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认识微博的重大政治意义
2011年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民众对抗政府，甚至推翻政权的突发事件。年初，执政23年的突尼斯阿里政权和执政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仅仅在几周内就被民众推翻，西亚、北非多国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人们倾向于用民生落后、民主缺乏等政治经济原因来解释中东变局，而忽视了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发酵、加速等技术因素。直至夏季，美国、英国等数地发生骚乱，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社会不稳定的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变量：以社交网站为主要代表的网络新技术，更确切地说就是微博。这些社交网站在国外以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等为主要代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外社交网站并没有进入我国，但相应的技术平台在国内分别衍生为微博、人人网等。
微博，全称“微博客”，2006年3月最早由美国twitter公司发明，是一个不超过140字内容的信息更新、即时分享的个人网络平台。2007年以后，微博慢慢进入我国，2010年逐渐壮大，2011年上半年微博在全球的使用人数迅速翻倍，接近10亿，在我国已达2亿左右。最初人们没有意识到微博的巨大政治冲击力，只是将其视为个人信息发布的一场技术革命，因为民众能通过不超过140字的信息随时发表所思所想所见所闻，然后依靠个人所拥有粉丝量（听众量）的多少，迅速进行信息传播。现在，随着世界各地骚乱的频发，人们猛然发觉，骚乱参与者很多都是微博用户，他们用网络新技术进行相互鼓动、联络、沟通，加强群体认同，加快信息蔓延。渐渐地，一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微博的推动下，个人的公共行为能力被空前地放大。拥有微博，个人便可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作力，且成本低廉。可以说，这种力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律，并具备挑战国家政治议程的潜在能量。
“微博时代”的民众力量一度让西方发达国家以为终于找到了使“独裁”国家发生演变的技术平台，美国于2011年5月16日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甚至公开宣布：“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但西方国家没有想到，此项新技术“武装”个人的速度迅猛，以至于很快就将力量传播到发达国家。最近，美、英数地的骚乱让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宣布，必须通过关网、切断手机信号等方式维持社会稳定，而这些手段恰恰是先前标榜“崇尚自由”的他们所不屑和批判的。
有人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微博里拥有10万粉丝，相当于一个新闻网站；拥有100万粉丝，相当于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拥有1亿粉丝，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台。统计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一半以上的热点突发新闻都是通过微博等新媒体首发。数名地方领导干部因为微博引发的不良事件受处分、调任、停职甚至下台。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认清微博以及“微博时代”的方方面面，了解并学习开微博的各类程序与过程；鼓励主流意识形态和相关技术管理部门学会微博的经营与管理，进而有效地推动微博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治理。
二、微博的政治功能必须得到重视
2011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达到4.85亿。尽管网民规模仍然保持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增长迅猛，已经从6311万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8.9%；网民的使用率也从13.8%提升到40.2%。笔者曾采访一些微博用户，不少人都表示上微博基本能满足一天的信息需求与交友联系。通俗地说，微博通过信息发布、传播与共享的方式，基本上同时具备了过去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网站新闻、报纸摘要、办公通讯的所有功能。更重要的是，微博使人人都拥有一个麦克风，各自阐述与互换着对各类事态的看法与见解。这种新趋势营造了新型的网络文化，让社会的文化生态显得更为多样。因此，洞悉微博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关注微博涉及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健康发展的领域，显得格外重要。
1. 微博正在向政治领域渗透，人们对政治微博的关注度大大增加。这种渗透与关注，起到了网络问政、舆论监督的正面作用，但也与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相关连，隐藏着许多危及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有研究者曾对近年来210起中国重大舆论事件进行研究，网络舆论在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71%的微博使用者认为，微博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更加注重在网络中推行其自由价值观，话语中刻意追求社会的绝对自由，神化西方的政治制度，抹黑甚至完全歪曲我国的政治体制，否定我国的发展成就，等等。类似声音在微博里通过海外匿名人士或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人士逐渐向我国渗透，并迅速传播，不可避免地会给我国民众带来影响。
美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曾说：“互联网是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在全球渗透的第一对象。近年来，西方不少政客和相关敌对势力都看中微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颠覆功能，叫嚷要像“茉莉花革命”那样，掀起一场起源于微博的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我国一些深受其影响的人也在借助微博发起所谓“推动中国自由民主化进程”的运动。这些“运动”极容易与普通社会都正常存在的“抱怨文化”发生共振，使得“微博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鉴于突尼斯、埃及等“推特革命”的前车之鉴，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微博不断扩大的政治功能。
2. 尽管微博拓宽了民众知情权，但也极易在人们脑海中编织一个有损我国整体形象的错误印象。微博具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信息惯性，“7·23”动车追尾事故后，微博里出现几乎一边倒地批判、谩骂铁道部的声音，其间还夹杂与集结了许多负面形象的图片、视频、段子、语录等，所产生的消极效果正如有网民所写：“简直不敢看微博了……给人感觉这社会已经黑暗透顶了，比中世纪的欧洲还黑啊……可我扶窗下望，都是祥和的万家灯火啊，有那么严重吗？”
据相关统计，74.3%以上的人将微博作为“发表自己观点或发泄情绪”的场所。这些发泄行为尽管可以起到一定的舒缓情绪、疏导民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微博通过让每一个用户短、频、快地发布新闻，进行“病毒式”、“裂变式”地广泛传播，使人们的情绪相互传染。更糟糕的是，其中许多对政府和社会的批判与指责是片面的、消极的、求全责备的、不近人情的，甚至完全是造谣、污蔑或杜撰。对此，《广州日报》曾在2011年3月刊文《谣言横飞或成“公共厕所”，微博还能搏动多久？》，批判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一些西方媒体也对微博的负面功能大加批判，如美国著名期刊《外交》2011年7月刊文称微博打造了一个“谣言人民共和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10日刊文认为微博中的愤怒是“假想中的不满”，“误导了民意，在现代中国的舆论中，重演了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寓言”。
然而，关于微博的这些反思，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对复杂问题不经思考就在微博中大肆宣泄，也滋生了越来越多微博使用者的躁动。这种社会情绪目前还只是处于情绪潜藏与文字表达阶段，但如果对其坐视不管、任由发展，会成为巨大的社会隐患，并可能突然爆发。
3. 微博越来越成为舆论话题及议程的主要来源，这虽然推动了人们对政治与社会管理的参与，但也可能使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上失去主导作用。2010年以来，通过微博曝光了许多腐败案件，使不少腐败官员落马。这些曝光有助于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实现。但另一方面，由于微博议题设置快、思想情绪传导迅速，对于一些情绪性事件的议题设置能力极强，会引导许多人形成对社会体制的不满，而不少传统媒体更是“跟着微博走”，迎合微博中的情绪，依靠微博中的信息源，失去了传统媒体本身的思想性、严肃性与权威性。
微博不能代表整个网民群体，更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社会。传统媒体如果膜拜微博，集体成为“微博控”，必将丧失其应有的客观性、真实性，从而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怂恿者、推动者与延续者。这将会使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培养社会的理性与耐心，是今后微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正确应对微博
1. 推动互联网管理与微博治理的法制化。当前，微博所呈现的话语、思想、呼吁、批判等已不再是简单“虚拟世界”的产物，而是现实世界呈现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客观存在。微博不是过去像QQ、BBS那样在第一代互联网世界中“1对1”的虚拟联系，而是真实的人际交往、信息共享在网络空间的延续。尽管微博的真实民意代表性还不全面，但它的发展极快，越来越显现出群体性、煽动性、批判性、交互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失业者、青少年、事业失意者、贫困者身上很容易转化为抱怨与报复现实社会的欲望、冲动甚至行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1年8月12日在伦敦骚乱发生一周后刊登《言论自由底线在哪里？》一文，文中说，“这次骚乱中的英国青年利用社交网络工具，鼓励和煽动的是抢、砸、烧等暴力行径。”“煽动暴力的言论（特别是公开的言论）是要承担法律后果的。”可见，在西方世界，互联网世界并不是“无法无天”的。我国也应积极推动互联网管理与微博治理的法制化，时刻警惕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冲击。
2. 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参与到微博中来。可以说，微博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应该具备“当新闻发言人”的能力。主流意识形态参与微博要顺势而为，抓住微博时代个体之间相互沟通的便捷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
3. 重视和参与微博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微博。微博尽管鱼龙混杂，但很多民众表达的仍然是希望国家更美好的心愿。主流意识形态应进一步抓住这个机会影响微博。一是可以通过微博了解各地民众对政策的即时反馈，相关纪检与组织部门还可以将微博作为考核与监督官员的参考工具，了解民众对腐败、无作为、官僚化的各种投诉，提升我们党的内部监督与民主功能。二是可以利用微博的回应、解释、阐述功能，化解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抱怨情绪，鼓励民众了解国情，激励人们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
（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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