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留守儿童与缩小三个差距

    前面说到重庆由于各种原因，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很多，留守儿童数量也不少，那么，重庆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做的如何？去年中秋节，重庆市组织了一个“我和爸妈过中秋”的活动。由政府出钱，组织了60多位优秀的留守儿童，在中秋节期间，送他们到深圳与父母团聚，过一个合家团圆的中秋节。虽然这一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作为享受了西部廉价劳动力、更为富裕的东部地方政府，为何不出钱做这样的活动呢？某种程度上，重庆是在倒贴给东部富裕地区，为的只是农民工的安心和一个个家庭的幸福感受。西历2011年元旦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市委书记薄熙来和部分市领导，特地安排了与100名留守儿童一起迎接新年。他们先是在室内一起联欢，吃饺子，每个留守儿童都得到一份礼物：装着文具的书包和一些课外读物。新年快到的时候，市领导与留守儿童们一起来到解放碑广场，与十几万群众一起等待新年的钟声。当然，100名留守儿童对于重庆全市110万留守儿童来说，也只是象征性的。但是，这个举动象征了重庆是一个大家庭，重庆是一个有感情的城市，每一个重庆人都会关心重庆的孩子。除此之外，重庆还做了很多实际工作。
    西历2010年，重庆市在农村新建寄宿学校480所，加上此前已建成的1600所，重庆市让100多万留守儿童都能进入寄宿学校上学，这对于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山区农村孩子来说，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我没算这项工作花了多少钱，但我还知道，重庆市在寄宿学校内安装了2000多个“亲情视频聊天室”，5000多部“亲情电话”，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能与远方的父母方便地沟通。此外，重庆的一些区县还组织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义务担任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还有心理专家对心理状况不佳的留守儿童免费开展“一对一”的心理辅导。2011年新春，重庆市向1万名困难教职工、10万名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15万余未能回家的留校学生发放了1600多万的慰问金和礼包。今年6月，重庆市决定为110万3-16岁的留守儿童做免费体检，仅此一项就投入1000多万元。体检之后，还要为每个留守儿童建立健康档案，这会给他们远在东部的父母多大的安慰？
    九年义务教育是不需要学费的，但还是有些留守儿童家庭条件较差，因此，在大部分中小学，重庆市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全市的整体情况我缺乏数据，在重庆市渝中区，我了解到的数据是，渝中区为了保证每个孩子每天一瓶牛奶，全年花费约200万元；为困难家庭孩子提供的免费午餐，全年72万元；免除学生作业本费用，全年200万元；免费体检，全年58万元。
    总的来说，重庆市为100多万留守儿童付出了大量财力和心力。事实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本来应该是由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或地区支付的。由于制度上的不协调，重庆市只能靠自己并不富裕的力量来照顾好留守儿童。这不仅仅是爱心，它还关系到这些孩子的成长，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未来。因此，从全国的角度说，重庆市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工作，既是在本市范围内“缩小三大差距”的行动，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缩小三大差距”的重要举动，它完全是一种为了全局的付出。笼统地说，当东部地区因农民工的安定而获益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感谢类似重庆这样的西部地区的付出。
    前文说过，尽管对于西部地区留守儿童的关爱体现了社会的善良，但是，这一现象的大量存在、长期存在，并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它意味着还是有人在为不合理的“廉价劳动力”提供额外付出或补贴。我与电视栏目编导讨论这个话题时提到：有没有意识到富士康的一部分员工，他们的孩子可能就是留守儿童？而苹果公司、苹果手机赚大钱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愿对流水线上的中国员工负责，只给他们很低的工资，使他们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我们每一个购买苹果手机的中国人，实际上都对留守儿童负有责任。当然，这里的“苹果”只是外向型经济的象征。讨论当场有人反驳说：如果我们不买苹果手机，那些留守儿童更悲惨。从现实来看，这种反驳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一个更合理的状态来说，中国政府应改变对外合作的政策，不能一味迁就外资，而应该增加中国员工与资方的谈判能力，从而集体提高中国员工的待遇，让他们能把孩子留在身边，而不用留在西部农村。
    但这只是一方面。有一些西方资本的代理人常常说，如果中国提高工人待遇，西方资本家就会把工厂搬到越南、印度、非洲等地。这实际上是一种要挟，逼迫中国工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逼迫中国不得不长期存在大量留守儿童。对此我想说，第一，印度、越南、非洲之类的廉价劳动力想同中国竞争，基本上没有优势，因为，中国工人的素质是那些国家无法比拟的。在规模上以及文化教育水平上，中国的农民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可取代的。制造业的熟练工人至少需要初中水平，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普遍不如中国，更何况中国人自古就有的勤劳也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因此，我们不必太担心这种要挟。其次，世界上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贴了外国牌子后，成为世界畅销的产品。但最大的利润都被西方人赚走了，中国只赚到很小的一块，除了买办能够发财外，中国的工人很难提高收入。这一现象也说明中国的制造水平已经是世界一流，我们缺的只是品牌、设计、销售等软实力。如果中国政府改变方针，大力推动中国自主研发，我们的“中国制造”完全可以在同样质量水平下，比西方品牌价格更低，中国还赚的更多。某种程度上，这就要改变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优势的“深圳模式”。中国不光要做到“中国制造”世界第一，还要做到“中国销售”世界第一。中国要有信心和能力在世界上重新分蛋糕。只有这样，“中国制造”员工的福利待遇，更多将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在“缩小差距”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工人的待遇就能提高，避免出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现象。西历2007年，重庆市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重庆市共有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230万人。前文说过，四年后，到了西历2011年，重庆的留守儿童减少了100万左右。这样一个数字的减少，不只是人口结构的原因，而应该理解为近几年来，重庆外出打工的农民减少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重庆本地的经济发展了，很多农民可以在当地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他们便不愿远离家乡了。这实际上也是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方式之一：只要本地经济发展了，人们背井离乡的愿望就降低了，留守儿童就不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在此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东西部区域差距的缩小。与之相伴的也必然是，重庆本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缩小。因此，留守儿童问题，的确与“缩小三大差距”有关。重庆提出“缩小三个差别”指导纲领，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它并不一定能立竿见影，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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