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网友：我们心中的重庆模式
倪剑雄 整理
2011年2月13日 ，成都网友和学者就“重庆模式”进行了第二次座谈。座谈会由巫峡主持，参加座谈的有：赵磊、朱明熙、柳成湘、巫峡、胡全、佘崇文、李节、田丰、吴泽刚、李晴、周永贵、聂晓萍、戴文斌和倪剑雄。
l 巫峡：
大家好！我们去年搞了一次“重庆模式”座谈。今天，我们对“重庆模式”进行第二次座谈，期待有更深入的交流。首先请赵老师作主题发言。
l 赵磊：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有人认为我对重庆模式不太看好。其实，提出“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的问题，本意是一种期待，并非不看好重庆模式。重庆模式所蕴涵的历史方向和将要发挥出来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为什么呢？我谈三点：
首先看重庆模式的“基础”。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重庆模式的基础是什么？右派认为是薄熙来的个人意志，而且是违背世界潮流的“一意孤行”。重庆模式的确有违主流的“游戏规则”，尤其为官场上和商场上各色既得利益者所嫉恨。然而，薄熙来并不是天马行空的独行侠，因为有人民的支持。也惟有人民的支持，薄熙来才能在既定模式仍然十分强大的惯性下，独树一帜，杀出一条路来。人数的多少当然不是基础稳固的唯一条件，但是，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任何强大的“游戏规则”都是不可持续的；有了人民的支持，任何有违主流游戏规则的模式最终都一定会成为主流。
那么，现在居主导地位的主流模式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资本以及相关的利益集团。问题在于，资本以及相关的利益集团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在现实的力量博弈中，他们却往往能“以少胜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口占多数的雇佣劳动之上。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资料都被资本支配了，他们的力量能不强大吗？
但是，强大与弱小是会相互转化的，而促成这种转化的根源，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内在矛盾：资本对两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带来的剥削压迫，是导致劳资冲突以及社会利益关系失衡的根源所在。这种失衡必然会通过强大与弱小的相互转化来得到纠正，而纠正的大方向，则是由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意志和实践来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把这种“意志和实践”称之为“人民”，并不是一种主观想象，而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或归纳。人民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总和，不论你把它叫做“民意”，还是叫做“民心”，它都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力量。
一个有着广泛民意做基础的模式，能低估它吗？
其次看重庆模式的“性质”。现在要给重庆模式定性固然尚早，但对其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右派把重庆模式视为“复辟”、“倒退”，有些左派同志也把重庆模式的探索看作是“向后回归”。虽然前者是“否定性”评价，后者是“肯定性”评价，但两者的指向却是“殊途同归”的：都认为重庆模式是“向后看”。我认为，说重庆模式是要“复兴社会主义”，基本没错，但把这种复兴定位于“向后看”，并没有真正把握重庆模式的性质。重庆模式既不是要“复辟”，也不是“向后回归”，而是要向前推进，向上提升。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一定会是“螺旋式上升”，而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或复制原来经历过的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社会主义”，只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要完全重复原来的老路。原来路径总会有“不合理”的元素，这些不合理的元素将会在历史的演进中被消解，被超越；即或有些元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合理”的，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也可能逐渐成为“不合理”的，这些就不可能重复。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你能“向后回归”吗？如果现在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你不能“向后回归”，那么，建立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就不可能简单地“向后回归”，而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演进和发展，就不可能完全重复原有的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向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也就是说，“回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具有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回归一定是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回归”。因此，社会主义复兴应当是“向前推进”，“向上提升”，而不应当是“向后回归”。
一个向前迈进而不是向后回归的模式，能低估它吗？
最后看看重庆模式的“灵魂”。很多人对重庆“唱红”不以为然，认为是画蛇添足，是做秀。我认为，重庆之所以能够“模式”，除了旗帜鲜明地关注“公平”之外，恰恰就在于它的“唱红”。“红”是什么？“红”是理想，是信念，是高尚。不要嘲笑“高尚”。虽然“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然炼成了“N零后”，但即使是小人当道的世界，同样也需要“高尚”的“墓志铭”。
大概从80年代后期开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就成了做人的准则，以至于君子都不得不伪装成小人，才能混得下去——韩少功称之为“伪小人”。人人都是小人的世界，拷贝出了动物世界的“比坏效应”：“你坏，我比你更坏！你恶，我比你更恶！”搞笑的是，在埋葬了“高尚者”后的2010年，小人们居然也要立一个孔子来“高尚”一把了（据说有 九点五米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是小人”的世界，连小人也“人人自危”！于是只好抬出孔子来“维稳”。遗憾的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并没给这位“至圣先师”一点面子。
孔子之所以无用，用鲁迅的话说，就在于他的骨子里还是要维护“人吃人”的宴席。所以，不论把他的塑像立得再高，那也就是一个“伪高尚”罢了。不过，这个不得不“伪高尚”的现象足以说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个民族已经“魂不附体”，于是只好把孔子请回来当“招魂幡”。
今天的中国人的确需要“魂兮归来”。历史证明，这个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唱红”，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国魂”呼唤回来。重庆模式之所以不同于主流模式就在于，前者有魂，而后者已经“失魂落魄”。
重庆模式当然不能只“唱”不“建”，只“唱”不“打”。没有“建设”，“民生”这个道理就“硬”不起来；但如果没有“唱红”，经济建设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同样，没有“打黑”，那些贪腐就不知道共产党的铁腕有多硬；但如果没有“唱红”，重庆的“打黑”就成了十分暧昧的阴谋——没有“唱红”的“打黑”，与意大利警方收拾黑手党又有何不同呢？那就只是“黑打”而已了。右派总是要把重庆“打黑”污蔑成某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就是想把“打黑”降低到“经济人”的境界。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总之，重庆模式成功不仅在于“务实”，而且还在于“务虚”。光“务虚”当然不行，但光“务实”也不够，要“虚实结合”。当然，虚和实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辨证的。有时候虚也是实，有时候实也是虚。比如“唱红打黑”，二者比较，唱红是“虚”，打黑是“实”。只唱红不打黑，那就“虚”了；只打黑不唱红，那就没有“灵魂”。
一个以高尚的理想和信念为灵魂的模式，能低估它吗？
l 朱明熙：
我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我谈点粗浅的观感。我是重庆人，春节回了趟重庆，由于只回去了几天，没有作深入细致的调查，所以只能谈一下非常非常粗浅的观感。刚才有人讲，现在北京啦、成都啦，都给人一种末世的感觉，大家都很麻木，缺乏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但这种感觉喃，在此次回重庆时却没有感到，重庆反而给我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感觉。以前我每年春节回去，回来过后，都要跟成都比一比，总觉得重庆不如成都，高楼大厦林立，非常拥挤，乱糟糟的，街道也很脏。今年回去就觉得很不一样。今年回去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市确实相当干净、漂亮，而且越来越具有现代化大都市的味道，这是一个感觉。那么第二个感觉，也是很粗浅的，你比如说往年过节，那些有权有势的政府部门发奖金、发各种各样的年货，今年却很少发，也可能是我的接触面比较少的缘故。但是从我接触的一些有权有势的部门的干部都在抱怨：今年这个年，啥子都没发，钱也没发，东西也没发，没搞头的！颇有抱怨，这个是第二个印象。当然，罗马不是一天修成的，干部作风的根本好转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现的，但是，这个事例是不是说明重庆的干部作风正在发生一些向好的方面的变化呢？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印象就是重庆的那个治安，老百姓对这一点是最高兴的。现在，要出啥子事情，警察五分钟就到场，社会治安确实比较好。还有个感觉就是，往年回去，一到了饭桌上，大都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今年的感觉就比较好一些，谈这样的事情要少一些了，祥和气氛就要浓一些了。这些印象是不是也印证了刚才赵老师讲的，重庆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它确实在向上、向前迈进。
第二方面，我谈谈对“重庆模式”到底如何认识，如何定位，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现在，有的人把重庆正在搞的这些称之为“重庆模式”，有的人把它称之为“科学发展观的重庆版”，甚至有人称之为“3.0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我认为，如果要称之为“重庆模式”，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以为，到目前为止，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薄熙来提出的“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就是说，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更加注重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要花大力气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党和政府要实现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重新赢得人民的拥护的问题。
比如，重庆的“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基尼系数要从目前的0.43缩小到0.35；城乡差距要由3.4：1缩小到2.5：1。那么，全国各地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几年我们只看到一个劲儿地一直在说缩小，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劲儿地在扩大。当然，客观地讲，“重庆模式”目前还处于正在“进行时”。它最终能不能走下去，它到底能够走多远？还取决于多种因素，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从目前情况看，我倒觉得与其把它称之为“3.0版的社会主义”，不如称之为“2.0版的改革开放模式”可能更恰当一些。因为一说到“3.0版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一般讲，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基础、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经济，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从这些来看，“重庆模式”似乎又还有一定的差别。
对“重庆模式”到底如何认识，如何定位？我认为需要把它放在目前中国，甚至世界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即中国目前到底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中国目前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中国下一步到底将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认识，恐怕才能认识得比较清楚。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在大规模实行了“三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之后，我们现在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到底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少数官僚、买办、资本精英统治，而广大劳动人民实际上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实际上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极少数官僚、买办、资本精英剥削压迫的矛盾了，目前社会的一切矛盾都是由此而引起和发展的。
比如说这30多年，经济是发展了，GDP是上去了，但是这个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与广大人民群众所应该享受到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极不成比例的，发展的成果主要由极少数官僚、买办、资本精英所占有，由此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样一个路子再发展下去，最终会不会出现“拉美化”？实践证明，“拉美化”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所以，拉美国家90年代末期就来个集体向左转——因为它走不下去了。8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果造成贫富悬殊，经济殖民化等一系列问题，经济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闹到最后人民纷纷上街，甚至用“敲锅运动”把政府赶下台。
中国目前如果继续沿着“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路子走下去，会不会也出现“拉美化”？这条路子能不能走下去，能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如果走不下去，那又怎么办？对此，大家觉得很困惑，也觉得很无能为力。正是在大家觉得比较茫然和无奈的情况之下，产生了以民生和公平为导向的“重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模式”是对过去“唯GDP增长挂帅”的片面的发展模式的一种“纠偏”，也可以说“修补”，你还可以说是“改良”。 所以，我把目前的“重庆模式”称之为“2.0版的改革开放模式”。当然，正因为如此，所以右派是非常反感的。什么“作秀”啊、什么“乱整”啊、什么“个人野心” 啊、什么“破坏了市场经济”啊，等等。左派也有不同的看法，各种各样的都有，也不是都赞成。
当然，正因为是“2.0版的改革开放模式”，所以确实有一个“重庆模式”又能够走多远的问题？这就是赵老师上次提到的那个问题。比如，不管你关注民生也好，不管你关注公平也好，它最终必然首先要涉及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即怎样通过“反腐倡廉”，整顿党风和吏治，恢复和保持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问题？怎样从制度上建立起相应的制约机制，来防止党和政府以及官僚蜕化变质的问题？单纯靠民主选举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主选举会不会沦为“金钱选举”？如果不能，只能依靠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光要监督官僚，而且要约束资本，那么，又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制度？为什么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指出，说象林彪一类的人上台很容易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次，要真正实现公平，恐怕又涉及到如何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的问题。公有制占主体，你怎么占主体？怎么恢复主体地位？我们现在的公有制企业，你比如说现在的国有企业，你说它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很难说。最近刘国光先生一再讲，不解决所有制这个问题，仅仅通过二次分配，虽然可以解决一定程度上的贫富悬殊问题，但是它不可能真正消除贫富差距。那么要根本解决这个贫富差距，就必然要涉及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公平问题，可能就要解决如何实现“按劳分配”为主，而不是“按资分配”为主的问题。我们现在到底是按劳分配为主还是按资分配为主？就象有人说的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说了半天，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按资分配”为主。如果要搞“3.0版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些都是回避不了的问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模式”在中国当今的情况下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对过去片面的发展模式的一种“纠偏”、“修补”，或者说是一种“改良”，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拥护的。也因此，我把目前的“重庆模式”称之为“2.0版的改革开放模式”。但是，你要把它说成是“3.0版的社会主义”，可能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中，很可能还有不少反复。
我的粗浅看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l 赵磊：
我插一句，朱老师讲的很好，他把重庆模式定位为“2.0版”，我觉得这个定位比较准确。于是，我有两点想法，第一点，这个“2.0版”还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它应该向“3.0版”——完善的社会主义推进。那么，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能低估“2.0版”，“罗马不是一天修成的”，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作为一个“改良版”，“2.0版”也是很了不起的，要给力。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改良版”，“2.0版”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刘国光老师讲，分配问题的根子，最后要涉及到所有制上去。那么，“2.0版”向“3.0版”提升，实际上就是必然的，否则你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点，“2.0版”怎么向“3.0版”提升呢？这是将来要考虑的问题。我感觉到，朱老师对此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怎么样保证和落实它的民主？我们要重视“所有制”的问题，也不能忽略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否则，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等等就可能悬空。“鞍钢宪法”是一个伟大的探索，很可惜，“鞍钢宪法”最后没有被推广贯彻下去。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不但要政治上的民主，还要经济上的民主。资本主义政治上看起来很民主啊，你可以投票选总统，可是你能选你公司的老板吗？你做梦吧！经济上没有民主，政治上民主就是假的。所以，朱老刚才讲的，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民主监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公有制比私有制公平，但同样需要有效的民主监督，否则怎么防止公有制企业异化成官僚垄断资本？我们现在的这个公有制，比如 “中石化”、“中石油”等等这样的“公有制”，恐怕就离那个“3.0”版就更远了吧？所以，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l 佘崇文：
我说几句。头一次你们讨论“重庆模式”，我没有参加。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文章。我基本上赞成朱老师的意见。我对这个“重庆模式”有点不大了然，咋就钻出一个“重庆模式”来呢？它有哪些东西、哪些框架、哪些骨干能够构成一个模式？我认为还不成立。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各种矛盾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尖锐的情况下，再也混不下去了。有点像60、70年代的西方，他们过不下去，就有了一系列的改良，所以就维持了这几十年——那个改良是比较大的。
现的重庆呢，有点类似于这个情况。如果再不调整这个关系——干群关系、劳资关系、社会福利——包括这个社会治安、贪污腐败等等这些的话，如果再不那个呢，就是民怨载道，确实很难再混下去了。你就是再把啥子孔子、庄子……啥子抬出来也不行（朱明熙：可能也是模式的关系——抬孔子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构不成一个模式，只是关系上作些调整，对老百姓作了些让步。老百姓呼声最强烈的一些问题，做些改良，对三十年改革最基础最根本的东西没有从根本上作改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它既然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它就是合理的，就有它的合理性。而且，因为是共产党的领导，这点没变。所有制变了，劳动人民的地位变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打工仔”、“弱势群体”，这个变了。但是，共产党领导没变，象社会主义制度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象所有制啊、分配啊，这些变了，名称还没变，只是加了个“中国特色”。这个国体、政体这些东西还没变。
右派想推翻共产党，一个是没有这个力量，也没得哪个能取代共产党这个力量。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啊、民进党啊、民盟啊这些，本身它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可能比共产党更腐朽。我有的同学——在大学工作的，兴致勃勃的跑起来告诉我说，他参加了民主党派如何如何，结果没几天，他就退党了，说“民主党派比共产党还腐败！”
在目前的条件下，出现改良是必然的，只有改良。出现重庆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必然结果。这里头，我看还有两点，一是，我觉得中央有人是支持重庆模式的。如果没人，它很难搞下去，至少我觉得胡锦涛是支持重庆这样干的，这个叫做啥子？叫做“丢个石头听水响”，你看中国的右派势力、外国资本势力究竟有好猖狂。从这个方面，它可以是把重庆作为一个试点。当然这里头本身与薄熙来个人的思想是不是有关系？我看他的父亲薄一波写的那个回忆录还比较客观，那本书还有点良心。大炼钢铁的错误他就起来承担了责任，是他们几个搞的，逼到毛主席搞的，可能他这个也有这些关系。
薄熙来不象那些只晓得捞钱，不想做事的官员。加上群众——刚才都说了——必须有群众基础，这个是主要的，群众呼声就是要求变革，你哪怕不能革命吗你改良也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必然要求，而且这个是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好象有中央领导，周永康、习近平都对重庆的作法很支持。举个例子，那个“财产公示”在两代会上讨论了七次，都没有成立，政协那个委员俞权域，连续七年提案，结果都没有通过。但是重庆很多探索，就开始试行了。
另一个呢，我觉得赵老师那个提问值得重视，就是重庆模式能够“走好远”？经过这一试点，大家也看出一点，就是共产党还有能力通过自我调整——就是领导人的意志如果有所改变，还可以通过自上而下来作些改变，包括以后更进一步的改变。现在，我说还没有动根基——所有制没有动嘛。这么一改，说明还是有能力改变的，但不可能立刻就走到那一步，因为这个毕竟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根深蒂固。如果我，我就会想，现在是国有资产建了个公司过后，已经翻了几十翻了，完全有能力把外国资产收购了，把外国资产撵出去，然后再逐步把关系国家命脉的这些个人资本也收购了。如果是我，我就慢慢的这样来改变。薄熙来想没有想，我也不晓得。从经济上做起，把这些慢慢的改变过来，就要还债于民
l 朱明熙：
重庆模式一种可能性就是改良、修补一下。一种可能就是回归，但是这种回归肯定是螺旋式的，不可能再把前三十年的整个方式恢复起来，这个也有问题。
l 佘崇文：
是有问题嘛，没问题咋搞文革呢？毛主席都不满意才搞文革的嘛。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回到以前那个情况。
如果它就是修修补补，那就象那个西方资本主义，它推迟了矛盾的爆发。就象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一样。这三十年来实践已经证明——确实已经证明，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你用西方的那些东西来也是行不通的，同志们，西方都混不下去了，你拿到中国来还混得下去吗？抬出孔子来，孔子在历史上连法家都战不赢，中国历史大多数都是用法家思想，有少数用道家思想，孔子思想还没道家思想管用。那个孔子是哄老百姓的，他们抬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只有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所以只能慢慢向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中国才会强大起来。
象这个“唱红打黑”，而且“唱红”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我们这些三十年变化，最先就是剥夺你的发言权，剥夺“四大”，没得“四大”就没得说话的基地。我们就象喝茶清谈一下，完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从剥夺说话权开始。文革期间最怕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些当官的，他就怕明天起来门口贴了张大字报，什么“走后门”哦，“特权”哦……
l 赵磊：
毛主席把当官的变成了“弱势群体”，叫他们“夹着尾巴做人”，凡是有权的，都得“夹着尾巴做人”，这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l 佘崇文：
所以，这个“唱红打黑”很好。现在我比较爱看重庆台。我们学会有一个名誉会长，他原来在成都市委是管公交的老干部。我和他说：现在电视上百分之三十是给死人看的，或者是演死人的；百分之三十是给流氓看的，或者是流氓演的；百分之三十是宣传咋发财的，或者是给发财人看的；只有百分之十还沾得到边，是给共产党出力的。我现在都把重庆卫视排在我的第九频道去了，一按就出来了。里头的“唱红”……
l 赵磊：
80后很反感“唱红”，我儿子就不看重庆卫视。我觉得这个电视他应该看啊。他要看什么呢？他要看湖南卫视，就是那个姓什么“何”的，长着青蛙大嘴巴的，大家一起装B，一起傻笑，还自我感觉良好。
l 佘崇文：
这个不奇怪嘛，你三十年形成了那套意识形态的嘛。所以，唱红可以在重庆推广。我们这儿就只有到人民公园去唱了，你看我们的那个“天天乐”红歌队，只有二、四、六在人民公园去唱一下，没有舞台给他们表演嘛！
另外，我儿子他在北京告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重庆又有新动作”。我说“啥子动作？”他说：“又在提干部要‘三同’，学生要‘又红又专’了”。（朱明熙：大学生还要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学工、学农、学军”）当然，这个变基础要改变确实很困难，你光有个重庆，你想把资本收归国有，把外国资本撵出去，不符合实际。总的来说，现在改良也是好的，重庆模式肯定是好的，如果全国都这样，很好。但是，这个就寄希望于十八大了。我就拉拉杂杂说这些。
l 周永贵：
在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师面前，我其实是只带耳朵来的。但是听了各位的发言，我有很多启发，还有很多想法。平时我也关注重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地震灾区老师到那儿去培训，我到那儿去生活了一个星期。我也走了些地方，重庆市对口援助就是我们崇州，薄熙来来过几回，但是，无缘相见，没见到他。我关心重庆的发展，和刚才各位前辈说的话，我基本上天天都要看。因为它的经典电影里边，每天都要放一部老片子。以前还没有和大家这么近的接触的时候，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叫做一种“重庆现象”。
薄熙来去了以后，就唱“红歌 ”、“打黑”、关注民生。后来我发现薄熙来去了以后呢，是很有步骤的，“唱红”，就是唤起民心。当然，重庆也有红色传统。主要是在抗战八年的时候，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在那儿有深深的足迹，还有我们很多革命老前辈在那儿战斗。所以，薄熙来去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如果是在一个部门，可能他还没有这个机会。当他成为地方第一把手的时候，他的意志力、他的理念就可以转化为行动。怎样来把民心唤回来呢？他始终唱“红歌”。所以，通过唱红唤回民心以后，然后进行打黑。不仅唱红，人们的热情也激发起来了，没有具体的动作去抓住民心，这种唱红，那就是真正在作秀。但是最后他通过打黑，证明不是做秀。所以打黑成了他抓住民心的又一个着力点。
那么在我们08年到重庆去的时候，我也找了那儿老师谈了一下。我回来以后，在网上也跟他们交流，问他们重庆打黑以后，你们有什么感受？我所接触到的人说，打黑以后社会治安确实好多了。还有，就是它打黑以后，重庆的警察队伍大换血，其实它也是吏制整顿的一个开始。你不仅仅是打黑，还要抓五个重庆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生重庆”。如果仅仅是“唱红”、仅仅是“打黑”，就象有老师讲的，“打黑”可能就变成了一个阴谋。薄熙来要关注民生，就必须要把经济发展起来，如果他的经济不发展起来，他的这个政治基础也不会牢固。所以他就抓住了民生，“民生重庆”。
我也有个深深的忧虑。从重庆的发展来看，好象是有点孤掌难鸣。照理说，打黑是得民心的。但是我们从重庆周围的、周边的地方，完全没有说你打黑我们也跟到打黑，起码说就把我们边边上的黑，应该打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深深的忧虑。重庆模式究竟能走多远？也就是在这儿提出的一个问题。其中担心的，一个是体制，一个是我们的基础。体制是啥子呢？如果一个人，他的思想是倾向于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与社会主义的，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很可能实施他那个理念。比如说薄熙来，他有老一辈的革命思想，看到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以南方系说的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薄熙来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停顿。这种停顿，是对前后的反思，是在原来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良。所以我觉得薄熙来的这种模式能走好远，与这个体制还很有关系。
那么“重庆模式”会不会按他的思维走下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我们中央来讲——当然有人讲到了，中央还是有人支持他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支持啊，是很微妙的，很微不足道的。一个地方如果搞得好，那么就该发扬，有问题有矛盾，发现了我们就要解决它。其实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思想比较混乱，没有信仰。我看到腾讯还是哪个网站，在征集信仰。这个信仰是征集出来的吗？信仰是在人一生追求的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他要为之而永远奋斗下去。我觉得，信仰危机，也就是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抬出孔子也好，基督教也好，啥子教也好，都不行。
关于改良的问题，那天我在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革命和改良，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彻底革命，第二种观点就主张改良。我曾经在《乌有》上也见过这样的说法，和一些网友谈过。对于社会进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这个成果是最好的。当然，你说象资本主义，可以走议会道路，它也是一种改良。那么我们中国在现有情况下，我觉得在对改良的问题上，我的想法就是要形成团结的统一战线。
另外，我觉得网上提左派和右派，这种提法呢，我分析一下，不是很妥当。没有必要分左派右派嘛，为啥子？所谓左派和右派，其实都是同一个派别里边的派。南方系并不是右派，实际上它代表的是一个阶级，是一个阶级集团，并不是左派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所以，它只能是一个敌对势力的派别。我们这个是代表着毛泽东思想的集团，那么我们内部思想有不同，可以……
l 赵磊：
我插一句，其实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并不是你理解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区别，左派和右派在学理上、在实践上，都是代表着不同阶级利益的一种通俗的说法而已。左派就是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那一边的人，右派恰恰就是你说的南方系那帮人。这三十年，左派的称谓已经被他们妖魔化了。我们不要拒绝“左派”的称呼，马克思主义者连“左派”的称谓都不敢担当，还能有什么出息？
当然，“左派”与“极左”、“形左实右”有本质区别。至于你说在左派当中又有左派和右派划分，那是另一个说法了。但是，通常大家理解的左右，恰恰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立场。不是划不划分，它本身就客观存在。
l 周永贵：
为啥子当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主席说那个时候的右派也并不是一个“战友圈子”。
l 赵磊：
在当时，右派是有明确指向的，不管他是知识分子也好，教授也好，这都不是他被归为“右派”的依据。这里的右派有明确指认：他代表着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目的是要共产党下台，所以不再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至于反右扩大化，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换一个说法，把左派和右派划成“人民派”也好，“资改派”也好，也可以，但比较别扭。
l 周永贵：
这里涉及到一个策略问题。在左右派的问题上，或者对我们自己的网站如何定性？如果承认自己是左派，就很容易让南方系抓住把柄：你看，左派又要搞啥名堂了！
l 赵磊：
好象刘国光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社会主义就是左派，搞社会主义的人连自己是左派都不愿意承认，还侈谈什么社会主义？”如果干社会主义的人，连自己是左派都不敢承认，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没底气，非要把自己划到右派那里去，表明“我们都是一个派别的战友哈”，这样才觉得安全，有面子，现在居然到了这种地步，可悲啊。
现在的右派就是要把左派变成贬义词，就象过去“反右”一样。反右的时候，右派是一个贬义词，右派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右派。今天同样，右派得势了，也搞这个名堂。现在都怕被戴上左派的帽子，一说你是左派，你就成了王八蛋，就成了莫名其妙的怪物，就成了思想进水的神经病，就矮人三分。我就承认自己是左派，又咋的了？你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吗？毛泽东就承认自己是左派，当然他是反对“极左”的。
l 周永贵：
只要讲辩证法的话，左和右就是相对的……
l 赵磊：
左和右当然是相对的，但不是相对主义。否则，如果说左就是右、右就是左，大家都是一家人，没有必要区分你我，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座谈重庆模式就有点滑稽了。辨证来看，毛泽东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长，他就和国民党成了哥们了吗？马克思还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他就站到右派辛子凌那一边去了吗？不能这样看嘛。
左右当然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划分的。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来讲，没有右派，怎么有左派嘛？我现在承认自己是左派，就是意味着我与右派是对立的，这就是辩证法。我不是不同意你的团结主张，我只是觉得你的这种看法，可能正好中了右派的奸计：“左”就是祸害！“右”才是真理。于是大家都跑到右里边去扎堆。右派称自己是“人民派”，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其实干着危害广大普通劳动阶级根本利益的勾当。这样的例子还少吗？看看我们的现实吧。
我就觉得奇了怪，左派不敢承认自己是左派，好象左派是个很肮脏的字眼！难道右派这个称谓就代表着“光荣正确”吗？我就不听右派那套说辞，我常常说我自己是左派，我没有觉得可耻。当然，你把左派叫“红色网友”，叫“人民派”，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别让右派给忽悠了。我就是要让右派不舒服，我就是要说：“老子就是左派！”气死那帮右13。
l 周永贵：
我也思考这个问题，那个《乌有》啊……原来在《人民网》上的时候，也讨论这个问题。有的右派，就是南方系的，只要你一提到毛泽东思想，他就说你“左派！”他给人一种啥子感觉呢，就是一种越左越革命那个味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毛泽东思想是开放的、发展的，是发展的科学。我们以前有些网友——我也看《乌有》上面的文章，我觉得毛泽东思想非常开放，他的思想的整个变化，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小平提出来的，是毛主席就开始了提出来了。我们当时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成功以后，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模式，它并不是苏联模式，苏联模式走不通。
所以，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小平提出来的。现在的右派，以及前头的右派，和我们的执政党，已经抛弃了小平同志的很多东西。那么，在他抛弃了小平同志的很多东西，我们就还可以用小平的正确认识来揭露他们。比如说小平同志的“十点警告”，它也是一把“尚方宝剑”。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l 聂晓萍：
我从北京直接回的重庆。觉得一年没回去了，还是变化非常大。我不是住在市中心，是住在郊区，也变化非常大。听了一些，看了一些，觉得薄熙来在那个地方，做了很多工作，他还是在为人民服务。
这次我找我的一个亲戚，她在重庆市委一个部门工作。她说，他们的领导，叫他们上《毛泽东旗帜》网，看网上的文章。这个就是在把那些公务员往正道上引。我问知不知道《》？她说：“不晓得。但是我们那里当官的，好多都看《毛泽东旗帜》网”。
再一个，就是朱老师说的……
l 佘崇文：
我插一句。我们学会这次换届，我到某大学去了一下，本来我到那儿去找他们的一个干部，他是我们学会的会员。中午他请我吃饭，我和他们谈天，他们谈到《》，原来他们都是网民——《》的网民。有很多支持《》的网民是“潜伏”的，他没有表白，又不发言，但是他们在默默的看。
l 聂晓萍：
从政府的角度，还有一个，我表妹就是公务员，说今年重庆政府对公务员发钱的问题，控制得非常严，有些公务员有意见，说这个改革，他们受不了。好，我心头在想：你们原来拿钱拿多了嘛！还有一个，就是公安队伍，比如说我亲家的儿子，他就是我们当地刑警队长，喝了酒，就跟老百姓发生了摩擦，刑警队长当场被抓进去禁闭了半个月。包括喝酒，今年不得行了，上班滴酒不能沾。沾了过后如果被发现，绝对是开除，所以说他们还是在做踏踏实实的工作。
l 吴泽刚：
我是藏族的，前天我就下来了。我们藏族那个地方——就是在理县、阿坝州，现在他们也在关注电视头这个唱红。这个腐败问题，就是所谓的买官，很严重。现在我们那里的农村——阿坝州十三个县，存在着拿钱买票、拉票的现象。有时候啊，这个腐败就这个情况。不过老百姓就是——刚才聂老师也谈到、还有刚才这一位同志也谈到了，他就是敢怒不敢言。心中晓得——他心头是有一把秤的，他晓得共产党毛主席好。我们那儿的人，今年这个春节啊，他不买啥子，他就买毛主席像，真的！我给你们摆……（朱教授插话：普遍啊？）普遍！只有那些吃人不眨眼的资本家——新型资本家，他不喜欢。
这个红歌，确确实实呢，我们很喜欢。我们那儿有个民族风俗，要是到春节也好，哪个办喜事也好，做事也好，他们都喜欢唱歌、跳舞。现在他们基本上唱的就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前的那些老歌，还有唱的是我们的藏歌——就喜欢这些。所以他们确确实实认定社会主义国家好——就是像毛泽东那个年代一样——那个时候人人平等嘛，都晓得，象我们50多岁以上的都晓得。看病，说实在的，有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给你看，一般小病就给你解决了，根本花不到一两角钱，就解决问题了，你看不起病，当时有农业合作社啊、人民公社啊，那个时候有大队嘛、小队嘛，它就是个集体嘛，进医院就没得问题了。现在你进啥子？先把钱拿来，哪怕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先把钱拿来。
现在最危险的是啥子，在农村你们去看一下，现在全部不想做农活了，四十岁以下的——大学生那些，不管你咋的，就喊他去做他也做不下来，因为孔老二那个东西已经钻到脑壳里去了！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种庄稼，你们说一下，就是部队，喊你上前线，你没得粮食你去打啥子仗哦？我在想，你看农村上那些老年人就在说：完了！（赵磊：那里撂荒严不严重呢？）荒地多得很，现在没得人种。象我们那个村，原来就我在当小组长，我就安心把工作都放下了，现在公路都没得人修了，基本上没得人做，年轻的他不去做，他要去打工，打工回来，我还是一百个人里头担心只有两个人发财回来了，其他人有些有离婚的啥子……今天才结婚，我明天就离了。现在这个农村上就这样子的，你没得钱，女娃儿她就另外找；如果男娃儿有本事，赚到钱了，我另外找一个，把你就甩了。你就是孙孙儿女不管，妈和老汉都不管。现在这个风气啊，确确实实太不行了！
l 胡全：
薄熙来到重庆这一系列的变化，说老实话，让人民看到了希望。而他们用啥子办法来调整呢？无非就是毛主席路线，还试了一下，毛主席那套还有用，还管用。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经常看重庆台，对重庆的发展也还是比较了解。因为重庆的朋友也比较多，也经常打长话去——我发不来那个短信，就打起长话跟他们谈——有时候一谈就半个小时。这个事情确实值得期待——从重庆发生的那个变化。当然，不是我们现在一下就给它抱好高的希望，确实通过这么几十年的变化，你要想马上就给它变过来，这个不现实。这个说明你对革命的进程太缺乏了解。（朱明熙：那就是左倾！）所以说，至少我们这个党还是有希望的。
还有目前——我这点很赞成佘老的那个看法——目前，没有任何一股政治势力可以代替共产党。有可以和共产党比高低的政治力量吗？没得！而且这个“重庆模式”的出现，说明我们这个党自我还是有调整能力的，不是说没有调整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方面的希望就抱得很高——就刚才你说那个，就是说最希望的，就是不要在社会动乱的基础上，能够做到社会主义的回归、毛泽东思想的回归。
当然说到回归，我完全赞成赵老师这个看法。所谓回归，是不是我们就按照几十年前的那个干法——五零年以后那个干法，一直干到七六年。那个时代，在毛主席领导下，那样子干是正确的。但是，这儿又通过了这么多年，时代背景已经又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还完全照那样子改，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个就会适得其反。所以特别是我们那些老同志些，都在毛主席领导下过了那么几十年，尽管日子清贫一点，都过得心情舒畅，特别是我们讲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或者社会主义回归，那就是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个原则、那个方向前进。至于具体怎么样做，照搬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会有变化，你的各种政策步骤都要发生变化，不可能还是那样子来。
也就是那几十年，虽说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毛主席发觉还是有好多地方做得不太恰当的，因此，才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政策都是当时有偏差，都要调，很快就调。而且他一调，令行禁止，就调得过来。现在就调不过来，随便说个啥子，说了都行不动的。比如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和西方接轨吗？西方都是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但我们这儿就是办不到啊！说关注民生，这个话也说了很久啊？也只有这回重庆有具体步骤，以前那儿看到过具体步骤嘛？没得具体步骤！说“本届政府要结束贫富悬殊这个继续扩大的趋势”，但是本届政府的结果就是贫富悬殊扩得更大！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应该给重庆出现的这种情况叫好。它能够这样做，就是一种改良，至少也晓得照到那一套整下去，老百姓已经遭不住了。至少搞不动，再整要翻盘了，要出事了，在这种基础上的改良也是一个进步啊！对不对？至于“重庆模式”能走多远？能不能逐步逐步走到最后又触及我们的经济基础？（朱明熙：还有一个，“重庆模式”在全国能够走到好远、好广？）这个实际上——我比较倾向于这个看法：薄熙来在重庆这样子干，不仅仅是周永康去看了一下、习近平也表示支持……至少，锦涛同志应该是默认的嘛？也愿意试一下嘛，对不对？也想作出调整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都要支持重庆模式，还要注意，不能帮倒忙。你看那个南方系他们反击得好激烈！就拿文强来讲，那个也不是薄熙来指定法院——中院、高院办的嘛，还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做的嘛！文强从开始蛮不讲理到最后自己都认罪了，南方系还要来唱个反调，你可以想象右派那个反击力好强盛——非常强盛！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帮倒忙！这些教训历史上很多。光有革命热情还不够，真的还要多学习点道理，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要“醒得到板眼”！在历史上，左派始终就没得右派那么老练，右派就是在政治上显得相对成熟一些。这个教训我们要汲取。
我觉得我们这次讨论，是跟上一次的讨论隔了点时间，有更多的思考。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讨论，大家的发言更趋于理性，比较切合于实际。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那个也正常。总的一句话，要注意这个理性。通过这么多年过后，确实看到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确实高瞻远瞩，眼光非常远大。记得一个老革命家说过：如果有哪个说，他比毛主席还有更多的办法，那简直是拿我们的历史开玩笑！所以说，毛主席教给我们一些革命的原则，传授给我们一些革命理念，我们必须要坚持。但是一定要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不能犯左派幼稚病，不能犯急噪情绪，一步一步的来。
我还是那句话，作为我的结束语：我们这个党，是毛主席领导、创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毛主席领导大家几十年走过来的，只要紧紧地高举毛主席这杆旗帜，不管我们前进路上遇到好大的困难，没有克服不了的。我就谈这点看法。
l 戴文斌：
我讲一下。上次座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也没讲什么。当时第一次谈的时候，还是“重庆模式”的话题，看了一点东西，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我感觉到“重庆模式”只是缓解人民和政府与资本家的这种矛盾，这么一个缓解，还不是实质性的改变。我个人认为，实质性的话，就是毛主席说的，要调整生产关系。这个比较能够实质性的解决民生问题。重庆的房产税改革，就是把有钱人的钱，通过法律的手段拿一点出来，帮助穷人。但这个钱拿出来后是不是能有效帮助穷人，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激进的改变，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也不太现实。
l 刘轩裴：
首先我这样认为，重庆模式的出现，对于绝大多数左派的同志来说无疑是欢欣鼓舞的，也可以说是为左派打了一针强心剂。因为三十年来，深圳模式一家独大，由于大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它就成了唯一标准。而今天的重庆模式，左派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与之相对的理论实体。因为不管是南街村、周家庄、兴十四村，甚至是华西村，他们的规模都无法达到重庆的影响力。我对重庆模式的总体看法，是乐观积极的。尽管说，我也很认同这样的一种看法，重庆模式它的生产关系，依然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的。这确实是当下我们无法避免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或许跟北欧一些国家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比较类似。但它非常下力气的宣扬红色文化，这一点更接近于俄罗斯，都首先在文化上向左转了，而且重庆比俄罗斯做得更好许多。我们无法去要求重庆做到尽善尽美，这不现实。所以我认为，重庆模式的出现，即使还有多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它仍然是好的，是当前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我想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就是在重庆打黑除恶的时候，全国人民一片叫好声，除了南方报系。而在重庆读典唱红的时候，从网上看，支持的很多，这说明左派力量确实在复苏，同时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其中有许多是当时支持打黑除恶的人。我个人以为，这大概就是当今中国思潮的一种现状。大多数老百姓是不喜欢资本主义的，因为人们已经慢慢发现了它那吃人的本质。但他们无法去拒绝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已经被妖魔化了，再加上茅于轼那一帮人又经常忽悠普世价值什么的，人们反而把矛头指向了执政的共产党。话说回来，这也是这三十年来，党内右派咎由自取。
所以我有一个担忧，因为没有调查过，也就没发言权，因此这只是个担忧。对于重庆人民来说，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的去接受红色文化的？是否只是因为薄熙来书记的个人魅力，毕竟搞了一段时间了，如果从内心去接受红色文化的人实际并没有增多，那就说明作用很小。当然，我始终是保持乐观的，即使将来薄书记人走政息，如今这红色文化的建设之路也是必须的，不能因为也许会失败我们就不搞了。
我不懂经济，但这里还是想谈一些和经济有关的问题。我想，这也关于重庆模式怎样去树立在老百姓心目中认可度的问题，老百姓的认可度，是左右重庆模式成败的关键，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2010年6月12日 ，七大部委联合推出了重庆模式这一概念，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公租房规划和农民工户籍，还可以包括强化IT产业。应该说，重庆模式主要是一种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的模式，读典唱红只是这个模式的一部分。从官方给出的概念来说，它甚至不成为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薄书记能把红色文化搞得影响力这样大很了不起。然而影响力也同样有它自身的矛盾对立面，这个矛盾的对立面也就被企图搞垮重庆模式的走资派加以利用了，这也是走资派攻击毛主席，攻击马克思主义时惯用的一种手段。这个对立面就是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反而使老百姓忽略了经济发展这个现实。
我们看到，如今走资派们攻击重庆模式时，总是喜欢扣上为文革招魂的帽子，试图用妖魔化的文化大革命来否定重庆模式，欺骗，煽动老百姓对重庆模式的不满，很少有走资派会提到重庆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关于重庆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在重庆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我也没有复制下来照着念。但走资派一贯这样，故意对重庆的经济发展熟视无睹，只讲重庆的红色文化怎样怎样，企图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印象，重庆经济没上去，运动倒是搞得鸡飞狗跳的。这三十年来，他们不正是用这样的手段攻击毛主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吗？甚至在攻击南街村时，他们也这样搞。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有多少比例的中国人，知道重庆模式实则是一种经济体制模式，而不是运动模式；有多少比例的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空想家；又有多少比例的中国人，知道共产主义是一种用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以乌托邦社会为幻想的道德理想国？这个数据我不知道，但我估计数据是不容乐观的，因为走资派很成功的宣传了共产主义就是大忽悠这样一个概念。我现在有些想法想要去调查一下。
老百姓依然是最喜欢实际的，像走资派这样不厌其烦的妖魔化红色文化，不知廉耻的故意隐瞒，或是造谣诽谤我们的经济建设，受到欺骗的老百姓势必会渐渐对重庆模式失去信心，失去认可度。我相信重庆的老百姓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为他们正在慢慢地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的人们来说，是很容易受到走资派这种舆论误导的，就像走资派成功的神话了，并最终歪曲了深圳模式一样。
最后我想再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个人没有能力去研究，就此机会提出来，希望各位前辈和同志们对我作一些启发和帮助。就是重庆模式是否可以复制的问题。因为走资派们还有一种惯用的宣传方式：资本模式可以复制，比如深圳；红色模式无法复制，比如重庆。前几年攻击南街村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文章里说，重庆的老百姓称呼薄熙来为”我们的薄书记”。“我们的”这三个字让走资派心里很不舒服，那篇文章也是借这个“我们的”大做文章，意思又是搞个人崇拜什么的，走资派的颠倒黑白的能力真的非常强。只不过他们永远搞不懂，偏偏正是“我们的薄书记”这几个字，让我们看到了重庆模式的希望。
l 李节：
唱红打黑治官是多数人认为的“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在我看来，2008年打黑开始不久发生的出租车集体停运，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出租车集体停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就是运输工人以罢工手段要回自己的劳动果实。不过，在现行法律环境下，这样做却不合法。那么重庆与郑州政府是如何对待这些合理而不合法的行为呢？
2008年11月6日 ，薄熙来同志没有同意公安局的处理意见，而是与这次事件的代表们面对面地座谈。据悉，后来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8000台车一台车一个月补贴2000元，合每天66元。一台车2个司机，每个人每月平均1000元，司机们说相当于每个月的饭钱解决了。财政补贴一年近2亿元。
2011年1月10日 起，河南省郑州市的出租车开始全行业停运。据报道，占目前郑州市区总共10607辆合法出租车一半以上即5000台以上的出租车停运，对此，郑州市官方派出了数千名警察、交通系统职工，一人一车监督出租车司机上岗。官员说有2000人(便衣说有4000人)“拿着人民币”跟车，他们乘车也要付费。这个付费，首先是付给公司的，而不是直接发到司机之手的。可见，这个费里既包括出租车公司参与分配的利润，还包含政府的税收。郑州的做法是政府目前处理这类问题颇具代表性的，它的特点就是简单粗暴。因此，我名之郑州模式，并不仅指郑州一地。
2008年当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963亿元，补贴出租车司机的这2亿元占了千分之二。这2亿元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就是增加了劳动力成本，是在增加通胀。不过为什么就不能把它看成二次分配、增加的是消费需求、反而有助于降低通胀呢？同所有正常的人一样，每位警察每天至少要消耗2000大卡的热量，当他做出租的监工而不是承担本该承担的责任时，他的消耗并不因此而减少，这部分消耗只能来自农业或工业生产的食物，约合 1200克 面包，面包是用钱交换来的。出租一天如果载客行程 500公里 ，警察陪同还要出部分钱，警察的消耗本可不浪费在监工上。同样是花财政的钱，同样是劳动成果的二次分配，因为用途不一样，效能也不一样。重庆模式与郑州模式哪个效率更高？不是一目了然吗？因此，出租车集体停运的重庆模式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体制内与体制外力量的合力没准是回归社会主义的一个支点。
l 田丰：
我说两句，我昨天晚上才从重庆老县城彭水县回来。我从一些比较微观的地方来谈一下重庆。当然，从我的初步感觉，我对重庆可能要泼点冷水。“重庆模式”的本质是啥子东西？第一个——我先从微观的说起——我有个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学，他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他头几年——零九以前，他的家庭收入比较贫困，那个时候政府没管他。到零九年以后，政府就开始发低保。到去年，条件就稍微好一点。去年重庆推出廉租房后，政府就给他——因为他吃低保，一套四十多平方的廉租房，租金是一块钱一个平方，很便宜。但我这个同学，他觉得地方太窄了，他就不愿意。政府街道办就说，如果你不愿意要这个公租房，就给你房屋补贴，你自己在外面租房子。每年给他补贴二千八百块钱左右。他现在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是三千五，那么每年他自己只需要花几百块钱，就租一个大概六十多平方的小套二的房间，一家人住也比较宽松。
这样子，我这个同学，他在零九年以前，他每年要在父亲手头领一万块钱。他父亲是个退休教师，他父亲资助他支付这个房租和家里面的生活开支。他的收入就基本赶得上当地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的这样一个生活水平，就有明显的改善，就靠政府给他发钱来改善收入比较困难的群众的一个……但是他本身的——他自己的收入来讲，如果是不算政府给他补贴的这部分的话，他的收入还是比较低的——他两口子一个月，大概不到三千块钱，实际上就在工厂里面干的这种合同制工人，随时都可能被下岗。所以从根本上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除非就是长期的低保和长期的房贴，我觉得没有解决他的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他的生活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我另外一个同学，一个工人，他原来也是合同制，今年终于转正了，成为正式职工。他这个专门包这个县上的二级公用工程，二级公用工程，就是政府发包出来的。他们这个公司也属于国营公司，去承包。他就讲了这么一个细节哈，因为他们的公路要铺石子儿，他们是那种水泥路和柏油路，这个石子儿是从私营的老板那里去购买。我就问他，你们是不是也能够合伙几个人去搞一个专门生产打石子儿的这种小企业，然后卖给这种工程里面？他说，根本不得行。你办一个工厂，根本就无法卖给这个工程内——它根本不得买。就是说，这个系统工程里面，它的每一个原料的来源，对各种各样的角色，已经是固定了的，你只能在某一个点去购买这个东西，其他地方，你插不进去。那么利益链，也就是完全固化的利益链。那么其他那些，要进入这个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通过这个我才发现，实际上官僚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细节、一个触觉，它那种经济体系附着在官僚体系的外面，你其他的人想要进去，你不经过官僚系统进去，你普通老百姓根本进去不了！我感受的第二点，你普通老百姓——在官僚体系之外的老百姓，你要进入这个经济领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象利润比较高的这种领域。
第三个，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现在是我们那里公安局的副局长，昨天晚上本来应该是约好了在一起吃饭，但恰好他准备来的时候，当地一个乡上的农民要跳楼。他没得办法，就来不了，就赶快到现场去了。那么这就说明，以前他作为副局长，根本就不得过问这些事情。但现在，只要出现这种人命的这种事情，那个副局长都必须亲临现场，不亲临现场他乌纱帽就面临问题。所以说，我从这个事情初步的感觉就是：“重庆模式”的本质是啥子？它就是一个清官体系，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传统的“清官模式”。薄熙来给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刚才聂老师其实也谈过——给官僚的压力非常大的。这种事例是很多的，包括在重庆街道上，其中一个肚子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因为重庆要求办公室的人员全部上街去值勤，当时找不到人了，肚子比较大的一个，他就代人家去值勤。结果被王立军看到，当场就下课。不听任何解释。所以给官僚系统的压力是很大的。
它的这种模式——就是从现阶段来讲，它是一个清官体系，但它无法触动整个模式——就是原有的这种发展的结构。因为我们这种结构，它那种官僚体系和资本体系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你如果不把这种经济基础打碎，你的官僚体系无法改变。
还有一个搞忘了，就是说，关于吃低保的问题。我有一个亲戚，在当时的发改委，他现在又在一个水电站一个工程里面进行核算——当会计。工程是八年以前，县政府承包给一个私人包工头的。当时承包交给他——这个包工头工程的时候，这个包工头只花了几千万——可能就两三千万。这八年以来，这个包工头通过关系得到这个工程以后，根本就没动工，而是每年只在书面上制定一个工程进度，上报给政府，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动工，八年下来还摆起的。这一次，今年清算这个工程，因为八年都没动工，那么政府看到没有动工，就要求把这个工程收回来。照理说的话，是应该清算这个包工头，要喊他赔偿才对头——你把工程耽搁八年你都没动工，你还……决对应该去清算他的。但结果是政府还给他补贴了一个多亿！他什么都没搞，还给他补贴了一个多亿！就是说，他什么都没做，摆了八年，他还赚了一个多亿！这就是我们的官僚体系在现有的经济发展、生活中，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和效益！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这种私营经济的模式不改变，你无法触动这个官僚体系。
那么就是说，薄熙来的压力就在这里，他触动不了这个官僚体系，他只能按照程序来走。按照程序来走可以啊，比如吃低保的问题，我那个亲戚就在说，他们现在清理那个吃低保，开奥迪车的吃低保，还有一个，不吃低保的人也吃低保！反正五百块钱低保费，反正签个字，人头是随便找，该吃的都有了，但是不该吃的也在吃，反正我发你五百块钱，我收两百块钱回来，给你三百块钱，老百姓觉得也可以，反正我有几百块钱拿，他又不去检举也不去举报。就说政府发的钱，老百姓觉得——就象刚才说的——反正无所谓，钱揣到包包头，我也难得去管这个东西多少……当然这个官僚体系腐败就不说了。
所以，我觉得“重庆模式”它能够走多远，就在于薄熙来能不能触动这个经济基础……如果还由这个私营的模式进行运作，他肯定无法触动整个这个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运作、它就是官僚和资本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就这么回事。他要触动这个——“重庆模式”进一步的深化，唯一的可能性就在于把老百姓发动起来，改变这个经济模式和经济结构，否则他可能就一事无成，人走茶凉。
l 倪剑雄：
我是大约从06—07年的时候，在《》上看到左派的文章，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文革的背景关注得比较多一点，然后了解了一些文革当中的事情。对于“重庆模式”，我现在了解得不太多，刚才听了前辈讲了一些情况，我大概有一个粗浅的想法。我觉得这个“重庆模式”和我们现在这个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潜藏的矛盾增加，都有一些必然的联系。在07还是08年西山会议之后，贺卫方不是提出要共产党重新去民政局登记。这个事情对我震动比较大。那段时间我很关注这个事情的有关议论。我觉得贺卫方这个说法是非常荒诞的一个说法。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党的信任，历来还是比较坚定的。我觉得共产党的存在对中国人民的正常生活是个根本性的保障。虽然现在党内也有左派和右派，也在发生争论。
后来，我读有关的书籍学习，开始了解当代历史，慢慢就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站在共产党左派的立场上，因为左派是代表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的，这个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因此就在这个背景上，我对这个《》啊、以前那个《中国工人网》、还有《毛泽东旗帜网》都比较关注。我觉得这个“重庆模式”——现在它的做法，就是唱红打黑，出了些施政的措施。那么唱红打黑，我觉得是一个信号的性质，比它实际的性质更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面临着中国的官僚资本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本身已经形成一个很大规模的形势的时候，它不能够把目标定得太高。因为文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教训，就是说你急促的搞革命，没有合适的条件的话，效果不一定好，可能还是一个起反作用的事情。
因此，我觉得这个唱红打黑，在最近若干年之内，可能主要都还是起一个宣传的作用。民间、基层的信仰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的那些力量，重新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左派势力，这样子去影响这个政局。至于它以后怎么发展，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观察的事情。或者，有一天会触动它的经济基础，会带来一个大的改变；或者，它只是起个抑制作用，抑制现在中国的右派——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想夺权的这么一个动机。为啥子是这么一个情况？是因为我觉得，改革固然有很多弱点，有很多不足，有很多丑恶甚至罪恶的地方，但是改革也带来了很多启示。
现在的经济基础，如果要回复到毛泽东那个时代，那么至少在很多层面上，会有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一个是资产阶级本身那个经济模式建立以后，要改变有一定的难度；还有一个就是，民众对文革、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的认识，会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有待于我们观察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左派这样一个聚会，就起一个宣传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把那些对毛泽东时代有良好印象的人、对毛泽东的思想理念有充分信任的人、对共产党有肯定态度的人重新团结起来。这种政治性的肯定、信任，对广大群众来说，往往可能是被生活当中的经验掩盖了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不相信政府、不关心政治，其实他是把这种说法当成一种自我掩饰的方法在做。因为人关心政治是必然的、永远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热度。
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很多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告诉他，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搞不走的。总有一天，社会主义这种思潮会重新兴起。至于是否会回复到毛泽东那个时代——76年以前，这个是有待于观察的。我认为，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因为，建国初期，我看了个资料，大概说，那个时候中国的中学生，才1.4%——好象是这个数字，总之很低。在那种情况下搞革命，就有很多底层的老百姓不知道咋去做。那么做出来就难免有很多在今天我们看来应该指责的地方，比如打人啊、肆意折磨人啊、包括被走资的官僚集团利用，做了很多暴力事件，很多我们今天不能接受的事情。以后再发生这种革命，会不会还有这种事情？我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文化素质提高了，不会那么极端，但是会不会，还要看具体咋操作。如果是轻率的做，没有一个深入的宣传过程，没有一个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充分的宣传普及，这种暴力事件、这个不该发生的、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的事情，还会有。这个就给现在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宣传工作要从从容容的做。
l 巫峡：
今天的讨论会开的很好，谢谢各位老师的发言。
（ 2011年2月24日 整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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