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是现象，不是原因。没有浓疮溃烂，就招不来苍蝇。浓疮才是原因，制度坏死才有浓疮。苍蝇是无法消灭干净的，必须消灭浓疮。消灭浓疮，就必须制度变革。
就逻辑而言，制度才是老虎，其他皆为苍蝇，再大的苍蝇也仅仅是苍蝇，绝对不会异化成为老虎。如若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彻底革新制度，去除吸引苍蝇的制度浓疮。否则，苍蝇会前赴后继，越打越多，越打越大。
制度变革不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夫子说，苛政猛于虎，就是这个意思。何以形成苛政?就是政治权力的私有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权力家族化的制度性安排!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单纯的经济私有化，经济私有化必然导致政治的私有化。或者说，必须政治私有化了，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私有化。否则，政治公有，必然限制经济私有。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从政治私有到政治社会公有，都经历过从经济私有到经济社会公有，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这不是推理，这是历史事实!原始资本主义到社会资本主义之间，有一道家族资本主义的鸿沟。现代文明，就是要跨越这道鸿沟，我们现在正在落入沟底。利益集团一旦获得政治权力，必然修改制度加以固化并血统继承。家族化的政治模式，必然导入家族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腐朽没落，必然变成无所不用其极的苛政!当前，超级地租(所谓高房价)就具有经典的家族资本主义的特征!
如何解决政治家族化问题呢?欧美的办法是社会资本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走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必须流动。必须流动的意思，就是绝对不许准血统继承。不允许准血统继承，就意味着德者居之。德者居之，就需要游戏规则。有游戏规则，就意味着不能个别人说了算，特别是不能长时间由个别人说了算。其实，中国古代的干部任用是很讲究的，古代官吏是全国选拔和全国任免的，部门领导和地方领导均无权过问人事。一个部长，不可能让司机当司局长;一个省委书记，更不可能让秘书去当市委书记。要知道，若在古代官制中，这是天大的忌讳，是会掉脑袋的。当然，在现代西方官制中，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荒谬的情况了。很遗憾，在当代中国，这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不党同伐异，就没有上升的空间!准血统的纽带是什么?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供奉关系!吏治堕落至此，能不腐败吗?
治理腐败很难吗?道理说起来很简单，认真做起来确实很艰难!治理腐败就两件事情：第一，规范吏治;第二，清明税制。其实，中国古代或现代西方国家有现成的制度模式，照抄就行了。但是，这需要强势领导推动。因为，这相当于削藩。铁杆“王爷”们已经霸道惯了，规范和清明岂不是夺权吗?能不拼死抵抗吗?于是，所有改革都是单边的，其实就是“王爷”们的家族化，就是“王爷”们将政治经济统统私有化。“王爷”善于养“师爷”，“师爷”们将私有化说的像花一样。放权，放权，放权，放到政令不出中南海，放到皇上说话都没人听了。一个人事权，一个财政权，古今中外，谁敢轻易玩放权?放权，必腐败;腐败，必亡国。这道理，还需再要说下去吗?中国历代变法，无非强化中央集权。成功了，就是千古明君;失败了，只能家破人亡。大宋王安石，大明张居正，变法一旦失败，王朝末日屈指可数。杀几个贪官可以糊弄几天百姓，但于国事无补。难道，能打尽天下苍蝇吗?
中国的封建传统深厚，血统遗毒深入骨髓。一些人，一旦位居中枢，立刻就痼疾重发，弟子门生遍布朝野。上行必然下效，下效必然无底线，腐败之风炙烈华夏，社会风尚彻底糜烂了。世风没落，必然导致制度的破败。而修补制度，却绝非常人可以做到。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定能成就一番伟业。今天，举国都在期待着这个非常之人。
易言之，我们对打苍蝇已经厌烦了。制度才是老虎，你不打虎，它就不倒。以为打苍蝇可以吓倒老虎，那是多么幼稚的逻辑呀!严嵩倒了，魏忠贤死了，大明仍然是亡了!整天计算打了多少只苍蝇，有意思吗?我们期待着第一部真正的反腐败法案。是的，当一部部吏治和税制的法案接续出台了，这个国家就真的有一丝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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