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深入反思 四
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达不到监管效果的。
“其实，在包括加拿大、新西兰在内的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类似今天中国社会潜规则全面泛滥乃至一定程度上主宰社会生活、社会道德，使社会全面失范的局面，在其市场经济早期及经济起飞阶段也曾经出现过。比如，19世纪中叶是英国工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假冒伪劣商品最为泛滥、社会道德规范全面解体的时期。因此，我们今天就不难理解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对规则对法律如此尊崇、对程序对原则的如此坚持的缘由了：这其实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较量、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惨痛代价之后得出的结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刊部副教授 黄杰 2009年11月20日 人民网）
看来腐败全面泛滥乃至一定程度上主宰社会生活、社会道德，使社会全面失范的局面，在各国市场经济初期都存在。为什么呢？
1 因为资本主义初期，由于推翻了封建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商品交换空前发达，再加上资本主义的科学组织，物质生产空前发展，使腐败有了物质基础。2 封建社会属自然经济，商品交换不发达，人们自给自足。剥削者单纯的物质追求总有个极限。资本主义也是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同样是自私的。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赚钱。资本家的物质追求虽有极限，但对货币的追求却是没有极限的，因此资本家的贪婪就无极限了。3 按照认识规律，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是滞后于存在的。 法律即人的意识，法律是滞后于社会变化的。只有腐败发生后，随着对人民利益损害的加重，反腐行动、反腐法律才能产生。因此资本主义初期不可能有反腐行动，或者说不可能有激烈的反腐行动。
资本家的贪婪无极+物质的丰富+反腐的滞后产生了腐败全面泛滥。
由于没有斗争或者说没有激烈的斗争，资本主义初期腐败全面泛滥乃至一定程度上主宰社会生活、社会道德，使社会全面失范的局面的产生是正常的。
那后来为什么芬兰、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这些国家成为了相对廉洁守法的国家了呢？问题在于他们的“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较量”，“付出了巨大惨痛代价”的结果。
谁和谁“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较量”呢？主要是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较量，其次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狗咬狗。而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较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较量”，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自己的根本、长远利益，他们不得不答应人民群众提出的一些要求。人民群众由此赢得了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的相对民主，自主组织工会，有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自主组织消费者协会，为反对“社会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反对“社会道德规范全面解体”等腐败状况创造了基本条件。
在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坚决的、激烈的、“付出了巨大惨痛代价”的斗争后，国家才成为了相对廉洁守法的国家了。
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即：事物是在对立斗争中进步的。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实质就是有关各方为自己的利益激烈斗争的过程。斗争的结果再用文字表述出来，就成为了法律、规章制度。
法律、规章制度是在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较量中产生的、执行的、完善的、发展的。总而言之法律、规章制度的生命在于对立与斗争。
不但资本主义初期人民的利益是靠斗争取得，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利益都是靠阶级斗争取得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要奴役人民，它是不会善待人民的。
“在美国，劳资之间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美国劳资关系已经从血汗工厂阶段、劳资谈判斗争阶段逐渐过渡到人力资源管理阶段。”
（中国劳动咨询网 http://www.51Labour.com/）
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劳资双方之间的争斗似乎永无休止。这一点在季度经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在国民收入的每一个千分点上，工资和利润都展开激烈的争夺。斗争结果是把企业部分股份提供给员工，而不是要求他们要么牺牲未来福利，要么走人。（星岛环球网 2005-10-21 ）
美国演员工会谈判代表与制作商达成的新合同协议，工会成员的工资今年上涨3个百分点，明年再涨0.5个百分点，总计超过一亿美元。同时，演员们将享受更好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政策。（ 2009-6-12 新华网）
新泽西州北部的清洁工成立了工会，工会通过与资方谈判，工资从原来五至七美元一小时提高到十一美元，同时还有休假、医疗等各种福利待遇。（美国学者龚小夏博客天涯博客）
美国劳资双方围绕《雇员自由选择法案》的斗争，很说明问题 。1935年的《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一个单位要成立工会，必须在国家代表监督下雇员秘密投票。于是在举行投票之前，工会和资方都会分别在雇员中活动，劝说他们投赞成或者反对票。在工会和资方的争夺下，工会会员人数由五十年代雇员总数的35%下降至今天的12%。私人企业只有7%。《雇员自由选择法案》的目的，就是要取消秘密投票这一关。改为工会单方征集雇员书面意见。法案将对工会有利而对资方不利。
与资方和企业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反对《雇员自由选择法案》。而民主党人则大力支持。以前由于共和党控制国会该法案无法进入立法议程。2006年大选中，工会为了法案的通过，资助民主党的总金额超过了四亿美元。民主党赢得了国会上下两院后，法案于2007年在众议院得到了通过。
通过的法案还需总统签署。奥巴马受到了来自劳资两方的重大压力。工会警告奥巴马不得背叛，否则就要给他一点颜色看。（拒绝给民主党总部捐款，造成民主党财政困难。）但是资方也警告说，这一法案通过将会造成工资上涨，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的竞争力。资方将关闭更多的企业，挪到海外生产。（美国学者龚小夏博客天涯博客）
通过以上几例即可看出，资本主义国家工资的增加、法律的出台都是利益有关方激烈斗争的结果。法律又在激烈斗争中不断发展、完善。
这个道理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懂得，他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说：“我们的国家历史也不是没有过困难的地方，从很多方面来讲，很多年以来，我们是通过斗争来促进这些原则或者是所有的人民能够享受到，为了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合，我们也打过一个很痛苦的内战，把一部分我们被奴役的人口释放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妇女有投票权，劳工有组织权，包括来自各地的移民能够全部被接受。”（ 2009年11月16日 人民网2004年）
如果就此把芬兰、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这些国家，看成是人间天堂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民主是一个国家的形式，其内容就是政权的性质。因此，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对资产阶级是民主的，对无产阶级是不民主的。在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阶级斗争推动下，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给人民一点相对民主。比如，允许人民组织工会，可集会、游行、示威、罢工，但前提是没有威胁资产阶级政权，仅限制在经济领域内活动。在政治领域只能说，不能用行动去反对私有制，反对剥削。否则就会残酷、血腥镇压。
至于腐败，只有人民才真正反对，因为腐败侵害的对象是人民的利益。资产阶级是制造腐败的根源。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反腐败，都只是把它作为打击对方壮大自己的一种斗争手段、政治需要。当然客观上这种手段、需要也有利于腐败的暴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就是腐败，没有不搞腐败的。芬兰、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这些国家也存在腐败问题。因此资产阶级私有制国家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
既然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与斗争中产生、完善、发展、死亡。美国等国家是这样，我们国家也是这样。
郎咸平作为研究公司治理的国际权威，从解剖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公司个案入手，对国企改革中的管理层收购，成为了鲸吞国资的盛宴狂欢率先提出抨击，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挺身指责。对此，中央高层领导于2005年4月又出台了《企业国有产权局管理法转让暂行规定》，对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作出了更详细的要求。从如此规定的出台即可看出，法律、规章制度的配套和完善是在矛盾中进行的。
孙志刚， 2001年武汉科技学院毕业，2003年春节后来到广州，任职于广州市达奇服装公司。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在广州街头被警察送往广州收容遣送站，孙志刚在遣送站遭遇无情轮番毒打至死。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俞江与腾彪、许志永两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著名法学专家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依照《宪法》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互联网上指责收容遣送制度的声音一片。 6月20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该办法自 2003年8月1日起 施行。 1982年5月12日 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没有重量级人物参与的博弈，能在短短三个月间，一项极为重要的法规的废止和更新工作就完成了吗？
大家都懂得了利益是在对立与斗争中争取到的了，可是我们众多的法律、规章制度中也写了要斗争啊，为什么遏制不了腐败违法的迅猛扩大呢？
芬兰等国家治理腐败的经验，与全世界所有成功根治腐败的国家或地区一样，也不外乎民主、法治、制衡、监督、公开、透明、教育等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决心去落实。”
（ 2007年03月27日 检察日报 ）
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是有制度无落实。所谓落实就是制度的执行。执行就是人按制度去办事。眼下腐败已集团化、形成关系网，社会潜规则化，互相包庇、互相袒护。想靠执行人之间互相挖肉，无异于与虎谋皮！这是几十年反腐实践悟出的真理。还持这种想法的人不是天真的孩子就是政治上的庸人。
中共中央 党校 教授陈述，曾参加《中共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文件起草工作，在制度建设方面，陈述表示：中共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有效的监督制度，如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和撤换以及审计和申报制度，等等。（中新社记者 齐彬）
我们的措施、办法比芬兰还要多一些细一些，可结果却南辕北辙。我们还应深一步分析。
“自1997年至2007年，河南、四川、广东、贵州、江苏、安徽、云南等省市的十多个交通厅长、副厅长因为经济问题受到查处。河南省三任厅长连续发生腐败问题，这已无法用‘偶然’来解释。反映出了交通建设背后的体制存在严重漏洞。”（ 2007年05月06日 北京日报）
偶然无法解释当然就用必然解释了。就是说目前的腐败，必然是由体制上的漏洞造成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体制上的漏洞。漏洞在哪里呢？
《学习时报》第367期刊文分析：“腐败中‘群蛀’现象严重，表明干部选用制度的漏洞。‘群蛀’现象总是发生在宗派圈子、裙带关系和官商勾结中。在各种权力的层层袒护下，已有的监督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尽管个人品质不好，或有种种腐败迹象的显露，尽管有群众的不断举报，或许多恶行劣迹甚至已成为社会的公开秘密，也无济于事，此时即便存在着各种监督制度，也只能是形式的和乏力的。结果‘带病提拔’、‘带病在岗’现象的反复出现。‘群蛀’现象再次暴露出我们某些管理制度本身的漏洞、用人制度的缺陷和日常监督制度的失缺。所以，现在更为重要的不是还要制定多少监督制度，而是应对这些年的用人制度真正地进行深刻的反思，使日常的监督制度真正地运作起来。”
《学习时报》的文章说得何等好啊！是啊，“现在更为重要的不是还要制定多少监督制度，而是应对这些年的用人制度真正地进行深刻的反思，使日常的监督制度真正地运作起来。”
《学习时报》的文章说到了根子上了。干部选用制度的漏洞，在于解决不了干部内部的“群蛀”，即“宗派圈子、裙带关系、官商勾结，层层袒护”。结果造成了“‘带病提拔’、‘带病在岗’现象的反复出现”。
有什么办法才能堵上这个漏洞呢？
从《学习时报》文章中的一句话，“尽管有群众的不断举报”的关键词：“有---群众---不断---”，可看出：群众是坚决的毫不动摇的反腐力量。
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们送走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迎来了奴隶社会。他们推翻了奴隶社会，迎来了封建社会。他们推翻了封建社会，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现在又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迎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因此，人民是永远要革命的。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因此，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已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证明的了。列宁说过：“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是仆人。”因此，革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任何人也没有拒绝、排斥人民要革命的权利。
中共中央 党校 教授陈述认为：“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中新社记者 齐彬）
从陈述的总结分析就可看出对于腐败的监督，或者是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或人民群众的参与是险恶的、艰难的、没有条件的、虚的。
我们那么多的反腐败制度之所以存在漏洞、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因为没有依靠人民群众。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刘鑫 教授认为：（我们）司法体制缺乏权威，说明我们追求法制的失败。根源在于立法与执法中缺乏对立与斗争。（民主与法制时报）
缺乏谁与谁对立？谁与谁斗争呢？
缺乏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干部选用制度的漏洞”，就是缺乏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目前状况是“领导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更多是靠自觉，”（ 2007年05月06日 北京日报）这是出现“干部选用制度漏洞”反腐越反越腐的根本原因！
陆定一同志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其中陆定一谈如何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
事物是在矛盾中进步的。腐败与反腐败属对抗性矛盾，即性质不同、根本利益不同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与斗争。如正与反、先与后、进与退、新与旧、生与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腐败分子之间同属资产阶级当然不能互反。党内廉洁人士用法律、规章制度去反对腐败很难，因为他们之间有很深的经济及其他联系，矛盾的性质很容易由对抗性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从而使反腐法律、规章制度失去效力。再进一步廉洁人士都有可能转化为腐败分子了。
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单纯靠党内监督即自律、自我批评，反对腐败越反越腐的原因。“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没有外部（党外）监督力量。作为监督力量之一的媒体从根本上看还属党内监督，因为它也是党组织内的一份子，监督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正明了这一点。
那么谁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拥有裁判权和监督权呢？就是人民！为什么人民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拥有裁判权和监督权呢？一是因为历史的主人是人民，难道主人还没有资格拥有裁判权和监督权吗？二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反革命必然侵犯人民的利益而遭到人民的对抗。人民的力量是能战胜一切的，当然也有能力对抗并取得胜利。
据媒体报道90%的腐败案件都是人民群众举报的。
反腐工作无论千条万条、无论内容如何系统计划如何全面，只要没有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就只能是走形式越反越腐，道高一尺魔高就一丈。
既然“干部选用制度的漏洞”，就是缺乏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那么这一漏洞如何去堵呢？《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中的一句话“不要怕别人讲话。”为我们指明方向。
毛主席说过：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要实行两条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因为人民是革命的主体。人民天生就是要革命的，与反动势力是势不两立的对抗性的矛盾。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信人民群众的大方向和主流始终正确。
人民群众提供的只是原材料，朴实的、零星的素材。还有待专家去深加工，整合系统化。因此不能要求人民群众说出的话很准确、正确。如此要求无异于封人民之嘴，堵民主之路，折正义之剑，助腐败之风。
重庆打黑为“不要怕别人讲话”做出了榜样。
在重庆打黑中，薄熙来主动发动人民群众，让人民讲话。人民通过手机短信、来电来访等多种方式，提供线索1.4万多条，其中80%为实名举报。人民群众还有预见性，说谁是腐败分子没几天他就倒了。
国家最高检察院“不要怕别人讲话”开通了网络举报后，访问量爆满。这说明了人民对反腐败的热情和对网络举报的支持。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所向无敌的反腐力量的运用，主动权在政府手中。
对于人民群众讲话的态度将检验是真依靠人民群众还是假依靠。
人民网论坛、、毛泽东旗帜网等已成为中国数亿网民讲话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数亿网民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反对腐败、反对倒退。他们的讲话为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永不变色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必将作为历史光辉的一页被人民铭记被历史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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