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唐时期，李世民总结两汉治边经验，提倡节制和慎战的思想。与唐初那种风发进取的诗风不同，玄宗开元时期“政治诗”不再局限于“反映人民疾苦”及一般性地“反战”，而是婉转地对玄宗好大喜功的治边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似乎注意到唐初治边思想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实践，基于这些历史经验及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新中国外交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的新中国与印度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外交基调。
初唐①贞观年间（627-649年），李世民总结两汉治边经验，提倡节制和慎战的思想。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4-756），朝廷对外“失之过当”且“不必要之攻战”②多了起来，与此相应，唐诗中一般意义上的“反战”诗也多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尤其边塞诗与唐初那种“纵横计不就，慷概志犹存。杖策竭天子，驱马出关门”③的风发进取的诗风已有不同，唐开元时期的诗歌中的“政治诗”多了起来。不再局限于“反映人民疾苦”及一般地“反战”，而是在用唐开国之初提倡的节制和慎战的思想婉转地对玄宗好大喜功的治边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似乎注意到唐初治边思想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实践，基于这些历史经验及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新中国外交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指导下的新中国与印度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外交基调。
一、唐初节制拓边思想及其诗意表达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会议期间参观杜甫草堂，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④。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从文学的视角阅读唐诗。其实，政治诗是唐诗中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研究战略思想史的学者深入发掘。例如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所表达的抓主要矛盾、缩小打击面、节制使用武力、将武力仅用于自卫的思想；再如高适“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所表达的则是战略目标不可大于支持这一目标的战略资源以及补给能力的认识。这些都可归入“政治诗”范畴。
在汉语的话语体系中，“汉唐”常被一起使用，唐朝的历史与汉朝的历史确有密切的联系。东汉的治边政策是存在严重失误的。西汉反匈奴有功，功在反侵略；东汉尤其是汉和帝及其后的各代反匈奴有过，过在民族压迫。结果匈奴溃败后，更强大的鲜卑族南压而来，将中国北方生生压出了一个“五胡十六国”的大乱局。
西汉时，鲜卑远居辽东塞外，东汉初南北匈奴攻战，匈奴力量削弱，鲜卑乘机坐大。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众内归，至洛阳朝贡，受刘秀封王。明帝永平年间，辽东太守支持鲜卑攻杀北匈奴。和帝（公元89-105年）时，窦宪、耿夔击败北匈奴后“铭功封石，倡呼而还”，从此“漠北空矣”1，北疆出现“地缘真空”，半个多世纪后这片真空地带逐渐为鲜卑占据。“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2鲜卑又纳匈奴残留人口十万余，从中原王廷的属夷逐渐转为东汉王廷劲敌，而“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亲母都是鲜卑族”3。可以说，李唐王朝的出现恰恰受惠于400多年前东汉治边时无谓打破匈奴和鲜卑西东平衡的严重失误，正因此，李世民在开国之初对汉朝治边失误也有更深的洞察。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魏书》说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多里弹汗山设立王庭，统一鲜卑各部。此后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以至“汉患之”4。
漠北空，鲜卑起；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窦宪意识到北疆战略力量失衡将要产生的危险，复上书“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5。但为时已晚，帮助窦宪驱走北匈奴的鲜卑人“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6。以至于《后汉书》范晔指责窦宪“忽经世之规”，朝廷“自后经纶失方”，其错“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7，终至国以三分的悲剧。此后，鲜卑坐大，进驻中原，与汉人融合成为隋唐新人。陈寅恪说：
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8
历史学者赵文润指出：
秦汉王朝是两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王朝。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以后，隋、唐特别是唐前期，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实现了各民族交融、联合的统一王朝。华夏文化广泛吸取了周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成为隋唐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渊源。之所以会如此，其一，隋炀帝和李唐皇帝都带有鲜卑族的血统。隋文帝杨坚是一位相当鲜卑化了的皇帝，其妻独孤皇后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其子杨广很显然具有鲜卑族的血统。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随鲜卑族宇文泰入关立有战功，与李弼、独孤信等为八柱国，赐姓大野氏。李虎的儿子李昞，妻独孤氏，鲜卑族；李昞子李渊，妻窦氏，鲜卑族；李世民妻长孙氏，也是鲜卑族。因此，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亲母都是鲜卑族，这是毫无疑问的。9
高适是懂政治又了解历史的边塞诗人，他在《登百丈峰》一诗中对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即将匈奴换成鲜卑因而“白忙活一场”的汉朝边疆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诗曰：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勾奴终不灭1，寒山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明末清初学者唐汝询说出了高适此诗“叹苦战之无益”的主题：
此叹苦战之无益也。言登高而望边境，见汉垒而想去病之北征，其时以为必灭奴而后已，然终果灭乎？狼居胥之封徒草草耳。既无足称，然睹鸿雁之飞而独伤怀抱者，窃有感于传书之事也。夫去病伪功而取封，子卿守节而薄赏，适盖有概于当时矣。2
从汉之后中原王朝更迭走势看，高适及唐汝询——可能受司马迁“是以建功不深”3评价的影响——对武帝反匈奴政策的批评有张冠李戴之嫌，对霍去病及苏武的评价有失公允且过于轻率。因为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性质属于自卫，但到东汉和帝时，窦宪、耿夔出击北匈奴并造成“漠北空矣”的举动已超出自卫界限，徒为虚功，向已经衰落的北匈奴炫耀“铭功封石”大汉族武力，实为不智之举。高适将东汉窦宪、耿夔的错误归于霍去病，正如将秦二世之过归于秦始皇，是不合适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将高适对西汉治边失误的批评用于东汉，还是正确和有益的认识。
与两汉相似，唐初太宗乃至武周时期的边疆政策还是属于自卫性质，可到玄宗时期，其边疆政策就有好大喜功倾向。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4这话对于唐开元以降的朝廷政治而言，也是适用的。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唐初太宗时期边疆用兵是比较节制的，目的属“恢复旧疆”，“中国所费不大”；玄宗时期，对外“不必要之攻战”多了起来5。与此同时，唐诗中对玄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批评也多了起来。这些批评性的诗歌已不简单的是“对开边战争的厌恶”6，也不仅仅是“同情下层人民”“反映人民疾苦”7，而是在表达与唐太宗一脉相承的节制拓边的思想——这在今天类似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8，例如杜甫《前出塞九首》其一和其六：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其一）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其六）
全诗开篇质问玄宗“君已富土境”，为何还要大规模开疆拓土呢？过度扩张会给民众带来负担；之六更是提出中国止戈为武的节制哲学。这其实是孙子“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思想的诗意表达。吕思勉说，杜甫“此诗九首，皆写西方用兵事。第一首谴责玄宗之开边也”9。
从“政治诗”的角度看，其深刻性可与杜甫《前出塞九首》相媲美的，就是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杜甫写的是天宝年间哥翰西征，而高适则写的是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后，杨国忠奏请由李宓出征南诏。是役唐全军覆没，李宓亦败死西洱河10。与杜甫相比，高适不仅仅限于对节制战略的本质即其正义性的描述，用诗文指出战备资源不足以支撑这次远征战的战略目标是其失败的原因。高适在诗中认为此役李宓南征失败不在兵士不勇敢，也不在将领畏战，而是因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即后勤补给线太远跟不上以致唐军陷入“野食掘田鼠，哺餐兼僰僮”的窘境。这个总结不可谓不深刻。诗曰：
圣人赫斯怒1，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敌，顾恩宁顾终。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梯巘近高鸟，穿林经毒虫。鬼门无归客，北户多南风2。蜂虿隔万里，云雷随九攻。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精诚动白日3，愤薄连苍穹。野食掘田鼠，哺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临事耻苟免，履危能饬躬。将星独照耀，边色何溟濛。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
高适边塞诗中的节制拓边的思想与高适的现实主义眼光有密切联系。这可从高适的《营州歌》看出，这首诗讽刺的就是那些不知深浅、把打仗当儿戏的公子哥做派。诗曰：
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锺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营州是唐代东北重镇，诗中的“营州少年”饱食终日，打猎游戏；而胡人的狩猎则是生存必需，“胡儿十岁能骑马”。在这首诗中，高适认为不知节制的扩张政策多出自这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4，既没有实践经验又好大喜功的公子哥儿之手。
唐汝询生活在满人崛起、明朝为之动摇的政治局势中，对高适《营州歌》的理解就很有生死感。他在《唐诗解》卷二十七中解说道：“此排斥少年之词。猎必于野，今彼厌原野而猎城下者何?乘醉以夸善骑耳。我想虏人饮千钟而不醉，胡儿十岁即能骑马，则又胜汝矣。深贱之，故以胡虏取譬。虏酒胡儿，倒装作对，益见奇绝。”5
当社会进入“皮裘蒙茸”的炫耀时，也就开始蜕变了。唐至玄宗时，文武两班人已远离唐初那种“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6的豪气，历代“盛世”时炫耀和表演风气却愈演愈烈。例如玄宗竟能让杨国忠那种纨绔子弟带队远征南诏，就是高适批评的“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的现实再版。与北宋空谈理学导致靖康之难之后果一样，没有生死感的学风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决策不接地气并酿成国难。
二、总结两汉经验教训，唐初始终保持节制的边疆政策
对唐初统治者震撼最大的可能就是两汉尤其是东汉治边政策的失误，两汉对匈奴强力打击的最终结果是鲜卑领导层在后来十六国角逐中脱颖而出，最终形成支撑西魏、北周政权的骨干力量“关陇集团”7，在这个集团中又诞生出像隋文帝扬坚、隋炀帝杨广以及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高度汉化的胡人领袖8，最终颠覆了以秦汉文明为底色的汉人政权。与后来的元、清一样，崛起于北疆的李唐开国政治家最能看出中原政权的治边失误，因此他们最懂边疆治理难点所在。贞观三年，李世民对靺蝎的使者说过：“靺蝎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9唐太宗在此说的“上策”就是治边中的制衡。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在接见“诸胡使者”时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1
这里的“绥之以德”，就是在治边中要使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相匹配，不透支自己的战略资源。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于那些提醒不要过度扩边的批评，李世民也是能够听得进去的。贞观四年，上谓长孙无忌等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权威，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2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对九嫔之一、长城县人徐惠严厉批评其“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的边疆扩张政策，也能做到“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充容长城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又曰：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定迷心之鸩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3
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批评到玄宗时期仍能继续，例如前引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即是，美中不足的只是，这时高适在批评的同时也不得不对朝廷错误作了掩饰。
唐朝初期太宗李世民治边的节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他对印度外交政策及确定出使印度的人选上。
贞观十五年（641年），印度摩揭陀国国王曷利失尸罗迭（逸）多（梵语：Harsha Siladitya，即戒日王）继玄奘访问该国之后致书唐廷，唐命云骑尉梁怀墩回报，尸罗迭多遣使随之来中国。十七年三月，唐派行卫尉寺丞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伴随印度使节报聘，十九年正月到达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次年回国。二十一年唐太宗命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印度。史载：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镈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4
此事发生在唐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647-648年）间5。除了“天竺响震”浮功外，中国版图并未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的战果而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像张骞远征西域那样的大幅推进：在天竺国地，既没有出现中国的附属国，更没有出现朝廷策封的藩王。新旧《唐书》皆不为王玄策作传6，其“不足为训”的深意不言而喻。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李世民对待对中印关系良好发展贡献巨大的玄奘的态度上。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于贞观三年“冒越宪章，私往天竺”1，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历时十七年，回国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此前两年玄奘西行回长安，受到太宗的隆重欢迎。李世民敏锐地抓住了玄奘取经的政治意义，在接纳玄奘取回经文的同时，太宗也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二十二年（648年）邀请玄奘入仕从政，但被玄奘谢绝2。太宗感动。玄奘向太宗表示自己的译经是“实资朝化”3。最值得肯定的是玄奘反复请求太宗为他的译经写序4并求太宗在他工作期间“望得守门，以防诸过”，即请太宗派人将译经之地守护起来，这意味着玄奘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政治自觉将佛经的解释权完整无保留地交给了国家，为此，“帝大悦，曰：‘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处分’”5。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朝廷在慈恩寺西院建大雁塔。
现在没有资料说明太宗需要玄奘从政可能出任什么工作。但从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回国的时间看，此时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并在印度得到巨大声望后，于前一年即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太宗已了解印度国内的情况。如此看来，玄奘确是出使印度的最佳人选。可是由于“玄奘掬诚坚辞”，太宗不得已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任命王玄策以正使的身份出使印度。王玄策出使印度后从吐蕃借兵深度地介入印度国内政治，“俘阿罗那顺以归”，搞得“天竺响震”。印度问题在当时是与吐蕃相联系的，从贞观十四年（641年）太宗送文成公主与吐蕃联姻的政策看，与印度和好是太宗的基本思路。与这个思路相合的是玄奘的文化交流，而不是王玄策的干涉政策。太宗对印不干涉与友好外交政策是其对两汉边疆扩张正确总结的结果。事后证明，王玄策没有准确地落实唐太宗的对印政策。他出使印度，尽管搞的“天竺响震”，但“王玄策，两《唐书》均无传”67。
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唐太宗的边疆政策是充分肯定的，认为到玄宗后就发生了蜕变：
唐代之用兵，太宗时北平突厥，可云除患，其后灭薛延陀，亦可云因其向来跋扈，乘机灭之，除祸患之根，而中国所费不大。征高丽，太宗、高宗两代，所费甚巨，然辽东本中国领土，此时为高丽所据，犹可云恢复旧疆也。高宗时吐蕃强盛，武后时突厥复张，且益之以契丹，中国用兵屡败，丧失甚多，然事属御侮，可谴责其不善用兵也，谴责其用兵则不可也。玄宗开元时之用兵及整顿边备，尚多出于御侮之意。天宝时之攻吐蕃，则失之过当，且不善驭将，耗费甚多。竭生民之膏血，且苦役其身，以事不必要之攻战，而供将士之邀功中饱，此诗人所以深嫉之也。8
诚哉斯言，批评过度用兵，主张节制拓边的呼声多发于唐中期玄宗以降。然而从政治上总结太宗时的边疆治理经验及玄宗时期的教训，并由此形成新时代有效的周边外交政策，是我们今天研究唐史的应有之义。
三、唐初西南外交经验与新中国的对印外交的政策选择
毛泽东似乎注意到唐廷对两汉总结上形成的对印外交原则以及王玄策的反面案例。确定了与印友好的外交基调。这既是对中印之间交往的“万年规律”的总结，也是对印度与中国同属被压迫民族因而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政治考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将改善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得到了印方的赞同，并写入了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还是敌对的，你们终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1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历史上，除1962年那场规模非常有限的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王朝似乎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通。”2纵观数千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中方南下不可继，印方北上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到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与这两位伟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纪末南下进入印度的帖木儿。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载他于1398年由中亚进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荣的德里毁于顷刻之间，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劫掠一空”3，即使如此，帖木儿没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儿离开德里返国（1399年1月）”4。与此相反的是唐初王玄策那次有背圣意的外交盲动，只有“天竺响震”的虚名而无半寸拓疆实功。
毛泽东在转给尼赫鲁的信中将中印关系放到“一万年”的历史大尺度中，认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但这并不排除会出现短暂冲突，即使发生，也不值得两国“为此而大惊小怪”，这只“不过是两国千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如果熟悉历史的话，就会知道毛泽东讲得不仅是友好的愿望更是规律，是符合规律的愿望。
毛泽东说：“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5如果说历史是对中印必须友好的“万年规律”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的证明，那么，1962年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比较抗美援朝战争——则是对中国西南这个“万年规律”的辩证运用。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用兵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开战之初，中国军队确有一种“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气势。但很多人不理解打下去后为什么迅速又退回了呢？结合阅读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再看看中印地形图就明白，我们的后勤补给不要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很难随部队迅速向南远距推进，如再追击下去就会因补给线不继导致“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即补给跟不上时，只能陷入收拾残兵建筑防御的岗楼困境并留下“已经尽力”的自我安慰。唐天宝诗人刘湾《云南曲》1描述的这场“天宝之役”的惨状，真是：
百蛮乱南方，群盗如嵋起。骚然疲中原，征战从此始。白门太和城2，来往一万里。去者无全生，十人九人死。岱马卧阳山，燕兵哭泸水?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苍天满愁云，白骨积空垒。衰衰云南行，十万同已矣。3
书载，李宓此次“天宝南征”惨状空前，唐军前后覆没达二十万左右4。究其因，非唐军不勇也，乃“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即战线过于遥远，军事补给线不及也。
鉴于此种教训，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开战之前，毛泽东考虑最多的是打下去后如何克服补给线难继的短板。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谈到中印后勤比较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5基辛格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6
古今道理都出于常识，相隔一千多年后，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也与唐兵面临同样的“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的补给线问题。毛泽东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放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体悟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运用，笔者遂与千年前诗人高适有了共鸣。正是：
战略不空论，谈兵不论奇。奇正在地形，地形看补给。粮草跟不上，神仙也着急。莫说天兵勇，不敌腹中饥。打仗要吃饭，人饿力不济。打仗要走路，路陡疼脚底。子弹打死人，不问啥主义7。生死瞬间事，猛言均无益。西南海拔高，谁远谁失利。后勤定成败，胜者在短地。书生不知兵，农民懂此理。
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从陡峭山地冲下去后如何能撤回来以及如何防止第三国插手并由此导致边境反击战人为变成长期消耗战：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造成了“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的南下气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藏南前线的地形利于中方南攻却不利于长线坚守，因此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中印这场冲突并将中国拖在那里。适时停火和北撤既缩短了我方的补给线又使美苏介入失去理由。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8。基辛格写道：
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9
据基辛格披露：1962年10月对印自卫反击战前，“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1。其实这就是王玄策自导自演的“天竺响震”外交“传奇”；基辛格说：“在毛泽东脑海里，那‘半次仗’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这一次“毛泽东咛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2。毛泽东这次提到唐朝，基辛格在书中转借毛泽东的话说“北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3。
基于这些历史经验，新中国确定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与印度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外交基调。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会谈。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4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5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有关换文，在协定和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6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与尼赫鲁会谈中说：“为了在亚洲建立和平区域，中国政府愿意看到中印两国在《关于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所确定的原则，能够运用到亚洲的所有国家，这是很有利的。”6至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周恩来明确告诉尼赫鲁：“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人民赞成一种制度，反对也是无效的。如果人民不赞成一种制度，勉强强加是一定要失败的。”75月27日，周恩来向印度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时指出：“从远古以来，在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就有了深厚的友谊。”8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进一步深化和强化了这个规律性的认识：“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9
1962年11月19日，即使在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全线停火的前两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10。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11，“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12。
综上所述，新中国对印度作出以和平共处为基调的外交方针，不是一种短视的实用主义，而是基于对中印交往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实事求是的，因而是持久稳定的长期选择。这对中国和印度未来友好关系的维系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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