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以来珠三角工人处境及劳资矛盾走向
沈梅
（民间研究者，北京）
摘要：2008年金融风暴后，深圳打工者生存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厂主找出各种办法辞退工人，工资、福利也被大幅削减。工人的集体行动仍在增长，但执法部门越来越袒护厂主，对工伤评级、工资赔偿等要求的支持越来越少。从2009年夏秋开始，珠三角重新出现工荒，但由于缺失工会组织，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并未改善。金融危机后，工人阶级意识也明显改变，越来越多打工者认识到组织起来争取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珠三角打工者，民工荒，集体行动，社会保障
1 金融危机后出现裁员潮
2005－2008年工人的集体行动日益增长，罢工中工人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政府要作出姿态，于是2008年实行劳动合同法和仲裁法。实施这两部法律后，在司法操作层面，对工人要比以前好一些，工人也知道有新法已经颁布，可以利用新法实现自己的诉求。实际上，新法并不是完全维护工人利益的，企业仍然有很多规避办法。劳动合同法很多方面都是明确的，例如裁员、解雇都要满足条件，否则要满足两倍补偿金。按《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不签劳动合同要罚企业两倍工资；如果工人被炒掉，至少可以拿到一定赔偿；还有要求企业定明岗位，老板不能随便给工人调岗、逼工人走。这些规定都没有完全落实，企业开始签大量空白合同、假合同，很多技工月薪超过两三千，但工资底薪只有1500元，技工签合同都用底薪签合同。甚至有技工的合同规定工资就是900元，岗位填成员工，不填技工，没活干时可能就会被调到普工岗位。技工如果被调到普工岗，就会辞工走掉。普工相对好一些，签不签合同都是900元，最低工资等于最高工资。还有大量的空白合同，签了之后不给工人。就算有一份，也仍然是空白的。遇到问题，工厂也会随便写，工人都不知道。企业让工人签合同往往是在上班时间，说赶时间，工人都在劳动，手只能停很少时间来签字，根本没有办法详细看合同内容。
2008年9月金融风暴来袭以后，资本家马上就把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珠三角地区掀起了裁员风波。关于企业生产的负面舆论非常猛烈，对市场的估算非常悲观，一些大品牌的利润也受到影响。金融危机后企业预期过低，大量用各种模式来裁员。在私营企业里裁掉工人是非常容易的，工人也都没有预料到。在深圳的一家电子厂，工人数从四五千人裁到2000人。珠三角工人流动性很大，大批仍处于试用期的工人没有雇佣就被裁掉了。裁员方式有很多，例如利用体检，金融危机后企业给全部工人都做身体检查，体检不合格就被裁掉。工厂要求经理以下要体检，如果谁有乙肝都要炒掉。老板对工人说：“不服的话去告，我们有的是钱。”
工厂还把年龄大的工人炒掉。工厂要的工人一般是18－29岁，工人到了30多岁是很难在新的工厂里找到工作的。工厂说工人老了、手脚慢了，说工人到30多岁就要成为清洁工之类，所以要把他们炒掉。工厂对剩下的年轻人不给加班费，每天工作12小时，还是只给底薪，工人赶活时甚至有连续工作24小时的。很多工厂在合同到期时不给续签，辞退工人。甚至还有企业连辞退工人都不采取，而是逼工人自离，只给工人发最低工资，不让工人加班。如果没有加班费，基本工资只有900元，在深圳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工人只有选择自离。与正式辞工相比，自离是拿不到工资的。深圳企业为了防止工人突然辞工，一般都采取压工资的办法，通常要压三十天，如果工人自离，连被压的上一个月工资都拿不到。正常情况下，深圳的私人企业是不让工人辞工的，如果辞工都需要工厂批准，即便在淡季，一般工厂都要排队才能辞工，往往要排队两个月、甚至半年才能正常辞工。很多工人辞工跳厂的频率很高，金融危机后工人第一个想法就是辞工，但工人没有想到辞工后会找不到工作。
除了裁员以外，工厂也采取了很多缩减成本的办法，最常用的就是缩减工作岗位、增加劳动强度。外国旺季是从圣诞节到元旦，过了旺季以后，要再过2－3月才旺季，下单估计要在4－6月。2008年12月因为圣诞节消费率和市场消费没有预期那么低，有些短、急订单过来。工厂有订单后，剩下的工人开始严重加班，每天12－13小时，每周7天上班，没有休息。技术工和初级管理工的福利待遇也被削减。有一个大厂，工人2万多，政府允许这家工厂停交工人的养老保险，辞退年资比较长的老工人，然后请新的工人，基本工资、加班费都要低得多。
我通过一位财经记者跟进台商，他是一位社会运动的记者，跟民间团体联系较多。他给我提供了一些金融危机期间企业行为的材料，尤其是电子厂的企业行为。由于对未来不乐观，市场估算很短，跨国集团将危机转移给国内供应商。金融危机后代供应商接到的订单有两个特点，一是订单量少，二是下单较低。供应商对政府提出要求，例如要政府降低税收缓交养老金、降低医保等。还有新闻报道，很多企业要求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国内供应商一方面要求经营环境更好，另一方面把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一是以各种各样方式裁员，在不同类型工厂有不同体现。在比较正规工厂，最低工资还是能达到的，但小厂就很差，降到最低工资以下，甚至拖欠工资、停交社保。
2009年春节之后，有些厂开始疯狂的加班。这主要是因为业主对生产前景仍很悲观，例如台资的电子厂，企业预计2009年只有3、4个月能开工生产，所以肯定不招人，只能增加工作量。同时，企业大批裁减非生产岗位，例如文员和职员，不是管生产的人会被炒。工友经常连续一个星期满负荷工作，甚至三四个星期不休息，很多工友脸色很黄。台资厂超时更为严重，上班前要提前半小时开会，下班后还要半小时训话，工人都很累，对这种管理方式抱怨很多，但又不敢辞工，出去之后很难找到工作。工厂招聘人数、条件都发生变化，男工处境很差。一个电子厂招普工，要求18－25岁，女性，身高1.6米，高中毕业。很难有人能满足标准。工厂都不爱招男孩子，老板最喜欢女工，服从、温顺、不闹事、好管理。
一位女工工友所在厂开始实行两班倒，中午和下午各留半小时吃饭，吃饭时间算加班。这个厂在危机后把除工友所在车间以外其他部门工人全部炒掉，要经过培训才能重新上岗，由于工人人数大量减少，单靠双班也无法满足生产需要。白班工人从早8点开始上班，晚上8点下班，下班后还要到别的岗继续上班，上到两三点钟，然后休息，早上起来再去上8点的班。除个别可以请假，大部分工人都没有假期。
在工资制度上，现在周末加班按法定可以获得两倍工资。但政府允许工厂实行综合工时调休制度[]，一些工厂给工人调班调岗，把原来定时的工作变成不定时的，活来了就昼夜加班，没活时放假。工厂出台各种加班标准，如每个月最高加班90小时，超过90小时要调到以后月份。例如这个月加班150小时，但下个月完全没生产，那么就将60小时加班调到下个月，调整后的加班时间补平日工作时间。这样加班时间就变成了正常工作时间，双倍工资调没了。不仅如此，通过综合工时调整，无生产月份的基本工资也被砍掉了。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由于工厂安排不合理，某月工人工作时间没有达到基本工时，工厂仍必须给工人发放基本工资。这种工时调整方式是不合法的，也没经过工人同意，工人去劳动站投诉没有用，政府不处理。针对综合工时调整办法，个别厂有集体行动，更多的处于分散状态的工人感觉很压抑，不敢反抗。
2 发生“工荒”后工人地位未明显改变
2009年4－5月份，有些厂订单开始回升，生产情况好些。当然招工量仍不是很大，比起春节后招工潮少一些。2009年工厂招聘工人很少，大量出租屋空出来。但工厂招工量逐步回升，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工荒，一直到今年年初，媒体炒作都很厉害。2010年春节后，一些工人没有立刻回珠三角。虽然新闻媒体对珠三角工荒、工资标准过低等问题炒得很厉害，广东省也说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工厂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危机后被扣掉的福利待遇也没有补。我认识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每月工资4000－5000元，每月22天内只是拿月薪，周六、日有加班费，每天100元，平时加班没有钱。金融风暴以后，周六、周日免费加班，开始扣他的福利待遇，2009年4月订单回升后应该把福利补回来，但工厂反而进一步扣掉津贴，然后裁员，让2个人做3个人的工作。还有一位工友，她的工厂不希望提高工资水平，在最低工资从2008年750元加到800元的同时，扣掉岗位津贴，取消工龄奖，罚款也增多了，不仅相当于没有加工资，甚至还达不到原来水平。经济回暖并没有使工人待遇提上来。
近年来，关外一些个别厂调底薪，从900元加到1050元。2009年全年工人生存状况都是很差的，工人被迫接受加班条件，工厂管理也很差，管理者开始动不动骂工人。其实管理层的工作、收入也恶化了。工人比较失望，在工厂开始招工时，就倾向于跳到别的工厂去。有记者谈到，根据台商的反映，工荒不是因为工人数量少了，而是因为熟手少了，跳厂的工人多了。所以厂子为了留住熟手，不得不提高底薪。但最低工资增长，并没有使工人收入增加，一是工厂开始扣伙食补贴，二是开始收住宿费、伙食费，三是减少工人加班，开始实行三班制。此外，工资增长远远跟不上物价增速。工厂区周边有很多小店、出租屋，工资刚刚上调，这些服务业也马上提价。如果7月份出台工资调整办法，工人要到9月才能拿到增加的工资，但房租从7、8月就开始增长，快餐也会很快涨价。从这几年的经验看，普工的工资越来越无法维持必要的生存。技工更惨，名义工资也在下降，做模具早几年收入四五千，现在三千已经很不错。
金融危机后，工厂对学历和技能要求越来越高，更愿意招熟手。制衣厂条件低一些，生手也要，进去培训一周就可以工作。各个工厂对年龄的要求放宽了，40岁、甚至45岁，现在也照进工厂。制衣厂原来30岁以上不要，但现在50岁的也有。最近这段时间很难找工作，媒体宣传说工资提高了、工作很好找，很多工友本来不打算回到深圳，经过媒体宣传又跑到深圳，结果发现找到工作还是不容易。也有工人从工厂中出来，选择做生意、摆摊，但工人做小买卖、务农等成功可能性很小。金融危机前，遇到一个工友，很早之前就不想出来打工，自己又考不上大学，想回农村搞种植业，但他父母认为孩子在老家没出息，逼他去打工。后来他回去种了一段树，最后也没搞成，只好又出来打工。
金融风暴对另一批工人也产生很大影响。很多以前做采购的贸易公司，由于出口下降，直接影响采购人员收入。这些人算中层一点，原先月收入3000左右，有些是大专、中专毕业。这批人大多都做了很久采购，不会像普工跳槽跳的那么厉害。一个采购工人，老婆在工厂打工，他不想回农村，想留在城里生活，但危机后他收入很少，到小县城找到同等工作也很难。金融危机后工作更加不可靠，被炒掉的可能性更大。一位30岁左右的工人，已经在一家工厂工作8－9年，后来换了公司，现在进好一点的厂就非常困难。金融风暴对工人的工作预期产生很大影响，这个年龄段的工人忧虑增加。总体上，金融危机对普工影响较小，因为他们跳槽本来就很频繁。
有很多深圳企业向内地迁移，2006－2007年相对较多，危机后停了一段，主要因为搬厂需要大量投资。深圳现在仍处于经济增长期，生产相对过剩逐步积累，由于处于世界经济体系链条当中，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深圳实体经济受影响。许多台资企业2007－2008年在扩张，建新厂房，2008年立刻停下来。最近广东最低工资升高，有可能形成搬迁潮。但珠三角电子厂比较多，分工太细密，供应链很长，生产一个零件必须有相关行业才行，这类厂必须整体搬迁。长三角、苏州电子厂比较多，所以深圳的电子厂可以搬过去，但其他没有相对完整产业链的地方，电子厂搬迁的周期会很长。纺织、服装等行业容易搬迁，东莞主要是鞋业、制衣、电子等行业，现在空置率很高，未来这些厂倒闭搬迁会更多。
3 执法部门日益袒护厂主
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反映很快。2008年12月有订单之后，之所以还能裁掉大批工人，原因在于就业保护不够，工人完全没有任何谈判能力。企业也迎合主流的新闻炒作，说工厂要倒闭就会怎样影响GDP增长，所以在劳资矛盾上，政府基本都在维护企业业主。政府给工厂优惠贷款，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等社保基金基数。政府还积极应对企业倒闭，例如出现企业倒闭，政府马上介入，冻结工厂预先缴纳的倒闭劝返基金，给工人发拖欠工资，让工人回家去。在深圳有些案例，劳动部门迅速介入，跟工人谈好赔偿标准，还给工人买返家车票，工会非常积极的帮助工人买回程票。但9月开始应对金融风暴后，出现了各种各样障碍，维权成本大增。劳动站以各种理由来欺骗工人，让工人却步。深圳市政府原来支持工人对加班费的诉求，后来下发通知，要求判案收紧，原本需要老板提供证据的，现在变成需要劳动者自己举证，工人斗争很困难。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行以后，政府曾经采取有利于工人的态度，对企业违法用工进行调解。2008年劳动仲裁费取消后，劳动争议数量大增。政府明白工人反抗越来越剧烈，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个矛盾，未来肯定会爆发。在2008年9月金融风暴以后，执法部门开始松动，不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在劳动争议中对新工人支持更少。事实上很多工人都不懂具体法律条文，工人只是有事的时候才去关心法律。劳动站的人越来越站在老板的立场上说话。工人到劳动部门以后，劳动站告诉工人，说由于发生金融危机，企业已经很难了，能否满足工人要求要看老板的态度才行。还有去劳动仲裁要排很久的队，甚至超过几个月，而工人被裁员后不可能在城市中居住很久。在很多具体操作中，政府行政部门都向资方倾斜。例如工伤评级，金融危机之后评残级别降低了，直接影响对工人的赔偿。一个工友遇到工伤事件去维权，劳动站的人把评级降低，本来该8级伤被评为10级，劳动站对工友说：“要为厂方考虑一下，现在是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协助老板转嫁成本，以维持企业经营。
4 工人迫切需要工会力量
2008年金融风暴时，工人没有反映过来，平常经常需要加班，现在突然不用加班了，感觉轻松起来。到2008年11－12月，媒体不停报道，工人开始对前景有所担忧。这时工人越来越担心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的工人对加班也不满，但迫于失业压力没有办法。
透过金融风暴，工人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看得很清楚。一是外来工没有社会保障，二是工人缺少集体力量。失业后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只能借钱或者找朋友住，要么回农村混日子，混一段再回来。政府也不要求工厂给工人交社保。早先政府曾经要求企业交失业保险，但工友被炒后没有一个人能拿到失业保险。事实上企业没给工人交失业保险，只给一部分管理层交了。但即便管理层失业也很难拿到失业金，要证明失业很困难，必须把户口转到领取失业金所在社区，对外来工而言，证明了失业就意味着又找到新工作了。工人在城市里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低保，也没有社区网络，朋友不够就回农村。当工人还能找到工作时，这个问题并不明显，但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上升，社保的问题就凸现出来。还有工会缺失，工人没有任何组织力量存在，按照国家规定，裁员20人以上要通知工会[]，实质操作上业主不需要通知工会。不光是裁员，一个工友所在工厂，一下子把10年以上工龄全部抹掉，保安也全部换掉。现在很多工厂欠薪，工人没有反映政府就不管，对一些小型企业，有反映的就给补一点。还有减薪、增工时等，老板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操作，而工人找不到相应证据，所以往往一走了之。表面上看出现民工荒，实际上可以看到，工厂还是有人，还是可以大量招工，还有很多招进来的人没事做。
工人维权成本上升很快，一个工友想告企业违法用工，到劳动部门排了半年才排到。新工人没有就业保障，企业裁员是很容易的。现在还有中国救世界的说法，意思是说在危机时代其他国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中国工人很稳定，美国时代周刊还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新工人之所以“稳定”，最重要的是缺失工会权利，没有集体力量去争取自身权利，不能同企业集体协商。新工人处于很原子化的状态，很难马上团结起来。深圳有家电子厂，实行综合工时调整制度，加班费都按照1.5倍执行，工人不满发动罢工，厂方被迫停止执行综合工时制度，之后报复工人，积极分子被单个找去谈话，然后逼迫辞职。
实施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改善工人生存状态，必须有集体力量才能改变，必须利用实行新法的机会去向工人解释团结的重要性。过去工人没有切身感受，没有痛楚，现在工人能够感受到，所以工会教育日益重要。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工会法的要求做宣传。对私营企业里的工人，能将工会法落实已经很不容易。厂里工会实际上是内部人员，很多厂声称有工会。从2004年起，全总说要加大力度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近两三年做的比较多，2007年沃尔玛也闹得很大。从公布的数字上看，深圳市工会会员比例很高，大约为60～70％。上两周又有报道，总工会在推集体合同，政府说80％的工人在集体合同保护之下。深圳市还提出了2010年工作目标，工会组建率和职工覆盖率都要达到90％[]。很多企业门口就会挂出工人委员会的牌子，但到厂里问工人，都说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很多外来工非常欠缺对工会的认识，阶级意识还很薄弱。身边工人很少讲到集体合同，很少有能运作起来的工会的案例。例如龙华富士康，听说里面的工人讲，也不知道工会主席怎么选举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工会会员。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厂里工人如果有工会会员证还好处理，要求工会重选，选出新的工会代表就可以，但实际上工人没有会员证，老板可以以工人没有入工会为由，不支持工人提出的要求。我认识的工友中，只有一个加入了工会，他还是因为需要维权才加入的。深圳市工会搞了一个劳工维权中心，承担法律援助功能，那个工友为寻求帮助，填了表，入了工会。很多工友根本不知道工会，因为工会权利掌握在资方。全总在推动各地建立工会，市级工会逼着老板建工会，建的都是空壳。即便只是形式上的工会，大型企业建立工会很容易，小企业就很难。小厂流动性高，劳资关系也比较复杂，建工会难度大，导致工人没有动力去做。例如小厂中，老板往往是工人的老乡、亲戚，即便拖欠工资也不好意思追讨。一位工友在小厂打工，他们厂中没有关系的人只占不到1/3。大厂没有太多地缘关系，一般是现代化的，工人同老板对立关系非常明确，工人也不会轻易放弃权利。在一些工厂罢工中有人提出建立工会的要求，工友维权也会去找工会，问能不能帮忙。这种进步工人目前还很少。
最近几年工人争取权利的要求日益增加。例如罢工中有要求增加工资，目标高于法律标准。这跟民工荒也有一定关系，总体上近几年找工作相对容易，普工也不怕被炒掉。普工更容易提出增加工资要求，因为普工年资增长不会使工资增加，技工工资会随年资而增加，他们对稳定性的期待更高。
我们看到很多次罢工，没有工人出来谈判。工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判断，带头的出来，很容易被炒掉和被报复打击。很多工厂里带头的非常明显，例如技工组织罢工，但没有组织者出来谈判，或者主要组织者让其他人谈判。这种方式好处是组织者避免被打击，缺点就是力量没有办法凝聚并延续下去。整体上讲，这些年工人罢工频率增加、组织性提高。但大多数罢工属于被动罢工，例如老板整改、福利待遇被扣减等。在2010年5月以前，工人主动罢工很少。
参考文献
[1] 杨丽萍. 深圳出台不定时工作和综合计算工时制管理办法[N]. 深圳特区报，2009-05-19
[2] 根据2009年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企业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需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后，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具体内容参见《每日经济新闻》2009年2月11日新闻《国务院办公厅：企业裁员20人以上要上报》。
[3] 刘声. 全总出台“六大措施”帮助农民工入工会[N]. 中国青年报，2004-10-30
[4] 深圳市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工作的意见（深工[2009]59号）. http://www.szzgh.org/ghweb/ghpd/detailnews.asp?id=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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