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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改革哲学与改革教(二)

谭伟东 · 2014-03-0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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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的经济学体系,基本没有哲学支撑。说白了是充满经济现实利益代言的所谓实务经济学的裸奔。这种无头苍蝇似的经济学,根本没有百代中国的经世致用的大经济学之现实价值和宏观气度,更没有古典中国的大道天理的天下大学之万千气象。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关于财富生成与社会发展的中国大战略,笔者已经撰文论述发表,其续后部分将另文发表。这里不再赘述。这里着重在国际财富与文明经济学大博弈的经济哲学和社会发展史的阶段论的战略脉络上。

  二、改革哲学的经济哲学

  当代世界的经济学体系,基本没有哲学支撑。说白了是充满经济现实利益代言的所谓实务经济学的裸奔。这种无头苍蝇似的经济学,根本没有百代中国的经世致用的大经济学之现实价值和宏观气度,更没有古典中国的大道天理的天下大学之万千气象,甚至没有近代西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诞生以来的求实精神和老实态度。

  中国改革哲学的经济学应当理性启动并奠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精神探索起点上。就其现实与历史逻辑起点,本应是毛泽东毕生的中国气派的东方经济学和建国初期 《十大大关系》以及从列宁新经济政策,斯大林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和毛泽东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创造性的讲话为大略起点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建构和国家发展路径的经济哲学系统化上。当然,应当科学吸纳包括李斯特、凡勃伦、熊彼特、凯恩斯、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德布勒、阿罗等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更应当在中华两三千年的官仲以降,从范蠡、白圭到桑弘羊、丘俊、郑观应等等绝代大经济学家的经济智慧和科学探求。

  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基于后文革时期的权力真空、信仰真空和代际管理管理造成的领袖魅力与学识及其领导力甚至公信力真空,尤其是在政治复仇主义、西方冷战策动和国民生境及其管理问题的急功近利之下,大体上循着商品、市场、产权,循着双轨制、承包制、股份制制度,由农村到城市,由商贸道工业,由生活品到房地产,直至公共品、文化品、教育品,由商品到资产,由资产到财富,由产权到股权,在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全景式自由化华盛顿共识下,由小到大,由家到国,从产业到资源,从市场到权力,完全的彻底的资本主义经营化,并交互、交叉地经济学理化。连思想意识和文化建构,都已经是特色外饰,资本封建内核化了。

  流行的改革教的经济哲学是什么?张维迎写了本《市场的逻辑》。他以为自己可以像黑格尔那养,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大逻辑的框架。可惜,以其智商、学养与洞识,怕是连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更不要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举世公认的大逻辑的基本罗格斯(Logos),他读都读不懂。炒冷饭的学术水平,连撒缪尔孙们的智利体操的新古典综合的智能、学识和驾驭思维的能力都没有,甚至就是连其供奉的新自由主义的大老弗里德曼的起码的美国货币史和计量分析的研究成果与能力都不及,更遑论人类文明史和经济大断代史了。言说市场的逻辑,起码要把这样几部大作仔细、深入研究以下:北大出版社赵靖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五卷),人大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三卷),史峰的《中国通史》,布罗代尔三卷本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沃勒斯坦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但张先生对这些基本必要的知识几乎为零,似乎仅仅凭借其在西方教科书和一般人类学与文化学普及读物的前言、序言里的简单叙述和网络世界小孩子知识概念里的当代主流媒体的虚构或篡改了的神话故事,就在市场概念游戏王国里,任意在其非伦理学,非哲学,非实证分析,非事实纵论,非福利经济学,非效率经济学的学术意淫的满天过海,胡说八道,编造出了一个以先使人幸福而后自己幸福的市场逻辑和其对立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市场童话来。要知道,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从马歇尔到凯恩斯,西方经济学大师、大家和开山之科主,要么是博学硕儒,要么是公认的天才。中国历朝各代,经济学大家无不是经学大师,思想大家,学问大家。说张维迎仅仅是不学无术都是对其的莫大的抬举!我伟大华夏儿女,被当代中国的经济学骗子们还要从智商到心灵侮辱到几时?

  改革教的经济学学理是科尔奈的几大学说:短缺经济学、软预算猜想、非均衡论。

  改革教及其改开搞的结果呢?以产能超级过剩,生产巨量过剩,资源与生态乃至劳动者群体生命透支与威胁,替代了原来的品种花色不足,日用品、生活品不富裕,造成了中国当下的经济结构性的、市场性的、金融生态性的安全危机和基尼系数逼近美国的社会两极分化。

  如果套用政治哲学,则类似于国体与政体的东西,在经济哲学中,就是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体制或机制。经济制度涉及到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核心权益保障和经济权力之争。经济运营体制就是经济资源与权力在确保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权力与资源的实际运作体系。通常包含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

  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三大经济体制阶段。其各自对应的大体上被认定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特别是奴隶社会,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则是有争论的。事实上,封建和奴隶社会,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社会分工复杂化和市场网络化已经到达相当水平,甚至社会化生产和组织管理程度,也相当惊人。尽管罗斯福二战时期的美国战时经济,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战时经济,都具有相当的计划经济特征,但资本主义自由产权制度、政治与文华制度,在非战争的和平时期,还是必然地恢复到市场经济。当然,战后德国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北欧、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出现了福利社会与国家。国有经济、公共经济部门、国家干预等的计划规划性占有相当的比例。大企业、公司、财团的计划性,更是明显,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上,依然是市场经济。

  特别是话语体系,基本上又把改革经济哲学,转移到了初级阶段论、资本主义补课论、人均GDP美元参照的复兴论、唯恐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是西方翻版似的富裕论和发达论上。

  在这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价值支撑被抽调了。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与完善的灵魂被阉割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结构和制度与文化社会基础被瓦解了。

  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经济管理还要倒退,变成了唯生产力论标准和纯物质主义的单纯发达和丰裕。

  毛泽东在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曾经说过南京的板鸭,各地的风味小吃,不能比旧社会、资本主义得不好吃。这里讲物质文明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般性审美和民族偏好口味上,不能出现大倒退或出现倒退,相反还应该由进步和发展。但毛泽东从来不曾把美国、日本、新加坡当成中国的样板。毛泽东在钢铁上曾经在57从苏联回来后,有些受了苏联速度和势头的“刺激”,提出赶英超美,但钢铁在工业化时代,是被全世界在各个层面上,认定的硬指标。加上中国整个所有国防、军工、工业化、机械化、制造业的经济任何装备与发展,都几乎离开钢铁寸步难行,才有了赶英超美的提法。但他从来不曾以美国人均经济指标为自己的样板。毛泽东的视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超一流大国的世界存在,他所看重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做到,才应配得上的超强位次和大国大作为。

  那么,上述的改革教特别是语境,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们符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在经济哲学上能否站得住脚?

  王庆人和黄尔文等作为中国的理论工,对此进行了数十年的数十万字1的长篇大作和深度研究。加上石林先生的东西,应视为这个领域当代世界第一流的理论产出。张勤德先生的东西,可以视作政策层面上的系统的一流的东西。刘国光先生,特别是马宾老对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机制的把握,包括经济学理,同陈岱孙,加上吴易风、邓力群等,已经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深度研究和大声疾呼,然而,中国经济、法律和财经加上文学艺术,却是每况愈下,完全走上了与人民大众感受截然相反的精英文痞路线上去,成为西方学说和政策包装的传声筒、应声虫。

  王庆人、黄尔文的大作,显示出了当代中国马列毛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前沿,也是世界在此领域的最前沿和最高水平之一。

  这个问题涉及到马克思晚年的三大问题:第一是卡夫丁峡谷问题,第二是世界革命与人类各民族的革命与发展路径问题,第三是个人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产权结构问题。

  那么,关于从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与理论的科学脉络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马克思从来没有认定和表述过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社会,一切国家和民族,必须沿着原始社会主义,封建制奴隶制,封建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最后发展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改革教的初级阶段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和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生产力原发能量未尽从而就不能过渡和跨越,而必须退回去的欠发达或极左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能直接衔接论等等,都是基于这一伪造的马克思的思想学说。

  马克思在 《1843年的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亚细亚、奴隶、封建、资本主义这样的表述,郭沫若先生首次在中国史学界,后来就转变到整个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必然阶段性的脉络。但这基本上是前苏联,尤其是中国史学界的极大地误读。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原理由下述几点组成:(一)是他明确和最科学坚定表述的是这样一个原理,那就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为未来社社会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运动规律,造成都内在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甚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本身的社会化形态运动,更不要说其两大阶级的全部演化趋势,必然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必然炸毁其生产关系,冲破其阻碍,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社会革命和新社会建构。而从政治到经济的无产阶级统治,必定以历史和阶级的自觉完成这一切,从而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的历史大转型,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二)他明确表述的命题是西欧历经了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并在全世界(含西欧),必经世界革命或至少是欧洲48那样的世界革命,而完成两个社会形态更替。(三)他明确表述在包括48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社会主义革命等等一系列革命,以后的社会革命,当然指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分两步走,那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在欧洲首先必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但它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表明了对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尝试的完整、全面的肯定和赞赏,对巴黎公社的一切无产阶级性质加以由衷的赞美。他指出巴黎公社的致命错误,就是没有占领国家银行,掌握国家金融命脉,给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以资源平台和支持,造成其彻底反攻倒算,而更为全面和理论经济与政治的战略性错误,则是未能完整、全面、彻底地粉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因此,巴黎公社的新生政权的国家机器就未能如愿以偿地运行起来。(四)他从来既没有表述过任何民族、国家、社会必须经历五阶段社会的发展,更没有要求巴黎公社似的无产阶级新生政权来补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课。

  第二马克思明确指出,俄国和任何其他国家与民族,完全没有必要和理由,必须经过资本主义,也就是首先必须跨国卡夫丁峡谷。他指出那仅仅是对西欧进程的描述,其仅仅是历史展示,而有人却将其当成了人类历史哲学。这是对他的学说与思想完全曲解和误导。一定地区的历史脉络陈述,同人类历史哲学是完全两个概念。前者是特殊和具体的史学表述,后者是具有普世和一般结论的哲学概述。不幸的是改革教根本拒绝严肃的哲学、历史和科学研究,硬是把马克思已经明确否定的东西,当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三后来的五阶段必然逻辑的描述是苏联和中国教条主义史学与社会学公式化和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的错误。

  此外,马克思的历史真实,特别是对东方,包括土耳其、印度、中国的知识,基本上来自于西欧当时的已成偏见的散乱的,几乎完全的文化与考古学帝国主义的背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未能帮助他矫正多少。

  结果,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马克思全部理论系统中,并不重要,但却被西方,特别是中国的憋脚的三流的,尤其是后来的别有用心的无良学者,用来制造中国数千年停滞论、中国必经补课论的伪装了的依据。

  事实上,无论是关于革命的两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毛泽东都已经卓越和成功甚至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就革命阶段与道路而言,他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建构。在人类史上,留下了令全世界,令整个人类高山仰止的历史丰碑。由于革命之漫长、艰辛、困苦和伟大,显示出革命理想与意识的神圣与庄严。而从1949年 1953年新中国后,经过短暂的几年时间的过渡、积累和整合,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马不停蹄地,主要通过和平是赎买和全国一盘棋的社会经济系统转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改造与伟大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建设。

  这一阶段有事实上 的三大阶段组成:(1)社会主义工商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赎买政策自然到期,(2)第二阶段更大规模、全面的中国工业化大跃进式的发展,主要是全面跟踪与赶超,(3)第三阶段从1974年到四届人大开始全面规划和推进,以现代化为宏图的社会主义发达与高级化的建设。

  文化大革命是从价值、思想和文化上的最深层的人类社会革命探索。这一过程镶嵌在第二阶段之中,但在事实与理论设计中,却绝对基本上没有打断这一现实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一般经济建设速度上的损失,在高科技和尖端和大规模工业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安全收益上,甚至在大小三线的国民经济与全局经济布局上,都得到了足够的弥补。

  改革开放的后35年,以摸着石头过河和靠被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实质上的全盘经济、文化西化,造成了上述大战略规划的巨大的甚至某些方面的毁灭性的冲击,但客观上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中华毛泽东的新中国的全部核心建构还在,第二新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无比巨大,第三包括极端关键和局部严重极端失衡和严重局部产能过剩的经济总能量、产能和规模与结构,都可能为新中国百年最终全面复兴和胜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创造必要的“规模经济”条件。

  从经济哲学上看,关节点在于: 第一中国需要的是国民经济财富经济系统和而非国际资本依附的打工、负纳贡的殖民地经济和外向输入的结构破损经济和低价格链条的外围世界市场供给和边缘化发达国家外包经济接单国。

  第二中国需要独立自主、结构优化、境界最优的社会主义的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和分配体系与社会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的资本吞噬性的完全异化了的消费社会与福利国家。没有新型社会与新人意识的社会主义生态、代谢、循环和超现代经济与社会,简单重复所谓表象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社会,实质上是影子金字塔式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世界必然陷入远远超出第一、第二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更大规模的全球灾难之中。

  第三无论是布罗代尔的金融资本主义,还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无论是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还是格林斯潘的非理性繁荣,都不是中国合宜、理性的增长与发展模式。

  特别是话语与特色论建构,在经济哲学和经济运营机制上,基本上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话语体系结构之中。所谓北京共识,仅仅是以不断放大了的加大的粗放经济的经济体量,在向国际资本大剂量供血的同时,靠天量、透支未来的金融货币投放和私有产权能量扩张,而维系的一个非均衡、经济泡沫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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