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无疑是中国的黄金战略机遇期。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利用美国全力投入反恐之机，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表现尤其亮丽，“北京共识”大有力压“华盛顿共识”之势。未来十年，中国是否能够延续前一个十年的辉煌，将直接决定中国崛起的最终结局。客观来看，第二个十年的发展环境无论内外，都逊于第一个十年，中国崛起的难度明显增大。
一、中国未来十年的外部环境主要取决于两点：欧美经济危机的演变趋势，以及美国战略东移的地缘压力。
1、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演变趋势
（1）：欧美经济危机持续，将影响中国的出口、促使人民币加快升值、加大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但能源及原材料价格下降，会减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同时也会减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压力。
（2）：欧美经济危机结束，其重振的内需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能源及原材料价格，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有不利影响。
欧洲的危机能否化解，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大步推动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欧盟实际处于或者解体或者进一步一体化的境地。二是减少社会福利，增加劳动时间，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美国危机解决之道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对外减少所承担的、日益超出国力的所谓“国际责任”，放弃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是对内是否能够改变以消费特别是借债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减少长期来看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事实上，消费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并不是在创造财富。
2、美国战略东移的地缘压力
2011年，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其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
（1）：美国的战略转移持续，中美关系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双方虽不至决裂，但在内政和外交的各种冲突必此起彼伏，中国不得不投入较大精力和资源应对。
（2）：如果有突发事件或者美国政党轮替导致外交政策改变，中美关系将会保持稳定和互利互惠。
从目前各种因素看，美国的战略东移可能无疾而终。原因如下：
第一，战略转移是奥巴马政府提出并实施的。但由于三年来执政表现不佳，美国复苏固然乏力，其债务规模更是迅速攀升，还发生了史无前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此情况下，奥巴马未必能够连任。而他一旦败选，新的政府未必会继续推行其外交政策。
第二，美国国内问题巨大，将迫使其继续战略收缩而不是转移。而这一次所谓的转移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收缩。比如明明伊拉克的局势还没有稳定，阿富汗塔利班越战越勇，美国仍然决定撤出。
第三，伊拉克和阿富汗在美国撤出后陷入混乱或者塔利班掌权的可能性非常大。在当伊拉克全面陷入混乱之际，不管是出于道义还是捍卫美国的尊严，它都不可能置之不管。否则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也将陷入离心离德的境地。至于阿富汗，美国也不可能接受塔利班重新掌权的世界——这不仅是涉及美国国家尊严，更将是对美国全球安全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需要重返中亚。
第四，阿拉伯革命新局，对美国造成了双重打击。一是其在中东的传统盟友纷纷倒台，美国苦心经营的中东格局崩溃，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减。二是革命后阿拉伯世界重新伊斯兰化趋势将严重危险美国的石油安全和全球安全。重新走向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世界共性是反以色列，而最终会将矛头指向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者美国。所以，中东革命后的局势将可能迫使美国投入比过去更大的精力。
第五，中国的崛起的地缘效用是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在亚洲的存在，特别是在美国加速衰落的大历史背景下，其影响力最终将逐渐地退出亚洲。
第六，目前中国周边的纠纷只是暂时性的，是周边国家在中国完全崛起前（及美国彻底衰落前）进行的最后的投机。所以，美国只不过是这些小国家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不是真的要充当美国的工具。
最后，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是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假设美国迅速衰落，唯一能够取代美国的不是中国而是欧洲。从经济上看，欧盟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国总量的三倍，而且欧元的地位也远高于人民币。军事上，是除美国外最强大和先进的军事实体。另外当今世界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体制和规则都是欧洲和美国共同制订的。中国只是一个后起的加入者。此外，欧洲能够提供一个让世界多数国家认同的价值观体系，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做不到。所以无论是从软实力还是硬实力，美国十年间唯一的挑战者还是欧盟。所以，美国仍然无法放弃其在欧洲的存在，仍然要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到欧洲。
3、由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各国都不愿意承担成本而只愿意分享收益，导致全球性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全球生态环境、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供给严重不足，全球性治理失灵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造成极端天气（洪涝、干旱）日益频繁，对全球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日益增大。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比如1993年美国一场飓风就造成400亿美元的损失，80年代，保险业同气候有关的索赔是140亿美元，1990到1995年间就几乎达500亿美元。公共卫生安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也迅速恶化，2003至2006年间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可能构成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事件就达到了685件。这种危险在交通手段大为改善的今天，如每年航空人数已达20亿人次，能够被迅速传播和放大。
二、未来十年中国国内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但将面临多重压力。
1、有利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持续至少二十到三十年。
（1）中国的城市化刚刚超过50%，还有相当长的增长空间。而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是全方面的，也自然包括房地产。
（2）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仍然有相当的空间。中国尽管经济总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中国增长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规模。投资这驾马车也还应该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至于海外投资，虽然会由于成本迅速提高而出现外移现象，但收入越来越高的消费者也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
消费的情况颇类似于投资。三十年来，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而且一直是通过全球化的贸易也就是外需来解决。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的50%和发达国家的60%至70%。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表明内需的空间极为庞大。中国只要出台合适的刺激政策（如汽车行业下调税费，家电下乡），同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消费将也会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
至于进出口贸易，现在就断言中国的出口黄金时代结束未免过早。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产业内迁，如重庆）、勤劳国民性、劳动力素质和已形成的配套生产组织网络，就是考虑到人民币未来升值的因素，其竞争力也将长期维持。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出口的竞争力将会更加明显。现在的高铁就是一例。融合了巨额资金、高端技术和庞大规模人力的中国大型民用飞机，一旦技术成熟，其竞争力在世界上也是无人能企及的。当然，中国节俭的国民性（政府和个人都有巨大储蓄）不仅可以提供庞大的投资资金，更可规避风险。
(3)后起国家的赶超效应仍然存在。一是技术上中国的科技水平和西方国家仍有十年到二十年左右的差距。通过模仿、购买专利等方式不仅可以加速缩小两者的差距，也节省大量的开发费用和试错成本。据统计，中国整体经济在过去30年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左右，大约相当于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平，尚有较大空间。二是西方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高福利、经济的去工业化和过度金融化等方面的教训，为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三是西方民主制度对全球化的不适应，为中国的政改提供新的路径和选择。
2、不利因素
（1）环境污染。中国三十年快速增长的主要代价之一就是环境污染，而且已经接近临界点，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有机废水排放国。以水污染为例，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南方城市总缺水量的60%~70%是由于水污染造成的；对我国118个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调查显示，有115个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这需要改变过去粗放型增长方式，进行经济转型。
（2）人口红利接近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自2004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主力的农民工工资迅速上涨。提高工资性收入虽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消费、拉动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低级出口和外国投资的过分依赖；推动企业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扩大产品附加值，但也导致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下降，国内外企业外移，引发企业裁员潮，就业压力增大。
（3）巨大的能源需求。据英国石油(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20.3%，超过占全球19%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1996年石油尚能自给，随后年均增长20%以上。2020年中国的进口总量预计将达到每天800万桶，是英国、法国、德国等所有欧洲国家进口量之和。中国2008年还是煤炭出口国，2009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约38万吨煤炭。而一年后的2010年，中国对美国的煤炭进口量猛增至约400万吨，短短一年内增加近10倍。2010年中国煤炭总进口量达1.6亿万吨。目前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需要从外国进口。
（4）人口老龄化开始出现，中国将成为历史上少见的未富先老国家。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8.3%，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2%，分别超过联合国老龄化7%和10%的标准，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距老龄社会14%的标准只差两个百分点。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也面临重负。
（5）中国中产阶级日益庞大，据测算，2020年将占总人口的40%。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有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政治诉求。特别是对贫富差距、社会公正、腐败等的不满。此外，政府和社会、劳资、贫富之间的矛盾上升或者激化，社会利益多元化。这对中国现行的一党制模式产生挑战。相对于西方，中国还缺乏在经济下滑时，有效和成熟抵御化解艰巨问题的良性政治渠道，经济解决如难以到位，就极易转向对抗性政治发泄与僵局。另外执政党本身也会出现“改革悖论”：最初的改革推动者成为既得利益者，而退化为下一个阶段改革的阻碍者。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环境将大大逊于第一个十年，总体而言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系春秋研究院研究员，旅法著名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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