴望着这种政体的人，最近也无奈地讲起了“民主政治无须依赖中产阶级”的自欺欺人的话。　　

——“（大）资产阶级国家”。即：经济上实行低福利、高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建立起主要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制度。张维迎、吴敬琏等一批右翼经济学家，坚持要求中国保持低劳动成本，其中其实就暗含着支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这批人连自己都不明白，他们在本质上是反中产化的。而张维迎等要求“警惕民粹”，则是因为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制度的内部冲突相当严重的，其最终选择，往往要走向“大资产阶级国家”，即：经济上实行垄断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以大资产阶级掌权为主导的政体。最近关于“国退民进”之争，其实并非“国”与“民”之争，而是反映出了中国的竞争新特征——“国家垄断”资本与民间垄断资本之间的争夺而已，这恰恰是专制的经济基础。　　

——“民粹主义国家”。这其实是“大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反面延伸”。在大资产阶级掌控权力下，劳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很可能诱发“暴力革命”：要求发起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再分配的运动，甚至可能采取剥夺资本的方式解决矛盾。这种政体，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会极其地不确定，对生产力会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破坏，甚至出现历史倒退，即便在发达国家，工业周期中也出现了最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俄罗斯90年代初失败的“全面改革”，其实就是“民粹主义国家”革命，诸多动乱国家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多元阶级国家”。即：经济上选择既要克服福利市场经济弊端、又要克服新自由主义弊端的“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将“选举民主”转变为多元阶级之间“合作—博弈”政治结构。相比之下，这种制度是对传统“中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重大改进。由于中国走了超前型发展道路，本身又长期形成了“多党合作制”，所以这种政体有一定适应性。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四种政治改革中，“中产阶级国家”看似理想，但下面将看到这很不现实，难以成为选择；“多元阶级政体”要求高，难度大，也是难以实现的；从工业周期特征及目前官僚与民间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经济状况看，走“大资产阶级国家”（这又会与“民粹主义国家”相伴随）道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这无疑是一种最危险途径，但这又与中国目前不断深化的腐败相关联的。　　

2）由于长期腐败，中国最可能走的是“最危险途径”　　

目前，各方都强烈企盼着中国下一步的政治改革，而其之所以在上述四种选择中可能作出“最危险选择”，主要是因为：　　

——其一，腐败严重破坏了社会基础。尽管国家也提出了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的目标，但是，在各级官员本人要不断加入到资本家队伍中、因此实际上对调节分配不感兴趣的情况下，中国已出现了持续的“反中产化”趋势，其表现：一是不仅收入、而且积累的两极分化趋势日益严重。1997年—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219上升到0.323，而与人力资本有关的“积累”基尼系数，同期则从0.403上升到0.470，进入“两极分化严重”状态。二是中等收入层收入所占份额下降。1995年—2007年中，城镇中等收入层收入占全社会收入比重，从91.4%下降到81.4%，下降整整10个百分点，而且，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延循着着持续下降趋势。这意味着高、低收入层之间的社会对立日趋严重，这无疑大大加剧了各方政治诉求的对立性。　　

——其二，腐败者掠夺公共资本，制造出更多的新生无产阶级。这无疑大大加剧社会矛盾的紧张程度，诱发了民粹主义倾向，也就为大资产阶级强化专制提供了前提条件。张维迎等之所以“要宪政而不要民主”，就在于他们早就看破了这一点。　　

——其三，腐败极大地破坏了政治结构，进而破坏了“阶级协商机制”。近年来一些“主流”辈颟顸可笑地劝导老百姓“要仇腐而不要仇富”，显然他们不是不知道当下中国的“无腐不富，无富不腐”，而是他们实在害怕眼下中国不同阶级“代言者”之间的仇恨。此以网络冲突为甚，左翼与右翼之间，都毫不掩饰自己的对对方仇视态度，试想这样的“代言”，怎么实现多元阶级政体所需要的民主协商？　　

——其四，腐败导致的权力结构严重倾斜，破坏了合理政体选择的权力基础。2007年，国家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稍微虑及到劳动利益的新劳动合同法，但马上就有了“两会”上的“张茵发难”。此时如果有合理的权力结构安排，就应该有人出来与之辩论，但会上却无人与“博弈”。至于像“通钢事件”这样的冲突，更是基本上没有正常渠道给予疏通。　　

综上种种，腐败，使中国政治改革首先要受到“超强利益集团”左右，因此未来更容易出现的政体将是“最危险选择”：从“民粹主义国家”到“大资产阶级国家”。　　

三、“中国式廉政风暴”　　

“在人民网和新华网‘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是什么’的2010年全国‘两会’调查中，‘反腐倡廉’排名从去年的第一降至第三。”除了民生问题本身的严重性凸显外，其暗含意义是：时下的腐败，甚至已经强大到了使国人感到无可奈何的地步。而另一方面，腐败对中国把中国经济引向“发展周期滞留”，把政治改革引向“最危险选择”——中国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就在这种茫然无所向的历史关头，2009年，出现了重庆“打黑除恶”这一新生事物，为反腐败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新途径，这是因为，“打黑”是要从打破腐败的颠峰形态——“官黑结合”入手，所以，无论其发起者的初衷是什么，“打黑除恶”都是一种至少可以守住反腐败“最后防线”的巧妙选择。　　

1、从战略上讲，打黑是迅速遏制腐败“合法化”，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　　

诚然，要遏制腐败合法化、使中国经济、政治摆脱困境，可以作出的战略选择起点可以有多种，并不仅仅限于“打黑”一种。但是从中国目前诸方面的状况看，“打黑”却是一个最佳战略选择。因为，“打黑”直逼腐败的“颠峰形态”，从而可能迅速遏制难以遏制的“腐败合法化”。而根据前述分析，在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中，腐败已经在扮演着最大阻力的角色。所以，从“打黑”入手掀起反腐风暴，是防止中国未来作出“趋险”选择的一个基本铺垫。　　

守候在宣判文强法庭外的公众们所期待的，决不仅仅是对一个文强的判决结果，而是等待着一个曙光。反腐败从“坚决遏制”渐渐转变为“是长期任务”，反映的是一种无奈，这无疑使老百姓感到失望。不难想象，如果高层敢于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打黑风暴”，无疑会昭示出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如能坚持下去，成功遏制住了腐败合法化，这无疑会成为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一个重大转折点。　　

2、从战术上讲，打黑是快速遏制腐败合法化的一种最巧妙选择　　

之所以说“打黑”是一种“最佳选择”，还有其战术上的种种巧妙之处：　　

1）能够获得多数百姓支持。以黑恶势力对普通老百姓正常生活的危害而言，此自不必多言。　　

2）可以争取到多数资本家特别是中小资本家支持。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目前有些政策措施在大资本家那里得到坚决支持，但与小资本无直接关系，例如增加高收入者的累进税收；有些则是小资本家坚决支持，而于大资本家无关痛痒，例如繁琐的乱收费。而“打黑”，不仅普通老百姓支持，而且是绝大多数资本家，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中小资本家，都会坚决支持。因为“涉黑”毕竟要花费资本家们过高的“外部（非经济）成本”，有足够能力涉黑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中小资本家还是希望能守法营业的。　　

3）可以暂时不涉及多数官员。腐败集团化、广泛性导致的法不治众，已经使反腐败遇到了普遍抵抗，这就使眼下的“普遍反腐”成为一种乏力的“虚招”，在老百姓那里已无公信力。而“打黑”虽然在短期内也无法阻碍“官员资本家化”，但它可以首先遏制住少数官员的“西西里化”，使绝大多数不可能涉黑的官员，感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因此会得到多数官员支持。　　

4）留下继续反腐的余地。在“打黑”过程中，必然要合理合法地掌握其它未涉黑但涉腐的官员们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网，对他们无异于“中天悬剑”的威慑。以此为基础，就有可能逐渐采取措施遏制“腐败合法化”进程。　　

5）阻止官资联姻。以相比之下，总是“官多黑少”，少数官黑结合的极恶势力被遏制住了，对多数就会有一种强烈的阻吓作用。　　

6）逐渐恢复正常的法律秩序。法律失序是转型时期基本特征，官黑结合，更导致了“司法腐败合法化”，所以首先就要使“司法腐败合法化”受到遏制。“保黑势力”最自以为得意的一面旗帜，就是所谓打击黑社会“要靠体制而不靠运动”。实际上，一个真正能够完全依靠法律运转的国家，须要靠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这样才能有较为一致的社会共识，犯罪率不高，才不会有“法律保护坏人”的恶行。而在眼下两极分化严重的中国，对是非标准社会共识差异极大，已经出现了法律保护坏人、保护富人的“富人法治”。如此下去，谈什么“完全依赖法制解决问题”，不是与虎谋皮，就是对牛弹琴。意大利长期实行民主体制，而他的黑社会为何会强大，为何国家要不断搞“打黑运动”，就是基于同一道理。在重庆“打黑”中，一些律师提出所谓的“程序正义”，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使腐败合法化的最巧妙对策。美国反恐，讲“程序正义”了吗？香港廉政风暴，讲“程序正义”了吗？ 　　

所以，观此种种，“打黑除恶”确实是对无边蔓延的腐败的一种“打七寸”的巧妙之选，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场“中国式廉政风暴”。　　

四、进步力量与倒退力量在“打黑”上进行着最严酷的较量　　

然而，正因为“打黑”对黑恶势力的“打七寸”之痛，它必然遭遇到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深知其剑锋所向的“精英层”最强烈的抵抗。　　

1、2009年年9月以前一度前景乐观　　

2009年年6月“打黑”一出手，立刻引来了网上一片喝彩。到9月底，便被高层批示它是一项“民心工程”；同时，上海领导亦言称也要“打黑”。于是有了“上海与重庆要做东、西两个‘打黑试验区’”的说法，使2009年6月—9月间成为“打黑”前景最乐观的时期。　　

2、黑、白两道一起“保黑”　　

但很快就出现变局，打黑的阻力越来越大，“保黑”势力越来越强。开始，只是“南（方周）末”之类的“保黑”网站在白道上冷嘲热讽，斥指重庆是“搞运动”，“不靠制度不靠法制”，“长不了”；进而，一些“保黑”网站爆料“打黑”中有“黑打”；再紧接着，“黑道律师”积极出面，组团“捞人”。俨然摆出了要对“打黑”力量“迎头痛击”的架势。　　

3、“李庄案”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　　

“保黑”势力最大的一个转机，便是“保黑律师”李庄案，这使得“权威人士”有了一个公开站出来指责打黑是“黑打”的机会。先是辛子陵，他将重庆领导的“唱红打黑”行为提高到“倒退向毛泽东时代”的高度，但他至少还承认“打黑”是好事。而后出来的则是位居“中国第一大律师”的江平，此公仅仅凭着“几天前听到”的某位律师所说，也不按职业习惯去取证，便先“气愤”起来，并将此事与另外两件事联系起来得出结论：“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这番咄咄逼人的“权威之言”，使“保黑”力量倍受鼓舞，也增大了“挺打”力量的担忧。　　

4、“打黑”至今似乎无“名份”　　

其一，目前仅有少数高层领导公开表态支持，所以其“名份”显得“暧昧”。其二，在今年“两会”上，先是有官员言“进入司法程序的事，党委领导、行政领导最好谁也不要干预”，为“保黑律师团”的“程序正义”张目；后更有人暗指“司法不公”，也无异于一种表态。其三，“两会”间有高官支持“打黑”的话语，被一些门户网站屏蔽。其四，热炒“瓜瓜海外留学”之类，暗指“打黑”发起人自身就不干净，更有某上层机关故意渲染“司法要服从政治需要”等违法言论，大行“帮倒忙”。　　

5、“打黑”前景云遮雾障　　

在种种保黑措施下，“打黑”出现了种种尴尬局面。一是，重庆周边的川、贵、云、湘、鄂等黑势力强大的省，均“王顾左右”，视而不见，使重庆孤军奋战。二是，“保黑”言论畅行无阻，而支持“打黑”言论，只能在少数网站和一些网民的跟贴中看到。三是，“打黑”发起人的“规定动作”之言，称不是重庆想制造“轰动效应”，直至要说出“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的话来。　　

五、前景与策略　　

1、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从“打黑”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反腐，既是一种非常巧妙的选择，也是一个令反对者深为畏惧的策略，所以一开始就围绕着它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目前的角力仅仅是一个开始，其何去何从尚难以逆料：以此策之合理与巧妙，其应该得到推广并不断深入；而且以目前强大的反控力的抵抗，它也有可能会最终归于失败。就其前景看，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全面发起“打黑”运动。这无疑是最好的一种前景。　　

第二种：走一步看一步，逐渐推开。目前，除重庆以外的一些地区在发起“打黑”，这无疑对掀起风暴是一个帮助，如果能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推进，至少还是有希望的。　　

第三种：到此为止。以打黑目前未能“正名”的情况看，未必不会如此。这当然是一种最悲观的前景。　　

就目前情况看，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可能性都不是最大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重庆很聪明，对文强判死刑无疑是还在延伸战果。但由于未解决“正名”问题，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如果这场斗争失败，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因为一旦它真正失败，就最终可能使中国错过了一次从工业周期向服务业周期顺利转轨极好的历史机遇。　　

——如果这场斗争失败，中国走上“最危险选择”之路，各种矛盾积累无法解决，最终导致社会剧变，从民粹主义开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台海矛盾叠加在一起，或内乱，或独裁，其结果未必比俄罗斯好。　　

——如果这场斗争失败，虽然那些“打黑”发起者演出将成为悲剧人物，但那些“保黑者”和背后支持“保黑者”的人，就都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　　

2、基本策略　　

从重庆经验看，要展开“打黑”，需要有以下一些策略上的考虑：　　

第一，决不要迷信所谓的“制度”。制度建立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只有通过有效途径选择去催生好的制度。所以无须讳言，在一定阶段上，中国就是要搞“运动”，像当年香港掀起“廉政风暴”那样，发起一场“打黑风暴”。　　

第二，重庆“打黑”被“保黑司法团”黑打的经验教训证明，在“打黑”运动中，需要也必须优先解决司法系统腐败的问题。只有逐渐使这个系统运转趋于正常，才能确保“打黑”顺利进行，才能使以后的深入反腐得到基本保障。　　

第三，在前两个阶段能够顺利进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司法腐败的重点突破，使国家机器主要部分趋于干净，以逐步恢复整个法律秩序，建立“多元阶级”时代的法制基础。　　

第四，依靠初步建立起的法律秩序，针对国家机器的利益集团化，结合国家财政收支体制改革，逐渐解决集团腐败问题，不断扭转“政治市场化”趋势。　　

第五，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经济民主”制度，即通过实行部分的真正民选，将人大、政协中的专业委员会，逐渐改造成真正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博弈机构”，逐渐解决对腐败缺乏内部制约问题，这也可以为政治民主作一个重要铺垫。　　

第六，要高度重视“重庆经验”。重庆“打黑”，不仅从方法与途径上积累了有益经验，还从克服打黑阻力中，从反面揭示出打黑的困难。所以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经验。　　

2010年3月18日——2010年5月15日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