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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黑恶势力产生的根源——重庆打黑深入反思一

宫德顺 · 2009-11-20 · 来源:
重庆经验重庆经验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重庆打黑的深入反思  

一黑恶势利是怎样产生的  

最近结束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干部“问题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党脱离群众、丧失先进性和执政地位”。  

放出这番狠话的,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 10月19日 ,他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 《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如是说。从党有危险、丧失执政地位这样的高度看待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与急迫,李源潮此话可谓罕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来看,当前反腐败,加强廉政建设,重点还是在党内,因为很多腐败首先从党内发现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 10月14日 )  

可喜!中央领导人、专家的观点与人民群众的观点取得了一致。  

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庆“打黑”行动正高歌猛进,向纵深发展。它受到了全国人民甚至世界的关注。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短短几个月就战果累累:  

在政府部门:  

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强,重庆市公安局现任副局长彭长健,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总队长、重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等公安系统就有20多个处级以上警官、100多警员涉黑。  

在工商界:  

陈明亮、黎强等67个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分子被警方先后执行逮捕,陈明亮,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亿万身家;黎强,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20多家企业;龚刚模,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王天伦,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匪界:  

100余名黑恶团伙骨干成员被缉拿。  

据重庆日报16日报道,市公安局向人大代表汇报工作中透露,警方已抓捕2000余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黑社会团伙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涉嫌杀人、绑架、强奸、抢劫、制毒贩毒、,赌博,组织卖淫,敲诈勒索等。  

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 8月16日 曾通过重庆的官方媒体表示,重庆市的黑恶势力渗透至大到能源、交通、建筑,小到粮油菜肉的各领域;黑恶势力坐大成势,组建的公司拥有不法资产上亿元;不少集团集“黄、赌、毒、枪”于一体;黑恶势力在警界和政界寻求保护伞,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  

   人民群众控诉道:黑恶势力无处不在,在各行业各领域,为了金钱,画地盘、抢码头。暴力伤害、垄断市场、控制物价、腐蚀官员、左右地方的“黑金”选举,无人敢惹,因为他们有“保护伞”、 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的“红帽子”。  

而最关键最可怕问题是:这些官、商、匪,已为一家人!  

以上是摘自重庆官方媒体的报道。  

重庆“打黑”行动还没有结束,仅此就已怵目惊心了。就目前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其“黑”的程度即在大家预料之外,又在大家预料之中。预料之外,是因为暴露出的问题与多少年来全国暴露出的问题相比较,严重程度相差很大。预料之中,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联系国际、联系国内、联系政治、联系经济,对“黑”到这种程度不应感到震惊。  

重庆“打黑” 初步行动即可看出:这是一场严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那些涉黑的国家干部就是列宁所说的“蜕化变质分子”, 那些涉黑的企业家就是列宁所说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了蜕化变质分子、产生了资产阶级分子自然就与人民产生了阶级斗争。相信以后不会再有人对阶级斗争的存在表示怀疑了吧。但阶级斗争激烈的程度就要看情况了。重庆涉黑之所以是严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是因为这些“官、商、匪,已为一家人!”他们为了发横财而敢勾结起来杀人、绑架、强奸、抢劫、制毒贩毒、敲诈勒索、垄断市场、控制物价、腐蚀官员等。他们的罪行已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薄熙来说:“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广州日报)  

多少年来广大无辜民众深受其害但却敢怒不敢言,他们已愤怒到极点。此次阶级斗争之所以迅速取得了决定性全线突破,就是因为长期聚集在群众胸中的怒火,如同火山喷发似的顷刻之间迸发出来。他们通过手机短信、来电来访等多种方式,提供线索1.4万多条,其中80%为实名举报。  

所以说这是一场严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到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的斗争。  

这个官、商、匪勾结的黑恶势力组织是怎样产生的呢?  

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的董仲行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回忆说:“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曾经历了一段黑社会犯罪的空白期。”原因是当时“由于物资匮乏收入差距小,强有力的管制,当时干部和官员的廉洁,保持了政治上的纯洁性,有效地遏制了犯罪的发生。”(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董仲行刘德仁何秉松的谈话)  

前30年中国没有黑社会这是任何人都承认的,如果说原因是由于当时物资匮乏就不对了。黑社会是有严密组织的跨国集团,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谋划作案,不分国家贫富。贫困的非洲黑帮大本营在尼日利亚,其被称为“419”辛迪加有500多个黑帮组织,到各国作案。日本黑帮活动范围遍及亚洲、美国、加拿大和欧洲。“随着边境的开放,1982年港澳黑社会分子就开始向内地渗透、吸收成员了。”(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董仲行刘德仁何秉松的谈话)  

所以说前30年中国没有黑社会是由于当时物资匮乏就不对了。  

要说由于当时收入差距小导致犯罪率低倒有一定道理。有专家分析后指出:有些人是由于贫困、失业而铤而走险的。索马里的海盗起初并非海盗,而是想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在索马里实施抢劫掠夺,在进行打击强盗保卫家乡的一次次行动中,逐渐变质演变成为了海盗。  

前30年中国的管制之所以强有力是因为措施针对了犯罪规律。  

黑社会犯罪行为的产生需要3个条件:内因就是资产阶级暴富思想,外因就是尔虞我诈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此:  

前30年的中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弘扬共产主义精神。雷锋式的英雄模范遍地开花,资产阶级腐朽暴富思想受到压制。  

前30年的中国开展以预防犯罪为主,党、政、工、团组织对思想落后人员进行帮助教育,尤其是长期的帮教形式“一帮一一对红”,“手拉手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等,对思想落后人员避免犯罪起到巨大作用。对于刑满释放人员仍然安排回原单位工作,边劳动边接受帮助教育。  

前30年的中国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走私、倒卖、非法劳工、偷渡、造假、盗版、放高利贷、等没有生存的土壤。  

前30年的中国对干部的教育是科学有力的。那时的干部是在人民群众中选拔的,每周六到生产一线与人民群众共同劳动一天,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那时干部的工资与人民群众的工资基本一致。那时的干部每隔几年还要经受一次群众性反腐运动的洗礼。因此“当时干部和官员的廉洁,保持了政治上的纯洁性,有效地遏制了犯罪的发生。”(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董仲行刘德仁何秉松的谈话)  

在分析目前世界范围严重的黑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时,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说:“学者们较普遍地认为是由欧洲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社会失范、失控所导致的。”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违背了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的客观规律。  

人类自有了私有制就有了阶级斗争,自然产生了国家,因为需要用国家这个压迫工具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但国家只是形式还要有内容,内容就是法律、规章制度。从法律、规章制度的内容可看出是哪个阶级处于统治地位,以及社会物质发展的状况。  

人们的思想行为是要受到当时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制约的。由于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商品交换不发达,人们的自发欲望受物质条件的制约而有限度,随着物质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需要,法律、规章制度的内容也同步在加强,那时没有汽车自然没有偷汽车的,也不会制定惩罚偷汽车的法律。那时的法律是严厉的,对盗窃、通奸是轻者剁手重者死刑。再者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很大的。因此除“绿林好汉”外的盗窃仅罕见的偷鸡摸狗而已。不可能有资产阶级这么贪婪。不过封建统治阶级是贪婪的,他们的贪污是极其严重的。  

所以不能说封建社会的法律不健全、社会失范。  

资本主义的100年为社会带来的财富,超过过去几千年上万年的财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私有制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私有制自私自利社会。在庞大的物质财富堆积面前,人的贪财欲望必然无止境的膨胀起来。必然要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实施犯罪。  

但大量的、残忍的、高智商的、高科技的犯罪,是发生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因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也随之千变万化。全球市场的被瓜分为资产阶级带来了无法计算的财富。使资产阶级思想变为最腐朽最贪婪。科技的发展又使腐朽贪婪的资产阶级如虎添翼,变得猖狂起来。  

私有制度是犯罪的土壤。  

因此不能说欧洲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失控。  

  “美国一直以来不遗余力重拳打击黑社会。仿效上世纪90年代由洛杉矶首创的措施,如今至少有36个州通过了强硬的法律来对抗黑社会势力。然而,随着黑帮势力再度抬头,这些法律的作用备受质疑。一个专注于种族问题的律师小组负责人康斯坦茨.L。赖斯表示:‘在这30年来,大量的逮捕成为洛杉矶对抗黑社会势力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十年里,整个洛杉矶当局已经逮捕了45万多名青少年,但是,黑帮人员却增长了一倍。’”(2009,10.08广州日报)。           法律是针对人们行为的事后反映,不管社会制订了多么严厉的法律 都制止不了犯罪。  

犯罪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因与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内因就是思想根源。  

每个人在一言一行之前都要思考再三,思考靠的是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就是人们对世间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社会实践中得到的,而且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它是物质社会运动在头脑中的反映。由于现阶段社会处在阶级社会中,反映到头脑中来的思想意识自然具有阶级性,并且存在两种思想意识的斗争。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改变这是规律。但思想意识有独立性,在生产方式改变后一个很长阶段内,旧思想意识仍独立存在。因此社会主义建立后很长时间,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还将有资产阶级腐朽的,趋于灭亡的思想意识存在,并且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崇尚金钱、厌恶劳动尤其体力劳动、学而优则仕、发家致富等。但不同人群存在程度不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是纯洁的,尤其产业工人,由于他们与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是不会接受资本主义的。被剥夺资产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体所有制企业、小生产者等不同程度存在。政企干部、知识界属易感人群。这些人接受资本主义是会很快的。  

现阶段我们的思想意识中,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占统治地位。  

外因即外部条件:  

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必然要行贿受贿、官商匪勾结、凶杀暴力,这已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史所证明的了。资本的狰狞面目即“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这个性格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与查尔斯·达德莱华纳合著出版了小说《镀金时代》。揭露美国19世纪70年代以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投机家、企业家相勾结偷机、贪污受贿,用各种手段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民主制度的虚伪。市场经济的黑暗。比如:将牛送往屠宰场之前大量的灌水。市场充满欺骗、行贿受贿、惟利是图、谋杀、垄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认为美国19世纪70年代,经济有力增长的同时,政府却充满了渎职和腐败。  

现在的美国以及各国的股票操作人员、股票分析师,违规操作是普遍经常发生的事。震惊世界的美国安然公司高管与审计公司高管联手造假案,使股东遭受巨大损失。去年暴露了震动全美国的麦道夫庞氏诈骗案,最近又暴露出拉贾拉特南对冲基金金融诈骗。  

哪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没有总统、议员受贿?蒋介石三次最大受贿分别是:秘密挖掘了慈禧太后墓和乾隆墓的孙殿英,行贿蒋介石大批的宝物后,盗墓案调查不了了之。“青海王”马步芳将一件价格极为昂贵的海龙皮皮大衣送给了宋美龄,以期求得军款。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盗挖楚怀王墓,为躲避追究送给蒋介石一个大翡翠球和金银碗各一对。英国议员受贿更是被频频曝光。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受贿案仍在审理中,就目前暴露的问题看,银行就像陈水扁私人的钱包,他随意可取。韩国二战以来没有一个总统不受贿!  

联合国目前正在对其索马里援助计划进行调查。已发现有官员将原本用于援助索马里难民的粮食倒卖,以高价牟取暴利。  

资产阶级暴富思想,一旦与私有制市场经济相结合,必然发展到垄断市场、官商匪勾结、凶杀暴力。如不产生“官、商、匪,已为一家人”那就违背规律了。官商匪勾结与私有制市场经济属本质、直接的联系。国内国外均如此。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黑社会组织呈现国际化趋势。(人民网)  

曾参加《中共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中共中央 党校 教授陈述认为:这(腐败)同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快速转型、全面对外开放、廉政文化缺失、法律制度机制不完善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中新社记者 齐彬)  

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应该承认,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 2007年03月27日 新华网)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治安形势也在变化。”“70年代末,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曾经因高压管制而稳定的社会治安迅速恶化。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万起为基数,至1981年,平均每年增加10万多起。”(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刊登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董仲行、经济犯罪刑侦局副局长刘德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的谈话)  

“ 1983年,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要求下,全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严打’”。(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董仲行刘德仁何秉松的谈话)  

“ 但在南方,随着边境的开放,港澳黑社会分子开始向内地渗透、吸收成员。1982年,深圳已查实黑社会组织成员76名。可是到了1989年,深圳查获潜入的港澳黑社会组织46个,成员280多人。”“港澳黑社会组织的进入,使内地松散的犯罪团伙开始具备完备的组织结构。在深圳查获的一个以青少年为主的团伙,有10条帮规,设‘帮主’1人、‘护法’2人、‘少爷’7人,由‘少爷’分别负责7个‘堂口’”。“ 境外黑社会渗透与境内犯罪团伙,成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源头。”(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董仲行刘德仁何秉松的谈话)  

1985---1986年,在政治上党内高层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思想上提出补商品经济的课。在经济上全国掀起下海经商潮,官商、官倒、解放军办企业,职工业余时间摆小摊、“兑缝”。当时的流行口号是“一切向钱看”。某大报刊文《“向前看”与“向钱看”的一致性》。1987年出现了学潮。受到了邓小平的严厉批评。  

受这个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因为造成治安情势恶化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发展,第一次全国‘严打’高压态势下治安情况的基本好转,成了暂时现象。”“1987年起,全国刑事犯罪发案数逐年激增,1990年查获犯罪团伙数量和团伙成员,较1986年都增加两倍多。”“1990年,中央政法委指出:‘犯罪团伙急剧增多,并且愈益向黑社会组织演化’。” (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董仲行刘德仁何秉松的谈话)  

1990年“哈尔滨公安机关查获了 ‘乔四’等三大集团,这也是中国第一批被公众熟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62名公安民警涉案,其中处级、科级干部各5人。而三大集团中也不过只有47人被处以刑罚。”“以暴力为主的流氓集团想进一步壮大,就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实力;谋求更多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后台和保护伞。”(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董仲行刘德仁何秉松的谈话)  

1992年十月“公安部专门召开了打击团伙犯罪研讨会。据刘德仁回忆,这次会议确定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6个一般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经济实力、寻求保护伞。”( 2009-9-3 瞭望东方周刊董仲行刘德仁何秉松的谈话)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年,全国犯罪发案数为367万起,比1999年增加63%。  

从以上可看出:(1)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导致境内沉渣泛起,境外黑社会乘机渗透境内发展成员(2)1987年起进一步开放,全国刑事犯罪发案数逐年激增,”(3)1990年出现后台和保护伞,中央总结出了“以暴力为主的流氓集团想进一步壮大,就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实力,谋求更多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后台和保护伞。”的黑社会组织发展规律。  

开放之初所以导致了犯罪率激增的根本原因,是在经济上实行市场化自由化的同时,放弃了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南方由于中小企业多,接近港澳又是开放试验区,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否则就无法解释,那时一些坏事为什么首先从南方起源向北扩展。比如黑社会、假币、艾滋病、走私、吸毒贩毒等。而北方重工业基地多产业工人多,无产阶级思想根基深,计划经济全局观念强,组织性纪律性强,集体主义精神强,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很难。  

总而言之黑恶势利与腐败势利是孪生兄弟,权钱交易共谋私利。私有制市场经济是他们产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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