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成并向帝国主义转折的时期，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21世纪将是大转折、大分流、大分化的时期，那么22世纪就可能成为开启真正的通向历史分水岭的伟大启源的新时代。因为，大时代是由时代精神和世界意志铸就而成的，而这两者又是由时代基本矛盾和由此而生成的历史意愿而决定的。千禧年的西方喧嚣的西方胜出和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西方式的历史终结，非但没有在所谓的西化民主、市场资本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模式下，走向历史无选择的最终沉淀，反倒在金融与财富，社会挑战与不确定上，形成远远超过上世纪的大恐慌的历史教训和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的打击。五千年上下的人类文明的阶级压迫和人类剥削的历史即将步入历史博物馆。真正的人类璀璨的文明时代和人作为人的历史新时代可能逐步降临。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伟大道路与模式，将获得人类社会的普遍接受，历史在经过卓越的优势原始共产主义的正题和阶级压迫的反动之反题之后，在世界历史革命风云和人民斗争的推动下，会最终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类文明的大合题。
世界在过去一万年的文明史的演化中，几乎始终在三大世界的斗争和战乱中度过。农耕世界构成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与财富主体，游牧世界构成大规模交易和骑兵游击战和世界帝国的主体，渔猎与海盗世界构成强盗逻辑和邪恶征服的主体。文明体系、世界帝国、文化圈、王国、公国、诸侯国、城邦国和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世界与人类基本社会结构和体系存在。除了考古的现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城市文明圈外，中华文明从几乎所有的文明纬度和标尺上看，始终是处于世界文明的最前沿（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所谓新月沃地和雅利安后的古印度，无论是文明承载范围和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建构，还是文明的连续性、文化圈的统合性等等，都不足以构成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典范。而西方文明相对于四大文明古国，则完全是文明的小字辈）：大一统的政治，多维的学术和去魅化，发达富有可持续的经济，德-礼-法-政统合的社会，宗教与民族的大融合，开放社会与文化交流，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井然有序。这样的世界历史大错位，大约在1840到1860年间，发生了大逆转。英国鸦片战争的全部历史表明，西方列强打败中国，依靠的既不是所谓的船坚炮利，也更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甚至不是西方的所谓德先生的民主和赛先生的科学。因为西方的科学发力，实在美国内战以后。西方征服世界的时期，恰恰是其君主专制和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时期。
从中国的黄帝或三皇五帝到中国的三代之治，从秦皇汉武的主权完整现代国家建构到盛唐文宋大明，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战争与革命风雨中催生出来的，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憾下惊醒的东方睡狮，在毛泽东旗帜下的新中华与新中国的伟大洪流，始终构成了世界历史文明的最高境界、最理想建构、最伟大典范。这样的中华与中国的伟大古典性和辉煌的现代性，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结合，代表着世界合宜、美好、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完美途径和方向。历史又进入一个诡异的拐点。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抉择。中国和世界始终息息相关。世界离开中国伟大典范与模式，就将堕入战乱与野蛮。只有世界恢复到中华大秩序，世界才既平安又可持续。伟大的伊斯兰文明和穆斯林缔造者穆罕默德尊尊告诫“求学，即使远在中国”。世界各古明和当代文化都已经充分展示自己，获得公平的博弈机会。唯有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不但源远流长，而且绵延不绝。世界理性要求中国道路与中国范式。中国大战略既是中国复兴的需要，也是世界历史的需要。中国、中华文化圈、中华文明共同体，同世界其它文明体系与国家的历史性大错位，中国的高度成熟、完备、领先，同西亚、中东、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同东欧斯拉夫文明，同美洲阿兹特、马雅、印加三大文明相较，超前、领先3000到1000年之间。在世界一万年的文明发展洪流中，中国除近代1840年的这150到200年间之外，始终大体上是世界的典范、最高水准和名副其实的样板与中心。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世界。中国始终具有世界量级的位势和影响力。西方的戴高乐主义所欲追求的永恒性的现实，同毛泽东主义的中国与世界意识具有异曲同工的相合妙东。美国的门罗主义、尼克松主义，特别是里根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全球与人类视野。罗斯福主义有一定的一致性。无论从价值观、文化意境，还是人类和社会发展方略，中国必须承担起世界与未来领袖的时代与历史重任。中国大战略，在任何视镜下，都必须在永恒性现实，价值制高点，世界与人类大格局，未来与可持续性，古典与现代性等方面，横空出世。
2,000多年前，中国兵圣孙子就超前提出了“妙算”这一超宏观计量与核算综合战略估量和战略意义上的“心中有数”。所谓“经之以王事”，“较之以七计”，就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妙算战略评估与思维，放置在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李际军将军把毛泽东战略思维与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与灵魂。这无疑是抓住了根本枢纽、要旨所在。
中央党校的《向毛泽东学习》一书，道尽了方方面面，但核心依然是周恩来早在延安所做的并和其毕生躬身饯行的《学习毛泽东》，即要从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巨大人物这一根本性的视界、视角，来把握和学习毛泽东的最根本之点。
毛泽东不是神，但却胜过神。他四次巧布空城计，智退敌大军，他利用矛盾，化险为夷，牵着敌人牛鼻子，在时间、空间的战局上，调动敌人，在最高境界上，实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造成古今中外，世属罕见的，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在几乎没有条件之下，生成奇迹。
中国自古就是兵圣大国，韬略大国，智慧大国。
时至今日，在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世界格局陷入僵局与困顿，人类社会未来充满了自然、人文、经济、文化、政治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应当彻底摒弃急功近利、急躁冒进、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时代病。彻底摆脱这样的世界性无奈与癫狂，静下心来，平心静气，抱着“天塌不下来，地陷了下去”的心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展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拜毛泽东为师，拜第一代领袖集团这些大英雄们为师，求教于古今中外真正先贤圣哲，以便搞清方位与路径，形成有效的中国大战略（许多坚定的左派，毛主席的好战士，似乎对一切都抱定不可救药的基本判断。这样的心情和政治见解可以理解，但请同志们好好看一看大型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和《延安颂》，看一看，学一学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在到了延安以后，甚至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及整个新中国发展建设时期，在几乎每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和道路斗争中，是如何抓住生死存亡的关键，打开缺口，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由点到面，逆转全局的。历史的较量和历史筑就，从来就是纷繁复杂，没有捷径可走的）。
一、财富最重要增长必须让位于有五级发展
GDP崇拜已经使中国成为增长的异化物。GDP是投入年度总量增速的宏观统计计量。其中既没有资本形成，也没有产业结构优化，既没有质量、品种，也没有福利指标，既没有宏观投入、产出效率，更没有财富增长测算。GDP崇拜是一种画饼充饥，为建设而建设，为发展而发展，单纯的速度痴迷的经济学错觉。
中国超高速增长60余年。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更早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大帝时代，任何中兴、盛世，都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达到了世界最前沿，而且关键是在社会财富与人均占有上，直接走在世界最前沿。
近代世界，无论是德国复兴、日本复兴，亚洲四小，甚至就是拉美，即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获得的实际好处，都超过中国过去30年的透支里子，财富实体流失的增长之谜。
中国大战略的经济战略取向，就是彻底放弃增长之谜的GDP崇拜路径，把经济发展战略，坚决彻底转向以财富增长与积累为根本的方向上来，这比粗放集约增长轨迹转型更加要紧、要命。
财富大战略要求：
第一宏观经济规划战略的根本指向，在于牢牢把握和导控价值链、价格链、产业链的三链合一。
价值链是国际市场、世界贸易、国际金融活动的直接竞争博弈舞台。产业链仅仅是价值链、价格链的载体与支持，并非价值链的直接原因和兑现产物。
经济租，才是当代国际经济与金融舞台上的最隐秘和最高的价值链端。中央国家安全小组、中央国家改革小组，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主要宏观决策与领导的核心是要把握全球价值链的世界分布和全球导控杠杆，时时刻刻，尽最大的战略策动与组合，实现国际价值竞争轴逆转，完成中国国际渠道和经济租的世界最高正面占位的奠基和胜境作为。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尤其是高级工业化以来，世界市场，国际需求，并且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而国际价格链分割与占有，从而世界财富的分配与流转，都全然不是赫可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天然分工结果，也不是经济自发增长，市场自由放任演化的结果，而是完全的如同重工业、迂回生产的大资本投入、国家大规模战略性资源匹配组合所引致、造成的人类需求与商业文化双重洗脑的结果。
第三从重商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原生态工业化到战后资本主义的高级工业化，市场从来没有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资源配置力量。自由竞争，无限放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近代中国一蹶不振，被列强式的垄断帝国主义彻底打垮的现实历史残酷。自由放任、资本自发集中的结果，向来只能是产能与生产过剩，生态危机，社会关系的周期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大起大落，即所谓的商业景气循环的不断毁灭性的建设。没有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性计划经济奠基，没有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动员的强化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划与有序市场宪政经济学，没有日本大藏省、通产省的精确化战略规划，没有新加坡、南韩的高水平、高质量的政府经济战略管理，西方战后的所谓黄金时代，根本就无从设想。
第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国家动员，是中国绝对的战略优势。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所谓现代化陷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泡沫，自然生态危机，而是全球财富制高点的人类合理分配和中国理当份额的丧失和如何夺回。以产业、产能、速度、硬指标、综合国力为代表的当下中国式的增长轨迹，假假陷入到了霸权、世界强权设计的陷阱和泥潭之中。沿着这样的路径与路线图，只能是工业与殖民资本-帝国主义的全球性的无一遗忘角落的大重演和历史大悲剧。未来的世界大战，将不是惨绝人寰的第一次、第二次和大危机所可以比拟的。就可能的生态灾难和生物和超高核武与军备而言，可能是灭绝人类和文明性质的。
亚当·斯密说“国防比财富重要”。这是就整体安全观而言的。我们这里在国防安全前提下，就经济战略而言说财富比增长，比速度，比泡沫经济更重要。
中国需要的不是一般性的集约化增长，而是以财富增长、积累、综合发力为基轴的内生性、富含最佳社会福利性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建设投入是惊人的，产出当然也是惊人的，但浪费、无效率运作同样也是惊人的。这样，就必然仅有过程的轰轰烈烈，没有结成财富积累硕果的实实在在。
具体表现在：
（1）中国以数万亿美元的全方位引进，已远远大于日本、南韩等国的多倍的技术、产品、产业、人员交流的引进，而换来的远远低于各国的核心技术掌握和高价值链产业能力。
（2）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工程、项目，甚至一波又一波地造城运动，完全以更大规模，重演了中国历史上的共主弱势，分封、军阀格局下的地方诸侯国的大大小小的造城现实运动。全国地方城市恢复、仿制古城建立和各自地标建筑，甚至仅仅就是城市雕塑，各级各单位的建筑设计，所形成的重复、毁灭、浪费，就是几乎难以计量的。
（3）以房地产业、家居业、小汽车业为核心的低端国民经济增长，以基础设施的过度超前和重工业与制造业的产能无序为骨干，形成了一个内泡沫，外滞胀的肥大虚胖经济格局。换言之，内部消费驱动与结构畸形化的泡沫非理性繁荣，外部缺少国际市场结构钳制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弱势状态，导致中国经济长期的赢得了表子，输了理子的尴尬局面。
二、人均资源几乎绝对匮乏制约中国独特的有机发展
财富最重要要求我们彻底打破原有的野蛮的带血的GDP的疯狂、非理性的增长，把经济纳入到直接并坚实的造福于国人的思路有机发展和轨道上来。
当代世界现代化思路之路与模式有以下几大类：美国式、北欧式、德国式，东亚式。半现代化之路与模式有，俄罗斯式，即前苏联式，拉美式。
中国现在对半现代化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与发展窗口，把比照目光，从港台、亚洲四小、新加坡，直接转向了欧美，特别是每每从人均对照美国，来加以提炼发展战略依据和社会增长经济目标。
美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中国却是一个人均资源排序全球 100-120 位以外的几乎绝对匮乏的国家。中国的淡水、耕地、石油，甚至就是煤炭等等核心战略资源的人均严重匮乏，注定了中国没有走美国之路的自然条件与禀赋支撑。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原本意味着最高决策当局，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上述路径根本区别和中国已有的改开问题与矛盾积累，但却由于种种缘由的左右摇摆和流于口号的非规制可运行的花样文章，使得除了取消农业税、普及教育的一些举措外，基本上非但没有实现战略转轨，反倒变成了从资本结构到产业结构，从产业技术到产能，更加疯狂的增长无序。
美国、日本和前苏联，都曾出现过慢天蔽日的沙尘暴和生态危机。但美国、俄国都不但迅速解决了各自的问题，而且其国土资源巨大，有着无穷尽的回旋余地借以应对生态危机，通常不至于因此而致两国于死地。日本、英国，更加大刀阔斧地改善了生态，实现了几乎长治久安的经济转轨（当然日本的核泄漏是否仅仅是问题冰山上的一角，尚有待观察）。
我们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回旋余地。我们生态困境与经济生态的挑战，无论从人口密度，还是文化心态的社会民族结构，当然都没有日本、英国来得更大。但我们现代化战略机遇完全没有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体系和战后廉价资源极其冷战伙伴的贸易西方支持。换成直接的经济学语言，就是当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复兴后，当中国开启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体后，我们中国造的卖什么，什么降价，什么就贱，而从国际市场买什么，什么就越来越贵。使得现代化成本和社会经营成本无限升高。
资源的严重匮乏，环境与生态的严重制约，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纳入到高度理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而不是凭借非理性的自由放任的市场配置资源。
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决不是斯密的《国富论》一本，其后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特别是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是。
市场、资本、金融、产业、外部经济、产业组织、产业政策、资源配置、周期律等等，都是极其复杂的核心经济学范畴，哪里是什么无形的手那样仿佛傻瓜照相机似的简单的解读和操作的经济学大逻辑和精英鼓噪的经济学战略呢？！
世界银行的左立克，最近又要把毛泽东模式和市场经济生硬地拉扯在一起。美国与中国经济学界的二道贩子们，真是不遗余力，不知羞耻地推销。
凡有经济学常识、常理的人都知道，能够形成市场竞争效应的产品与市场，实际上，充其量就局限于大众化的农产品那样的几乎没有产品差异的同质化的品种上。而绝大多数的产品，特别是资本品和高附加值产业与行业，都是因为显著的产品差异，而形成垄断、寡头的市场结构和垄断性的价值链和所谓寡头竞争的价值链和价格链的。
中国一方面资源自然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并且在特殊意义上的中高级人力资源资源的战略优势又似乎超强。中国已有稀土与稀有金属、多种有色金属、生物资源、水利与水能资源和数千年的地方特色与文化资源，又是全世界最丰厚的无与伦比的。这就给了中国独步全球，引领世界，以独立的资源结构和天然-人为资源配置来创造优质财富的可能。
中国走不通，更没有必要非走美欧之路。中国先天历史文化与资源优势结构，要远胜于日本、德国，甚至超过新加坡。
讲任何自信，什么三位一体的自信，都不如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文化，独步天下，而文化自信，正是民族自信、民族自尊心的集中代表和世代传承。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心存感激的鸣谢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当代党代会上集体起立，感谢毛泽东的政治建构和社会前提创造，但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巨大的文化魅力与文化资源。
列宁说剥下他的皮，他也写不出一首诗来。马克思、恩格斯各自都有极高的文化把玩与文学艺术鉴赏力，但他们都没有留下人民大众与艺术家共同欣赏的无产阶级的艺术作品。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伟大天才的集大成者。他100余首的古体诗词和数十篇书法的艺术精品，以他对经典艺术，特别是民族艺术的持久的热爱和关注，为中华之世界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来者的宝贵文化遗产。
中华文化、文明，当然非毛泽东一人。事实上，中华圣人、圣贤全世界最为庞大、最宏伟，这笔丰厚的遗产是无尽的文化经典宝藏。
自信是天然挥发出来的，决不是直白的口号喊出来的，毛式的一切，以其大气天做，天然恢成，卓尔不群，成就压倒一切的天然存在和光艳性输出。与其缺乏根基的搞什么理论、制度、道路自信，不如老老实实，敬拜开国之父毛泽东，并由此，古今中外的圣贤与精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否则，整天地跟在半调子，没文化的纵欲主义的小资情调和国际接轨（鬼）之上，就只能戏子表演，附庸风雅，装腔作势。
若此相伴而生的必定是，一方面文化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另一方面，经济上，全民为洋资本、买办集团打工，国人与华夏脱裤子裆袄，几近奉献，也只能不幸演绎出吃祖宗饭，造成断子孙路的赔本赚吆喝的傻瓜经济与蠢蛋经济。
过去30余年的带血的GDP，一是以华夏儿女超负荷的全国，全民的极度投入作为人力资源的过劳经济，二是以华夏神州资源的过度投入耦合投资的金融与资源的双透支经济，三是以外汇自贬低估、超量发行本国货币的廉价经济，四是超发货币的通胀经济，五是以地产抽利的资源红利经济等等，作为代价而实现的。
这是极不划算的折本和倒贴透支经济。
当然，高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航天大产业，一些重大央企、国企和少数的一流民营企业的个别前沿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的独特亮点。而他们恰恰不是所谓纯市场经济产物，而是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的现代变形，至少是毛泽东管理与战略学的及其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积淀的产物（见马云等的毛泽东情结和毛泽东思维的应用）。
最宏观与超宏观的顶层设计，适度的商业市场网络的市场价格调解，灵活的全国大一统即一盘棋又注重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社会伦理、文化协定和调节，加上在阳光下运行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政府治理，才能形成真正的合宜有机发展。
三、大城市带、地方特色城市化和生态优异的乡村化
中国人口超多，人均资源严重匮乏的根本性的长期国情决定中国必须有效参考日本大城市带模型，而非美国式的摊大饼似的等规模的城市化工业与农场化农业。也不准许中国采取欧洲似的优雅性城市化的道路。
从国土、地域、资源、能源和国际社会外部环境和世界价值链看，西方经济恰恰不是真正的集约化经济，而是一种在科学、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资本投资假象背后的真正的粗放不可持续的经济。因此，无论是就任何意义来说，就如何理性而言，中国都只能走自己的路，而决不是简单拷贝西方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之路。在解决中国人口与资源双重巨大压力下，并寻求中国共同富裕之路的世界经济战略过程中，中国可以集中考虑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第一关注拉美、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乃至中亚的人均资源巨国，从战略布局，重点经营布局造势，特别是完成战略预置。中国在非洲与拉美，做了不错的铺垫与开局，但尚未形成成型的模式与道路。
中非论坛与中非高级经营，被中美，中西，特别是中国方面自己的短视的主流媒体所大大弱化。
中国需要在平等互利和文化经济互赢基础上的国际资源缓冲与往来的巨大空间。这同中国历史上的华夏文化圈、朝贡体系、华夏-藩国层级圈完全不同。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一定意义上的欧盟的技术经济贸易，尽管也有相当的价值，但却不可同上述的国际资源屏障空间同日而语。
中非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可以作为特定意义上的样板，加以长期、全面开发。
中俄间的未来战略价值，可能更大。而且也应该更大。
中国-巴西、中国-加拿大，同样具有重大的国际空间与资源战略价值。中美双边关系最重要仅仅指现在时的某些方面，不能愚蠢地受制于霸权，更不应当在霸权红利下苟活。
第二中国巨型城市带的现成国际样板，应该是日本东京-横滨-大阪整个地带。这一区域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二左右，但却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全国人口。
中国已经有几个巨型的城市带基本框架结构。一有的京津（唐和廊坊）冀一体化大通道的巨型城市带，二有环渤海更大的城市带，三有长江三角洲城市带，四有珠江三角洲岭南城市带，五有成都-重庆天府之国城市带，六有东北城市带群。
中国巨型城市带的全国相对均衡区域配置和从安全角度评估看，都要远远好于美国的东部纽约，中部芝加哥，西部洛杉矶三大巨大城市的空间分布和基本骨架结构。
中国高铁、地铁与城铁网水平与规模，远远好于美国的。
但总体上说来，中国包括城市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还是不如日本和瑞士、德国的。私家车的盲目的爆发性的发展是值得关注的。
第三现行的中国城市化说到底就是各地方的房地产业化。这是一个极为短视的地方财政与经济发动冲动，加上中国式的开发商的暴利过程。
中国房地产和住宅商品化的短板修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过度压抑修正，早已远远超过完成。
中国已经出现房地产绑架国民经济，形成囤积居奇，爆炒房地产资产，金融与资本获利利益互动的误区和陷阱之中。
好在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冲动，还没有像北-上-广一线城市一样，进入价格失控阶段。
地方特色城市化是未来城镇化的关键。无论是先有市先有产业，还是所谓的规划似的引凤筑巢，都必须真正的立基于特色性的城市开发。若千篇一律，千城一面，追求快速地城市化，则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进程也将是灾难性的。
第四乡村化事实上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起点。定居文化是文明之滥觞。而定局文化的最初广布存在，恰恰是乡村化而非城镇化。
中国十三亿人口之众，既便达到9或10亿城市人口，依旧还有三至四亿乡村人口。因此，中国无论从空间资源人均量，还是从人口规模上看，不大可能走向美国农场式的完全大农业与农场化的农牧业分布。美国耕地为九亿多英亩（54亿亩），人均近18亩。总量为中国耕地的18亿亩三点五倍。人均则是中国的十倍以上。
集约化、超现代的精耕细作和土地、土壤、农耕空间的集约化的引进工业与高级工业、代谢循环，即太阳能、生物链、产业链、价值链的东方农牧与林业，而非美国式大农场，大农场加农业工业食品巨型公司模式，才是中国大农业的根本方向与出路。
这样的高科技化、高级人才化、高级分工协作的超现代农业，只能在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运营机理、社会存在，即类似于合作组织与公有制的超现代社会经济组织形态下，才能得到最优实现。
资本主义农场式，发达国家的农场耦合农业巨型公司的模式，不但在中国不现实，就是在美国与欧洲，也进入后继无人，无法维系的黄昏。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巨型农业公司在价值链的盘剥上，形成过度垄断效应，使得广大农场主无利可图，集中表现在农场主及伙伴过度辛劳和困苦，从投入产出的人力角度看根本就是经济的不划算，并且其后代对这样的泥土和生活艰辛并毫无社会地位的没有出路，变成农场面临后继无人的地位。二是中长期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化肥化、农药化的过度破坏，导致农业未来的基础支持的生态不确定性，而有机农业的现实技术经济可能性，又由于人力资源的过度昂贵，而对农场主经营变得不现实。
这两大困境加上工业特别是金融公司的盘剥问题，都完全可能在中国的集体化道路的科学超现代大农业大农营管理模式中得到解决。
美国城市的千城一面，连锁公司的全国性扩散，造成了地方城市特色美感的消失和摧毁。相比之下，欧洲的特色城市，甚至中世纪的历史遗产性古城、风味，依然在延续。
中国前三十年，文化和古迹城市的尽可能地保护，特别是文明性和古代名城的保护，正在被后三十年的近乎盲目的同质化的摩天大楼和超大规模的方格子、钢筋水泥、畸形玻璃橱窗塔式建筑群所破坏。
超级城市带，特别临海滩出的新城市带，发展所谓现代性建筑，既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但已有的核心性的新兴的二、三线中小城市城镇，则应全力发展各自的区域性的民族性的，尤其是少数民族与地方、古典、古代、远古性的特色建筑与文明成镇。
中国乡村的已经规模巨大的私家别墅群，必须同地方特色城镇化，高度匹配地加以规划、经营，形成高品质、高价位、高流转的超现代品位经济，而不是简单的格子楼模式的粗放城市。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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