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连跳”举起了红牌——八评《中国站起来》

“连跳”举起了红牌——八评《中国站起来》

富士康的“十二连跳”震动全国，网上又在传说第十三跳，血和泪在空气中弥漫，沉闷、痛苦、愤怒、窒息，绷紧的神经随时都可能断裂！在无边的沉寂中，那纵身一跳时的呼号，“隐约象是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鲁迅：《孤独者》）我几乎完全不能自已。

富士康的代工厂是以“高科技企业”身份，座落在各地的“高科技开发园区”的，产品无不都是号称高科技的IT系列，但是剥开华丽的外衣，我们看到那香喷喷的“高科技”却原来都是人家的，属于我们的仅仅只是自动流水线上枯燥乏味的简单重复劳动。

迷惑于霸王们“全球一体化”的精神枷锁，屈服于貌似“公平”实则蛮横的“国际惯例”，放弃了完整工业体系，掐头去尾，中国经济变成了既无“科技前沿”的“头”，又无“资源基础”的“尾”，甚至没有“发动机”的“芯”，整个一个悬在半空的“空中楼阁”。

两岸的老板们牵着美国西方企业的衣服角，将大批的富士康一类的“代工厂”遍布东部的各个“三角”，中西部廉价的劳动力如过江之鲫，为了得到被老板“养活”的“机会”，涌进“先进的军事管理”的“高科技”开发园区，两头不见太阳，呼吸着超标的粉尘，忍受着定时“三急”的纪律，“享受”着加班费的“恩赐”，“自愿”提供汗水、泪水、手指（百度：曾有统计称，珠三角地区一年有4万根手指被轧掉。）和鲜血，深夜则蜷缩在拥挤的“宿舍”，在黑暗的角落里做着也许有一天能够混出头的“梦”。

在歌星们“只要还有梦”的歌声中，中国农民工，虽仅区区800元的工资，仍在默默的忍受着，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企图在加班加点中能够多一点收获，其实只是缘木求鱼。他们无不翘首盼望着明天，明天……，然而明天映入视线的依然是精疲力竭的生产线，手在口袋里触摸的依然是几张薄薄的纸币，耳朵中灌进的依然是“管理者”的呵斥，有时不定是那一片皮肤还会留下“管理者”“抚摸”的“指印”和“足迹”，实际上除了几百万之一的彩票幸运儿之外，他们没有明天。

“劳动致富”的幻想是彻底破灭了，他们超负荷劳动的收入是远远低于工资“道德线”的（注：工资道德线指工人获得的工资额可以养活自己并生养教育一个劳动继承人），仅仅比“饥饿线”工资（此词没有添加经济学注释的必要）稍上一点而已。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代工厂的工资水平更靠近“饥饿线”，2009年7月15日，据国外媒体报道“苹果（美国IT名牌公司）在其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承认，其中国供货商存在员工超时工作，克扣加班费、薪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等情况。报告声称，在去年的审计中，生产iPhone与iPod的83家中国代工厂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最地工资”。

连“道德线”的工资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小康”当然与农民工无缘；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更谈不上“尊严”，“屌毛”的互称反映出农民工对身处困境的绝望。在“老板”（时下工厂中工人对上级的称呼）眼睛里，他们没有“人格”，“素质低下”，因此在工厂的围墙内，他们也没有“人权”，传说在富士康甚至不允许工人三人并排而行，“三急”的规定则把他们地位甚至降低到囚犯之下，富士康有的员工说：“富士康管理很严格，这也让富士康的保安部门成为强势部门，保安员工会自觉高人一等，有些素质不高的保安便会在事件处理态度上过激。”（孙燕飚：《康宁何在？富士康“八连跳”》）“过激”实则是拳打脚踢的委婉说法，怪不得，我曾在广东听到广东人说：“我们广东人是不会到东莞的工厂打工的，进了那边的工厂就跟进了监狱一样”。

如此低下的待遇，如此低下的境况，根源在哪里呢？

我在“二评《中国站起来》”中说：“‘美国赚一美元，中国赚一美分’；这在中国当下几乎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了；而这一分钱中，农民工所得可能连厘这个单位都用不上，或许只能以毫计，否则大大小小的精英成功人士就不可能成其为成功人士了。这就是“国际社会”金字塔的真实结构，它是单边霸权笼罩下的“国际惯例”，所谓“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国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买办在这座敲骨吸髓的金字塔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在第三世界里，买办，也只有买办是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

劳动血汗的两层超额盘剥，决定了“代工厂”的“血汗工厂”的卑劣身份；当西方首先攫取了第三世界工人血汗的“一美元”之后，第三世界附属经济就只剩下了“一分钱”的人均微利，买办们却从廉价劳动力的血汗上看到了人均“一分钱”的生财之道，大规模劳动力集约的代工厂应运而生，而富士康这一家已经连续7年在内地出口额中排名第一，说明了当前附属经济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

买办的贪婪决定了农民工的所得只能以“毫厘”计，这就决定了工资只能是“饥饿线”，而永远不可能是“道德线”，更不可能达到西方国家的“小康线”了，深圳日本“本田”的工潮中反映出的同等工作的日藉员工工资五十倍于中国员工就是这一残酷现实的写照。

所谓“先进的管理”就是用种种方法给员工的思想造成这种待遇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容置疑”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思想灌输不能奏效时，棍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有“连跳”的家属怀疑，某些“跳”有“被跳”的嫌疑。

为了摆脱这种境遇，他们大多曾经顽强的努力与命运抗争，然而“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破解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 记者卧底手记》华商网 2010年05月17日）在这种不合理的“惯例”之下，大多数人的挣扎只能是徒劳，虽然个别幸运儿还是有的，悲惨的生活就如一条混浊的河流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的“跳”。

为了缓解舆论对“连跳”的问责，精英们帮助老板赖帐：“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破解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 记者卧底手记》华商网 2010年05月17日）

“‘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刘坤认为。”（《破解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 记者卧底手记》华商网 2010年05月17日）

“深圳富士康一位内部员工表示，现在新进来的普工，大多数是90后，其心理承受力的确有些脆弱。”（孙燕飚：《康宁何在？富士康“八连跳”》）

富士康的老板说：“我除了致歉还是致歉，除了痛心还是痛心；自杀是懦弱的行为。”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老板和精英们及其子孙自己有一天也落到如此境地，你们能够坚强到什么程度？答案只有一个，巨大的反差早就使你们的精神崩溃了。

同时，老板也声称采取多种措施杜绝“连跳”。

一曰：“心理疏导”：“逆来顺受”是医治“懦弱的”跳的“特效药”；

二曰：“法师超度”：到了“天堂”，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天堂”的“手掌心”；

三曰：“安装防跳楼的安全网”：只要“懦弱的”跳不在工厂的围墙之内，怎么跳都与我无关。

如果不根除经济的附属性，我们将会看到，“连跳”就是绝对不会划上句号的，是否会在媒体上销声匿迹，那就不得而知了；连跳实际上已经对附属经济举起了红牌。

连跳让我们回忆起，毛主席曾经坚决拒绝了“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连跳提醒我们，今天自动按“国际社会”“一体化”的附属经济对号入座，危如累卵；“那纵身一跳时的呼号”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必须再次站起来，中国必须站起来。

摩罗看到了阻碍“中国站起来”的思想根源是“全盘西化”，却没有看到附属经济是阻碍中国站起来的经济基础，反而对“空中楼阁”的附属经济所“创造”的GDP抱有盲目的信心，并且寄希望于精英们有朝一日能够回头猛醒，然而正是精英们在产生“连跳”的土壤中受益，并且无耻的为连跳辩护，寄希望精英能够根除产生“连跳”的基础，为中国站起来扫清道路，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不在经济上站起来，就绝对不可能在政治上站起来；重建毛主席时代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才是中国站起来的必由之路，是经过新中国亿万人民实践检验了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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