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作为一线制造工人潜入富士康科技集团，起因是五个月内在那里发生的九次自杀事件。当时，坠楼致死的富士康员工就达七人。而现在，已有十人遇难。
参与观察法是我进入新闻界后的几年间里，作为调查记者的主要采访方法之一。这不是一种巧合。近年来，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同社会群体间为捍卫其根本利益而频繁发生的各类冲突，赋予了调查报道和参与观察法空前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后者，因为它能帮助记者和读者更好理解此类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发生的一系列自杀事件并未令我感到惊异。我和我的爱人都有在深圳工作的经历，对将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与其生产活动、包括与其他个体相异化的生产方式已习以为常。和很多在深圳的青年人一样，我们都把自己看作是一家更大的富士康里的居民。在这里，维持机器高速运转的基础是惊人的经济数据，而维持惊人经济数据的基础则是庞大的居民基数。居民们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付出最多的劳动，换取最低的报酬，维持自己的生计和机器的运行。
但近期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的主角是底层劳动者。都市的主流群体已惯于在漠视其存在的同时，认可以其牺牲为基石的发展模式。而在近期事件中，他们的反抗之决绝，体现了新一代底层劳动者意识的转变。
在深圳关外初夏的烈日下，我自称为来自北京农村，在深圳浸淫多年的高中毕业生，与多是同样交钱进厂做普通工人的千百人一道被强令站在紧密的队列里等待如同过场的体检。那些企业“教官”们的终日斥责、嘲讽与羞辱虽然刺耳，但不再重要。我所关注的是富士康与其他制造业工厂的不同。究竟是什么让这里的青年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坠楼赴死？
我不能够证实外界对富士康环安课在跳楼事件中所起到作用的传说。但或许一切另有隐情。除去把工人价值降到最低、报酬也压到最低，使工人重复机械劳动的流水线以外（几乎人人都能交钱进厂，也都能被随时代替），普工们被系统化地培育为高度服从于金钱、服从于老板、服从于洋人（客户）、服从于任何权力的个体。在逐个摧毁其整体意识后，他们都成为了完全碎片化的个体。
我相信这种企业文化是连续跳楼事件的主因之一。
从农村来到世界工厂制造重镇的每个孩子，都有着他们的“中国梦”。但到头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以自己的牺牲，实现了极少数与其毫无关联的群体和个人的梦想。而在这里，企业文化和社会环境的麻痹使得任何形式的组织和群体行为都被认定是不仅无益，而且落后的事情。这样，人们在梦想失败后就只有一个选择了。
自杀是人作为个体最激烈的抗争形式。然而，只有群体的抗争才能真正促使社会变革。依附于完全虚幻的成功传奇上，在完成别人的梦想之后，一旦发现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去死，其意义无异于向鲜血满地的世界证明自己的确是最卑微的存在。
路毕竟是人走出来的，不是跳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深圳的故事是绝望，而佛山的、平顶山的、兰州的故事是希望。这个希望，如果改述马克思的话就是，巨大的历史事变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愿我们的社会多些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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