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一章。
该文于12月24日于本站首发，全文刊出。为方便读者阅读，本站拟分章节刊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持续关注乌有网刊。）
王庆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订年终版)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毛泽东1949年3月25日“进京赶考”见到北平城垣时的谈话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5页，1991年版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毛泽东1963年11月《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自从“资本主义补课论”在祖国大地泛滥以来，自从“打左灯向右拐”在官民间上行下效以来，中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令“改革开放”遭到了普遍质疑。
本章分为如下4节：
1.越演越烈“改开”无共识
2.九十年前问题与主义之争
3.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
4.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次登场
1. 越演越烈“改开”无共识
自从毛主席、周总理所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遭到扭曲以来：
1)官商勾结、国企和集体制遭私有化
“民企”、外资与不良官员内外勾结，不但非法地攫取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的资产，而且迫使全国几千万工人下岗，还以最坏的资本主义方式剥削农民工，使得中国从最平均的社会蜕变为贫富两极化的社会，劳资矛盾直追全球各国之冠。但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别有用心地转移目标：
A. 一方面，他们依仗权势制造舆论说“国有企业垄断”，不是去纠正现在国有企业中“老总”比员工高出千百倍的不合理工资，却打主意进一步拆分那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将资本主义一路走到黑。
B. 另一方面，他们在解散人民公社、制造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之后，反而又以“城镇化”为借口，或搞大规模土地流转、或搞大规模的强征土地和血腥拆迁，不惜在中国上演二十一世纪版本的“羊吃人”。
五百年前的英国版羊吃人确曾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国，但他们的中国版“羊吃人”，却是在二十一世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2)国际化、中国霸权红利损失最严重
任何人无论他忽悠“改革红利”、还是相信这种忽悠，都必须正视这严酷的现实：
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组于2013年1月8日发布第1号《国家健康报告》，研究欧美国家依靠“霸权红利”剥削其它国家的体制，以及我国国民经济和劳动者健康因“霸权红利”损失而受到的伤害。“霸权红利”是指欧美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经济霸权体系，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十个渠道。
根据《国家健康报告》，在中国加入WTO第十个年头的2011年，美国在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超过7万亿美元;中国则损失“霸权红利”3万6千多亿美元，是全球损失最多的国家!这些损失相当于中国劳动者全年工作量的60%!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批评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1月宣布的两年救市计划吗?但那样的救市计划即使执行十一年所花的钱，也达不到中国在2011年这一年的“霸权红利”损失额!
一方面，中国这样巨额的经济损失全部转变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劳动者还因被压榨而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包括“肌体过量失血”、“根基营养缺乏”、“成长动力失调”、“生存本钱耗竭”四大病灶。
3)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再泼祖国大地
毛泽东主席生前早就警告过：“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但是：
从上至下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市场化”即资本主义化，在中国人民头上压上了新的三座大山。官员腐败、物价飞涨、食品毒害、环境恶化、资源糟蹋、妓女二奶、强盗拆迁、吸毒贩毒、黑白两道等等，旧社会各种丑陋现象又在中国大地重演了。
不但如此，为与国际接轨而发展低端代工、低端外包，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今年冬春之交的雾霾，覆盖黄淮平原和京津唐地区，历史上从未有过。到秋冬之交，雾霾笼罩全国近半国土长达一周，从华北到东南沿海、甚至到西南地区，已攻陷25省份、100多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国务院9月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要投入17500亿元治理——还是纸上作业，前景堪忧(见新华网北京12月8日电)。
全国范围内这样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但所有的方法，包括年复一年的“和谐维稳”、“八荣八耻”、“反腐倡廉”、“加强监管”等等，非但不见成效、反令问题越演越烈。说到底，中国的这些问题都只能从根本上解决，只能坚持真理、依靠主义来解决。这就令人们人想起了1919年那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2. 九十年前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刚接任《每周评论》时就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八年，大量的社会实践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并未打到，中国原有的问题非但未解决、而且越发严重。胡适写道：
“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什么是“主义”?主义就是当时的仁人志士们为解救中国而苦苦追求的真理。但是，胡适却反对谈主义，而且还嘲讽和挖苦这些追求真理的人们：“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在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李大钊马上致信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即后来发表在《每日评论》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
社会问题的解决总要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如果没有主义、没有多数人的参加，什么研究都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李大钊还特别提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如果“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因而其它“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也就都无法解决了。
3. 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
在与胡适辩论“问题与主义”之前的一年期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1shevism的胜利》。就在与胡适辩论问题与主义的同时，李大钊正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中国人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理论基础。
除了传播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之外，李大钊还特别重视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作用，并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特别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并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李大钊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早期共产党人。
1)毛泽东的道路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毛泽东，先是搞学生运动、工人斗争、农民运动、国共合作，继而举起了工农武装割据大旗。他所靠的，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共同的理想和主义”：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早春
从井冈山斗争到瑞金中央苏维埃，从告别中央苏区到长征遵义会议、再到延安陕甘宁，从转战陕北到西柏坡三大战役、再到北平·北京天安门，毛泽东终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在三十年前的那些问题。因此，毛泽东称李大钊是“真正的老师”。
在即将建立新中国之际，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四篇评论，批驳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信件。其中发表于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顾和总结：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2)胡适的选择
1919年宣扬“不谈主义”的胡适，后来却选择了与“大谈主义”的蒋介石同舟共济。以下的史实证明，胡适那一类人，就是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的那类少数人，那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
在1948年3月29日召开所谓“行宪国大”时(即蒋介石假孙中山“宪政”名义所搞的把戏，或时下有人要以“宪政梦”名义所搞的货色)，蒋介石欲擒故纵，先装作自己不竞选总统、请“外交部长”王世杰出面劝进胡适。经过三劝两劝，胡适还就当了真、答应要竞选总统。蒋介石却在幕后策划通过了《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给了总统远远超出“宪政”的无限权力，然后又一改面孔说要亲自出马竞选总统了。此时的胡适非但毫不知尴尬，却心甘情愿地继续帮助蒋介石唱完这场“宪政”双簧，包括在四轮副总统竞选中出任主席，以及在选举结束后的5月1日，再以“主席”身份主持仪式，欢迎“总统、副总统莅会接受当选证书”。
此后，胡适又先后两次涉入蒋家王朝的行政院长提名事项。直到辽沈战役蒋军47万被歼之后，胡适仍然再三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蒋先生站在一起。”再到淮海战役大局已定的12月16日，胡适还在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含泪长谈，试图说服美国帮助蒋介石将内战继续进行下去。胡适为此甚至当面表示“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历史事实证明，胡适对自己的“主义”还是很坚定的，只不他所选定的那个主义，在中国是彻底地失败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本文集将统一简称“改开以来”)，国内外反动分子制造谣言、篡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本文集第一分册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将深入讨论与这里第2、3节有关的内容，澄清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新中国奠基之战抗美援朝的有关史实，并且以史实和证据批驳改开以来的这类谣言。
4. 问题与主义之争再次登场
那么，胡适一生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主义呢?
胡适口说“只解决问题、不谈主义”，但这主张本身就是一种主义、一种哲学，那就是从他的美国导师杜威那里趸来的“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毛泽东语)。
实用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问真理如何、甚至不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只求依据经验来追逐一己私利，或者追逐自己所属的、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目标。胡适下面这段话，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的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第1集第2卷第102页
以这样的真理观来衡量，改开以来的“摸论”、“猫论”、“不争论”、“左灯右转”，都不过是胡适“美国牌实用主义的哲学”六十年后的再版。任何时代的实用主义都是反对追求真理的，都是依靠几千年来形成的、在社会上仍然占有巨大优势的旧式意识形态来误导民众的。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利用旧式意识形态来阻碍社会主义革命、来复辟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本开篇将专辟第七章“与私有制传统观念决裂”深入讨论。
“实事求是”在改开以来被叫得山响，但却有很多人假实事求是之名、行实用主义之实。老革命家薄一波在1986年4月参观毛主席韶山故居时，曾应工作人员的要求题写了“永远按照您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笔者认为，薄老的题词表明他认为，很多人所诠释的“实事求是”，并非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而是实用主义。
毛泽东主席早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实践论》(1937年7月)以及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1938年10月14日)，就多次引用这一成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中再次全面地归纳了“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态度：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对照毛主席“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谁再假实事求是之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应该受到追问：你那个“是”到底是客观事物规律性、还是你心中的资本主义呢?你说的“实事求是”还与“有的放矢”相连、还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吗?
胡适一生还不遗余力地主张他从美国舶来的西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而当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论者们，也都奉胡适为自由主义的鼻祖，其目标就是干干脆脆地、痛痛快快地“打右灯、向右转”。因此可以说：
à 九十四年前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就是以李大钊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以胡适为首的实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争[2]。
à 时下针对中国乱象的各派论剑，则是二十一世纪版本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方面是普世价值论者喧嚣改旗易帜，另一方面是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奋起搏斗，回击资本主义复辟、回归社会主义道路。
笔者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并将在第四分册第十六篇章《风雨再迎红烂漫》中，与读者全面讨论这场斗争的理论、实践与前途问题。有关的哲学和主义，本文集还将在第一分册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中深入讨论。
注：1)许可读者点击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载本《开篇》2013年终版、在朋友圈中打印传阅。2)欢迎转载本《开篇》，但须事先告知所要转载网站或博客的网址([email protected])，以获书面许可。
[2] 胡适作为我国学术史上的著名学者，不但在诸多学术领域有过重大贡献，而且还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本文集既非专门领域的学术著作，也非对任何学者的专门评著。笔者在本文集、尤其是本开篇引用和评价人物与事务的标准，端看其在历史关键时刻，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阻碍了历史的进程。因此，本开篇对胡适的引用和评价，完全无意于抹杀他在诸多学术领域的重要贡献。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