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四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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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订年终版)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改开以来，不良官员和学者们振振有词地指责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外行领导内行”，是“不尊重专家”、是“极左思潮”。有的人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所有这些批评者们通通都忽略了、或者有意地掩盖了下述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基本的道理：
1) 毛泽东时代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要在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新老军阀百年战火，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是先有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集团在海上封锁，后又加上苏修帝国主义在北方陈兵百万。要在这样困难的国际环境之下，进行这项史无前例的建设，这对于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人民，对于无论是旧中国留下的专家们，还是留学西方或留学苏联的专家们，都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和艰巨的使命。
2) 批评者们所谓的“专家”们，可曾有哪一位参加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谓的“内行”们又有谁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行呢?没有，一个都没有!
3) 只有在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包括不可避免地屡犯错误、纠正错误、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可能认识和驾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无论什么样背景的“专家”或者“内行”，只要他不与广大工农一同积极地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他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和“内行”。
因此，改开以来无端指责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学者和官员们，只不过是拿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尺子”来“丈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不过是在暴露他们自己那根本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这些人在改开以就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还自我欣赏，这就更加证明了毛主席早年的著名论断：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
因此，以下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节文字，必然都离不开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本章分为如下6节：
1.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问题
2.自己摸索经济建设理论
3.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
4.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5.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
6.六二六指示和赤脚医生
1.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问题
修正主义分子们借助西方帝国主义的造谣和宣传，利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难免的错误和教训，先是编造和污蔑所谓的“斯大林模式”，然后再用来污指毛泽东时代是他们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但是，他们这套说辞全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 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还令帝国主义胆战心惊。否则的话，英美等西方国家就不必处心积虑地将德日意法西斯祸水引向苏联，苏联也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跃而成为打败德日法西斯的第一主力。
2) 苏联仅仅是因为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长达二十几年的恶意包围，包括处于第二次大战风雨欲来之势，才不得不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当然，这样的国际环境势必影响苏联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也伴随了某些策略失误。
3) 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党和人民全面地汲取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情况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不但平稳地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地保持了举世无双的高速度。
就在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纠集西方和亲西方的十六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侵略朝鲜，并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建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但赢得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而且还克服了现在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艰巨困难，全面地恢复了工农业生产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从此时起到文革之初，中国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和一个三年调整期;在文革中又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在1965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不但保持了农业十几年的持续高幅增长，不但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还为备战备荒和根本改善沿海、内地工业布局，完成了大规模的大、小三线建设，从一个旧式农业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
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不但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不但大大地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记录，而且也超过了前苏联最好的时期。在学习苏联经验并汲取其教训方面，毛主席和党中央几乎做得恰到好处：
1)汲取苏联农业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的教训
苏联试行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策略，将农业全面集体化推迟出现贫富悬殊、富农阶级业已壮大的1929年至1936年间，因而不得不承受一系列消极后果，以至于苏联的农业生产在集体化过程中一直未能达到沙俄时代的最高生产水平。这就拖了轻工业发展的后腿，而且还影响了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积累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联的教训，领导广大中国农民逐步从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在劳动和生产资料都参加分红的初级社形式下，又不断地提高劳动分红的比例，在建国后短短的六年之内就掀起了社会主义高级社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不但完全避免了苏联集体农庄化那样的消极后果，而且一直在保持着农业的持续增长。
2)《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毛主席亲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坚持原则并与周总理缜密策划，在1950年初签订了既维护中国主权、又争取到苏联经济技术援助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中国勇于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不但在抗美援朝中保卫了中、朝两国，而且还赢得了苏联更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得相当理想。
3)赫鲁晓夫毁约撤专家、中国摸索出自力更生路
但苏联专家在援建一百几十个现代化骨干企业的同时，也将苏联“一长制”的企业管理模式带到了中国。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掌政后，苏联改变了其社会主义方向(这本身也证明工业管理中的“一长制”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根本性的伤害)，引起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警惕。
尤其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撕毁了原子弹合作协议，在1960年又突然全面撕毁了经济建设合同并撤走了全部的苏联专家，更令中国党警觉起来。这反而促使中国党和人民下定决心，摸索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2. 自己摸索经济建设理论
就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禁运、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逼债[10]的国际环境中，毛主席领导中国党和人民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1) 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
早在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积累了三年经验之时(亦即赫鲁晓夫刚刚暴露其修正主义嘴脸之际[11])，毛主席就在1956年4月25日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分析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十大辩证关系，并就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国党的基本策略：
01. 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防止片面发展重工业;
02. 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为平衡工业发展布局，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也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03. 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把军政费用降到适当的比例;
04. 处理好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以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05.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06. 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07. 处理好党和非党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08. 处理好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要区别情况、给生活出路、给自新机会;
09. 处理好是和非的关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0. 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又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照抄。
这篇讲话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教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六年以来的经济建设经验、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三年多的经验，确实成为我国自此之后二十多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套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是，可能因为这篇讲话中对斯大林功过三七开的评价在1956年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还不宜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全文，是在二十年之后毛主席的1976年冥诞日才发表的。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以《论十大关系》“之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选段来展示，毛主席早在1956年春就辩证地告诫党和人民不要迷信洋人、要走自力更生之路：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很有意思：毛主席首先批评了我们自己人，“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德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就是说，我们的人要像革命年代和战争年代藐视敌人那样，藐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要鼓点劲、提高民族自信心，不要被洋人所吓倒。“洋人”是谁呢?毛主席在这里指苏联人，还与我们自己比较：
“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我们自己是一穷二白的，但正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那时中苏友好气氛尚佳，苏联还在大规模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时期，但是毛主席就已经告诫国人要“鼓点劲、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打倒贾桂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辩证思想和战略原则全面指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所获巨大成果包括工农业生产的长期高速发展，包括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以两弹一星核潜艇所奠定的国防现代化，包括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以来的全部奖项(相比之下无一奖项为改开以来的成果)，包括新中国人均寿命在三十年间翻一番(令世界上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包括在一个80%文盲的国家里建设城乡均衡、学科齐全的高、中、初等教育体系，包括运十大客机的研制成功，等等。《论十大关系》在八十年代继续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在大搞市场经济的九十年代之后，仍然在很多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2) 六次中央会议纠正“五风”
在完成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顺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党中央于1958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尽管在那之后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碰到了苏修挑起争端、撕毁大批合同并蛮横地地逼债，还遇到了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普遍头脑发热，但党和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纠正了自己主观上的错误、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坚持三面红旗并建立和完善了工农商业、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中国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之路，超越了历史上所有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但自改开以来，很多上层领导随便抹黑三面红旗，并掩盖了最关键的文献和史实，甚至默许敌对势力造谣中伤，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思想混乱。现在已经明白，这些上层人物其实早就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就是要借助否定三面红旗来否定中国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其在改开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以下的白纸黑字历史记载是无法篡改的：
A. 六次召集中央会议
很多领导人在1958年头脑发热，也影响了毛主席，在8月31日结束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接受了高指标的建议。但毛主席自在10月分视察河北、河南时就发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混乱现象，继而又发现了工业计划冒进的问题，认识到必须开会“压缩空气”。为此，毛主席自北戴河会议两个月后就连续地召开了六次中央会议：
à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
à 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紧接着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
à 转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
à 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紧接着于4月2日至5日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
B. 着重纠正五风问题
在1958年11月2日至转年4月2日共五个月的时间内，毛主席频繁地召集了六次中央会议——两次中央全会、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那么毛主席底都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毛主席认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一方面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来分析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将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当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天赐良机。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率先做了自我批评(那时，“头脑发热”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才刚刚过去两个月整)。在这些中央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必须压缩空气、压缩工农业指标、缩短基建战线;要求必须坚持人民公社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并将人民公社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既精辟又形象地概括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其中特别强调要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纠正其它四项歪风。为了教育各级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不得无偿占用、更不得无偿剥夺农民，毛主席在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讲过这样的话：
“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看，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农民瞒产私分”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们也都能向毛主席这样相信农民，不怕农民瞒产私分，反而从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抓到问题的本质，那“五风”早就及时地纠正了，人民公社也就能更快地走上正轨了。
C. 给六级干部公开信
在频繁召集六次中央会议之时，三年自然灾害尚未出现，苏修也还没有撕毁合同和无理逼债。但是，毛主席认为纠正“五风”刻不容缓，因为“五风”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势必损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纠正五风”恰恰是党内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大好机会。为了将“纠正五风”一贯到底，毛主席生平第一次于1959年4月29日亲自执笔“党内通讯”，下发至党内六级干部(省、地、县、社、队、小队，简称“六级干部公开信”)。这里简述其要点如下：
a.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b.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c.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d. 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e.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f.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g.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主席为何做出中共党史上如此空前绝后之举呢?显然是因为毛主席担心高、中层领导层层阻碍、令“纠正五风”无法贯彻。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有关章节，毛主席在1961年5月21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回忆到两年前的六级干部公开信。毛主席非但没有批评其他领导人，反而自责没有教育好干部、没有领导好：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
根据现在已经公布的史料，在1958年11月至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中国共产党不曾有第二位领导人像毛主席这样不余遗力地为纠正“五风”而奋斗。
D. 正确评价三面红旗
在1958年11月2日至次年4月29日间的六次中央会议和六级干部公开信，以及其后在各级干部中的贯彻，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方面所做的第一轮努力。毛主席还就所发现的农业问题和人民公社问题，分别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以及1960年秋做出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纠正五风”的努力。但是改开以来，居然有大批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不但隐瞒了毛主席三年三轮持续“纠正五风”的过程，不但抹杀了毛主席为纠正五风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反而居心不良地造谣说什么“毛主席大搞五风”!
关于人民公社，根据大跃进和纠正“五风”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最早于尚未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3月25日就提出了要规范人民公社各级的组织形式，后来还具体委托邓子恢等人起草《农业六十条》。毛主席还在1961年6月提出了“城市也要搞几十条”，并委托邓小平等人起草《工业七十条(试行)》。这些条例尽管各有某些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帮助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克服“五风”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以及在其后长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工业方面：各种统计数据都表明，1958年后因自然灾害、苏修逼债以及国内纠正“五风”不及时等原因，而被迫收缩或缓建的大批工业工程项目，在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期间又都恢复了起来，并最终发展成为国家骨干工矿企业，加上1964年启动的大三线、小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业基地建设，中国独立自主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和布局合理的工业体系。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党和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不断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过程，是党和人民坚持和高举三面红旗，因而在工农业生产、文教科技卫生、国防现代化以及这些方面的基础建设方面，独立自主地取得了长时期伟大胜利的过程——这是绝对不能随便冠以“斯大林模式”而横加否定的。
3) 五风屡禁不止谁应该负责
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普遍存在头脑发热问题。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党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普遍高涨，真心实意地甩开膀子大干;二是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骨干都还欠缺马列主义的学习，都还不懂得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其客观规律，或者说还不懂得将社会主义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毛主席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坚持以三年三轮的“纠正五风”、再“降温”和“压缩空气”，但这有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
A. 出现集中饿死人事件
前述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笔撰写和发布了六级干部公开信，但很多地区将此公开信截留不予下发(官方尚未公开有关文件，说明那些地区为何截留公开信)。
个别地区虚报产量、“放卫星”，实际上达不到，却不顾农民基本口粮的需要而强迫超量收缴粮食，捅出了饿死人的篓子，其中最典型的是河南信阳地区。在六级干部公开信下发了半年之后，在1959年10月至次年2月，信阳若干个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事件，其首要原因并非缺粮，而是有关省、地、县委领导以反对“瞒产私分”为名从农民手中强征过头粮，后又安排民兵阻止农民外出讨饭!
设想：如果河南省、信阳地区及其下属各县都能原原本本地将毛主席致六级干部公开信传达至生产小队(一个小队才有20上下农户)，那么信阳地区各县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肯定会大胆反对地、县领导的胡作非为，也就肯定会杜绝信阳地区的集中饿死人的悲剧。更加严重的是，信阳事件还向上级隐瞒了一年。是毛主席在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在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大区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农业汇报会上，即开始第三轮纠正五风时，才在会上听到河南省委汇报信阳事件实际情况的，其中真实的文字材料是迟至汇报会结束那一天才送到毛主席手上的。
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到底是如何能将信阳事件隐瞒了这样久的，或许是否他那一级曾向哪位上级领导汇报、又被那位上级领导隐瞒了的，现在均未公布。
在得知信阳事件真实情况后，毛主席马上气愤地定性：“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及时委派李先念、陶铸[12]等领导人去处理，对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及下辖几个县的责任领导干部分别給予严厉的撤职查办和刑事处置，煞住了这股恶风。吴芝圃本人也在19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离了河南省委。
B. 毛主席纠正五风最力
当时，即使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也大都对“纠正五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根据目前已经公开了的正式文件、讲话记录和知情领导人的回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毛主席不但是头脑最清醒的，而且也是唯一提出要“纠正五风”、并决心将其贯彻到底的。这显然也是纠正五风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首要原因。
正是因为毛主席本人以及拥护毛主席的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努力，才得以基本上挽回或补救了因“五风”而造成的经济建设损失，不但保护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提高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使得我国农业自1962年得到全面恢复，并在其后二十年间几乎保持了年年增产。但有的领导人改开后却反思“大跃进”、指责“毛泽东头脑发热”，这是违背甚至颠倒了历史事实的。
有人说刘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讲不能总是说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讲到“天灾和人祸”的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因为听到这些话而不满刘少奇，其实那些话都是毛主席早在一年之前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的话：在那次会议上(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主席四次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表明，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规律已经达到基本正确的认识。例如在1960年12月20日第三次听取汇报时，毛主席有这样的插话：
a. “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关于成绩和缺点)
b.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关于天灾和人祸)
刘少奇在一年之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有关成绩和缺点、天灾和人祸的讲话，几乎就是在重复毛主席的上述插话。这恰恰表明，中央至此基本上达到了一致的正确认识。
C. 庐山会议与反右扩大化
有人说“五风”问题和个别地区饿死人问题，是因为毛主席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在庐山会议上错批了彭德怀，但这种说法与毛主席全力“纠正五风”的历史事实明显矛盾，尤其是与毛主席早在尚未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3月，就提出要规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形式的历史事实相矛盾。其实彭德怀在7月庐山会议期间的所谓“万言书”，还远远达不到毛主席三个月前那封六级干部公开信“纠正五风”的力度。
事实上是彭德怀等在前几次中央会议上都没有跟随毛主席努力纠正五风，却在6月访苏时听了赫鲁晓夫骂中共、骂毛泽东的话后不予反驳，在尚未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情况下，就带着特殊情绪参加庐山会议，引发了两个立场、两条道路的争论。
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足够多的责任。现在出现的争议，实为某些领导人要否定社会主义、要掩盖历史事实、要栽赃毛主席。此外在毛主席去世后，官方为维护以后的某些领导人的声誉，至今尚未公布“庐山会议”的完整档案，证据如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副主任的李捷，在中国社科院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的会议上做了报告。在报告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明确地说出了这条原因：
李捷：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他说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提问：您刚才说，把有些材料写进《毛泽东传》，会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请问具体是指哪些方面的材料?
李捷：前面那个不利也只能说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说，再说就犯错误了。……
李捷显然是在向记者表明：改开以来的某些头面人物，虽然在很多事件上负有责任，但为继续维护他们这些人的声誉，就不得不在《毛泽东传》中隐去有关的事实。
就目前已正式公开的文件来看，关键事件如反右斗争是如何扩大化的，大跃进刮五风的为很么迟迟难于纠正，1959年庐山会议是怎么回事，会议后为何还要在中下层“大反右倾”，等等几乎都有未公布的隐情，符合李捷的解释。
李捷曾因参与撰写《毛泽东传(1949-1976)》而获得了相当的好评，是因为他那时比其他的官方学者都更加客观一些。但他因为避免“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而无法碰“一些禁区”，那就势必掩盖了史实的一个侧面。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又互为表里的。因此，即使李捷参与编写并获一定好评的《毛泽东传》，也仍然因掩盖部分史实而影响了对毛主席的正确评价，甚至给了别有用心者以可趁之机。但是根据越来越多的亲历人回忆，有些事多少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反右扩大化隐情
邓力群曾经对反右斗争尽心分析，应该是得住脚、并被历史证明了的：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邓小平也说过，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在《》举行的纪念119周年大会上，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说：
“我是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今天在这个环境下，我也很激动，就是刚才唱《东方红》的时候，我都有几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泪。为什么?是今天我感觉到一种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感情，在坐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
“刚才有同志讲到反右的事情，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主席曾在文件中明确批示，全国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3千人，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主席再次修改了这个数字，改成了6千人。事实上打了多少呢?这个反右扩大化的责任确实不应该由主席来负。”
《毛泽东传(1949-1976)》在有关章节写道：
1957年6月29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事实上打了55万右派，比上面所说的3000、6000、4000高出了100倍!尤其是其中90%以上，居然不是57年反右、而是58年3月才被打成右派的(包括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那时激烈的反右斗争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例如毛主席在1959年秋天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谈话后，知道右派打得太多了，曾经给刘少奇写信，要计划分批给右派分子甄别或者摘帽，这事做了、只是中途停止了。
即使在对待“具体右派分子”的态度上，例如林希翎、例如李慎之，根据他们本人或他们朋友的回忆，毛主席也比其他领导人做得都更为合理，那就是注重世界观改造，而不是将人一棍子打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网上搜索到有关的回忆。
李悦在庐山会议
李锐自改开以来就以“庐山会议受害者”身份，外加沽名钓誉的“毛主席私人秘书”身份，讲了毛主席很多坏话，影响恶劣。与他同在庐山会议受到严厉批判的周惠，在2004年去世之前接受采访时道出了一些未予公开的实情(简述)：
除彭德怀的“万言书”之外，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多次在背后开小会，也对庐山会议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几位在7.23晚开了很长的会，议论内容包括背后指责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这个小会被人发现，受到了追究。李锐自作聪明，给毛主席写信撒谎说，7.23晚上的小会内容正常，并下重誓“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李锐这封信在会上传阅时，黄克诚却诚实地承认了7.23小会确实谈了“斯大林晚年”等，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到了8月11日前后，李锐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先是到毛主席住处“跪在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以及“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和“串联”的内容等等;然后又发言“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宗派关系”、尤其是“军事惧乐部成员”等等。
最后，彭黄张周和周惠分别只遭到降职处分，例如彭德怀不再做国防部长，但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只有李锐一个人，除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外，还被开除党籍——唯一被开除党籍的!
尽管李锐遭到了最重的处分，但周小舟还是最不能原谅他，骂他是周佛海那样在政治上一再出尔反尔的人物。
这篇采访以张杰名义和“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为题发布多年。未见任何人反驳周惠的采访内容。李锐至今也不敢证明回答网友的追问。
4) 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之风
但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召开的、毛主席没有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很多上层领导未经任何深入调查，就坐而论道地轻易否定了七千人大会已经通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形势估计，并以此为根据提出要大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上层有人要分田单干
根据已公布的文字材料，周总理在西楼会议上仍然坚持七千人大会的形势估计。其他领导人，有的认为漆黑一片，有的提出“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就是因为他们一不认真学习马列、二不去下面调查研究，没有继续改造世界观。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些人，在1958年推动建立人民公社时就犯过“头脑发热”的错误，其原因同样是这样两条。陈伯达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回顾了自己在1958年头脑发热的错误，毛主席还插了话，能够证明笔者的这一判断(见《毛泽东传(1949-1976)》)：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
“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毛主席开会纠正右倾
在1962年秋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可以看得出，毛主席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主张以小队为核算基础，目的就是从整个人民的利益出发，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上最根本的问题。但毛主席特别强调：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1962年夏粮增产较大，证明了七千人大会说做的形势判断。那些在西楼会议上和会议后判断悲观、甚至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上层领导们，在事实面前都做了检查(有的还是很严肃的书面检查)。所以在形成《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后的会议上，毛主席在总结这场斗争时说：
“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设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在1962年力挽狂澜、煞住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之风，就不会有1962年至1964年的经济全面好转，农村就不会出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人民公社就无法获得全面的大发展，中国后来也就不可能有两弹一星核潜艇!
3. 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13]
广大农民于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现、給予鼓励并在几年间摸索出其合理的组织形式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自1964年又掀起了十几年持久不衰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最终不但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穿问题，而且还支持了中国工业、科技、文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
1) 人民公社制度建设
毛主席自1958年10月就率先调查研究，然后又倡导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并在总结1958年以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于1959年3月25日提出要搞人民公社章程，规范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形式[14]。在1961年1月13日结束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指导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各自领导一个七人调查“大组”，深入浙江、湖南和广州三地分别调查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指示每大组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搞得好的生产队、另一个调查搞得坏的生产队，中间的暂时不要花功夫。毛主席随后分别与这三个大组以及相应省份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最后又与三大组调查研究人员在广州汇合，讨论和总结。毛主席说：
“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毛主席在这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又召开了多次中央会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终于在1961年3 月29日正式下发，即《农业六十条》第一版。
毛主席不但坚持要广泛征求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还要求将修改稿再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发现问题后再进行修改。这个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又整整进行了三轮，第二版《农业六十条》于1961年6月15日正式通过，第三版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毛主席称这是“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
毛主席这种“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在《毛泽东传(1949-1976)》相应章节有过详细的介绍，例如毛主席指导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1961年1月至3月调查研究人民公社的全过程，例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于4、5月份开始了调查研究。书中还引了毛主席因为见不到李井泉的报告，而在5月初催促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信函，说明毛主席对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极为重视。正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们在那一时期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毛泽东传》还引述了毛主席在1961年1月重新发现他大约于1930年所写《调查工作》一文之后的大量谈话，帮助领导干部们明白如何做调查研究。
《农业六十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指导了人民公社的健康成长，保障了我国粮食等农作物持续增产，大大支持了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和教育科研等事业的正常发展。
毛主席所设想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除了发展农林牧副渔之外还要不断发展队办、社办企业，并将这些社队企业发展成广大农村地区走工业化道路的生长点。毛主席和党中央设想的正确合理性，被文革中、后期大批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反观改开以来，上层领导人们往往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谁还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向群众寻求真理”呢?谁还像毛主席那样，为了确定一条政策而几轮反复地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呢?没有了，人民群众多少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的领导了!
2) 农业贯彻八字宪法
毛主席研究了中国农业发展史和农业集体化经济的特点，亲自制定并反复修改了农业八字宪法，指导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发挥集体经济优势、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八字宪法最早出现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的文件中，后来写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的一项决议中。以后的党政文件都曾长期地、频繁地引用八字宪法，使其在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中深入人心。
八字宪法的具体内容是：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规划土地利用)、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
八字宪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土”;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即第三位的“水”(有的文件将“水土”调位)。也就是说“土”和“水”是八字中最根本的，是其它六个字赖以发展的基础，因此合称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显然，只有坚持和依靠农业集体所有制，才有可能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才有可能贯彻和实施八字宪法——这不是书斋里的“推理”，而是历史事实：
让我们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纲要》)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纲要(草案)》是党中央在1956年1月提出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于1957年下半年修改和补充，再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讨论初步通过，最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组织农民和全体人民讨论，其引用数据的态度十分严肃。《纲要》在提出农业生产发展目标时，以这样一组数据开头：
“…从1956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
这说明，我国黄河、秦岭以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在1955年时只有150斤。这几乎是中国早在北宋末年就已到的生产水平，为什么会停滞了千年?就是因为旧中国的农业千年来一直是个体单干，根本搞不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生产水平上不去了。
这也是新中国为什么必须搞农业集体化的根本原因。在农业集体化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马上制定《纲要》，依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贯彻八字宪法，使得我国北方很多地区的农业单产，都在一、二十年间提升了几倍。
毛泽东时代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在八字宪法指导下所搞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保障了农作物稳产、高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即使在今天，那时搞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仍在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农业仍在受益、而且将世代受益。
3) 全国农业学习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农业生产大队，地处七沟八梁一面坡，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在合作化、公社化之后，社员们在两代党支书陈永贵、郭凤莲的领导下以治“土”为核心，开山凿坡、修造梯田、战胜穷山恶水，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发扬改天换地的精神，将农业生产搞了上去，粮食产量每亩大平均增长了7倍。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报导《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人的先进事迹，并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还是在这年3月28日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时，毛主席才第一次知道大寨的情况。毛主席还特意向陶鲁笳询问，陈永贵这名字是哪三个字?他随后就与周总理通电话，要周总理也特别注意大寨的情况。此后毛主席几次肯定大寨人所走的道路，并于1964年年底正式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大寨遂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与大寨类似的，全国还涌现出了很多其它的“治土”先进社、队典型。
例如河北省遵化县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地处远近闻名的穷山沟，人称“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沙石峪的社员们在老支书张贵顺的带领下，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以“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功夫，终于将400亩荒山变成了良田。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4月29日、1967年2月9日先后两次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飞抵沙石峪视察，称赞沙石峪人是中国当代的“活愚公”。
不消说，自改开解散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经济集体所有体制遭到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涌现出大寨和沙石峪这样的治土先进典型了。
4) 河南省林县红旗渠
1965年11月11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学大寨展览会，周总理和邓小平、彭真、陈毅、谭震林等国家领导人到场参观。展会共展出了52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大寨典型，其中就有河南省林县人民刚刚完成了总干渠的红旗渠。林县人民治“水”，与上述大寨和沙石峪人民治“土”综合起来，正好就是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正好是八字宪法中其它六个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林县位于河南省安阳地区，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东麓老解放区，1944年就已解放。那时在林县500多个较大的自然村中，有300多个要远道取水，180多个要跑2.5公里以上取水，94个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最远的甚至要跑20公里远。林县因此有这样的歌谣：“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
为了改变严重缺水和贫穷落后的面貌，林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杨贵的领导下，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其总干渠穿山越壁、全长70.6公里，将太行山山腰的浊漳河上游水引至林县，于1965年学大寨展览之前的4月5日建成、通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于四年后的1969年7月全部竣工，包括总干渠以及到达林县后再分叉的十条干渠和分干渠，向下又分为51条支渠、290条斗渠和4281条农渠(或称毛渠)，连带394个水库和塘堰，以及“长藤结瓜”式的无数排灌站和小型发电站。红旗渠整个工程所完成的土石方，若垒筑成2米高、3米宽的墙，则可连结哈尔滨·北京·广州而纵贯祖国南北。红旗渠通水后满足了林县60万人口吃水和54万亩农田灌溉，也使粮食产量从修渠前的每亩100斤增长到了通水后的每亩475斤!
像红旗渠这样宏伟的工程，不但要有杨贵这样的县委书记，要有河南省级党政的积极领导和大力支持，要有山西省党政和人民的无私支援，要有人民公社这样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且还要有广大农民社员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干劲——这一切一切，都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得到。
红旗渠只是毛泽东时代人民治水的一个典型事例。那个时代还对中国常年遭受洪水泛滥的河道和水系，例如海河水系、例如淮河水系，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并新建了和扩建了布局合理的水库，基本形成了、并且常年维护着成套的泄洪、储存、灌溉水利体系——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完成的水利工程总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自大禹治水传说以来各代水利工程量的总和。
但自改开解散人民公社以来，红旗渠又因年久失修而成为全国的“新典型”：其灌溉面积从最初的54万亩逐年下降到20多万亩，引水量则降至刚建成时的四分之一。任羊成、张买江等几名当年的修渠劳动模范于2010年9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
“除总干渠、三条干渠完好以外，51条支渠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有很多支渠常年无水，有的支渠严重破坏后，其下属斗、农、毛渠已经不复存在。”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一号文件出台，提出要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力争经过5年至10年的努力，根本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有些人以为一号文件给了红旗渠恢复活力的机会，但更多的人心里明白：人民公社不复存在，如果不回归社会主义路线，就无法再将农民组织起来，单单一纸中央一号文件又靠什么力量来贯彻、又如何能恢复红旗渠的活力呢?
红旗渠还算受到国家重视的标杆，还曾在改开之后获资金修补，其它的水利工程就更不乐观了。有统计显示，毛泽东时代修建了八万六千座水库，但在改开破坏了农村集体所有制之后，三十年只修建了八百七十座水库——百分之一!中国为什么GDP上去后，却再也没有毛泽东时代那种兴修水利的能力了?停止了挖河、停止了维护、也停止了修复，河床上种庄稼、河道搁浅、河床淤高、河堤变矮……即使还有河道，水库和灌溉毛渠也大都荒废了，这样的河道、水库和毛渠还如何泄洪、如何蓄水、如何灌溉!太令中国人民痛心了!这才是2011年《一号文件》被迫出台的背景原因。
总之，自改开以来从上到下地拆散人民公社，破坏了农村集体经济。“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的个体农业不但不可能再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且还令毛泽东时代业已建成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功能日衰。除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八字宪法的其它六个字也都因农业集体经济的破坏而无法落实了。现在的农业生产一方面是在吃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老本，一方面是花钱买化肥、农药、种子来“换”粮食。再加上资本控制了大农机(人民公社时期大农机属公有，这个留在下一小节讨论)、对农民又多了一层盘剥，种庄稼是赔本不赚钱的。这些才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证明，只要抛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出现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或者说胡适那套“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5) 粮食长期高速增产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逐步完善了人民公社制度，八字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包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农家肥和高产良种，大搞农机具等等。农业机械的使用数量在文革期间猛增，大型拖拉机增加了将近十倍，小型拖拉机竟增加了四十倍，加上各种配套农机具，令田间耕作大为改观(注意：这时的大中型农机是集体所有的，农民并不因使用农机而受资本的盘剥)。八字宪法不但保障了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高速增长，而且还在此后五年间维持了农业继续增产的势头。
解放后历年粮食总产的年均增长记录，也证明了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巨大贡献(见《中华网论坛》【中华史林】2011年2月2日载文“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的六大因素”)[15]：
在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期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3.523%，这是此前中国小农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高速增长。
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其中尽管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必须不断完善的时期，25年间的年平均增长仍然高达2.425%的高速度。
1966-1976年10年为4.72%：这是被“改开派”污蔑为“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文革时期，但却是人民公社制度比较完善的时期。结果呢，十年平均增速高达4.72%——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最高速增长时期!
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22年间年平均增长只有1.284%：这是1982年后实行大包干、即恢复单干、被迫停顿八字宪法核心“农田水利建设”的时期，也是新中国粮食增长最慢的时期，只及其它三个时期中最低增速的一半!
1982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中国的粮食进口马上猛增至从未有过的300多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1990年11月15日《参考消息》转德国《科隆新闻报》文章)。总之，改开以来再也不曾达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在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后，农田水利建设完全停止。但修正主义者居然歪曲历史、说1976年时经济濒临崩溃，其实就是在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6) 社队企业蓬勃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好后期，农村的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
à 一方面，城市里的全民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总数增长了将近4,000万，其中有一半新增职工来自农村人口;
à 另一方面是更加重要的，即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职工总数有了更大比例的增长，在1978年时达到了2,826万人;这个增长势头又保持了五年，到1983年达到了3,235万人。
在文革中后期和稍后，两项加起来共有五千万农民转变为工人!很多当年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对那时的农村高速工业化都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并曾对其前途充满信心。笔者还曾参观过大批显示对办企业，将在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讨论。
社队企业的方向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一般利用当地资源兴办粮食和农产品加工，兴办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小水泥厂，承接大工业的辅助加工订单等，效益都很好。如果按照这个势头继续发展下去，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将社队企业发展成农村地区工业化增长点的设想，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但改开以来社队企业也都私有化了：先是解散人民公社，后来又将社队企业改为私人承包，再以后鼓励私有化、将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产权私有化。到了1984年3月，中央文件已经将私有化的社队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了。这乡镇企业实际上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变成了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
毛主席和党中央原来将“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变为“农村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化增长点”的宏伟设想，在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已经形成一条农村工业化的光明大道。但是这条光明大道，在主席和总理逝世八年之后，就被修正主义者们切断了!
这一中断，一方面堵住了农村工业化之路，那些因农业生产发展而不断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就只能背井离乡、去城市里当“二等公民”——农民工，这是只在改开中国才有的庞大而特殊的阶级。另一方面，集体所有的“社队企业”被私有化为“乡镇企业”，也在腐蚀和侵吞国营企业方面，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见第六章)。
4. 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在总结大跃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工业战线经济建设在理论上、制度建设上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1) 鞍钢宪法和民主管理
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就强调要让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参加工业技术革命。1959年，周总理在他的长文《伟大的十年》中写道：
“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
请注意周总理的这句话的结构，“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可以简化为“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这是与改开以来所宣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相径庭的!
半年后，毛主席在1960年3月22日批转了以“两参一改三结合[16]”为特点的《鞍钢宪法》，纠正了苏联“马钢宪法”、“一长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但找到了依靠工人阶级来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
《鞍钢宪法》开始还主要在国家骨干企业试行、积累经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在国营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中，甚至在某些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中，大面积地开花结果了。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努力去掉骄、娇二气，在生产过程中向工人学习实际的生产知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规章制度的改革，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使得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2) 自力更生工业学大庆
中国历史上不但石油产量低得可怜，而且还被西方专家认定为储量贫油的国家。
黄汲清院士根据他长年研究大地构造所提出的陆相生油论，于1954年提出了将华北、松辽、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四个地区作为藏油的普查重点。他的建议获得了谢家荣、李四光等地质学家的支持。黄、谢提出的普查计划，于1955年3月获得批准。
从1955年到1957年，黄汲清制定了相当完整的工作蓝图。以后，中国石油勘探队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辽河等大型油田，这就完全证明了黄汲清的理论、计划和蓝图。其中大庆油田，就是中国石油勘探队在陆相沉积的松辽盆地第三号探井喷油时所发现的，因正值新中国10周年国庆而命名为“大庆”。
大庆油田建设是全国各石油工业单位的工人、干部、工程师，于1960年3月集中到大庆以“会战”形式开始的。其中铁人王进喜等大批职工，主要来自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早在1939年就已开发，在旧中国10年间累计生产原油52万吨，占那时全国原油产量的95%。玉门油田产量在大跃进期间大幅增长，单单1959年这一年的产量就达到了旧中国10年累计产量的三倍(这一史实也是大跃进成果的铁证)。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带着大跃进的精神从玉门油田等地汇集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大庆油田。他们根据油田党委的指示，以毛主席《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为指导，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终于将大庆建成了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基地。
在产油多年之后，大庆油田出现了油层压力下降、油井产量下降、原油含水量上升的被动局面。王进喜于1970年3月11日到北京向石油部汇报，石油部再上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3月18日的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并接见了铁人王进喜。在周总理批示之后，大庆油田的广大职工再鼓革命热情，以科学的态度寻找解决方案，迅速地解决了难题、恢复了原油的生产水平，并在此后保持了5000万吨原油的年产量，多年没有下降。同时，以大庆为首的全国各油田每年的原油总产量，也在1978年达到了一亿顿的水平，使新中国跨进了石油大国的行列。
《人民日报》早在1964年1月25日就以头版头条通栏刊出了毛主席“工业学大庆”的号召;4月20日，再以《大庆精神大庆人》为题刊发了有关大庆石油会战的长篇通讯报道，向全世界公布了大庆油田，报道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英雄壮举，宣布了中国人民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就在全国掀起了多年持久不衰的工业学大庆热潮，中国工人阶级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在各地和各个工业领域中创立出了一大批学大庆的优秀模范企业。
3) 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
什么是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产值”，更不仅是改开以来的工业GDP，而是工业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形成“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
A.什么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指包括资源采集、金属冶炼、装备制造、机械生产、轻工、纺织、电子设备、信息系统、民用消费等等工业部门所构成的可以自我循环发展的工业体系，其中不但各工业部门之间构成了十分复杂的供需关系，而且在每个工业部门的内部，那数量庞大的工业企业之间也要构成极为复杂的供需关系：
à 例如前文提到“工业学大庆”中的大庆油田，就是“资源采集”部门中石油行业的一个企业群体，没有石油工业部门，国家的现代工业就转不动。
à 再例如前文提到《鞍钢宪法》中的鞍山钢铁公司，就是“金属冶炼”部门中黑色金属行业的一个企业群体;制造现代工业机器用量最多的材料，即这个部门和行业所生产的各类、各型钢铁材料。
à “装备制造”必须能造出其它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全套机器，因此很重要、又称“工业母机”部门，其中又按应用这些机器的工业而分为很多行业，如矿山机械行业、冶金机械行业、化工机械行业、建筑机械行业、轻工机械行业、陶瓷机械行业、纺织机械行业、食品机械行业、农业机械行业、机床行业等等。
在1970年代，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了今天，也许只有美国是唯一这样的超级大国了：因为这种体系实在是太难建设了，而且在它建成之前的相当长时间之内，国家和私人部门都必须持续地长期投入而又得不到任何回报。
在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里，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其修正主义路线，在新中国建国十年后中断了援助，要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是，建成一个完整的、或者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加强国防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保障中国独立于世的国际地位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了建成“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而且领导全国亿万人民在新中国前三十二年真的就建成了这样的工业体系，使得原本极其落后的中国，排在了美、苏之后的第三位。
B.什么是均衡的工业体系呢？
本文主要强调工业地域布局的均衡性：一方面要能充分调动全国各地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各类地质、水文和矿产资源条件，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又要以均衡的地域布局来保护国家的现代工业和集中的人口，提防敌对国家对我新中国实施突然袭击——这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被迫五口通商以来，有了帝国主义资本工商业;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起，有了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自1870年代开放民间投资起，有了民办工商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中国的工业不但在一百多年间发展得极为缓慢，而且企业几乎全部都集中在沿海和东北的大、中城市以及长江中游重镇武汉。显然，这种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布局，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于备战备荒。
新中国自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尚有苏联友好援助的时代，就注意了现代工业建设的合理布局。在出现了美帝、苏修联合夹击新中国的局面之后，中央自1964年起就全面部署了大三线、小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其中西南三线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湘西、和鄂西各省和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豫西和晋西等省和地区，小三线则包括某些省份如河北、广西的腹地，共涉及十三个省份。
全国几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参加了艰苦的三线建设，若自1958年前期建设算起，三线建设前后共延续了二十年，建成了四十五个工业产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不但在当时有效地阻吓了美、苏两国任何以武力相威胁的企图，而且也为中国的中、西部更长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C.基本完整均衡工业体系的建成
到了1976年，我国已经独立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地改善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分布，使中国工业布局在历史上首次全面地消除了殖民地的痕迹。若以工业门类齐全和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来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国。
为了工业体系的完整和均衡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却创造不了多少GDP——因为GDP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用来衡量所创“价值”的指标，是对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经济环境的一种量化表述。但“完整工业体系”和“大小三线建设”目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而不是资本获利;其成就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国家的当前和长远需要来衡量，或者只能用满足人民和人民国家需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
能在前三十二年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就能令新中国长期独立于世，这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经济建设成果。但改开以来的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根本不懂这条道理，却敢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他们难道要毛泽东按照“资本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目标来建设新中国吗，按照GDP来建设吗(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GDP这种统计指标)?那是“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那是将中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庸国家的道路，而不是新中国自力更生的道路!
本开篇第六章将要讨论，改开以来的GDP挂帅就在一定程度上走了附庸国家之路。
5. 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
全民熟知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以及其它主要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重大成果，绝大部分都出自毛泽东时代。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果，也都利用了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例如我国2013年1月27日再度成功地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意义十分重大[17]。这就是以“640工程”反导弹研究的积累为基础的。为什么称作“640”?因为我国反导弹研究源起于毛主席和钱学森在1964年2月份(那时尚未进行首次核试验)的谈话。毛主席当时把导弹比作矛、把反导弹比作盾，说道：
“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被称作“640指示”，“640”也就成为早期反导研究的代号。
除上述毛泽东时代所研制成功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系列成果之外;
而且还要除去在毛泽东时代做出重大贡献、但已去世的著名科学家之外;
中国自2000年起，由现在的科学家们评选，每年向一至两名有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至今日，已经有近二十名科学家获得该最高奖。
但目前的所有国家最高科技奖，竟然清一色地出自毛泽东时代的成果[18]——相比之下，在1976年、尤其是79年之后，居然连一项最高科技奖成果都没有!这就证明，现在的科学家评委们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开以来的科技成就实在拿不出手!
改开以来的生活条件、科学实验设备以及信息开放条件都要好得多，怎么会出这样的怪事?原因就是现在的科技人员，从其接受中等、高等、甚至初等教育开始，就不曾与工农兵相结合，在科研中也都不懂得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那还能有什么发明创造呢?谓予不信，就请查阅钱学森、邓稼先是如何与工人和技术人员摸爬滚打的!
6. 六二六指示和赤脚医生
1) 六二六医疗下乡(自《百度名片·六二六指示》节选、改写)
毛主席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了“六·二六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大批医务工根据六·二六指示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巡回医疗”。很多知名专家纷纷下乡，一面为群众看病，一面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接生员。到1975年底，全国农村有了150多万赤脚医生，39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还有70%以上的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分配到了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在1968年底，毛主席批转了湖北省的一个合作医疗经验的报告，并称赞“合作医疗好”，促成了1969年在农村大办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的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制度，包括专业医生巡回医疗和赤脚医生长驻农村，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医疗需求。中国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了推广。
2) 人均寿命大跃进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建国时的35岁猛增至1976年的65岁，并持续增长至1979年的接近70岁，三十年翻番、令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相比之下：
a. 在1949年时，印度人均寿命本来比中国还高出几岁。但是到了1978年，印度就被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b. 印度人均寿命达到68岁左右，比中国达到该水平的1978年晚了三十年!
c. 中国人均寿命高速增长的历史，几乎全部集中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
改开以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谣言，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说得一无是处。只要看看上面这几行数据以及它们之间的强烈对照，就知道那都是歪曲历史事实的谣言。他们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3) 改开再抛弃农民
自改开以来，农业集体所有制遭到破坏，各地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纷纷解体：
1) 农民再次陷入“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国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在农村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之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疾病而致贫的。
2)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农村医疗卫生1990年代以来处于缓慢、停滞、下滑状态。例如1998年政府投入医疗卫生经费587.2亿元，农村只得到92.5亿元，不及16%：这比毛主席1965年6·26指示所批评的“城市老爷卫生部”问题还要严重。
3) 横向比较，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全球191个国家中，将中国卫生部的总体政绩排在了倒数第4位。这与中国因合作医疗普及率在1976年达到90%而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的情景，形成了无以复加的强烈对照：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4) 在2002年国务院第一次主持召开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在会议总结中强调要“切实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但是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温家宝直至自己下台，也不曾有一天“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
这再次证明了，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与本开篇第四章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制度建设论题的更深入讨论，将纳入本文集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资姓社是关键》;其它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深入讨论，将分别纳入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第十二篇章《更把鞍钢宪法赞》、第十三篇章《教育革命话百年》和第十四篇章《科技创新无贵贱》。
注：1)许可读者点击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载本《开篇》2013年终版、在朋友圈中打印传阅。2)欢迎转载本《开篇》，但须事先告知所要转载网站或博客的网址([email protected])，以获书面许可。
[10] 改开以来出现了一些流言，说苏联不曾在三年困难时期对中国“逼债”，中国也并未因还债而加剧困难。这些流言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不负责任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毛主席在1964年1月5日与日共中央委员谈话时说，中国欠苏联的帐总共70多亿卢布，其中只有3亿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有关中国欠账以及苏联在1960年“逼债”的详细情况，见分析文章“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静文，《红旗文稿》，2013年6月28日。
[11]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14日至25日)报告中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提出一些国家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三和)。他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突然抛出了一份长达4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大肆揭露所谓苏共“阴暗面”，将苏联领上了最终解体的道路。毛主席在党内高层做《论十大关系》报告，正是苏共二十大闭幕两个月之时。
[12] 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六级干部公开信发布一年之后，是李先念第一个向毛主席报告，农村有饿死人的现象，不能相信报纸宣传。陶铸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顶头上司。有关高层领导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困难时期的态度，网传有吴芝圃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信阳事件”第一责任人吴芝圃受审记录1966.11.23)，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改开以后却将吴芝圃定为“文革受害者”，在1979年1月24日下午为吴芝圃平反并召集追悼会、宣布这样的悼词：“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3] 如同本开篇其它各章节一样，本节是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回顾毛主席领导中国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此外还有一些客观的学者，仅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评价毛泽东时代，仍然得到相同的或者类似的结论。例如最近于2013-11-1120:48:37发表在海疆在线网、署名阮景东的文章“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何要盛赞毛泽东?”，分析的就是这种评价。该文核心提示写道：“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结构，并将农业上的剩余用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工业又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相同题目的文章韩毓海写过，本文是在他的基础上展开一下”。
韩毓海是现代著名作家。黄仁宇是历经坎坷、大器晚成的已故历史学家，在日寇侵略华北后毅然放弃了南开大学的学业而从军，在国民党军队做了十年中低层军官。他后来去美国留学，以34岁“高龄”再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后成为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所指导的唯一博士。但黄仁宇的治学独树一帜，从“大历史”上研究中国，所得学术见解与其导师余英时有诸冲突，反而继承了余英时老师钱穆的风格。
[14] 请读者注意：此时三年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都还远未出现，甚至还在中央下发毛主席六级干部公开信之前的一个月，毛主席就已经提出了要建立人民公社章程，要规范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15] 有网络文章称据《中国统计年鉴》比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两个二十二年：1978年全国产粮3亿多顿，比1957年增长了55%(而且在此后四、五年集体经济时期保持了快速增长);2003年产粮4.3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40%(其中还包括了前四、五年集体经济仍存在时的快速增长)，并不及前一个22年。再加上前22年要与三年灾害作斗争、要不断摸索和完善人民公社制度、还要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后22年则只是在利用了前22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果，几乎没有再搞什么新的建设。两相比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或者至少若当初没有沿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打下基础，即使在新中国也永远无法摆脱千年小农经济的历史性困境。
[16] “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的庆华工具厂首创的。李立三同志在1958年年初发现了庆华厂的经验总结报告，就竭力向中央举荐，并为当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起草了学习和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的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这比毛主席批转《鞍钢宪法》还早两年，同时也充分地证明了，《鞍钢宪法》是在我国人民1958年大跃进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17] 据《百度百科》介绍，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是指在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也就是在大气层外实施拦截的技术，难度和拦截效果均超过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进行过类似的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成功地获得了这种先进技术。
[18] 在这些获奖的科学家中，只有王选院士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项目是1979年(华国锋时代)鉴定的。但该研究项目早就取得初步成果，并于1974年7月在国家科委立项(“七四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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