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重庆的前前后后
李希光
我第一次来重庆是1996年。当时，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要我来三峡库区就国际上关注的三峡工程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做一个调查。
从北京出发前，我通过新华社资料库调阅了西方舆论有关重庆及三峡工程的报道。有三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一篇是1995年9月美国《外交事务》发表的中国观察家托平夫人的长达15页的文章《生态大赌注：扬子江上建大坝》；一篇是《纽约时报》的文章《共产主义的大坝》；一篇是路透社记者的文章《重庆：一座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文章》。这三篇文章都对重庆和三峡库区做了前景黯淡，甚至绝望的描绘。
我心情十分压抑地从重庆市区开始采访，然后从朝天门码头坐船，从涪陵、丰都一直采访到万县。从当地干部群众的谈吐中，对重庆和三峡库区多是哀叹、抱怨。两周后，我回到北京，实录地把重庆和库区干部群众的意见通过新华社动态清样反应给了中央《重庆干部群众担心三峡库区成为世界最大的垃圾坑》。
14年前，我来到重庆采访，对重庆留下的直观印象有三：重庆工厂排放的大量废气和煤烟粉尘与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罩在城市上空；在重庆到万县，长江两岸到处是排污口，岸边的江水上漂浮着一层化工污染物；重庆城内的十多层高的住宅没有电梯，居民每天要两条腿上下十几层楼。
2008年，我带着学生在欧洲萨尔斯堡全球论坛参加全球媒介素养暑期班。在萨尔斯堡的一个晚上，主办方放映了美国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重庆：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那里发生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民生的变化。考帕尔1972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考帕尔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2008年，考帕尔来到重庆时，他看到了一个令他感叹不已的城市,市民们是那么阳光、热情和向上。考帕尔的影片也让我对重庆的变化目瞪口呆,一扫笼罩在我心头多年的重庆阴云。我期待着尽快重返重庆。
2009年10月，西南政法大学领导约我来重庆商谈设立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的事。那天飞机抵达江北机场后，西政新闻学院李珮院长直接把我带到朝天门附近吃饭。夜幕降临，望着光彩亮丽的重庆夜空，看上去跟维多利亚湾、曼哈顿，甚至拉斯维加斯一样光彩亮丽。我不敢相信这是我14年前来过的重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认真地思考重庆这个课题了
离开重庆后，在西南政法大学领导支持下，我和李珮院长仅用两个月的时间筹建了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今年一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为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揭牌，我和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崔之元担任分别院长和联席院长，该院的研究重点是重庆实践与中国发展道路。在这次会上，我主持了黄奇帆市长、赵启正部长这两位当年浦东开发的老战友有关“从浦东模式到重庆模式”话题的对话。我还请崔之元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加入了这场对话。
今年四月，在重庆市的一个会议上，市委领导听了我有关科学发展观重庆实践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发言。会后，我即着手开始做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几个月里，往返重庆不下10趟。
在《重庆梦与中国模式》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有两本书对我影响较大。一本是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一年前出版的的《中国：一个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这是她在书的序言中写的一句话。苏珊在书中还写道，30年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这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另一本书是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斯泰芬.哈尔坡在2010年出版的《北京共识》。他在书中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
在《重庆梦与中国模式》文章写作过程中，有几位朋友不厌其烦地与我通过面谈、电话、电子邮件，甚至手机短信，深入交谈，提出修改建议。例如，我与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景军教授就重庆十大民生工程在他家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向我推荐了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的新著《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这本书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
在《重庆梦与中国模式》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恰逢我随同清华顾秉林校长在美国访问。顾校长在纽约小范围宴请美国10个大公司领袖，我推荐了盖洛普公司全球总裁吉姆参加晚宴。在晚宴上，我向吉姆介绍了重庆的民生工程。一个月后，吉姆来到北京，推荐他的中国总裁吴涛博士与我讨论重庆的民生指数。吴涛认为，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老百姓在城市里要工作，要教育，要医疗，包括污水处理，环境等等。对于市民来讲，他对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个幸福感、投入感、自豪感和激情，有没有一种主人公的感觉。从指标来讲，一个就是传统的GDP，另外一方面是对公共事务的感受。
经过3个月的调研和写作，今年8月，我的研究报告以《科学发展观视野的重庆实践》在国内经济专业排名第一的核心刊物《改革》作为重头文章公开发表。
8月28日，尼泊尔外交部邀请我就《重庆梦与中国软实力的制造》在加德满都举行研讨会。尼泊尔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加塔到会致辞。我有关重庆实践的主题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我把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作为中国模式和中国梦的载体与表述。通过重庆的民生工程，分析了重庆如何破解“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双重人格难题”。45分钟的演讲后，与会的尼泊尔政界、学界和媒体界人士提出了20多个问题，就“重庆梦”对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特别是尼泊尔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9月，研究报告《重庆梦与中国模式》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发表。几天后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文章在人民网公开发表。在文章中，我还提出，重庆实践深化了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认识，重新定义了现代性，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力优势，终结了“历史终结论”。重庆提出的民生幸福指数再造了制度合法性。文章最后提出在国际观念市场上通过推销重庆梦、中国模式，向世界清晰地传达中国的理念和奋斗目标。
几天后，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这篇理论文章竟然被640万个网页转载，点击率超过2000万次，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今年9月19日，在西南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我在西政主持召开了“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来自亚洲、美国和欧洲的大使和学者就重庆案例对亚洲国家的意义、重庆民生社会与重建意识形态、重庆经验的可复制性、重庆实践与人民对国家基本制度的信念等进行了广泛讨论。
在未来重庆模式研究中，目前我和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等正在组织北京、重庆及海内外关心重庆发展的学者，酝酿成立“中国民生指数研究中心”，重点开展重庆民生指数研究。据了解，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就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改善民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
附文：
李希光：重庆梦与中国模式--再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77583.html
重庆实践丰富了中国模式
李希光
（一）多元的现代性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1]”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实践展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计划、国有经济、私人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2]”今天，西方的学术界开始不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牛津大学最近出版了杰佛利·华瑟斯妥姆在他刚刚出版的《 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在这本书中，中国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正常化和理性化。杰佛利·华瑟斯妥姆的观点是[3]，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奥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英国经济学家阿纳托勒·卡莱茨基在《时代》周刊写道，“我们西方人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认输地说，中国在人类5000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一个比美国或者西欧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认中国今天已经自然地获得了全球领袖地位。或者我们干脆承认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以求更好的获胜机会。[4]”
从重庆实践实践看，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在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经过跨文明的沟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思想框架和观念的约束，进入一个人类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和谐新世界。
以重庆实践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力量，在探索出一条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种既扬弃旧社会主义弊端，也扬弃旧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社会形态。软实力建设不是从外界给自己找来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像重庆那样实实在在地从国情市情出发，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立自己的发展思路，探寻自己的发展路径。西方评论家预测，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学者沈大伟说，事实上，中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5]。重庆实践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二）民生幸福指数再造制度合法化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平等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挖掘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是在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 江泽民说，“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2010年两会报告上温家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持续增长20年，或再次遇到1989年式的政治风波，或发生1997年式的亚洲经济风暴，或发生拉美式的两级分化[7]。而两极分化将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合法性。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合法地位和争取社会支持和民心，重庆的做法是，一切为百姓着想，通过建好“五个重庆”，做好10件民生大事，搞民生财政，促进百姓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营造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口碑，实现执政的再合法化。如2009年重庆民生占财政支出达到51.7%，集中投入到就业、教育、养老、社保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薄熙来在2010年6月举行的重庆市委全会上说[8]，“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
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强调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抢占道德高地。作为中国大政战略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自己的发展模式，建设自己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模式，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今天的重庆不仅在建内陆开放高地，也在建内陆道德高地，重新树立中共的核心价值和品牌——为人民服务。重庆“唱红打黑”高举核心价值的和公平正义的大旗，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是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保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过打黑，确保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促进民生改善与政治稳定
（三）“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到重庆实践，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走出新路，不仅是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而且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近年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中国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学者吴旭说，“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选择，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历史的终结》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式。许多国家开始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但是2007年后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发现中国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不需要改变政权，不需要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依靠的是政治稳定、社会保障、民生质量持续提高。重庆的“民生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度过了经济萎缩，而且还享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世界上没有一个万能的、普适的钥匙解决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庆的改革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减少公共领域的支出，如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权力的投入，废除政府的补贴。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减少政府赤字，这将会严重影响重庆山区、库区的脱贫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世界银行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其设想的经济增长，而重庆实现了。今天解决世界问题不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而正在移到新的经济中心，如北京、上海、重庆。今天，中国不再躲在别人的模式话语后面求发展，正在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断增长的国内资源需求的制约，中国需要的是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又取决于民生的改善。重庆提供的经验是，国企的红利为政府提供了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投入、增加就业、建公租房的资金来源，把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减少了社会下层群体抗议、群体事件压力。民生质量指数和人民尊严指数高了，群体上访和社会抗议压力就小了。
佛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9月号《中央公论》上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中国今后的民主法治建设不大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历史终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四. 在世界观念市场推销“重庆实践”
罗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国《国家》杂志的资深记者。2009年他专程来到重庆采访。他写道[9]，“重庆的城市化规模难以令人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他为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特别的题目：《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去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考帕尔1972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考帕尔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2008年，考帕尔来到重庆时，他看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他在重庆做了大量的采访，人们给他讲的故事让他既受启发，又产生惧怕。重庆拥有3200万人口，根据规划，未来几年将有上千万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从农村移居城市。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元气大伤，失去了大量工作机会；而此时，这座拥有庞大人口、充满活力的山城重庆，却在中国西部内陆迅速腾飞，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多数西方人没听说过重庆，但到过重庆的西方人却都在惊叹：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中美国”命题的发明人尼亚尔·佛戈森到重庆后感慨，“中国没有任何城市能跟重庆的飞速扩张相提并论。我最近来中国访问，看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来中国访问，看到过上海和深圳的建设奇迹。但是，重庆建设速度超出想象。云雾中的重庆上空无数的塔式大楼、盘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车、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崭新的企业新区让人惊羡不止。我在目睹一场类似早年西方城市里发生的又一场工业革命。[10]”
当前经济学家争论，如果还会发生经济奇迹，下一个经济奇迹会在哪里发生？重庆实践所承载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或者是可持续性的? 薄熙来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始源和归宿。”民生导向的重庆发展模式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
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正在探索着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实践不仅适合中国，更有望通过重庆经验与浦东经验、深圳经验等各地的经验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并创造“中国模式”。通过深圳、浦东和重庆的经验，人们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不是只有充当西方国家学生的角色。中国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古老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科学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欧洲的思想观念带进了国际观念市场。美国软实力来自美国思想观念和美国人编制的美国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中国原创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人编的“中国模式”在国际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力。重庆协调激发个体积极性和公共控制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软实力，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超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把重庆探索的实践带进国际思想观念市场。
“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或“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
上个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和重庆的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2003年，巴基斯坦总统穆萨拉夫在北京对中国商界领袖们说，“过去是属于欧洲的，现在是属于美国的，而未来是属于亚洲的。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奇迹成为像巴基斯坦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指路灯塔。[11]”
参考文献（省略）
重庆实践破解“中国双重人格难题”
李希光
“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是发达，越是繁荣，中国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1]”2007年中共17大召开前夕，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出版了《中国：一个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这是她在书的序言中写的一句话。舍克在书中还指出了这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的来源：30年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这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他的《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2]一书中也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斯泰芬·哈尔坡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识》中甚至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3]”
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负载着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城市富翁、贫苦农民、山区穷人、库区移民，城乡二元、贫富差距。面对这种“增长中的烦恼”，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农村的集合体，重庆开始了一项实验——在观念上、政策上、住房上彻底解决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格分裂”难题，与此同时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重庆一系列改革的实践不仅打破了华盛顿共识，也超越了日本与东亚模式，甚至创新了北京共识。重庆的成功经验打破了西方的定势思维：外资推动论、出口拉动论、廉价劳工论、国进民退论。一时间国际上给重庆模式贴上了各种标签：“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 “一个资本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个民本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今天重庆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被国内外学界当成一个成功案例，一种崭新方法论，它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认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深化改革中的体现与成果。
（一）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
中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城谋生，以他们的血汗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们的所得与付出却不成比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城里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保障。
重庆既是大都市，又是大农村。据估计，每天有1200名来自农村的移民涌进重庆市。此外，重庆的农村面积和农村人口分别是京津沪总和的2倍和2.7倍。尤其是重庆的东南和东北两翼地区，是大农村的集中地区。那里面积占重庆的三分之二，农业人口1230万，占全市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那里也是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重庆提出两个目标：第一、让农民富裕起来。重庆统筹城乡从“最不发达板块”开始着力。按照这个计划，今后3年内95％的农户户户增收万元，而不是户均增收万元。第二、减少农村人口，让农民成为具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重庆市政府最近公布：到2012年，让300多万农民工、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7%提升到60%，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
美国知识界有影响的《国家》杂志不久前在一篇报道重庆的文章中写道：“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4]”
（二）一座为中下层社会造房的城市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买房是他们过上现代中产生活梦想的核心环节。但是，各个城市房价一路上涨，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年轻人、中下层社会。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区，生活着成千上万被中国媒体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为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时，居无定所。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评论说，这一切并非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年轻人将发起大规模抗议。但是，“现代化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年轻人既对本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与自信，也对自己的生活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群体的不安分迹象，使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更加难以预测。[5]”
薄熙来指出了重庆理念的根源。“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子。[6]”重庆计划未来三年，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公租房不分城乡、市内外差别，没有户籍门槛，只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都可申请租住。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平方米，公租房有厨房、卫生间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公租房与商品房无差别“混建”模式，使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而且，租金只有市场同类商品房租金的60%。如果房客是低保对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平米的房子，一个月付500块，低保户只付50元，剩下的由政府补贴。实际上，公租房与建设“宜居重庆”理念一脉相承，都是让老百姓住得起房、住得舒服。
（三）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
据全国妇联调查，中国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目前全国农民工约1.4亿，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多达5800万，占全部农村儿童的28%。重庆市妇联2009年完成的《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0—16岁农村未成年人440万人，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万人，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7]。
重庆市委做出了关于照顾好留守儿童的决定：“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保持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全市中小学标准化达到60%，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8]从2009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全面免除重庆籍城乡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的学费，惠及全市5万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财政还投入资金1.4亿元，免除5.7万名就读中职的留守儿童学费和住宿费，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重庆市委研究室主任徐鸣说，在兴建更多寄宿制学校的同时，重庆市还逐步推广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非寄宿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不断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重庆市还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计划，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和生活管理、卫生保健人员，到2012年，全市农村学校心理健康课开设率达到100%。
（四）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
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开展的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每个人都在富裕。但快速增长日渐出现副产品——危险的社会问题，如贫富不平等、穷人医疗保障的缺失、威及生存的环境问题等，正在引发群众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暴力抗议，苏珊·舍克认为，“这种抗议和不满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短路。[9]” 重庆的增长以解决民生为着力点，依靠民生型内需消费增长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长。薄熙来解释其中缘由，“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10]”
重庆通过其规划的民生幸福指数——五个重庆、10件民生大事，力图彻底改变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薄熙来说，“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重庆进行的系列实践，都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都紧紧围绕民众的尊严和生活幸福展开。在金融危机后，人们在议论谋求经济增长和GDP突破时，重庆市委强调的却是“做到两个百分之五十”——要求领导干部投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抓解困；财政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民生。
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众上访和群体抗议，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令政府颇为头疼。但过去两年，重庆的上访人员却逐渐减少，群众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也分别下降40%、49%。这得益于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2009年，重庆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出发，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主动大下访，组织20万名干部深入基层排查化解信访积案，走访群众89万人次，投入资金49亿元，解决了近10万个历史积案。听了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的故事后，对中共党史深有研究尼泊尔驻华大使卡基说道，“我看到了延安时代的那种党与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重新捡起了群众路线这最重要的法宝。[11]他说，“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重庆实践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增长新模式。我在重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12]”
（五）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1996年，路透社记者来到重庆采访。他在报道的开头写道：“重庆什么生意最兴旺，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适合人类居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工业迅速发展，排放的大量废气和煤烟粉尘与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常年罩在城市上空久久难散。山城一入秋，整座城便被黄褐色的浓雾包裹。雨天害怕酸雨，出门一定得打伞，城市中弥漫的浮尘让市民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出门，穿皮鞋出去一会儿就沾满尘埃
2008年，重庆提出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的发展愿景。“森林重庆”让百姓多吸氧，过去两年，重庆造林800万亩，多释放氧气1000多万吨。最近，重庆市委做出的用两年半时间干好10件民生大事的计划，其中就包括，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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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5.
[2] Martin Whyte: Myth of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Steph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Basics Books, New York, 2010. p.140.
[4] “Chongqing: one city socialism”, November 2009, Nation.
[5] 杰夫•代尔：《当“小皇帝”们长大之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6] 《别样重庆》，2010年4月20日《瞭望》。
[7] 《有人疼，有人爱，给留守儿童一个温暖的家》，2010年7月5日《重庆日报》。
[8]《有人疼，有人爱，给留守儿童一个温暖的家》，2010年7月5日《重庆日报》。
[9]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18.
[10] 薄熙来：《抓好10件大事切实改善民生》, 2010年6月28日《重庆日报》。
[11]笔者对尼泊尔大使的访谈。
[12]笔者对尼泊尔大使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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