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制为什么不能养廉？

高薪养廉制为什么不能养廉？

萧  绍  良

摘要：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证明，实行高薪养廉制，不但不能养廉，反而加速扩张贪腐。高薪养廉制不能养廉，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持公务员廉洁。

关键词：高薪养廉制    加速    扩张    贪腐

最近，少数“精英”用心险恶地极力鼓吹“高薪养廉制”，一些高官和高管也确实心动了，央企也早就行动了。实行“高薪养廉制”，能养廉吗？非也！不但不能养廉，反而扩张和加速贪腐。高薪养廉制为什么养不了廉？请允许我举例据理道来。

我国古代政府早就实行过高薪养廉制。据《清朝文献通考•国用四》记载：清政府“顺治元年八月首次议定在京文职官俸禄”，并称“仍照故明例”。二年“定在京官员每月支给公费银有差”。十三年又议准：“文武官俸，不论满汉，一例照品支给。”当时议定的文职官俸禄标准成为后来沿用的定例，如下表所列：

清代文官俸禄定例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第38页。

清政府不仅对在京官员实施定俸定例，而且对地方官员也一例实行定俸定例，文武官员，不论满汉，还是土司各官，一例照品支给。如甘肃，清代甘肃职官从陕甘总督（从一品）到从九品官员间均有相应的官俸。对在京和地方的各级职官实行官俸制外，还统一实行了养廉制。甘肃督抚布按道官员的养廉银定例为：巡抚，12000两；布政使，7000两；按察使，4000两；道员，3000两。甘肃府州县官员养廉银定例为：知府，2000两；知州，600—1200两；知县，600—1200两；同知，800—1400两。

实行养廉制之后，清代甘肃的官员也和全国一样，获得名副其实的厚禄，而且养廉银是官俸的许多倍，如甘肃道员为四品，俸银105两，俸米105斛（1斛米值银1两），而养廉银为3000两，养廉银是官俸的14.29倍。此外，正俸之外还有其它重要补充支给。《清朝文献通考•国用四》概称：“（顺治）四年，定各省文官岁给薪蔬烛炭、心红纸张、案衣家具、修宅等银各有差。”地方官俸禄，其俸银部分与京官一例按品级支给，但不支给禄米，而有其他支给，据《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俸饷•文武外官俸银一》具体记载：“在外文职，照在京文职各按品级支给俸银外”，例如，“总督岁支薪银120两，蔬菜烛炭银180两，心红纸张银288两，案衣什物银60两”；“左布政使（后称布政使）岁支薪银144两，蔬菜烛炭银80两，心红纸张银120两，修宅什物银48两，案衣银52两”等。就拿布政使来说，品级从二品，俸银155两，其他支给合计444两，养廉银7000两，养廉银是俸银和其他支给的15.77倍。

清政府实行高薪养廉制以后，无论京官，还是地方官，是否都廉洁奉公了呢？否也！不但没有养廉，反而加速了吏政腐败，各级官吏贪污受贿更加恶化，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众所周知，京官和绅，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贪污受贿，腐败之极，富可敌国，家有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万两、纯金大元宝100个（1000两/个，计10万两）、小银元宝56600个（100两/个，计566万两）、银锭900万个、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铜钱150万文 、吉林人参600余斤，其他珍宝财富不计其数，不必赘述。贪腐的结果，案发被查处惩办，财富被政府全部没收，人也被嘉庆皇帝赐死。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甘肃监粮冒赈案事发。乾隆三十九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私收折色银两，同兰州知府蒋全迪、皋兰县知县程栋等诸多官员串通一起，疯狂贪污侵吞。案发后，乾隆皇帝命阿桂和李侍尧专办。经查实，此案牵连布政使以下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万余两，相当于当时甘肃全省财政年起征额粮赋的10倍。王亶望、蒋全迪处斩，王亶望之子等11名官员流放新疆，王延瓒处绞，勤尔谨赐死，道员奎明等4人、知府宗开煌等8人、知州候作等8人、离甘各员近20人，一并革职。勿忘历史，警钟常鸣！

另据今年8月31日新华网国际频道：《高薪难养廉  俄罗斯官员腐败还在加速》一文报道（摘要）：俄罗斯国内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官员工作效率不高、收受贿赂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其工作太繁重而工资水平太低。一些人因此向高层提出“高薪养廉”的建议，认为只要政府提高官员工资，俄罗斯官员腐败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下降。但俄官方近期公布的两组最新统计数据却扇了这些人一记重重的耳光。

俄罗斯联邦统计署8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联邦级公务员的数量为3.8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00人。联邦级公务员的月平均工资同比增长了2.2%，达到51400卢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2011年5月31日，俄公民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为22779卢布。也就是说，联邦级公务员的月平均工资是全国公民平均月工资的2.3倍。面对联邦统计署公布的数据，俄联邦级高官们“惊诧”了，而且公开强调，他们的工资“没有公布的数据那么多”。而俄杜马反腐败立法委员会成员格纳吉·吉特科夫认为，联邦统计署的数据没有反映真实情况，“这就象医院里所有病人的平均体温一样……5.1万卢布并不是联邦级公务员能拿到手里的实际工资收入。普通公务员和高级官员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别。低层官员的工资也就够买面包和土豆的，而高层官员的工资却绝对是不菲的。因此，这个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俄罗斯联邦级高官拿了高薪，养廉了吗？格纳吉·吉特科夫一针见血地指出：“联邦统计署的数据并不能反映官员的真实收入，因为这个官方统计并没有考虑腐败因素。据专家估算，俄罗斯目前每年用于腐败的流动资金总量为350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官员平均每天要分享10亿美元。”俄罗斯内务部经济安全与反腐败总局局长杰尼斯·尔格洛波夫也指出：“俄罗斯官员的平均受贿金额每年都在增长，但在过去的一年中增长尤其快。最容易受贿的官员就是负责国家和政府采购的人员，其受贿所得一般都存在俄罗斯境外。”总之，俄罗斯高官实行了高薪制，然而贪污腐败却在加速扩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高官和高管的薪酬一直是个神秘的谜团，不为世人所知，仅就媒体已透露的一点信息来看，中国高官的薪酬年均至少在12万元以上，而非工资收入那就更不可知了。中国高官的的薪酬收入是基层公务员、城乡百姓平均收入的数倍以上，已是高薪无疑。中国央企高管的薪酬那就更是高得离谱了。国资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央企老总的年薪平均在60万元左右。但即便是这样，老百姓还是觉得太高了。”“薪酬高地一中海油，不论是高管平均薪酬，还是员工平均薪酬，中海油都是央企薪酬的高地。员工均薪38.67万元，高管均薪460.5万元。”后者是前者的11.19倍。还有更高的，搜狐财经-财经中心>金融观察>金融事件栏目报道：“2010年年报显示，中国平安执行董事张子欣年薪超过董事长马明哲，前者为1067万元，后者为987万元。”另据《金融界》网2011年6月13日报道：“深发展董事长肖遂宁825万薪酬，不包括187万的递延奖金和200万的一次性特殊奖金。”“2010年期间，支付银行高管薪酬共计4.72亿元,而董事长的薪酬占8%,近4000万。”与基层公务员、管理人员、城乡老百姓的平均收入相比，那就是几百倍、上千倍以上了。即使这样，有些央企老总还不满意，要求把央企高管薪酬由半市场化管理办法改为全市场化，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老总看齐。著名律师王荣利指出，“过去我们对于我国的城乡二元化现象比较关注，其实我国还有一种二元化的倾向，这就是官民二元化。这种官民二元化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样的国情下，我国高官和高管已经高薪了，还要搞怎样的高薪养廉制？！能养廉吗？！国情制约，理当自律。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贪腐“前腐后继”，贪官职级越来越高，赃款金额越来越大，特别是2000年以来，大概是实行了高薪，贪腐案件急骤上升，大案要案频发，高官和高管落马者越来越多。近年来中央加强监管和贪腐案件查处力度，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但当前在一些方面仍然比较突出，贪腐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多发态势。据《检察日报》2007年9月21日报道：“检察机关五年查处32名省部级贪官，挽回损失217亿元。”央企高管贪腐落马的案件也层出不穷，今年6月18日有媒体报道，“最赚钱的央企中移动公司两年不到有8位高管因腐败落马。”《中国青年报》2010年7月15日报道，“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国内有19家企业卷入其中，接受了CCI（美国控组件公司）的贿赂，涉案企业中名头响亮的央企赫然在列，中海油、中石油、神华集团、中石化……仅大型央企或其旗下企业就超过10家。”“朗讯、IBM、家乐福、西门子，这些如雷贯耳的外国企业，都因为在中国行贿而受到了所在国司法机关的惩处。”“外国企业的行贿，不仅仅体现在钱上，邀请企业高管出国旅游观光、接待高管子女在国外读书等。”“办理境外存款、移居国外等手续”。央企高管受贿贪污，充当买办汉奸卖国贼，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而惊人的。另据网络媒体《中石油腐败榜爆红网络  多名蛀虫高管落马》一文报道：“2010年，中石油突然进入腐败案件的高发季，其下属企业的高管纷纷落马，窝案、串案次第浮出水面，背后隐藏的利益黑洞及整个‘腐败链条’也随之曝光。”该文一下子曝光了17名蛀虫高管落马案例。总之，贪腐高官与高管梯次频出，给党、给国家、给人民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祸国殃民，罄竹难书。

古今中外实施高薪养廉制的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证明，是完全失败的。非但不能养廉，反而加速扩张了吏政和高管腐败。原因何在？首先，“高薪养廉制”本身就是对国家财政资金和人民公共财富的明目张胆的掠夺，而且是以“法制”的名义公开进行侵吞，把巨额的经常性集体贪污合法化了。其次，以“法制”的名义经常性集体侵吞，势必强烈刺激并打开高官和高管们贪得无厌的胃口，等于下达了教唆放手贪腐的“命令”，岂能不加速扩张贪腐？！第三，“高薪养廉制”只有持续不断贪腐的激励机制，而根本丝毫就没有廉洁约束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你想让高官和高管保持廉洁、不搞贪腐，那是很难很难的。第四，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推行私有制与剥削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所谓“高薪养廉制，实质上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自私自利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必然产物，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相互促进的。我国古代清王朝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私有制，即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所谓其“高薪养廉制”，不过是封建高官们欺骗整个地主阶级、欺骗全国老百姓，也是自欺欺人的伎俩，以“法制”的名义公开持续侵吞国家财政资金和公共财富罢了。俄罗斯高官们实行高薪制，是由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和资本逐利机制决定的，贪腐是必然的，廉洁是骗人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本来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当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岂料一些高官和高管热衷于复辟资本主义，不仅以“改革”的名义使公有制国有资产快速而大量流失并使其私有化，而且使公权力私有化、资本化，受资本逐利机制驱使，与中外资本家勾结起来，掏空国有资产，侵吞公共财富，成为必然的趋势。所谓“高薪养廉制”，也同样是以“法制”的名义集体公开持续侵吞国家财政资金和人民公共财富罢了。第五，最重要的原因，“高薪养廉论”是中西资产阶级极右精英的阴谋诡计，是糖衣裹着的“核弹”，就是要从核心领导力量、高官和高管入手，加速中国党和政府的腐败，就是要“炸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前途。何其嚣张？何其毒也？第六，决策漏洞、政策失误、用人不当、管理不善、监督不严等也是重要原因，但毕竟是次要原因，不是根本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防止贪腐，理当根治。

增强党性，牢记宗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可能使高官和高管保持廉洁，克已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后的前几十年，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国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扬雷锋和焦裕禄精神，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政清民和，公而忘私，哪有高官和高管贪腐的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结合，产品经济与商品（市场）经济相结合，都是经济手段，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是口头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共同富裕为目标，绝不能搞资本主义私有化，一定要尽可能地追回流失而私有化了国有资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共产党人要与广大劳动人民同患难，共甘苦，没有谋取私利的权力，绝不能追逐私利，必须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认真实行按劳分配、不断改善、共同富裕的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吸取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教训，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异化，异化就是背叛！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当及时整顿党的组织，随时吐故纳新，坚决惩治和清除贪污腐败阶级异已分子，纯洁党的队伍，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性，防止导致“全民党”和“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的倾向，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战斗性和共产主义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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