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中国大战略(二)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阅读参考：谭伟东：中国大战略（一）

　　在本文上一部分，着重在财富国际占位的三链合一，可操作的包含社会福利特别是人民主权价值的有机发展，中国式的超级-中级与地方特色的城市化问题。第二部分则是集中在下述三大问题上。

　　四、抛弃市场神话 加强战略规划性的顶层设计，大规模推进理性化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当然是人民主权下的路线，人民选择，但却绝不是基于人性自私，人权化资产阶级法权、私有产权与市场化资本拜物教下的经济民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休克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等，是在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福利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极端腐朽、反动、没落的意识形态。

　　中国与东方是人类文明史和世界史上的市场经济与秩序经济起源、发展大师。自由主义的市场集贸式放任主义，中国是其和整个世界这方面的源头。西方文明是从东方与中国引进的市场经济治理而非相反。从集市贸易到现代西方市场网络，特别是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统治与治理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当代世界市场结构是以跨国公司的经济帝国、资本财团、机构投资、金融公司、大银行和主权基金操控、交叉持股的金字塔式的价值链分隔化的产业集群、价格链、金字塔下的创意、物流、结构性批发与零售，特许权与连锁分营渠道下，形成复杂的市场结构和隐型的国际分工体系等等经济结构支持，为其根本机制和运营前提的。

　　市场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分工结构、工业组织结构、公司产权结构的全景式金字塔型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价值链、价格链、产业链，从而进一步决定了经济租，普通竞争还是垄断、寡头利润，大众化价格分利还是霸权、霸盘商业的超额、巨额利润，就是由此市场结构和全部上述经济结构决定的。

　　市场资源表面上无形之手的价格配置背后，是上述的这些复杂的包括巨额沉积资本投资、通道渠道在内的资本和产权有形大脑和社会组织经济系统的规划、战略和指挥策动的经济博弈和结构性惯性运营结果。

　　商品、资源、资本、资产以至于全部财富，已经以产权组织和资本结构为核心，构成整体化的资产组合与资源匹配。完全不是以浩如烟海的各不相干的一般散沙似的经济要素，而独立存在的。其中，国际资本，国家主权基金同跨国公司公司，公共投资机构，大财阀与财团，交叉持股产权网络，共同基金(养老、保险、医疗、房地产经营等等)，都是一体性的。

　　表面上的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劳动力就业，投资创办企业，房地产与财富的自由出售与交易，甚至移民、跨国投资、金融资产调配的自由选择，完全都受制于财力、人际资本、已有商业存在、国际财团的现实制约。

　　市场所能和形式化的资源配置，仅仅是最低的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在其之上是能人与有效力的，即带有社会与人脉资源的能人围绕的配置资源。在其之上是制度性与正式的权力结构指挥的指挥链操纵的资源配置，在其之上是大国兴衰造成的国际格局与生存空间博弈，和实际国家安全与世界经济依附性规定下的资源配置。而最高层级的则是由文化兴衰起伏造成的世界与人类文化、文明基础设施和其他的周期性长波所导致的文明力量对比与校长的文明涨落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彻底调整和巨大转化。

　　在近五百年，西方崛起，尤其是近二百年，由于世界史学、哲学与文化话语权操纵所造成的西化式现代化的东方衰败与西方崛起与胜出的当代神话塑造，造成了世界财富的巨大地颠覆性的重新配置。

　　在这样的文化、经济、政治的三重西方霸权之下，盲目地在文化领导权失控下的进入市场原教旨主义，无疑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自杀和自投罗网。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弱点和弊端，绝非是经济效率问题。经济学东方战线被突破，始于下述的东方经济学的自毁。这就是科尔奈独创的经济学的所谓短缺经济，隐性排队实业与通胀。经济学软预算的浪费、无节制地工程与地方经济中的所谓钓鱼经济。后来的所谓追求产值而非满足人们花色品种、多样性需求的生产目的，拍脑袋的长官意志，算政治帐而不算经济帐，国际社会主义援助而非国际贸易，特别是所谓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闭关锁国，尤其增长效率与社会福利的一系列的谎言之下，政治经济学，被当作单纯的政治教条、教纲，即其中不包括实物与现实经济规模、法则和运作的教条，被彻底导向了西方经济学学理、方法、模型、政策甚至统计体系、数据指标和经验法则。

　　在革命与战争时代，当国人在旧国家与旧时代的残酷的民族、国家、家庭、社会与个人乃至人种严重危机之下，人们被西方资本主义和旧时代的低效、混乱、残酷、非道德，非理性，看得是一清二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和经济社会的凯歌高奏更是不证自明的。

　　然而，社会主义体制的弱点，实践过程中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大预演，被复杂的社会情绪和政治逻辑所无端地加以放大，乃至形成妖魔化的判定。匈牙利的布拉格之春，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南斯拉夫铁托模式和道路的出现，特别是中国一九七六年毛-周-朱三巨头同一年的谢世，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代际和文化传承的最大的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权力和文化真空。同这个社会主义阵营整个解体相关的其他的代际政治更替的人物历史变迁是，1980年铁托逝世，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直到切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的短暂执政。勃时代的苏联当然已经步入社会帝国主义，但尚未成为直接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特别是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尤其是劳动大众看，还具有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即令今天，从教育，尤其是社会医疗保险，看俄罗斯和世界各国比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做的好的，在整个世界，不下数十个国家(中国毛泽东时代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的伟业是举世瞩目和普遍承认的。邓氏后的类似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基本上同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属于同一范畴)。

　　这里的关节点有三：第一是苏联在东欧的反复躁动之下的盲目的对其加以镇压(直接政治乃至军事干预甚至武装入侵和后来的出兵阿富汗，加上赫鲁晓夫内政外交的困境、出路和国际外交场合的蹩脚与粗鲁表现，在其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被西方利用后，造成东欧知识分子阶层的所谓“纯真”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信念的根本性的动摇，这是一切变数的根本性突破口;第二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面对内政运动的直接的武装镇压，在东欧，不但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倒骨牌式的连锁大解体，而且给西方的冷战策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从此北约畅行无阻，华约成为历史遗迹。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线崩溃，成为当代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远超过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等等解体的世界影响的最大的地缘事件;第三中国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急于几乎无条件地同美建交，匆忙加WTO，从经济的国际防卫到经济学、文化学、法学、社会管理的事实上的全面的根本的西化和古代自私精英化运动的大回潮，造成了全世界的前所未有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灾难性的影响和难以估量的后续结果。

　　这种世界影响表现在：

　　第一西方在彻底解除冷战-后冷战战略威胁之后，在没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与优势压力之下，彻底反转，走向腐朽、寄生、反动的超级债务资本主义和泡沫经济与虚拟财富游戏。这使得中产阶级经过几十年之后，渐渐走向破产边缘。国家财政、金融与国民财富，从总量与结构上，步入全面的庞奇游戏经济怪圈，暴富与事实上的破产与半破产边缘长期并存。而大富商和经济帝国的超级富豪，却富可敌国，绑架国家，操纵世界与人类，形成影子银行、影子政府甚至影子世界政府，成为国中之国，府中之府，世界与人类的无形而真正的帝国与经济超级王权。罗斯福当年警告的美国陷入寡头经济统治的局面，在美欧和整个世界，在今天与他当时相比要严重千百万倍。政治家与总统，首相、主席、总理、女皇等等，仅仅是真正超级权贵们，用来和可以愚弄百姓和外部世界的权力屏障，傀儡和儿皇帝而已。政治家在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游戏中仅仅成为职业皇帝和巨额资本财团和利益团伙的打工皇帝而已。

　　第二如果说在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的前后两阶段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扩张期，西方对中国、印度、美洲、非洲，进行了血腥的征服、占有和抢劫，使得“资本一来到世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站满了血”的话，那么冷战后的这次西方胜出，则是在全世界非但没有任何抵抗，简直就是投怀送抱，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自动送上门去，而完成世界财富大转移的。这次的西方经济与财富的大洗劫，是在文化与政治上的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参于下的，甚至确实的不战而胜的世界征服与掠夺。中国、日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际主权基金债权人和私有债权人，在美国拥有的非但不是债权人的应有地位，简直像个国际乞丐似的比大债务人的级别还要低下。美国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傲慢，恰恰是当今世界其他国家自己造成的。西方所获得的财富收益，远远超出其历史上的全部掠夺之总和。

　　第三人类文明在经历过的东方的秦皇汉武后，两千余年的平稳、“理性”、平和的发展和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和复兴启蒙的近代革命性的变革后，再次步入了既没有神圣，又没有理性的小市民的市侩主义和近乎绝对的虚无空虚无聊无助的虚无主义泥潭。最高价值不是被贬出，而是价值本位与根基，价值体系的连根拔除和彻底性的逆向反转。

　　历史被虚无，精神被虚无，宗教与艺术，统统被虚无。科学看似成为新的上帝，实则却堕入工具理性的奴婢地位。功利主义在极端个人主义和自流放任主义基础上，变成发泄兽欲性的裸求与狂奔。色即空，空即色，走向利即空，空即利。

　　在欧洲虚无主义盛行时，西方人尚还有尼采的锤子哲学，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等鸿篇巨制(留下两万多页稿纸，其中一部分地已经以《大哲学家》出版)，还有一大批的当代的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现代西方批评家。更不要说从狄更斯、歌德、席勒、拜伦、海涅、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大仲马、小仲马，更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类精神导师和文化思想巨匠。

　　而在当下中国的主流精英们，搞得是些什么呢?是张艺谋的视觉盛宴，是后李泽厚的又远低于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的《中国玄机》，李慎之的《风雨仓皇五十年》，既没有《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又没有经济学学理，经济学逻辑的所谓《市场经济逻辑》。

　　美国快餐文化，变成了当下中国的快餐学术。历史上中国的八股文、经典应试的科举制，变成了当下中国的精英人上人的自私娱乐的春秋大梦。

　　除了功名，除了暴富，除了成功，除了奢华，除了露脸，就是不惜一切，就是下作与无耻无别。

　　人们在魏晋南北朝，在中唐后，在南宋和五代十国的小朝廷，在北洋与民国时，所见到的社会无耻与世风不古，在当下统统回归，但差别在于，历史上的都是在相对狭小的上流、准上流社会中扩散，臭唐烂汉多半仅仅是在乱性色欲方面，但现如今却非仅在上流，而是在整个社会，成为所谓时尚化的主体和权钱色全方位的迷失与腐烂堕落。

　　邓小平时期就明确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已经沿袭多年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而非好转了三十余年。腐败的社会基础是全社会的精神迷失和私有化市场经济规则的拜物教彻底异化。精神缺钙仅仅是思想迷落的表现症状之一。从娃娃抓起，从青年抓起，从高校抓起，从精英开刀抓起。再则，一切都可能来不及，一切都会成为泡影。

　　五、急攻短板，稳定总量，逆转价位，升级结构

　　中国过去几十年，基本上是靠投资驱动和外向经济而保住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甚至不同于日本为首的东亚雁阵模式。尽管都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但由于汇率、关税、产业政策设计与水平、国际价值链分配与分级等等原因，中国获得的是一种最廉价的外围、补充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雇用经济利得。

　　在这个经济进程中，中国损失了：

　　第一不但失去了引进核心技术、产业和国际经贸扭转性网络通道的经济战略机遇，反倒更加形成了高科技和战略国际经济的加大依附性的核心技术与产、行业短板，在价值链和战略经济对峙中，也就处于更加不利的被动与下风。除非以中国航天、高铁、装备、电子机械、巨型工程中的中国制造和高精工业产业化能力，加上中国独占性的世界资源和金融制导权，彻底逆转世界经贸、国际分工、全球价格链、国际竞争轴，否则，中国与世界财富与经济结构的鸿沟，只会加大，而不会缩小。

　　第二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的良序，可持续性保存，甚至中短期的战略安全制约。中国的资源与生态透支，已经临近危机与崩溃边缘。这不但表现在从基础到有色金属廉价出卖资源，事实上还包括三大财富核心资源：(1)土地与房地产;(2)权益资本及公司资本产权;(3)国民世界一流的劳动资源。

　　依赖留学园区与民营民间资本，而试图实现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产业升级，无异于唐生西天取经。除了文学性后，充其量只有孙悟空的道德形象感染力。

　　中国总量科技开发投入，环保投入和教育投入，近年来，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也接近发达国家的，无论是引进支出、科技研发支出，都已经达到几乎不可思议的高水平。但其中的软预算约束、黑洞与黑暗作业，项目与课题大量的成果交叉、替代重复(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和毫无科学和技术含量的专门制造垃圾文献和境外检索文章的所谓研究成果和课题报告)，科技与教育界的完全市场化和非市场行为的带有诈骗性的行径，导致远远超出科学失范、教育失范。产学研、官学商的奇异恶劣组合，成为权钱色，文(凭)知色资源的黑市黑道，构成了特色社会和特别是语境下的世界独有和中华特色的所谓高级妓女市场的特色红灯区。这是那个皇埔平反复不断兜售其性产业化的根本利由这一。

　　中国一般化的工业、产业、产能的威力是惊人与巨大的。制造业规模、能力更是无敌的。无论是从主权基金、综合国力、产业能力、技术储备、科技人力看，攻克核心技术短板，在两个五年计划时段内，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这要求在中央国家安全小组和改革深化小组统领下，尽快形成战略规划和战略操作，并在制度和文化上形成可操作性的日常运作。

　　突破短板，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装备与机电高级精工业和产业化，特别是国际市场的占领。中国目前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外围突破战略有成效，但对发达国家市场，却依然处于全然不对称，甚至无奈的状态之中。

　　(2)以芯片或计算机CPU等为代表的核心信息技术产业与产品与产业，这方面中国年平均进口支出已经远远超出石油进口，形成每年一千六百亿到两千亿美元的巨额支出。相应地在信息网络基础系统方面，同样处于市场化的低级、无助与乱序状态。这是当前中国电子媒体失控的根本技术原因和经济原因之一。这方面不解决，将来的网络、信息、技术、管理、金融、军事、国防的威胁和损失会更加惊人。

　　(3)基本口粮和三大主粮及其其他主要由要油料等产业。百分之十以上的主粮进口依赖，特别是种子粮和所有种子的对外依存过高等于自杀和战略失控。转基因背后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博弈是带有颠覆性质的。农研、生物研究、金融与经济研究，从来都是伦理、安全和政治高度敏感性的。

　　国务院与国家政府机构的长期不作为，甚至负向作为，导致这些领域以伪专家与伪国际科学和国际化，加上以科研自由为幌子，造成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和国民、国家利益的灾难性损失。

　　(4)文教、科研，主要是高等院校，已成重灾区。教育经费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已经高达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高比例。然而高等院校的普遍预算内外占比缺口，却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间。形成教育产业化驱动和骑虎难下的教育、科研全商业化的恶性私欲驱动。中国技术引进、科教科技投入，总量早已远远超过日本，但制造出来的却是大量的文献垃圾、非原创性的甚至无足轻重的重复和低价价值的有限的冷僻、偏角东西。科技腐败、教育腐败成为科技不公，教育不公的基本根源。教育经费、科技投入比重如此之高，但整体性的经费不足与投入不够却依然如旧。这种荒唐同中国的工资、福利、财富转型完全一致。胃口越来越大与腐败重生相伴，滥竽充数和败德管理同在。教育、科研成为市场与腐败魔力的重灾区。而与此同时，科技界、教育界和广义学术界、咨询业界里的真正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知识群体和研发生力军，却在学霸、大腕、精英、名流、权贵们的把持下、审批下、项目和团队下，过着学术流浪儿和科研无家可归者的科技研发乞丐生活。

　　(5)银行、影子银行、基金与金融脱媒，全部金融产业集群。西方金融创新是西方大战略一部分，跟着西方思路，只能步入其陷阱。

　　问题集中在：(a)泡沫与虚拟金融;(b)金融黑洞吞噬;(C)金融国际博弈。

　　核心有四：(a)人民币投放及其人民币资产国际博弈，(b)银行业、影子银行价值链定位，(C)财富与金融资产的国际价值尺度争夺战，(d)国际金融人才与高手的延聘、延揽，特别是本土化和自我培养。

　　(6)市场结构与分配体系。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市场结构与分配体系上。这是引起社会愤怒，造成不满，导致腐败的根本所在。小政府大社会等等，都是用来忽悠的伪经。

　　右派们攻击市场结构，集中在国有企业的垄断，而不是一般性的市场准入，但任何一个真正一流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他们的所谓非垄断，都是伪命题。实则是要变国有、公有的经济命脉掌控，为他们属意的利益集团相随的私有超级经济帝国所垄断。

　　过去十年，税收是超高速增长。一般工资呈爆炸性增长。似乎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前期积累的矛盾，成为新中国财富运动的重大转型，但整个的宏观、中观、微观分配体系和市场结构，从而价值链端位与价值链位，都却事实上形成了盲目爆炸性增长，转型后的更大的扭曲和脱钩。

　　过去二十余年，财富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发生了惊天的逆转。从价值取向到社会现实，出现了根本性的逆向革命和剥夺剥夺者后的再剥夺。从改制与出售几十万中小企业，形成资本原始积累后的大公司资本市场股权分配到一版、二版、三版的资本市场，加上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互动，以数百亿、数十亿、数亿计级别的世界级的大资本所有者阶级初步形成。家族财团、俱乐部经济同社会身份与阶层同化，如燎原烈火。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社会组织，从劳动到职业的全面退出，从产品到资源市场的全面退出，从公共投资主体和公有部门以及社会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的全面、部分，分步分阶段退出，不但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秩序真空、资源与能力真空，而且造成事实上的让出江山，任由资本强盗与黑社会横行独霸，甚至借引进国际战略伙伴，造成引狼入室的局面。这个残酷无情的资本原始与资本后期积累的混合怪胎，竟然被中国清一色的主流媒体与决策主控部门，美化成四位一体的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化、全球化，甚至连现代化都被都被抛到一边。

　　这是人类史上令人发直的三重剥削与压迫：经济、文化与思想的三大剥削的合围。

　　利益集团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相应的也在政内和军内。从而，新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以产权、政权、治理权为纽带，形成了党内外、国内外的裙带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已经以资本为核心，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买办代言与代言，成为一切腐朽、反动和黑暗的集中体现。

　　当代大地主，不再是田连阡陌的农业、牧业大地主了，而是富可敌国的大房地产商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再是一般性的工业、制造业式的产业资本家，而是网络、金融、交叉持股的商伐大佬，财团大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伙同汉奸卖国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死敌。他们以极右翼加上能够操纵和驾驭的主流分享贪腐利益集团，一次次地在绑架党政军，渗透到一切权力部门。正在谋划最终给国家以最后一击，完成法理上，即道统、政统、德统于一体的改旗易帜。

　　当代中国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思想家，唯一的时代选择，就是要么做末代“皇帝”，要么同上述最为腐朽反动的集团与势力，作彻底的决裂，高扬起毛泽东的旗帜，用毛泽东主义的利剑，斩断这一绑架巨绳，发动群众，主动依靠人民，展开人民战争的立体化的经济战、文化战、社会战，陷国内外反动派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若此，可以预测新的持久战和三大战略阶段：

　　余下大体上四个十年到2049年，百年新中国的基本路径会是：

　　第一阶段，在稳中求进的大框架下，全面清理，收拾山河，逐步夺回经济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社会领导权，并在克服上述短板上，展开局部攻势，布局设点，打下良好基础。

　　第二阶段在大制金权，大海权，制信息权的战略积累优势之下，展开战略轴颠覆性的国际化的中国攻势，逐步逆转一强多极的国际格局，建构亚-欧-非中国示权制导的中国与亚洲主导之大地缘核心世界格局。

　　第三阶段在2030到2049年进入全球和国家内部的最后收官之作。完成超越盛唐大汉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主义的世界大同的伟大推进。

　　六、尽快形成国家总战略与战略意志的支撑体系联动策略原则，逆势-乘势而上，完成战略大反攻和最后阶段的总攻

　　中国、世界都有困境与问题，但我们的战略对手麻烦更大，困境与危机如影随形。

　　国家破产、世界破产与体系崩溃，可能是最大的直接威胁。中国最高当局急需形成至少准备A、 B、 C三种应急预案。

　　资源、环境，特别是以类似于非碘、雾霾和上呼吸道与金融地震与海啸等引起的急症、顽疾和生态灾难，随时可能打断中国进程，强制性地推进中国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模式转轨。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从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神话状态下，几乎成了公共财政治理大规模糟蹋钱来医治污染，自发冲动和GDP崇拜经济运行的更大规模恶化的恶性循环和恶意游戏。

　　市场经济结构与运行规则，历来是政府、国家、社会、民众的社会成支付(税收与价格的成本转移)和资本企业集团的微观、直接利润成本独立核算。无论是庇古式、科斯式，还是李嘉图等式、萨缪尔森混合经济，都不可能解决经济真正的社会成本和生态资源的乃至文明的生态与公地悲剧。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与环境的优良，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性作用的结果，而是全球的包括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廉价供应，加上西方白人超低人口密度，占有广阔国土空间的近代殖民主义的继承结果。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之下，中国的理性战略总策划应当是：

　　第一中央和全国高级地方党政军数千乃至上万名核心的决策集团成员，必须以张文木、李际均将军的深度研究和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战略思维思想为根本指导和规划基础，彻底放弃任何幻想与侥幸，彻底放弃非热战即是战略机遇期的自欺欺人，坚决和果断地清除一切汉奸卖国贼和国际投降的叛徒集团及其任何的杂音，以马列毛主义的地缘政治、生态文明、经济战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思想体系为指导，形成富有战略目标、战略意志、战略投放、战略打击、战略纵深中、战略后备与预备、战略策动和战略呼应的全景式战略规划。

　　如果继续那种无聊的小政府大社会，小时代大市场，小微企业大资本财团的忽悠，大型国企改制，虚拟肥大的经济，财富输送的增长，则无异于最后的自杀。

　　市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从来，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西方胜出，没有这样的先例。社会主义和一切前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从来没有过。

　　社会经济同文化、政治、军事，从来都是一盘棋的整体结构化发展。市场调节，政府干预，产权财富运生，道德文化理财运转，公法私法相形，礼道人伦相生，经济与社会，就是地地道道的犹如人生与有机物一样，一刻也离不开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

　　抛弃小政府大社会思路。原发与后发优势说法都是伪造的英国经济史、美国经济史、世界经济通史。

　　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学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重塑政府、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已经胜出后的新经济学神话。当然，针对其福利社会与国家，针对英国病、西方滞胀并存通症，特别是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在效率与公正的双重显著优势下的相形见绌，西方从罗斯福新政以降的伟大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相对“左”，走向供给经济学，里根-撒切尔主义，直至大小布什的圣战论的极右，是其自身财政危机和效率社会福利病的经济选择。

　　西方这一套学理、把戏和作为，同东方经济无关，更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与主张无涉。

　　第二383等类似的所有西方背景和资本精英集团绑架式的道路，都是反面教员的好事，都应当作为敌戒以引起最高级万人决策集团的高度重视和清醒。

　　中国过去三十五年多的历史进程，如果从负面与反面总结经验教训的话，就是上述的不断演绎的敌对演化加资本经营反革命集团的不断的伪造民意，绑架国家，驾驭政府，瓜分财富，掠夺整个社会。

　　这样的模式有：(1)以皇铺平的拉大旗作虎皮的把四合一的“死路一条”，篡改为以他们的意志和为规划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改革教主历史神话;(2)吴敬琏、高尚全、茅于轼们的，同陈岱孙、高鸿业、吴易风、刘国光等等相较完全是半瓶子醋的，和纯属小儿克的三到四道贩子的西方经济学学理似的假经济学的经济学良心，真经济学垃圾的祸国殃民版的改开搞;(3)张维迎、贺卫方等的虚幻学院派、学理派，真正“带路党”的经济策动和政策政经煽动(如中共未登记属于非法等等);(4)郑必坚、吴建民类的前和当政的准核心决策参谋集团内的蓄意误导，假传圣旨;(5)胡绩伟、李锐、杨继绳、章立凡等唯恐天下不乱，以香港和境外策反的，出口转内销，以《炎黄春秋》为反党、乱军、灭国的台面上的文字总指挥部和协同基地，实施桥头堡似的全面颠覆和灵魂解体。当然，与此同时，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央视和各大高校，在经济、法律、历史、哲学、文化、社会等等几乎各个学科，西化派和假国学派，都几乎占据学术统治地位。

　　中国的右派的确穷凶极恶，丑陋不堪，大多是投机主义和典型的风派。仅有极少数的若茅于轼类属于始终如一的极右反共反社反毛份子。这个团伙，实质上是一个为数少得可怜的狭小团伙。其最高目的和政治诉求，在最深层的核心圈，是只能在西方西山会议派的范围下才能暴露无遗，其在舆论导向、社会影响力和决策扩散力上，事实上和基本上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靠伪学术精英光环和真实政治意图的隐秘化和政治诉求的表象经济学术化，而造成和得手的。他们的面目与光环一旦败露，则其绑架式效应，挟天子与假天子伪圣旨效应，就会由其误国窃国的最终败露，而被推向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逆向反作用轨道之上。他们背后，当然就是几代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的所谓大领导们及其官僚买办超级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

　　但最高决策集团(这个集团本身也当然存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代言人)，却决不可以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极右翼集团尽管数量极小，但在过去不对称、非均衡、不公正的政经生态下，没有过多政治诉求的经济利益集团，却已经生长起来了，而且相当庞大。

　　一般性的行政与权力制度改革，有效果，但未必能成就逆转之势。

　　王立华大校有关毛泽东的三大法宝，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的政治意义。党政军高级集团，应当在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两把火基础上，形成高度共识，靠伟大的批评、人民民主、人民主权、革命意志的天然伟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势力，整合一切可能整合的资源，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缩小打击面，扩大联合阵线，稳准狠地摧毁敌对势力方面形成整体优势和战略统合。

　　第三外汇储备、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国际经营，汇兑金融制度，同财政税收、国债和资本市场，都是中国国家财富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它们同制造业、产能、核心技术、人力资源和人才等等是一样的，甚至是更为前提和根本性的。

　　美国已经开始实施技术赖债，并通过舆论和国际学术化，逐步走向文化赖债、心理社会赖债，若最后发展到军事和政治赖债，则美国就会假借名义和社会政治情绪，由债务国而转化为以国际公平与正义的强盗加无赖似的战争转嫁和强权毁约，以完成其国家破产和西方国际破产的经济与金融规避。

　　中国高铁、中国航空航天、中国航母，并更重要的强大的海上钢铁长城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世界游弋的全球战略纵深的东方示权与警权，而非西方霸权的陆-海-空-天超级强国大国策，才是立国之本和强国之体的全球化战略境界。

　　把中国钢铁、煤炭、教育、制造业和无限庞大的产能集中整合到大海权-大海军-大海陆的未来新郑和下西洋(世界)的总战略上，在反霸中制霸，在强力中反击，直至摧毁强权，在政治解放、经济与文化解放基础上，根据国情、世情，逐步推进人类解放，完成马克思、毛泽东的伟大遗愿，这是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也是同中华复兴相合的真正的中国梦。

　　只要中国主流媒体始终在崇洋媚外的阴影下苟延，则三个自信就只能始终是一句空话。

　　只要明里暗里准许和操纵非毛化，则国必乱，一盘散沙必成现实。

　　只要特别是话语体系独霸，整个社会的风向标就必然转向，围绕官本位和现实利益格局，而展开一系列新凡是，从而走向低水平的地地道道的封闭僵化和社会堕落。

　　财富、外汇、国际储备资产、企业与商品经营，市场资源配置，资产组合等等，看似纯经济、金融的技术性处理，然而，一切都是以社会价值取向、时代精神与世界精神、民众心理与风险结构、社会大众与投资散户心理承受力、经济行为者的道德、文化追求为基础和同其发生交互作用的。

　　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财富与心灵，从来就是互为“武器”(工具)，相互转化，辩证契合与叠加交织在一起的。

　　第四行政改革，革官僚主义的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未竟事业，更深层的是价值革命。已有的六十多年的一个甲子，刚好完成了黑格尔的正题和反题两个阶段。余下的三十年必须走其合题三段论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而行政改革则是根本突破口。改革和砸烂特权，必须拿出比当年砸三铁的国家意志更强的强力，否则在革自己的命时，就畏首畏尾，无论如何是无法赢得数千万的下岗工人之民心的。

　　同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和应稳健展开的应当是高教体制和文化领域的彻底改革。无论是383方案，还是现行的文化市场化的改开，都只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导向最后彻底崩溃灾难。

　　中国高教、科研、文化的考核、晋升、评估和自我发展，已经几乎成为中国的另一个死不了活不成的腐败透顶，肮脏交易的资本产业与市场的大染缸。

　　钱学森由于年事已高，早已离开一线，他不大了解后来的高教评级、晋升、文献、著作、课题项目、留学等等的黑幕。否则，钱式天问，就不会是关注领军人物有无的问题了。

　　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应当在国家安全的战略视野下，尽快形成文化与高教的战略规划。资本主导似的民营化、自由化，在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利益集团下，只能走向彻底的文化奴隶制和教育封建采邑庄园制。

　　科技与高校的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彻底的瘫痪。这是中国文化解体，精英肆虐，教育腐败，文化堕落的核心组织原因之一。

　　抓教育、科研基层党的建设，在高教高校与科研系统，展开以人民教师、社会主义脑力劳动精英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教授为智力领域的群众路线整治，才会真正迎来中国现代化的科教文卫的春天。

　　第五舆论失控、文化失守，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但由于媒体记者党，编辑帮、文痞文匪团伙，以快餐文化，浮浅的占卜式的未来学和忽悠哲学，在虚无主义和无赖无冕之王的吓人背景之下，一步步鹦鹉学舌似的解构了一切。

　　这个媒体与宣传口的劣币驱逐良币，鸠占雀巢的过程，几乎同双轨价格，市场预算外调节的迂回包围一样，整个地绑架了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大师安在?大家在哪里?深层的文化与民族污染在哪里?刘毅然的《毛泽东和他的长子》为什么只能自费、自筹资金，为什么只能在国家大剧院仅仅上演两场?如此的文化精品，为什么不能成为大众传媒和全国剧院的国家文化战略投入?

　　《战友》如此高水准的绝世精品，为什么迟迟不能在央视和全国大规模放映?

　　外行永远不能领导内行，以非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与精神的大家来操弄文化教育，靠西化、洋化又事实上是食洋不化的小丑，来主宰文化教育，只能走向比虚无主义还可悲的虚假黑霸主义。

　　中国自盛唐以降，就已经显露出真正的精神危机之源。这就是由圣学、子学开创的中华最伟大的道义天理与人文大伦的世间最完备与高艺的哲学伦理，走向了低级的感官享乐和物质主义的术士俗世文化。

　　宋明理学的哲学回光返照，仅仅是在乱世败朝下的非大统的文化反抗，完全失去了时代哲学与精神的大本大源的正本规程。

　　毛泽东的出奇制胜，胜在几乎所有方面：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但毛泽东之魂灵的雄厚，参天大树之根，在于其融会贯通的古今中外之哲学与伦理之大成。

　　抛弃工程师的小家碧玉式的思维，抛弃小康之家的急功近利的小财主思维，抛弃声色犬马，附庸风雅似的小资儒家伪国学思维，抛弃一元、单极的直通式的实证主义、可证伪主义等非本质论思维，回归马克思，回归毛泽东，回归三皇五帝，以大智慧回应大时代，埋葬小时代的吭吭叽叽，还内圣外王，天下政治的中华大道天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向着太阳，向着光明，走向中国与世界坦途，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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