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人：复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贪婪

　　（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三章：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该文于12月24日于本站首发，全文刊出。为方便读者阅读，本站拟分章节刊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持续关注乌有网刊。）

　　王庆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订年终版)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9月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宣布了将要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并且指出：中国将逐步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本章分为以下5节：

　　1.解放初期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2.新民主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3.“资本主义补课论”篡改马列

　　4.复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贪婪

　　5.用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审视改开

　　1. 解放初期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于1951年10月23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幕词：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

　　……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这些胜利，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是依靠了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

　　这篇讲话是对新中国最初两年的最精辟的概括和总结。毛主席说到了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说到了全国各界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这些就是新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有利条件。与毛主席这篇讲话有关的内容，将在本文集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的后一部分详细讨论。

　　2. 新民主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早在1940年1月9日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毛主席就已经指出，这个革命的当前目标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革命的前途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社会主义。

　　在1945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新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将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预言不但被解放初上海不法米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行为所验证，而且也被全国性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所揭发的，大量资本家腐蚀党员干部、不法经商的证据所证明。因此，理论上和大范围的社会实践都证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1) 社会主义一化三改

　　但是，很多领导人在建国初并不理解这一转变。有的中央负责人指示说，中国因为经济落后，首先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至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将是“很遥远的事”，这就如同现在有的领导人说要先“补资本主义的课”。针对农业集体化，该中央负责人指示说，那要等到工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之后再说。这显然是在机械地模仿苏联1929年农业全面集体化的模式，但却完全没有汲取苏联模式的教训：苏联早期试行农业集体化规模很小，是到十月革命胜利十二年之后、有条件机械化时(如果中国也等待这样的机械化，恐怕两、三个十二年也等不到)，才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全面集体化过程。但到那时，敌视农业集体化的富农阶级已经壮大，迫使苏联不得不在集体化期间将富农阶级驱离农村，致使集体化伴随了十分消极的后果，以至于苏联的粮食产量在集体化过程中无法达到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高水平[4]。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先进农民们迫切要走互助合作道路，并且已经行动起来。如果继续拖延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也将与广大先进农民的集体化积极性发生矛盾。这时，毛主席耐心地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曾经历过的“工场手工业”来说服他们：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共同纲领关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薄一波的回忆录)

　　这就说服了有关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和华北局领导人薄一波、刘澜涛等，支持了山西省省委书记赖若愚、陶鲁笳等人领导农民率先试验农业集体化的报告，也就支持山西省委、山西农民为全国的农业集体化做出了榜样。

　　此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根据“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制定了一化三改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领导新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2) 农业手工业集体化

　　社会主义一化三改是从农业集体化开始的，经过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先搞试点、再做推广，强调要保护牲畜、要增加生产，反对强迫命令、坚持以集体化的优越性来吸引和鼓励农民自愿加入。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试点时期就强调，一定要接受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教训，务必保证增产、务必保护大牲畜(见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回忆)。因此与苏联迟至1929年到1936年才开展农业全面集体化相比，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整个过程，不但要早得多、快得多，而且还平稳得多。尤其是中国农业总产量，在整个集体化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增长势头。

　　在获得农业集体化的丰富经验之后，手工业集体化进展十分顺利。很多手工业集体，又在短期内进一步发展为工业化企业，其中还有些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著名企业。

　　3)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比农业集体化还要顺利，其主要原因有这样两条：

　　第一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包括在一定时间内发给资方人员“定息”，并且根据资方人员的业务能力给本人安排工作，甚至根据实际需要给资方人员的家属安排工作，这些都降低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第二条是新中国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将全国近百分之八十的现代工矿企业资产收归全民所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了大批工矿企业，包括苏联援建的大量重点工程;党中央再依靠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顺利地推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这三大因素使得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原料和市场，全部都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掌控。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环境中，私营企业主已经无法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自由经营”了，已经无法控制利润率了，因而其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

　　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原料和市场，向私营企业提供订单和原料，按计划给私营企业留有合理利润空间)、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以及全行业公私合营三个阶段，到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资本家“为公私合营而敲锣打鼓报喜”的局面。这不但保护了社会生产力，而且还保障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既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首创。

　　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大大地激发了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保护了原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家属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使得中国极为平稳地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设想，如果中国不能在共产党领导下于1956年顺利地完成了一化三改，中国就无法保障在八年之后成功地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就无法保障在其后的若干年内(即文革中)先后搞出实战型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也就无法支持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国地位。因此，一化三改的重大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5]。

　　本文集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资姓社是关键》，将详细讨论与本第2节有关的详细内容，并澄清有关中国社会主义一化三改运动的史实，澄清一化三改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史实，同时批驳那些违背史实、污蔑一化三改的谣言。

　　3. “资本主义补课论”篡改马列

　　赵紫阳以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身份，在1987年10月做十三大报告发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这是中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据说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因为马克思只说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却不曾说社会主义本身也有个“初级阶段”!

　　但赵紫阳所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指什么社会呢?在退下职位之后，赵紫阳私下对其同乡、挚友、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宗凤鸣说了实话：

　　“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如何如何……

　　赵紫阳1992年7月5日同宗凤鸣的谈话

　　真相大白：赵紫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原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还说在走社会主义，但实际操作上已经“退回来”“发展资本主义”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批不良官员和御用文人纷纷跟进，说中国“生产力落后”，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6]“补资本主义的课”。三十二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些人干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口头上却说是“中国特色”。

　　那么，这些人所说的“生产力”到底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生产力既不是企业的利润、也不是国民经济的GDP。他们于是发明了这样的排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排序”，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据此所提出的“补课论”，当然也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但毛主席说“也是”，而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个根本性区别。革命导师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无产阶级的领袖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他们全都一致地说“作为劳动者的‘人’才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下是他们的原文、原话：

　　“最强大的生产力是劳动阶级本身。”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在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

　　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年国庆讲话

　　显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作为劳动者的‘人’才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直接抵触，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著名论断。中国人民作为劳动者的“人”，就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充分地发挥了其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的作用，才使得中国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发展了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国防科技，与欧美国家逐步缩小了差距。这一史实无容置疑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这一概念未被澄清，使得上上下下普遍地将“引进技术”误解为“提高生产力”之路。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早就澄清过的概念：

　　“……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笔者注)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改开以来的“技术引进”，往往是中国企业(多已具备资本主义性质)花钱买进西方人制造的生产线和制造设备，驱使中国工人来为世界市场生产产品。尽管这样也能“赚钱”，但那仅仅是花钱从西方企业买到了“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而中国人的“活的劳动”只是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那样的工人，在为中国企业增殖其手中“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与“提高生产力”又有何干呢?

　　如果闭眼不看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创造力，而只一位地迷信科技水平，那么美国的“纯科学技术生产力”本来比中国发达，中国就只能跟在美国后面爬行、不停地“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工人就只能像二十世界30年代的卓别林那样永远受中外资本的盘剥，那就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到黑了!

　　赵紫阳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就是这样破坏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见第六章)：

　　à 中国不但再无《鞍钢宪法》那样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以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高潮;

　　à 不但再也没有出现过两弹一星、核潜艇那样的先进武器研制速度(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就是与大批工人群众和年轻技术人员摸爬滚打，才搞出来两弹一星的);

　　à 不但再也不曾搞出一项能够评得上中国“最高科技奖”的成果(十多年来所有这样的奖项，全部都被毛泽东时代的科技项目工所获得);

　　à 而且就连中国1970-80年试制成功的那种运十大客机，也造不出来了!

　　现在的中国工业，反而以台商富士康的“二十二跳”为代表(见第六章第7节第4)小节C大段)!就是说，二十二名富士康活生生的年轻员工，宁肯跳楼自杀、也不愿意再做那里的工作了，这样血淋淋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A. “补资本主义的课”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B. “补资本主义的课”反令中、美的科技差距日益扩大;

　　C. “补资本主义的课”，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带上绝路。

　　2)“资本主义补课论”歪曲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

　　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还振振有词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补课论”。

　　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知道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日耳曼人就在其氏族社会的末期，在征服了奴隶制(并已出现农奴前身“隶农”)的罗马帝国之后，跳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而径直发展(领主·农奴)封建社会的制度。但是，日耳曼民族从来没有“补奴隶制的课”(参见本开篇第七章第3节第2)小节C大段“罗马隶农制”段落的解释)，这一史实最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三条：

　　a. 即使是基于西欧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说过，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顺次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中的每一个形态。

　　b. 而且，同一个社会形态，在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中所经历时间长短不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哪一个形态必须经历多么长的时间。

　　c. 其实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什么样的生产力下进入哪一个社会形态，是否必须进入这一个社会形态，以及在这个社会形态下要经历多长时间，都是由历史、地理、文化和阶级斗争条件，以极其复杂的必然性和偶然因素来决定的。

　　例如很多学者因为硬套“铜器 =》奴隶制”、“铁器 =》封建制”的欧洲公式而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大推迟，结果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但是，历史学家徐中舒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发表《耒耜考》(音“磊似”)一文证明，3000多年前的周族所使用的农具“耒耜”，其实是捆绑了横木、允许二人同时下踩的农具木把“耒”，与前端镶嵌铜刃的“耜”(“犁”的前身)所合成。使用耒耜，周族人就能在铜器尚不太发达的时代，在黄土高原地带实现二人操作的土壤深耕、甚至实现埋草木成肥，使其农业生产力大大超越了同一时期铜器十分先进、政治军事也很强大的商族。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徐中舒教授又于1955年在《耒耜考》的基础上研究了周族以及周朝的田制，证明在武王伐纣之后，周武王和周公确实在“天下”推行了封建制度。徐教授的研究，难道不是远远胜过那些硬套欧洲公式的学者们吗?

　　以下的中西文明发展史比较，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上述三条原则：

　　A.中国从不曾去“补奴隶制社会的课”

　　史学界曾有过著名的争论，其焦点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始自西周(西周封建论)还是始自战国(战国封建论)?近三十年还出现了严肃的“无奴派”，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奴隶制、但不曾形成过奴隶制社会。无论怎样争论，几派学者均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远远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典型那样发达。

　　王玉哲教授的晚年宏著《中华远古史》在2000年他87岁高龄时出版，全面地综合了我国几代学者、包括他本人在整个二十世纪有关夏商周的研究成果。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多领域、多形式的证据(史料、考古、传说、古文字、声韵)，证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只有从盘庚迁殷到武王伐纣之间那273年[7];相比之下，西方奴隶制社会则从苏美尔或古埃及开始，沿着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小亚……希腊、罗马的顺序从东向西传播，持续地发展了长达3000多年。

　　但尽管奴隶制社会如此不发达，中国从来都不曾去“补奴隶制社会的课”;而且在短暂的奴隶制之后，中华民族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比辉煌的封建社会文明。

　　B.西欧从不曾去“补封建制社会的课”

　　西周封建论派认为西周是领主(贵族)·农奴·庶民制封建制社会，到战国、秦汉时就向地主·佃农·自耕农制封建制社会演变了，整个封建时代持续了3000年。即使是战国封建论派也至少认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自战国渐废诸侯卿大夫世袭制开始，再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及宋辽金元明清共几个阶段的不断进步，持续发展长达2500年，创造了人类史上无比辉煌的封建时代文明(详见本章后面的附注“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历程”)。

　　相比之下，欧洲的封建制社会主要经历了领主·农奴制阶段，从日耳曼人打败罗马到十五世纪领主·农奴制衰亡，几近千年停滞——远远不像中国的封建制社会那样悠久、那样发达、那样辉煌。但是，西欧各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因此而去“补封建主义的课”，反而因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而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8]。

　　C.中国和西欧如同人类左、右脚向前进

　　如果将东方中国与西方欧洲分别比做人类的“左、右脚”，则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非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全部按照五形态的顺序整齐划一、双脚捆绑地蹦跳前行，而是(中国)左一脚、(西方)右一脚交替地发展前进。

　　任何“唯生产力论”的“补课论”，既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也完全不符合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来发展的史实。

　　总之，赵紫阳等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他们强词夺理，只不过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3)“补课论”掩盖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上的无能

　　如所周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完成的，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所创建的。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像英国的、美国的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领导本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完成自己国家的民主革命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两头怕”的、甚至连本阶级都凝聚不起来的，在中国条件下是无法成大事的。毛主席早在1925年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矛盾的态度做过最透彻的分析：

　　“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在4·12政变之后就大都占到了蒋介石一边、与广大工农对立起来。因此，领导和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重担就全部落到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民主革命也就只能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完成了。

　　赵紫阳等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就势必要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产阶级。他们不但无视中国广大工农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也完全掩盖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无能——建国三十二年之后，靠“补资本主义课”所发展(实即“复辟”)出来的资产阶级，难道就比历史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更加高明吗?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面前能够直得起腰来吗?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领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呢?改开以来的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早晚要令这样复辟起家的资产阶级垮台!

　　本文集的第一分册第一篇章《中华文明源与流》，将详细讨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上的巨大差异，并分析其主要原因，力图辩证地解释为何中国奴隶制社会史那样短暂，为何封建制社会史又那样漫长，尤其是中国为何在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就直接开启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

　　4. 复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贪婪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写未完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曾经写道：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这是马恩在1845至1846年的文稿。那时他们以“意识形态”专指剥削阶级用来维护和强化剥削阶级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文化，而改开以来的“资本主义补课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这种意识形态。它曲解甚至完全撇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目的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以这样的复辟舆论鸣锣开道，以这样的意识形态保驾护航，终于在改开以来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就是中国当前一切发展问题、一切社会问题以及一切丑陋现象的主要根源，而作社会主义阶段中复辟出来的阶级，新生资产阶级要比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更加贪婪、更加反动、也更加腐朽：

　　1)生产关系的复辟倒退

　　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在1956年就已经终结了。帝国主义侵华资本自鸦片战争后诞生，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在洋务运动中诞生，二者都在1949年就被新中国的工农政权所没收，其寿命分别为90年至110年。民族资产阶级在晚清开放民间投资时诞生，至1956年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止，寿命更加短暂。

　　与中国历史上的三类资产阶级相比，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辟的阶级。

　　2)新生资产阶级发家史

　　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无论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很多具有规模的所谓“民营企业家”们，几乎都是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中，靠着侵吞全民所有制资产或集体所有制资产而获得其第一桶黑金的。

　　这种侵吞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发家史”，决定了新生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更加贪婪、更加反动、也更加腐朽。

　　3)“最坏的”资本主义

　　尽管现有的企业法、合同法、投资法、劳动法、税法、社会救济法等等，基本上都是抄自西方欧美国家，都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因而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违宪的问题)，但在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企业中，很少有像欧美国家企业那样，认真对待这些本质上抄自西方欧美国家的法律。

　　中国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所谓的“民营”资产阶级，除了按《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榨取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外，很多都以“官商勾结、非法经营”的方式继续攫取国家利益和公有资产，或者非法欺骗顾客，或者非法欺骗股民，或者非法欺诈工人等等，并且年复一年地依靠这种非法手段来攫取超额利润。

　　4)“把权力关进笼子”

　　“官商勾结、非法经营”才是中国出现大面积官员腐败的根本原因。现在提出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口号不错，但在回答用什么样的“笼子”来约束什么样的“权力”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答案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A.欧美国家的“笼子”

　　欧美国家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的确比中国当下的要好。“普世价值”派于是说，那是因为欧美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将权力关进了“笼子”，中国也应该学习。但这种说法掩盖了本质问题，那就是西方国家并非由“人民”、而是由“资本”来选择执政党，由“资本”来来决定国家的权力结构，资本才是约束权力的“笼子”——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答案，只不过他们用“人民”一词来掩盖了“资本”的本质。

　　但是中国的“资本”已经握在“官、商勾结”的那些利益集团手中，他们只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攫取更多的利润，怎么可能再“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呢?

　　B.中国人民的“笼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民用来约束权力的“笼子”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才有可能不但把“权力”、而且把“资本”也通通都关进笼子!

　　因此，只有依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发动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把“资本”和“权力”全部都关进笼子，才能破解官商勾结、治理官员腐败，也才能使中国的其它问题全部迎刃而解!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毛主义。

　　5. 用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审视改开

　　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里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宣言》早在165年前就已写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不但要与私有制决裂，而且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与旧的封资修意识形态决裂的社会主义。因此，毛主席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诸如西北欧社会主义、加拿大社会主义、印度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也不是任何其它“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接任总书记职务后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改革开放出现了这样多的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全面认真地审视改革开放，其中哪些过程、哪些步骤、哪些举措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哪些则“丢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成了修正主义。兹事体大、必当认真，因为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9]!

　　在1964年1月下发的《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徐冰起草)中，下面这段话是毛主席曾经亲笔改写过的：

　　“阶级社会在我们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百多年，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世界也会发生伟大的影响。”

　　其中毛主席所改写的“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表明毛主席早在50年前就充分地估计到社会主义阶段将是多么长久的历史时期。毛主席还特意增加了一段：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现在中国出现了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这正是毛主席在五十年前就曾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为此，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人民大众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被他称作“大演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要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科学社会主义就一定会在中国再次胜利、再次回归。

　　与本开篇第三章第3、4、5节有关的内容，将纳入本文集第十六篇章《风雨再迎红烂漫》，笔者希望与读者全面讨论社会主义阶段的反复以及人民斗争的前途。

　　TTTTTTTTTTTTTTTT

　　附注·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历程

　　西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式的“领主(贵族)•农奴”经济形态，自春秋战国起逐渐衰微，自耕农大量出现，地主•佃农式封建经济兴起。但在此后的2500年封建史中，只要有了适当的条件，总会有某种变形的“贵族•农奴”式的封建经济一再复辟。

　　“贵族•农奴”式封建经济复辟的条件，首先是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豪族地主兼并土地(弱干强枝)、农民不堪租赋徭役，其次是北方游牧民族带着奴隶制或农奴制入主中原、尤其在入主初期，最后是贵族封建割据破坏中国大一统、尤其在秦汉至宋代之前：而且，这三大条件往往又“祸”不单行。每当旧王朝腐朽没落时，自耕农就会大量减少、并与大批佃农同样沦为农奴、甚至奴隶，农民只有起义打倒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及其总代表腐败王朝，战胜复辟的“贵族•农奴”制;然后地主•佃农•自耕农式封建经济才能以或多或少改进了的方式恢复和发展，相对地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这样的朝代更替在古代中国重复了多少次，但总是合多分少，其中又可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元明清”两个阶段。

　　与西周类似的“世袭贵族•农奴”制，在宋代以前曾多次复辟，且势力很大，其中“贵族”先后表现为皇室宗亲中占有领地的“王”(如汉、晋两朝先后作乱的七王、八王)，因战功获类似“公侯伯子男”爵位的世袭贵族，中原和北朝旧贵族的残余“世族”，获封品级大官僚并有权荐举官员不避亲的“士族”，以及唐代拥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等等。自隋文帝兴科举之后，新式文官逐步替代旧式“官僚荐举的”官僚，寒族地主随之兴起，上述各形式的“贵族”才在隋唐三百年间逐渐衰亡。

　　自宋代开始至清末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式封建社会形态，远比西欧封君封臣式封建制先进得多(因而剥削率也更高!)贵族势力在辽金元清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尚很强大，但分别都在本朝代之内就已衰弱。除此之外，这一阶段的主要大地主既不再是“世袭贵族”，也不再是掌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而是依靠政治和经济势力兼并田亩的“官僚•豪族地主”。例如明代“应天十府巡抚”海瑞，就是站在“朝廷与中小地主”的立场上，希望以打击有权庇荫农户、却能豁免赋役的官僚豪强，来保障朝廷的税赋(《海瑞罢官》历史剧将海瑞歌颂成海青天有违史实，见第八章第1节所叙述的文革导火索)。宋代伊始的封建制度，到清代前期发展成“摊丁入亩”，比之明代抑制了土地兼并，尽管仍有大量奴婢和“贱民”式农奴，但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大大超越西欧那种封建制度了。(中国未能就此进入资本主义并非因生产力、生产关系因素，而是因为孔孟之道意识形态过于强大，见第七章第2节)

　　当下大批唯心史观论者将源自西欧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法治”当做普世和永恒的标准，拿来指手画脚地评判中国历史，却不懂得历史发展规律从来不以少数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中国一方面因地域广阔而得以从中原扩张，另一方面因文化延续最为持久(至少有信史可考4000年，如《论语•为政》篇载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加上因汉藏语的特点而得以统一汉字并稳定传承两千多年，因而才在随后的历代王朝兴衰、北方民族入主和农民大起义几大力量相互作用之下，于康熙朝将多民族大一统疆域扩展至1,300万平方公里。尽管近代在与西方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但中国终因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而避免了印度、非洲、拉美和伊斯兰等国家在近代沦为“全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并且也为新中国的改天换地准备了广阔的沃土。相反，欧洲、北非、西亚则因其文明发展史断断续续，以及在空间上受到地中海的居中阻隔，至多曾被罗马帝国全面征服过，但纯武力征服却无法达成语言、文字和行政统治上的统一。在日耳曼人崛起、击败和肢解西罗马帝国之后，这一片地区又分解为一圈碎片国家，从来未曾统一。(见第七章第3节)

　　历史上所形成的大一统，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又有什么不好!本文集将在第一篇章《中华文明源与流》，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对比西方来讨论这一系列问题。

　　注：1)许可读者点击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载本《开篇》2013年终版、在朋友圈中打印传阅。2)欢迎转载本《开篇》，但须事先告知所要转载网站或博客的网址([email protected])，以获书面许可。

　　[4] 笔者希望这句话不产生误解：俄国农业生产十月革命前在1913年达到最高水平，后来到1936年全面集体化结束之后才重新回到这一水平，但此后就加速发展了：1909-1913年全俄粮食平均总产量为7200万吨;1976-1980年达到20500万吨，是沙俄时代最高产量的2.85倍，所占农业劳动力还下降了一半。尤其是在80年代，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明显地高于西方主要国家了。例如：甚至在苏联解体两年之前的1989年，90%以上的苏联公民，都没有预感到国家将出现任何经济困难。那时，每个孩子餐桌上都有奶油和满满的砂糖罐，居民占全球6%却生产全球16%的食品;人均年消费肉类75公斤，其中2公斤进口，同时出口10公斤鱼类;人均年消费奶类和奶制品341公斤(美国为260公斤)。

　　但在反苏意识形态操纵下所进行的调查中，却有40%的人认为牛奶消费不足;亚美尼亚1989年牛奶人均消费高达480公斤，却有62%的人不满牛奶供应情况;苏联人均年消费砂糖47.2公斤(美国28公斤)，却有52%的人认为砂糖太少，格鲁吉亚不满的人更达到67%。正是官僚资产阶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操纵了意识形态，才导致苏联解体。结果呢：苏联人均每天蛋白质摄取量在1989年还是98克，到了苏联解体五年之后的1996年，俄罗斯人均每天蛋白就下降到了55克，只有解体前的56%!

　　以上资料见2013年3月1日至5月12日发表的网络系列文章《马也：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

　　[5] 一化三改是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虽然解决了基础问题，却还不能保障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还必须在劳动组织管理和劳动关系领域改革和革命，如《鞍钢宪法》;还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将分别留到本开篇的第四、七、八章去讨论。

　　[6] 马克思19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提出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随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947年)和《共产党宣言》(1948年)中又讲到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加上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即五种所有制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明确地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五个阶段——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即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百度名片·五种社会形态说》)

　　[7] 古本《竹书纪年》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8] 本开篇第七章第3节在梗概介绍西方普世价值观发展史时，会涉及西欧的封建发展史。

　　[9] 改开确有丢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质疑。本开篇将在第七章第4、5节和第八章，回顾中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因为修正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锣的。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