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是毛时代“贵族怨气”所化的“怪哉”——兼评邓晓芒对刘小枫的“学术”批评
老田
从前的中学语文课本收了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其中说到幼年的鲁迅对一种名叫“怪哉”的虫子很有兴趣，想要问个究竟，但他的老师却拒绝回答，课文中间的注释说：汉武帝出巡时遇到过这种虫子，随从中间只有东方朔认识，他说怪哉这种虫子乃是前秦冤民的怨气所化，用酒一浇就可以消解。怪哉作为一种虫子，作为一种怨气的化身，做为一个隐喻的话，我个人觉得极端形象，很适合用于描述今天中国学界公知对于共产党历史的表述，这些人不管是讲故事还是写论文，提到共产党历史和毛时代，除了冤情还是冤情，除了怨气还是怨气，再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内容了。一般而言，跟这种怨气所化的“怪哉”，是没有办法讲事实讲道理讲逻辑的，刘小枫先生说自己不打算跟邓晓芒进行辩论，应该说是很明智的选择。
作为教士、战士和公知的邓晓芒，其惯常的言说方式以及他这一次对刘小枫的反驳方式，是一种后毛时代的主流舆论现象，可以离开争论本身给出粗浅的剖析。如果怨气和控诉仅仅是许多社会思想中间的一种，那只能算是正常现象，但是，这种思潮成了主流，那就不能目为偶然的社会现象了。在毛时代，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吃了大亏，因此，有N多的冤屈需要用无穷的语言和言语进行控诉，恰好，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需要实现根本性的制度转型，迫切需要这种控诉黑暗的言论进行政策论证。
个人需要只有与宏观政治需要紧密接轨之后，才被授予无尽份额的话语权，得到公开的过度表述。这种对毛时代的控诉和表述，不仅以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各种文艺形态进行表述，而且上升到理论高度用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包装，大体而言，伤痕文学的成功是第一阶段的成就，而紧接着伤痕文学出场的伤痕学术，则是意识形态建设过程第二步。在伤痕文学得宠之后小说家进入作协、政协和参事室之后，是伤痕学术跟着得宠取得话语权垄断学术界。需要指出的巨大差别是：怪哉是秦时代冤民的怨气所化，而邓晓芒用学术包装的怨气，却是毛时代失意的红色贵族的怨气表述。
看起来，怨气表述以文学形态出现，是历史和政治变革的第一步，而怨气成为学术中间隐含的厚实社会根基，则是历史和政治变革的第二步了。在小说家当红一段之后，就需要教授们出场了。
红色失势贵族的控诉与白色失势贵族的区别
在毛时代吃了大亏的人群，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如果真的让这些人得到充分的话语权，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荒腔走板”最终破坏政治需要的风险，所以，话语权被集中地授予特殊人群，这个获得话语权的人群的控诉，要能够高度吻合政治转型的需要。具体地说，就是在毛时代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强烈感到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那些群体，这些人的控诉和表述，与改开搞年代中国“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的辩护需要能够高度吻合，这是第一种符合需要的群体控诉。
历史地回顾过去，还有一个群体也符合政治需要，民主革命对象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国民党军政警特官员的后代，他们也是在毛时代吃了大亏的群体。有趣的事，这两个群体的表述实际上都是由他们的后代来完成的，国民党的官一代在邓小平进行改开搞年代已经年老衰朽丧失了表述能力，所以他们“吃亏”的表述只能由子弟来完成，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算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共产党的官一代由于出身社会底层基本上没有多少表述能力，就算是表述了什么东西也往往占领不了市场，所以，他们的吃亏也需要子弟来完成控诉，高华、张戎和邓晓芒等人都算是杰出的代表。相比较而言，共产党的官二代的话语权份额要远远大于国民党官二代的份额。
高华和张戎的父亲一样，都是共产党内部的弱势群体，没有强大的山头可资依靠，结果，在毛时代系列指向当权派的运动中间，老是被官场强势群体抛出来作为靶子，不仅没有得到平均的投入收益比，而且老是受到过度批判和打击，怨气郁结于心数十年之久。而邓晓芒的父亲乃是党内强势群体的一部分，作为南下干部在湖南掌管党的喉舌，非常不幸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小舟失势之后周惠担任湖南省实际上的一把手，为了表示自己与周小舟划清了界限并表明自己是左派，挑选邓晓芒的父亲作为批判对象，这其实毫无事实根据，但是周惠认为有这个需要而已，由此，邓晓芒的父亲就被官场主流派边缘化了，由高官变成了普通职员，此后当然一样受到过度打击和排斥。邓晓芒经常忆毛时代的苦和邓时代的甜，多次对人说过，文革期间自己还曾经被人捉住搞过“假枪毙”;而且邓晓芒先生跟林立果差不多，天生脑袋就是灵，初中毕业程度就写出了得到李泽厚赞赏的美学著作，这样的高人在毛泽东竟然没有精英地位，可见毛时代是多么的黑暗!
文革后，李锐先生这种率先表达对毛泽东本人有无穷怨气的官员，格外受到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重用，不仅率领中央工作组处理“广西的文革遗留问题”，以个人意志重新改组了广西官场，而且还被授予湖南官场重组的重任。李锐根据自己揣摩老邓心理所获得的心得，要在湖南寻找官场中间在毛时代吃亏最大、怨气最多的人掌权，邓晓芒的父亲率先进入李锐的视野，李锐还公开声称邓晓芒的父亲是“治湘必用三人”之一，但非常遗憾的是，邓晓芒的父亲此时年龄过大，不符合邓小平“年轻化”的要求，就这样悲惨地出局了。
还有比邓晓芒父亲更为倒霉的人吗?原本邓氏是党内主流派人士，仅仅因为周惠要表现自己就硬性被排斥出局了，在毛时代受到过度打击因而艰难地积累了一些政治资本，正好可以在邓小平时代兑现，却又因为年龄原因再次出局，人生之倒霉，莫为此甚!从张戎和邓晓芒的例子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人最符合改开搞时代的需要：只有那些毛时代原本就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他们的损失和怨气才是最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构成一种失意的红色贵族立场。换言之，毛时代的红色失势贵族，在邓时代最优先地被授予发言权，《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徐庆全先生在北图的讲座中间就公开指出：杂志的创办与被平反的老干部群体有莫大关系，也就是说，失势贵族的怨气需要专门地给予关照，因为符合新时期的政治需要。让有怨气的多说话，除了是一种成功的政治策略之外，还很容易获得民众的同情，有着正义和道义的基础。
一般而言，跟邓晓芒家庭处境相似的群体，在文革期间是高度赞成毛泽东“走资派”理论的，而且还是高度热情地参与文革的造反派实践活动，邓晓芒对人说过自己曾参加过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原因在于：他们对共产党内部主流掌权派的怨气比一般老百姓要深刻得多，文革期间官场主流派倒霉的日子，这些红色失势贵族的开心程度远远高于普通民众。同样在湖南长沙，另一个父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杨曦光(后来更名杨小凯)在文革期间是极左派，杨小凯当时就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公开表述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杨认为文革应该进行到底乃至于把所有当权派(他用词是“红色资本家群体”)都搞下台实现彻底革命，毛泽东和主流造反派竟然半途而废，实在是一种右派立场。杨小凯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任何对于政治的理论认识和对共产党官场的切身感受，但是，他从自己父亲的不公正待遇出发，本能地认识到：如果不彻底把官场主流派干掉，他父亲的不公正待遇就无法更改，这是其提出根本革命的原因。
文革后，官场主流派又上台掌权了，这是杨小凯的“第二次失望”，由此奠定了他彻底否定共产党全部历史和实践并彻底转向西方的根本原因。相比较而言，授予失势贵族过高份额的话语权，结果导致舆论上出现否定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场主流派的趋势，老邓对此极端愤怒，认为这些人是“喂不饱的狗”：在老邓看来给你们钱(所谓补发工资提高待遇)给你们地位(有些是官复原职)给你们话语权，你们还不满足，最后老邓也有很大的怨气，所以他说“十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失势贵族中间有些人转向西方，这是198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荒腔走板”，但就整体趋势而言，还是符合二十年后的政治转型需要的。从否定共产党的主流派，走向否定共产党的一切，这是红色失势贵族的两次认识上的“革新”。
武汉还有一个奢遮人物是写小说的胡发云先生，他在武大的一次讲座中间说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官而且还是抗日军人，作为国民党的官二代，他写了一部小说《如嫣》专门控诉毛时代的贵族落难。有些人认为要搞“杀左族毛”只是凯迪网络中间出现的不成熟的小右派的网络激愤语言，其实远非如此，不仅马立诚这样的主流精英坚定地认为“毛左不除国将不国”，胡发云先生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鲜明也绝不落后，有一个记者对他提起对毛时代的认识和某个研究毛时代的学者，胡先生咬牙切齿地说：两者都应该“碎尸万段”。看了胡先生的小说之后，他当年的小伙伴们感到很奇怪，说胡先生跟章诒和之间相互叫“姐姐弟弟”亲热的不得了，而且写小说取名也因袭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但事实上两人之间有着巨大的阶级落差，章诒和本人可能见识过贵族的生活情趣和贵族们的优雅和才艺，胡先生肯定没有见识过，胡先生打小就是在门口的泥巴地上跟小伙伴玩玻璃珠子长大的，硬是要在小说中间写了很多贵族的高雅和才艺譬如弹小提琴什么的情节，这不仅脱离生活感受而且缺乏真情实感。其实，可以追问一下胡发云先生，作为国民党军队的医官如果级别不够高的话，薪水是不是能够养家糊口都不无疑问。
对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来说，学生写议论文需要有足够的事实去支持结论，并且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完成论证过程。但是对于政治表述而言，历史事实未必重要，重要的是自我选定的政治认同，胡先生可以在想象中间认定：如果没有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他们家能够维持贵族身份，这就足够形成“毛时代吃大亏”的对照，由此在思想上达成红色失势贵族那样的强烈认同，并据以开始他的讲故事生涯。如果再考虑到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主流走向——伤痕文学成为颠覆社会舆论和价值的第一个意识形态抓手，政治上也设立了伤痕文学作家有最优的投入产出比，这就具有了足够的诱导和激励，剩下来的就依靠个人发挥了：你是知识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间吃大亏、还是官二代在系列政治运动中间吃大亏乃至于国民党的官二代在共产党革命胜利之后吃大亏，区别虽然有，重要的是开始表述吃大亏的控诉。
与共产党内部失势贵族需要“两步走”才完成否定共产党全部历史的认识曲折相比，作为国民党官二代这样的白色失势贵族，有着特定的立场优势：他们无需勉强，一步就能够完成彻底否定共产党全部历史的认识。
“中国式僭主政治”的内在逻辑与非毛化的“非预期后果”
如果仅仅是社会上那些讲故事和写论文的人，绝对不接受共产党历史的正面事实的话，显然，这个趋势的进展就肯定是有限度的。但事实远非如此，近乎一切领域的精英们，都选择性地忽略在共产党政权辅助下的事业扩张过程，忽略只有共产党政权才带来的“质的变化”，武汉大学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张之洞兴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同济医院把自己的历史与一个德国人的诊所联系在一起，这些重写历史的过程也许可以仅仅归结为“追求广告效应”这样一种“纯经济目的”。而官场中间“乱认祖宗”的现象却更为严重，近些年大中城市的财政收入在土地财政支持下有着巨大的提升，相应地投入巨资建设“城市名片”工程的倾向有增无已，武汉市两期投入超过30亿人民币建设“首义广场”，还预备投入超过10亿元建设“中山舰博物馆”，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武汉所有纪念共产党革命事迹的博物馆的新投入不超过1亿人民币。要知道武汉地区不仅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活动的中心，抗战期间也是共产党长江局所在地，可资纪念的史迹为数不少，但是，所有纪念共产党革命的场馆诸如农讲所、八七会议遗址、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加起来的投资数量不及纪念国民党革命建筑物的五十分之一。
如果说是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中间混入了“国民党特务”，出于贬低共产党抬高国民党的故意作出这种选择，说明问题还不是太严重，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种投资上的畸轻畸重，绝不是国民党特务混入官场的结果，而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开启“非毛化”的逻辑必然。
古希腊的僭主政治是僭主借用平民的力量去抑制贵族，这与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政治实践有外观上的相似性，而后毛泽东时代的僭主政治恰好反过来，需要充分发挥贵族的力量去终结文革期间平民阶层的有组织力量对政治的干预。取消七五年宪法中间授予平民阶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同时向官场承诺“二十年不搞政治运动”，本质上是中国式僭主政治重建政治联盟的客观要求，这种中国式的僭主政治特别关注官场的情绪、利益和需要，关注可以与官场需要相一致的精英或者准精英阶层的感受。林立果等人在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提到了文革期间两个政治不满程度最高的群体：干部下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让老干部官复原职并授予话语权、让知青考上大学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迅速授予过高份额的话语权，不仅在后毛时代的政治转型中间创造了一群特殊的成功人士——怀有“毛邓时代两重天”深切感受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群体，而且这也是中国式僭主政治的主要政策操作空间，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非毛化则是一种中国式僭主政治中间的政治性共识，是连接官学两界的潜在政治盟约。正是在这个僭主政治的转型中间，所有的政治联盟需要重组和再造，红色失势贵族的话语权需要白色失势贵族的话语权的补充和支持。
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也许仅仅要实现非毛化，他们通过党的喉舌让失势贵族进行控诉，目的是抹黑毛泽东和毛时代，这也许仅仅是为了官场大多数人的情绪和需要，并借此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让官场中间多数权力精英认识到到底是老毛对你们好还是老邓对你们好，从而获得政治上的拥护，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挖掉了共产党的祖坟”，这大概不是邓胡等人预计中的结果。
我特意去首义广场的豪华纪念馆参观过，展览内容按照时间段分为多个区间，最开始的部分是“武昌首义”，最后一栏是“改革开放”，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历史从头到尾是因果延续的，这种典型的“挖祖坟”行为，在今天的官场中间已经彻底表现出来了，成为绝大多数官员深刻到骨子里的认识，成为一种本能，成为一种不需要进行论证的潜意识，在许多共产党官员看来，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是一团漆黑，没有什么可以上得了台面的东西，所以，建设城市名片能够选择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只能从前共产党时代的历史中间去寻找。这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什么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与此相关，天安门广场上曾经出现过的孔夫子塑像，也是丧失“文化自信”之后的乱认祖宗行为，不过那是超越地方级别的非自信表现。老田前不久见到两个台湾学者，闲聊时跟他们说起武汉纪念性建筑悬殊的投资分配状况，他们未加思考就评论说“这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小结：作为一种政治盟约和舆论策略的“非毛化”
几年前，甘阳教授就提出要“通三统”：把传统文化、毛泽东和邓小平三种传统打通，建立起逻辑一贯的叙事。今天，政治领袖人物也看到两个三十年的相互否定，变成一种合法性论证方面的障碍，想要有所改变。问题在于：纸面上容易完成一种新的历史和政治写法，无可避免地要遭遇到现实政经利益博弈的不兼容性。
中国式僭主政治出场，伴随着共产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镇压群众，这次镇压与以往由当权派操纵群众组织批判反对派人士的镇压方式不同，是以公检法这样的国家机器公开出面、对文革派底层组织和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被镇压的人数远远超过毛时代全部政治运动中间精英阶层受冲击数量的总和。与史无前例的镇压规模相伴随，“拨乱反正”、恢复“民主”和“法制”的大量褒义词，却被授予最大份额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加诸最大的镇压者胡耀邦头上。在中国式僭主政治的起始阶段，胡耀邦担任“两案领导小组”组长亲自领导镇压公检法镇压文革期间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性的政治活动，是代表当权派多数的意愿镇压群众的前台代表。毛泽东在1962年曾经预言如果中国背离了社会主义肯定会出现“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胡耀邦恰当其时地充当了这个法西斯专政的前台代表。这种大规模镇压活动的背后，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利益分配方案的绝对不兼容。
空前规模的镇压活动，昭示了当权派利益绝对不容侵犯的阶级意志，而与这个把当权派利益绝对化的内在逻辑紧密相关，党史被重新书写。在官学机构的学官写作的党史中间，一切当权派的倒行逆施都需要寻找代罪羔羊。为了洗白大跃进时期那些浮夸风官员，就需要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创新和工业化战略彻底否定并冠名为“毛泽东的极左思想”，而为了洗白当权派及官二代在文革期间的罪孽并掩盖当权派的政治堕落，也是以抹黑共产党总体形象为代价的。这不可避免地极大地拉开了民众与执政党的心理距离。把毛泽东和其他顶层文革派构造成为一切罪行的责任人，镇压民众参与政治批评干部的政治活动，结果是断绝了民众期盼“共产党从内部进行改良”的希望，文革期间虽然揭露了巨量的官场黑暗，但共产党改良的希望却昭昭在目，所以当年许多不是党员的中学生在提到共产党时口称“我党”，当年的中学生虽然有人入了党，现在虽然有了党员身份却口称“中共”。
共产党政权以财政供养的党校教授、社科院专家和高校教师中间，全盘否定共产党历史和制度实践的人士，应该占据绝多大数。这应该不是中国的言论自由远远超过美国的结果，而是现实社会中间真实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今天，即便不愿意成为正直的学者而仅仅是要进行学术投机，投机利益的获得和投机机会的分配也是与彻底否定毛时代相联系的。政权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结果，不仅没有能力引导舆论和学术，而且在丧失了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之后，也一定会如同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间所言：必然因此丧失了镇压异己的意志。换言之，话语权获取的分配规则业已形成，不可能在外部进行更改，通过政治权力介入话语权分配领域，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前政府高官中间，有人喜欢举起“文革余孽”的大棒敲打政敌。茅于轼公开讲述要通过非毛化的言论来推动中国政治的美国化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到：官场和学界在非毛化方面存在着一个隐而不彰的政治同盟契约。对于那些自由派来说，作为一种可行的舆论策略：在非毛化的言说中间彻底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是一种低风险策略，在说毛泽东坏话的过程中间完成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政治要求，借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也就是说，非毛化是官场确立的“口子”，而知识精英和公知们则需要通过“扒口”来实现“溃堤”目的。
刘小枫竟然说毛泽东是“国父”并把对毛泽东的认识上升到宪政难题的高度，在刘小枫教授看来，应该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历史人物并降低为学术分析的对象，这意味着要适用“事实说明结论”的逻辑。但是，这种学术化的主张，乃是最大限度地违反了官场和学界的“政治同盟契约”，不仅有损于公知们的话语策略，还从根本上触动了中国式僭主政治的逻辑支撑点有可能导致全部非毛化言说的整体性崩溃，由此受到批驳乃至于攻击是可以预期的。也就是说，在公知们看来，如何界说毛泽东是政治的，是关系到是否顺利推进中国接纳普世价值这一崇高政治事业的抓手，而不是学术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虽然离开这个世界三十多年，但他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历史的。所以，邓晓芒反驳刘小枫的方式，如同语文教师批改作文那样批了个“不及格”，不过邓晓芒是教士和战士，是公知，而不是像真正的语文教师那样适用真正的逻辑要求，而是曲里拐弯地指出：当今中国应该是什么人和什么样的发言方式才配“拥有话语权”。
对毛泽东绝对不能进行学术分析，原因还在于没有办法反驳他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理论转换成今天的话语进行表述就是：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制度中间存在着内部的否定力量，这种否定力量来自共产党执政后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也就是说，新中国的上层对于干社会主义没有兴趣，存在着广泛的修正主义取向，这两个精英群体有着最终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取向。作为体现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实践，毛泽东为了防止这个不好的前景，试图通过支持群众造反，以期在工人农民中间建设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以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强行授予底层民众(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等)结社权和话语权，企盼平民阶层能够“自下而上”地制约社会上层导向资本主义的力量。文革实践一开始就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最后由胡耀邦领导的公检法机构完成最后一次的彻底镇压而失败，但是毛的理论则充满着预见性，“苏东波”和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的演化进程，都是原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处于上层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双头同盟，按照他们的意愿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导向了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凭空在中国造就出一个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资本家群体和资产阶级出来，这种历史演变除了证实毛泽东思想的预见之外，没有给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留下任何“学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为什么精英们的非毛化事业，长期停留在私生活造谣和一个人在文革期间独收稿费这种谣言上的根本原因，因为，无法从学理上反驳毛泽东及其思想，只好搞些下三滥的招数。不是精英们不想搞学术，而是把毛泽东学术化存在着“意识形态颠覆”的根本危险，捍卫在毛泽东身上造谣的权利就是捍卫精英意识形态本身，没有造谣就没有一切。
如果刘小枫教授不太有名的话，他关于毛泽东的任何说法都可以通过“置之不理”以“沉默”扼杀之，很遗憾，刘小枫教授名望过高如果不加反驳的话有可能“教坏知识青年”，所以需要认真加以反驳，这个任务“历史地”就落到邓晓芒教授的身上，这不是出自外人的吩咐和命令，而是缘于邓晓芒对中国历史和未来政治走向有所担当的责任心和主人翁精神。邓晓芒教授的长文，以及他为写作长文所耗费的时间和心力准确地体现了他的历史感和责任心，这也使他与那些只知道“空喊口号”借以赚取眼球、完全不知道要把危险消弭于萌芽状态的自私公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邓晓芒教授的高度“阶级觉悟”是值得称道的，这一次率先批判刘小枫的意义，完全可以与自由派群起抹黑汪晖的几次“集体行动”相提并论，一样体现了自由派公知为了最小化对手话语权份额而不惜付出一切的高度战略意志。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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