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分为5个小节，选择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重要事项回顾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
1)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传》是在解放初，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以图歌颂主人公、清末乞丐武七(即武训)“为穷人的孩子行乞办义学”的精神。电影于1951年2月25日在北京及全国公演后，引起影评界激烈的争论，叫好的多，但也有些給予严肃批判。
电影主角原型武七(1838-1896)因行乞办学而被清廷嘉奖。清廷取“垂训于世”之意而替他改名武训，使他成了全国名人。蒋介石也曾于武训九十七年诞辰题词：
“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於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蒋中正(印)” (蒋介石作“武训先生传赞”)
A. 《武训传》遭《人民日报》批判
《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章只有860字，其中有这样两段：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希望“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官方文件说，社论经毛主席亲自修改。
B. 《武训历史调查记》支持了批判
两个月后，1951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37,870字的长文《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团由13名干部组成，由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带队，国家文化部的钟惦棐和李进参加，其他十名干部分别来自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聊城地委、堂邑县委、临清镇委、临清县委的宣传部门或报社。因为李进即江青，所以改开后给了很多人大肆平反《武训传》的胆量。但若认真阅读《调查记》，就应承认其详细地记载了口头调查和资料搜集的过程，其逻辑、文字和结论也都极为专业化。现归纳如下：
a. 调查团直接或间接访问过当地各阶层人员共一百六十多名。直接采访对象多数都是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少数则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
《调查记》详细列出八十五名(堂邑的50人、临清的15人、馆陶的20人)直接采访对象的姓名、年龄、以前的和现在的成分，以及有何特殊经历。
b. 武训办学性质：于1888年、1889年、1896年先后办的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临清镇御史巷“义塾”性质相同，都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最典型的“崇贤义塾”在武训去世前九年成立，其师、生均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根本不是孙瑜导演所调查的“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
调查对象意见：地主阶级一般说是“义学”;劳动人民普遍说是不义之学。
c. 学生成分调查：在“崇贤义塾”读书长达7年的老秀才倪瞻云(81岁)出身于地主家庭，称赞武训办“义学”。他记忆力很好、精神颇佳、而且肯讲实话：“崇贤义塾”前7年只办“经班”，能做“满篇”八股文的才有入学资格，入学后读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学生大多数出身地主家庭，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中农、更没有贫雇农。他那一班有学生50多人，现在只能记得起34人，其中23人中了秀才、一人中了举(有详细列表)。
d. 武训学校的首事人：三所学校的首事人绝大多数为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包括“崇贤义塾”主要首事人杨树坊(恶霸地主，民团团长，杨家团曾大量屠杀小刘贯庄的起义农民)，绝非孙瑜导演所称“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
e. 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根据几种材料相互对照、核实，武训所积累钱财总额不下一万七千余吊，其中堂邑九千余、馆陶五千余、临清三千余。各地被调查的人一致肯定：武训分别在这三处放债，其利率都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月利三分、且按月结账。除非是存入银号转放高利贷，利率才比三分低一些、以与银号利益均沾。三分利在清朝属非法高利贷，有可能被官罚没，但武训有办法。
f. 武训的土地剥削：仅从武训去世55年后所找到的三本“地亩账”看，武训自三十岁开始当地，四十一岁开始买地，四十二岁开始大规模掠夺，这年夺得二十一户农民的六十三亩余，次年又夺得十四户农民的一百零四亩。到五十五岁时拥有近三顷土地，加上帐外已发现的柳林镇二十二亩，合计三百零七亩。
武训将地租给无地农民，但文约上一律尊他为“义学正”，以“兴学”手段获得特权：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佃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续约，也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不准减免，是“死租子”。
g. 《调查记》结论：真实的武训并非普通乞丐，而是以行乞为职业、却与地方豪强、地主富商勾结并获得他们支持的大债主、大地主，甚至还有流氓行为。
《武训历史调查记》以事实支持了《人民日报》社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电影艺术因其突出的大众影响力而成为统治阶级宣扬其意识形态的手段，但《武训传》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支持，却宣扬欺骗人民大众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理应受到批判。
C. 《调查记》真的土崩瓦解了吗?
网上广泛流传着《博览群书》2004年04期署名吴迪的文章“《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例如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LQS200404014.htm，下简称《逻辑》)。《逻辑》以东拉西扯的5000字断言：“三十年后，当历史允许人们重新评价武训和《武训传》的时候，《调查记》所提供的证据即刻土崩瓦解，《调查记》下的结论被一一推翻”，“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但在反复阅读《逻辑》并与《调查记》详细对照和分析之后，却不难发现：
首先，《逻辑》并未以事实证据，向上述B大段a至f采访要点的真实性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逻辑》虽然立场对立、却承认《调查记》的要点：
《调查记》所详列八十五名直接采访对象及各自背景记录，均属实。
武训的三所“义学”确系为地富、商人子弟所办的学校。《逻辑》没能举出任何一位贫苦农民承认“武训曾经为穷人的孩子们办义学”。
在“崇贤义塾”读书长达7年的老秀才倪瞻云所提供入学资格、课程内容，以及他34名同班同学的名单、成分、背景和科举功名，完全属实。
三所武训学校的首事人确为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其中“崇贤义塾”首事人杨树坊为地主团练的团长，杨家团曾大量屠杀起义农民，也均属实。
武训至少有一万七千余吊钱、以月利三分向农民放“超”高利贷，亦属实。
武训至少还有三百多亩地，用来向佃农收租、条件苛刻如《调查记》所述。
读者若有时间，不妨将37,870字的《调查记》和5,000字的《逻辑》拿来对照一下就知道，《博览群书》署名吴迪的这篇文章论点和论据如何干瘪，如何站不住脚了。
其次，大家再来看看《逻辑》一文振振有词的证据，到底都是些什么：
《逻辑》转引当年《调查团》的两位干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和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再用自己的“逻辑”证明武训不是地主。
《逻辑》说：司洛路找到武训的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取得两本“义学正的地亩账”。赵国璧在三十年后解释为何根据这两本“地亩账”定武训为地主时讲了“实话”：“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
但是《逻辑》并未引用赵国璧说过“武训不是地主”，却开始自行发明这样的“逻辑”：“关键问题：武训进行欺骗、剥削所得财产是否用在了自己身上?”《逻辑》还引用两位无名氏的话以否定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
但《逻辑》却完全忘记了“更为关键的逻辑”：你既然承认武训欺骗、剥削，那你为什么只纠缠他过什么生活，而不去问问那些被他欺骗和剥削的佃农呢?他们常年吃大苦、受大累，灾年不准减租、有其它机会也不得退佃，到底是如何生存过来的呢?武训即使不过“地主生活”，就好像一个地主因为信佛，而一边剥削他人、一边吃斋吃素，甚至遁入空门，难道就不是地主了吗?
极而论之：南朝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在位四十八年，曾经四次舍身出家做和尚、不近女色、不吃荤，每每“赎身”都花费朝廷亿万钱财——你难道能因为“萧衍不过皇帝生活”而断言他就不是封建皇帝了吗?!
最后是《逻辑》说武训因为是为义学而剥削他人、所以不应该算做地主。这一“逻辑”的关键正是《逻辑》在前面所回避了的要害问题：那三所“义学”只是地富子弟的学校，而与被他剥削的佃农毫无关系，武训当然还是地主!
《逻辑》还否认《调查记》武训放“超”高利贷剥削，但其理由居然是“武训看不懂账”——不值一驳，因为你根本不想去问问被高利贷剥削的农民!
总之，《逻辑》的逻辑、所列的“事实”以及所谓的“实话”，通通都站不住脚——即使按《逻辑》已承认的事实，武训也已属地主兼高利贷者无疑!
最后，《逻辑》还大费笔墨证明，《调查记》所提到的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后受清廷招抚去镇压其它农民起义了，并且断言“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本开篇不拟在此研究宋景诗的历史：因为《逻辑》已经承认武训的家乡在武训所处的时代，确实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使宋景诗变成了宋江，那也轮不上电影《武训传》来歌颂武训!
总之，《逻辑》根本没有给出“《调查记》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的任何事实证据，相反却以5000字证明了自己，至少客观上是在“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D. 为什么会有《武训传》翻案风?
在《逻辑》发表七年之后，又有权威部门网站《环球网•历史》于2011-04-11发布文章为电影《武训传》翻案：《新中国第一部禁片电影〈武训传〉被禁内幕》(下简称《内幕》，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1-04/1620248.html)。下面我们分成五个部分，每部分先简介《内幕》关键内容、再給出我们的【评论】。
a.为什么与武训一拍即合？
《内幕》回顾了《武训传》拍摄的前后过程，透露出早在1944年夏天，孙瑜导演就因读到《武训先生画传》而受感动，有了将“武训事迹”拍成电影的想法。赵丹也曾在医院里读过《武训先生画传》，见到自己的同乡武训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感动得痛哭流涕。因此，他后来欣然接受孙瑜导演的邀请而担任主演。
【根据清廷对武训的嘉奖和蒋介石为武训所作题词可以肯定：孙瑜导演在国统区所见《武训先生画传》，必然是借颂扬武训之机来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孙瑜导演不曾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而相信了这种颂扬，当然就铸成日后编导《武训传》时的错误。赵丹读《武训先生画传》甚至痛哭流涕，说明他也不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
b.《武训传》剧本经多次修改
1949年6月，孙瑜导演受邀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总理。他唐突地表达要拍摄电影《武训传》，周总理略为思索后说：好像武训年老时办的三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
1949年12月，孙瑜和郑君里、沈浮、赵丹等剧组人员多次讨论《武训传》剧本，感到武训立志办“义学”是为了穷孩子、精神可贵;但这不可能改变穷人的地位，应予评述。孙瑜接受大家的建议，将《武训传》改写成悲剧：一方面武训感到了失败的痛苦，另一方面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以表现其对封建阶级的悲剧性反抗。
1950年1月初，孙瑜导演有机会向电影事业负责人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领导介绍悲剧结尾稿，赵丹給予补充。夏衍听后，建议再修改开场和结尾，以自然地留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空间，并口头同意继续拍摄。
【首先，《内幕》承认了，并不曾专门研究过武训的周总理，居然在初次听说老同学孙瑜要拍《武训传》时只说了一句：武训那三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这个关键细节，证明周总理敏锐地提出质疑、并未支持拍摄这部影片。
其次，孙瑜导演为应对周总理的质疑，在《武训传》剧组的建议下关起门来编造他们自以为的“悲剧结尾”——难道悲剧这样容易创作吗?编剧在读《武训先生画传》时并未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难道仅凭听了周总理一句质疑就能产生悲剧冲动吗?如果悲剧这样容易写就，那么青史还能给希腊悲剧或者莎士比亚留出任何位置来吗?
最后，夏衍领导因为孙瑜同意重新打扮《武训传》，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而穿鞋、带帽，就口头同意拍摄——这不正是支持这些从未深入工农、也无思想准备向工农学习的旧知识分子们闭门造车吗?以手中的权力支持他们带着其未曾改造的世界观，继续这样创作意识形态作品——夏衍后来为此做检讨并不冤枉。】
c.添加农民起义反而弄巧成拙
1950年2月，孙瑜导演和《武训传》外景队到了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开拍前还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的种种细节。
在山东拍摄了《武训传》外景之后，又回上海拍摄内景和场地外景。但到当年9月，昆仑电影公司突然要求把电影拍成上下两集。孙瑜导演又夜以继日地修改和赶写剧本。这次最大的修改是为武训增添了一位“朋友周大”：周大纠合死牢囚犯打出牢狱，并领导了失败的农民起义，这就与武训兴学构成“一文一武”，直贯剧终。
【《内幕》说，孙瑜导演和外景队还曾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细节。那么被邀请的都是些什么“老年农民”呢?为什么没有一位老年农民告诉孙瑜等人，“武训义学只收地富商人子弟、从不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呢?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座谈中这样容易地被这些“老年农民”们所欺骗呢?调查研究是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的过程，这些旧知识分子恐怕一窍不通吧?
至于那闭门造车的“一文一武”虚构，当然瞒不过毛主席历史唯物主义的火眼金睛!这些旧知识分子全无人民革命经验，大概也不曾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那时不是远在美国，就是人在大后方国统区，哪里可能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呢?以这样的世界观来创造意识形态作品，十个要有十个失败!
这里顺便引用，《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载王善中《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一文对毛泽东为何发起批判《武训传》的解释：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历史上的武训和当时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然而电影剧本对武训的宣传却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即不仅仅是凭空造出了一个要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来作为武训的反衬, 而且把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同当时的农民战争也联系在一起了，……这样一来, 本来是还属正常的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 突出地成为了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了。
“电影《武训传》的最大缺陷就是把本来与农民战争关系不大的武训办学，人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
王善中这段解释与笔者见解有一致的方面，即“添加农民起义反而弄巧成拙”。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因为世界观未经改造，自以为是好心、却在替剥削阶级做宣传】
d.受到“好评”却遭政治批判
电影《武训传》在1950年年底终于完成了。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潮涌，“口碑载道”……1951年2月21日晚在中南海放映时，周总理等百多位首长观看。“孙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观察他对电影的反应……像刚交上考卷的小学生，紧张地等待老师评分!”周总理没有提多少意见，只是指出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孙瑜第二天即刻剪短了踢打武训的镜头。
1951年初，《武训传》在全国热映后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但两三个月后遭《人民日报》社论批判为反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得出严重结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使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
【第一，《内幕》片面地说《武训传》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潮涌，‘口碑载道’……”，却对批评意见只字不提。《百度名片·〈武训传〉》虽然也站在为《武训传》平反的立场上，但至少还承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见：
《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而毛泽东却认为，电影《武训传》……。
第二，笔者在文革初是待结业四年级大学生，有机会看了《武训传》，现在仍然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对此没有任何政治压力，但是周围的同学们一致地认为，武训为了行乞而找挨打的镜头实在太下贱了!请注意，这还是在周总理指正“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后，而“即刻剪短了踢打武训的镜头”的拷贝。
第三，《武训传》所编造的周大，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与武训牛唇不对马嘴，“一文一武”必然漏兜!毛主席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恰恰点出了这个严重问题。《内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又根据什么史实，来指责这篇社论呢?
第四，《内幕》说“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到底受到什么打击和牵连，是打成右派、还是打成反革命了?语焉不详!真实历史是：
周总理曾在电话中就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对夏衍做过指示：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孙瑜导演并未因此事挨批判而停止工作。
毛主席还在几年后还专门问过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他接着说：
“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难道惊动了领导和电影界、犯了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错误，还批评不得吗?】
e.“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第一版上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2005年底纪念赵丹90诞辰时，《武训传》重见天日。
【首先，《人民日报》这篇《胡乔木说…》报道，正文加标点符号只有237个字符[1]，不但丝毫没有报道胡乔木讲过怎么个“片面”、怎么个“粗暴”，而且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有关胡乔木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后续报道了。难道仅仅因为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变得“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了吗?
其次，在纪念我国已故表演艺术大师赵丹90诞辰之际，由他主演的《武训传》也实在应该拿出来放映一下——这是他的历史，不过与“重见天日”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到底批判《武训传》对不对?如果从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来看，那么时至今日仍未见到任何一篇站得住脚的“平反文章”。】
《学习》杂志第五期于1951年6月16日发表了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主席曾经增加了这样两段话，恰好可以用来结束《武训传》批判问题：
“……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
“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请注意：毛主席在写下这两段修改文字时，肯定还未读到37天后才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但毛主席早已预见到武训“义学”“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因为毛主席早就看透了，清廷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颂扬”武训不过就是要借这块招牌来叛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因此，毛主席特别警告我们的同志，千万不可替剥削阶级宣扬他们的意识形态。
2) 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改开后有人非毛、反毛，包括说毛泽东爱“整”知识分子。照此说法，孙瑜和赵丹就成了最先挨“整”的人——这是对党和毛主席知识分子政策的误解、甚至污蔑。
A.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孙瑜和赵丹都是名人、都是好人，而且还都曾在反帝反封建事业中做出过贡献。但他们刚解放时的世界观无疑是资产阶级的——这不但是意识形态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也已经被孙瑜和赵丹“好心地”策划和修改电影《武训传》剧本，却闭门造车、弄巧成拙的行为所证明。他们的职责恰好是以艺术手段来宣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那时他们还不懂)，这就决定了他们只有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改造过程，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适应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为什么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毛主席还特别关心孙瑜和赵丹，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改进，以及为什么周总理还特意嘱咐：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中央对事不对人。
本章第2、3节曾经概述，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两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历史、阶级本质、一波三折，以及它们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分别走向腐朽和反动的过程。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作为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势必在中国旧社会泛滥、并在新中国继续长时期存在，而且还可能再次泛滥(例如时下)——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宣言》要求与之做“最彻底决裂”的“传统观念”。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一个人无论他是革命干部、工农群众，还是知识分子，都应该努力改造自己受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影响的世界观(即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余，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向孙瑜和赵丹提出“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也是希望他们将世界观改造、转变到无产阶级一边来。
在解放初的三大民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中，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于完成我国民主改革和实行工业化，极为重要：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23日
这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于一年后结束。到1952年秋(正值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前后)，全国已有91%高校教职员、80%大学生和75%中学教师参加了学习，开始转变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批判旧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
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主席再次提出希望知识分子转变世界观：
“广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为人民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1957年2月
一个月后，毛主席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三月十七日)：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家的思想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资产阶级是一家的，它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
再过一个月，毛主席进而指出必须有一个过程，才能帮助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强迫人家信，要人家相信，要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传》上卷，第672页
B.为何要强调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前面说到，革命干部、工农群众和一切知识分子都需要改造世界观。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呢?这个问题极其重要，笔者不敢信口开河，现根据老知识分子邢家鲤一篇讲话文稿[2]中的要点整理展开如下，与读者共同探讨几条道理：
旧知识分子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时共产党员总数为448万，其中只有14000人读过大学、占旧中国30万大学毕业生的0.47%(不到200分之一)，即使读过高中、初中的党员分别也只有3万和10万，说明绝大部分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并未确定共产主义信仰。
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事实上也像编导演《武训传》的孙瑜、赵丹那样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护新中国。但他们以前接受的是旧教育，又大多出身于旧家庭，尤其是大多人曾以知识分子身份服务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在未曾参加革命、未曾接受马列主义教育之前，其世界观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
到了新社会，尤其在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旧知识分子改而附在“社会主义这张皮”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担任人民的“先生”了。为此，他们又必须“先当学生”，批判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旧知识分子若不改造其世界观，那就势必与社会主义事业格格不入：一方面，他们个人无法在教育、文艺、新闻、宣传等思想领域，或在各种政治、经济、企业等管理领域中服务并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将因缺乏足够的知识分子而遇到困难。
新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暂将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称作新知识分子。但即使在解放后，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教育本身的问题也难以在短时期内解决。首先，大批教材仍然充斥着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其次，大批教员本人都是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造好;最后是学生本人的家庭出身，在解放初期也仍然以剥削阶级的居多。即使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也未必就能从家庭影响中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加上社会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新知识分子仍然有着长期改造世界观的艰巨任务。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旧知识分子都曾在毛泽东时代努力改造世界观。他们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文字材料，现在读来思想水平都很高，令人敬仰。与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文字相比，后者反而常有大批人满脑子剥削阶级世界观。这虽然是改开以来的观察，但足以证明：新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任务并不比旧知识分子轻松。
改开新知识分子
改开以来，相当一大批新旧知识分子，暴露出其未经改造的世界观，大肆鼓吹普世价值、复辟孔孟之道，为私有化鸣锣开道。他们或在教育领域、或在文艺领域、或在新闻宣传等思想领域，以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世界观，影响着年轻的一代。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所培养出的大中院校毕业生，我们暂且称作改开新知识分子。
在刚刚离开学校时，改开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几乎都是资产阶级的;在参加工作之后，多数也未能获得改造世界观的正确引导。但在私有化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逐渐暴露之后，有些改开新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列毛，开始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这样的改开新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
工人阶级不会变
“现在经常宣传某个工人经过如何的经历变成了一个老板。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资本家背后必须有一大帮工人，一个资本家骑在一个工人头上是发不了财的。一个下岗工人由工人变成了资本家，必然同时有几十个、上百个老百姓变成工人，工人始终是大多数。这决定了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一个个单个的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方式来获得本阶级的解放，唯一的解放方式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雇佣劳动、消灭私有制，这样才能获得整个阶级的解放。”
因此，邢家鲤老先生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会变!下面我们将会谈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那时还将回到邢老先生的这句话。
C.为何常常“做法粗糙、伤人”？
在五十年代，毛主席要求领导干部改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明确指出：“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
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单位的领导，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做法粗糙、伤人”呢?
我们整个民族都在前进，即使是主持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和他们所发展的积极分子们，也只是比他们的工作对象早几年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他们也都需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包括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此外，他们大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思想工作，也都没有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来改进工作。
当然，还有的干部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正确对待真心诚意的知识分子;有的甚至还打击报复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干部在文革中往往都受到了冲击。对待知识分子的这些态度当然是不对的，本开篇在第八章还将再回到这个论题。
但是，主持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们也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只要继续前进，中华民族就必须准备在长达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内“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如果因为怕呛水而不敢下水，那整个民族就永远也无法前进。
3)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这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其道理十分简单。
A. 无产阶级导师与工农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与工人运动结合之后，才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还处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位，还持有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但西欧在19世纪40年代，先后发生了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正在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正在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在1842～1844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工人、关心工人被剥削的状态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并结合工人运动来研究科学理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改造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为世界无产阶级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和中共很多早期领导人，都有过类似的转变过程。前面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讲他本人与工农相结合的生动实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B. 与工农相结合的毛主席语录
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主席提出了极其精辟的论断，即知识分子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最后分水岭，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与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实行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560页
三天后，毛主席还在五四演讲中指出，工农才是革命主力军：
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五四以来“组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564页
到了这年年底，毛主席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6页
十八年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毛主席又专门讲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这工农群众服务，那就必须首先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不好。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顽强拼搏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还有些人可以长期在住下去，这叫‘下马观花’。……”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2页
在文革中，毛主席重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提出了“再教育”：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年9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57页
笔者是1967届大学毕业生，恰好是在1968年9月10日这一天去工厂报到的，第二天就在大喇叭中听到了这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再教育”指示。记得那时，共有100名毕业生分配到了这家工厂，绝大多数都在日后的十年中真心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很多人还与工人、干部相结合，在技术革新项目中苦干巧干、发挥了集体智慧。
C. 钱学森为知识分子树立榜样
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期间，钱学森就于1937年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与组员们一起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熟悉了马克思主义。钱学森因此被美国联办调查局(FBI)列为怀疑对象，并于1950年7月被军事部门吊销了机密研究工作资格。他后来几经波折回到祖国的故事尽人皆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钱学森在回国后很快就跟上了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步伐，并于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从接受两弹一星研制任务，钱学森就自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他多次强调：“航天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学森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真心实意地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期间，钱学森还常常去附属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与车间里的工人和科技人员相结合，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并虚心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以下是钱学森发自心底的一段谈话：
“我是一个科学技术工，是在党的关怀下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无理拘留后回到祖国来的。我发表过科学论文，在高等学校里教过书，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得很长久的一个知识分子。我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地方很多，来参加这次工人代表会议，就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向各位代表学习。现在，我仅以一个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我们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究事业，不是关在研究室里的事业，它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它得到了全国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科学工的工作，也是整个劳动人民的事业，高级知识分子也正在加入到劳动大军的队伍里，我个人也是如此，这使我感到无上光荣。”
改开之后风向有变，但钱学森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矢志不渝。他在与北大、人大四教授谈话时曾经讲道：“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中组部在1991年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列为在毛主席时代享有盛誉的五位共产党员优秀代表。钱学森知道后，十分激动地说道：“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人民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
4)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改开以来再也不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了，因为据说有个新命题，叫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们第一次听到有这个新提法时，自然也都欢呼雀跃：我们本来就是工人阶级么，以前都是“极左路线”在“整”我们!到了后来，更有人不但拒绝世界观改造，而且还根据这一新命题诅咒起毛泽东时代来了。
但是，这种拒绝改造世界观、甚至诅咒毛泽东时代的态度，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谁若不同意这一判断，那就请你回答：
à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深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反而不屑于再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呢?
à 时至今日，你还能坚持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
A. 周总理讲话强调改造世界观
打开网络，几乎每家权威部门网站都要引用周总理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但引用方式全都一个样地蹊跷：
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首次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这样引用，往往令读者认为周总理在1956年3月就已经判断“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为什么只有“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十一个字符是加了引号的，而前前后后其余的文字都是引用者的、而不采用周总理的原话呢?只要找到周总理讲话的正式文稿对照一下，就能找到答案：因为若在这十一个字之外再多引用任何一句、半句、甚至一个字，都会暴露真相：周总理1956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根本就不曾代表党中央宣布过“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总理在这18,960字长篇报告中所讲的主题是，知识分子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影响、坚持改造世界观!证据就是以下这五段文字，笔者可是老老实实地引用周总理原话：
a. “全国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党中央又认定：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事实日益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证明：他们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
b. “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c. “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状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d. “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
e. “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对于中间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
请注意——上面只在b段出现的“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十一个字，是指周总理前面刚刚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即知识分子们也像工人们一样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了，但仍如周总理所说：他们无论先进、中间和落后，都还需要改造世界观：
à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前是“团结、教育、改造”，包括学习和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而且以后仍然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造世界观。
à 各单位统计，拥护新社会并在政治上积极的占40%，拥护但政治上不积极的占40%，落后分子占十几%，反革命或坏分子占百分之几。
à 在列举知识分子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之后，中央的结论是：不但要改造落后分子，而且要教育中间分子，即使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扫除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
——总之，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资产阶级世界观问题、都需要改造世界观!
B. 邓小平主要讲科技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邓小平于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长达6,300字的一部分;标题是在发表者给添加的、并非讲话的原文。我们绝对不能随便引用该标题，而有意忽视邓小平讲话中的要害部分：
邓小平科技大会讲话的针对的主要是“科技知识分子”
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当然要讲科技，讲一系列新兴科技、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工艺，讲新兴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宇航、激光等工业，讲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正在迅速社会生产力，……，然后才讲到正确看待科技脑力劳动、正确对待“科技知识分子”。
邓小平对旧社会知识分子仍然做阶级分析和世界观分析
邓小平的原话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
邓小平对新社会知识分子的评估，然是引用毛主席的话
邓小平的原话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请注意：邓小平首先说“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也就是说，坚持工人阶级立场永远都是要害。
邓小平“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紧接着还谈“科技”
邓小平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尽管获得如此“高抬”、邓小平仍在强调世界观的改造
因为只谈科技知识分子问题，邓小平显然对改造世界观讲得不太多。但邓小平还是引用了毛主席所提倡的：“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在前面引用过毛主席1957年4月10日的谈话：“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虽然已经附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但也不宜于简单地、完全地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促进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要自觉地进行根本的改造，即世界观的改造。
知识分子们在改开以来的变化证明：那些未能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的人，一遇机会就要跟着修正主义跑、支持私有制的复辟。因此，不论青红皂白地宣布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C. 结论：邓小平科技大会与周总理讲话没什么差别
1)邓小平的讲话，主要是针对搞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
注：其他知识分子比科技知识分子要复杂，例如搞管理学的、或经理人员，其工作就有阶级立场问题，是站在资本一边、还是站在工人劳动者一边?是遵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还是搞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甚至成为资本家的走狗?再如社会学、新闻学、法学、艺术家、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子，那简直就是意识形态工，如果死抱普世价值或者孔孟之道不放，就有成为反动知识分子的危险!
2)在社会主义(而非当前资本主义泛滥)的条件下，科技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可以看做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注：当前资本主义泛滥了，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你若将这种人也“捧”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反而会生气地吼道：谁要你来捧!
3)但科技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阶段仍要注意改造世界观、坚定工人阶级立场。
注：中国社会仍然泡在普世价值和孔孟之道的大染缸中。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必须提高警惕，坚持长期地、矢志不渝地改造思想，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D. 官媒捧专家却忘掉工农大众
前面讲到，每当受到嘉奖和表彰时，钱学森总会想起与他共同奋斗过的工农大众——那绝不是他“过度谦虚、哗众取宠”，而是因为他尊重历史和现实，即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如果脱离工农大众、如果脱离集体协作，那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贡献。钱学森懂得这个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就根本不懂，包括某些有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获得领导人吹捧后就忘记了工农大众——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现在只以著名的袁隆平院士“受表彰”一事为例：他因为做出过重大贡献而获我国首届最高科技奖——但官媒表彰袁隆平院士的大批宣传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工农大众全部抛到了脑后(注意：笔者是谈“应该如何表彰”问题，而丝毫不意味着袁隆平院士本人忘记了工农。尤其是，袁隆平院士以前不宜公开反对转基因，最近应邀参加明确反对转基因的“第十二届国家安全论坛”，令人尊敬)。
理论贡献和首倡功劳
背景一：袁隆平在1949年8月至1953年7月就读四年制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是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毕业后，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长期在湖南省安江农校(1967年前后曾一度更名黔阳地区农校)任教，到了1985年又被该校聘为名誉校长。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研究工作、甚至推广工作，几乎都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完成的，因此也可以说几乎都是在他于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期间完成的。
背景二：袁隆平的主要贡献是依据三系法理论培育出了高产杂交水稻品种。该理论是美国学者希尔斯(Sears, E.R.)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1987年后，袁隆平已无突出新成果，但在主持863项目中曾建议根据二系法理论开展一步的育种研究，其中二系法理论是美国学者爱德华生(Edwardson, J.R.)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袁隆平搞的不是理论研究，而是大规模的田野科学育种实验和研究。和钱学森的军事科研相比，袁隆平的科学育种研究必然更需要大量的农民协作配合，更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
袁隆平在1960年至1966年进行“三系法”中雄性不育系初步研究，包括60年7月发现“鹤立鸡群”株，61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64年找到一例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65年7月又找到5例不育株，再经两年春播与翻秋，有4株繁殖了一至二代。袁隆平1966年2月28日在中科院主编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这类研究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因系学术论文，广大民众对袁隆平尚一无所闻。
文革期间获主要进展
最关键的进展是李必湖和冯克珊于1970年11月23日独立地发现了“野败”——因为袁隆平小组以后主要是围绕“野败”实验和研究育种的。李必湖1964年就加入袁隆平小组，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冯克珊是海南岛南红农场技术员。也许袁隆平事先給过指导，但官媒宣传资料几乎都不提及这两位功臣的名字，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隆平研究小组之所以能在文革中获得巨大进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遇到了“伯乐”，即当时主政湖南的华国锋，曾广泛发动群众給予支持。华国锋指示：
“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见《百度名片》袁隆平词条)
继获华国锋支持之后，袁隆平研究小组又在1972年3月获得国家科委的支持，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这才有了袁隆平成功选育“不育系二九南1号”的成绩。在此基础之上，袁隆平小组于1974年育成了“南优2号”，1974、1975两年小规模试种。到了1975年12月，恰好他们的“伯乐”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指示要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来支持推广他们的杂交水稻。农业部还主持了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这才有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大规模地成功制种3.3万亩;然后才有了1976年在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的大规模实验，增产幅度普遍达到20%以上。
文革结束后没啥突破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又继续扩大了育种和推广的面积，但袁隆平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显然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而那时又主要依靠集体研究、协作攻关、工农参与。但所有的宣传资料全部都有意地回避了“文革”、“集体”和“工农”，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汇，与官方的“文革中四人帮破坏杂交水稻”宣传相矛盾。
关于袁隆平的事迹，《百度名片》还比一般官媒宣传资料更客观些。《名片》列出文革后1978年至1999年间共65项事件，其中只有两项属研究工作，其余全部都是讲课、报告、获奖、晋升、受聘、出国等等，以及袁隆平到1999年开始办公司了。
这两项研究工作分别是1986年的杂交早稻新组合威优49、以及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找到了一株奇异的光敏核不育水稻，于次年培育成光敏核不育系。但至今未见这两项成果被大规模推广的报道，也许因为人民公社都已解散，也许因为袁隆平担任863项目主持人后，转由其他人主持二系法的光敏核不育系研究了。
袁隆平和育种群英们
事实上除袁隆平外，新中国还有一个水稻育种群英谱，袁隆平是六十年代出成果、七十年代成功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在70年代中后期突破性地解决吃饭问题，其关键原因是1956-58年《八字宪法》发动了群众性育种的积极性，到1970年代中后期开花结果了。袁隆平1960年发现“鹤立鸡群”株也恰在《八字宪法》之后(有报道说袁隆平因看到困难时期缺粮才立志研究杂交水稻，纯属胡编乱造：袁隆平作为农学系出身的农校教员，肯定在《八字宪法》发动群众性育种研究时就开始动脑筋了)。而且袁隆平现在办公司的基础，恰恰就是袁隆平小组在毛泽东时代的职务发明。
网上广泛地流传着历数大批育种专家的文章(如见http://bbs.tianya.cn/post-free-1443955-4.shtml)，至今未见任何人反驳。以下仅是其中一小段：
“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3]。1958年，广东著名水稻育种家黄耀祥就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杂交籼稻品种‘广场矮’，堪称世界首创。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IR8号’早了数年。当时袁隆平在教农校，还没有机会观察到杂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广东省基本实现了早稻品种矮秆化，大面积亩产由过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举改变了广东省传统的“早四晚六”(指双季稻产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产面貌。与此同时，矮秆水稻迅速向中国南方各省扩展，至1965年全国矮秆品种植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每亩产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注意：袁隆平小组是70年代中期培育出骨干品种南优2号的。
但是，黄耀祥和李贞生没有袁隆平小组幸运，他们没能遇到自己的“华国锋”。
袁隆平宣扬成功公式
几乎所有官媒(甚至非官媒)的宣传材料，都一致地引用这一行话：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 + 汗水 + 灵感 + 机遇 = 成功”
在这个公式中，知识分子既不需要与工农结合(甚至在大规模农田科学实验中也用不着农民!)，也不需要集体的汗水、智慧和协作攻关。人们不禁要问：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国家科委组织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农业部先主持南方13省杂交水稻会议、然后再召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去海南制种3.3万亩、最后推广208万亩大规模实验吗?
à 难道他们不需要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成熟的人民公社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华国锋那样的省委和那样的国务院领导们吗?
当然，这个公式也许并非袁隆平本人所编，而是某官媒所捏造。但是我们相信，钱学森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他的名义来捏造这种骗人的英雄史观公式——因此问题还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上，但改开以来就再提也不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了。
5) 无产阶级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从根本上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绝不允许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复辟资本主义。具体地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既要在文化、技术和技能上培养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也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中，坚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具备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新型知识青年和新型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让他们像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那样，重新走先沾染、后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弯路。
A. 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久，毛主席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教育方针的第一次表述
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主席一年多之前所提出的内容改称作“教育的目的”：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来批准试行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都重申了党的教育方针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教育方针确定之后，毛主席还着手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其主要思想反映在1964年教育问题春节座谈会上，他所做的长篇谈话之中，摘引如下：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学理，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文革设定教育革命目标
《十六条》为我国教育事业所设定的文化革命目标如下：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中国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
教育方针符合列宁判断
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与列宁对资本主义旧学校、旧教育的评价一致：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因为那些书本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虚伪地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列宁的这两段话指出，资产阶级的学校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当然就要改造旧学校，要使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相结合。只不过列宁没有毛主席那样从容的时间和环境，根本来不及制定完整的教育方针、也来不及开展改造旧学校的实践。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获得大发展：我们看到邢家鲤这样的教育家，看到了钱学森和袁隆平这样的教育家和科学家，都分别在自己的科技工作中带着一批批的新型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有人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那就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尚未转变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毛泽东时代是不敢反对的，因为他们害怕广大的工农大众。其中有些人表面上非但不反对，反而还表现得比教育方针更“左”，例如“天天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以便为他们个人捞取政治稻草。
B. 正确理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改开以来的教育方针有三项严重的变化：
à 一是无端地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去掉了，不但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也违背了马列主义。在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十分强大的中国，你不为无产阶级事业培养接班人，就势必要为资产阶级事业培养接班人。
à 二是虽然保留“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上却“百分之百脱离生产劳动”，读诵了一大堆书籍，却对真实的生产劳动过程一无所知——待毕业后到工作单位再从头培养，那就很难成为高技能的劳动者和出色的发明家了。
à 三是将培养目标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变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不明确、也不确切，正好为改变了的主义打马虎眼。
我们继续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方针，这里只选择两种最常说法分析和反驳。
否定阶级斗争为纲造成教育失误
有人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教育方针有些‘左’倾观点和错误，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甚至在教育工作中造成一些损失”。
首先，毛主席提出各项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正确?1981年的《决议》在建国32年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至今又是32年。凡愿意正视现实的人都应该承认：这后32年因此而在新中国生长出了尾大不掉的新生资产阶级——中国前后两个32年的大规模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的。
其次是绝不能形而上学地将“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理解为“天天斗地主、资本家”和“天天整出身不好的人”。教育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开展无产阶级世界观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否则的话，强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势必将师、生们大批大批地抢夺过去——这恰恰是八十年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所发生的事，而且又恰恰成为培植新生资产阶级的先声。
因此，坚持教员的世界观改造，坚持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但不会“在教育工作中造成一些损失”，而且还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真正的人才。
文革并未破坏教育文化亦无浩劫
有人说：“文革中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四人帮甚至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给中华几千年文化造成空前浩劫”。
首先，这里说四人帮讲过“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是没有根据的。网上有一篇研究文章给出认真的否定，参见脚注[4]。
现在所能查到唯一有类似语句的报道是《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于1976年5月10日发表的《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该文详细地介绍了清华大学在首都南郊大兴县所办的农村分校，学员实行社来社去、教学实行几上几下，培养亦工亦农、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新型农民。这批学员共300名，他们在一个月内就测量规划了114条道路、总计191公里;规划了排灌渠道292公里;搞了现代化固定喷灌10亩，规划了活动式喷灌1000亩;测量和布置了地下管道6900米，以及其它一大堆不再详列的技术任务。因此，贫下中农们给这批新式大学生做出很高的正确评价：
看到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走资派诬蔑这样的学校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100个大学生。四个现代化要靠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黑道上去。
这段报告的真实性如何呢?笔者文革中在一家中型厂矿长期参与技术管理，同时在七·二一工人大学兼职，而且有机会考察过大批县、乡、镇企业。根据自己的工作和阅读经验，笔者认为这段报告比较真实，也相信贫下中农完全可能这样讲：
“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100个大学生。”
问题是谁也没有再去向《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调查，那篇1976年5月10日的报告是否真实，更没有人去调查清华大学大兴县分校的办学经验、去向贫下中农请教一下办学的效果——而且新生事物完全还有改进的空间。仅从这件小事就足以证明，“文革中教育战线是重灾区”这句话是蛮横不讲理的。
最后是“给中华几千年文化造成空前浩劫”这句话，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本章第2节对孔孟之道三千年的回顾和分析已经证明：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中华几千年文化，然后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改开以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再做任何分析和批判的工作，因此才给了资本主义借助孔孟之道复辟的机会。
前面所引列宁的话，已经指出旧学校所吹嘘的“知识全面”、“一般科学”，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训练资产阶级奴才的(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是为资本家培训白领劳动者、却又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种现象，在改开后的新中国又都大面积地出现了。
C. 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鸣锣开道
改开以来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三精英们，就是走资派和他们所扶植的新兴资产阶级(美其名曰“企业家”)，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为他们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或称资产阶级知识精英，有些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新旧知识分子，有些则是改开后从学校新毕业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或翻出孔孟之道来，或从国外进口普世价值，总之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做着共同的事，那就是不断鼓吹和帮助推进私有化、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广泛地分布在教育领域、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法学和法律领域、文学艺术领域、各种传媒领域，以及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以及党校、军校和权威政策研究部门都有了大批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九十年代后，这些人还在各种背景资金的支持下组建了大量的“民间智库”——他们整天都在忙什么呢?他们努力地从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中寻找意识形态根据，再将其披上马列主义(有时居然是他们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鼓动解散人民公社、鼓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为“补资本主义的课”——赵紫阳语)、鼓动自由市场经济、鼓动国企破产贱卖、鼓动外国资本自由贸易、鼓动一切私有化的举措，只要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辟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能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造谣和污蔑，他们通通不遗余力。
他们成功了吗——他们为大面积复辟资本主义而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自鸣得意。他们失败了吗——他们的败象已经暴露、像茅于轼和袁腾飞那样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且他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所识破，哪里可能躲得开人间正道!
D. 普通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
广大毕业生可就不如资产阶级知识精英那样幸运了，这要归咎于“教育产业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当初呼唤产业化的领导人至今尚未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致使“产业化”引起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但教育产业化错误的根源，还是因为抛弃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方针。为了讲清这个道理，让我们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说起。
大学扩招至今(2013年)已有15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700万(笔者入学时只有12万)。报道说[5]：我国虽然GDP快速增长，但毕业生就业岗位却在减少，今年比去年少了15%，因此今年夏天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仍达几百万。笔者根据这篇报道将专家学者们所列原因归纳为四条，分别加了小标题、并借以批判改开教育方针：
教育脱离生产劳动
专家：名牌大学、博硕士研究生教育脱离实际，眼高手低、并无实际工作技能，只想着出了校门就能“找把椅子坐下来”。
评论：中华封建文明在北宋中期臻于顶峰，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清明上河图》成图的前一年)，进士汪洙曾经写下广为流传的94行五言顺口溜《神童诗》，其中充斥了孔孟之道的“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我们只从中摘取八行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句，来证明封建意识形态对我国教育界和百姓的影响有多么普遍又多么恶劣：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
其实就连张之洞、袁世凯和慈禧太后，都认定科举制度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因而在1905年就将其废除。但中国名牌大学的博、硕士研究生教育，追不上欧美国家的博、硕士研究生教育，却因为与“世界接轨”而在百年之后“脱离实际，眼高手低”，循着一千年前《神童诗》的道路滑了回去，变相地复辟了封建社会的科举教育：
这就在教育领域再次证明了同样的真理：只要搞资本主义的“与国际接轨”，就势必会拉大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距离，甚至给一切封建糟粕营造了复辟的土壤。
教育产业化惹的祸
专家：各类大学不顾市场需求、勉强扩招，毕业生就业难，大学生毕业工资甚至不如农民工，因为“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少用得上”。
评论：孔孟之道“上知下愚不移”在民间影响恶劣，已如前述。但教育机构和有关领导人不去批判封建阶级意识形态，却利用它来忽悠百姓，脱离社会需求地扩大招生，这就是实质性的“教育产业化”。更有哭笑不得者，有的学校甚至在校园内竖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大字标语来激励学生;教员和家长也往往吓唬学生说“你考不上大学就去扫马路”——教育机构、官员、教员、甚至家长，简直都是在用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疯狂地”腐蚀年轻的一代!
将原因和结果倒置
专家：我国服务业规模小、第一二产业又用不了多少大学生。专家学者们批评“产业结构失衡”、却不说“大学扩招失衡”。
评论：其实第一、二产业仍然用得上大批大专、大本和博硕士毕业生，而不像这些专家学者们所说“用不了多少大学生”。问题是我国现在的第一、二产业已经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产业了——想想中国能在1970-80年试制出运十大客机，现在却多少年下来都重复不了这样的创新过程，就知道今日的第一、二产业为何不需要多少大学生了。尤其是像富士康那样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既不需要产品设计、也不需要工艺设计，既不需要工装设备革新、也不需要检验手段研究，哪里还能用得上大专、大本和博硕士毕业生呢?
资本家剥削太多了
专家：发达国家员工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我国却只规定14%，而且近几年连14%都保证不了，当然更加降低就业机会。
评论：这些数据只能证明，中国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剥削率要远远高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劳动者不但要被中国资本家剥削一层，还要被欧美资本利用国际产业链再剥削一层、并且要比中国资本家那层厚得多!本开篇前面所给出的富士康案例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一厚层”的剥削率，远远高于中国资本家那“一薄层”了——这就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与世界接轨”的结果。
专家学者们都说这“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看不到出路，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还是因为赵紫阳要“补”资本主义课造成的恶果!
总之教育方针的重大失误，就是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1] 《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是《人民日报》记者毕全忠的短篇报道，其全文如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2] 根据邢家鲤先生于2001年1月给清华大学全校党课组长讲座的录音整理，在网上广泛流传。邢家鲤1948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1949年9月入党，1951年被选派留苏。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该系著名教授周培源、王竹溪后来分别担任过北京大学正、副校长。邢家鲤老先生说过他“出身于国民党大官僚家庭”、但投身革命了。网上流传他的下面这段话，感人至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传一个青年加入共产主义行列，我就够本，宣传两个，我就赚了一个。说教师像蜡烛，照亮了别人，消灭了自己，太悲伤了，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不说是共产主义的篝火呢?一块块劈材投入了，火光熊熊。你能说那不尽的熊熊大火中，哪一块劈材是烧完了呢?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类最美好正义高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不是最大的幸福吗?”
邢家鲤先生病逝后，高等教育出版社曾据此“篝火”比喻出版《篝火颂•邢家鲤先生纪念文集》。
[3] 朝鲜族农民李贞生是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市)河洼公社社员，在担任村里45亩水田的水稻技术员时，经多年努力于1967年成功培育出远亲杂交的“玉米稻”，产量比普通稻高出15%，时间也比袁隆平1974年育成的南优2号早了7年。30多年前的资料证明，“玉米稻”那时很受重视，1975年曾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成科教片《农民育种家》，后又拍成电视;《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玉米稻”;李贞生受到了政府的嘉奖和媒体的宣传，还曾参加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李贞生的事迹也以《农民李伯伯》为题，在1978年左右编入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
但这种“玉米稻”在第二、三代就会退化，而且专家们对其杂交机理争议不一。李贞生文化水平低、不会写论文，而且去世得也比较早，现在无人继续他的研究。
[4] 据多个网页引用署名东方朔的博文《四人帮从未说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考察，这句话最初出现于四人帮倒台后，教育部大批判组于1976年11月25日所发表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此后《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发表了署名任翔的文章《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但二者均未给出任何谈话记录或文献资料的证据。
[5] 见《中国科学报》2013年6月10日第5版思想周刊所载其记者洪蔚对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等专家的参访，标题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为什么毕业即失业》。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