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与道德建设的困境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与道德建设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它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生产能力上，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也就是说世界上有许多地区都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像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消费品大量来自中国。但不可避免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总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这些问题就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里，我们仅就法制与道德建设来谈谈。　　

我们只要是现实主义者，就应该承认，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已经发展到了决定人心向背的程度。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只要稍微握有权力者，几乎都有轻重不一的腐败问题。虽然这些人在机关工作人员中占的比例不大，但他们却是实权者，决定着国家机关的实际工作。所以，这些人的腐败是一个严重问题。在我国的法制机关中，这个问题也存在着。有这些人掌着权，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怎样进行？执法者就是腐败者，这就是法制建设面临的最大困境。　　

要解决腐败问题，就需要把腐败的根源找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状况，或许可以有更好的理解。　　

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与道德　　

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从地中海的城市国家开始的，威尼斯就是其中之一。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威尼斯称霸地中海，它的发展主要是靠国际贸易。在大规模的长途贸易中，商人之间不可能完全用现金进行交易。一次贸易的周期或许要一年时间，这样，就需要延期支付。于是，“信用”就产生了。信用产生之后，为了保证商人守信用，威尼斯就建立了法律。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我们可以对威尼斯的法律有深切的认识。信用与法制的建立，使得商业可以在广大的范围内展开，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有了保障，然后，商人就把商业上获得的资本投资于工业、农业，把工业、农业生产都纳入到商业中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这样在威尼斯建立起来了。由于多种原因，威尼斯资本主义的建立经受的困难比较小，而某些西欧国家则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比如英国、法国等。　　

英国在资本主义建立之前是封建社会，工商业发展不够充分，生产方式主要是农业，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也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的特点就是“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可以藉此侵犯普通公民的自由”。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可以随时向老百姓征收各种临时性的摊派，可以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没收商人的财产。在英国，官僚、教士也可以随意设立关卡向民众征税，巧立名目掠夺民众的财产。但在英国，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在整个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生产被纳入到工商业之中。这样，资产阶级也就有了可以和国王以及官僚对抗的力量。为了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就要求剥夺教会、国王及官僚的政治特权及经济特权，建立一种在经济上人人平等、“各种经济要素能够自由而平等地交换”的国家体制。经过两次内战、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统治、王朝复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才算建立起来。资产阶级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权。　黄仁宇　先生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给资本主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和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与分配，也即整个经济活动由私人资本控制；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家的国家”，他们控制国家政权。　　

由以上分析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讲法制的。由于其以商业为立国之基，它的法律体系就必然以“商业法”为核心。而什么叫道德呢？遵守法制就叫道德。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也就以“商业道德”为核心，“讲信用，守法律、遵守社会规则”就成了最基本的道德。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一些华人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中也可以看到，比如一本书上谈到这么一件事：在美国，华裔父母和孩子一块到医院去，其中一个电梯上标志着“病人专用”，但电梯空着，暂时没有病人使用。刚好别的电梯没法用，于是，家长就上了这病人专用的电梯，并且叫孩子一块乘坐。结果受到美国教育的孩子气急败坏地说：“那是让病人用的。”　　

西方社会的法制与道德我们谈过了，那么，西方的国家机关中有没有腐败呢？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它的国家性质上来看。西方国家是资本家的国家，资本家通过议会掌握政权，国家的重要决策必须在议会中通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是为资本家服务，完成资本家规定的各项工作，他们没有多少财权，腐败的机会很少。另外，资本家通过一定的方式对他们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他们很难腐败。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是具有一定的防腐功能的。资本家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不差钱，并且这种体制只会让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他不需要腐败，腐败反而会破坏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则，那等于自断财路。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与道德建设。从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我们就已发现一个国家的法制与道德实在是由其经济决定的，也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一部分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属于自耕农，大部分农民都需要租种地主的土地才能生存下去。另外，以户为单位，农民和一部分地主需要向国家纳税。所以，封建社会的法律主要是来保障“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和“人民对国家的纳税义务”的。这种法律的约束对象主要是针对农民和一部分地主，而不是针对所有人。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最大的不同。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号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就商业法而言，是有道理的。而封建国家，在对人民征税上，又完全没有客观的标准，它可以随时提出新的征收项目。　　

封建社会的法制如此，它的道德怎样呢？同样，遵守法制就是道德，不遵守就是不道德。个人对国家交税，这就是讲道德，这种道德被称作“忠”。另外，封建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生产。在家庭内部，家长是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在家庭中家长就享有无上的权威。子女只有依赖家长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这样，“孝”的道德观念就产生了。所以，封建道德的核心就是“忠孝”。　　

那么，封建国家中政府管理人员会不会腐败呢？封建中国，是农业国家，行政上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向人民征税，皇帝不可能自己向那么多农户征税，所以，他就需要使用大批官僚。这种政治就被称作“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　王亚南　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对这种政治分析地非常透彻。　　

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官僚贪污腐败乃是一种普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或多或少都有私心（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所以要维护法制，也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如果没有外在的约束或监督，一旦有谋私利的机会，一般都不会放过。中国的官僚就是这样。中国的官僚在政治上有特权，又把持着国家的财政，腐败的机会实在是多。比如，国家征收的赋税，不论是实物还是货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必须投入商业领域换取国家需要的各种物资。这种商业活动由官僚把持，其中几乎没有什么监督，于是贪污就必然地产生了。再不要说以各种名目对老百姓的榨取了。而在官僚体制下，严格的监督机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靠官僚之间相互监督？开什么玩笑，大家都腐败，谁监督谁呀？老百姓倒是对官僚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但他们哪有监督权！所以王亚南说：“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这话猛听起来好象过了，但如果你去看历史现实的话，确实如此。　　

中国如此，西方国家在封建时期，贪污腐败问题同样严重，甚至超出了中国。在农业社会，只要实行的是官僚政治，腐败就不可避免。　　

综上所述，在西方资本主义，腐败对资本家没好处，所以他们不去腐败；在封建社会，不论中国或西方，因为腐败对官僚有好处，所以他们就腐败了。　　

二、落后国家中私有经济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是不同的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号称资本主义，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把搞私有经济当作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事实上这和西方国家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自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概念，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看待，那么“自由”有哪些内涵呢？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著作《文明史纲》中指出自由的三个含义：“根据它的一个定义，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信条，寻求增加立法会议和司法机构的权力而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就此而言，它反对专横独裁。按照另一个定义，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信条，其胜利的征象是‘自由放任’和‘许可’，寻求避免国家对个人之间、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最后，自由主义是一种哲学信条，鼓吹思想自由，坚持认为宗教统一不是社会或民族统一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这必然隐含着对别人和个人表示宽容和尊重的意思，按古代的一个说法就是：人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在大革命期间通过的“人权及公民权宣言”的第一款中说：“凡人从出生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　　

所以，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经济按商业原则运行，在商业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用包括行政权在内的一切其它手段干涉商业运行。在商业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商业活动中形成贫富差距则是正当的。这就是“人权及公民权宣言”第一款的意义。　　

而在众多落后国家，虽然工商业也成了国民经济的主导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也主要是私有制，但是，经济上根本没有实现所谓的自由与平等。政治特权对经济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许多在政坛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的大家族，长期依靠政治特权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其财富的继续增长仍然要依靠政治特权。这和中国在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四大家族”是相似的。这种政治对经济的干涉事实上正是西方国家所反对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反对国王对经济的干涉。在这些国家，资本的积累来自于政治特权，在这种政治之下，法制无从谈起，腐败势所必然。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体制和民主运动　　

今天的中国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呢？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中国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因为政府在经济领域起着太大的作用。这也正是时至今日，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坊间有人戏称中国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两种说法都值得玩味。　　

中国从辛亥革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工商业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资本家并没有控制农业，农业还没有被纳入到工商业体系中来。农村的经济基础依然是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军阀官僚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还是来自农业剩余，军阀政权主要还是靠地主豪绅来支持。即使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基本上也是如此。所以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之前没有根本区别，仍然是官僚政治。官僚拥有不受监督的权力，腐败也就在所难免。　　

新中国建立的前三十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经济、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失误与教训也有很多。经济上由于实行公有制，道德上就提倡集体主义。在行政管理上，实行了许多民主措施（因为国家财产既然为全民所有，人民就有权参与国家管理），但由于实行民主的经验不足，人民的民主意识也不够，所以国家管理中就难以完全摆脱官僚政治的存在。也就是说，国家机关的管理人员受到的监督是不够的，是不严格的，他们是有贪污腐败的机会的。这时候的国家管理体制中是有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的。所以说，怎样改变政治体制上的官僚政治，成了新中国面临的重要而长远的任务，是一个时刻不能掉以轻心的任务。因为官僚主义作风已经在危害着共和国大厦的根基了。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贪污腐败的现象，这能不让人警惕吗？怎样摆脱官僚政治，在毛主席与黄炎培的著名对话中是说明了的，那就是“民主”。必须以合适的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国家的管理权不能成为少数政府官员的私权。也就是说要实行“人民民主”，而不是“精英治国”“官僚治国”。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官僚政治”。人民缺乏民主意识、参政意识；管理者也缺乏民主意识，而习惯于当一个官僚。所以说，要想改变官僚政治体制，是需要艰苦又漫长的思想改造工作的。在理论上要学习，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和管理者要在实践中去懂得怎样摆脱官僚政治，而实行人民民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在管理者中间出现了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些正是官僚政治的典型表现。而老百姓心中明明不满，却不敢和管理者的错误行为作斗争，老百姓的民主意识还很差。老百姓的思想状况和管理者缺乏民主意识也是有重要关系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老百姓缺乏民主意识，管理者就缺乏实行民主的主动性，意识不到实行民主的迫切性；管理者没有民主意识，老百姓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就会受影响。　　

民主意识不会自动产生，历史惯性反而会使官僚政治变得越来越严重。　　

毛主席对官僚政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国家的管理者一旦变质，贪污腐败是会把一个国家毁了的。这就是封建社会无法摆脱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魄力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群众运动。在文化领域、在政治领域，他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对群众和管理者进行民主教育。1954年，鼓励小人物对学术权威的观点进行批评，这不是提倡民主的表现吗（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共青团员要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的一些观点，当时却被置之不理，后来又受到阻拦）？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不是要教育管理者和群众，要有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吗（可惜的是某些民主人士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一味崇尚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所以，在整风运动中，他们不是提倡怎样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而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制。这也只能说是这些民主人士思想上有局限，不一定就是他们不爱国。但某些人的闹腾劲实在是太大，政府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专政）？　　

建国之初，民主很难搞。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大多数干部个人品质高尚，虽然政治上实行的是官僚政治，但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群众对政府有很高的信任度，这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他们认为这些官员完全靠得住，不用自己费心。而官员本身呢？他们在管理中大多大公无私，能很好地完成管理任务，也没有觉出有让群众监督、或者群众参与管理的必要。因此，不管是从管理者这方面来看，还是从群众这方面看，民主不民主对国家管理影响不大。而对于在局部出现的官僚主义，当时的多数干部认为这只是一个思想问题，只要加强教育就可以解决。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体制不变，这种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靠教育根本解决不了官僚政治的问题。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现不少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账目不清以至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损害群众利益、国家利益的现象，城市中也出现了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问题。这些现象都证明了官僚政治必然要导致腐败。如果有群众监督、民主体制健全，这些干部根本没有机会犯这种错误。事情看起来好象可以理解，人饿得不行了，多吃多占点，没什么，经济条件好了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实际上这种现象反映出如果管理者缺乏监督，腐败就难以避免；今天他是因为饿肚子而腐败，明天他同样会因为其它原因而腐败。产生腐败是官僚政治的必然，是体制决定的而不是偶然因素决定的。所以，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农村的这场运动又被称作“四清”，主要是教育犯了错误的农村干部。　　

毛主席希望通过群众运动，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也让干部在这中间受到教育。四清运动中，中央向农村派出了工作组去指导四清工作。后来毛主席对这个工作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工作组在这场运动中不是发动群众，而是自己包办代替。这种做法事实上正是官僚主义的表现。——群众不参与，政府人员决定一切。这样怎能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呢？受到批评的干部又怎能产生民主意识呢？他只知道自己是受了上级批评，而不是群众的批评，自己工作的好坏由上级说了算，这怎能提高干部的民主意识呢？而参加工作组的人在这场运动中能受到教育吗？他们是以上级干部的身份来指导下级的工作，完全是以自己为主而不是以群众为主，这只能增加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嘛！　　

毛主席一向重视搞民主工作。毛主席在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带领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那样艰难的革命形势下，毛主席在对起义军实行改编时，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为此还在连以上单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建国前夕，毛主席与黄炎培的著名对话也表明了毛主席对民主的重视。1959年，毛主席在武昌会议前批转了长春汽车厂的管理经验，提倡工厂管理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些都表明毛主席希望通过各种民主实践去提高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民主意识，从而打破官僚政治，最终实现人民民主。就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而言，确实还不具备完全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但随着学习和实践，随着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参政经验的不断丰富，在政治体制中官僚主义的影响会越来越少，而民主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是过程多么艰难啊！　　

直到文革时期，民众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还远远不够，没有毛主席的号召，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但当时已有了一部分在民主意识上先知先觉的人。面对国家管理中出现的官僚主义问题，经过建国后十来年的纠正却难以见效，并且有愈发严重的倾向，这实在让毛主席内心担忧，于是，毛主席就想让这些先知先觉者起来干一下，形式上弄得激烈一点，给官僚政治下一剂猛药，也狠狠地刺一下老百姓思想上的惰性，好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防止干部蜕变成官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级。文革是一场多么激烈的斗争啊，可见在中国要搞掉官僚主义有多么困难，可见官僚主义在人们思想中多么根深蒂固。在对“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认识上，人们的分歧是太大了。尤其是管理者，极其不适应丢掉权力，极其不适应民主监督。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一直搞的是官僚政治。官僚就是精英，就是管理老百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能让老百姓限制干部呢？而相当多的群众，虽然也参与了文革，却并没有搞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文革过去之后，民主意识也没有获得多少提高（但过了若干年，当官僚政治越来越严重地危害到他的切身利益时，他才明白文革究竟是要干啥。而这，正是文革最重大的意义之一。就像读一本书，当时你没有读懂，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有一天突然明白了。文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过了几十年后，让人们明白了民主的伟大意义）。　　

文革是一场民主政治的大试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显然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官僚主义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民主问题。在公有制条件下怎样实现民主，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人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少，巴黎公社搞过一段时间，其首倡意义很大，但可借鉴的东西远远不够。今天，朝鲜、古巴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仍在做这件事。　　

中国在文革结束后，首先在政治上进行了改革。其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加强领导”，把群众从管理中排除出去，把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干部手中。以农民身份进入国务院当副总理的老汉也被排除出国务院。　　

四、今天，我国所面临的法制与道德建设的困境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法制建设搞得怎样呢？总之，违法犯罪很少，社会治安很好（文革中乱了两三年）。什么原因呢？一来，实行了公有制，社会分配比较平均，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能吃饱了都能吃饱，饿肚子了一块饿肚子，这样就没有太多非分之想；二来，实行了公有制，公有财产每个人都有份，如果有人要侵犯公有财产，那就是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和这种行为做斗争。群众在这方面有较高的警惕性，一般人不敢轻易去侵犯公有财产。另外，国家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助人为乐，由于公有制的实行，这种道德建设就具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友好，陌生人之间也能够相互帮助。由于人际关系好，一般人就不敢在街上做小偷了、耍流氓了。那么多眼睛看着，被发现了不被打死才怪。所以，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那种社会体制极大地限制了违法犯罪。人为什么要犯罪，不就是为了财吗？公有制解决了你的温饱，人与人之间又很平等，你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别人富而自卑，那还去犯罪干啥？在那个社会，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你有没钱，而是看谁为国家做的贡献大。　　

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官僚主义问题。经济发展得是相当地好。当然在历次民主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大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继续前进。　　

文革之后，中国的面貌迅速发生着变化，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取得了巨大发展，成绩的取得有多方面原因。前三十年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扩大生产准备了坚实的基础。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官僚主义却日益严重起来，其典型表现就是“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1980年代贪污几万元就让人感到恐怖，但到今天，国家抓的贪污犯的涉案金额却动辄上亿。国家没有对贪污进行打击吗？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在官僚政治下，官员贪污是一种必然的无法消除的现象。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久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些作为新时期基本路线指导思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被明确提出。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届全会上通过了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军委主席。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系统论述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全面阐发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清楚，更加具体化了。赵紫阳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十一届三中会合以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的集体经济被打破，逐渐实行包产到户，也就是土地分到家庭，由农户自主经营。同时，农村也允许经营个体商业、手工业。不久城镇中个体工商业也发展起来。1987年8月，国务院发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鼓励发展个体工商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出现了新特点：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身城市。主要是对城市的公有制企业进行改革。　　

1984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到“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公有制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等载入宪法。这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各地工商管理机关开始办理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二大时，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党的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这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发生着变化，　金冲及　先生在其著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列出以下数字：1978年，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94.8%，非公有制经济为5.2%；1990年，公有制经济为86.9%；2000年，公有制经济为70.5%。今天这个比例在继续下降。　　

如果简单地对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发展走势做个概括的话，可以这样说：政治上，加强了国家干部的权力，文革中群众获得的参政权被逐渐剥夺；经济上，私有经济受到鼓励不断发展，公有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相应的，经济体制上，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渐渐由计划转向市场）。而这两者的变化必然对中国的法制以及道德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社会的法制与道德状况，取决于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法制与道德都是用来维护这种经济关系的。封建社会的法制与道德是用来维护封建剥削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与道德是用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对公有经济进行否定的过程，在社会上造成这样一种舆论：公有制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所有制形式；私有经济才是进步的，有效率的。这对公有制企业的领导和工人显然有精神上的打击，还怎么去积极工作呢？去维护这种落后的经济体制吗？这不是为虎作伥嘛！工人对工厂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受影响。而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在管理方面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是一个不断加强官权削弱民权的过程，工人完全无法行使对企业的管理权，企业仿佛成了领导个人的，事实上企业的决策确实逐渐成为领导个人的事，工人一下子变成了雇佣劳动者。这样的企业说是公有制，管理权的私有化却让工人和管理者（不一定是厂长个人，包括对工厂负有责任的上级机构）的关系变成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到1990年代后期，公有制企业工人的下岗更证明了这一点。　　

这说明，改革开放后，公有制虽然仍是我国经济的主体，但在公有制企业中的经济关系却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劳动同样是雇佣劳动。其管理模式和私有企业是相似的。所以，这时候，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不再提什么集体主义精神，不再提什么爱国增产运动了，提的是竞争，谁干的多，谁得到的工资、奖金就多。追逐金钱、追求私利成了工人工作的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私营经济事实上就是鼓励追求私利。这对人们精神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提出一个把经济与道德联系起来的口号，那就是影响深远的“致富光荣”。这个口号在农村流传很广。这一点在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有真实的描述。农村的一些致富人受到政府的大力表彰，就因为他比别人有钱。另一个流传甚广、影响更大的口号是“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当然是比喻的说法，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好猫”，“好”的意思还是光荣，是一只光荣的猫。而这时候，经济方面的法制建设却仿佛是空白，1980年代，私有经济刚刚起步，假冒伪劣产品就充斥市场，而国家对此完全没有能力制止。所以，最早搞私有经济的人大都依靠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发了财。而“致富光荣”和“猫论”所倡导的价值观，所形成的社会舆论不仅不会对这种人进行谴责，反而使他们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政府对这种人也大力表彰，虽然政府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的财。政府人员所以这样做为考核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地私有经济的发展状况已经成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政府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再对人民负责。这正是官僚政治的典型表现。　　

这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是典型的官僚政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拥有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这一点和中国封建社会是相似的。和封建社会一样国家也设立了监督机构，但让官员之间相互监督，这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封建社会的政府在经济上拥有巨大权力，于是官员们就有了贪污的土壤。现在，情况是相似的，国家机关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而执行这种经济职能的正是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贪污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国家的管理者不是资本家，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国家管理者贪污腐败，在经济活动中不按商业原则办事，商业法规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呢？中国的商业信用，完全没有确立下来。有的人讲信用，有的人不讲信用，有的人这时候讲信用，那时候不讲信用，是不是讲信用完全看是否对自己有利。一个人即使不讲信用，也很少受到处罚。政府就常常拖欠别人的款子。　　

一个没有信用的商业社会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商业道德。还是那句话，“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商业上没有什么规则，如果说有规则，这种规则就是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所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越来越厉害；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拖欠，消费者常常受到商家蒙骗。　　

但能不能说，中国就没有法律呢？不能这样说。法律是有的，但这法律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有权有钱的人用来剥削压迫人民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国家没有“人人平等”的法律，而不能说国家没有法律。我们所谓的法制建设的困境，也仅仅指的是建立“保障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的困境。同样，我们所说的道德建设的困境，其中所指的道德是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道德，而不是自私自利、致富光荣的道德。　　

今天，中国的法制与道德建设陷入困境。我们能不能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呢？首先，中国不可能建立起像西方国家一样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其次，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虽有其优点，但也有许多缺点，尤其是有一个致使缺陷，那就是它必须不断对外扩张。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在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压迫与掠夺，它们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他国的暴力上。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对世界人民来说事实上一条邪恶之路。　　

五、关于“六四”事件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一启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就出现了。而随着贪污腐败问题的愈演愈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气也越刮越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否定共产党一党执政。想实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搞多党执政。这种想法在民间影响也很大，因为，党内的腐败问题确实让老百姓很愤怒，而怎样解决腐败呢？照毛主席的意思就是发扬民主，让群众参与国家管理，但文革被否定了，毛主席也被否定了。那怎样消除腐败呢？人们只好到外国找答案，而西方国家呢，确实比较廉洁。人家为什么廉洁呢？很多人不了解历史，就认为是因为人家搞了政党政治，搞了选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气就是这样在民间刮起来的。　　

而“六四”事件后，邓小平军委主席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其实，思想教育有没有做呢？也做了。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79年，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3年，又提出：“……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在媒体上提，但为什么没有效果呢？这是因为，这种思想政治工作脱离了现实。精神文明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两者不能分割。精神文明建设脱离了物质文明，那就只能是空话。而改革开放后所搞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大堆脱离实际的空话。鼓励私营经济，否定公有制，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官权、剥夺群众的参政权，这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都被否定了，还能坚持毛泽东思想？“有理想”，什么理想？既然说“致富光荣”，那理想就是“发财”。“有道德”，“猫”哪懂道德。“有文化”，农民不能当副总理了，要当官是得有文化，“读书做官”。“守纪律”，开啥玩笑，守纪律谁能发财？当官的还不守纪律，你让老百姓守纪律。所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出现以及腐败问题根本不是因为什么“一手软”，什么“失误在教育”，而是改革开放实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思想教育搞得形式再大，每天讲，每时讲，大会讲，小会讲，如果这种思想教育脱离实际，再怎么抓也是白搭。只是一句“致富光荣”，这种思想教育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嘛！为什么？和实际结合了。所以，改革开放最成功的思想教育就是“致富光荣”的教育。今天，人人都钻进钱眼里了，多有效果。“猫论”的影响更大，只要为赚钱什么都不说了，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了。　　

六、怎样看待今天的物质生活　　

今天，我们能占用的物质财富很多，吃很多菜，很多肉，衣服的式样也多，娱乐的形式也多了。先不说那些菜、那些肉有没有毒。我们只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吃、穿、玩？那么多的物质财富到底能给人的精神生活带来多少快乐？满足了温饱之后，物质对我们还有多大的价值呢？　　

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好坏，经济指标就那么重要吗？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不是也应该列在重要的位置呢？如果是经济不断发展，人的精神却越来越空虚，甚至苦闷，这种发展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才是今天我们的思想教育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本文参考的书籍主要有　黄仁宇　先生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王亚南　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金冲及　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因理解能力有限，可能对几位先生的理论有所误解，所以文中舛误全由负责）　　

　　　　　　　　　　　　　　　　　　2011年8月  河南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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