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应经营亚洲，坚持地区性守成”
来源《东方早报》2011年8月1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1-08/01/node_23.htm
东方早报记者 陈良飞
在支持建造航母一事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是坚决的。他认为，航母体现的是国家捍卫海洋利益的战略能力，而这种战略能力的拉升在当前主要并非出于作战的考虑。
张文木曾经写作《论中国海权》一书，在书中，他指出，中国的真正战略任务在于维护主权统一，实现台海统一，这是“二战”以来雅尔塔会议、《波茨坦公告》等赋予作为战胜国中国的权利，而现在这一权利过去60年了，还只落在纸面上。
航母应先从黄海浮出水面
东方早报：中国航母建成后到底可以干什么？
张文木：这是中国海权事业的一个很大进步。中国对世界贸易的依赖已经很大，确保在海权方面的权益很有必要。
前几天，我碰到一个美国人，他问我，中国造航母你支持么？我说支持啊！他说，我们美国都不要航母了。现在他们是不要了，但几十年前美国遇到海上压力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那时候的美国同样是要建造航母。当时，我就跟他说，你们不要，都给我，我们全要。中国和美国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航母体现的是国家捍卫海洋利益的战略能力，而这种战略能力的拉升不仅是作战，中国航母的出现也不仅仅是出于作战的考虑。甚至在当前主要不是出于作战的考虑，航母作战主要是运用于远海，我们在远海方面目前远没有那个能力。
中国建造航母有利于完善不可中断的舰船技术链条，是带动中国海上技术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个阶段，西方已经超越了，我们刚刚起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航母是和平性质的，将它理解为“威胁”是不对的。它是中国的海上技术以及对海洋安全观念的大飞跃；这也是中国的海权、制海权建设的大的提升，但目前这种提升还是处于技术层面，远不在作战层面。
现在有人说，航母已经落后了。的确，航母发展到今天会有它不适应的地方，但是，现在大家纷纷提出、论证的那些先进的海上技术，都没有经过充分的实战检验，唯有航母是经过充分的实战检验的。中国现在发展海军，在没有现成技术的条件下，是选择纸面上论证的技术，还是选择经过实战检验的航母技术？当然要选择有实战经验的保险技术，尽管航母不是最理想的，但它是经过无数次大海战检验的。
迄今为止，航空母舰仍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统一。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艘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
还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空母舰不仅成为多余，而且还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棺材”，因此发展航空母舰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空母舰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空母舰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恩格斯在1877年回顾欧洲舰船发展历史时说过：“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航空母舰就是这样一个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航母建设是当代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没有航空母舰，或没有与航空母舰同等效力的海上机动作战平台，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
也有人提出过“浮岛技术”，我也了解过，“浮岛技术”很有开发潜力，也可能将来取代航母。但是它目前的论证也只是纸面上的，没有经过实战检验。而航母已经历了“二战”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大规模战争。
所以，当一个国家在做重大项目的技术选择时，不能轻易依托于一个只有纸面论证而无实际检验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发展航母的考虑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无从选择条件下的选择。如果能同时启动相关替代技术研发的话，这样的选择就是正确的选择。
东方早报：中国航母会不会引发区域紧张局势？
张文木：这牵涉到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问题。中国的海洋战略有两个方向，一个在南方，一个在东部，也就是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这两个方向。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这两个方向的性质。
事实上，中国的真正战略任务在于维护主权统一，实现台海统一。那么，围绕着台湾问题，是谁威胁着中国国家统一呢？当然主要不是南中国海方向的国家，而是美国和日本。因此，从作战性质以及围绕着航母的作战力量和布局来说，航母自然应当在东海，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要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今天，谁阻碍中国台海统一，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认为，黄海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比较理想的诞生地。这样既表明我们的战略方向，又表明我们对南海和平的愿望。有时候，一个地点的选择，会带有象征性、宣示性。
中国海军阅兵几乎都是在黄海进行，而少见于南海，这表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采取团结的姿态以及中国海洋战略重心所在。
南海争端要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如果航母要开过去，那一定是不得已的事。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整个海洋战略方向不应该将昔日的朋友变为对手。不然那就不叫战略。好的战略是将对手逼成朋友而不是相反。
因此，我认为，在今后相当的时期内，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在南中国海海区作用范围不要太远，主要是积极防御，即使进攻，目的也应当是自卫性的。
东方早报：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建造航母的同时，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购买潜艇数量在上升。你觉得这些因素有可能削弱未来中国航母在该地区的实际效用么？
张文木：这是无所谓的。我们不会跑到澳大利亚附近的那些区域作战，至于日本，日本与欧洲国家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因此，日本拥有核武器，对美国人而言，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至于日本目前的南向战略，我相信在与俄罗斯北方岛屿争议以及“朝核”问题，以及美国在冲绳撤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日本向南推进，更多的只是画饼充饥。
邓小平当年“搁置争议”的主张不是现在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主权问题也可“搁置”，邓小平明确地说，“搁置争议，主权在我”。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同时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要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搁置争议”的思想。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反霸、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生产力。当时，邓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搁置争议”和“三大任务”，这就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统一。不能误解更不能曲解邓小平“搁置争议”思想。这是一个积极的和充满辩证智慧的战略。
在整个战略布局上，中国当然要优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另外从岛屿链来说，台湾是我们整个东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前拱地带，与旅顺、大连和海南岛北南连为一体，构成中国大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海上护卫带。这个护卫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考虑到中国东部沿海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带，及还有相当部分的核电站存在，我们必须尽早尽快实现对这一海区的制海权。从操作层面说，中国将近期战略目标集中于实现台海统一，属自卫性质，这样作战半径就小很多，其胜算把握却大很多。
所以说，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尤其是其中的东中国海的制海权的强弱，关系着未来中国的生死存亡。由此而论，中国航母的出现，对中国未来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如果有人说它是“威胁”，请问，难道让有航母的国家像当年“八国联军”那样自由进出中国领海，才不算“威胁”么。美国不说，日本早有航母了，中国为什么一有航母，就成了“威胁”。这又是一个在海权问题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案例。
中国战略目标在台海统一
东方早报：目前中国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加速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保护中国已走向海外的国家权益；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会加剧国际上的紧张局势，从而最终损害中国地缘战略地位。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文木：这两种说法都是在用西方人走过的路来看描述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在用西方之心度中国君子之腹。中国就是走得再远，其性质与西方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在捍卫主权方面，比如在台海统一问题上，我们是坚决的、进攻的；在走向世界问题上，我们尊重世界多元性，主张和谐原则。因而我们的海洋利益推进是有理、有利和有节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新书《论中国》里面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是对的，这是雅尔塔体系的概念。在雅尔塔体系中，中美之间应该是协商的。但在我的理解中，中美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前提，首先是台海统一。不能离开这个前提空谈“中美共同体”“或中美国”。
东方早报：中国海军近期屡次通过日本近海，进入西太平洋进行训练，这是否有意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呢？
张文木：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是国际霸权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概念，它本质上是阻碍中国统一，因而是一个非法的概念。“第一岛链”把中国分割了，我们要实现祖国统一，当然要打破它。至于“第二岛链”，如果仅从海洋地理考虑，中国在相当时期内其海上力量还作用不到那里，即使到了，它也属于雅尔塔和平体系内支柱国家的协商关系，因为这里不牵扯中国主权问题。中美这两个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在此“鹬蚌相争”，也只能是受雅尔塔和平体系管制的日本得利。
再者，中国的战略目标在祖国统一、遏制“台独”上，这是正义的事业，更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一个光荣使命。为此，中国海军通过宫古海峡无可厚非，况且中国海军通过的区域只是公海，它对任何国家都是开放的，中国多走几趟是自然的事。如果都从美、日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海军去哪都不行，都是“威胁”，中国最好没有海军，让他们随意出入中国海，这是否才可让他们放心？
东方早报：西方认为，在美国海军通过一系列协议建立的全球海上秩序中，中国是一个免费搭车者。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张文木：这是一种“妖魔化”的表述。美国曾经在近代“利益均沾”，那算什么？这一点也不妨碍美国后来联手苏联建立针对欧洲的雅尔塔体系。况且我们只要求在主权范围内，而不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即雅尔塔和平体系之外实现我们的主权统一。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只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实际上享受雅尔塔体系赋予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这是不公正的。国家统一是我们判断利益关系的着眼点。一切都要从这里出发，斗争也要从这里出发。祖国统一，是我们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台海两岸自己协商的事情，外部没有干涉的权力，因而与“挑战美国另外建一套海上秩序”的说法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鉴于英美的教训，中国海军要向外走，一定要坚持有限原则。因为世界是多元的，尊重对方，同时也减少了你的资源支出，这样中国就可长治，世界就能久安。目前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目标就是有限目标的另种表述。
中国应经营亚洲
东方早报：中国未来在海外军事基地问题上是否会有松动？
张文木：在这方面，不能学西方，中国一定要走出一条新路。在海外，我们应发展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像这次索马里护航就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有些国家就给我们提供了补给和场所，这不是帝国主义意义上的“海外基地”。
“海外基地”概念本身就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在全世界扩张，未来世界肯定要建立在和谐关系之上，不和谐是不行的。美国就是想独占，建那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就是为了独占，结果做不好就会把自己拖垮。至少在30年之内，中国的战略目标就在于实现祖国统一，甚至50年，100年内，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就是像中国古代的做法——经营亚洲，地区性守成。
中国的海权肯定是“有限海权”。海权走得太远会出现资源消耗大于进入，并由此导致国力快速衰退的现象。美国、英国是“无限海权”，这是由他们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他们的国家完全裸露在海上，没遮没掩，这样就必须将自己的安全边界推得远远的。与美国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处于“长袖善舞”的最佳状态：东北这边有朝鲜半岛抗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挡着。新中国诞生时，朝战和越战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下开弓，跟美国打了十几年，中国大陆“身体”没有受损伤，坚持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部地区有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以及俄罗斯的东部空旷地带，使中印俄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空间，其“减震”条件较充分。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上述条件使它伸缩自如，这个条件在未来发展中还将继续产生积极作用。所以说，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看出了这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中国五千年来可以保留这么大的版图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坚持地区性守成，没有向全世界扩张；与此相反，匈奴人和蒙古人曾向世界扩张，结果他们的帝国都非常短命。所以未来我们要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遵照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今天我们说的“和谐世界”也是这个意思。
中国既然没有以全世界为目标，在“海外基地”方面就应该有新思路。所谓新思路就是应该通过友好、互利的方式，取得相互尊重的合作，比如这次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护航，有的国家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向我们提供补给。如果不够互利，人家不愿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出一定的让步，或再等等，不要去强求，强求就需要更大更多的资源，强求的事多了我们就会力所不及，结果会拖垮国家。与英美国家不同，我们的目标不是全世界，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些。
至于海外利益保护的问题，如果中国把自己和把亚洲经营好，中国也就有了威信。国家有“威”，在国际上才有“信”，所以只要中国自己强盛，在外部世界就有影响力；你自己垮了、分裂了，那人家就要欺负你。比如在这次的利比亚冲突之前，中国先将自己的企业和员工撤回来，以后不管是谁执政，最后他们都要来中国谈判，要中国企业重新返回利比亚，这样我们就有力量保护中国企业和员工在利比亚的利益与安全。我们正在探索与西方不同的路子来保护国家海外利益。
要突破超越马汉理论
东方早报：自海权理论创始人塞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权问题已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广泛地将英文sea power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理解“海权”这个概念呢？
张文木：近代的法权理论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础。在国际法上，海权是为主权服务的，主权就是包含“权利”（right）的含义。只有主权国家才拥有带有right的海权，不带有right海权那是制海权，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国家组织就没有海权，但有制海权，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就没有讨论海权的必要，台湾有的只是“制海权”（sea power）。
我们需要的是对马汉的海权学说扬弃性的学习。我曾经也欣赏过他的理论，后来发现它与被压迫民族的经验相脱离。我们要从列宁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视角，结合中国的经验对其加以突破和超越。我认为，马汉“海权”理论的优点在于用世界视野审视一国的发展，有全球眼光，与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著作比如“武经七书”比较，这是马汉学说的优点。但他的缺点在于没有是非观念，及由此产生的对力量的运用不加节制，后来乔治·凯南遏制理论、继而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以及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都有这个缺点。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让这些无节制的战略学说拖得疲惫不堪，甚至可说是“狼狈不堪”。鉴于此，我们应突破马汉的海权理论，将权利（right）的意识融入海权理论，这样的海权理论便有了节制意识。我刚接触马汉理论时，也没有想到power概念的缺陷，但后来我想到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只讲power显然对中国的未来是不够和不利的，我们应从主权权利理论中的“自卫权”的角度考虑海权理论。我们应当把海权中的权利和权力分开，由此必然要把海权和制海权分开。马汉是把这二者混在一起。
东方早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海权”具有哪些自身特点？
张文木：在主权范围内，比如在台海问题上，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中国“海权”是坚定的、攻势的和无限的；在国际范围内，是协商的、节制的和有限的。“和谐世界”，就是中国“海权”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
东方早报：我们也看到，你提出“永远不称霸”是中国发展“海权”的原则，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张文木：实际上，在利比亚事件上、在索马里护航问题上，我们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这次利比亚事件中，中国组织大规模的在利人员撤退，还派出中国军舰赴利比亚附近海域为撤离人员船舶护航，表明我们的海运能力近些年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因此保护了在利比亚工作的中国人的安全，避免了像在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个时候，海外中国人的安全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政府最大的责任。
东方早报：中国的统一进程与中国海权实现进程是什么关系？
张文木：两者是统一的。中国海军不到，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但海军又不是用来打台湾的，海军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阻隔“台独”和海外支持势力之间的联系。在台海统一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做收缩性调整，这涉及21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和中国发展的大方向。我们应记住，与美国、英国不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我们只能在最核心的利益，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可以采取完全和强有力的攻势，而在东北亚、南海、中亚这些与美俄核心利益联系紧密的区域，甚至更远的其他地区则应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威慑性守势。如果不是这样，届时恐怕我们连台海统一的成果也保不住。
东方早报：深海战略如何和“海权”的实现结合起来呢？
张文木：深海战略也是为了自卫目的。目前中国依托核潜艇具有二次反击能力，而中国的二次反击也是自卫的，当所有的打击手段都失效时，二次反击是非常有效的，因而它对侵略者是极具震慑力的。
这是一种终极防御，也是中国海权实现的一个终极保证。但在中国附近的浅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浅海，目标极易暴露。因此中国的海洋战略必须是深海的，这不仅是中国远洋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本土安全防御的需要。
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
东方早报：未来十年，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是什么？
张文木：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国海军最基本的任务和目标。与美国海军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方面。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差距，因为技术差距在不同地理空间表现是不一样的。海洋高技术在近海就很难发挥作用，只要中国海上目标不是太远，技术差距是可以用大陆近岸优势弥补。唯技术论是无战略意识的表现，优秀的战略设计可以弥补技术上的劣势。历史上失败的国家，并不是技术条件差的国家，而是在某种战略环境中其技术无法发挥作用的国家。古代如中国宋朝，现代如苏联，就是这样。依我们目前的国防技术，只要不在远海，在近海用于维护祖国统一是足够的。
美国海军是以世界为目标，我们并不以此为目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战略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要以“和谐世界”为交往原则，在主权范围内则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鉴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中国的国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应坚持不懈地将战略导弹部队放在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海权要在战略导弹部队护卫的前提下推进。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没有使中国人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主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具有成熟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而不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
中国海、空军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将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发展的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其从近海向远海推进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较量经验的中国海军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这段艰难阶段并能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那样的压力。
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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