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贾大山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贾大山1997年因病去世,时隔十七年成为媒体热点,颇值得玩味。论官职,贾大山1982年曾任河北省正定县文化局局长,官职并不高,后来担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严格来说不算正式官职。论作品,贾大山1978年因《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说实话,获得此奖充其量只能算文坛新秀,贾大山后来并没有发表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媒体关注贾大山,是因为今年1月《光明日报》刊发习近平《忆大山》一文,这篇文章并不是新作,而是刊发于1998年。为何在这个时候重发十几年前的旧文章?有人说这是要体现当今领导人的“礼贤下士”,我认为并非如此。习近平与贾大山密切交往时,只是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书记。以当时的情况看,两者级别差距并不大,贾大山当时的社会名气可能还更大些,所以谈不上“礼贤下士”,更应该说是趣味相投的平等交往。因此,媒体从今年年初开始关注贾大山,我认为另有含义。
有意思的是,这几天,一个名叫李小文的人突然走红网络。如果不做介绍,绝大多数人未必知道李小文是干嘛的。李小文走红网络是因为一张照片,他头发凌乱,蓄着两撇胡子,面庞身形消瘦,一身黑衣,光脚穿着黑布鞋,低头念着稿子。咋一看,以为是个底层老头,或是个村干部,一看介绍才知道,李小文是中科院院士,有一大堆令人震惊的头衔:美国博士,中科院遥感所前所长,北师大遥感科学院名誉院长,博导,几何光学创始人,国内外遥感领域顶级专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等等。贾大山和李小文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读书人受到媒体关注,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李小文网络热照
读书人又称知识分子,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流行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不够友好。这个观点未必站得住脚,毛泽东早就提出要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并且身体力行。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舆论圈里“知识分子受委屈”、“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等流俗观点已成普遍趋势。因此,一句借古讽今的话大行其道:“千万不要得罪天下读书人”。这一观点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观点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周恩来在1956年提出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被进一步确立,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中的“异见”人士,很多都采取“养起来”的措施,确实体现出生怕“得罪”读书人的心态。
对于知识分子中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不争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集中精力搞发展,中国社会快速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面对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保持发展动力,如何确立未来发展目标,不同意见的争论日益加大且尖锐,一些极端、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屡见不鲜,有些甚至走向以造谣、传谣、操控舆论的手段试图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花朵革命”的对抗。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继续深化改革。为了让改革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改革与稳定就需要形成适当的共生、共存关系。然而,某些对于改革目标、改革手段的不同意见借助部分形成利益共同体的知识分子,试图以舆论左右改革,甚至试图破坏改革与稳定的共生、共存关系,试图更大限度地实现“利益集团梦”,阻碍实现属于全体民众和国家整体的“中国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负能量”。因此,中共十八大后,对于网络谣言依法采取了治理措施,对于一些不利于大局的极端过激言论也限制了传播范围。于是,有些人又搬出“千万不要得罪天下读书人”的论调,认为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把自己等同于“天下读书人”,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民心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被他们用来标榜自己,仿佛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未来中国的命运将岌岌可危。于是,曾经为知识分子大面积平反的领导人被歌功颂德,成为借古讽今的道具,仿佛善待知识分子就应该等同于无条件地溺爱、宠爱知识分子。
由此我们再来看贾大山、李小文被媒体关注的现象,便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政府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媒体关注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出端倪。例如,贾大山做了9年县文化局长,局里尽然没有一笔吃喝账;贾大山经手上千万的文物修缮费用,竟没有一分钱不合理的搭车开支。李小文作为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其淡泊名利、不修边幅的形象,似乎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最好的注解。
知识分子如何修身立命,知识分子与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是另一个庞大的话题。就当今舆论来说,某些人经常列举民国政府时期知识分子待遇如何好、地位如何高,其矛头所向就是中国共产党。但这种指桑骂槐并没有说服力。蒋介石的确优待了很多大知识分子,但是,优待大知识分子就等于真正拥有民心民意吗?蒋介石政权最终不仍然被民众抛弃了吗?知识分子问题的确是中国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大问题,但解决方案绝不只能是某些人的高调主张。贾大山、李小文这两个例子,给了知识分子和政府两方面都共同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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