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深入反思 三
腐败问题状况。
归纳起来腐败问题主要表现是：腐败官员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对人民对工作冷漠没有责任心、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利用权力和关系不择手段捞钱，社会已形成腐败潜规则，形成利益集团化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人民无实质民主。
（1）没有共产主义理想。
腐败的“根本的原因还是个别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思想信念不坚定，价值观念扭曲，道德底线失守。”（中共湛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小刚讲话）
人的言行是受思想支配的，腐败人员的思想必然是腐朽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斗争中进步的。现实社会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其斗争结果将推动社会进步。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现实社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来，形成人脑中两种思想的斗争。在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思想占据了主体，那么这个人言行反映的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占据主流。腐败人员的言行则反映了其思想的腐朽，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在其脑中占据了主体。
郑筱萸之流之所以能把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抛在脑后，首先是在自己思想里两种思想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取得了主体地位。其次是社会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因此反腐首先要在思想中反腐，即在头脑中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使无产阶级思想在头脑中占据上风取得主体地位。逐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扎扎实实地去实践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
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外原因作用的结果。头脑中的无产阶级思想若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仅靠单枪匹马不行，必须有帮手，这个帮手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永远是革命的铜墙铁壁，是与资产阶级腐朽倒退势不两立的。
(2) 腐败官员对人民冷漠没有责任心、对工作玩忽职守。
举几个与时同进的例子：
非典事件。该疾病最早是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地区首先爆发。政府担心引起民众恐慌没有对此发布相关讯息，还引导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也没有向香港方面通报情况。
在12月底，关于SRAS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流传，评论比较混乱。随后政府在国内封杀了关于疫情的讨论。4月上旬，该病传至香港。世界各地媒体纷纷指责中国政府应该对SARS在全球范围的扩散负责。
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部长的张文康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北京工作、旅游是安全的。他说北京当时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还笑着说，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实际北京疫情很严重。由于张文康隐瞒疫情对国内外产生很大的误导，影响了对病毒的研究和对病人的治疗而被解职了。
可是这解决了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问题了吗？
郑筱萸这名共和国原最高药监官员， 1997至2005年期间，多次收受贿赂合计649万余元。他目中无“责”玩忽职守，在重大的‘地标升国标’工作中，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没有局部试点，没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没有经过局党组和局务会议集体讨论。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使1069种违规审批药品获得了“通行证”。
郑的玩忽职守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在他的影响下药监系统内出现了一批“蛀虫”。一些药监官员以各种名义投资、入股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中获利；有的在药品注册中与中介、企业勾结，买卖资料，造假，倒卖批文等。
在中国郑筱萸是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第一个部级高官，（新华社北京 2007年7月10日 电）
这能震住那些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的人了吧！
2006年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表示，“山西黑砖窑事件”是一起涉及黑恶势力团伙犯罪的刑事案件 。黑恶势力 三五百就“买”一个农民工。民工早上5点上工，干到凌晨1点才让在铺着草席的砖地上睡觉，冬天也不生火。打手把他们像赶牲口般关进黑屋子后反锁，而门外则有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任何蔬菜，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民工们只要动作稍慢，就会遭到打手无情殴打，以及狼犬的血盆大口。因此被解救时，民工“刘宝”被打死其余个个遍体鳞伤。有8人则神志不清，是原来就是痴呆还是被黑砖场折磨至此，是一个谜。由于民工被迫下窑去背还未冷却的砖块造成背部烧伤。大部分人没有鞋子，脚部多被滚烫的砖窑烧伤。由于一年半没有洗澡理发刷牙，个个长发披肩、胡子拉碴、臭不可闻，“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来”。
在‘黑砖窑’事件中，一些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充当保护伞，纵容违法犯罪行为。有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监管不力、失职渎职，还有个别党员干部参与‘黑砖窑’承包管理等严重问题。”（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８日电）
山西省处理了2个市、8个县的95名党员干部，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18人，乡科级干部4人，
可是这没能解决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问题。在山西运城等5个市及其它省市地区后来又陆续出现类似问题。这种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出现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讽刺！
2007年，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发生“一二·五”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这是二00六年以来全国发生的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事故，共造成一百0五人遇难，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原因是矿主非法越层盗采，引起煤尘爆炸。生产经营层层转包。管理部门管理混乱，非法作业两年多没人发现。出现事故故意迟报瞒报。安全监管部门疏于监管，工作不落实，事故出现后业主恶意逃匿。然而这样的企业却六证齐全，国家安监局局长李毅中气愤地说：“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 2007年12月21日 中国青年报）
17名责任人获刑。市长被免职。
谁能相信这能解决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问题呢？
2007年陕西华南虎照事件。陕西省省长袁纯清说：“华南虎照事件”，主要就是因为相关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验，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草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如此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到这种程度令人震惊！
以前对腐败干部的处理没能起到多大警示作用。怎样才能解决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问题呢？
2008年奶业三聚氰胺事件。持有中国三鹿乳业集团43％股份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 2008年8月2日 获知奶粉受污染一事，要求中方回收有问题的三鹿产品，但 “中国的地方当局拒绝这么做”。恒天然公司只好向新西兰政府反映此事。新西兰总理克拉克透露，新西兰政府径自向北京“拉响警报”，国家领导人获知后批示严处，一个震惊中外的食品卫生案件至此才被彻底揭开（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刊部副教授 黄杰 2009年11月20日 人民网）
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指出：“三鹿集团和石家庄市政府在今次毒奶粉事件中，分别有隐瞒和延报问题。三鹿集团早在 8月2日 就已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奶粉质量存在问题的情况，但市政府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直到 9月9日 才向省政府报告。”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王建国承认：“ 8月2日 三鹿集团就毒奶问题向市政府做了请示，同时请政府‘帮助解决’问题。”实际是三鹿05年就已发现问题了！隐瞒了3年！
所谓的三聚氰胺问题，已经是业内的行规，因此三鹿、光明、蒙牛、伊利等几十家奶业巨头都陷入了。问题不仅在奶里在饲料中也出现了。不仅在中国，在外国也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说明无论国内国外，只要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企业是不会对人民负责任的！
虽然三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田文华被判刑，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
但这决不会解决对人民不负责任和玩忽职守行为的。因为先前发生的“非典事件”、“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郑筱萸事件”、“黑砖窑事件”、“华南虎照事件”等等，还有众多惨痛的矿难事件，虽然内容不同，但本质相同，即都是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对人民不负责任和玩忽职守。
尤其“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不法分子用淀粉、蔗糖等替代乳粉，造成奶粉蛋白质缺乏使人至病。与不法分子用三聚氰胺虚拟高蛋白使人至病，手法如出一辙。
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大头娃娃”事件中的市长刘庆强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原工商局局长周毅生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责令辞职，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年副局长杨伟被撤职。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田文华等为什么没有清醒呢？
“大头娃娃”事件是2003年5月发现患者， 2004年3月15日 向社会公开。三鹿05年就已发现三聚氰胺问题了！就是说“大头娃娃”事件正在处理中，或者刚处理完。三鹿集团就已发现三聚氰胺问题了。然而田文华就敢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死更不怕做牢了，隐瞒了三年！ 2007年5月29日 枪毙郑筱萸的枪声也没能震醒她！这三年伤害了多少人，她难道一分钟、一秒种都没想过？良心在她身上一分钟、一秒种都没有过？这只能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的规律解释。但这只是内因。
我们再分析外因，
“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中查获的55种不合格奶粉，产地涉及16个省市。当时没有去追缴造假企业，如果在当时穷追造假企业，严格监管，三鹿的三聚氰胺问题是否能早日发现呢？
“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后，阜阳对此深刻反思，建立了一系列长效监管机制，可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昨天是“大头娃娃”今天变成了“三聚氰胺”，明天又出现了“过期食品”。防不胜放啊！
因此必须从根源上解决。根源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只要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者和经营者就会失去良心，就会不负责任和玩忽职守。
事实也正是这样，“三聚氰胺”过去不久，合肥市的名牌“吉祥蛋挞”，利用回收月饼做原料，被吊销其食品生产许可证。（ 2009年11月13日 新华网）类似问题全国各地接连发生。近日海口质检部门又爆出某些大品牌饮料砷（砒霜）超标问题。
我们再不反思就说明我们不具备起码的思维常识。
有人说，美、日、英、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产品质量为什么好啊？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了解资本的本质。
资本的本质就是赚取最大利润，当他们提高质量利润大的时候，他们就用提高质量的手段。当他们降低质量加欺骗的手段能赚取最大利润的时候，他们就降低质量。因此有时他们的产品质量比我们的好，有时没有我们的好。他们的产品在本国销售与在我国销售，其质量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产品出了质量问题，同样不负责任，处理手段是看其利润前景而定。不过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3---5百年。我们经济建设才60年。我们的总体质量赶不上发达国家也是事实。
“ 2008年9月8日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在我国限公司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主要原因是，企业违法违规生产和建库，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安全整改指令不落实，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得力。事故发生后，山西省襄汾县原县委书记亢海银、县长李学俊、副县长韩保全到事故现场实地查看，在明知当天当地没有降大雨暴雨的情况下，谎报事故原因和性质、瞒报死亡人数，滥用职权犯罪和玩忽职守。
孟学农同志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新华网北京 9月14日 ）
这么严重的处理够震动了吧！能有希望警示那些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的人么？
2008年深圳舞王歌舞厅大火事件。“深圳舞王歌舞厅大火造成44人死亡的特大事故，舞王歌舞厅是一个无照无证，而且涉毒涉黄的大型娱乐场。调查结果表明：有三个人收受贿赂，一个警察，收了3000元，一个副局长，收了6万，一个派出所所长，收了30万。另有四人玩忽职守。”(中国新闻网 11月27日 )
看来他们没有接受历史的警示，仍旧是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
“ 2009年5月17日 ，株洲市红旗路待拆除高架桥发生部分桥体垮塌，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事故。这座桥生于1994年，‘享年’不过15岁。15日，17日这座高架桥已被两次预爆，已被封闭的部分桥墩、桥体出现了裂缝，但政府未及时对此进行限行、封锁。相关职能部门玩忽职守造成这起本不该发生的公共安全事故，”《财经》
他们根本无视历史的警示，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发展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
开胸验肺事件。作为职业病的矽肺，我国早就有一套法令法规安排处理，可是对于劳动者却成为空文。张海超患病后，企业连属本企业职工的证明也不肯出具，使张海超不能到职业病防治所去检查，张海超到劳动局、卫生局、防疫站、职业病防治所、信访办多次上访。今年3月一次上访时还被拘留了。他一家子全体出动上访，奔走于新密、郑州、北京之间。自己花钱到郑州五家、北京四家大医院检查。经北京大医院确诊为尘肺后，郑州职业病防治所还是不肯认定。为了达到被认定为职业病的目的，他能使用的办法全都使用了，最后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上了手术台演出那悲壮的开胸验肺一幕！
中国的劳动部门、卫生部门、防疫站、职业病防治所、信访办、工会不要说都尽职尽责，哪怕有一个部门对劳动者有点责任心，张海超也不能走投无路！几个部门同时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这已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了，而是在发生质变。联想起几十年解决不了的民工讨薪问题，也是几个部门互相推诿，讨薪反而遭毒打。然而他们对老板却是尽责任的，法律、规章制度也是有利于老板！这里必有深层次问题：根本问题是应为谁服务！
四川威远县又出现农民工王成章要求"开胸验肺"！
媒体报道社会上还有60多万个张海超等待解决。60多万双眼睛在看着政府！
新密卫生局副局长因开胸验肺事件被撤职;郑州振东耐磨材料公司相关责任人员被处分,该公司被罚款25万元。
有谁相信这能解决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问题呢？肯定没有！
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11·21”瓦斯爆炸事故，是2006年以来全国最严重的煤矿事故。死亡108人。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企业安全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认真、不彻底，采掘布置不合理，隐患众多，瓦斯治理不到位，入井人数过多，没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违规使用部分非矿用的设备，煤矿负责人和领导干部下井值班制度的落实存在差距等等。（中广网 2009-11-24 ）
在矿难面前人们已经欲哭无泪了、麻木了。
中国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0%，然而死亡却占7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9年11月21日）
这又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众多的事故虽然各不一样，但管理原因都是一样的。因此：
我们期待中央用新的办法解决没有责任心和玩忽职守问题。
以上是国家提出反腐新思路，大量、系统出台法律、规章制度后，几件人人皆知的典型事例。回忆会使我们揪心，但一滴血即可验出全身的病毒。病毒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
（3）对党中央阳奉阴违，欺上瞒下。
举几个与时同进的例子：
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后来的公司法、公务员法，都有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禁止公务员经商、办企业和兼职的文件、法规很多，其中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颁布的就有40个左右。但三十年来，在国企产权交易，社保基金管理，土地流转，煤矿、房地产等资源性产品开发以及金融运营领域，到处都能看到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神秘的身影！
四川宜宾市筠连县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注明“国有独资”，其经营范围及方式：城市、交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筹资、投资业务。董事长文军，副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叙，董事孙中俊，另外4名监事分别是肖志刚、段毅、邓世坤、张一非。 而这7人在当地政府部门也担任要职，文军是县财政局局长、陈叙是县规建局党委书记、孙中俊是县规建局局长、肖志刚是审计局局长、段毅是财政局副局长、邓世坤是审计局党委书记、张一非是审计局副局长。对于涉嫌违法一说，陈叙表示，“我是政府任命的，违不违法跟我有什么关系？
经记者调查，在云南省洱源县，在贵州省遵义市等地都有类似问题。看来“红顶”商人各地常见。（ 2009年11月27日 新京报）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曾先后开展了两次“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可三十年来，“小金库”愈演愈烈。面对这种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的状况，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决定２００９年在全国范围内更大力度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
对此，人们的反应是手段不变，不会解决根本问题！
1998年的5月份，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安徽考察某粮库的时候，看到的是粮库满仓很高兴。可总理笑声未了，媒体揭露，实际上当时总理看到的粮食全部都是连夜赶运来的，粮库其实是空的。（ 2004年06月29日 央视论坛）
连国务院总理都敢骗。我们的总理真是宰相肚子能行船，这样全国公开的问题，为什么不公开处理杀一儆百呢？
国家规定，公职人员只要被判刑就要解除工资，可是不少犯罪分子还在原单位拿工资。陕西省宝鸡市，曾经做过这个方面的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期间受到各种各样的行政处分的人，调查的结果触目惊心，居然有400多件根本没有得到落实。（ 2004年06月29日 央视论坛）
小平说过：只有制度才靠得住。可现实是掌权者一方面提出制度不完善，一方面对制度又利我则用，不利我则束之高阁。
2003年安徽阜阳地区大头娃娃事件中，被虚假撤职的太和县城东工商所所长纪登攀就告诉记者，县局领导在宣布处理决定的时候就向他们四个人解释，说处理他们是为了应付上级，如果你们不背着县领导就得背着。另外承诺处理决定时不上传，不下达，而且据新闻报道说，他这个决定只是口头决定，而且就写了一份文字资料给了国务院调查组。（ 2004年06月29日 央视论坛）
敢于如此公开、露骨的欺骗上级说明了性质在变。人的本质在变！
如此发展下去不堪设想！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全国处理了16.8万件违法违规侵占土地的案件，查出了这么多，又被处理了多少呢，而且处理的这些人里面，很多都是异地做官，（ 2004年06月29日 央视论坛）
2004年国务院明令禁止再建高尔夫球场。2005年12月，国务院分别对别墅、高尔夫球场用地发布禁令。 2006年12月，国家又对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高尔夫球场、赛马场项目等明确列入禁止用地项目。可是自2004年全国的170多个，发展到现在的500多个。北京2004年有20多个球场，如今已经有60多个。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球场不是经过审批的。《瞭望东方周刊》）
这样长时间、大面积、上下级有预谋的欺骗问题，没看到中央的处理意见！
天子眼皮下都这样！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更肆无忌惮了！
2005年11月27日 ，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71人，受伤48人。国务院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同意对这一事故负有重大责任的11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事故已经过去了两年，这11名事故责任人还没有得到处理。当地有关部门反馈的信息竟是：谁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工人日报 11月23日 ）
能不清楚吗，不清楚只是挡箭牌,你好我好大家好,共同欺骗中央！
这种情况明显是一把手问题，为什么不追究呢！
干部组织原则上有对撤职的国家干部在2年内不能任用的明确规定。
因山西黑砖窑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广胜寺镇党委书记段春霞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撤销行政职务处分。然而，在被撤职不到一年，且未经公示的情况下，段春霞突然于今年3月被任命为尧都区区长助理。（华商报2007年7月）
个人及集团权力无限扩大，大家的民主无限缩小。权力私有是问题解决不了的关键！
河南济源煤业公司原为1953年成立的国家大型煤矿，2002年改制为股份制公司，2005年前瞒报7起死亡事故公司11名责任人受到了处罚。 2007年7月11日 ，该公司发生透水事故造成6人死亡，这起事故同样被隐瞒。近日该公司再次瞒报了4起矿工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2009年11月19日 《法制日报》）
现在已是瞒报事故属正常的了，如没有瞒报大家肯定不相信！颠倒的现实扭曲了善良人的心里。
以上仅几个例子，时限跨越了几十年，范围覆盖了党、政、企业。却说明了，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但欺骗、敷衍、瞒报还是普遍性问题。人们由此得出结论：戏称政令不出中南海，中间堵塞各自为政。人民权利部门化，部门权利个人化。个人化即私有了！权利的私有又影响了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
这是每个国家历朝历代所不能允许的！因为这说明中央的权力受到藐视、嘲弄遭到挑战，正在失去权威。
秦始皇为何取消分封制，改为中央领导下的省、市、区？就是因为分封制造成各地成为独立王国！
（4）利用权力和关系不择手段千方百计为自己捞钱。
举几个与时同进的例子：
郑筱萸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第一个玩忽职守，行政不作为，千方百计为自己捞钱。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 2008年08月14日 法制日报）
“纪委书记打着“反腐”红旗大肆腐败成腐败重灾区，已经不是新闻。”（人民网观点频道）
多年来，上海市社保局共计运营社保资金，金额共计达329.44亿投向了和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不符的产业领域——比如房地产业。弄虚作假掩盖损失9262.2万”，长期两套报表，瞒报增值收益31.22亿。“保护伞”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被免职。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曾先后开展了两次“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可效果怎么样呢？国家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曾撰文披露：从1998年到2006年上半年，8年半时间，全国审计机关共查出“小金库”（含挤占挪用）金额1406亿元，而2006年上半年，全国审计机关共查出违规小金库130亿元。这是查实了的数字，如果加上未能查实的数据，每年可能有大于几百亿元。更多的“小金库”则是为某些人甚至某个人使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2009-6-16 人民网天津视窗）
腐败普遍反映出了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问题，80年代就提出对权力的监督问题，至今没能解决。因此，发展到了一些纪委书记也打着“反腐”红旗大肆腐败的程度了。
《华夏时报》报道：据记者了解，土地拍卖过程中，灰色交易普遍存在，企业为了拿地，“没有一个不行贿”。 “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向记者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 （ 2007年05月11日 经济参考报 ）
为进一步加大在工程领域的监管力度，按照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部署，发改委、监察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商务部、民航总局、国务院法制办日前联合印发意见，从源头上防治“工程腐败”。 加强对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的全过程监管。对中标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动态跟踪检查，加强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管理。（ 2007年07月18日 《人民日报》）
可是腐败官员却顶风而上！
请看:
2008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之中 六宗与贪腐者染指工程建设有关。
2009年06月27日 上海在建倒覆楼盘“莲花河畔景苑”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原镇长助理阙敬德涉嫌贪污罪被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批准逮捕。上海在“倒楼”事故中的７名责任人已被检方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批准逮捕。
北京交易中心被称之为中国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最规范透明，最有效遏制建设工程领域的腐败的地方。
记者以员工身份进入评标区，手机上的信号立即降至零。专家们进入评标区后，则是与外界完全隔离，在评标结束前，吃喝拉撒睡都得在这里解决。负责人陈现忠也并不否认：“腐败依然存在，比如围标、串标、陪标的行为肯定还有，只是目前很难查处而已。”北京尚且如此，全国多数地区的招投标违法行为肯定更为严重。近期发生的合肥7名评标专家集体受贿案便是例证。长年研究招投标领域的专家，赵勇认为目前我国招投标领域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围标、串标、陪标已成行业潜规则，“业内这样流传：无标不串，不串不成标”。 ( 2009年11月19日 《法制日报》)
十部委源头防腐意见几乎废纸一张！面对严峻的形势，2009年08月19日中办、国办又进一步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郑重指出工程建设领域严重问题：
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存在6大突出问题 严重影响党群关系
1 是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索贿受贿；
2 是一些部门违法违规决策上马项目和审批规划，违法违规审批和出让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建筑容积率；
3 是一些招标人和投标人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转包和违法分包；
4 是一些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操作，有的专家评标不公正；
5 是一些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规征地拆迁、损害群众利益、破坏生态环境、质量和安全责任不落实；
6 是一些地方违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乱上项目，存在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和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豆腐渣”工程。（新华社）
可以断言:中办、国办的文件不会引起腐败官员的重视。更谈不上照办了！
1994年3月底，“金税”工程试点工作正式启动。金税工程由一个网络，四个软件系统组成。即覆盖全国国税系统的，区县局、地市局、省局到总局的四级广域网络；四个软件系统分别为：防伪税控开票系统、防伪税控认证系统、计算机稽核系统、发票协查系统。可是“金税”工程起到了多大作用呢？
“ 2009年10月27日 ，公安部通报今年以来打击整治发票犯罪专项行动的有关成果：今年以来，全国已立案查处发票犯罪案件3205起，比2008年全年案件总数还增加了50%。目前一些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基建施工、招标采购或劳务咨询等活动中，利用假发票进行报销变现、滥发奖金甚至贪污、挪用公款等违法犯罪的情形时有发生。利用虚开的发票虚列开支现象较为突出。不少企业单位对一些没有发票的费用支出，通过相关业务单位多开或直接购买发票的方式直接入账，支出无法报销的费用。”（ 2009年10月28日 人民网记者 秦佩华）
随着“金税”工程计划的实施，假发票犯罪也上了一个台阶。如同运动会赛跑一般！
过去都认为环境保护部门是清廉的。几十年来，我国被污染的湖泊面积已达1.4万平方公里。从2001年至2007年国家投入资金910亿元，涉及8201个项目，但相关审计调查结果却显示：一些被污染的河湖段面只是没有继续恶化而已。近千亿元巨额投资为何治不好“三河三湖”的污染？ 除边治理边污染外，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真正用于污染治理、环境改善的（钱）有多少呢？挤一挤水的话，我觉得可以挤掉40%以上。（令人震惊）用治污费” 建广场、铺草坪、筑园林，乃至修高尔夫球场等一个个“形象工程”。 河南省平顶山市环保部门用1000多万元养超编人员；广东省2000多万元的环保资金被挪用建设政府办公楼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环保投入是个“无底洞”、“唐僧肉”。 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项目资产闲置的问题金额超过8亿元，有206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清华大学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常杪说：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环保项目资金使用不透明，“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甚至利益个人化。”一些专家直斥：由于部门利益的分割，监管难度加大，环保资金屡屡被截留、被挪用。“治污体制不改，花更多的钱可能也是枉然。” （ 2009年11月10日 新华网）
物质领域的腐烂影响到了一向圣洁的灵魂领域。这种情况是符合事物变化规律的。
北京市高校集中的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透露，高校职务犯罪现象呈现“数量上升、范围扩大”的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高校职务犯罪正在向普通员工蔓延。一些人利用有限的权力牟取利益。（检察日报）
腐败发展的一个途径是由领导向普通员工蔓延。另一个途径是由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的司法、教育、科技、学术，甚至反腐部门也以反腐的名义进行捞钱活动！干部是腐败蔓延的中心！形成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权大贪，小权小贪。按照潜规则配合默契，形成关系网。
这是怎么了？社会为什么这么疯狂？
张召忠将军说：中国公务奢华超过任何一发达国家！
（5）腐败潜规则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行业、各角落。潜规则内容就是谋私利。
“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不难看出，招投标环节的暗箱操作、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法律法规的缺失、领导的权力滥用、建设过程缺乏有效监督都是造成交通系统腐败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国家的法规、政策等‘明规则’充其量是‘只能说，不能做’的牌位，到了干实事的时候，往往让位于‘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 （ 2007年05月06日 北京日报）
“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检察日报）
原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将自己的女儿王佳俊冒名顶替罗彩霞，送进贵州师范大学并顺利毕业的事件。然而要完成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过程，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局、公安局、招考部门、录取学校等多道程序层层把关。这集体沦陷说明了什么。湖南罗彩霞事件后其他地区又接二连三出现“罗彩霞”事件。这又说明了什么？
从“罗彩霞”事件到物质领域的行贿受贿，从文艺界的绯 闻到 教授与女搏，从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到学术猫腻。从国家大事到邻里来往。无论哪行哪业、什么人物，只要一端出“钱权交易”、“钱钱交易”、“权权交易”双方或单方的私利就达到了，潜规则就实现了。
“法规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到位。惩治打击不严厉。行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实质是潜规则排斥法律规章制度，法律规章制度得不到遵守。
世间一切事物的产生、灭亡都是规律运动的体现。潜规则的横行是规律运动的体现，国家的法规成为牌位也是规律运动的体现。一切事物的产生、完善、灭亡都是内外因素互相斗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潜规则能战胜明规则，说明在一些权势人物思想中，潜规则（邪恶）思想与明规则（正义）思想这对矛盾中，潜规则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或称主要方面。在社会活动中，潜规则思想与社会相同思想产生必然联系，因此潜规则出现。
明规则成为牌位是因为在一些权势人物思想中，明规则（正义）思想居次要地位或称次要方面。在社会活动中，弱势的明规则（正义）思想与社会相同的弱势思想产生必然联系，由于双方均为社会弱势，因此明规则成为牌位。
现实潜规则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一些权势人物思想和相当数量人思想里占统治地位。
潜规则的形式即“钱权交易”、“钱钱交易”、“权权交易”。
目前潜规则横行明规则成为牌位，说明潜规则思想与社会相同思想产生必然联系，并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不断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
潜规则社会肆虐则说明潜规则已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了统治地位。
潜规则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社会各领域人际关系中的表现，是社会的“艾滋病”。潜规则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人们普遍对它的麻木和随波逐流，用它去观察、解释、处理一切事务。就在于它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部分。更可怕的是社会对正义的蔑视，社会道德的沦落，而社会道德的沦落又将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恶性循环。
如何根本解决这一状况呢? 世间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死亡都是需要条件的。生产关系性质的转变是根本转变的开始，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明规则（正义）思想才能占据占据统治地位。只有阶级被消灭潜规则才能完全消失。
要直接依靠人民群众用潜规则（邪恶）思想的对立物无产阶级思想与其做斗争，并监督、管理国家事物。因为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坚定的与腐败倒退势不两立的革命力量。
（6）权钱勾结、权权勾结、权匪勾结，“三勾结”又勾结到一起形成利益集团。
“这些年来呈现出官商勾结、官官勾结、官黑勾结的趋势，呈现出---官场沦陷的趋势。”（ 2009年10月15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１９９４年当技术员开始受贿，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检察日报）
“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对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的统计表明：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５５２起，占案件总数的１８％，涉案人数达９３３人。”（检察日报）
“三湘巨贪”湖南省建 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蒋艳萍。女厅级干部涉嫌犯罪案件，犯罪涉案金额高达８００多万元。自１９８４年担任省建六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碧波商场经理起，就擅自抬高物价，偷漏税收，以权谋私，排斥异己。”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７日，陈荣杰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写信揭发蒋的贪污问题，但蒋却是官升一级，成为省建六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先进工、三八红旗手。１９９１年９月中旬，陈荣杰自费坐上了火车，赶往北京，专告蒋艳萍。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２日，陈荣杰又写了蒋艳萍贪污材料分寄中央和省级有关部门。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８年六年时间里，陈荣杰的所有努力除了换回一点批示外，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１９９４年，蒋升任省建六公司副总经理，１９９６年，任省建六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１９９７年，升任省建工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三年时间，连升三级。看见蒋“保护伞”多么强硬。陈荣杰感慨地说，反腐的级别越来越高，反腐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建议将“集体腐败”纳入刑律，严厉打击“小金库”。小金库的账目是不公开的，由小集团掌握，是少数人的“取钱盆”。“小金库”是我们几十年来追求法治社会的耻辱！ （ 2008-8-28 人民网天津视窗）
全部腐败问题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权力监督问题。我们学习西方追求法制几十年了。我们学到了真经了吗?常言说，纲举目张，我们没有找到纲。
重庆打击黑恶势利同样暴露出官商勾结、官官勾结、官黑勾结，形成“官、商、匪一家人”黑恶集团的严重问题，这个严重问题如不尽快解决，按照质量转化规律，随着黑恶集团量的不断增加，人民政权的质将不断向黑恶腐朽的质转化，最终人民将失去政权。重庆司法领域一些部门就已经不是人民的政权了。这就是阶级斗争。
农村的官官勾结、官黑勾结比较城市有过之无不及。由于农村的小生产、散漫，相比较监督能力更弱。农村的财务制度又不健全，村支书、村长、会计等几个人握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勾结起来为非作歹。因此农村的利益集团问题更严重。对敢于上访者进行残酷殴打，农民敢怒不敢言除非被逼无奈忍无可忍。
（7）人民未得到实质性民主。
深圳多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多次“非正常上访”将被劳教。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前两天在深入基层调研时说：人民来信来访都是原因的，即使理由不充足也是生活困难。生活困难我们就要管。
记得某个省（可能是新疆）的领导讲过：80%以上的上访者的申诉是对的或基本对的。
试想，那些80%以上的上访者，如果一个电话或一封信即解决问题，有谁愿意变卖家产反复到北京去？有谁愿意聚集、游行、静坐、堵塞道路、？有谁愿意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状衣、散发上访材料？有谁愿意自残、自杀、？有谁愿意围攻、杀人、绑架、爆炸、投放危险物品？
可相反，某些地方政府却作假以提升自己的形象：1“只说好，不说差” “只允许说假话，不允许说真话；只允许报假情，不允许报真情”。 2民意往往就会在测评中被扭曲，满意率就变成了数字游戏。3“看不懂的公示” 公示的过程就是公众知情的过程，也是接受评头论足的过程。但事实上，一些地方在事项公示上走过场、瞎糊弄，许多公示让百姓云里雾里，根本看不懂，也就无法提不同意见，结果“公示”期一过，公示事项就成了所谓群众支持的事项。4“没有结果的征求意见” 在一些干部的任用上，有关部门不惜花人力、物力去组织干部群众开会、投票，但结果却不公开。5“不对称的听证” 听证会存在参加人员不对称、获取信息不对称、左右结果不对称等问题，所以听证会在民意搜集上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 尽量找一些外行的代表，尽量找听话的代表，尽量找利益相关的代表。（ 2009年08月25日 半月谈）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不许百姓点灯，他却可以周山放火！
让我们看看毛主席是怎样处理与人民的关系，怎样对待人民来信来访的。
60年代，江西省一个普通教师李庆霖，就孩子下乡生活困难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支持和赞赏的。
1961年，有人给中央写信使用了谩骂词句，有的同志却把这些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看待。毛主席知道后，立即指示：“除了从根本上打倒共产党的以外，一般表示不满意见的，都不要当作反动信来看待，不要转交公安部门追究写信人。
1949年8月，在北平市中山公园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毛主席会上掏出一封信说：“我收的一封来信，念给大家听。”这封信大意是说：国民党、共产党半斤八两，粮食不断涨！毛主席说：“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制止“粮食不断涨”！”此后不久，打击“粮老虎”开始了，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解决了此问题。
1950年毛主席在关于信访报告上批示：“请你们对群众的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个人和机关，应改正此种不正确的态度！”
30年代延安的一个夏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一位妇女就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接着又骂共产党。基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消息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立即约见这位妇女。才知道是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主席得悉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她，还百般安慰，肯定她意见提得好。临行，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这位农妇，以解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而我们一些地方是这样对待人民来信来访的。
李文娟在鞍山市国税局工作了近20年。发现鞍山市国税局的违法违规行为。2002年5月以来，李文娟两次实名举报鞍山市国税局部门。举报信被转回到鞍山国税局。 2003年6月16日 ，李文娟被辞退， 2004年9月3日 ，鞍山市公安局将李文娟拘留， 2004年10月3日 ，李文娟被转为劳动教养，理由是，李文娟就原举报的问题百般纠缠，先后到工人日报社、国家税务总局、省国税局多次进行无理上访，扰乱了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李文娟不服劳动教养决定，向沈阳市于洪区法院提起诉讼。 2004年12月10日 一审开庭，但是判决结果迟迟没有下达。就在开庭的第二天，鞍山市国税局铁东分局以旷工为由将其第二次辞退。李文娟在举报过程中数次收到恐吓电话和恐吓信，伸冤、上访、劳教的花费，几乎倾家荡产。在劳教所得了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视力从1.2降到了0.3，牙齿掉了4颗。2006年6月，在中央纪委的协调下，李文娟恢复了工作，却被迫离开家乡前往异地国税系统工作。她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利益集团的关系网、权力网如此强大和复杂，她以后不敢再举报了。（民主与法制时报）
是啊，“重庆打黑斗争中，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的线索达到了9165条，其中80%为实名举报。这是重庆打黑取得重大战果的关键因素。如果是文强还在台上，即使发出200万封公开信，又如何？收回来的线索，如果没有认真用起来，甚至还成为打击报复的‘指南针’，那谁还敢举报呢？”（ 2009年10月13日 《新京报》）
因此说：雷锋、焦裕禄似的人物的产生是需要条件的。
黄元勋是“上访专业户”。湖南郴州市宜章县浆水村农民，5年来一直举报导致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宣传部长樊甲生。曾被“10万元买头”，面对死亡威胁，他先后向湖南省委书记寄去四封遗书。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安的下属李国福，多次举报张治安占用耕地仿白宫兴建豪华办公楼等腐败问题及其他经济问题。为达到陷害报复举报人的目的，张治安编造李国福有重大经济问题的举报材料。要求时任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成严厉查处。二00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检察院抓获李国福，由于李国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不符合关押条件，阜阳市看守所提出异议，但被汪成拒绝。汪成对审查逮捕的承办人明示李国福案系张治安交办。承办人明知不符合逮捕条件，仍违心向检委会建议逮捕。二00八年二月底，汪成在讨论是否对李国福提起公诉的检委会上，面对不同意见，谎称部分贪污事实经请示已得到市检察院认可，并授意法院重判。导致李国福在监狱自杀死亡。张治安还对李国福女婿张俊豪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张俊豪最终得到昭雪，无罪释放。（ 2009年11月17日 中国新闻网）
党、政、公、检、法中的腐败分子形成腐败集团，反手为运覆手为雨。百姓还有活路吗？
上海机场集团要兴建机场工程，居民潘蓉的房屋将做拆除。但在拆迁补偿费数额上，双方分歧悬殊。记者调研后指出：“地方政府使用该地区土地权基价的赔偿标准，是不相符建设部在2004年，就曾经明文规定要以市场评估作为赔偿依据的。”
然而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虽然违规，不仅没有丝毫悔意仍要继续犯法，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根据强拆，而潘蓉拿《物权法》和高宝金争理，政府强词夺理进行强拆，拆迁者边扔石头边骂，铲车也冲了上来。潘蓉扔燃烧瓶，消防车的水枪随之喷向潘蓉。孩子哇哇哭，潘蓉败下阵来。房屋被强拆。
政府的铲车真有力量啊，能把百姓的楼房推倒，政府的消防车真厉害啊，水枪能把三楼的百姓喷倒，政府胜利了但他是失败者！百姓失败了，但她是胜利者！
《物权法》起草人之一的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与王克健律师强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作为下位法应当服从上位法。去拆别人《物权法》保护物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侵权。（央视《经济半小时》 ） 11月21日 ）
四川宜宾市筠连县一家公司在拆迁一居民楼时，政府竟调动了100多公安武警现场执法配合其强拆。(009年11月27日新京报)
这使我们进一步领教了专政的力量。
这种违规加侵权导致的冲突全国多如牛毛！不过这将来必定成为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原材料！
有人提出“立法虽多配套性差”、“原则法多细则法少”，给了心存不良者提供了贪污腐败的机会。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分析。试想，我们的法律、规章制度如此之多还不配套、还缺细则法、还操作性不强？有人相信吗？
法律就是用文字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法律是在矛盾中、斗争中产生、完善的。法律的制定，实质就是有关方面在为自己的利益激烈斗争的过程，谁的力量强谁就控制话语权，也就控制了法律制定权。所谓力量就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实力。如果参与制定法律的人员缺乏对立力量，就等于自己给自己立法。其结果会怎样呢？只能是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法律也不可能完善、配套。
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今日表示：严格来说，目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还没有开始，而各个地方正在进行的一些官员财产申报，也都流于形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瓶颈关键在于到底有多大的决心，以及实施推开这个制度的策略。（中新网 10月13日 电）
官员财产申报法是国际准则，人民群众呼声强烈。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没有实力、表决权弱化，相反干部中90%以上的人反对，所以该法拖延二十来年至今不能出台！
全国各地大量出现政府持《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强拆，而居民持《物权法》自我保护的现象，表面是法律和法规之争，暗藏的却是各方利益之争。中国社科院民法研究室主任、《物权法》起草人之一孙宪忠指出：原计划对《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修改，但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从国务院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因为地方政府反对修改。反对修改的原因是地方政府靠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法律和法规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利益之争。（央视《经济半小时》 11月21日 ）
同理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没有实力、表决权弱化所以《城市拆迁管理条例》无法修改。
难怪歌手韩红任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后说：“我需要话语权，是因为我要替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说话。我当了这个小头，我不就有权利了吗？那么有希望的年轻人，不就看到希望了吗？我要推他们出来，我要推德、智、体、艺全面发展的人，就是这样。”（ 11月17日 《扬子晚报》）
韩红要做部分文艺界人士代言人，可喜可贺。教师有教育部代言。医生有卫生部代言。干部有政府代言。企业家有企业家协会。商人有工商联。市长有协会。医疗界有协会。文艺界有协会。体育界有协会。学生有学联，其实学生有没有自己的代言人都无所谓，因为学生的一言一行政府向来都是非常重视的。
以上这些代言人也都是尽职尽责的，因为他们为之代言的群体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工人的代言人就只有工会了，其尽职尽责了吗？这就不用说了！改开以来工人的根本利益受到了损害！然而农民却连个不尽职尽责的代言人也没有！
不仅在组织上，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受到限制。比如有阶级斗争、修正主义等词汇及涉及政治观点方面的文章，在一些网站是不给发表的。
市场经济是各自为自己的社会，一定、必须有自己的代言人！外国的工人、农民都有自己的协会，与政府没有经济联系。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继续下去的话，相信我们的工人、农民早晚走这一步。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国家对举报人的保护只是政策上的，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对证人保护的力度不够，而对被举报人、尤其是查证属实的，法律对他没有威慑力，所以他才敢打击报复举报人。这说明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太严重。对于出台《证人保护法》人民群众呼声强烈。”（民主与法制时报）
同理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没有实力、表决权弱化所以《证人保护法》无法出台。
“曾跻身全国十强，成为全国环保机械重点骨干企业的河南省商城县开源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原总经理杨允鑫的私人企业。本应对企业连年亏损担责的杨允鑫，先是通过出租经营，然后竟然空手买下该国企千万元资产。这种涉嫌违反国家法规，被香港经济学人郎咸平痛斥为‘保姆’变“主人”的现象，竟然能在2006年堂而皇之继续上演，”（《中国青年报》 1月17日 ）
同理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没有实力、表决权弱化所以“保姆”变“主人”了。
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一边是民营资本建龙集团为追求利润，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就想撤资，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又极力想控股裁员，出尔反尔。一边是在钢厂干了一辈子的员工抗议“资本家剥削”，抗议下岗。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在结合，分手、再结合的整个改制谈判过程中，始终不与通钢集团职工沟通。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体现在哪里呢 ?对人民的民主体现在哪里呢？
同理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没有实力、表决权弱化所以被迫下岗、失业。
全国总工会于通钢事件后出台文件规定：企业改制必须经过职代会同意。
其实这个意见已听说多次了。这能捆住魔鬼的手脚吗？希望渺茫！
以上仅是几例人人皆知的典型事件，然而大量的是农村的村官及打手，对上访农民残酷殴打。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冀家沟村“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事实上已成为村痞村霸”， 2008年8月17日深夜 ，村领导与矿领导勾结暴打上访人员，其中两人腿被打断。然而保德县公安局却迟迟不作为， “从冀家沟村民的接访情况看……那些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群众的诉求大部分是合理的，或有合理成分。群众确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2009年11月11日 《中国青年报》） 2009年08月24日 新京报报道某地8位村民举报村支书后被挂牌示众后判刑。
如何对待人民来信来访就是如何对待人民的问题，拒绝人民来信来访就必然脱离人民群众。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将党与人民对立起来，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指责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还有的干部不懂得对人民民主与为人民服务，如：广州市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某部长梁某对正在就“封闭道路是否该事先告知市民”采访交警的记者说：“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
全社会又是怎样看待、评论腐败与民主的联系呢？
“在腐败中升迁，在升迁中腐败，成了近年部分落马高官不同履历中的共同‘印记’。虽然我国官员的升迁降黜有严格的制度可依，但是，从许多已经落马官员的案例来看，官员升迁路上的民意指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009年07月半月谈）
用人不正之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干部将自己视为党的化身，在用什么人时，出于个人考虑的多，而在一些党组织内，也少有办法阻止这种基于个人考虑下的用人安排。1997年试行、2002年实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努力建构一套科学化制度化的用人管理体制，但是存在一个缺陷———对于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权利体现得还不够。”（2009 05法制日报）
“而管理权力过于集中，重大事项的决定未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必要的民主决策议事程序，‘一言堂’现象严重，监督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大范围发扬民主、牵制权力、加大监管力度，才是有效防止发生类似案件的关键。”（ 2007年05月06日 北京日报）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刘鑫认为，“虽然中纪委、检察机关、监察机关一再强调，要大家举报、作证。但是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和证人保障制度是有缺陷的。一个是，我举报作证了之后，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另一个是，我举报了，将来进入诉讼，我要出庭作证，我的差旅费、误工费没人给我承担，这是举报、作证的一大障碍。”“中纪委对举报人的保护只是政策上的，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对证人保护的力度不够，而对被举报人、尤其是查证属实的，法律对他没有威慑力，所以他才敢打击报复举报人。说明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太严重。”对于《证人保护法》，刘鑫告诉记者，即便这部法律出台了，落实起来也很困难。“在司法体制缺乏权威保障的时候，不好落实。如果证人面临打击报复，法院下了一个保护令：如果一旦遇到问题，你就马上向公安机关求助。公安机关对你这个问题执行的力度怎么样，都很难说。只有当司法的权威上升到一定高度，我想证人保护法才能得以真正的实施。”（民主与法制时报）
刘鑫 教授认为司法体制缺乏权威，说明我们追求法制的失败。根源在于立法与执法中缺乏对立与斗争。极少数强势人物强奸法律。强奸民意！
社会的现状、专家与媒体的评论都反映了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缺失，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党并非全民的，它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是一部分人根本利益的代言者。你不为大多数人民服务就必然为少数腐败黑恶势力服务，你如果为少数腐败黑恶势力服务，人民必然揭竿而起。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共产党是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因此共产党必须得到大多数人民的信任才能存在。
在干部与人民这对矛盾中，干部处于主要矛盾方面，干群关系的好坏是由干部一方决定的，干部掌握着解决矛盾的钥匙。因此干群关系如出现问题毛病肯定在干部一方，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好也是干部领导的好。
干部若想领导好必须首先做人民的学生，后做人民的先生。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始终要革命的。干部首先要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理论后，再用理论去指导人民的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如理论有问题就要随时修正，再用修正后的理论指导人民的革命实践。因此正确的思想是来源于人民的革命实践的。干部的头脑只是一个加工厂。设备、工具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一个没有民主作风的干部是做不好人民的学生的，既然做不好学生自然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思想、方针、政策。必然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滑向腐败堕落。
在重庆打黑过程中，人民群众是决定的力量，这已是大家已认识到了的。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本质是要革命的。我们打击腐败犯罪靠人民群众，防止腐败犯罪也要靠人民群众。为了防止腐败发生，为了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我们一方面对腐败、黑恶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要对人民群众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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